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战争一定是从宣战开始的观点是错误的。日本在1894年突袭中国和1904年突袭俄国，都不是以宣战为开端，而是以突袭中国或俄国的运输舰或战舰开始的。英国对布尔共和国的战争[1]也是如此，它是通过游击队入侵布尔人居住区为开始的。

而德国在世界大战爆发时的宣战带来了巨大的灾难，1914年8月帝国首相冯·贝特曼、霍尔韦格向俄、法宣战，结果证明了这是一次多灾多难的宣战，想必人民依旧记忆犹新。

德国宣战书中的一些词句被敌人利用了，他们将这些词句断章取义，作为宣传工具，激励其国民的民族精神，但却造成我国人民的精神力量的削弱。虽然人们对进攻战一窍不通，但是却深谙为其生存而战的真理。

他们很容易从宣战书中看出进攻别国的意图。如果他们没有感受到敌国的威胁，其民族精神也就没有办法得到激励。所以，“战争威胁”这几个字比动员令更有效果，更能激发民族精神。

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在西线对英、法等国军队发动进攻，对此，德国人民竟然认为，我国所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结果，造成了人民为民族生存而战的意志遭到了严重的削弱。

但是，倘若我们不想被动挨打的话，帝国不得已而采取的防御战却一定要通过进攻这种方式来进行。可是，人民对此一无所知，加上我们并未重视这方面的军事教育。

总体政治的最重要任务是（对统帅来说也一样），不能重蹈1914年的覆辙，再去发表什么宣战书或者错漏百出的人民宣言，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它令德国的作战和人民在战争初期遭受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只有人民坚信，发动战争是为了维护民族的生存，人民乃至于每个国民才会不惜一切代价为战争服务，这点比什么都重要。

一个国家决定进行战争后，就要在军队、经济、人员等方面做好战争准备。这种准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动员，动员需要审慎周密、准确细致的计划和规定，而这种计划和规定在和平时期就要准备好，每年都加以修订。

我在《我的军事生涯》中讨论了军事动员和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征召休假人员归队和募集马匹，让常备军从平时状态变为战备状态，将平时编制变为战时编制；向要塞传递警报；设置行政机构；动员后备人员并进行相应的军事训练。

这些都是我在世界大战爆发时[2]所处理的事情。但是，今时不同往日，现在的准备工作不能局限于军队的各个方面，正如我在第五章所说的，战争也与财政、经济领域，乃至人民的生活和供给息息相关，而且我们还要制定与维护民族的精神团结相关联的方针政策。

关于最后一点，我在前文已经论述过了，在此不再赘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动员每个德国人，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在后方，无论是军人还是百姓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来为战争服务。

如果有可能，我们就要在战争爆发前给人民提供一个表达他们维护民族生存的意志的机会，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它会警告那些“不满分子”，人民是不会给他们提供可乘之机和活动余地的，此外，它也有助于军队统帅察觉是否有破坏分子趁着动员的机会渗透到军队中。

衡量人民是否效力于国家的一个可靠标准就是，适龄青年中有多少人响应国家号召，参军服兵役。当然，一定要特别注意，有些“不满分子”会趁机混入军队。然而，事实上大多数“不满分子”喜欢在大后方活动，而不愿意上前线打仗。

我记得，世界大战爆发当年，敌人就希望社会民主党破坏我们的作战行动，不过，他们并未如愿，敌人最终大失所望。不过，战争进行的第二年，他们却又欣然宣布，又“可以依靠德国工人的力量”了。

做好了战争决定后几个小时内，规模庞大的空军部队、骑兵师、摩托化部队、陆军各兵种、海军轻型舰只，以及用于贸易战的舰船，全部都要做好战斗准备。

军队的其他部队也要做好动员工作，剩下的陆、空军部队和海军舰队则要在动员后的第二天在原地做好战斗准备；平时编组的和补充常备军的部队，都要在动员后3至5天做好战斗准备。

此后数日，预备役部队、卫国军、后备队、攻城部队、兵站都要做好战斗准备。与此同时，应为后备队选派干部[3]。

为配合空军的快速动员，防空部队一定要在宣布动员后做好战斗准备，而空中通信勤务要进入战备状态，运转起来。为了阻止敌人的边境部队入侵，要做好相关的防御工作。为了防止敌人的海军靠近我国海岸，一定要做好海岸和军港的防护工作，要将战时标记设置在港口和航道上。

对某些国家来说，比如意大利和法国，它们可以凭借边境线上的崇山峻岭进行边境防御，所以，进行边境防御比较容易，更何况法国还在边境上构筑了防御工事。

处境最为艰难的要数这样的国家：深处敌国的包围之中，四面受敌，却又没有险要地形可以防守，不能避免在正式作战开始前就遭到敌人的入侵。这种问题是这些国家无法解决的难题。如果兵分数路，处处抵抗，一定会分散兵力，最终极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比如，1914年德军最高统帅部就无力保卫东普鲁士省的东南部分地区。在动员的最初几天，敌人没有入侵这里，并不是因为我们采取了什么防御措施，而是纯属敌人的疏忽。英国海军未出航北海、封锁那里的德国港口，也同样是由于英国的大意。

在战争准备的诸多事项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战略展开的准备，也就是，如何运用做好战斗准备的军队来对付敌人。如果像1914年法国、比利时和英国那样，是一面作战，那么战略展开就容易部署了。但也因为如此，法、比、英等国才能集中其全部兵力攻打德国，企图给德军以致命一击。至于英、法海军没有联合起来击溃德国海军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这是敌国作战指挥上的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

俄国也是集中兵力于西线，企图一举歼灭敌军。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它为何将战争的主要对象定位为奥匈帝国，而不是像它的盟友那样，集中全部兵力攻打德国？为什么它不调用它的西部海军和陆军并肩作战？

跟英、法、俄等国相比，德国、奥匈帝国所处的境况则要艰难得多。为了解决这一个难题，德军最高统帅部在西线配置了大量的兵力来对付比利时和法国（当然也一定会跟英军交战），而只在东线保留少量的兵力来对付俄国。正如同对于英法海军的行动一样，我对德国海军为何不和陆军协同作战获取西线的决定性胜利，感到难以理解。或许是缺少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指挥机构。对此，我在下文会再论述。

奥匈帝国主力集中在加里西亚一带，但是，奥匈帝国却将大部兵力用来对付塞尔维亚。它企图在对塞尔维亚速战速决后掉转枪口对付俄国。不过，奥匈帝国的作战意图没有实现。匈牙利铁路有限的运输能力，造成了奥匈帝国的部队不能在企图与俄军决战的地点形成优势。

在下达战略展开指令以进行战争准备的同时，一定要全面评估外交态势，要对敌人的情况和敌人可能采取的一切措施进行认真细致的考察，要对战场的地理条件非常了解，要对本国的军队了如指掌。

像瑞士这样的国家，它的军队只能集中在边境防御，结果自然是好不到哪里去。总体战要求的是消灭敌人。虽然瑞士自己也部署军队进行防御，但是它也希冀别国能够帮它将敌人消灭。

所以，战争的本质（歼灭敌人）并不会因像瑞士这样的国家而产生丝毫的变化。像德军最高统帅部在1914年遇到的问题一样，在决定战略展开时，摆在地理条件不利的国家军事当局面前的，都有一个相同的问题：在众多的敌人面前，究竟先攻打哪一个国家便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即到底哪个国家是最危险的敌人。

作战时，指挥官要做的是确定主攻方向，然后再攻击敌人弱点，进而获得胜利，这就是指挥作战用兵的艺术。

同样的道理，在战略展开时，一定要将最危险的敌人作为主攻对象，也要将主力部队调到该方向上，同时一定要争取在敌国领土上进行战争。对付其他敌人，只需要动用少许兵力，防止这些敌人对主要战场的行动不致于产生影响即可。

为了更好地阐述这个思想，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1914年8月末至11月德国在东线的战况：当时我和奥匈帝国军队联合作战，牵制了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的俄国军队，为德军最高统帅部在西线从容杀敌创造了良好机会。但是，事实上，德军最高统帅部并没有及时地利用好这个机会，他们在西线无所作为。

也许德军最高统帅部是考虑到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极为不利，所以将部队放在了国内有利的铁路线上，希望等到情况明了后再调集部队进行转移。但是，不管原因如何，我们也决不能因此破坏从一旦开战就须全力迎敌的基本原则。

如果说，处于这种不利的地理环境下，统帅难下决定是因为要保护国家免遭战争的灾难，那么自应另当别论。不过，1914年东线的情况并没有沦落到遭受灾难的地步。事实上，德军在取得了坦嫩贝格大捷和马祖里湖会战胜利后，东普鲁士国土已经远离俄国的威胁。再说了，保卫国土的努力绝不能成为战略展开时兵力分散的原因。

1914年8月末，德军最高统帅部为了彻底消灭在东普鲁士领土上的俄军，特意从西线作战部队中抽调两个军，赶往东线支援，结果导致了在西线上进行的马恩河战役功败垂成。

倘若国家的部分领土不得不暂时让给敌人，那么在动员时，国家就要采取措施，即将拥有作战能力的男子和对作战有所帮助的人员和设施从该地撤走。倘若国家准备进行人民战争，那么就要采取特殊的动员措施，将受过训练的相关人员留在原地，组织作战。

对于战略展开来说，现成方案是不存在的。不过，人们也认可这样的看法，即应在寻求决战的地段投入最大兵力，对其他地段则只用必要的兵力应付。一定要在作战开始时就不顾一切地将全部兵力投入进去。对很多已知的、可能产生的威胁熟视无睹，顺从战争的安排，这需要极为坚强的意志。

如果下定决心，以军队主力寻求首次决战，就一定要集中兵力于决定性方向上，以备随时发动进攻，至于其他战争则有多种战法可以选择。1914年，我在东线之所以取得了坦嫩贝格会战和马祖里湖会战的胜利就是因为我充分利用敌人的弱点发动进攻。

如果敌人没有暴露弱点，那么我当时就会采取这样的措施：在维斯瓦河一线实施防御，依托此处防御工事实施迟滞作战，边打边撤[4]。统帅不应在战略展开指令中对完成任务的方法进行规定，他只需要明确地提出任务，准确地指定任务即可。

统帅要铭记于心的一点是，战略展开指令只规定展开事项，不涉及其他。

指令中，在规定展开地域部队区分的方式方法时，统帅一定要考虑到随后的作战，但是他不能仅凭最初搜集到的情报就做好随后的作战行动计划。纸上谈兵于事无补，战争是严肃的现实。

按照计划行动一定会获得胜利，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敌人的弱点。就算我们的主攻方向刚好是敌人的弱点之所在（这固然很好），但是敌人的实际情况也绝对不会和我方展开计划中的预想完全一致。

所以，统帅不能被依据不清晰的情报而制定的作战计划束缚，而要根据侦察得到的情报制定作战计划和实行军事行动，在至关重要的地段将敌军消灭，或者完成预定作战任务。

施利芬将军制定的对法国的作战计划，是适用于1904—1905年的，但它不适用于世界大战，因为当时法军肯定会集中兵力进攻洛林，但是冯·毛奇将军并没有放弃这个作战计划，而是对它稍加修改，企图让德军以迪登霍夫[5]为轴向左转。预计在这过程中与敌人遭遇，并借机包围法军左翼，将其歼灭，而其他的法军也会逐渐被消灭。所以，毛奇将军并没有充分利用敌人在其他地段出现的弱点，当然，德国军事当局对此也是犹豫再三，未能下定决心。

对于一位领导制定的计划假如由另一位领导去执行，如果后者不能够将这个计划完全变成自己的计划，那么计划一定得不到彻底的落实。有关这一点，我将在下一章论及。

军事当局如果拥有一支优势舰队，那么一切都会变得简单多了。我们只需充分利用这支舰队和敌人进行决战就可以了。反之，如果想以弱敌强，那就非常不容易做到。

陆战中，当我们无法寻求决战时，就只能选择迟滞战或撤退。这点也适用于海战，弱小的舰队也要采用这样的战术。

在这里，削弱敌人海军兵力的现成方案也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敌人究竟会暴露什么缺点，进而给我们提供何种有利时机。但是，不管怎么说，海军的作战计划一定要和国家总的作战设想保持一致。

在总的作战范围内，海军首先要做的是，进行水上和水下的巡洋舰作战，划定敌国沿岸的封锁海域，切断敌人的海上交通线，击沉进入该封锁领域的所有船只，包括中立国的船只。

空军也是如此。我在这里所说的空军，并不是指战争爆发时陆军、海军所使用的配属航空兵，而是指为了赢取空中优势而有计划、统一使用的空军主力部队。

在寻求战略决战的地方，一定要有空军的身影。在战略展开指令中，统帅一定要确定空军力量的分配，以便陆、海军拥有一定的配属力量，要不然，行动的统一性将得不到有效的保证。这点至关重要。

战略展开指令作为战争行动的基础，一定要对各军种的任务作出上述各种明确规定。毛奇将军曾说过，在战略展开中所出现的过失，是无法在战争进程中加以弥补的。

不过，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军事当局可以根据战略预案修建庞大的铁路网，因此，毛奇将军的话便丧失了一部分意义，但是这不过是很小的一部分。在和平时期，军事当局有足够的时间来对战略展开的各项部署进行认真的分析，验证其可行性，比如图上对抗作业等。

通过这些方法，我们将更加了解双方情况和计划实施的可能性，知道这种可能性究竟有多大。但是，作战绝对不能受这种理论经验的迷惑和束缚，用一个“一成不变的计划”去应敌！

部队部署完毕后要立即投入作战，不能有半点迟疑。在部队主力尚未按照战略部署、利用铁路进行大规模机动之前，可以在国家决定进行战争的同时开始战争行动。

在边境，擦枪走火现象会出现，到时在和平时期驻守边境地区的摩托化部队或者骑兵师便能够通过敌人没有设防的边境线突袭敌国。不过，这种行动并不能每次都成功，也会失利[6]。

在两国相邻海域，双方执行侦察任务的军舰会零星交火或开战。在公海上，水上和水下的舰艇应该对敌人发动进攻。封锁战也可宣告开始。

此时，空军也要执行陆上和海上侦察任务。

在这个阶段，制空权应当成为作战的重点，空军一定要集中兵力夺取制空权，对行进中的敌人进行空袭，并对敌人的机场进行空袭。紧接着，我方空军应当集中力量与敌人的空军进行大规模的空战。

在执行这些任务过程中，空军不可避免地会给敌军展开地域的居民带来灾难。

对于空军究竟要用多少兵力去执行轰炸敌人重要工业城市、设施、发电厂以及政府所在地，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这里没有万灵膏药。

在空军采取行动后（或许在战争打响后的48小时，也许早一点），海军就要集中全部力量展开作战，其中主力要准备和敌人进行决战，或者是执行上级分配下来的任务。但是，海军一定要记住，执行这种任务可能会与敌人主力相遇，进而发生大规模海战。不过，这种海战和水上、水下的舰艇战和封锁战一样，对战争全局具有重要的作用。

陆军的行动可以稍微迟一些再展开。因为规模庞大的陆军不像空军能够在短时间内飞到边界，而是要通过精心安排的铁路运输，从内地边界和作战地域进行大规模机动。

通过战斗车辆来实施这种机动则是不可能的。至于有人说，军队展开时可以利用公路和汽车来代替铁路，这种说法纯粹是危险的梦幻。这里所说的运输，不但要运输人员，还要运送机枪、弹药、作战需要的成建制的全副武装的作战单位[7]。

在世界大战中，敌我双方的陆军发生激战是在动员后14天开始的，放到现在，可能时间还要短一些。不过，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必须在战略展开完成之后才进行。空军和海军一样，随着作战行动的开始和其他两个军种并肩作战。

关于战争的进程，我在《世界大战威胁着德国》中有过描述，但这不是本书的主题。在这里，我只想强调一下一般规律，而不想对战争在一定条件下实际进展如何进行详细的论述，我想将这个问题留给读者自己去思考。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战争爆发的第二个星期，各个战场的战事将全面展开。战争的形式将根据双方是一决雄雌，还是一方进攻另一方防御的不同而千变万化。各处兵力的多寡虽然不尽相同，但两军对峙却是司空见惯的。

紧随兵力机动或防御措施完成而来的是会战和战斗。

在双方寻求决战的战场上，双方会投入相当规模的兵力和武器，在宽达数百公里的战线上，展开长达数日的会战。这些我已经在前文作了详细的阐述。在主力部队机动范围之内，也许有摩托化部队或骑兵师处于敌军正面和翼侧，它们将会在会战开始之前或者会战开始时投入战斗。

在只有一个敌对国家的情况下，倘若真的能够在预期的地段获得决战的胜利，并通过追击战决定战争的胜负，那么对战胜国的军民来说，是一件幸事。不但是德军最高统帅部，德国的敌人也希望一战定输赢。

但是，这种一战定胜负的战争意图是难以实现的，因为首先，军队规模巨大，失败的一方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补充；其次，发达的铁路系统能够为军队集中和转移提供便利条件。一般情况下，首次决战后，战争将继续进行。当然，这只是针对只有一个敌国的情况说的。不过，如果有很多个敌人，那么情况则更是如此。我在后文所要提及的，都是以多个敌人为前提的。

对于顽强抗争的敌人，我们可以回避其挑战，暂时不寻求决战，而是在宽大正面上以迟滞战的形式（摩托化部队也是如此）进行防御会战。不过，只有进攻才能获得胜利。进攻现在是、将来依然是最有效的作战手段，比如，1914年8月我在东线战场上所进行的坦嫩贝格会战就是这样。

一提起撤退，大家都感觉不是很光彩，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撤退常常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做出的战术决断。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战争经验又表明，只要战士们对上级领导的决策坚信不疑，而上级又能够有效地控制他的部队，而不是慌慌张张进行撤退，那么就算让大部队向后撤退也不会对军队的团结精神造成威胁。

空军和海军作战部队在获得胜利后，甚至只能返回基地，同理，陆上战斗也应当是这样。只不过，陆地上的撤退要以部分领土为代价，这对日后的作战会产生决定性影响。

能否对尚未全军覆没的敌人进行一次致命打击，能否将其他敌人击溃，要看该国能否集中兵力组建新的力量，能否遵循作战准则，即重新实施远距离机动，向敌人发动进攻；充分利用敌人暴露的弱点，在决定性方向上用优势兵力攻打敌人，摧毁敌人的抵抗意志，甚至让敌人获胜的作战意图破灭。

迅速决断和灵活机动能力是指挥者要具备的主要素质。机动能够弥补兵力不足的缺陷。在这点上，铁路过去对于作战所具有的意义今天依旧存在。

1914年，德军最高统帅部在西线以优势兵力战胜敌人的作战意图没能实现。

1914年11月当时机到来时，德军最高统帅部却没有抓住机会，没能构成新的作战重点（集中兵力消灭俄军）。要知道，1914年秋季，通过铁路将大部队由西线运到东线是完全可能的事。

1914年8月，我在坦嫩贝格会战中击溃敌人一个集团军。在同年9月，我在马祖里湖会战中歼灭敌军另一个集团军。随后，我调集部队火速赶往西里西亚，支援遭受重大损失的奥匈帝国军队，以便它可以继续向桑河和维斯瓦河前进，在行军途中，我又再度将敌军击溃。

此后，处于劣势的我军便在桑河和维斯瓦河畔以及华沙南部修筑工事，进行防御，准备最后向西里西亚边界撤退。

为了和从东普鲁士搭乘火车前来的第8集团军一部一起向早已撤退到该地的俄军左翼发动进攻，我再度利用铁路将部队运到格内森[8]、霍恩萨尔查[9]和托伦。

1757年11月5日，腓特烈大帝在梅泽堡附近进行了罗斯巴赫会战，接着又于12月5日在布雷斯劳进行了洛伊滕会战。

上述一切，说说容易，做起来却比较难。就像我发动进攻而敌人毫不抵抗，在这种情况下，获胜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像我准备充分或者拥有明显的优势，将敌人击败也是轻轻松松的事情。

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更何况敌人如何行动，我们根本不清楚。如果我们想要在某个地方击溃敌人，那么在另外一个地方的弱点就只能暴露出来。而弱点一暴露，敌人就很有可能利用这些弱点，正如同我们利用敌人的弱点一样。

但是，如果遵循行动准则，处境会好一点。

在一处获得对敌人的决定性胜利，便能够阻止敌人在另一处利用我方暴露的弱点。施利芬将军在实施战略展开时，如果驻守萨尔布吕肯的德军较弱的左翼被占据优势的法军击败（1914年法军真的对此翼发动了进攻），那么就算德军在右翼取得了胜利，也不能对整个战争的结局发挥作用。

总体战的实施过程，通常是一次行动紧接一次行动，一场会战紧接一场会战，为了重新凝聚力量，这期间可能会有或长或短的间隙，运动战也可能再度变成阵地战，将战线延伸数百公里，让敌人既不能攻克，也不能实施包围作战，直到战争结束。但是，战争的结束常常不是因为一方打败敌国军队，而是因为敌国民众出现了分裂。

在行军和会战中，部队在体力上、精神上都要承受严峻的考验。失利让人垂头丧气，但是胜利也只能暂时让人欢欣鼓舞。伤亡人员一退出军队，就有后备人员填补进来。不过，由于新兵和老兵之间还没有真正地建立情谊，不管新兵的意志有多么坚强，二者依旧处在两个互不联系的世界里。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重的一点是：全军将士是否认识到为维护民族生存而战斗的意义，是否已将克服各种困难、保持坚强不屈的气概和能力都铭记于心。

从新兵和老兵的关系上，我们可以看出，每个士官和军官在他所管辖的范围内，是否配得上一队之长的职位，能说明部队是否以坚如磐石的战斗意志和自愿服从精神代替了机械的军纪。但是，最终能对军队发生重要影响的是民族的精神力量，但这主要取决于军民间交往的密切程度。

陆上、空中和海上行动一旦开始，军队对生活必需品、饲料和燃料的需求就会没有止境。这些物资可以从国内运往前线，也可以从占领区获取，这种情况会贯穿整场战争。

首次会战后，各种补充人员、弹药、装备，都会连续不断地从国内运往前线，而伤员和被损坏的军事装备则被运到后方：军队的后方交通线上将呈现出一派紧张繁忙的景象。如果作战区域在本国领土内，军队和后方、军队与人民的联系就会更加直接，就像驻守军港和机场的军队与当地政府和人民的联系一样。

在下达动员令后不久，军队的后备部队一定要组建完成。其中有些是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士兵，大部分则是没有经过军事训练而刚服兵役的适龄青年。所以，需要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与此同时组建新的后备部队。

虽然步兵训练很不容易，但是跟其他军种相比，步兵训练还是最简单的。在战场上，步兵的损失虽然是最大的，但是它能够暂时得到相应的补充。所以，步兵兵力依旧能够维持下去。如果步兵像世界大战中的德军那样得不到补充，那么部队的战斗力便会锐减。

相对于步兵，其他军种的新兵训练却困难多了，其中尤为困难的是空军后备人员的训练，因为损失一架飞机，通常意味着损失整个机组人员。各种作战装备的准备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种难度不亚于人员方面的准备。

就像组建后备部队和开展各项工作一样，整个工业系统都要全心全意为军队服务，做好一切相关准备。首先，它要为军队提供数额巨大的武器弹药，如果和平时期储备很少，战时就会要得急。至于武器弹药的质量问题，则另当别论。其他武器装备的制造也是如此，比如机枪和火炮，都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维修被运送到后方的破损的装备也难以在一夜间完成。对工业系统来说，最为难办的事情是，及时补充飞机及其发动机、坦克和军舰。

受伤的飞机大部分会坠毁，而制造新飞机和培训飞行员又非常困难；装甲车辆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而海军的军舰一旦沉没便难以适时补充，虽然小型军舰能够补充，而遭受重创的军舰的维修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同时，我们要注意到，在激烈的战斗中，如果一艘军舰被击中会对整个舰队的战斗力产生严重的影响。这点不适用于陆军。一般而言，一两件武器装备的损失丝毫不会影响陆军的战斗力。战斗中，空军和海军要想维持战前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就算后方人员殚精竭虑，努力工作，也无法做到这点。上述这些情况不是像世界大战那样，在战争中弥补平时的缺额，而是要工业系统维持最高的生产水平。

动员令下达后，国内财政、经济和内政等方面的各项措施开始施行，其目的是，调整人民生活和经济进程，维护民族团结，防止“不满分子”进行破坏行动，与此同时，国内人民和军队的补给工作也按部就班地进行。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已在前面的章节里作了详细的论述。至于究竟哪些措施能够落实，哪些措施无法落实，就要依据一些基本情况而定，比如土地耕作和施肥的情况，比如国内和占领区内的原料储备情况，比如国内原料产地和重要工业设施的毁坏情况，比如劳动力的情况及他们的精神状态。但是，无论这些情况如何，每个国家都会遇到同一个难题：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给经济的计划组织以及人民和军队的供给所带来的难度就越大。

不过，这个问题并不完全适用于每个国家。比如，世界大战中，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他们凭借天然的地理条件，且得到世界经济强国美国的支援，境况较好。而对另一些国家来说，它们的人民只能背负着沉重的精神负担，拼命工作，为前方提供补给，但是随着给养、被服和军队装备供给的每况愈下，人民的负担有增无减。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值得重视，那就是，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人民的不安情绪会不断增加，人民的精神遭遇严峻的考验。首次会战后，部队的伤亡情况会给人民带来不幸。战胜国没有办法避免伤亡给阵亡的将士家属带来悲伤，它会让人民情绪沮丧消沉。而这种情况对战败国来说，情况则更为糟糕，战败国民众会更加灰心丧志，一蹶不振。而处于会战区域中的居民，则直接遭到战争的伤害。他们只能收拾行囊，逃奔他处，进而造成该地的不安定因素急剧上升。敌占区同胞深陷危险之境，生死未卜，使民众的不安情绪更加严重。敌军对大后方居民的空袭行动和日渐严重的饥荒，使这种不安现象蔓延到全国各地。

如果想要避免上述情况影响战争，那么就要有坚强的民族精神团结。在这种非生即死的战争中，只有民族精神的觉醒，正确地引导人民，才能够保证民族团结。

倘若军事态势和民族精神团结两者联系较为紧密，那么大后方的情况就不太会对军事作战产生严重的影响。但是，如果前线战事屡战屡败，而国内的“不满分子”日益猖獗，民族精神团结遭到破坏，那么战争的结局就彻底不一样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战胜国在集中兵力进行决战的同时，还会发动经济战和人民战，即想尽一切办法破坏敌国的经济和挑唆敌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关系。这个时候，能够对付敌人空袭行动的也就只有天气了。想要维护民族的生存和军队的生存，这个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缩短战争时间。

敌人不间断的进攻行动，给战败国民族精神团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不满分子”便会乘虚而入，大肆破坏。当然，这个时候，也是敌人进行宣传的最好时机。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就已经启动的宣传战，在这个时候会给敌国人民带来极为强大的破坏力量。在德军依旧占有优势地位时，在那里妖言惑众的除了敌对国家之外，还有他们的帮凶（“不满分子”）！

所有罗马、犹太人和共济会的报刊大肆宣传“和解和谅解”的和平论调，遍布全国，而各种牢骚抱怨也传到民众耳朵里。但是，在德国打败敌人成为胜利者时，这一切便销声匿迹。

在战争期间，他们用“自由”“幸福”等虚无的字眼来诱惑人民！其实，他们用所谓的自由、幸福的目的是把更多的人民置于他们的奴役和掠夺之下。当战争结束后，他们便避而不提所有的许诺。很显然，敌人的宣传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而人民则像蜉蝣[10]，生命短暂，来去匆匆，早已将这些忘得一干二净。于是，德国民族的精神团结最终遭到瓦解，军队也成为一盘散沙，经验成了殉葬品。

在以后的总体战中，宣传要针对人民的情绪进行宣传。宣传工作发挥作用有个前提，即要对敌国民众当前的思潮，他们的愿望和希望，以及他们对政府和战争的态度，都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宣传在民族精神团结出现分裂、因为战争带来的灾祸及给民众的精神和肉体造成创伤时就会产生巨大作用。一支常胜之师能够阻止民族精神团结出现分裂，但是一支失败的军队却难以做到。在战争中，军民间的关系可以借助二者的交往得到加强，比如，后备队连绵不绝地开赴前线，伤员被运往后方和伤愈者被送往前线等。

为了避免造成不利影响和引起广泛不安，军邮有时会暂时中断，直至人民直接参与战事。一旦民心动摇，军民将陷入危险的境地。不管战争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它的结局都将像世界大战所呈现的以及我所描述的那样。

在世界大战中，交战国是不会寄希望于只通过战场上的决战来决定战争的胜负的。事实上，战争在宽广的战线上变成了阵地战。不过，德国的敌人在东线和西线不断地发动反攻，意大利军队和罗马尼亚军队也参与进来，企图获得决战的胜利。

对此，我先是击败罗马尼亚军队，进而击垮意大利军队。但是，这些胜利对决定战争胜负根本不起决定性作用。1918年，我在西线进行一次决战，希望通过决战来决定战争的胜负。我调集重兵攻打敌人薄弱之地，并将敌人击败，但是最终因为兵力不足，而不能持久作战。

我们的敌人由于美国的参战获得了强大的生力军和数量极为可观的军事装备，他们凭借优势装备对德军发动猛烈进攻，造成德军无法坚守阵地，被迫撤退。直到德军最高统帅部下令撤退回国，我军最终落得了和保加利亚和奥匈军队同样的下场。

如果当时德军再度坚守坚固的阵地，那么敌人能否在西线对德军实施进攻？在这里，我们不打算讨论这个问题。一句话，战争的胜负常常不是通过纯粹的会战，而是通过革命来决定的。

情况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战斗的胜败便无济于事。战争的这种结局符合总体战的本质，符合今日人民的精神状态。但是，总体战至今还没有真正的实施过。然而，面对一个精神坚强的民族，战争胜负却只能通过会战（消灭其顽强不屈的军队和精诚团结的民族）来取得。就算出现这种情况，它的幸存者依旧能够唤醒当代人和子孙后代起来维护民族生存，让两代人同舟共济，共赴国难。

[1] 即英布战争，也称布尔战争或南非战争。布尔人是荷兰在南非移民的后裔，19世纪在南非建立奴役黑人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英国为夺取该地重要矿藏，意图吞并这两个国家，于1899年发动战争，布尔人战败，1902年媾和，两个国家被英国吞并，1910年并入英国自治领南非联邦。

[2] 作者时任西线第2集团军司令部军需长（相当于副参谋长，负责后勤事务），1914年8月任东线第8集团军参谋长，1916年8月任德军最高统帅部第一总军需长（相当于副总参谋长，负责作战）。

[3] 我列举的这些数字均指过去，和平时期骨干力量越强大，动员也就会进行得越迅速。法国的常备军就计划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好战斗准备。

[4] 我必须强调指出，1914年8月我并未考虑过这一方案，绝不像柏林大学教授瓦尔特·埃尔策先生这样的历史学家后来散布的关于我的不实之词。

[5] 法国城市，今称蒂翕维尔，地处洛林地区。

[6] 如1914年，俄国骑兵师侵入东普鲁士便是意料中之事，但我们也未从中受益。

[7] 这种部队是没有办法通过汽车来运输的。不过，在其他情况下，比如在某些地区为了防御敌人突破或者突袭（在实施机动防御时），作为一种在局部地区采取的措施，汽车和公路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8] 波兰城市，今称格涅兹诺。

[9] 波兰城市，今称伊诺弗罗茨瓦夫。

[10] 一种小型昆虫的通称。其成虫寿命极短，一般在数小时至一周间，大多朝生暮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