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说的统帅，指的是那些为维护民族生存，用他的头脑、意志和心灵来领导总体战的人。统帅所担负的职责，其他人不能越俎代庖。他既是指挥战争的人，也是他本人思想或意志的执行者。如果说，对他而言作战指挥不过是茶余饭后之事，那么这种人就不能做统帅，因为他的各方面才能都跟这个工作最艰巨、要求具备最卓绝的才能和最坚强的意志的职位要求不符。相反，他会亵渎统帅的庄重与伟大。

具有统帅之才的人，应该位列军队中的最高位置。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将百害丛生而无一利可图。

只有位居最高位置，统帅的言行才具有统一性和权威性。只有这样，才能打败敌人，维护民族的生存。统帅的决断和意志的权威性一定要遍布各个领域。对于我们所说的领导总体战的人，能否配得上统帅这个称号，只好等待战争去证明。在现实生活中，平时的理论家或天才在战时却表现得碌碌无为，与统帅的要求相差甚远，而有些人却能够在战争中一展风采。

腓特烈大帝是一位专制君主和统帅，他是统帅的标准。自腓特烈大帝去世后，“统帅”一词对人们而言，则含糊不清，进而对作战和人民造成伤害。[1]在普鲁士王国，威廉一世既是国王又是军队最高司令。在威廉一世的麾下，总参谋长即冯·毛奇伯爵，统领作战事宜，他所起草的指令都以威廉一世的名义下发；国防部部长冯·罗恩伯爵，全权处理军队行政事务。此外，俾斯麦侯爵，作为政治领导者，处理政治相关事宜。

这种多头体制隐藏着危险。但是，在当时，这种体制并没有给普鲁士带来严重后果，究其原因，主要是威廉一世对这些伟大的人物委以重任，而这些人又为威廉一世的威望所折服。

因为受到君主政体这种传统的影响，人们便没有认真考察这种军队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人们并不认可毛奇元帅的最高司令之职，结果矛盾时常发生，进而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当时，大多数人几乎没有意识到作战指挥的重要性。军队效仿最高统帅部，除了设置主官外，还添置了参谋长一职。在这里，参谋长既归司令官或者军长统管，又受到总参谋长即统帅的约束。

对那些意志坚定的将军来说，这种制度并不会带来多大的困扰，但是，对那些意志不坚定的将军来说，则是一种折磨。事实上，并非所有的将军都具备意志坚定的品格，和平时期是这样，战时则更是如此。于是，一种非常不健全的体制出现了，并在世界大战中暴露无遗，其中第8集团军司令部和第3届最高统帅部的组成则最为突出。

各集团军参谋长在其就职之日，可能没有想到，按照规定的方式，用自己的职权向指挥官提出建议并呈递司令官批准实施实际上是种不正当的行为。在总参谋长毛奇将军任命下，我作为东线第8集团军参谋长时便是如此。在上级命令中甚至有“拯救东线”的话，我按照这一条指令，在东线尽我所能，行使参谋长的全部职责。

对于参谋长这个职位，我从来没有轻视过。我在《坦嫩贝格》和《受世界大战审判的“低贱的”战史》两书中对这方面的情况作了简单的论述，同时，我还提到，我曾向总司令和军事内阁首脑表示，在我全力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上级不要人为地制造困难。总司令也认可了我的想法，同时我也按照上下级关系行事。

如此一来，在东线指挥作战的最高长官不是总司令，而是参谋长，而作战行动则充分体现了参谋长的意志。

假如说，这件事情能够作为证明权责不清会带来危险的事例，那么1916年8月29日第3届最高统帅部的组成则更能说明这种问题。在最高统帅部内，德国皇帝是名义上的陆、海军总司令，而冯·兴登堡元帅是陆军总参谋长，即总司令，而我则和兴登堡元帅一样，拥有向全军下达命令的权力，并负责作战指挥事宜；还有一个海军参谋部参谋长，他主要负责指挥海战事宜；一个独立的国防部部长；一个跟作战没有任何关系、负责政治事务的首相。

这种制度蕴含着危险，它不能保证对陆、海军实施统一指挥。比如，1917年的海军叛乱情况，我一无所知，没有接到任何报告。刚开始，国防部部长试图按着自己的想法行事，但是最终在我的努力之下而放弃。

政治上有3个首相领导，结果造成任何事情都无法尽善尽美，而他们在处理国内“不满分子”问题上又处处和我作对。冯·贝特曼首相对无限制潜艇战指手画脚，结果给战争带来严重后果。事实上，多年来，他始终都在为倾全军之力应敌的做法设置障碍，甚而破坏潜艇战的实施。

战时，在军队的职权问题上，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之间的各种弊端也呈现出有增无减的态势。战时，与总司令、军长和其他主官的地位相比，总参谋长和指挥机构中年长的参谋军官的地位有了大幅度地提高。

当时，我经常和各集团军群参谋长商议军情，并向他们的指挥机构下达口头命令。总参谋长的地位逐渐提高，而总司令的地位却大大下降。这种危险性确实存在，可是它又没有办法逃脱总参谋长或总参谋部在各指挥机构设立所谓的“经理部”。

我在这里讲这些不是针对任何人，其实，我本身也是“经理部”中的一分子，但是我还是要揭露其弊端，让人们对统帅和统帅地位的内在本质有个清晰的认识。

指挥作战的最高长官不是总参谋长，更不是“第一总军需长”[2]，而是统帅。

统帅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指挥战争，下达相应的命令。在这方面，其他人的建议都不具有权威性，而且其他人不能以任何理由和方式削减统帅的职权。同时，也不能出现有人削减赋予他在总体战其他领域的职权。

对任何战争、任何民族而言，认清统帅地位的本质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旦统帅的地位和职责清晰明了，那么他的威望也会随之树立。这种威望是统帅完成重大任务时不可或缺的。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出现借口统帅没有威信或年轻而造成统帅退居第二或第三位的现象，才能够让最佳的人选处于最恰当的位置上，使其充分发挥他的才智。

世界大战的经验证明，军队编制一定要按照统帅的命令行事，统帅的职权一定要高过国防部部长和政治首脑，这点是不言而喻的。

简而言之，统帅的地位一定要像腓特烈大帝那样，无所不包、无所不管，其他任何解释和做法都是不允许的。

统帅的主要工作是，只处理重大事务，而不是分散精力管理芝麻蒜皮的小事情。

重大事务有很多，有些在昨天看来不过是小事一桩，但在今天看来却可能是重大事务。至于哪些事务具有深远意义，则完全取决于统帅自己的认识和定夺。

统帅一定要有下属，这些人要跟得上统帅的思路，要能领会统帅指令的精神，并依据这种精神，严格按照相关程序和法规，可靠地处理这些事务：指挥军队和维持军队战斗力（同时也要注重以往的战争经验）；不间断地发展人民生活和民族团结；打败敌军和人员；监视中立国。

统帅还要有国防参谋部参谋长作为助手，主要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代替统帅草拟和颁发命令，一是独立处理上述各项事务。实际上，国防参谋部参谋长是统帅的左膀右臂。

国防参谋部的组成一定要合理，它应将陆战、空战、海战、宣传、军事技术、经济、政治等各领域的精英人才，以及熟悉人民生活的专家集中起来。它要对国防参谋部参谋长和统帅所交付的任务负责，随时呈递报告，但是它却没有权力下达命令。

为了确保每个成员能够胜任他所担负的职责，国防参谋部的军官一定要接受特殊的训练，而其他成员也要接受相应的专业训练。当然，这些人必须具备大公无私的品质，一定要依据现实而不沉迷于理论，但是，他们不能忽视战史的研究，他们要了解总体战的本质。只有这样，他们才可堪大任。

和统帅一样，陆、空、海军总司令以及每个司令官，都要成为他所指挥的作战行动的指挥官、首脑，能体现他的意志和思想。在他的麾下，也应有参谋长或者阅历多、经验丰富的参谋军官。这些参谋长或参谋军官也要接受特殊训练，他们的基础训练要和国防参谋部参谋长和参谋军官的内容相同，但是侧重点应当不同，他们的训练应集中在他们战时所在兵种的有关知识上。他们的活动范围是纯军事领域，他们再也不用接受双重领导，而只需听命于其指挥官即可。将来，总参谋长不应当再干预下级的行动。遗憾的是，世界大战中，德国高级指挥机构的参谋军官和下属直接对话的现象屡屡出现，进而造成了因为职责不明确而导致的混乱，出现多方指挥的现象，使下级无所适从。

简而言之，统帅和总司令是发号施令者。在他们所掌管的司令部任职的军官，包括总参谋长，都归总司令和统帅统领，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按照统帅和总司令的命令工作。为了不让统帅和总司令被细枝末节、繁杂琐事纠缠，可以给总参谋长和参谋长划定一定工作范围，以便他们在各自的工作范围内发号施令。

统帅和总参谋长除了按照正常的指挥渠道和下级发生关系外，不应当与下级有其他联系！

统帅是独断独行之人，他总是寂寞孤独的。在他麾下的人员虽然都是万里挑一、精明能干的人才，但是却没有人能够深入了解统帅的精神世界。

对身处前线的每个士兵、每个军官来说，如果他在维护民族生存的斗争中所担当的责任越大，那么战争对他所拥有的军事知识、军事能力和意志的要求就越高，而这一切都要通过严格教育和精心培养才能够具备。

统帅负责统率全军，指挥全军作战，在危急时刻，他经常凭借直觉迅速作出维系战争胜负和民族生存的重大决断，而这种决断常常是在含糊不清的境况中作出的。

所谓含糊不清是指敌人采取和我方一样的意图来和我方进行激烈对抗，敌人的意图在今天看来也许不是这样或无法肯定，但是明日有可能变为现实或确凿无疑。我方要阻止敌人意图的实施，但是敌人不会束手就擒，而会在含糊不清的情况下竭尽全力阻止我方意图的实施，而我方的军事力量又不是百战百胜之师，所以，就要求统帅必须竭尽其全力和才智。

在统帅将全部身心投入战争的同时，他还要考虑军队生活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点我已经在前面说过，这是总体战的基础），并对他们的内心世界有所了解。倘若统帅的了解只停留在表面上，那么他就会成为别人手中的傀儡。

统帅一定要有用之不竭的精力，因为充沛的精力能够让他镇定自如，勇于负责，并作出对总体战的结局具有重大影响的决断。事实上，统帅的生活一点也不轻松，只有那些富有责任感的人物才愿意这样生活。

不管是统帅和战场上的指挥官，还是士兵，都要具备极高的品格。在品格和知识之间，品格比知识更加重要。军队拒绝追逐名利和阿谀逢迎之人，它需要的是品格良好的人。职位越高，责任就越重大，对品格的要求就越高。只有具备坚定和可靠的品格，才能够赢得下级的信赖，才能够胜任他们所担任的职务。相反，则不能担任统帅或者战场指挥官。这件事情事关民族存亡问题，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战争是人与人之间的活动。统帅和下级的交流，甚至下达命令，都不是机械的转动，也不是单纯的部门与部门的接触，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往来，生动形象。因此，除上述能力之外，统帅还应当具备知人善任、识人长短、洞察人心的能力。

统帅还应具备沉着稳健和自克自制的品质。此外，有些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品质，统帅也应当具备。对此，我在《战争中的违命》中作了简单的论述：

像每个艺术家一样，统帅也必须掌握“手艺”，这种手艺就是统率的艺术。除了掌握“手艺”外，统帅还要凭借其天才和创造力，和与艺术家不同的能肩负重任的力量，坚强的意志，以及高尚的品格和伟人所具备的让人心悦诚服的巨大魅力。

在他将全部身心和以高度的责任感为军民和每个德国人效力时，他都表现出他的创造力和意志力。统帅是不会在战史中产生的，战史也不能反映伟大统帅的精神世界。他们的精神世界是他们的个人财富，也是在最紧张的时刻展现出来的。

统帅一定要具备让人无法估量的能力，这是先天的，要不然他就不配当统帅。

他的身上一定要洋溢着必胜的意志，并以此激励军队和民众，统率军队和领导人民去奋勇杀敌。

为了更好地让统帅担负起总体战的职责，统帅的职位一定要在和平时期就确立好。因为统帅的职责是，在战争爆发之际集中全国之力量（前方的和后方的力量）供其调遣。

和平时期，统帅要相信，凭借种族遗产的民族精神能够团结整个民族，并通过这种民族精神对青少年、成年人，尤其是军官，进行教育，巩固他们的信念。此外，统帅还要对人民进行教育，让他们牢牢记住，对执政者、国家官员乃至民众来说，民族的团结是进行总体战的共同财富。

考察与战争有关的各项方针，是统帅不可推卸的责任。

统帅要对财政和经济进行审查，确定它们是否符合总体战的要求，并要为此采取相应的措施，以保证人民的正常生活，保障经济发展，确保人民和军队的供给维持在正常水平。

统帅负责统率全军，他要处理部队平时训练和军事装备等事宜，通过发布动员令、战略展开指令和最初行动命令，使军队的行动统一起来。他是战争的首脑，一定要通过作战和宣传，给敌国人民和敌国军队致命性打击。

同时，统帅还要充分利用战争经验，维护和激发部队的战斗力，维护好后方人民的生存和精神团结，坚定人民勇于作战的意志。

统帅应为政治规定出作战中政治所应遵循的大政方针[3]。

在下达战略展开指令时，统帅的处境并不一定都是好的。动员和战略展开这两项任务是紧密交错的，安排和计划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至少一年）。如果统帅刚好在这一年就职，那么他就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前任所制定的战略展开指令的影响，因为别人制定的战略展开指令未必与他的观点一致。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勉为其难，接受前任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但是，对统帅来说，极为重要的一点是，只要有一丝可能，统帅就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实施战略展开指令，绝对不能“按前任的意志工作”。

世界大战爆发前，德国最后一任总参谋长毛奇将军的行动，就是最好的反面例证。在战略展开问题上，他和施利芬将军各执己见，针锋相对，谁也不服谁，但是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却始终未能摆脱施利芬将军思想的影响，虽然他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修改了前任的战略展开计划。所以，“人贵自立”这句格言用在统帅身上，比用在任何人身上都更为恰当。

陆战中，统帅要在寻求决战的地点亲自指挥部队，至于次要任务，比如牵制敌人兵力投入决战，则可以另外委派一名司令官前去执行任务。

世界大战中，德军最高统帅部因为最高统帅是留在柏林还是在西线和东线各任命一位司令官的问题争吵不休。我认为，这种争吵毫无意义，在当时我就持反对意见，我认为统帅应当将决断权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

他的职责就注定了他的职权不应当受到任何削弱，也注定了在他和负责决战任务的军队之间设立一个中间机构是多余的。因为，他的独断独行是神圣的，不允许任何人妨碍他。

任何中间机构必然会影响，甚至阻碍统帅意志的彻底贯彻。统帅的职责是多方面的，他不但要消灭敌人的陆军部队，还要关注其他战场，比如海战。此外，他还要考虑数不清的问题，并要作出决定（这些都是总体战对统帅所提出的要求）。

而这一切都是统帅的地位所决定的，任何人都无法改变。

由于通信器材有助于总体战的统帅了解敌人的情况和我方情况，所以，它可以作为一种全新的方式影响作战的进行。不过，我们也要看到，我方统帅能借助通信器材了解情况，敌方统帅也能够做到这点。所以，一定要动用强大兵力尽快落实我方的措施，并排除万难扫除我方内部的一切障碍。要知道，敌人给我们设置的障碍已经够多了！

在世界大战中，我的主要工作虽然是参谋，但是我却有幸参加罗马尼亚、意大利和加里西亚的作战。在指挥西线德军的防御战和进攻中，我鼓励将士们奋勇杀敌，我对我的职位充满责任感，我凭借我的能力和作战经验（在这一点上，指挥局部战斗的指挥官则无法与我相比）努力工作。

我在工作中，经常收到有关前方抱怨的消息，但是只要不对其他地段的作战产生影响，我就只能视而不见，不给前方将士派去援军。这个决定对我来说如千斤重负。但是，为了我军能够在其他地段获取胜利，我只能承受这巨大的精神负担。

现在，集团军群和集团军司令部都在统帅的绝对领导之下，统帅可以直接对他们发号施令，对以往只能下达有限命令的单位，统帅也可以提出相关要求。和世界大战时期相比，这明显进步了很多。

同样地，集团军群或集团军司令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对各自的下属提出要求。只有这样，行动才能够统一，才不至于出现不正常的现象。比如，1914年8月，自以为是的下级竟然危及和延迟上级意志的落实，结果上下级经常发生冲突。又如，德军最高统帅部把决断权交给集团军司令部，却又下达一些含糊不清的命令和指令，结果造成第6集团军在洛林的行动和第1、2集团军于1914年9月9日的行动失利，对此，德军最高统帅部要承担责任。

正如统帅要求下级服从一样，集团军群则要求上级发布明确的命令。如果下级认为上级的命令无法执行，那么他们至少要利用通信器材向上级询问情况。这好像给人这样的印象：我在提倡下级闹独立。其实，这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本意是说作战需要统一性。

根据作战经验，我认为军队必须要有严格的上下级关系。下级的自主性必须在这种严格的上下级关系下发挥。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统帅的意志才能得以贯彻[4]。

在统帅认为不适合对作战直接下达指令的地方，可以只提出他的基本思想，留待有关的下级指挥官去实施。但是，他一定要密切关注行动的实施，因为他依旧是最高负责人。在整个战争中，统帅都是最高负责人。

为了履行职责，统帅要特别要求下级应当不隐瞒一切而将部队的真实情况上报。这个要求看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却很不容易，尤其是在那些不太可靠的下级那里，这个要求基本上没法落实。他们在胜利的大背景下，容易夸大战绩，在失败的氛围之下，又容易高估损失。倘若不对这些情况进行调查，那么下级的报告往往有夸大的成分。

统帅只有完全了解自己的军队，才能够作出恰如其分的决定。准确真实的报告，对统帅下定决心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多数情报是不可靠的。

世界大战中就发生过这种事情，由于西线右翼胜利的报告和第6集团军右翼在洛林会战后对态势估计过于严重的报告，造成了德军最高统帅部作出了致命的错误决定，从西线右翼抽调两个军到东线，交给我指挥。我认为，如果非调兵不可，应该从洛林方向的集团军中抽调，可是，事情并没有按照我的设想发展。当然，这件事情也不是我提出来的。

统帅应当相信他的下属，相信他们拥有独立自主的能力，能够带领自己的部队完成上级交给他们的任务。只有这样，统帅的决定才不会遭到阻碍，他才能具备掌握决定，并将计划付诸实施的自由。

统帅向其下级司令官及时、详尽地通报其意图，这对下级深入理解作战目的有较大的帮助。统帅和他的司令官一定要在这方面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

统帅既是军队的教育者和领导者，也是军队战斗力的维持者和推进者。为此，他一定要重视一些重要的问题，比如装备和作战观点是否与现实要求相符合，是否应作重大修正等。

我到德军最高统帅部任职后，将兵力的密集部署改为疏散部署，并用机枪替代步枪，增强火力。在战争中，随着技术器材的大批量使用，验证其效果要比平时容易得多、准确得多。至于战术的效果则更加显而易见。

除了关注陆军作战部队外，统帅还要关注兵站、后方部队、空军、海军和后备部队等方面，并注意检查军纪和精神状态[5]。在对待人民上，统帅要时刻注意观察人民是否在为军队和民族的生存而努力，是否下定决心和军队一起，团结一致，致力于维护民族生存的伟业。

与此同时，统帅还要高度重视国内经济状况，军队和人民的供给问题。哪里发来急需补救的消息，就要立即行动，加以处理，哪里出现弊端，就要认真查办、纠正。一定要将任何对军队和人民有害的事情统统消灭在萌芽状态，这是统帅义不容辞的义务。在这方面，总体政治必领与统帅合作。

统帅应当全神贯注地阅读有关敌军和敌国人民精神状态的报告。因为，现实表明，在如今部队人数高达数百万的情况下，就算取得决战的胜利，也很难将每个敌人消灭或俘虏。

通过获得决战胜利和摧毁敌人的经济、对敌人实施封锁、利用海军断绝敌人的供给，辅之宣传，都是达到摧毁敌国人民顽强抵抗意志的手段。

总体战对统帅的要求是无边无际的，它对统帅的功绩和能力的要求已远远超过对过去历代统帅的要求，甚至在腓特烈大帝之上。

统帅在民族的历史上较为罕见。

和平时期，军队领导能否成为战时的统帅，只能交由战争来裁决。我认为，只有在总体战领导的职位上奉献一切，致力于维护民族生存的人，才能称为人民的统帅。从这个角度上看，统帅和人民是一个整体，不然，统帅对人民来说便是毫无意义的。

[1] 腓特烈大帝是统帅的标准。自他之后，人们对何为统帅已模糊不清，从而危及作战和人民，我上述所言，也适用于盟国（奥匈帝国）的总体战。正因为如此，经验告诉我，国家的独立体制是作战中实施统一指挥的障碍。1914年，冯·康拉德将军（奥军总参谋长）反对任何将奥匈军队隶属于第9集团军的方案，后才逐渐让步。大规模作战行动需由两国“协商议定”。为在东线作战，德国提议成立联合司令部，由奥匈帝国弗里德里希大公爵任最高司令，我任总参谋长，但遭奥匈帝国的拒绝。1916年8月，因东线战况危急，终于在东线总司令之下成立一个联合司令部，统辖由加里西亚至波罗的海的战线。后来，冯·阿尔茨将军接替冯·康拉德将军职务，终于成立了一个“最高指挥部”（虽然只是徒有其名），由德皇担任统帅，但这个指挥部并没有改变多少两军不协调的状态。敌人的涣散程度也不亚于我们。但是，他们平时就缔结了永久军事同盟，对平时战备和战时战略展开均有明文规定，而德国与奥匈帝国之间却未能就此达成协议。两国的联盟仅仅是政治性的。1918年3月21日，由于德军攻入法国，敌人才成立了联合司令部。事后才知道，这是极为明智之举。常有人说，拿破仑一世是统帅的样板，这是一种误解，他不过是共济会手中的傀儡。共济会使他登峰造极，又将他打翻在地，1812年令其远征俄国，实无任何依据。

[2] 相当于第一副总参谋长，负责作战；第二总军需长负责后勤。

[3] 我已听说，政治家们对我的这一观点大为恼火，特别是对政治应为作战服务的思想愤愤不平。然而克劳塞维茨就曾教导过，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政治家们为此激愤不已，把我的观点视为注定失败的“军国主义”的观点，但这却丝毫改变不了现实所提出的要求，而这些要求也正是我为作战和为维护民族生存而提出的要求。但愿“军事科学家”们也能记住这一点！德国政治在世界大战中的作为，已表明这些要求的必要性。

[4] 我在《战争中的违命》一书中，重点指出了下级指挥官违抗上级指令的危害。

[5] 制止军队中的酗酒现象是不言自明的事，从世界大战中可明显看出酗酒对战绩和军纪的严重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