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十八年（1420）十一月，朱棣正式宣布迁都。

新首都是他的老窝北平，不过在永乐元年的正月就已经改名北京。北平地区当然也相应地改为顺天府，以对应南京地区的应天府。对此，朱棣的解释是：开基创业，兴王之本为先；继体守成，经国之宜尤重。

这倒不完全是官腔。正如明中叶一位大学士所说：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戎马盛于西北而金台为其枢。两都并立，以军事重镇北京为首都，经济中心南京做副都，就能坐北朝南居中而治，确保帝国长期的稳定和安全。

何况在此之前，忽必烈已经将京杭大运河取直。明成祖再将不够畅通的河段予以疏浚，东南的物质财富就不必绕道洛阳而能直达北京，也不必像元代那样部分依靠海运。

因此到了永乐十三年，海运便完全停止。

新都则在十九年正月初一正式启用，并成为明清两代的京城，尽管后来的样子跟永乐时期有所不同。比如外城就是嘉靖年间修的，而且由于经费不足变成了半截子工程。但这并不重要。因为即便没有外城，明代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也足够壮观，并且足够体现中华帝国的皇权意识了。

那就走进去看看虚实。

虚实是一目了然的。从空中俯瞰，不难发现嘉靖以前的北京由三重城圈构成。三重城圈都是方的，而且全部很标准地坐北朝南，端端正正，就像一套方盒子。里面的两个盒子都是矩形，最外面的一个则接近于正方形。

三个盒子由里到外，分别叫宫城、皇城和京城。

宫城是北京的核心。由于对应天上的紫微星，又是闲杂人等不得擅入的禁区，所以也叫紫禁城。这座由50米宽护城河环绕的城中之城，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规模相当于一个中小县城，却只住皇帝一家人，以及他们的服务人员。

没错，至尊天子当然享受至尊豪宅。

紫禁城四门，东西南北各一座，分别象征着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和北玄武。因此北门就叫玄武门，清代才改名神武门。这恐怕是有来历的——唐代长安的宫城北门就叫玄武门，皇城之南则是朱雀门以及又叫天街的朱雀大街。

明北京城平面图

永乐年间紫禁城平面图

据单士元《从紫禁城到故宫》。

北京紫禁城的南门却不叫朱雀门，叫午门。

午门很奇特。它的左右建两翼式城墙，围合成兼有朝堂作用的广场，并且放有日晷和铜制的度量衡模具。授时（每年冬至颁发新历书）在这里，核实计量标准在这里，献俘和廷杖也在这里。午门外广场，是权力和统治的象征。

东西两边，则是东华门和西华门。

与午门和玄武门都在城墙正中不同，东华门和西华门在宫城城墙偏南。这是因为紫禁城内分为两个部分。主体建筑由南向北，南区是奉天、华盖和谨身三大殿，北区是乾清和坤宁两大宫。乾清宫和坤宁宫中间的交泰殿是后加的，南区的三大殿也在清代改名为太和、中和、保和。

宫属内，属阴，所以是偶数。

殿属外，属阳，所以是奇数。

三大殿南是文华殿和武英殿，则叫左文右武。

显然，前三殿是办公场所，后两宫是私密空间，东西两门也就得开在偏南处，接近文华殿、武英殿和文渊阁。这样既能方便朝臣和太监出入，也不会惊了陛下的春梦。

这种布局，就叫前殿后宫，或前朝后寝。

把紫禁城包围起来的是皇城。皇城有内外，外皇城是西南部分缺了个角的矩形，共有四个门：南边天安门，北边地安门，东边东安门，西边西安门。天安门是举行国家大典的地方，在明代叫承天门。作为皇城的正门，天安门的前方是御道，东西是天街，左侧是太庙，右侧是社稷坛。

左祖右社，是政权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象征。

最外面的一圈，则叫京城。

京城也有内外，早期只有内城。内城南面正中的正阳门最为高大雄伟，是仅供皇帝出入的正门。正阳门两边是崇文门和宣武门，表示文韬武略或者文治武功。北面东边的叫安定门，皇帝每年一次从这里出去到地坛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西边的叫德胜门，凯旋的军队由此门班师回朝，以宣示圣德战胜了敌人。东西两面各两个门：东南朝阳门，西南阜成门，东北东直门，西北西直门。以上九个，都是京城的门户，所以清代的首都卫戍司令便叫九门提督。

三个城圈一线贯通。宫城玄武门和午门，皇城地安门和天安门，京城的内城正阳门和外城永定门，都在同一条中轴线上。正阳门与天安门之间还有国门，明代叫大明门，清代叫大清门，民国叫中华门，现在是人民英雄纪念碑。

显然，这是精心设计和规划的结果。

建筑史家傅熹年先生的发现更为惊人：紫禁城中，前三殿区和后两宫区存在模数关系。它们不但都是矩形，而且南北长和东西宽之比都是11∶6。同时，由于前者的长和宽都是后者的两倍，因此前三殿区的面积是后两宫区的四倍。

前三殿区与后两宫区

据单士元《从紫禁城到故宫》。

或者说，前三殿恰恰是四个后两宫。

有趣的是，如果在这两个矩形的四角各画对角线，交叉点便正好落在乾清宫和奉天殿（太和殿）的中心。乾清宫是皇帝的寝宫和接见臣下处理日常公务的地方，奉天殿则是举行登基、大婚或寿诞等隆重仪式的殿堂。前三殿区和后两宫区的几何中心在乾清宫和奉天殿，说明什么呢？

皇帝无论在前朝还是后宫，都是中心。

另外一组数字也很有意思：天安门至大明门段的长宽均为后两宫区的三倍，大明门至景山北墙的距离是后两宫区之长的十三倍，京城内城面积则是紫禁城的五十倍。

这又说明什么呢？

明代北京城市规划的模数是紫禁城，紫禁城的模数是后两宫区。至于1∶49的比例，则体现了《周易》的思想：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易·系辞上》

这无疑是既神圣又神秘的数字，却未必是为了取代元大都的规划模数。没错，元大都东西之宽为宫城的九倍，南北之长为宫城与御苑总长的五倍，正所谓九五之尊。这个模数并非不能再用，前三殿和后两宫台基的长宽之比便正好都是九比五。只不过按照《周易》的观点，有用的四十九是被创造者，不用的一是创造者。紫禁城占五十分之一，就意味着北京城是紫禁城演化衍生，皇帝是万民父母天下之主。

众星拱月，或者太阳系啊！

如此说来，迁都北京岂非大手笔？

事实上，几乎永久性地奠定了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历史地位，只是朱棣即位以后所做诸多大事中的一件。太祖时期作为临时性机构的内阁成为定制，曾经尾大不掉的藩王变成徒有虚名的寄生虫，便都是他的大动作。这些制度都被他的子孙全盘继承，由此形成明代政治的个性和特色。

这样看，朱棣更像明的奠基者。

然而这种“成功”只是对统治者而言，甚至只是满足了皇权政治的需要，对于民众以及官员都不是福音。帝国大厦最后轰然倒塌，也要拜朱棣的制度设计所赐。因为这些制度仅仅保护皇帝一个人，而统治的手段又极为变态，完全无视包括士大夫在内所有臣民的生命、人格和尊严。

那么，永乐时期成型的明代特色又有什么呢？

宦官把持、特务监控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