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不是死东西，它充满了活力。人类通过在土地上辛勤劳作，采挖矿藏，加工粮食和原料，来满足人们日常衣食住行的需求——这一切都要靠广泛利用技术手段。

人类只有依靠技术，才能获取力量。技术不是死东西，它也充满活力。它通过善于使用它的人的正确操作，也能够为维护民族的宗教生活的事业服务。

人类通过头脑和双手赋予经济以生命和力量。在提及经济是有生命的一方面后，我准备谈谈“死的”经济，也就是，跟民族的生存及人民和军队供给相关联的原料问题。

在经济领域，军民成为一个强大的统一体。对于这一点，总体政治和总体战领导在平时应该有充分的认识。他们一定要认真对待下面这些重要问题：依靠国内的力量究竟能给全体民众的生活需求（包括军队尤其是作战）提供什么样的保障？一定要从国外进口的原料有哪些？战争爆发后，进口是否能够维持下去？国家的出海口是否依旧畅通？它会不会因为海战或者敌国封锁而被封闭？

出海口被封闭这种情况在世界大战中就发生过，当时因为英国海军在北海和波罗的海活动，以及意大利和法国的海军部队在地中海活动，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出海口被迫封闭。

对多数国家而言，因为遭到封锁或者限制而造成的供给问题是必须事先考虑的大事情。甚至海上霸主——英国的供给，也在1917年夏季因为遭到德军潜艇的袭击而受到巨大的威胁。

与人民和军队的经济供给有着密切关系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国家的金融状况，以及国家为战争动员和作战将要采取的财政措施。

这是总体政治可以为总体战服务的大领域之一。如果进行的是一场短期战争的话，那么总体政治完成这一任务并不困难。未来的欧洲战争极有可能是一场短期战争，各国在创建部队时一定都以速战速决为战争的着眼点，因为短期战争既无需以巨大的经济和财政力量为代价，也不会危害民族团结。

这是人们所希望的，但是谁能够保证这种愿望实现呢？世界大战前，“军事领导和政治当局”也曾这样认为，未来战争只不过是一场短暂的战争而已。不过，我在发现我军的弹药供给问题后，曾严肃地指出，战争或许有另外一种可能。尽管事情按照我预料的方向发展，但是我本人也没有想到，战争竟然会艰难地进行4年之久。

对于每个国家在整个经济领域包括财政领域，应当采取哪种措施，我无法做出回答。

因为，我们无法提出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如果非提不可，那么只能是这样含糊不清的回答：一定要保证人民和军队的供应充裕，一定要确保战争的进行。但是，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而且这种情况从来就没有实现过。

现实和理论完全是两码事。将理论付诸实践，其结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要视战争的实施而定。我在下面会讲到一些措施，大都是以大战前和大战中的德国经济状况和当时的作战情况为背景的。

对于下面的问题，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见解进行相应的回答。这些问题是：在经济领域，各国军事领导人究竟该向总体政治提出哪些要求？这些要求一定要实现的究竟有多少？能够实现的有多少？

对于1914年的战争，德国并未做好经济和财政上的准备，只在财政动员方面采取了充足的措施。我先谈谈德国在这方面的情况，方便读者了解德国金融状况和一场战争对一个国家财政的要求，让读者对经济与财政跟战争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德国档案文献《世界大战——军事装备和军事经济》中记载：开战之初，德国中央银行有20亿金马克储备，其中包括3亿马克的帝国现金。按照规定，发行纸币前一定要存有三分之一的黄金准备金（战争时期只能是这个数字），法国、俄国的黄金要比德国稍微多一些，奥匈帝国的财政状况则比德国更加糟糕。英国的黄金储备虽然少于德国，但其在稳定财政方面却胜过所有参战国。

在当时，国际尚未有外汇管制，所以在这里，我们不对外汇即不同国家相互支付手段的情况作说明。

这样，在当时，德国可以发行60亿马克的纸币。由于在德国经济中有20亿金马克的现金在流通中，所以，德国一定要发行18亿马克纸币，以满足当时的金融需要。

这样一来，德国在对黄金准备金不会造成任何威胁的前提下，尚可发行42亿马克的纸币。

但是，战争的头一个月（包括战争动员），德国就花费了45.2亿马克，结果导致发行的纸币量远远超过了法定的准备金的限额。此外，除了战争消费，其他方面也都需要花钱。

战争爆发后，虽然经济状况整体呈现正常运转的态势，但是由于人民不知道战争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急急忙忙到交易所去抛售各种证券，从储蓄所和银行提取现金。

对于这种情况，政府要想方设法应对。当时，还好政府有信贷支付手段，以维持经济的正常进行，并为军事装备工作服务。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时德国中央银行发行了15亿马克债券和20亿马克小额银行纸币。这些纸币和债券大部分早就准备好了。这样就足以供动员时国民经济和军队的最初需要。1914年7月31日，德国关闭了全部交易所，而英国也于当日关闭所有交易所。

而在此之前，所有国家都已经采取关闭交易所这个措施。8月1日，德国政府公布了财政动员措施。德国政府是以德意志帝国稳固、健康的财政为基础而采取了这些措施。当时，德国外债只有50亿马克，法国外债则有280亿，俄国190亿，英国141.2亿。

帝国档案文献是这样记载的：

对于德意志帝国来说，情况也是这样，它要拼尽全力，控制可怕的金融恐慌。但由于政府有关当局和德国经济界首脑的富有远见，以及在近10年建立的财政组织，在关键时刻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在各界人士的不懈努力下建立起来的德国金融信贷事业是多么重要，德国金融信贷事业因为经济的迅猛发展而拥有广泛雄厚的基础。因为这一点，德国经济的财政基石才能够扛住战争恐慌所带来的冲击，才不至于造成德国经济出现特别大的困难。

8月1月，德国国防军动员令下达的当日，也同时进行了财政动员。按照计划，政府将尤利乌斯塔[1]的帝国战时金库（存有1871年法国向德国所付赔款1.2亿马克和特别储备金8500万马克）和手头的现金以及帝国的其他储备金（共计3亿马克）全部移交给德国中央银行，用来增加银行货币存储量。而陆、海军动员所需之经费，则主要从中央银行的短期贷款中拨付。

按照计划，用于经济界和商业界的巨额信贷资金，则从中央银行贷出，并在德国各大城市及时设立小额贷款处，用来抵消商品和有价证券的大量款项。

按照政府所授予的权力，中央银行统一把短期无息国库债券和政府汇票和商人所持有的可兑换汇票一样，作为其纸币保证金。

为应对紧急情况而储备的钞票（20亿马克小额中央银行纸币）也统一交由中央银行支配，用于市场流通。

为了配合早已颁布的法规草案的实施，中央银行实施强制汇率，免除现钞兑换黄金的义务。这个措施是德国为了民族生存，为了渡过难关，而迫不得已采取的强制措施，它意味着政府废弃了经受40年考验的金本位制。与此同时，因为战争的需要，德国政府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央银行相对于国家的财政独立地位。

然而，除了上述措施之外，德国政府既没有采取任何其他战备措施，也没有要求德国财政大臣做好非常时期实施财政计划的基本方针的工作。财政部门对为保证作战胜利筹措必要资金的途径自行决定。

虽然德国于19世纪末才开始在金融市场上巧妙地运用信用这种手段，但是在过去的125年中，由于国民生活日渐富裕，没有必要因为财力不济造成战争功败垂成而担忧。我们可以断然地说，为捍卫祖国的利益，不但有作战能力的德国人会响应国家的号召，奔赴前线，奋勇杀敌，而且后方的全体人民也会自愿承受巨大的物质牺牲。

对这样一个国家（认为黄金准备金不可或缺但是却没有认识到金融的本质）来说，唯一能做的就是选择适合的财政动员措施。此外，它还要实行其他经济措施。我记得，当时德国政府采取了延期偿付的措施，进而推迟了偿还债务的时间。

鉴于世界市场已经不再对德国开放，德国政府为了将战争进行下去，只好采取在国内借贷的方法，民众购买内债的金额高达840亿马克。德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不一样，没有采取增税政策。事实上，英国等敌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债过日子，这点举世皆知，无需多言。

在美国参战之前，犹太人和罗马教廷的世界资本家就假借美国的名义，提供大量资金给德国的敌人，后来，美国参战了，它的目的是收回它的资本。

由于世界大战和世界资本家造成的经济灾难，导致各国财政出现大混乱和动荡，除了英国的财政状况差强人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今各国究竟能为战争筹集多少资金，的确是个未知数。

倘若未来战争正如犹太人和罗马教廷所预期的那般，那么世界资本家一定会拿出大笔资金，投入战争。当然，像在世界大战中一样，他们这样做的目的还是将所谓“战胜国”及其民族纳入犹太世界共和国的经济集体中或者是当成罗马教廷的神权国家统治的一部分。

这种事情已经在世界大战后那些战胜国那里看到了。奥匈帝国将军蒙特库考里曾经说过，战争首先需要的是钱，第二还是钱，第三仍然是钱。腓特烈大帝也反复强调金钱和军队实力之间的紧密联系。腓特烈大帝之所以能够进行7年战争，是因为有英国财政的大力支持。

长时间以来，金钱对战争的重要性一直为世人所认可。我们的祖先没有金钱却依旧能够作战，那是因为当时的战争完全是人民群众的事情，但是今天已经不可能了。

但是，总体政治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维持作战和民族的生存，而且这些途径已远远超过1914年德国战争动员对财政部门所采取的措施。

我认为，只要战争获得了国内支持，那么它就能筹集资金以供作战之用。当然，这里有个前提，国家不能违背健康的财政管理的基本原则，否则军队将会受到危险的反冲击。

一定要从国外进口民众生活和作战所需的物资时，情况则彻底不同。因为，国内的支付办法跟国际上的支付办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如果没有外汇，国家只能动用黄金购买国外货物，如此将对国内币值产生影响。但是，战时，也只能这样做。

世界大战爆发时，政府对德国发行银行和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进行了最大限度的限制。这是正确的做法，今后应当对此加以重视。尽管当时由于道威斯计划[2]，中央银行相对于国家的独立地位比任何时候都高，但是总体政治要求发行银行置于国家权力之下。

在许多国家中，金本位制成了经济发展的障碍。对我们而言，金本位制的基本原则就是流通的货币必须要有三分之一的准备金，但它在世界大战中被废弃了，现在德国政府的准备金数量极为有限。

借助阴谋诡计，世界资本家威逼各国人民使用一种“国内货币”。这种货币的保证金立足国内，它的币值跟以前的币值完全不同。在国际贸易中，各国如果确定另外一种价值标准，那么不再使用金本位制也是可以的。

不过，这都是以后的事情了。倘若人民群众不去银行存钱，而是将现金留在自己的家里，那么国内币制便形同虚设。

对一个国家来说，只有它保证货币能够正常流通，它的金融业才会长久地保持健康发展的态势。大范围实行无现金交易，如果从财政技术角度上看是确实可行的，那么它将会给人们的经济生活带来重大的变化。

金本位制、币制在一国人民的经济生活和作战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它们应自始至终致力于为总体战创造一个坚实的财政基础。

在前文中提到的“战争恐慌”和全体人民乐于承担的“物质牺牲”表明了，在经济领域，民族的精神状态对保证战争的进行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它表明一个领域对另一个领域产生极为巨大的影响。总体战也不例外。

如果国家不运用另一种全新的货币制度，那么不安定因素和“战争恐慌”就会进行破坏活动，比如提前关闭交易所，限制从银行和储蓄所的提款数额。至于牺牲方面，政府只能袖手旁观，因为它没办法代替民众募捐和认购，除非它采取强制募捐和认购，但这是不可行的措施。因为，大多数人的口袋里并没有钱。

无论如何，为了总体战的准备和实施而采取的财政政策，一定会对民众造成巨大的影响。

在人民将为国家的生存献出生命当成一种应尽的义务，而将倾尽家财看成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时，这种影响会更大。如果人民认为全民族是一个同命运的集体，自己又是其中一员，那么这种影响才会小一些。

在这里，民族精神团结的意义和一个民族对总体战彻底地理解所具有的意义，可谓清晰明白。只有这样，那些“不满分子”的阴谋活动才会失去立足之地。另一方面，总体政治要做到秉公执法。人民群众为了民族的生存而慷慨解囊的钱财，一定要全部用在公事上，官员不能贪赃枉法，更不能沦为窃取民财的盗贼。这种事情在世界大战中就曾经发生过。

当时，人民认购战争公债的目的不是为了捐躯，而是为了维护民族的生存。世界大战的经验清楚无误地表明，必须彻底肃清上述现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财政领域实现和维护民族的团结。

财政的组织在为人民和军队提供各种生活必需品和作战器材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对于人民和军队以及总体战领导来说，战时如果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由本国资源提供的补给品、饲料和原料越多，那么好处就越多，越容易实施总体政治。但是，这种情况在现实中至今没有出现过。

人民，尤其是作战的需求各种各样，单纯依靠国内供给是不可能满足的，只能部分依靠国际贸易。如果一个作战国的国际贸易被掐断，那么它的物资供应便会随之被切断，它的人民和军队的需求便得不到满足。所以，每个大国都应在和平时期就努力在至少战时能够自给的领域实施自给，进而从国外进口本国所需的原料，进行大量储备，保证人民的供给和军队的装备维持在一定的水平。

不过，进口需要大量金钱，而这些钱又是在国家财政状况不稳定、恶化，以及货币不稳定情况下筹措的。为此，国家被迫拿民族自由去换取世界资本家的资助[3]。

这种情况因各国情况不同而有所区别，其中地理条件就是一个重要因素，比如，它是否与中立国为邻，是否濒临海洋。

所以，世界各国虽然都是为了民族生存而战，但是在经济领域所做的准备工作的方法和方式却大相径庭。如果一个国家的供给在遭到严重破坏后却能基本维持，那么跟一个战时只能通过中立国和海洋少量进口的国家相比，它对进口的依赖度就要小得多。为了方便读者看清这个问题，我将谈谈德国人民在世界大战中的经济供给情况。

人民和军队的食品、饲料、燃料供给是头等大事，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对于这个问题，我后面会详加评论。为了工作和战斗，人首先要生活和维持生命；马匹和牲畜只有依靠饲料才能维持生命；机器只有依靠燃料才能运转。

但凡经历过世界大战的德国人都记得，德国的粮食和饲料供给每况愈下的情况。

当时，德国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德国民众的食品需求得到保障，让牲畜的饲料供应得到保障。

我在东线时，饲料非常缺乏，为了让马匹填满肚皮，我被迫命令士兵将锯末混入饲料，结果马匹的健康和体力遭到了严重的损害。在罗马尼亚对德宣战后，我下定决心对罗马尼亚作战，直至占领瓦拉几亚地区[4]。这次作战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改善中欧诸国的粮食供给状况。

1918年，我将东线战场延伸到乌克兰，也是基于供给的考虑。或许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中欧各国的粮食供给情况（奥匈帝国的情况远比我们糟糕得多），但是我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粮食匮乏进而对当时的婴儿或儿童的影响，至今依旧留有痕迹。因此，我在世界大战后便反复指出德国农业必须自给自足，目的就在这里。我认为，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原则。

世界大战爆发前，德国每年要进口小麦100多万吨，据一份备忘录记载，进口最高数额甚至达到183万吨。饲料，国内只能提供需求量的20%，其余80%（约800万吨）要依靠进口。这些事实表明，在很大程度上，德国的粮食供给需要依赖进口。

至于黑麦、土豆和肉类，国内还能够提供足够的数量。但是，我们没有储备任何谷物和饲料。这大致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政府对这个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其次，政府认为战争是短期就能结束的事情，且政府并没有储存这些东西所需的经费——约10亿马克；最后，农业和商业的相关人员都投反对票，他们担心，政府在更新库存的粮食时会调节粮价，造成中饱私囊的企图破灭。

在这样的情况下，粮食供给出现问题，运输又宣告中断，造成动员后不久灾难降临便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虽然相关人员尽心尽力地做事情，但是因为工人、马匹和肥料的不足，土地耕作不良，粮食大幅度减产，给人员、牲畜造成的困难有增无减。

现在，由于军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机械化，马匹和饲料的需求量便大幅度降低，农田可施用丰富的氮肥，使产量增加，我们的处境比世界大战时要好很多。

当时由我倡导建立的洛伊纳工厂[5]对于在总体战中维持民族力量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其他食品和享用品，如蔬菜、豌豆、扁豆、米、咖啡、茶以及牛奶、蛋、黄油等，在战争初期没有做好充足的储备，无法供人民和军队较长时期内食用。

在和平时期，陆军和海军管理部门已为平时、动员时期和战争初期的补给储备有一定数量的给养和饲料，所以，军队能够在战争初期按照计划提供补给。军队依据要塞的供给制定了特殊的计划，让各个要塞能够坚持数月。同时，在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那段日子里，政府也极为重视大城市和工业中心的供给。但是，遗憾的是，很多计划和设想都没有实现，最终导致战争期间德国陷入危机之中，粮食补给捉襟见肘。当时采取的一些措施中，有些是正确的，比如面包票，有些则是错误的，比如有名的屠宰生猪。乃至到最后，政府对要塞居民实行配给的方式，对全民施行粮食定量分配制。对重体力劳动者，政府则按军人的标准实施分配，因为他们必须获得足以维持其体力的粮食。尽管如此，贫困依旧随处可见，在广大底层民众中尤为明显。

出于真正的民族情感，广大人民群众拿到了国家分配的那一部分。但是，有些人却中饱私囊，祸害国家。这可能是国民愤懑不满的根源，最终损害了民族团结。

在补给方面，对人民来说，衣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必需品。但是，做衣服所需要的原料，如亚麻，国内只能够提供极小的一部分，而羊毛和棉花则彻底依靠进口。

1914年，德军的服装还有一定的储备，制作居民衣服所需要的原料在服装厂和商业部门也有一定的储备，足以保证个人服装在一定的时间之内的供给量。羊毛和棉花在纺织厂也有3个月的储备。但是，战争对服装业的影响与日俱增。

随着战争的发展，服装原料进口大受影响，而前线部队对军装的要求量激增，造成了服装原料严重短缺。贫困地区的民众，在战争爆发时，他们认为眼前的衣服还够穿，便没有储备。所以，政府也对服装实行配给制。

这个时期还生产出了羊毛和棉花混纺的代用品，不过用这种原料制作而成的衣服质量很差，容易损坏。至于可以代替羊毛和棉花的人造纤维，在当时则尚未出现。

制作皮靴和马鞍所需要的皮革，国内却没有储备，无法提供，平时主要就靠进口。所以，在战争期间，随着皮革的需求量大增，政府也只好像衣服那样实行配给制。

有关服装问题我就说这么多。很明显，在总体战中，服装问题和粮食问题一样具有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不但与军队有关，而且与民众息息相关，换句话说，它不但关系到军人的生活，而且关系到人民的生活。尽管我们要承认，前线作战的将士理应获得比后方民众更好的优待。

服装问题也与民族问题紧密相关。没有衣服穿的苦楚不但影响军队，也影响民众，特别是那些衣服易于破损的手工劳动者。对总体战领导和总体政治来说，对服装问题进行颇有远见的安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和原料问题一样，服装问题与国家的财政组织和国民经济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所以，在和平时期，政府就应当储备大量服装，以便军队动员之用。当时，我们还在俄国设立了一些特别军用被服局，与私营企业合作，共同生产服装，以供平时和战时之用，当然，在战时，它们的工作异常繁忙。

将来，因为对粮食和服装的需求量问题，政府将被迫实行配给制。

经济的另一重要任务是，用各种战斗装备武装军队。当然，这也是一国总体政治的重要任务之一。对于技术器材的作用我会在下文论述。但是，我可以不假思索地说，武器、弹药、器材、军舰和坦克等作战物资是军队必不可少的东西，并且某些设备的需求量非常巨大。

如同其他工业一样，军备工业的基础是煤和铁。世界大战爆发前，德国的煤和铁的存储量是足够的。当时，德国拥有洛林铁矿，而煤的问题也能得到解决，唯一要处理的是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下面我还将讨论这个问题。

1913年，德国的许滕-施梅尔茨企业冶炼铁矿4000万吨，其中有1150万吨是进口的；其中部分铁矿石含铁量较高，比德国本土的铁矿石好。

战时，德国只要能确保通向北部瑞典的海路畅通无阻，我们便能享受从瑞典源源不断输入的优质铁矿石。所以，我们无需担心战争期间是否拥有足够的铁矿以及从其他国家进口铁矿这些问题。

但是，铁矿的情况并不适用于一些军备工业所必需的其他原料。比如德国缺乏最重要的炼钢金属及其他重要金属，我们看下面的报道：

德国工业所需要的金属基本依靠进口，如果没有进口，那么德国高水平的钢铁工业的发展一定会遭到严重的影响。虽然德国对这些矿石的需求量不多，但是它们的作用巨大，它们对钢、铁的质量及用这些钢铁制造的产品的可用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德国国内只有铅和锌的产量能满足制造国内产品之需要，其他金属则大部分甚至全部都仰赖于国外。软金属铜这种几乎所有工业都需要的金属，国内在平时只能提供需求量的20%，更别提战时。

一些炼钢必不可少的金属，如钨、铝和锑，还有镍、铝、锡等，除了几种国内能提供小部分之外，其他全部要从国外进口。锰矿石这种钢铁工业炼钢所需要的最重要的原料，德国则全部要从国外进口。倘若从俄国、西班牙、巴西和印度的进口出现问题，那么将会出现原料严重短缺的后果。

这段引文说的是和平时期的正常经济和军事装备的生产问题。战时，因为炼钢金属及辅助金属的储备量严重不足，一定会给弹药生产和发动机的制造带来不能克服的难题。

众所周知，跟铜等软金属一样，钢和淬火钢是火炮和弹药的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原料。我们不可能忘记，在世界大战中，德国因为各种金属的严重短缺而不得不挨家挨户回收铜器，以缓解原料不足。但是，这只是杯水车薪，根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原料不足的问题，最后德国在犹太人帕尔武斯·海勒普汉[6]的帮助下，从丹麦运来了铜。后来，此人成为社会民主党的朋友和“名人”，破坏了德国经济。

除了私营军工企业（如克虏伯企业、莱茵金属制品和机器制造厂、索林根-苏尔武器制造厂、勒韦公司、毛瑟工厂）为了军队制造武器装备外，还有国营工厂，比如施潘道军工厂、机枪厂、炸药厂及其他工厂。

军工企业的工作非常繁忙，它们所生产的产品质量较好，但是数量不足，不敷使用。在这里，我要提一下，我为增加炮兵弹药储备的无效斗争将会载入史册，同样，我为军队装备各种技术器材和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所进行的斗争，也会青史留名。

虽然我对即将爆发的战争本质有所了解，但是对弹药的实际需求量的估计却大有出入。现在，依旧有人认为，好像当时军队相关部门对技术、器材装备的估计不足。但是，这是错误的想法。

遗憾的是，当时政府一心扑在财政问题上，造成许多必不可少的任务没有完成。当时，政府当局在一段时间内信奉财政至上的理论，提出了这样的原则：“没有储备金就没有支出。”

这种情况直到战争爆发前才有所改观，政府才采取特别措施，筹集必要资金，大力改善军事装备，但为时已晚。我们要吸取这种经验教训。

看看各国报纸，我们便能知道各国军事工业的盛况，以及各私营企业获得的高额利润，这便是上述战争经验极为有利的证据。

我们可以这样推断，未来战争中所有军队的军事装备数量将会是史无前例的，更不用说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军事装备性能会得到更好的改善。

在一系列有军备工业的国家中，德国算不上先进的国家，所以，德国要重新组建军备工业，不但要重建因《凡尔赛和约》而遭到破坏的军备工业，还要扩大规模。

不过，我们首先急需的是训练有素的工人，但这并不是一两天就能办成的事情。

在动员情况下，非军工厂也可生产军工产品，虽然它们只能生产专用产品，比如引信等。

在总体战中，装备的补充、制造以及弹药和装备的维修是大工程，其范围的广泛程度是人们难以想象的。世界大战的头两年，我们就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结果士气低落，人民怨声载道，白白损耗了许多力量。

自1916年8月29日我到德军最高统帅部任职后，我才开始采取补救措施。在作战的大后方，我调集大量的人力来为军队工作，但是这种作用要在数个星期之后才会看到。

我认为，和许多战争一样，未来的战争需要更多的兵员，需要更多的军事装备。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一定要有足够的制造装备的原料和劳动力，要有足够的现金或外汇，这样才能够在必要的时候或者可能时候，在平时和战时从国外进口原料或直接进口军事装备。要知道，美国的资本家不但为我们的敌人提供过数十亿资金，而且还直接提供军事装备。

除了以金属为原料的装备工业外，化学工业也极为重要，如火药、爆破材料、燃料以及医药的生产和制造。在毒气被运用到战争后，化学工业对战争的意义随之提高。

大家都希望将毒气战列为禁止项目，但是多数是口头说说罢了，并非真心实意，所以毒气战屡屡出现在战场上。在世界大战中，德国化学工业所需的原料几乎都依赖于外国，但是它们却满足了德军作战的需要，并且贡献颇多。

此外，它们还提供了肥料和载重汽车用的人造橡胶，虽然数量不多，但却很有用。值得一提的是，它们还生产了汽车用的汽油，大大缓解了燃料困难这个难题。

在世界大战中，我极为关心陆、海军的燃料问题，当时燃料告急的消息如雪片般飞来。德军占领瓦拉几亚地区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弄到粮食，还为解决燃料短缺的问题。虽然罗马尼亚的石油设施遭到严重破坏，但是德军在占领罗马尼亚后依旧取得了一部分燃料，以供部分轻型车辆和飞机之用。

但是，燃料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彻底解决，需求量日益增多，所以，我不得不在1918年进军高加索。战争结束后，由于陆军不断进行摩托化建设，海军则几乎都使用石油作燃料，加上空军的大规模扩编，造成了燃油和润滑油的需求急骤增长，迫使美、英、俄以及跟随其后的犹太和罗马世界资本家将控制和开发地球上的产油区作为全球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所有国家来说，燃料的准备绝对是一项必要的工作。如果一个国家的原油和石油加工品的产量不多，那么就更加有必要进行这种准备。同时，它还必须考虑战争中的进口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国家现金和外汇的多少也起着决定性作用。

在这里，我不可能涉及每一种在世界大战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原料，尽管在这方面的某些重要战争经验，我都在战争回忆录中谈到。在这里，我只想再谈谈木材和水泥。二者在阵地构筑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坑木对于采矿作业是不可或缺的。在东线司令部时，我就从占领区的俄国、立陶宛、白俄罗斯部分地区和波兰东部弄来大批木材和水泥。

在占领区内，首先要养活当地居民。而西线的居民因为不能自给，结果给美国提供机会，美国向西线居民提供给养，而经手人却因此大获其利。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占领区还能够为军事装备的各个领域提供大批量、各种各样的原料。在总体战中，军队可向每个占领区提出这样的要求。

对农业、工业及其他许多经济部门而言，它们的重要任务是满足人民和军队的需求，稳定后方的经济秩序，使成千上万的工人获得精神满足，让他们有机会挣钱，养家糊口，要不然，他们就要依赖国家，国家除了养活他们还得不到任何报偿。

农业、工业和劳动力是战争的支柱。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它们却牵制了成千上万的工人，而这些工人大部分是有作战能力的，结果造成军队失去了一大兵源。

此外，国内交通和对前线的运输作业也占用了一大部分工人。因为战争需要国内交通和对前线的运输保持畅通，大部队依靠铁路实施机动的计划要能随时付诸实施，这些都离不开工人。

如果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那么适于服役而未能服役的德国人的数量则多得多。

我对这些问题高度重视，我认为总体战的领导者也要给予足够的重视。举个简单例子，为了维持必要数量的煤，我曾被迫将成千工人从前线抽调回国，零星回调技术工人就更不用说了。

但是，这种行为对战争来说是很危险的。它造成一部分劳动力被要求所谓“立即”工作的惰惑，结果消极怠工，降低了工作效率，而工厂则会据此要求增加劳动力。

对此，相关部门别无办法，只好将这些“不满分子”的头目押送到前线，结果造成前线军队士气低落。在这里，我们看到，德国民族缺少精神团结，民族精神团结和军队士气二者之间没有产生正面的作用，当然，我们也看到政府当局对此已回天乏术。

在前线的将士们听说，他们的同事在后方和平环境中获得了优厚的工资，可以养家糊口，但一想到自己冒着生命危险与敌人作战，国家虽然也给自己的家人一定的补助，但是微薄的军饷却难以养家糊口时，军队的士气会一落千丈。

为了消除这种现象，我曾竭力要求实行普遍义务劳役制，但很遗憾，我的目的没有达到。我的努力甚至被政府当局严重歪曲，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让人民不满情绪加剧。

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工人不把自己当成士兵的伙伴，不和士兵一样为维护民族生存事业而流血牺牲，他们不再努力工作，而是利用民族和军队的困难，追逐私利，谋求政治意图。很明显，德国民族是缺少团结精神的。工人之所以跟大部分国民一样，不过是想趁机大发国难财。经济不是死东西，它可以产生力量，也可消耗力量。这两种后果在世界大战中都曾出现过。

在世界大战中，政府曾设立有力的中央机构来管理生活必需品、饲料和原料的筹集工作。和以往类似的行动和组织一样，这些中央机构所做的却超过了这一工作目标，排除一切独立自主的行动。虽然这种统制经济有它的依据，但是却没有更多的道路。

领导是需要的，但是中央机构一定要抛弃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我们要知道，集中管理制度是由犹太人瓦尔特·拉特瑙首创的，他创立该制度的目的是全部接管早于世界大战前就已经被犹太、罗马世界资本控制的德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他的这一目的在世界大战中期和战后已经实现。

这种集中管理制度剥夺了国民的工作热情和责任感，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而设立采购联营社也没能阻止民族的分裂。采购联营社的运营产生了负面作用，致使民众的不满情绪急剧增长，囤积和走私更加猖獗，为了采购生活必需品，人们要在商店门前排长达数个小时的队，这给“不满分子”的活动提供可乘之机。

经济方针会对民族精神团结产生深刻的影响，所以，从事经济工作一定要谨言慎行，秉公廉正，一定要反复对民众解释经济工作的必要性。如果忽视这些，那么国家就要遭殃，如果投机倒把、行贿受贿动摇了人民对这种统制经济政策的信赖，国家也会遭殃。不过，统制经济对一切自主劳动者而言，都是一种有害政策，一定要给予否定。

上面，我以回顾的方式把一国经济对总体战的意义做了一个大致的论述，并强调，为了更好地将所有力量用来服务作战，平时和战时的总体政治应解决哪些重要任务。

虽然我用两个章节《民族精神团结是总体战的基础》和《经济与总体战》来论述两个不同领域与总体战的关系，但是，二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它们是总体战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很少提及民族团结的必要性和经济对战争的意义，就算是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冯·施利芬将军也没有给予这些问题足够的重视。世界大战，尤其是战争持续的时间之长，才让人们庆幸地认识到民族团结和经济对战争的意义。

今天，各国政府和军事当局对这个毋庸置疑且只能接受的事实究竟理解到何种程度，我们暂且不说，但我们可以说，大多数国家对其民族团结问题往往是手足无措的。

对它们来说，人类和民族的精神世界是陌生的领域。对人民和军队的供给问题，它们则企图通过运用机械的组织上的措施来解决，但是残酷的现实却有力地阻碍着这些措施的落实。

[1] 位于施潘道古堡上的一座塔楼。1914年前，塔楼内存放有法国支付德国的部分战争赔款及其他款项。

[2]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提出的德国赔款计划，由美国垄断资本代表道威斯制定。计划规定：赔款数额逐年增加，即由第一年的10亿金马克增加到第五年的25亿金马克，德国以主要财政收入作为赔款的担保；德国在协约国监督下成立纸币发行银行，并举借2亿美元外债，以稳定币制。

[3] 在世界大战中，美国和世界资本家拿出几十亿贷款来援助我们的敌国政府，以便我们的敌国将战争进行下去。现在，这些世界资本家并不着急从这些国家拿回贷款。不过，这些受援国的人民的依附地位却更加明显了。

[4] 指罗马尼亚境内南喀尔巴阡山同多瑙河之间的广大地区，盛产粮食、石油。

[5] 德国生产氮和合成汽油的工厂。创立于1916年，最初生产合成氨，后转产军工重要产品氮和合成汽油。

[6] 帕尔武斯·海勒普汉，德社会主义理论家、政治家、商人。1867年生于苏联明斯克的别列津纳，1923年死于柏林。早年参加德团共产党，在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大胆经商成为百万富翁，曾在财政上给俄国革命以大力支持，1917年返回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