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在前文所说的，总体战的政治和军事当局都致力于在战争中速战速决，避免出现民族精神团结出现分裂的情况，避免出现长期战争带来的经济困难和不好结局给人民和军队造成难以忍受的情况。

鉴于此，国家一定要在战争爆发之前，将全民力量整合起来，组建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编制合理的军队，并将它交给军事当局使用，而不是等到战争开始后，政治当局才开展各项活动进行补救工作。

在最初决战乃至任何一次决战中，交战国不会认为自己的军队拥有超强的战斗力，也不会认为自己的兵力足够使用。按照传统的作战经验看，胜利只会眷顾兵力强大的一方。

不过，在作战指挥中，人们对该经验却有不同的理解，从而造成统帅的意志无法贯彻下去，同时，敌人也会绞尽脑汁，想方设法阻挠他的意志，希冀他犯大错。

兵力弱小的一方也有取胜的时候，但是世界大战告诉我们，在战争中占有数量优势的敌人最终摘取了胜利的果实。

在战争中，数量往往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忘记这一点势必要犯错误，弱势一方在处于劣势时一定要擅长化弊为利。我们对军队数量的作用一定要有深刻而坚定的认识，而不能掉以轻心。

在世界大战爆发前，法国的所作所为说明它在当时就已经认识到全国的支持对总体战的实施具有重要的作用。德国民族对自己所犯下的罪孽是何等深重！虽然我一再呼吁和努力，但是普遍义务兵役制最终还是没有在全国推行，响应政府号召的男性只占适合服兵役男性的54%，以至于在战争爆发时，德国尚有550万适合服兵役的人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正规训练，而竟然有60万已经受过军事训练的人没有被征召入伍。

现在，这个事实已经慢慢地为人们所认识。但是，因为忽视这个问题而造成的巨大损失是我们在战争进程中所不能弥补的。作为应急措施，1914年9月，德国新组建4个军，1914年年末至1915年年初德国又组建4个军。部队编制不断发生变化，所以，军事当局只能将部队打散，零零散散地投入战斗。

倘若战争爆发时，德国能再拥有8个军的兵力，那么战争便稳操胜券了。英国情况与德国类似。英国在世界大战前也没有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只是在世界大战期间迫不得已才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

倘若德军最高统帅部能在8、9两月在西线取得决定性胜利，那么就算英国推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它也没有办法扭转局势。在总体战中，全民自卫力量一定要在平时准备好，一旦战争爆发便可以立即投入战斗。这是维护民族生存斗争中不可或缺的要求，它源于总体战的本质。

按总体战的要求，年满20岁、有作战能力的男子都应响应国家号召，参加军队，接受军事训练，编入战斗部队或后备队，随时听从军事当局的调遣，直到最高年限[1]。

不管是平时还是战时，经常有一大批因为工作需要而无需服兵役的人，这些人的数量非常可观。我在前面已经提过这种人，人们和军队想要生活，想要获得补给，就得依靠他们，更何况国家行政机构的工作天天都需要大批的人来负责。

世界大战爆发前，有一些军事国家实行二年或三年兵役期制。在这个时间段内是能够将士兵训练成具备作战能力的战士的，甚至他们退入预备役和卫国军后，依旧可以通过定期的训练开赴前线作战，就算他们年龄较高，也完全能够做到。

如果兵役期限短于二至三年，那么是否能达到这种要求就不得而知了。

今天，部队所使用的武器和技术器材，其性能都得到了很大的改进，更加精良，由此，士兵训练的难度也随之增加，年纪较大的士兵便难以掌握武器的性能。认识这点非常重要，因为战时的军队不但由平时的常备军编制而成，而且包括预备役部队和卫国军。

良好的军事训练（包括体魄和意志的锻炼），加上精良的装备，能够大幅度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此外，它还能给军队带来安全感和优越感。当然，这一切都要以维护民族生存的战斗意志为前提。

跟以往相比，虽然所有国家都对军事训练和精良装备更加重视，但是总体战领导仍然可以进行优于敌人的训练，以便让自己占有优势。

1914年战争爆发时，德军的训练和装备，特别是重型火炮，质量优良，虽然在某些方面还可以有所改进，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是弹药紧缺。

不过，在最初几次会战中，弹药短缺的劣势还没有显露出来。当时，德军最高统帅部不顾一切，无视当时所处的严重劣势，依旧想用西线德军的精锐部队一举将法军击溃，摧毁法国军队和法国人民的抵抗意志。

为此，德国军事当局有计划地动员了部分预备役部队，抽调他们上前线，参加最初几场决战。这个措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由于会战时间被延迟，战争被迫延长，而预备役部队此时已经投入决战，人们便觉得预备役部队不敷使用了，于是，德军最高统帅部遭到人们的指责。

依靠预备役部队获得战争的胜利，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实现的。西线失利的原因是德军最高统帅部的作战计划受挫，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需要为它负责的是指挥官而不是部队。对这个问题，我不想在这里详细探讨。

作战素质优于敌人的德国陆军最终没有在西线获得胜利。而战争依旧在进行，它迫使各国不断地努力，以弥补和平时期所耽误的时间。各国军队对提高部队战斗力的训练非常重视，而相比之下，德军的训练优势逐渐消失。

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国已经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训练出能征善战、比敌人更加优秀的士兵了。军队数量变成了人们关注的大问题，而此时部队的弹药问题和其他装备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在这个问题上，占有全世界大部分军备工业的敌人，其处境显然比我们好得多，他们拥有数量优势和军事装备的优势，他们可以利用它们来和我们作战。这首先表现在阵地战中。敌军获得休整的时间远远多于德军，不仅如此，处于一线的德军还始终处于敌军最强大的火力之下。同时，没有数量优势的德军要比敌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从古至今，军队除需发挥力量的人外，还需要技术。刀、盾、箭、弓、战车、投石器、石筑胸墙等，这些都是“技术辅助器材”。

技术始终如一，但是器材（进攻器材和防御器材）却不断完善，出现了运送部队和军事装备不可或缺的铁路、运输车、军舰和飞机，以及其他器材。没有这些“技术”辅助器材，军队及其运用将是难以想象的。

在世界大战中，军队依旧是由士兵和各种技术辅助器材组成。作战器材多种多样，既有消耗大量弹药、射程达数公里的大口径火炮，也有近距离投掷的手榴弹。在机动方面，既有铁路运输，又有汽车运输。海洋上，装甲战舰在游弋，在大洋深处，潜艇在航行。在空中，飞机在战斗。

不过，世界大战爆发前，军事技术远不像世界大战中和现在这般完善。事实上，军事技术的作用是在世界大战中慢慢为人们所认识的，随着战争的延长，它的重要性更加显著。

在战场上，想要用强大的火力歼灭敌人，同时又能保护自己，就需要部队不断增加性能更加优越的装备。于是，重机枪出现了，不同口径的迫击炮出现了，速射枪出现了，各种大口径火炮的数量增加了，这时候还出现了装备机枪和轻型火炮的装甲车，而运用汽车和摩托车进行部队机动则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

根据不同任务制造不同类型的飞机，由此用飞机投掷的炸弹、爆破弹和燃烧弹的设计也逐步完善。在这过程中，人的地位好像不断下降。从我任职最高统帅部以来，我便在战线最前沿最大限度地使用机器代替人来工作，即增加机枪等武器的数量，加强火力，并将手握步枪的步兵从最前沿调回。

为了歼灭敌人，保存我军的实力，我三番五次地要求后方提供更多的弹药。在这方面，敌人的优势极为明显。为了应对世界大战的技术装备会战，我们只能迎头赶上，弥补过去的损失[2]。然而，战争最终还是要依靠掌握技术辅助器材的人。

确切地说，人和技术这两个因素已经成为军队实力的两大要素。不过，人依旧是第一位的。尽管人是通过没有生命的器材被运送到前线的，但是器材都是由人来操纵的，而且是通过人赋予它力量来消灭敌人的。

从古至今，向来都是“技术对抗技术”。在世界大战中，常常出现了进攻器材后，便会出现与之对抗的一种防御器材。

军舰装备了装甲，人们便研究出能够击穿这种装甲的火炮。军队航速的提高给命中率带来不小的困难，为此，人们又设计出了自动测量仪和瞄准具。其他领域也是如此，坦克出现了，随之出现的是轻型火炮或大口径机枪；飞机出现了，随之出现的是高射炮，及精确的瞄准设备和作用距离很远的探照灯。

我们可以这样说，技术辅助器材间的相互斗争，使攻防手段慢慢处于平衡的状态，或者迫使人们另辟蹊径，更加巧妙地与敌人对抗，比如设置各种障碍物和器材，阻滞摩托化纵队的行进等。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的技术器材的出现不会暂时对战争的结局产生巨大作用。不过，尽管如此，在一场欧洲战争中，士兵的地位始终都是第一位的。在殖民战争中，会出现不一样的境况，装备精良的部队和手无寸铁的部族作战。

总体政治的任务就是征召有作战能力的人，并将他们送往前线作战。同时，它还要确保军事装备处于最佳状态，在平时，部队就要经常使用各种能消灭敌人并保存自己和人民的技术器材。但是，在战时，器材的制造和维修都需要耗费较多的时间，这是技术器材的弱点。

为了弥补这一弱点，在平时就应当在装备的制造和维修方面采取多种措施。不过，这又会给部队训练带来困难。

对于完全依赖技术器材作战的士兵来说，他们是难以在战争中离开军事装备的[3]。

投入到现代战争的作战物资，性能优良、速射的轻武器、机枪、迫击炮和各型火炮所使用的弹药数量之巨大，是让人望而生畏的。这就造成了在敌人枪炮射程之内和前沿的部队，只能以史无前例的疏散队形作战，进而发展成各自为政。

当我还是年轻军官时，我们在军队里所进行的训练仍然是以建制营实施最后决战的训练，但是这在世界大战期间却丝毫不能用了。如今，士兵在陆战中几乎都是各自为政，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和敌人的猛烈炮火奋勇前行去夺取胜利。

在这种令人胆战心惊的时刻里，士兵们一定要放弃自我保全的想法，而且要以手榴弹和刺刀跟敌人作战。这是总体战对每个士兵提出的巨大要求。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引用《我的战争回忆录》的一些片段，这是有关德国士兵在堑壕战中，为了民族的生存而艰苦作战的描述。

值得一提的是，这段内容适合任何其他作战行动，因为战场所使用的武器弹药基本上与此差不多。这段内容是：

（1917年）10月22日，第五次攻击行动在佛兰德展开了。各种弹药以超于以往的数量倾泻到试图躲藏于弹坑中保命的将士身上。轰炸过后的惨状几乎和凡尔登战役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绝对不是生活，而是难以言状的灾祸。呈密集队形进攻的将士们在一片泥泞中匍匐前进，速度虽慢，却从不停顿。在我军的密集火力下，敌军几乎是成群成群地倒下，而那些隐藏于弹坑里的士兵却能存活下来。紧接着，进攻者一拥而上，步枪、机枪为泥泞所掩埋，人与人扭打成一团……

在总体战中，这种战斗的本质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士兵在独立行动中的精神力量。

在我到最高统帅部任职后，我便将一种新式的疏开队形运用于部队中，并调来大量的武器装备。结果，该措施在1917年就收到非常不错的效果。1918年在丧失了精神支柱后，部队便陷入被动挨打的地步。

刚开始，我们的士兵对敌人的坦克并不感到恐惧，采用一切力量将它摧毁。但是，随着革命的影响和负担过重，士兵们的作战意志受到影响，形势就逐步恶化，敌人的坦克便成了巨大威胁，我军获得像之前一样的战果已经毫无可能了。

我所举的例子都是步兵战斗的例子，因为它最能说明问题，其他兵种也是一样。独立行动和个人的精神力量在他们的战斗中的体现表明，在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浴血奋战时，或者是在执行某个特殊任务时，或者暴露在敌军火力下时，这都是不可缺少的。

比如，在独立战斗和个人精神的支撑下，战士们可以坚定的精神操纵复杂的军用机械；可以在敌人毁灭性的火力下，从容自如地排除机枪的装填故障；可以在双方舰队发生遭遇战而我军军舰被敌人击穿起火或者敌人施放毒气时，我方射手依旧坚守岗位，镇定御敌。

总体战和那些没有生命的技术辅助器材，向士兵提出前所未闻的要求。对于这点，我们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它不但受制于训练的深化，而且特别需要通过增强精神力量来强化军纪。这一点，我在担任团长时就有所感悟：

我认为，在依靠军纪加强的军队中，士兵的独立作战能力和责任感是军队要强化训练的重要内容。军纪不应用来扼杀个性，而应促进个性的发展。军纪应当引导全军将士抛弃自私的想法，做到团结一致，奔向同一个目标：胜利。

以上述这般严格的训练要求对士兵进行训练是军纪的任务之一，这种严格训练会让将士在遭遇生命威胁的关键时刻，即在其保全自我的斗争中更加“机械”，这种无情的要求是战争对将士的作战能力提出来的。只有这样，将士才可能置生死于不顾，抛头颅洒热血，奋勇杀敌。处于群体之中的士兵，是跟随集体一起行动的，这种集体行动会给他一种集体的庇护感和精神支持。

作为集体的一员，他在集体所处的心理状态下行动。但是，在没有任何战友帮助的情况下，在他要独自做出判断，独自下定决心时，在空旷的战场上单独完成任务时，情况却大不相同了。

他没有任何依靠，想要继续作战，他就必须具备克服偷生的精神力量。

在这个时候，军纪帮了大忙。军纪不仅在“严肃紧张”和纯熟的作战技能中有所体现，它还表现在胆小鬼和“不满分子”身上。为了欺骗众人，他们经常这样做。

军纪更加重要的目的是增强精神力量，让将士们在紧张战斗中能够承担巨大负担，培养他们坚韧不拔、坚强无畏的品格（这些都是随总体战的出现而提出的要求）。

它扎根于种族和民族意识以及对民族和祖国的爱，扎根于二者的紧密结合之中，并建立在民族精神的表现和为民族的永存而奉献个人短暂生命的认识之上。

德国种族遗产的精神特性要求自觉性（行动的自主性），德国的宗教意识赋予每个人重大的义务：维护民族的生存。

尊重种族遗产和与其相适应的宗教生活和宗教意识，是战争对军人提出的要求，它也是军纪的基础。实际上，是军纪而非誓言将军队凝聚为一个整体。

1918年11月9日和10日在德国国防军中发生的事件[4]，也许可以消除人民群众对宣誓所能产生巨大作用的信赖，打消人们在是否给国防军一种新的支柱问题上的怀疑。事实上，德国的宗教意识的决定性作用遍布各个领域。我们这里说的总体战所提出的民族团结和军纪都是以德国宗教意识为基础的。我在战争中曾这样写道：“精神创造胜利。”

现在，各国军事训练和军事装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我应将上面这句话改为：“坚强的精神创造胜利，健壮的体魄也是必不可少的。而德国的宗教意识可以造就坚强的精神，铸造健壮的体魄。”

军事教育一定要有种族特色，要能够唤醒民族精神，能继续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

如果家庭和学校完成了它们所应担当的义务，那么士兵的民族教育就会完全自发地进行。这样一来，他们就能理解种族遗产及其精神特性，就会理解民族精神的不朽，就会明白自己对个人、对民族所担负的责任。

但是，多数国家依旧没有实行这种教育。许多国家的军事教育仅仅停留在对本国男青年进行一定的集体军事训练。这种训练适用于被基督教教义肢解的民族，它会让青年体会到民族集体生活的情感，会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对民族、对国家所担负的义务。

如果我国的青年人体魄健壮，精神饱满，那么他们的才能就能得到自由发展，他们就会在民族和国家中深深地扎根，并按照德国宗教意识的要求，既了解德国的敌人，又深谙本民族的缺陷，那么他在参军后完成任务的能力，基本上会比那些只受过集体训练并被剥夺个性的年轻人更强。

企图通过剥夺年轻人的个性来进行军事训练，是不可取的。不管在何种情况下，对年轻人进行机械的训练，都将一事无成。我认为，唯独精神力量才能让他们在将来崭露头角，取得难以置信的战绩。

每当我想起在军队中，军官是如何无视民族情感对年轻士兵的影响而未采取相应的教育措施，在退伍士兵参加预备役和后备军后是如何面对民族敌人的破坏而茫然无措，在军官是采取何种卑劣手段对士兵进行爱国教育时，我非常惊讶，在前所未有的贫穷、紧张、望不到尽头的战斗中，在生命和健康遭遇巨大威胁的情况下，他们竟然能够长时间地不受“不满分子”的影响。

很明显，这是民族精神在士兵身上强烈的体现！我坚信，一旦用深沉的民族情感唤醒德国士兵乃至全体德国人，那么让他们以血肉之躯来维护民族的生存，并不是一件难事。

在国家对青年进行军纪教育时，一定要用本民族宗教生活中的民族精神来鼓励人民，特别是士兵和退役士兵。

军队没有等级和服从，等同于无军纪。这是常理，不需要强调。

军纪在总体战中会遭到最严峻的考验。军纪应按总体战的要求，在军队中精心维护，尤其是后备军。让人大惑不解的是，在战场上，军官竟然没有意识到维护军纪的重要性，更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

在分裂分子的活动下，停泊于国内海港却无事可做的舰队以及后备队竟然戒备松懈。究其原因，既有外部的原因，也有军纪松弛的原因，而用人不慎，即后备教官的选择不慎是一个重要原因。

总体战要求我们，不管是战斗部队，还是远离敌人的后备部队都需要强化军纪，阻止分裂分子的行动。战时军纪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平时。在维护民族的生存斗争中，根据特殊法律法规迅速、严厉、无情地对那些违反军纪的人进行制裁是极为必要的[5]。

军纪把整支军队凝聚为一体。只有这样，军队的效力才能够得到发挥，同时，才能够保证军队有统一意志的行动。军队把单个个体组合成一个整体。我在上面所提到的独立自主的行动是在极为紧张的条件下进行的，虽然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但是它却赋予今天的军纪以现代特性。

当然，不仅是无名小卒要遵守军纪，就是他们的上级，乃至于统帅麾下的、能征善战的将军们也要遵守军纪。虽然他们更要具备独立行动和迅速决断的能力，但是他们也必须在军纪和隶属关系中行动。

至于隶属关系中的军纪与独立行动中的军纪之间的协调问题，则要由他们独自处理。关于这一点，我会在下文论及。

和平时期，军队的情况是：成员不断更新，一批人退役了，再征召一批新的，而士官和军官依旧在部队服役，如此循环往复。对士官和军官来说，军事是他们的职业，他们维系着军队新旧人员的衔接。

在和平时期，他们在军队中担任教官，在战争中，他们则担任指挥官。虽然休假带来的离队和归队问题一直影响着各国军队的士官和军官，但是这些问题根本没有对士官和军官的上述职责产生任何影响。

在常备军中，军官和士官这一职务非常重要，所以，培养军官和士官就变成相关部门的重要任务。

军官和士官要具备出众的武德，过着模范的生活，成为性格突出的表率。在战场上，当第一枪打响后，士兵的目光便集中在他们身上。

下级对他们的信任程度，是检验他们能否正确把握士兵心理而提供正确的指导，能否把下级疾苦放在个人利益之前，能否进行正常训练和秉公执行军纪的试金石。而信任是这些因素的重要基础。

此外，一定要在各个方面诚实可靠，这是士官作为人和军人的基本要求，也是士官所应具备的突出特征，它能够赢得下级的尊重。

跟士官相比，军官的任务在某种程度上比较简单，因为他们远离士兵。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军官所担负的责任比士官大，这取决于他们所处的地位。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实行大范围的监督，贯彻部队训练教育的基本原则，加强部队的内部团结。

这些职权会随着部队级别的提高而增大。在人民军队德文为“Volksheer”[6]和总体战的时代，军官只有理解民族团结的基础和意义及军纪的基础和意义，深深扎根于民族之中，并掌握士兵和民族心理的本质，他们才能够胜任其所担任的职务。

这些是旧军官所缺乏的东西，他们对民族生活一无所知。不过，他们心中没有民族思想，只有国家和君主的情况是由时代决定的。但是，军官在世界大战中依旧表现出对民族思想缺乏足够的认识。

对于军官来说，由穿着军服而产生的特殊的等级荣誉是不存在的。荣誉只有一种，那就是作为民族一分子的荣誉（男人、女人都是如此），就是成为维护民族生存斗争中同胞的表率、教育者和领导者的荣誉。他们履行义务是出于本心，是自愿的，而不是为了功名利禄才去完成任务，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无愧于军官这个职位。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对士兵下达所谓的强迫的命令，并且理解他们的心理，成为真正的领导者。要不然，部队将难以完成总体战所交给它的任务。在和平时期，部队追逐功名利禄，直接对军官和军队的道德基础造成严重的损害。

我们在这里讲的与士官和军官有关的一切，也适用于军队特殊兵种的士官和军官，比如管理炮兵器材的部队，管理其他技术器材的部队，舰队中管理舰上机械、保障其运行的士官和军官；担负保障全体军人健康和伤病员康复的医务士官和军官；负责财政管理机构和指挥机构中行政管理工作的官员。

在战斗中，虽然他们没有直接领导军人的权力，但由于他们的职责关系着军民的补给和生活福利，责任重大，直接影响部队战斗力的消长和军纪的执行。比如，一个医务军官漫不经心，在医治伤员时，在处理痊愈者重返前线中，或在新兵体格检查时随随便便，不认真负责，这会带来什么样的损失呢？军队不是死的机器，而是一个保持生命力和健康的有机组织，一旦组织受损，就会出现衰老等症状，就会破坏民族精神的团结。

军队数量、训练和装备是一支军队的外表，只有精神的和道德的内涵才能给军队以力量，让它在旷日持久的总体战中坚持不懈。

[1] 各国对服役年龄的要求不一。譬如，德国的服役年限就高于法国，然而德国只能征召54%适合服役的人入伍，而法国则达82%。一个国家的军队不包括异族人。譬如，犹太血统的人不应属于北方民族的军队；白种人的军队不包括有色人种的部队，因为在这里他们并不是为其民族的生存而斗争。

[2] 当我到最高统帅部赴职时，德国军队的装备状况极差。迫击炮、机枪和弹药大量短缺。解决途径只有大量生产，后来也确有增加。但此前已损耗大量人力，这一巨大损失是无法挽回的。

[3] 一支数百万人大军所需要的装备数量是常人难以想象的。1914年，由于装备不足，德国陆军行政管理机构不得不使用1870年后生产的装备，以解燃眉之急。今天如果有人认为，世界大战后敌人剥夺了我们的武器是一件好事，以为我们现在的武器全部是新制的，那是欺人之谈。

[4] 指11月革命。由于德国军事上的失利，经济崩溃和生活必需品的严重短缺，人民对现政权极端不满。1918年10月29日和11月3日，威廉港和基尔的水兵相继哗变，违抗德国军事当局在战争无望的情况下下达的出海作战命令。11月7日，慕尼黑也爆发革命并蔓延到柏林，11月9日，首相马克斯亲王被迫辞职，11月10日，威廉二世皇帝退位，逃往荷兰，11月9日，“德意志共和国”成立，德国君主政体宣告结束。

[5] 乍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要求，实则不然。世界大战中，军纪松弛，逃兵日增，而1918年的德国军事法庭却对此不闻不问。军事法庭对逃兵施以监禁，不处以死刑。而一年前，法国军事法庭就已宣布，为履行拯救民族的义务，对逃兵判处死刑。

[6] 是指以普遍义务兵役制为基础，区别于职业军队的军队。最早出现于1793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后期，法文为“levee en masse”，即全民征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