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藩之乱”已经四年了，局势的演变，证明皇帝所作的“撤藩”的决定是睿智的。

　　最初是四藩，清朝开国以后的四个异姓王。定南王孔有征早死而无嗣，剩下三藩：在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在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在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名为镇守，实同割据。尤其于盘踞西南半壁的吴三桂，自从康熙元年以弓弦绞杀永历帝由榔，斩绝明祀以后，逐渐跋扈，用人则吏部、兵部不得过问，用财则户部不得稽迟，每年耗费军饷二千余万两银子，邻近数省的收入不足以供应，还要取给于东南财赋之区。“他要干什么？养那么多兵！大乱之后，悉索敝赋地征敛了百姓的脂膏，去填他的贪壑，这是公平的吗？照这样子岁糜巨饷，何时才能修水利、劝麻桑、兴文教，与民休息，出现太平岁月？”这一连串的疑问，从皇帝十四岁亲政时，就已困扰着他。

　　多少日子积下来的深思熟虑，终于在一次御前会议中表达了出来：撤藩。没有人相信吴三桂和耿精忠能像宋朝那班开国的将领那样接受劝告，奉还兵权于朝廷，以享厚禄为己足。此举只能导致一个后果：激起叛乱。

　　八旗的重臣都期期以为不可，而二十岁的皇帝，断然作了决定，“撤亦反，不撤亦反！”他说，“不如先发制人。再拖下去，吴三桂羽翼更盛，“越发难制。”

　　拥护皇帝的主张的，只有极少的几个人：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刑部尚书莫洛。至于汉大臣，在这种论用兵的廷议中，是没有发言的余地的。

　　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果然都反了。

　　平乱的军事起先很吃力，但皇帝深具信心；所以在亲裁调兵筹饷的大政，以及不分昼夜，批阅军报、指授方略之余，依旧亲近儒臣，不废讲学。这样到了康熙十六年，也就是三藩之乱进入第五个年头，战势已在控制之下，平定只是时日迟早而已。

　　那用兵的四年之中，皇帝更了然于治乱之道；明朝的遗民志士还很多，然而吴三桂却不能得到他们的助力，因为吴三桂不忠、不孝复不义。一个皇朝的兴废，全系于人心的向背；而人心的向背先要着读书人的态度，读书人的态度又决定于这个皇朝的做法，讲究仁义礼乐的孔孟之道，读书人自然就会拥护。

　　他深切了解人心望治，明朝的那班遗民志士，只是在感情上还倦倦于故主；而故主之祀已绝，就只有隐于岩壑，自了一生。然而作为天下之主，不容此辈高蹈，盛运宏开，要靠大家一起来努力；尤其是读书人，应有先优后乐的天下之志，责任更重。

　　于是，他决定特开制科，名为“博学弘儒”。

　　制科是皇帝下制敕，特别举行的一定期考试，以待非常之才，盛行于唐朝，名目甚多，有特重品行的“贤良方正”，识拔骨鲠之士的“直言极谏”，选取将材的“军谋越众”，而最通行的是访求“博学”，或称“博学宏词”，或称“博学通识”。自南宋以来，制科不常举行，明朝有“举荐”的制度，不行制科。因此，这是规复盛唐旧制，成为一代盛典。

　　康熙十七年己未，正月二十三日，颁下上谕：

　　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弘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几时暇，游心文翰，思得博怡之士，用授典学。我朝定鼎以来，尊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实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结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绝之人，不论已未出仕，着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其余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于该督抚，代为题荐。务会虚公廷访，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贤右文之意。

　　上谕是发给吏部的，吏部再录谕分行京内外大小衙门。照上谕上说，凡是官员，都可荐举贤才；但话虽如此，访求遗贤的主要责任，还是落在各省的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身上。其中有些人，是非要征请到京不可的。

　　这几个人是有名的遗老，第一个是顾炎武，这年已经六十六岁，卜居陕西华阴，早年有志恢复明室，而且守着他的绝食而死的亡母之诫：“弗事二姓”，为何垂暮又肯失节？因此县官到门，坚卧不起；如果强迫他上路，那也很简单，一把并州利剪，或者一包毒药，就可了结。以后靠他的外甥徐乾学、徐元文的斡旋，总算免了这场麻烦。

　　第二个是黄宗羲，他是明朝东林巨头，与杨涟、左光斗同时被害的黄尊素的长子，亦是反清有名的；此时已经六十九岁，归隐浙东，致力于著述及讲学，为一代儒家，当然亦不肯受征召。以老病的理由，推辞掉了。

　　再有一个是李颗，为关中理学大儒，学者称为“二曲先生”；县官到门征请，李二曲叫家人回报，说病重不能动身。那县官当差巴结，一定要把他弄到京城，于是连床抬了上路，李二曲水浆不人口，预备绝食自尽，只好放他回去，一回囗囗，锁入窑洞，除了顾炎武以外，什么客都不见。

　　还有一个是山西人傅山，字青主，这年已经七十四岁，辞谢不赴，县官也是派人抬了床上路，到了京城崇文门外二十里之处，无论如何不肯再往前进，否则就自杀。

　　于是找了个野庙把他安置下来。在野大老，自有人尊敬，大学士冯溥，素有爱才之名，首先去探望，接着公卿毕集，而傅青主睡在板床上，来既不迎，去亦不送，只说病重不能应试。他的同乡，左都御史魏象枢代为陈奏，奉旨免试，这原是很好的事，不想另生枝节。

　　受官照例要谢恩，傅青主不受亦不谢，而冯溥非强迫他这么做不可。于是依然连床抬着到宫门；傅青主一望见由“大明门”所改的“大清门”的门额，顿时泪流满面，从床上滚了下来，仆倒在地。

　　这一下搞得非常没趣，而有人还要簸弄着让他望宫门磕头；魏象枢见机，赶紧伸手阻拦，“好了，好了！”他说：“这就是谢过恩了。”

　　俗语道得好，“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有顾炎武、黄宗羲、李顒、傅青主等人，宁死不受征召；亦有人以为这是登龙捷径，千方百计，谋求荐举。因此盛传荐举有价，公价是二十四两银子。有人做了这样两首诗。

　　博学弘儒本是名，寄声词客莫营营。此周休得尤台省；门第还须怨父兄。

　　补牍何因也动心？纷纷求荐竞如林！纵然博得虚名色，袖里应持廿四金。

　　这是指在京的人而言，由各省举荐的，大多高才博学，四海知名，而且颇多寒士。“长安居，大不易”，皇帝知道了征士的苦楚，特地嘱咐大学士索额图和明珠，交由户部酌量给与衣食。因此从康熙十七年十一月起，待诏的征士，每人每月给米三斗、银三两。于是“文酒之会”便多了，征士把杯联吟之地，常在虎坊桥西炭厂的众春园。于是又有人作诗讥嘲：

　　荐雄征牍挂衡门，钦召金牌插短辕。京兆酒钱分赐后，大家携醵众春园。

　　有一天雅集，正当兴高采烈之际，有人托跑堂送了一首诗到席间，结句是：“从此长安传盛事，杯盘狼藉醉巢由。”巢父、许由是上古高士。许由居颍川之滨，帝尧召为九州长；许由听得这话，认为他的耳朵都已受污，因而以颍川之水洗耳。当时巢父正在牧牛，怕许由洗耳的水污了牛口，特地牵牛到上游去饮水。举此典故，讥讽得非常刻毒；然而这无非是不与其选的人，有意轻薄而已。

　　“轻薄出于自取！”这是陆陇其所说的话——他是浙江平湖人，字稼书；曾祖名叫陆溥，在江西丰城当县丞，有一次押运军饷到南京，夜过采石矶时，忽然发现船中漏水，他跪下来向天祷告：“船中如果有一文钱是由非法而来，愿葬身鱼腹。”就在祝祷自明心迹以后，船不漏了！天亮检视，船底破了一个洞；但是，有水草裹着三条鱼，恰好塞住漏洞。以后他的儿子也就是陆陇其的祖父，纪念先德，特地将他的新居题名“三鱼堂”；陆陇其的文集也就叫《三鱼堂集》。

　　他是康熙九年的进士，讲理学专家朱子；但绝不是空谈心性的腐儒。康熙十四年授职为嘉定县令，县令虽小，可以“灭门”，而陆陇其从不用他“父母官”的权威，老百姓打官司，他不派如狼似虎的皂隶去抓人，如果是宗族相争，找他们的族长；乡里相争，则找当地的长者，或者叫原被两告自己相约而至，细诉曲直。

　　他的听讼，全遵感化的宗旨，常常有父子反目，兄弟相仇，打上了官司；经他苦口婆心，反复开导，被劝得相拥而泣，和好如初的。

　　做县官的两件大事：刑名、钱粮。追完钱粮称为“比”；比期一到，不完就要打屁股。他定了一种“挂比法”；挂是褂名，到比期把欠粮的名字公告出来，等百姓自己来完。同时找了欠粮的人来，这样劝告：“钱粮是朝廷的国课，不是进我县官的腰包。你们如果重视公事，完请钱粮，身心俱泰；我亦就可以安逸了。我的安逸不是在家里享清福；是可以匀出工夫来替一县做事。你们想想看，我跟你们没有仇，何苦一到比期就要打你们。再说，一动刑，你们要私下给皂隶‘杖钱’；如果雇人代为受比，有行情的，要给两百个制钱。这些钱都是白花了的；不但白花，还落个欠粮被打屁股的丑名声，与其如此，何不把这些钱省下来凑正数。一次完不清，分两次、三次都可以。”

　　这个分期完粮的办法，也是陆陇其独有的，名为“甘限法”；到期不完，甘愿倍罚。老百姓听这位县大老爷如此苦心调护，不能不识好歹，所以江南的钱粮，总是嘉定县完得最快，欠得最少。

　　他到嘉定的第二年，因为朝廷讨伐吴三桂，各省征饷，每一县都是正供尚且征不足，额外加征，自然更感困难，但嘉定的成绩优异。陆陇其出一道告示说：“我绝不贪恋一官，为百姓向朝廷争，即使革职，亦无遗憾，但这样做对你们没有好处，因为朝廷已经出兵，粮饷不可不筹，所以争也无用，徒然耽误正事。”然后，他又派人到每家投一张名帖，作为亲自拜托的表示。嘉定老百姓不忍他们的县官为难，踊跃捐输，一个月不到，征了十万两银子。

　　然而，从古到今，凡是清官，大致总不为上司所喜。陆陇其的上司，江宁巡抚慕天颜，操守并不见得好，各县都经常有馈献，只有陆陇其不送红包。到了巡抚做生日那天，属下送礼，唯恐不丰，陆陇其登堂拜了寿，取出一正布，两双鞋子，说是他的家人所制，不是取自民间，特以呈献巡抚作寿礼。

　　慕天颜笑着辞谢，心里很不高兴。但是，陆陇其深得民心，要想动他不容易；最后想出一计，上奏请行“州县繁简更调法”，接着奏劾陆陇其，说嘉定是大县，政务繁冗，陆陇其的“操守绝一尘”，但“德有余而才不足”，宜调小县。

　　奏疏到京，照例交吏部审议。左都御史魏象枢为陆陇其不平，因而上奏，说如今地方官，惟恐操守不佳；既知陆陇其“操守绝一尘，何不留以长养百姓？请严饬诸督抚，大破积习，勿使廉吏灰心，贪风日长。”皇帝认为这话说得有理，不准慕天颜的奏请。

　　而结果陆陇其毕竟还是让慕天颜攻走了。那是由于一个极小的过失，甚至不是过失，是慕天颜的欲加之罪。

　　事起于一件命案。有个姓徐的商人，在收取了帐款回家的途中被杀，凶手不知是谁？等地保进城禀报，陆陇其立即带了刑房书办和件作，下乡相验。

　　照例的，苦主一定会在现场送状，哭诉缉凶，为死者伸冤。但凶手虽逃得不知去向，也不知姓甚名谁，而徐家的长子在状子上，却指得明明白白，是他家的一个仇人下的毒手。陆陇其准了状子，回到衙门，立刻就发火签，把苦主所指控的凶手，一个姓张的屠夫抓了来。

　　张屠夫素行不端，一脸的横肉，看样子倒真像个能干出那种谋财害命的勾当的恶人。然而上得堂去，极口呼冤；陆陇其听讼，一向冷静，总要让被告尽量申诉，除非有种种证据，断定犯人是在狡赖，不用刑罚。所以这时虽觉得张屠夫相貌凶恶，却不敢存着丝毫成见，只在口供上盘驳。

　　“你跟姓徐的，是如何结的仇？”陆陇其问道，“人家状子上，说得明明白白，你曾经‘一再扬言，非杀徐某人不可’，可有这话？”

　　“那是小人喝了酒胡说，作不得准。”张屠夫供道，“小人跟姓徐的结仇，原是为了祖坟的风水；也不是一两天的事了，打从小人上一辈子就结了冤家的。”

　　“俗语道得好，‘酒后露真情’；如果不是你心里一直在想着杀姓徐的，喝醉了酒，就不会说那种话！”

　　“青天大老爷明鉴，想归想，做归做。譬如说，有那讨饭的，走过小人的肉案子，每每望着架子上的猪肉流口水，也许他心里在打算着偷一块走，莫非小人就赖他是贼？”

　　“咄！”值堂的皂隶，厉声呵斥。“你怎么顶撞大老爷？”

　　张屠夫的话很厉害，若是别个县官，一定痛斥他“奸刁利口”，说不定就先打一顿板子，然而陆陇其却并不生气，不但不生气，还觉得他的话说得极有道理—一这个道理，陆陇其最明白，他是口不离“程、朱”，躬自实践，言行必符的人，“程、朱”的心性之学，修养所重，就在心不起恶念。所谓“不欺暗室”，不是说暗室中虽无人得见，而仍能把握得住，不做坏事；是说心无作恶的念头，虽在暗室，亦与明处无异。能有这样的功夫，就是圣贤！如何能期望于凡俗世人；自己不也常有鄙吝之念？只是能够自制自省而已。

　　于是他摇摇手阻止皂隶，同时平静地对张屠夫说道：“你倒也说得坦白，我此刻也不必问你心里的事。只是光亮这句话，洗刷不了你的嫌疑。莫待我用刑，你自己说实话吧！”

　　“小人句句是实。”张屠夫停了一下，突然提高声音说道，“姓徐的死在前天夜里，小人因为这三天祈雨禁屠，不杀猪，前天晚上睡在别处，是有……”声音越说越低，最后竟无缘无故停了下来。

　　陆陇其诧异，“你前天晚上睡在哪里？”他问：“是有证人？”

　　“是！有证人。不过——”

　　“不要吞吞吐吐！”陆陇其拍一下惊堂本：“说！”

　　“小人是睡在姘头家。”张屠夫吞吞吐吐，“小人的姘头就是证人，只是——”他突然磕个头：“求青天大老爷不要问下去了。”

　　陆陇其暗暗点头，这个张屠夫还有点良心。他的姘头必是良家妇女，不忍占了人家的身子，还叫她来出乖露丑，所以不肯露来历。牧民之官，化俗成美，第一要养人的廉耻；他不肯说，自己也不必追问。不过试还是要试他一试。

　　“张屠夫！”他用警告的声音说：“你举不出证人，可就脱不得关系。这是人命重案，利害关系，你自己要想一想。”

　　张屠夫为难了，一双布满红丝的眼睛，不断眨动；好久，好久，皂隶都已等得不耐烦，喝道：“大老爷问你话，你怎么不说？”

　　此一刻是他“天人交战”之际，陆陇其要等他自己求得个结果，便对皂隶说道：“莫催他！让他自己回答。”

　　“大老爷！”张屠夫有些激动地答道：“小人领罪就是了！”

　　在做县官的，这是求之不得的一件事，当堂录案画供，案子就可定谳。但是，陆陇其已可断定，张屠夫绝不是凶手，一录了供，变成铁案如山，如何使得？因而吩咐：“且先押了下去，收监！”

　　一喳！”值堂的皂隶，齐声应诺。

　　管提牢的皂隶，却有话问，抢步出来，屈一膝跪在公案旁边，“请大老爷示下，”他说，“张屠夫是不是收下天字号监？”

　　这问得有理。张屠夫自愿领罪，便是犯下命案的重囚，照规矩应下监禁死刑犯人的天字号监。但是，那一来就是脚镣手铐，日夜不松“戒具”；而且天字号的犯人，亡命之徒居多，张屠夫一关了进去，必受“牢头”欺侮。无辜让他受罪，于心不忍。

　　想了想，这样裁决：“此案疑窦尚多，还要提审。张屠夫单独监禁。”

　　单独监禁的用意是：陆陇其要教刑房书办到狱中去探询真情，刑房书办一共三名，比较善良的是一个姓李的；陆陇其退堂以后，立刻把李书办找到签押处，研究案情。

　　“你看，这张屠夫像不像凶手？”

　　“很难说！”李书办答道：“看样于不像。”

　　“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呢？”

　　“是从验尸看出来的。”李书办有条不紊地说，“第一、死者共有十七处刀伤，前脑后背都有，致命一刀在左下乳。如果张屠夫是凶手，伤处不会这么多。记得五年前有件命案，凶手是屠夫；被杀的，只有两处伤，咽喉要害上一刀，右腕一刀——这一刀是放血，完全是杀猪手法。”

　　陆陇其深深点头，“第二呢？”他问。

　　“第二是凶器。屠夫多用牛耳尖刀，伤口里窄外宽；现在这姓徐的伤口，里外一样，大概一寸二三分宽，凶器是两面开锋的匕首。”

　　“这么说，我的看法不错了。”陆陇其欣然地，“我不曾冤枉了他”

　　然而李书办却是忧形于色，“大老爷！”他说，“这缉凶的事很麻烦。既然有人承认，大可定案。”

　　“诬良为盗，断乎不可！”陆陇其说；语气平静，但显得极其坚决。

　　李书办也料到自己的话，说了也是白说；这位县大老爷的脾气，是他从未见过的，不必再争。争也无用，只谈难题好了。

　　“照现在的样子看，是要另行缉凶了。”

　　“当然！”陆陇其说：“你立刻传知捕快，今天就要动手。我也不立限期。要他们实心查缉，莫待我说出追比的话来！”

　　捕快缉盗，亦有追比的办法，五日一比，要打屁股；倘若是关系重大，譬如过往的达官，本地的巨室被盗，是非破不可的案子而破不了，那就要连累家族，或者老父，或者爱子，为县官暂时拘禁，直待破案，方始释放。于是情急无奈，便有种种交代公事的黑幕发生，或者张冠李戴，把这一案的犯人，移到另一案顶名认罪；或者抓来无辜的百姓，有意诬赖，逼打成招。县官明知其事；为了自己的考成，也就马马虎虎了结；还有些则以手法高明，连县官都被瞒过了的，但在陆陇其面前，那是妄想！

　　曾有这样一件事，有个姓余的百姓，欠下两年钱粮，自己答应分期完纳，但一而再，再而三，说了话不算数；陆陇其也曾派人去查过，这姓余的因为连年不幸，尊亲相继亡故，殡葬花费，闹了很大的亏空；最后又遭回禄，弄成家破人亡的局面。同时也没有什么比较优裕的亲戚，可予以援手。论境况确是很困难，只是讲法要公平，不责罚此人，无以对依限完纳的百姓；陆陇其无可奈何，下令行杖。

　　“大老爷！”姓余的再一次哀恳，“无论如何再宽我十天的期限，我一定凑足了钱来交代清楚。”

　　“到时候不交呢？”

　　“我不敢欺骗青天大老爷，只求大老爷宽限，到时候一定交。我已经想到法子，却要几天工夫去办。”

　　看他神情诚恳。陆陇其准了他的请求；姓余的也言而有信，到了限期，把两年通欠，如数完清。换了别的县官，有此圆满结果，当然高兴；再能抽出片刻工夫，把姓余的传上堂来，说几句嘉许的温语，就算是能体恤民艰的好官。但陆陇其却不是如此。

　　“你一定在作贼！”他很生气地拍着桌子，“几次比期，你分文没有；我晓得你穷，也没有亲友可以帮忙。我问你，不是作贼去偷，哪里来的钱？”

　　听这一问，姓余的神色惨淡地答道：“青天大老爷在我们嘉定做县官，哪个敢窃盗？这钱绝不是偷来的！”

　　“那么，莫非天上掉下来的？”

　　姓余的低头不答，却有眼泪掉落在地，这明明是有隐情！陆陇其心想，不逼他一逼，不会吐实。

　　“哼！”他冷笑说道：“事无不可对人言，如果你的钱，来路清白，为什么说不出口？”

　　姓余的倏然变色，悲痛相激，忍不住痛哭失声，“大老爷，我实说了吧！”他好不容易才挤出一句话来，“是卖女儿的钱！”

　　这一下害得陆陇其也是颜色大变，放缓了声音说：“你女儿多大，卖给哪家？细细说给我听。”

　　姓余的无法从容陈述，哽咽着说了个大概，他有个十六岁的女儿，尚未许亲；为了钱粮征收不足，便要连累“大老爷”的“考成”，于“前程”有碍，因此，将女儿卖给了邻家的儿子。卖得的钱，也不过刚刚够完速欠，因为邻家的境况也不好。

　　完速欠不是为了免于受责，而是不忍连累县官的“考成”；陆陇其心里越发难过，也就越发不能不问个清楚。

　　“你那女儿卖与邻家，是作偏房，还是算正室？”

　　“也不是偏房，也不是正室。他家把钱都凑了给我来完粮，办不起喜事，我也一点都没有陪嫁。就在今夜，悄悄把我女儿从后门送了过去‘圆房’，就算成了亲。”姓余的说到这里，大概是觉得太委屈了女儿，抽抽噎噎地哭得好不伤心。

　　“你莫难过！”陆陇其说，“等我先找了你邻家来再说。你也带了你女儿来，我自有道理。”

　　于是陆陇其派人找了男女两造到县衙门，在后堂接见：邻家姓陈，父子两个，问了老陈，确实是买了一个儿媳妇；他那儿子学的虽是木匠，品貌不算粗蠢，也略略识得文字，只是配余家的女儿，无论如何是女家委屈。

　　老余的女儿名叫寿姑，中人之姿而气度极好，不带丝毫小家子气；陆陇其跟他太太商量，要把寿姑认作义女。陆夫人极其贤惠，而且也爱寿姑的端庄和孝顺，欣然许诺，把她陪嫁的一枝玉钗和一副宝石耳环，赠予义女，作为陪嫁。陆陇其又传鼓吹把寿姑送到陈家合党。一时传为美谈。

　　不过一个老百姓，完粮的钱的来路，陆陇其心有所疑，都要寻根问底，探明究竟，何况是诬良为盗？所以捕快们都死心塌地，绝不去动那些歪脑筋，打算着想蒙混了事。但是缉凶也不容易，一元见证，二无线索，唯有下水磨工夫，到茶坊酒肆、书场澡堂去慢慢查访。

　　“回禀大老爷，”李书办有个要求，“捕快们有个计较，要假做真凶已获，就是那个杀猪屠夫；这是个障眼法，真凶以为有人替罪，可以安然无事，人就大意了，捕快才有机会把他找出来。”

　　“可以！”陆陇其说：“这一案尚未申详上去，不必报盗杀——本来也还不知道，是不是盗杀？或者另有仇家，或者有人一时见财起意。都未可知。”

　　李书办打点文书，报的是“是仇是盗，尚在鞠问”，同时在外面放出风声去，说是仇杀无疑。那些捕快们，表面不动声色，暗地里则在加紧缉查；果然，不久发现一个以前有案而久未露面的小毛贼，衣衫光鲜，得意洋洋。问他钱的来路，却是支吾其词，没有个可以令人相信的解释。这就不用客气了，下手抓到班房里，一讯而昭；然后请大老爷坐堂，指供历历，绝无虚假，这件命案是确确实实，漂漂亮亮地破获了。

　　等把获盗定罪的公文，申详上台，到了慕天颜那里，一件公文化做两件，谋财害命一案，报到刑部；杀人偿命，依律定了“斩监候”的死罪，自然照准，只待秋后“勾决”处斩。

　　另外还有一案，是专门对付陆陇其的；慕天颜劾他“讳盗”。奏章到京，照例“交部议奏”；这个部是六部之首的吏部，考核官员功过的一司叫做“考功司”，司里为首的叫做“掌印郎中”，下面有郎中、员外、主事等等官员，分职办事，统名“司官”。

　　司官是不懂公事的，读过书的懂道理；那些满洲的官司，没有读过书的，懂人情世故，他们做官谈公事，就靠情理来判断是非曲直。然而公事并不是处处讲情理的；第一要讲“例”，过去像这类案子是如何如何办理，就叫“成例”。这些成例只有一种人知道，就是书吏，又名书办——这是个世袭的职位，虽有“三年退卯”的规矩，其实换名不换人，张三是他，李四也是他。

　　陆陇其的案子到了一名赵书办手里，想都用不着想，照慕天颜的意思，办了议复的奏稿，以“讳盗”的罪名，定了“革职”的处分。

　　书办称司官“老爷”；司官称书办“先生”。考功司掌印郎中“李老爷”看到奏稿，把“赵先生”请了来商量。

　　“赵先生！”李郎中照多少年来的惯例，跟与他“身分”悬殊的赵书办，站着讲话，“这件案子怕不能这么办吧？”

　　“是这么办。陆某人初报不指出是盗，就是讳盗，应该革职。”

　　“那时真凶还没有抓到，所以原报‘是仇是盗，尚待搞问’，似乎没有错。”

　　“他没有错，我也没有错！”赵书办立刻顶了过去，“成例俱在，还有什么话说？”

　　“例案不止这一件，可以不可以引用别的例案；从轻处分？”

　　赵书办把那个头摇得博浪鼓似地：“李老爷，”他将手一指，“例案都在那里，你自己去找好了。”

　　一听这话，李郎中气馁了，一屋子的档案，堆得碰到天花板，到哪里去找？于是再低声下气地商量，“这陆陇其是清官，能保全总要保全他。赵先生，你说是不是呢？”

　　不提清官还好，提到清官“赵先生”越发有气，心里在说：天下都是清官，叫我喝西北风？于是冷笑一声，撇着嘴说：“清官值几个钱一斤？”

　　部文到了江宁，慕天颜委了一员“摘印官”到嘉定；老百姓愤无所泄，几乎要揍那“摘印官”，亏得陆陇其亲自出面弹压，才没有闹出不可收拾的乱子来。

　　陆陇其的移交随时可办，因为库存和帐目清清楚楚；交了印信，雇好一只船，把他自己的几箱书，和他太太的一架用熟了的织机先搬了上去，然后坐轿到码头上船。

　　嘉定的老百姓家家跪香，有的痛哭失声，有的“攀辕”——拉住轿杠不放，口口声声只喊：“青天大老爷走不得！”害得陆太太在轿子里把眼睛都哭肿了。

　　陆陇其家住平湖。他家的始祖就是唐朝的名臣陆蛰，一部《陆宣公奏议》，为千古循吏，奉为金科玉律。陆家在嘉兴、平湖一带是巨族，虽在明朝嘉靖年间，出过锦衣卫都指挥使陆炳那样的佞臣，但耕读家风，世世不替；陆陇其对一官得失，毫不在意，只觉得不能为百姓多做点事，是一遗憾。但得有这个机会，回家侍奉高堂双亲，也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所以回到平湖，丝毫不见罢官归里的失意之态。

　　侍亲读书的清闲日子，过不了多久；当地的县令亲自登门拜访，直道来意，是奉旨征召入京，应试博学弘儒；举荐他的是二部主事吴源起，说他“理学人程朱之宝室，文章登韩柳之堂”；又说他“理学纯深，文行无愧。”陆陇其自然有知己之感。

　　但是，老父年迈多病，做儿子的深伯承欢之日无多，因而坚决辞谢。最后让老太爷知道了，教训儿子：方在壮年，正是出力报国救民的时候，何可自鸣清高？他问：“你可记得朱子答曾无疑的话？”

　　陆陇其怎么不记得？随即琅琅背诵：“‘孝悌忠信，虽只是此一事，然须见得天下义理，表里通透，则此孝悌忠信，方是活物。如其不然，便是个死地孝悌忠信，虽能持守终身，不致失坠，亦不免但为乡曲之常人。’”

　　“我如何愿你为乡曲之常人？”陆老太爷接着他的话说，“你如果只知报国之日长，待亲之日短，便是死守着一个孝字的表面；与忠信不相干。只为你尽孝，倒像是我耽误了你报国救民的机会。你须推我之心为心，勉为好官，岂不就是尽了孝了？‘孝悌忠信，表里通透’原须如此讲法才是！”

　　陆陇其原知该如此讲，只是一片孺慕，不忍远离。此刻听得这一番庭训，再要依恋不舍，反倒是不孝了。因而接受征辟，轻车简装，取道山东，由陆路进京。

　　在旅途中，他就打算了不知多少遍了；一到京师，第一个要见的人是汤斌！

　　应征博学弘儒的，多的是贫士，大都住在庙里。等到每月致送银米的恩诏一下，文酒之会，大为风行，但也有少数人，依然故我，在古庙里守着青毡青灯，刻苦用功，希望在此数百年难逢的盛典中，一显身手，博取高第。

　　最特别的是这么一个人，他既不参与文酒之会，也不是打算博取高第，他有他的一套平生志业所在的常课，要把他在改朝换代、天翻地复的浩劫中，所见所闻的忠臣烈士、义夫节妇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忠实地记录下来。所以一个人住在古庙里，笔不停挥，写的却是《明史稿》。

　　他就是陆陇其所渴望一见的汤斌。像陆陇其一样，他也是中过进士，做过地方官，又被荐举，奉召到京的。陆陇其今年四十九，汤斌比他只大三岁，但科名却早了十八年，一个是顺治九年的翰林，一个是康熙九年的进士。所以陆陇其称他为“老前辈”，而他，虽是初次见面，却很亲热地称陆陇其的号：“稼书！”

　　在座的还有个万斯同，史学的造诣，极其精深。汤陆二人则都是理学家，但途径不同；陆陇其笃守程、朱，而汤斌的理学出于由陆象山而来的王阳明。朱、陆各成门户，有名的“鹅湖之会”，彼此辨疑质难，各不相下；这天在秋雨潇潇的古庙中，汤、陆二人的意气激昂，当仁不让，亦不输于前贤。

　　陆陇其所致力的“朱子之学”，重在“格物致知”，以为“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格物就是穷物之理，以至于极，来扩充此心的知识，到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这就是所谓“穷理尽性”。

　　但陆象山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心即理”，是一非二，此即为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良知”。如果说一个人定要读书才会有良知；那么尧舜并不曾读书，何以成为圣贤？

　　明朝的王阳明，本来也是信服朱元晦的学说的，从格物去致知，所格之物是院子里的一丛竹子，为何竹有节？为何竹长青？竹如何生笋？何以笋可食面竹不可食？竹叶又为何与树叶不同？这样格来格去，格不出一个名堂；而焦劳苦思，到了第七天上竟恹恹成病，很悲伤地在想，没有这大力量去格物，圣贤是做不到的了！

　　到后来，王阳明得罪了权势薰天的太监刘瑾，被谪为贵州龙场驿的驿丞，那地方在贵州西北的万山丛中，荆棘遍地，五谷不生，既有毒蛇猛兽，又有瘴气毒虫，一到了那里，便难望再还家乡。就是王阳明，得失荣辱，都可以置之度外，只有生死关头却还看不破；自觉道学之士，这一关打不破是一种耻辱，因而置了一副石棺材，放在住处，自己对自己发誓：绝不以生命为念，如果刘瑾余憾不释，要来加害，那也随他，反正棺材已经预备好了！

　　有了这样一个最后打算，便终日端坐，静等大限自至。但说也奇怪，久而久之，觉得胸头一团春意，不但忘掉死，而且忘掉困苦。看到跟他来的仆从都生了病，便自己砍柴汲水，煮粥给大家吃；知道大家中怀抑郁，便又教大家读诗；在那种生人所不能堪的环境中，谁也没有心思来听他忽发雅兴，大吟其诗，于是王阳明改了一个花样。

　　他是余姚人，离绍兴不远，从小就会唱“绍兴高调”连唱带做，还加上插科打浑，仆从都在暗地里笑他“穷开心”！但是，大家到底是开心了，有了笑声，病也好了；打起精神来过日子，跟言语不通的苗子相处得很好。

　　于是王阳明就想：圣人到了这步田地，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这样想来想去想到半夜里，明月中天，寸心澄澈，忽然大悟，自己所做的事，就是圣人之道！自己心里就有良知；良知可以自致。不必经由格物去求。这比陆象山的学说更进了一步，而与朱元晦的道理，相距也就更远了。

　　但是，陆陇其不喜欢王阳明“致良知”的学说，另有缘故。

　　王阳明的“致良知”的由来，近乎佛家的“顿悟”；他的《传习录》中，有“所机锋”的禅味。陆陇其所讨厌的，就是这一点禅味；因为在儒家看，那是异端！

　　“二公莫流于门户之见！”当激辩得不可开交时：万斯同一半调停，一半规劝地说：“照我看，二公的异处甚微，同处极多：第一，言必信，行必敬，皆不愧为真儒；第二，一片民胞物与之心，但求有利于民，不计个人荣辱安危，皆不愧为醇儒；第三，著书立说，力倡正学，皆不愧为大儒。”

　　听万斯同屈着手指说完，汤斌和陆陇其异口同声地连称：“不敢，不敢！”

　　两人原本惺惺相惜，即使有争执，依然相敬相亲；看看天色将晚，客人预备起身告辞，主人却殷殷留客便饭。陆陇其和万斯同都知道汤斌有颜回之风，饭食粗粝得常人难以下咽，倒要见识一番，是难吃到如何程度？所以双双点头，欣然接受。

　　到得饭桌一看，却不免失望，四莱一汤，有鱼有肉，雪白的馒头；也不是如他人所传说的“脱粟饭——”仅仅去壳，不曾舂过的黄糙米饭。万斯同疑团莫释，心里不好过；便借故走了出来，向汤斌的老仆汤桂问道：“你家主人，平日也是这样的饭食？”

　　“万老爷在说笑了！”汤桂有些诧异似地，仿佛嫌他这话问得多余，“逢年过节也不曾有这样的饭菜。今天是待客，不便过于简慢。”

　　“那么平日吃些什么？”

　　万斯同一面说，一面去揭一个冷纱的菜罩，只见吃剩的冷饭残羹是：半碗黄糙米饭、一碟拌生豆腐、一碟豆腐乳，还有一样也是豆腐——青菜豆腐汤。

　　看清了真相，万斯同不再失望了；但是，他又隐隐懊悔多此一看，因为看了心里一阵阵酸楚。

　　“你倒也不嫌清苦？”他问汤桂。

　　“我家老爷都不嫌苦，我们做下人的哪里敢嫌？”汤桂又说，“吃惯了倒也不觉得，青菜豆腐也蛮有滋味的！”

　　“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万斯同摇着头走了。

　　回到席间，反是他食不下咽。汤斌待客甚诚，但不善酬酢，而且理学家特重行为的规矩。孔老夫子那套“席不正不坐”、“食不语”的教训，汤陆二人都是自然而然地遵守着，所以宾主三人，默默地吃完了一顿饭。看着雨下得大了，汤斌提议煮茗作竟夕之谈；客人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情，表示同意。

　　“潜翁！”汤斌字潜庵，所以万斯同这样称呼他，“令堂殉难一事，义烈芬芳，却不知其详，今天正好请教！”

　　提到逝去的母亲，汤斌忍不住要掉眼泪；用手指拭眼角，从他的家世谈起。

　　汤斌是明朝武官的家世，原籍滁州，在英宗正统年间方始迁到河南睢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