小连的确是大官。

小连的官大得让我不知道有多大。

有一回小连上我们家来，提前半小时，整条胡同都戒了严，一会儿，三辆小车停在了门口，呼呼啦啦下来一帮人，进家来的可只有小连一个人。

那是我第一次见小连，很普通的一个人，个子不高，白净面皮，穿着灰中山装，披着呢子大衣，说话带着南方口音，其实他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搁先前也逃不脱“胡同串子”的范畴，不知怎的，一当了官连说话都变了。母亲迎了出去，站在垂花门的台阶上给小连请了蹲安，客气得简直都不像我的母亲了。后来小连走了她又反思这个安请得不对，小连是晚辈，他应该管母亲叫舅妈，哪有舅妈给外甥请安的道理。说白了是母亲没见过官，甭管是谁，只要是官，自己的心里先怯了三分，这也是穷人心态，她那朝外南营房的贫民出身，让她对一切官员都有着本能的避讳和谦恭，官大一级都能压死人，更何况母亲没级，小连在她眼里就是她这辈子见到的最大的官了。依着规矩，母亲应该站在垂花门里正屋的廊子上迎接客人，不该到二门外头去抛头露面，而且是为一个外甥，真值不得！这份儿跌大了。

母亲没我端得沉稳，我站在屋门口，面无表情地看着小连随母亲走上台阶，小连看到了我，摸着我的头问我是谁，小连那态势绝对是大官接见群众的亲民态势，我在新闻电影上看过，一点儿也不新鲜。母亲赶紧说，这是老闺女，小名叫丫丫，你舅舅六十岁才得了这个，宠得什么似的，没一点儿规矩。

母亲说我没规矩，我便越发地没规矩，主要是她在外人跟前说出了我的小名，这让我觉得很没面子。我对灰中山装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是小连，你哥是大连，你们家住在细管胡同三号。

母亲说，这孩子人来疯，动辄就犯混，跟死了的老五一个德行。

小连说，丫丫长得像三表姐。

小连说的是在德胜门城根被活埋了的那个，母亲说的是被父亲赶出家门在后门桥冻饿而死的那个，都是死鬼，就是说我像死鬼，这更让我不快。我看得出，小连对我的亲切和笑意都是装出来的，假模假式，小孩子一般都有这种直觉，就像狗，谁对它是真好假好，它不是凭眼光，是凭感觉，所以从一开始我就对小连没什么好印象。整个一个假招子。

在这里恕我将小连的正式名字隐去，父亲生前反复强调过，不要提及和小连的亲戚关系，免得给人家造成被动。我说，这样伟大的亲戚有跟没有一个样。

应该说这个家里那天拿得最稳的是父亲，父亲不愧是有“镇国将军”称号的，他静静地在书房里等着外甥的拜见，手下一幅《鹩鸽石榴》的工笔连停也没有停。按常规，小连这样的官来了，父亲会安排在客厅见面，但小连是父亲姐姐的儿子，在客厅见面就显得太郑重太见外，毕竟是小辈，犯不着那样大动干戈，甥舅在书房相见随和又不失身份。挺好。

小连一掀门帘进了书房，伟大的官员把大衣一扔，没忘了给我父亲请安，这让我看着有些怪诞，我想他再共产党，在叶家也是外甥，这怕是改变不了的。

“半世总为天外客，一家今是故乡人”，小连在书房里跟父亲谈了些什么我无从得知，连母亲也很知趣地回避了。其间母亲进去送了一次茶，出来对我说两个人都在掉眼泪。大官还会哭，父亲还会哭，这是我不能理解的，官面上的小连从来都是正面须生的形象，冠冕堂皇，不苟言笑，有一次我和父亲参加政协的新春联欢会，在会上见到了小连，他扫了我一眼，竟然不认识一般地从我跟前走过去了，那张脸，那做派是绝对的正儿八经，但只有我知道，在正儿八经的背后，他在父亲的书房里偷偷哭过。这个秘密我没对谁说过，说出来怕人家不信，闹不好就跟说我们家有马车似的。

父亲是政协委员，有人说这与小连有关系，但父亲否认这一点，他说小连不会将私情与政治混为一谈，小连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他对他亲兄弟大连的态度就是最好的证明。

那时候大连还关在监狱里，共产党的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