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库的祖父，单名一个宽字。明太祖起兵，在滁州的汤宽投入帐下，做个小小的养目，名为“总旗”。天下平定，论功行赏，汤宽升为管一百兵丁的“百户”；是最低级的武官，驻地在广东电白一带。

　　明朝的武官是世袭的，汤宽的儿子汤铭袭职仍旧当百户，但驻地不同；被调到中都——明太祖的家乡，驻守中都都城金川门。

　　汤库是汤铭的儿子，以战功升为“千户”；驻地由凤阳调到河南归德府的“睢阳前卫”，从此汤家在睢州落籍。一传汤英，再传汤讳卿；那于汤家最恒赫的一位武官，因为平巨寇王堂，定汝南之乱，又调到宣化府抵御鞑靼入侵，积功升到“指挥佥事”，世袭骠骑将军，最后的官职是“中都正留守”；那是他的曾祖父汤铭服官之地，但职位已大不相同，“正留守”是守卫凤阳的指挥官。

　　汤讳卿有两个儿子，长子袭职，次子名叫希范，另外在仕途上发展，当过山西赵城的县丞；那就是汤斌的曾祖。

　　汤家在那时，已成睢州的巨富，但家内宽厚，乐善好施，而且不废诗书；汤武臣家世，到了汤斌的父亲，几乎完全改观了。

　　汤斌的父亲行之，名叫祖契，字孝先，号命式。从小是个神童，对于诗经的造诣甚高；中过秀才。为人慷慨热情而有侠气。他先后娶过三位太太，第二位太太姓赵，在天启七年生下一个儿子，就是汤斌，字孔伯，号潜庵。

　　在汤斌十一岁那年，遭遇了一场家难。有个豪绅趁他祖父去世，夺了他家的财产；而其时流寇如麻，已成乱世，没有道理可讲，汤祖契只得忍气吞声，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独子身上。

　　破家以后买不起书，汤祖契手抄《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以及唐宋八大家的文章数百篇，亲自课子；寒夜青灯，书不读熟，父子俩都不睡觉。这样五年下来，另一场大灾难，又降落到他们父子身上。

　　崇祯十二年九月，陕西的官军打了一个很漂亮的胜仗，大破李自成于函谷关，他的部下死的死、投降的投降，李自成带了少数人逃入崤山；四面被围，饥寒交迫，李自成走投无路。几次上吊，都为他的养子李双喜所救。

　　既然死不成，便只有突围，李自成下令，把所掳掠来的妇女，杀得一个不留，带了五十个人，骑马往南冲。如果合围坚守，李自成非困死在崤山中不可，只以杨嗣昌的一念之差，放了他一条生路。

　　杨嗣昌是极受崇帧帝宠任的兵部尚书；此人的短处在于只会纸上谈兵；他认为自古以来，不管围城还是围敌，一定要留个缺口；如今不如空武关一路，另外在步关内外设下伏兵，李自成突围经过，伏兵齐发，可以一击而尽。

　　他这时在前线督师，说的话就是命令，于是守步关的左良玉，奉令撤离。就在这空隙中，李自成拚命冲锋，伏兵尚未部署停当，他已逃出武关，躲入湖北郧阳、均县的深山中，静静喘气。

　　这年久旱不雨，陕西、河南、山东、山西大饥荒；饥民无所得食，也成了流寇，李自成就是这样裹胁了河南的好几万饥民，声势复振。自郧阳、均县，一路往北，烧杀掳掠，到了崇顿十四年正月，终于包围了洛阳。

　　洛阳是神宗第三子福王的藩国；他的母亲郑贵妃，得宠数十年，所以福王就藩时，行装中除了数不尽的内府珍宝以外，另外拨给数万顷的庄田，又取得了食盐的专卖权，福王府的富足，真堪敌国。此时寇临城下，发库藏、募死士击贼，颇有斩获。但不幸地，总兵王绍禹的部下，已跟李自成有了勾结；同时有一路援军驻扎在城外，在李自成带兵冲到时，城门关得太快，这一支军队来不及撤退，吃了大亏，迁怒到城内守军，反而投敌自效前驱。这样里外生变，不过两天工夫，洛阳的城就破了。

　　那是一场浩劫，洛阳百姓被杀的有几十万；王府被一把火烧得精光，福王父子组城逃命，但世子幸免，福王则仍旧被找到了。同时被捕的还有兵部尚书吕维棋，他劝福王自裁；福王贪生，向李自成磕头求饶命，结果被肢解了杂在鹿肉中一锅煮，李自成置酒大会，说是吃“福禄酒”。

　　下一个月，李自成开始攻河南省城开封。

　　开封是北宋的都城，金兵人寇后，重加修缮，城墙有五丈厚，李自成怎么样也攻不破。时来时去，胶着到了崇帧十五年正月，攻势突趋猛烈，李军在城墙上凿了无数的洞，填上火药爆炸，但依然无效。最后一次“大放”，满天的砖瓦灰石，向外飞击，反把李军前队的人马，打得血肉横飞。

　　于是李自成与另一有名的流寇罗汝才，集中了八十万人马包围陈州，布阵四十里，轮番进攻，陈州很快地陷落。

　　接着便是北上攻归德府，雄州危急了。

　　汤家商议逃难。但四面都是流寇，而且到处都缺粮，人吃人的事已不足为奇，一大家人就是逃得出去也难活命；因此，汤斌的母亲赵夫人作了断然的处置。

　　第一步，她叫十六岁的汤斌，到北城外一座庙里去读书；李军自南来，倘或攻破难州，他就得渡过黄河，往山东逃了过去。

　　汤斌自然不肯。无奈他母亲真的动了气，说他昧于大义，徒死无益！叱斥完毕，继以声泪俱下的苦劝，汤斌不得不勉强依从。

　　第二步，她嘱咐她丈夫，保护她那七十多岁、两耳重听的婆婆逃命。汤祖契是孝子，为了护持老母，也就顾不得妻子了。听了赵夫人的话，亲自充任轿夫，抬着母亲，星夜往山东曹州一带去逃难。

　　于是处分了一切家务，为城破之日，赵夫人悬梁自尽。

　　赵夫人知书识字，早萌死志，上吊不成，冷不防又去投井；丫头老妈子也是早有防备的，陌生人尚且不能见死不救，何况是贤德有思的主母？所以就在她扑向并栏的刹那，有人拖住了她的衣服。回头一看，跪了一地的下人。赵夫人不能不发怒了，因为这对她是无比重要的荣辱关头，错过这一刻，也许就死不成；就是死成了，泰山鸿毛之间，评价大不相同。

　　“走开，莫误我的大事！”她厉声呵斥，“贼来不死，什么叫贞节？死得不是时候，不是取义！”

　　道理虽正大，下人却不能领会，环跪泣劝；就这乱糟糟，哭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难州城破，流寇已经打进大门来了。

　　“人呢，人呢！”为首的小头目，拿刀把桌子拍得极响，“喊你们家主人出来！”

　　“主人都不在家。大王！”老仆汤成抖得瑟瑟地。

　　“这么说，一个家都交给你了！那好，金银珠宝埋在什么地方？领路！”

　　“不知道埋在哪里——。”

　　一句话未完，刀背横扫过来，正打在汤成的嘴上；白胡子立刻就染红了，疼得他在地上打滚。

　　“搜！”

　　一搜把赵夫人搜了出来，拖着头发，横拉直拽；赵夫人不绝口地骂，骂之不足，用脚踢、用手打，甚至用嘴咬，结果死在白刃交加的乱刀之下。至死而不曾受辱，赵夫人的志愿达到了！

　　奉母携子在山东、河南、河北交界一带的曹州、卫辉、大名之间，东选西躲，一步一惊的汤祖契，在短短的三个月中，遭遇了一连串的沉重打击。

　　爱妻殉节不久，老母不堪惊忧奔波，死在流亡途中，一个弟弟死在归德，所造一子，下落不明。两个哥哥，一个陷在睢州。凶多吉少；还有一个死在衢州，留下十岁的弱女，孤苦无依，倘或不加闻问，此生怕就再无见面的日子。

　　“虽是女孩子，到底是你伯父的骨血；汤家的人不多了，我要想法子去领回来。再说，女孩子又不比男孩；男孩还能自立，女孩流落，将来不堪设想。”

　　乱世弱女子，无以为生，如果不死，便多半会落入娼家；汤斌也觉得父亲的顾虑是件很严重的事。

　　“爹！”他说，“我去一趟。”

　　“衢州怎么走，你知道吗？一直深入仙霞岭，近江西了。往返六千里路，谈何容易？脱口就说了出来，见得你不诚不敬！”

　　受了父亲的责备，汤斌自己想一想，果然轻率；因而不敢再作声。

　　“我想只有我们父子俩一路去。”汤祖契说，“清兵已经南下；史阁部拥立了福王世子——一这位世子虽是头号纨袴，不过经此巨创，也许有所作为。再说史阁部拥护他，当然是看得他有出息。我们看看去！”

　　于是父子俩跋涉南下，虽然走得脚上起了水泡，到晚来只要有一席容身之地，汤祖契一定还要课子；。也只有听得汤斌的琅琅背诵，侃侃讲义，他才能忘掉道路流离的苦楚。

　　到得南京一看，汤祖契的心，整个儿凉了！福王父子在洛阳的一切，他原是深切了解的，总以为老福王让李自成“吃福禄酒”吃掉，小福王无论如何想起父亲脔割生烹的惨绝人寰的死相，也会食不下咽。谁知不然！在马士英、阮大锨报弄摆布之下，搞得乌烟瘴气，光是朝朝演阮大铖的“燕子笺”、“春灯谜”；夜夜选秦淮妓女侍寝，就把汤祖契气得觉都睡不着！

　　“这简直成了禽兽世界，不可以一日居！”汤祖契说，“我们赶快走吧！到衡州去。”

　　“是！”汤斌很兴奋地说，“衙州是诗礼之乡！”

　　因为，孔子的南宗在衙州。

　　宋徽宗末年，金兵入侵，掳了徽、钦二帝北去；康王赵构，由于哲宗所废的盂后的主持，接承大统，是为高宗。在建炎初年南渡，建都临安；那时在曲阜的衍圣公，是孔子的第四十八代孙孔端友，他奉了子贡所手刻的孔子楷木像，扈从而南，定居在衢州。

　　高宗赐了衢州的官田，孔端友依照曲阜的规制，建立家庙；终南宋之世，一百六十余年，衍圣公都由孔端友的子孙承袭。宋亡元兴，不承认衢州孔家承袭衍圣公的资格；而且孔庙也毁在兵火之中，于是曲阜恢复了衍圣公府。衢州孔家则被称为“孔子南宗”。

　　明代宋兴，当然没有再度更张，以南宗承袭衍圣公的必要；但衢州孔家的境遇，比较好得多了，永乐初年，重建孔庙；正德元年，将南宗的孔子第五十九代孙孔彦绳，授职为“五经博士”，这是个世袭的职位，不须到国子监供职，专管衢州孔庙的祭祀。

　　正德十五年，衢州孔庙移建于衢州府城中的“西安县学”；南宗孔家的门第，渐次兴旺，汤祖契的哥哥，因为偶然的机缘，成了孔家的食客。因此，汤斌随父到了行州，很容易地得到了瞻仰孔庙的机会。

　　流寇的猖狂，福王的荒淫，马阮的奸恶，江淮四镇的跋扈，以及一路流离中所看到、听到的悲惨景象，使汤斌从极端痛苦中，得到一个领悟，这已不是改朝换代的亡国之痛；是礼乐消沉，人心崩溃，空前未有的亡天下的大危机！在衢州孔庙中，汤斌徘徊苦思，决定双肩担负起振兴文教，挽救人心的重任。

　　往返奔波六千里，汤祖契终于带着儿子和侄女儿重新回到家乡，那已是第二年，也就是清朝顺治二年的年底了。

　　衢州城内，一片荒凉；汤祖契访寻终日，才找到了家园的原址。父子俩一起动手，就断垣残壁间，草草搭起一座聊蔽风雨的茅棚，暂且安顿了下来。

　　重建家园的工作，相当艰难，但也相当顺利；顺利的是汤家一向待佃户忠厚，而汤祖契的热心、魄力，又是久为乡里所信服的，所以听说他们父子回乡纷纷不期而集。但是，“人多好做事，人少好吃饭”，接着这番顺利号召而来的，便是觅取粮食的艰困——大乱之后，所缺乏的一定是粮食、种子、农具和耕牛；这时唯有跋涉他乡去设法买粮食；人多粮少，就只有束紧裤带，半饥半饱。

　　汤斌少年时的境况优裕，但这几年伤心惨目的生活，已经把他磨练成一个最能吃苦的人；起先是不忍之心，吃得太饱，会使他想起活活饿死在沟壑之中的老弱妇孺，反党胃中不舒服。以后书读得多了，便有这样一个心得：“节用最关治道！”秦灭汉兴，如果不是文帝的俭朴，何来以后的盛世？“开元之治”媲美贞观，只以玄宗不知节用，几年工夫，就召来安史之乱。同时他也深深体察到，多少有抱负、才具的好官，原可以畅行其志，把自己的分内之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处处妥贴，只以不知节用，在取予之间不谨，或则清誉有玷，受人扶制；或则一时收功，留下后患，特别是地方大僚，犯这个毛病的很多，像胡宗宪，能用俞猷、戚继光平定东南沿海的倭乱，但起居奢华，拟于王侯，一方面造成奢靡的风气；一方面又造成了贿赂的风气，贻害无穷。看到了这一点，汤斌不须立志，自然而然地就能够甘于藜藿。

　　汤家，很快地又显得热闹了；汤斌娶了马秀才的女儿，是个极贤德的妻子，婚后一年，生了儿子。依照族谱中的排行，汤斌这一辈用“文”字，下一辈用“水”字，汤祖契替长孙取名为汤溥。

　　汤斌的堂弟，也就是他那死在归德的叔叔的儿子，流落在曹州府，为一个鄙吝的土豪所收养。那土家知道汤祖契到处在打听侄儿的下落，曾有话传出来，不惜任何花费，但求寻着侄儿，因而把这个汤家的少年，视作奇货；伪造了一张契约，说汤祖契的弟弟，是把侄儿子卖了给他的，数年衣食，所费不赀。这样经过多次的谈判，托人居间调解，汤祖契才能把侄子赎了回来，为他娶妻，同时还分了两百亩田给他，希望他能撑起自己的门户。

　　然后，汤祖契自己也续了弦；那是出于汤斌的劝谏。汤祖契虽是望五之年，身体却异常健硕；但老来无伴，而且有些起居琐事的侍奉，又非儿媳妇和侄女儿所能尽心，汤斌觉得父亲应该有个伴，而他又是不主张纳妾的，所以表示希望有一位继母。

　　他的继母姓轩，是个老小姐，嫁了汤祖契觉得相当称心，因为那一双比她小不了几岁的儿子儿媳，对她尽心尽礼，异常敬重。不久，轩夫人生了一个女儿，汤斌则又生了一个儿子；人丁兴旺，而且上慈下孝，越发显得一片发皇的气象。

　　就在这俭朴安定的几年中，汤斌在学问上已大有成就；他是个于书无所不窥的渊博之士，但他没有陷溺在书城中，而且对那些成天钻人书本里，不问世务的人，不以为然。

　　因为正心诚意的理学，往往流于空谈，“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试问于世事何补？还有一班学者，以考据的态度，穷年兀兀，去分辨朱熹和陆九渊的异同，以及宋朝程、朱一派和明朝王阳明一派如何抵触？于是门户之见，顽固不化；信奉程、朱的，只要骂王阳明，就算是卫道之士。这种态度，在汤斌看来，根本就不是有用的读书人。

　　因此他有几句话，成为当头棒喝：“学者读书，不务身体力行；专为先儒辨同异，亦是玩物丧志。”因此，他不薄程、朱，而更信服王阳明，因为王阳明是知行合一，能够将他的读书心得，经世致用的人。也因为如此，他不愿做个隐士；同时他觉得必须应考人仕，只有通过这条途径，他才有为生民造福的最大的机会。

　　于是在中了举人以后，他在顺治八年秋天进京，参加顺治九年春天的壬辰科会试，中了进士。从这年开始，恢复明朝的制度，从进士中拣选庶吉士——一这是专为造就第一等人才的办法，大致起于明朝永乐年间，选取新进士中，才资英敏而年轻的，在文渊阁读书，待遇非常优厚，由司礼监供给笔墨纸张；光禄寺预备早晚膳食；礼部供给蜡烛灯油及月俸；工部在皇城内东华门附近找一所宽敞的房子，以供住宿，皇帝时常到文渊阁亲自出题考试，查看学业的进度。五天休沐一天，放假出宫；派太监及锦衣卫官员，随行照料。

　　到了天顺二年，定下规制，不是翰林出身不能当宰相；因此，被选为庶吉士的，号称为“相储”。但庶吉士并非每科都选；最初是隔一秋选一次，以后或者三科并选，或者数科不选，甚至有九科不选的。

　　进士膺选为庶吉士，称为“馆选”，人馆就学，便称“开馆”。馆中有资深的翰林指导，名为“教习”，三年学成“散馆”；当然要经过一次考试，成绩优良的，留在翰林院，谓之“留馆”，授职为编修或检讨，通称为“翰林”，其次则授职给事中或御史，是为“言官”。

　　清朝开国，在顺治三年开科取士，以后又有四年、六年两科，总计取中的进士已有一千一百人之多，而始终未选庶吉士；到了九年壬辰科试毕，便有人建议恢复，按照省分的大小遴选，直隶、江南、浙江大省，每省各选五人；河南算做中省，只选四人，汤斌就是四人之一。

　　在这三年中，汤斌如人宝山，只愁取之不尽；因为宫中所藏的书，无所不有，而有许多是外间所难得一见的“秘笈”。同时，明朝历代皇帝的实录，及内外大臣的奏疏，亦有机会可以细读。但苦于卷帙浩如烟海，唯有夜以继日，挑最精要的口涌手钞，苦读不休。

　　三年散馆，汤斌以成绩优异，授职为国史院检讨，这时正是修明史之议，旧事重提之时。明史的创修，起于顺治二年，但以奉旨纂修的大臣，都是投降满清的“贰臣”；不但下笔为难，而且还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流弊，有个最无耻的冯铨，甚至偷窃了最原始、最珍贵的史料。

　　冯铨是直隶琢州人，他是天启年间万恶太监魏忠贤的干儿子。明朝亡于宦官，而魏忠贤则是罪魁祸首，冯铨又为魏忠贤的心腹，所以从天启年间起，他就为正人君子所不齿。崇祯二年定“逆案”，冯铨自然“榜上有名”，得了杖责和徒刑的处分，准予捐赎为民。闲住了几年，等清兵入关，他是最初投降的“贰臣”之一，以明朝的大学士授为清朝内宏文院大学士。顺治二年，奉诏与洪承畴等人纂修明史。

　　隔代修史，最主要的凭借，就是前朝的实录和国史馆的传稿。国史馆为前朝的大臣立传，而实录则为皇帝一生事迹的记载；皇帝在世时，一言一行有“起居注”，皇帝崩后，根据起居注整理编纂，成为编年体的史料，就是实录。国史馆的传搞不存，还可以根据被传者的家乘及其他野史来写成传记；而皇帝的实录如果缺乏，就不知如何着笔了。

　　冯铨因为这个缘故，得以进入庋藏前朝实录的“皇史囗”，发现天启年间的记载，对他非常不利；尤其是天启四年—一这一年魏忠贤到涿州去进香，护卫的铁骑如云，蟒袍玉带的大臣，陪待左右；警跸传呼，与皇帝出巡无异，而冯铨也就像“叩阍”似地，跪伏道旁，痛哭流涕地陈诉，说他的父亲冯盛明，当河南左布政时，以读职被弹劾，是“东林党”的陷害。

　　以无锡东林书院为基础的，敦品励行之士所结合的一个集团，被人称为“东林党”，正是魏忠贤所深恶痛绝的眼中钉；因而冯铨的陈诉，很容易打动他，将冯铨任用为东宫官属的少詹事。其时“铁汉”杨涟，一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款大罪；魏忠贤颇为恐慌，冯铨向他进言，教他不必顾忌，尽管用高压手段，茶毒东林。因此，冯铨的罪恶，并不比其他“阉党”巨擘，如崔呈秀等人来得轻，此已成当时的公论。冯铨怕天启四年的记载，有公之于世的一天，便起了釜底抽薪的盗心，把这一年的实录悄悄儿偷走了。

　　明朝末年的实录，本来从天启七年以后就不存的，现在更少了天启四年这一年，因此纂修明史的工作，越发困难，冯铨等人奉诏从事，只是仿照通鉴的体裁，草草敷衍，略有几本而已。这一部判明一代兴亡得失的正史，还须从头做起，而最要紧、最基本的工作，便是访求天启、崇祯两朝的史料。

　　于是顺治五年、八年，都曾有人上奏，建议以重金购求所缺明实录的抄本、发布政令及人事动态的“邸报”，个人撰述的野史。同时要求各衙门，将有关政事的档案，移送内阁。但是，效果不大，因为握有此项史料的人，或者心存忌讳，或者怕轻易被毁。在他们看，像冯铨这样的人，根本就不乐见有一部完整的明史；如果有了，“贰臣”的原形毕露，丑恶不堪，如何还能靦颜偷生？

　　事实上也是如此，由于贰臣的立场不正，要期望从他们手中出现一部明史，根本就是妄想。汤斌早就看准了这一点，所以也早就有志于此。多少年以来，他就不断将看到听到的忠臣烈士、义夫节妇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忠实地记载着保存着，希望有一天能够为他们表扬于天下，留芳于万世。

　　对于纂明史的条件、方法，他当然也有一套看法，平日也曾对长官谈过；但是所有的长官都暗示他不必多事。于是得到一个可以向皇帝讲话的机会，他自然不计个人的安危得失，毅然尽他的言责。

　　那时是顺治十二年，跋扈的摄政王多尔衰死后，在满洲贵族中引起的明争暗斗，尚未平息；而投降的贰臣，接续着使明朝加速崩溃的东林与阉党的斗争，衍变为区域性的“南北之争”，树立门户，勇于私斗；而各省则盗贼蜂起，水旱灾荒不绝，天资过人而乐于亲近文士的十八岁的皇帝，决意整饬政风，恢复了明朝巡按御史的制度；树立铁牌，禁止宦官干政，同时下诏求直言：

　　亲政以来，五年于兹，焦心劳思，以求治理，日望诸臣以嘉谨入告，匡救不逮。乃疆国未因，水旱频仍，吏治堕汗，民生憔悴；保邦制治，其要莫门！诸王大臣皆亲见祖宗创业艰难，岂无长策？而未有直陈得失者；岂朕听之不聪，虚怀纳谏有未尽欤？天下之大，机务之繁，责在一人，而失所辅导；朕虽不德，独不念祖宗培养之泽乎？其抒忠荩，以慰朕怀！

　　过了几天，更明文规定，京官七品以上，外官知府及副将以上，“各举职事及兵民疾苦，极言无隐。”皇帝有这样的诚意，汤斌觉得自己不说话，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不许可的。

　　于是他写了一道“敬陈史法”的奏疏，送了上去；奉旨发交“所司大学士”拟议，因而惹得他的长官，大为不满。

　　汤斌对修明史的见解，不是人云亦云的陈言，确有深入而不易为一般人所觉察的发现，他说，明朝的实录，亦有未必可信的，如明成祖夺他侄子建文帝的天下，即有许多隐讳。其次，明朝二百七十余年，“英贤辈出”，虽未做官，而懿行至性，可为楷模，而这些人物在实录及史馆的传稿中，是没有记载的。复次，正史中除了皇帝的“纪”和皇后以下的“传”以外，还有综述天文、地理、职官、科学，以及兵刑、财赋、艺文的“志”；列陈诸侯宰相的“表”，如果“不得其人，不历其事，不能悉其本末原委”。因此，他对修明史的办法，归纳为八个字的宗旨：“立法宜严、取材贵备”；完备的史料，存在于民间，“今日时代不远，故老犹存，遗书未烬”，正该及时“开献书之赏，下购求之全”。

　　搜求遗书，原是大家一直在谈的，但从没有人像汤斌般说得这么切实。汤斌的用心，是要保存历史的真相；而那般贰臣，最好淹没真相，免得他们出乖露丑，因此他的建议，成了逆耳之言，但道理上站得住，不好说什么。

　　终于，他们抓到了他的“毛病”。汤斌说：宋史修于元朝至正年间，特别传述文天祥的忠；而在顺治元、三年间，前明诸臣，也有“抗节不屈，临危致命”的，这与叛逆不同，“宜令纂修诸臣，勿事瞻顾，昭示纲常于世”。这段话在汤斌就事论事，只为纲常名教着想，无意于语中带刺，讥嘲什么人；但在那些身受明朝重录，而又靦颜事清，好官自为的大老来说，却有刺心之痛，切骨之恨。

　　汤斌的官职是国史院检讨，所以“内三院”——－一宏文院、秘书院、国史院的大学士，都是他的长官；当然，真正的长官是国史院大学士。

　　那时的国史院大学士有两个，一个名叫党崇雅，陕西宝鸡人，汤斌出生之前两年，他就中了进士，在明朝的官做到户部侍郎；人清后，老病侵寻，不大管事。

　　管事的另一个国史院大学士，在明朝也是个情郎；他是苏州密迩的吴江人，名叫金之俊，字岂凡。李自成破京师时，他曾饱受凌辱；多尔衮入关，降了清朝。虽事二姓，却与同时的贰臣，冯铨的无耻、刘正宗的忮刻、王永吉的奸猾，有所不同，总算是个有心人。有名的“十不从”，就是他的创议。

　　据说当多尔衮招降明臣时，他曾提出一个条件，要答允他十件事，方肯投降。多尔衰找了他来，当面询问；他所作的要求是保留一部分汉家的衣冠文物，概括为十从十不从：

　　开宗明义第一款，“男从女不从”，男子薂敫发，女子仍旧梳原来的发髻，不跟旗人妇女学梳“两把儿头”或者“燕尾”。

　　男子生前守清朝的法度，死后的丧仪，仍用明朝旧俗，这是“生从死不从”。死既不从，则阴世的一切，自然跟阳世不一样；做佛事超度，什么“疏头”、“路引”，都从明朝的花样，与清朝无涉，所以叫做“阳从阴不从”。

　　做官的，高坐堂皇，观瞻所系，自不能不穿朝珠补褂马蹄袖的清朝官服，但隶役依！日是明朝“红黑帽”的打扮，这叫“官从隶不从”。官宦从了，然而婚姻是一人一家之事，可以不从，所以新娘子凤冠霞帔，俨然明朝命妇，这是“仕宦从婚姻不从”。

　　再有就是“老从少不从”，孩子们百无禁忌，穿什么都可以。至于“儒从而释道不从”和“娼从而优伶不从”，是迁就事实，因为僧衣道袍，由来已古；而戏台上既然扮演的是前朝的故事，就必须用前朝的服饰。

　　最后两款，关系清朝的开国规模，“国号从官号不从”，国号大清而官号仍旧是大明的六部九卿，总督巡抚；“役税从文字语言不从”，起先满洲人说满洲话，汉人用汉语，到后来连满洲人也不能不用汉文，说汉语了。

　　这“十不从”又叫“十不降”，算是金之俊不忘祖宗，但也帮了清朝的忙，得以怀柔汉人。也就因为如此，金之俊深得皇帝的信任。当他接到交议的汤斌的奏议，感到十分为难；因为他是个相当通达的人，不以为汤斌的建议是错误的，但是他是个会做官的人，觉得汤斌的建议，有些不合时宜。

　　于是只好交付同官公议，别人都还好，只有冯铨气急败坏地说：“汤斌是什么意思？莫非反抗大清朝，都算忠义？这不是鼓励百姓造反吗？”

　　他扣下来的这顶“帽子”，太大太重，谁也承受不起。因此有心为汤斌开脱的人，也不敢开口了。

　　“这是奖助抗逆！岂凡，”他指着金之俊说，“应该奏请拟旨严饬。”

　　由于冯铨的坚持，金之俊不能也不敢有何异议，就照他的主张定议。“奖逆”的罪名非同小可，汤斌的同年同事，无不替他捏一把汗，劝他趁早设法疏通。

　　汤斌却泰然得很。在拟那道“敬陈史法”的奏疏时，他已经把利害得失考虑过了；他所着重的只是反躬自问，所想讲的话，是不是出于本心，还是为了应诏陈言，敷衍塞责；还是有感而发，一时牢骚；还是名心本净，动人耳目？夜静更深之际，此心湛然，表里澄澈，可以确定这些话是自己一定要讲的。既然如此，安危祸福，在所不计；正与王阳明在龙场驿的心境相似。

　　那时皇帝住在南海子—一在永定门外之二十里，元朝名为“飞放泊”，是豢飞禽走兽之处；至明朝永乐年间，大加扩充，圈地一百二十里，修建一道长一万九千多丈的围墙，中心是一座高六丈，直径十九丈的高台，题名“晾鹰台”作为春萸秋狩的讲武之地。人清以后，在正北的大红门内，修了一座新行宫；皇帝因为不废骑射，同时便于与文学侍从之臣讲论经史，所以驻跸南海子的时候极多。

　　他的文学侍从之臣，是前一年亲自选定的，一共七个人，都是品学兼优的翰林。其中最受宠信的是方玄成，出身于安徽有名的世家；提起“桐城方家”，海内无不敬仰，崇祯年间名震江南的“四公子”中，有个湖广巡抚方孔炤的儿子方以智，就是他的宗族。

　　方玄成的父亲叫方拱乾，天启进士，在崇祯朝是东宫的讲官。李自成破京城，他被流寇抓住，后来设法脱身，逃到南京。那时南京正在闹真假太子案，如果太子是真，福王就得让位；因此马士英和阮大铖一开头就打定了主意，这个太子假也是假，真也是假，非把他弄成假的不可。

　　当然，福王是无有不同意马、阮的主张的，他把崇祯朝当翰林编修的刘正宗找了来说：“太子如果是真的，你们怎么安排我？你们是从前的讲官，应该仔细认清楚。”

　　这个暗示，刘正宗完全明白，当时便表示会意。但刘正宗虽是翰林院编修，派充东宫讲官，只因明朝不大重视皇子教育，他就从来不曾见过太子。所以在宫门会审时，只好多方设计套问；想问出他是不是穆宗的小女儿延庆公主驸马王昺的侄孙王之明？

　　这个自称太子的十八岁少年，真的就是王之明。但他年纪虽轻，言词老辣非凡，问他是不是王之明，他厉声答道：“你们何不说‘明之王’？”

　　因为装得极像，把所有会审的大官儿都唬住了。刘正宗无可奈何，只好老实跟马士英报告，实在没有见过太子，无法分辨真伪。

　　“那么，”马士英焦躁地说，“总有人见过太子。我就不相信，这么许多京官，就没有人能识破真相！”

　　“只有一个。原任翰林院侍读方拱乾为太子讲过书。”

　　“那就找他来认。”

　　“是的。”刘正宗说：“方拱乾因为投逆的案子，现在关在镇抚司。”

　　“这还不容易，马上释放！只要他认出假的来，不但免罪，我还要复他的职，升他的官。”

　　于是方拱乾被放了出来。刘正宗用全帖把他请到家，迎面一见先道喜；说明经过，要求帮忙。方拱乾唯唯称是。

　　第二天仍旧在午门会审，假太子依然是那副煞有介事的派头。等刘正宗陪着方拱乾一到，假太子立刻以尊师重道的神态，起身作揖：“方先生，想不到在这里相见！”

　　方拱乾一看，不是太子！但是，他恨福王荒淫，马士英、阮大铖奸恶，有意不说真话；既不答应“太子”的招呼，也不说太子的真假，身子往后一缩，躲入人丛中，悄悄溜走了。

　　这一下，照听审的人看，明明已经认出是真，不过有所忌讳，不便明言而已。当时情况弄得很尴尬，有人说太子是虎牙，脚底下有两颗痣，七手八脚把“太子”的嘴巴扒开，鞋袜脱掉来验，都不相符。

　　“这明明是冒充！”东阁大学士王择，拍着桌子喝道：“不动刑，谅他不招。上夹棍！”

　　“太子”一上夹棍，疼得“太祖”、“皇考”乱喊。就在这闹得不可开交的当儿，“江淮四镇”之一，驻兵仪征，比较正派的靖南侯黄得功，派了一名提塘官，飞骑到“行在”，遣来一通奏疏，抗议会审太子，说“东宫未必假冒，先帝子即大子；未有了无证明，混然雷同者。臣恐在廷诸臣谄徇者多，抗议者少，即明白认识，亦不敢抗词取祸。”言外之意，真亦是真，假亦当真，以便维系人心。这与马、阮的主意，正好冲突。

　　黄得功外号“黄闯子”，十二岁当兵就杀过两个清军；性如烈火、嫉恶如仇，恼了他，说不定提兵渡江，以“清君侧”为名，后患不堪设想。只好暂且把“太子”收监。以后预亲王多择下江南，将“太子”带到北方，不知所终。

　　刘正宗与方拱乾都投了清，虽是同朝为官，刘正宗因为辨认太子的嫌隙，把方拱乾痛恨不止，总想找机会整他；但迁延日久，看样子机会越来越渺茫，因为方玄成的地位，已足以卫护他的父亲。

　　方玄成比汤斌早一科中进士；从被选“入帷幄，备顾问”后，皇帝跟他非常投缘，名为君臣，如同朋友，有时不叫方玄成的名子，叫他的号：“楼同！”甚至有时还开玩笑。

　　有一次皇帝听人说起，方拱乾的四个儿子，起名字都由“文头武脚”，所以玄成的三个弟弟，叫做享咸、膏茂、章酢。皇帝随即笑道：“于戏！哀哉！也是文头武脚。”皇帝出此这样没有顾忌的戏谑，可以想见他对方玄成是无话不谈的。

　　因此，看到金之俊和冯铨的复奏，他就先问方玄成：“汤斌为人怎么样？”

　　“敦品励行，学问优长。”方玄成答道：“不过臣知此人还不深。请皇上召曹本荣来垂询。”

　　曹本荣是方玄成的同年，也是备皇帝顾问的七词臣之一。他是湖北黄冈人，为人讲学，与汤斌的气味很相投，布袍蔬食，清节自励，讲究践履笃实；待人外冷内热。他也是研究阳明之学的，但并无门户之见，纂过一部很有用的书，叫做《五大儒语录》。

　　五大儒是程颐、朱熹、陆九渊和明朝初年的薛瑄及后来的王守仁。程、朱、薛是一系统，陆、王又是一个系统，而兼尊并重，正与汤斌的主张相同——他的行辈较高，汤斌很受他的益处，论关系是在师友之间。

　　因此，皇帝召见曹本荣，自然对汤斌是有利的，但是他也并不是阿私所好，说的都是实话。

　　听到赵大夫人骂贼而死的故事，皇帝颇为感动，“原来是节母之子！”他说，“有母如此，其子可知！”

　　“皇上圣明，”曹本荣提到“敬陈史法”疏，“汤斌本意，为万世纲常着想。诏求直言，为巨者，自当仰体皇上求治之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至于汤斌本人，言行必符；纵有鳗直的话，伏乞皇上察其本心，恕其愚直。”

　　“当然，当然。”皇帝看着方玄成说：“楼冈，你看怎么办？”

　　“汤斌的本意在砥砺气节；皇上欲求气节之士，以为忠义之臣，这正是奖励激励的机会。”

　　皇帝天资英敏，一听这话，立刻就懂了，轻轻拍着御案：“说得对！你们去把汤斌找来！”

　　于是曹本荣回去找着汤斌，带到南海子去见皇帝。看他神态静穆，举止端谨，皇帝便觉得他是个学养有素的有道之士；等问到家世、经历和学问，更觉得他人情练达，襟怀宽阔，抱着济世救人的弘愿。当时便感到踌躇，不知是让他留在京里，担任作育人材的职司，还是放出去做一个堪为榜样的地方官？

　　不论怎么样，当时总是高兴的；皇帝不但奖许他的忠诚，而且还安慰他，不必对金之俊和冯铨介意。皇帝非常通达，很坦率地说：“金之俊、冯铨问心有愧，为他们自己留地步，不能不说你‘奖逆’。尤其是冯铨的话，都是有作用的；不过我另有看法，他说：‘人有优于文而无能无守的，有短于文而有能有守的；南方人优于文而行不符；北方人短于文而行或善。’这句话是在攻击陈名夏，树立南北门户。照我看，他自己就是‘优于文而行不符’，不过我也不能因人废言，他劝我‘取文行兼优者用之’，这话更不错。”

　　“是！”汤斌答道，“皇上虚己以听，是则臣下不肯直言，就更有负圣心了。”

　　“‘虚己以听’四个字谈何容易？不过，我也总要多想一想推求本心，辨个是非。朝廷立贤无方，只要不立门户，不分地域、不挟私嫌、不作苛评，你们的话，我无有不听的！”

　　对这四个“不”，汤斌很冷静地反省了一下，一样都不犯，因而此心更觉泰然。同时，回到国史院，依旧孜孜不倦地做他的学问，并不因为皇帝召见，大为嘉许而稍有得色。

　　唯一的改变是，他在国史院中的工作更勤奋了。他原来做分内撰述清朝国史的工作，就定了一个宗旨，要把前明抗节致命的忠臣义士的事迹，尽量保留下来；现在面奉皇帝的温谕，益发无所顾忌，就事论事，振笔直书。但是每一篇稿子完成，送到长官那里核阅时，总被删改得一塌糊涂；汤斌每每据理力争，争不过就只好自己录下一个副稿，作为史料，留待将来修明史的参考。

　　到了秋天，他的职位应该要调动了。京官中清秘之职及御史，给事中等言官，在升迁上，一向优于六部的司官；进士点为庶吉士，教习期满，照例授职为编修或检讨；编检第一次升官，名为“开坊”，往往升詹事府的中允，或赞善，七品官升为六品，以后就是五品的侍读、侍讲、庶子、洗马等等；四品的待读学士、侍讲学士、国子监司业等等；再以后就是三品京堂、二品的内阁学士，一路扶摇直上。但六部的司官，如五品的员外，便须转九阶，方得成为四品的通政使参议，因而有“九转丹成”的嘲滤。

　　而汤斌的“开坊”，是由从七品一跃而为正四品——自顺治十四年起，定下一种“内升外转”的制度，清秘之官，升官外调，规定编修，检讨外用为各行省巡守一方的按察副使，也就是府以上的“道”。

　　顺治十二年九月，皇帝降一道手敕给吏部，上面这样写着：“翰林官员，读书中秘，习知法度，自能以学问为经济，助登上理。兹朕亲行裁定十八员，皆品行清端，才猷赡裕，各照外转；应得职衔，升一级用。”

　　另外附着一张名单，第一名就是汤斌，他被授为陕西潼商道，或称潼关道。

　　道有“守道”、“巡道”之分，守道又有因地、因时制宜的兼管专职；潼商道是“兵备道”，而潼关是三秦门户，天下重险，皇帝特授汤斌为潼商兵备道，无形中便有付以镇守关中、照顾中原及河东重任的意味在内。

　　然而这是一个最苦的苦缺，也只有汤斌才能吃得下这分苦。他本来的打算是，想从京师一直南下，回睢州省视老父，再西经开封、洛阳，出函谷关到任；但计算赴任的限期，不容他如此做，只好打消了原来的计划。

　　照规矩，外官赴任，而且是像他这样的四品道员，可以到兵部领取牌票，沿路由驿站替他准备夫马食宿；这些费用，当然是摊派在老百姓头上。汤斌不肯这么做，他花官俸买了三头骡子；主仆二人各骑一头，还有一头驮行李，行李只是两副破旧被褥，一个竹子做的书箱，里面是几十本必不可少的书。

　　就这样像穷书生赶考似地，由京师往南到石家庄折而往西，出娘子关入山西省境；沿着大路往西南走，在风陵渡过河，到了潼关。

　　潼关在军事的部署上是“协”；协设副将，是次于总兵的二品武官。

　　汤斌一到潼关，把关的兵丁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看他一主一仆，人畜俱瘦，行李萧然，料知没有“油水”可捞，倒也不曾难为他，放他入关。

　　汤斌久慕这函谷西来的隘口，北带洪流，南负峻壁，黄河如带，秦岭如砺的雄关，形胜壮绝，所以一进关门，命仆人暂且歇脚，自己跨着毛骡，加上一鞭，由马道直上，想到城头上先眺望一番。

　　“喂，喂！”有个把总大声在喊，“你这家伙在干什么？”

　　汤斌一想，不错，他守城有责，当然不能让人轻易上机要重地去窥探。这是自己没有做对，应该先把身分告诉他。

　　于是，他停了下来，等那把总走近了说：“我姓汤，新任的潼关道。想到城上去看一看。”

　　“你是个官？”那把总将他从头望到底，眨着眼，皱着眉，然后使劲摇头，“把你放到锅里去煮，也煮不出官味来！”

　　汤斌笑了，“莫道你这么说，我自己也觉得不像个官。”他问，“你们长官张副将在哪里？”

　　“副将在衙门里。你要见他？”这把总也还忠厚，“你真的是什么潼关道？不要开玩笑！不然害我吃军棍。”

　　“我跟你无冤无仇，害你做什么？而况，我若是冒充，岂不犯罪？”

　　“对！对！你的话有理。请你给我一张名帖，我带你去见副将。”

　　“好的，请你跟我来。”

　　回到城下，汤斌从竹箱里取出一张名帖交了过去。心里在想，自己这副行径装束，料那张副将也未见得相信自己的身分；因而顺手把吏部选官的凭文、兵部驰驿的牌票，都取了出来，带在身边。

　　果然，张副将接到名帖，虽开中门，以礼迎接，眼中却露出十分困惑的神色，“我不晓得汤副使到任，”他说，“不曾接到前站的‘滚单’。”

　　前一站通知后一站，将有哪位大官到达，以便后站预备供应的通知，名为“滚单”。汤斌不扰地方，自然就没有通知了。

　　“你没有‘滚单’，我有兵部的牌票。”汤斌把证明身分的文件，送给他看，“地方残破困苦如此！我不愿意再加重他们的负担。在这里也是一样，我不住驿馆，请派人领路，找个小客栈住下，接了事住进官舍，彼此两便！”

　　吏部、兵部的大印，朱紫烂然，这是不能假的；同时张副将也知道皇帝亲简的十八名道员，都是清廉检朴的读书人，所以这下才相信他确是新任的潼关道。

　　等到相信了，不能不敬重，要留他住下。汤斌自然不肯，最后只好依从，为他找了个极简陋的客栈住下。

　　哪知这一来是害了那客栈，因为潼关的地方官，得知消息，纷纷前来拜候；门前车马喧阗，以致小本营生的负贩行商，望而生畏，不敢再到这家牌号“盛兴”的小客栈来住宿了。

　　“这样子不是事！”汤斌跟他的仆人汤本说，“一到潼关，还没有替百姓做事，倒先叫人受累！”

　　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汤本也是个性情耿直，而宁愿自己吃苦，待人宽厚的人，听得汤斌这样说，便即答道：“我明天一早出去找庙。”

　　汤斌到哪里都是住庙，而且只住古庙、小庙、破庙；所以仆人这样建议，主人亦欣然依从。

　　第二天黎明，汤本上街转了一圈，在东城找到一所道观，名为“玉皇观”，还是宋朝所建，残破不堪，而地方甚大，里面有个老道、年纪已经七十多岁；汤本跟他商量，要租两间房暂住几天，老道一口答应，但不愿收取租金。

　　“你不肯收租金，那就谈不成了。”汤本说道，“我家主人从不白住人家的房。我看这样，最多住半个月，我送你二两银子。”

　　“随便！”那老道是倔脾气，说话不中听：“你家主人钱多得用不完，就分两个我用。”

　　汤本笑笑不响，给了二两银子，动手收拾；等打扫干净，借了观里的破旧家具，略略安设停当，回客栈去搬行李。

　　于是汤斌把“盛兴”店的店主找了来，和颜悦色地问道：“掌柜的，你这店钱怎么算？”

　　“回大人的话，店钱不用你费心；自有驿站来算。”

　　“不！我自己给。”汤斌指着捆扎好的行李说：“我要搬到玉皇观去了。”

　　店主一听，大惊失色，双膝一弯，跪倒在地：“大人，是哪里得罪了你老？大人不记小人过，你老宽宏大量，千万请别生气。”

　　“不是，不是！”汤斌赶紧扶他起来；接着说明了要搬的原因。

　　店主听得将信将疑，世上哪里有这等体谅人的官！所以谈到店钱，死也不肯要。汤斌一路而来，也晓得行情，店钱有限，倒是昨天吃了他一顿晚饭，在这米如珠、面如银的时世，要多给他几个。

　　“你拿一两银子给他！”

　　店主还待辞谢，汤本有些忍不住了，“没有见过你这样子愚拙的人！”他气得骂人，“住店吃饭不要钱，你当我家老爷什么人？是贪官还是强盗？”

　　“汤本，”汤斌喝阻，“跟他好好说！”

　　好说无用，反倒是汤本一顿骂，才把店主骂得相信了；世上真有这样的官！店主感激得掉了眼泪。

　　玉皇观住不到几天，汤斌就接印接事，搬到衙门里去住了。

　　这是他第一次出来做地方官。潼关道兼着陕西布政使司“左参政”的职衔，等于半个巡抚，在这一带地方，无所不管；汤斌有茫然无所措手之苦。

　　“老爷！”汤本替他出了个主意，“听说同州府的马知府是位好官，不妨跟他请教一下看。”

　　“不错！原该不耻下问。”汤斌立即叫汤本拿着名帖去请马知府。

　　同州知府名叫马呈祥，原籍辽东，是汉军旗人，举人出身，分发到陕西来当华阴知县，因为劳绩升任本府的同州知府。为人精明强干，官声甚好。这一次因为新任潼关道到任，特地从府治所在地的大荔县到潼关来禀见；正有许多民生疾苦要向汤斌陈报，恰好汤本来请，正符所愿。

　　这是他们第二次见面。汤斌虽是上司，但年纪比马呈祥来得轻，所以在称呼上很客气；称他“老哥”，请教做地方官该当特别注意的地方。

　　马呈祥看他方面海口，眉目清疏，脸上道气盎然，便知道这位上司是方正君子；但看样子又像书呆，怕他不知轻重，所以说话相当留心，把一位守道应有的职掌讲了一遍，接着便提到“清狱”和“兵差”两件大事。

　　由于心存顾忌，马呈祥语焉不详，只说他自己的苦恼：“应讼本来是县官的事，官里承上启下，不过照转而已。如果上头体谅，该驳该准，毫无积滞，府里就快活如神仙了。无奈这年把的案子，总是‘提审’的多。一道札子下来，传人起解，忙个不了。所以这清狱上头，总要求大人体谅。”

　　“谈不到体谅，这也是我该做的事。”汤斌问道：“就算体谅吧，要怎么样，才算是体谅府县和老百姓？”

　　这里面牵涉到道署的一个不法吏；都是他在从中捣鬼，历任潼关道都拿他没办法。马呈祥晓得他许多劣迹，但不敢在汤斌面前“告状”；怕的是治不倒那不法吏，反结了冤家，以后自己在公事上就更加棘手了。

　　因此，他只笑笑答道：“大人细阅积案，自然明白。”

　　听见这话，汤斌就无须再问。“那么，兵差呢？”他问，“但望老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是！”马呈祥蹙眉答道，“潼关害在是天下要隘；于今平西王吴镇守汉中，四川正在用兵，人马调拨，过境频繁，光是‘马料’一项就不得了。如果光是分内的摊派，犹有可说；分外有分，老百姓就苦了。”

　　“所谓‘分外有分’，是不是正额以外，另有附加？”

　　“附加为公，倒也无话可说。”

　　这就很明显了，分外之分，是落入私人腰包，“这你请放心！”汤斌立即表示，“在我手里，绝不会有分外之分。”

　　马呈祥站起来很尊敬地请了个安，“大人如此体恤，我替同州的百姓叩谢。不过，”他起身说道：“光是大人一清如水，是不够的！”

　　“我知道了！”汤斌很郑重地保证，“若有人敢舞弊，我一定严办。除了我自己密查以外，贵府倘有所闻，请随时见告。”

　　“是！”马呈祥答应着又说：“兵差除了分外之分，再有一层难处，那就是原来只需两天的供应，结果搞到第四天、第五天，大兵还没有开拔。这件事，无论如何，要请大人作主。”

　　“那就奇怪了，为何两天不够，要到四天、五天。”

　　“其中原因当然很多。”马呈祥考虑了一下，“想来总有人不愿大军早走吧！”

　　“是不是趁此机会，可以假借名义，向民间需索？”

　　马呈祥不置可否，只说了句：“大人明见万里。”

　　这是官场中一句相当含蓄的话，可以解释为同意，也可以解释为不置可否，总之，内有隐情，需要仔细体察。

　　汤斌体会得这层意思。便不肯强人所难，去追问马呈祥。送走了客，天已将黑，一个人坐在暮霭四合的廊下，默默思量，恨不得生两颗心、四只手，可以同时料理清狱和兵差两件大事。

　　无奈这是不可能的，眼前还得阅卷，先从了解案情开始。于是草草吃过一顿粗粝的晚饭，把京里带来的茶叶末子抓了一把，沏成一壶浓茶，倒在粗磁碗里，颜色黄浊，就像马溺，但却能消食提神；汤斌喝了两碗这种只觉苦涩，毫无香味的茶，在油灯下披阅刑名案卷。

　　才看了上十件卷，就已约略明了马呈祥的话；照案情来看，其中至少有一半是用不着提审的，情节确凿，口供明白，问得毫无差错，提审便成了别有用心，故意挑剔。再细看这些案卷的承办人，都是一个名叫周松轩的刑房书办，不言可知，是此人在中间捣鬼。

　　但汤斌初想到此，即有警惕，深恐自己存了成见，知人不明，所以仍然平心静气地看着案卷，到三更天还不肯歇手。

　　“老爷！”汤本劝道：“该睡了。”

　　汤斌摇摇头，指着高可尺许的卷牍，“我得尽一夜工夫把它看完！”他说。

　　一夜工夫可以看得完，这一点，汤本是相信他有此本事的。“不过，就是看得完，也不必急在这一夜。”汤本的怜主之情，化为轻微的不满，“何苦自己作践自己？”

　　“你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哪晓得关在监狱里的人，受尽煎熬的苦楚？早早弄明白了案情，明天一早坐堂，便可发落。在我不过破费一夜工夫，在别人就等于一年——怎么叫度日如年？那些候审的人最懂得这句话的意思。”

　　汤本暗中叹口气，口不服心服，想一想便又说道：“老爷也该请位刑名师爷。一个人的精力，总归有限。”

　　“这倒是句实在的话。我也想过，无奈有几层难处，第一、请了幕友，便得尊重人家的地位，办案迟速，操之于人；是那长厚的君子，倒也罢了，倘或遇着性情疏懒、脾气特大的人，只顾上头规定的限期，不肯额外出些力，那时我怎么办？不催于心不安；催了势必宾主失欢，倒不如我自己动手。”

　　汤斌喝了口茶，又说第二、第三。幕友倘或从中舞弊，自然不会有证据落在外面，甚至被蒙在鼓里，根本不知道他在哪一案中做了手脚？同时，请幕友适馆授餐，必须有相当的供应，才算尽到礼数，这一下就得加重地方的负担。凡此都是难处，想来想去，只有自己硬挺着干。

　　“为来为去为的四个字：于心不忍！”汤本又叹口气，“老爷就不知道自己这么苦法，旁人看在眼里，也是于心不忍！”

　　汤斌笑了，“这就是你少读书的缘故。”他说，“你不知道我这么做，中怀坦荡，自有一种乐趣。”

　　汤本跟了主人这几年，耳濡目染，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气质，懂得为善最乐的道理；只是主仆情深，不能不劝，劝不听只好叹口气，悄悄退了下去。

　　坐堂不到一个时辰，汤斌发落了六件案子。其中三件是徒刑的罪，照规矩在这一审终结，汤斌斟酌案情，分别增减，发交驿站服役；两件是盗案，审明属实，即时堂谕解省；一件是田地纠纷，属于“户律”，可以由县官审结的，而前任潼关道，却以牵涉粮税的理由提审，提了来又关在那里不问，显然是别有用心的节外生枝，汤斌对这一案，在前一天夜里就已研究过，并无提审的必要，所以问不到几句话，已经和解而无端受了讼累的原告和被告，大喜过望，心诚地磕头道谢，含笑出街。

　　审到第七件也是“户律”中的婚姻纠葛，被告的女儿从小许配给原告的儿子为妻，当初是门当户对，两厢情愿；到儿女成长，被告发了财，原告的家道却中落了，因而被告悔婚，偏偏原告只有人证并无庚帖，所以县、府两审，都判被告胜诉，原告不服，告到道里。

　　先提原告，名叫孙鸿书，是个蒙馆的塾师；照例问了年龄籍贯，听孙鸿书诉了冤屈，汤斌便问：“你儿子来了没有？”

　　“小儿跟了我来的。”

　　“唤他上来！”

　　孙鸿书的儿子叫少鸿。上得堂来，汤斌一看便觉欢喜；那孙少鸿约莫十七、八岁年纪，眉清目秀，气度沉静；汤斌先不问案情，问他的功课，知道资质很不坏，只是他那塾师父亲，肚子里没有什么货色可以传授儿子，变成“质美而未学”，着实可惜。

　　“孙少鸿！”汤斌问道：“你父亲告人家海婚，你自己的意思怎么样？”

　　孙少鸿看一看他父亲，踌躇答道：“我不敢说。”

　　“为何不敢？”汤斌鼓励他说，“两造对簿公堂，原是讲理。你不说话，这理从何讲起？”

　　“大人明鉴，”孙少鸿答道：“一则是父命难违；二则，是不敢议论闺阁。”

　　这两句含蓄的话；别人听不明白，汤斌却是人耳便已了然；原来他不愿打官司，也就是他愿意退让，这与他父亲的意思相反，所以不敢明说。其次是被告的女儿，必是名声不好，因而他说“不敢议论闺阁”。被告悔婚，他反倒替被告留余地，宅心仁厚，更见得是可造之材。

　　这样转着念头，脸上便浮起欣慰笑容，“孙鸿书，‘犁牛之子角如囗’”，他说，“可喜可贺！”

　　孙鸿书大感意外，堂上大人称赞他的儿子，又为他道贺，真有些受宠若惊了，赶紧磕头答道：“多谢大人，多谢大人！不敢当！”

　　“你也是读书人，听我的劝，‘齐大非偶！’”

　　“大人说得是。”孙鸿书加重了语气说：“实在是这口气咽不下。”

　　“你如肯听我的劝，我自然有教你消气的办法。”

　　孙鸿书犹在迟疑，他儿子悄悄拉了拉他的衣服；孙鸿书心想，儿子不愿意打官司，是无可奈何之事，于是这样答道：“那就请大人替我们父子作主。”

　　“好，我一定不教你吃亏。”汤斌提高了声音吩咐：“带被告！”

　　被告早在廊下待命，遥遥望到堂上，只见汤斌对原告父子和颜悦色，笑着问话，心里大为嘀咕，所以上堂去时，身上有些发抖。到了公案面前，双膝往下一跪，磕了个响头自己报名：“小人郝成，叩见青天大人。”

　　“郝成！”汤斌问道：“你半夜里醒来，想到这场官司，还能睡得着觉不能？”

　　如何问出这么一句话来？郝成愕了一下，辨清了话中的味道，想昧着良心说一句“睡得着”，又怕惹得堂上生气；要照实答说“睡不着”，那就明明是问心有愧。左右为难之下，只好不答，连连磕头。

　　“不用如此！你抬起头来；我问你话，你好好回答。”

　　“是！”郝成把头抬了起来，这时才发觉汤斌的脸色，不如想象中那样严厉，心便定了下来。

　　“你的女儿多大年纪？”

　　“今年十六，比孙少鸿小一岁。”

　　这句话便露了马脚，汤斌笑道：“照此说来，虽无庚帖，彼此的生辰八字是知道的！这先不去提它；我且问你，你可是很宠你那女儿？”

　　“大人明镜高悬，不敢瞒大人，都是小的女人溺爱之故。”

　　“这就是了！”汤斌说道：“从来这种案子，断合不断分，以致亲家反成冤家。夫妇为人伦之始，须得慎重，你家既不愿，男家也不爱，所以我断分不断合。不过在道理上你是欠缺的。”

　　“是，是！”那郝成怕老婆，官司能打到这个结果，回去足可交代，便满口认错，“原是小人夫妇的不是！”

　　“你知道不是，是愿从打还是认罚？”

　　“小人认罚，但凭大人吩咐。”

　　“罚你捐五百两银子助潼川书院的膏火。这虽是认罚，其实也是为你自己造福。”汤斌又说，“其次你要给孙鸿书陪不是。这两项，你服不服？”

　　“服，服！小人甘服。”

　　于是郝成当堂替孙鸿书赔了礼。汤斌又忠告了他一番，劝他不可溺爱子女，否则将来自讨苦吃。然后派礼房书办，领他去办捐款书院的手续。

　　“孙鸿书，”汤斌发落原告：“你的儿子资质过人，大堪造就。不妨到潼川书院去读书，本道备文请潼川书院山长照料。你看如何？”

　　这还有什么话说？孙家父子二人欢天喜地磕了头，退下堂去。于是汤斌继续问案，到了日中，几于积牍一清；留下两件案子，却必得找刑房书办来问。

　　“这件‘逃人’的案子，疑窦甚多，你可曾看出来？”汤斌在后堂叫了刑房书办去，这样问说。

　　这件案子所牵涉的“逃人”，是清兵入关以后才有的名堂。满洲人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就经常以骠悍的轻骑，任意打开长城一处“边墙”，长驱南下，由河北向山东大肆掳掠；金银财宝以外，还掳了许多汉人，带到关外，充作奴隶，耕种畜牧，为主人生产。等到“八旗”编成，有些奴隶编人军队，随同作战，身分提高了，虽然仍称为“包衣”——满洲话的“家下人”，但独立生活，亦可做官。不曾编人军队，并无战功的，依旧是“旗下家奴”，或者是准他自立门户，但仍为主人服役，身分待遇比平民低一等的“另户”

　　在关外，这些人无处可逃，只好死心塌地为旗人作牛马；及至随军入关，或则不堪虐待，或则思乡心切，纷纷逃亡。这一来，就损害了旗人的既得利益；尤其是京畿之地，前明皇亲国戚的“赐田”，多为旗下贵人所占，称为“圈地”的大片庄园，正需家奴照料，却忽而无人可用，更感恐慌。

　　因此，在顺治元年，就定下处置逃人的办法。一面在兵部设置“督捕侍郎”，四处八方抓逃人；一面规定处罚逃人的律例——一这律例中最不公平的是，对“窝家”的罚则，比对逃人本身来得重。最初定制：窝家正法；窝家左右的九家及甲长鞭一百，充军。即使逃人又复归其主的，亦是如此；但后来发觉，这一来，逃人纵有复归之心，但以不忍连累窝家，亦只好作罢，因而在顺治三年，改写“逃人自归者，窝逃之人及两邻流徙，甲长并七家之人各鞭五十，该管官及乡约俱免罪。”但抓到逃人，窝家仍然处死，妻子家产没官，出首的人得分一份。

　　这样立法的用意，是要使得窝家不敢窝藏逃人，逃人失所掩护，不能不复归原处。至于逃人的罚则，抓到一次鞭一百，逃到第三次被捕，始行正法。同时地方官也有奖惩条例，自然是有逃人者罚，抓到逃人者奖。

　　纵然是这样严酷的刑罚，依然不能制止逃人之风；而执行督捕的官员，伤心惨目，魂梦不安，因此在上年有个有良心的督捕侍郎，上了一道奏疏。汤斌曾经读过好几遍：

　　窃思籍没非良法也！尝按律例，藉没止以处叛逆，而强盗已不预焉。独窝进律例竞籍没，行之数年而未改，岂窝逃之罪，尤重于强盗乎？抑以初时，见逃人之多，故法不得不严耳！今且十一年于兹，其民之死于法、死于牵连者，几数千百家，而究治愈为，选者念多，其故何也？盖今日之选者与初时异，初时人自盛京而来，谁无父母妻子之思？而为之家者，见骨肉乍归，谁无天性难割之情，且法度未明，冒昧容隐，选者为真选，窝者为真窝。自投充之门开，而所逃者不皆“东人”；自“放假”之事，而逃者不尽私往。甚有逃人乘机害本主，通同以居奇，变态多端，难以悉数，是逃者未必真逃，窝者亦未必真窝也

　　此刻在汤斌手里的一件案子，就是“假逃”，作用是在勒索一家富户。

　　这一案中的主犯，名叫莫武成，他做旗下家奴是自愿的。满洲人由外带来的家奴，称为“东人”；入关以后，自愿认旗人为主，名叫“投充”。最初是因为畿辅良田，尽为满洲人所圈，贫苦小民，无依无靠，准予充满人为奴，代为耕作，吃一口苦饭。但从来有些无赖，想利用新贵的权势，质身投靠，以旗下为护符，凌逼官府，鱼肉乡里；甚至将他人的田产，冒充为自己的产业，献给满洲主人，这叫“带地投充”；其实是比强盗还狠毒的强占豪夺。莫武成就是这样一个在保定府“带地投充”正蓝旗郑亲王府的坏蛋。

　　这些“投充”的坏蛋，作恶的花样极多，最阴狠的一招，就是利用窝家治罪，重于逃人的律例，勒索殷实巨户。如果原是相熟的亲友，自然“欲加之罪”，更为“有词”；即今素昧平生，亦不妨托词投宿，等他一进了门，立刻便有人接踵而至，说他是逃人，指那富户是穷家。这是杀头充军，家破人亡的罪名，被指为窝家的富户，自然害怕，于是予取予求地勒索够了，悄悄而去。因此，这几年稍有身家的人家，对于来历不明的人，无论如何不敢收容，就为的行了好必无好报，怕惹火烧身。

　　这莫武成在保定就干过这个勾当，到了陕西如法炮制—一他是奉命到汉中办事，回程经过同州，串演了一次“假逃”，被勒索的富户不愿“私了”，那就只好送官，由县两府，马呈祥虽知其中不无冤屈，但以逃人的案子，关系重大，不敢擅专，将案卷连人犯，一起移送上来；前任潼关道审理了两个多月，尚未结案，奉旨调职，便把这件棘手的案子，移交了下来。

　　汤斌在京师当了三年翰林，这种逃人的案子，常听人谈起；其中的黑幕，十分熟悉。所以稍加推敲，便知是极大的冤枉；他在想，凡是串演“假逃”，必有同谋，独脚戏是唱不起来的，要为这家无辜富户洗刷冤屈，主要关键，是在把同谋的人找出来。

　　他问承办这一案的“刑书”——刑房书办张桂文：“出首告官的钱地保，与这家姓邢的大户，平素可有冤仇？与私逃的莫武成可是素识？钱地保如何得知邢大户家有逃人？这三点须得查问清楚。现在看供词中，没有片言只字道及，你如何不提醒前任的大人？”

　　“前任大人刚愎自用，向来不喜人进言。所以书办不敢多说。”

　　这与汤斌打听到的情形，完全不同；前任潼关道一向信任书办，怎说是“不喜人进言？”明明是张桂文的推托。然则其中必有缘故了！

　　这时他还不敢就认定张桂文与此案有干系，只这样说道：“我与前任不同，你们如有所见，尽管直说，说错了也不要紧。”接下来他又吩咐，“我此刻就要提邢大户来问，你传话下去！”

　　于是汤斌就在花厅里传讯邢大户——凡是做地方官，必须精于相人；汤斌对此道颇有研究，一个人的善恶，入眼便知，看那邢大户，长脸高颧，眼不旁顾，是个正直而近于偏执的人。

　　照例问了姓名、年龄、籍贯，听邢大户陈述案情。他是同州的大地主，平素乐善好施，见义勇为，深得地方乡里的敬重，但因性情耿直，不免也得罪了人；然而这件案子，据他自己说，并非挟仇诬害，纯粹是敲诈勒索。

　　出事的那天下大雨，傍晚时分，有个口操北音的陌生人到邢家求宿，浑身湿得像落汤鸡。邢大户家是有规矩的，凡此不速之客，招待一宿两餐，分文不取；倘或是缺少路费，或者有病在身，格外加以照料，此人衣履尽湿，庄客便拿了衣服替他换；换下来的衣服替他烤干，就在这时候，钱乡约到了，一进门便求见邢大户，说有人密告，邢家窝藏“逃人”。

　　邢大户跟钱乡约很熟，只当他是开玩笑；但这个玩笑开得过分了些，邢大户不悦，言语之间，起了冲突。钱乡约似乎也生了气，自己动手搜查；看到那两件湿衣服，查问原主，庄客还不及回答，钱乡约已从湿衣服的口袋中搜到一张水迹淋漓的纸，字迹却还可辨，是一通郑亲王府所发的文书，记载着派了一个名叫莫武成的家奴，到汉中公干，请沿途关卡予以方便。

　　于是钱多约和邢大户的脸色都变了，一个是翻脸不认人，一个是吓得目瞪口呆。同时原先看见生人，自己躲了起来的莫武成，也挺身而出，哀求钱多约“高抬贵手”。这一下真赃实犯都具备了。

　　由此展开谈判，钱乡约的姿态又一变，劝邢大户将那密告的人安抚下来。如果只花个千儿八百银子，邢犬户倒也认命了，无奈狮子大开口，简直就是要把他赶出门去；大片家业，拱手让人，邢大户自然不甘。结果闹成僵局，不能不告到当官。

　　听到这里，汤斌已经了然，伺题的关键，是在那个密告的人身上；而原卷中一直不曾提到这个人，岂不可怪。

　　“钱乡约到案没有？”他问张桂文。

　　“全案人犯都已移到。”

　　“提钱多约！”

　　钱乡约是个獐头鼠目的矮子，不要说是汤斌，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来，此人绝非善类。汤斌平静地问了几句不相干的话，转入正题：“那密告的人是谁？”

　　“是小人的一个邻居，叫何小二。”

　　“何小二人在哪里？”

　　“回大人的话，何小二逃走了。”

　　“怎么？”汤斌大为诧异，“他怕什么？为何要逃走？”

　　“小人也不明白。”钱乡约的眼神闪烁地说，“据他家里的人说，有人拿着刀去威吓何小二，说他不该密告邢大户家有逃人，害得人家性命都要不保，叫何小二自己出头，说密告是诬告，并无其事。何小二不敢这么说，只好逃走。”

　　话还未毕，邢大户气急败坏地喊了起来：“青天大人！他，他是血口喷人。”

　　“咄！”张桂文喝道，“不准咆哮！”

　　不平则鸣，人之常情，亦是天理，汤斌对这张桂文假借“咆哮”两字威吓邢大户，颇为不满，但亦不愿当面呵斥，只摇摇手阻止，让邢大户说话。

　　“青天大人，”邢大户说，“小人只为这个性子生得不好，性子耿直，言语上得罪乡邻是有的，却不敢昧着良心做坏事；如果不是平日心太热、喜欢朋友，也不至于会有这场麻烦。平空受了冤屈，如今这钱乡约反倒暗指小人买出人来去恐吓何小二，这是冤上加冤，小人万难心服。青天大人公侯万代，若不替小人伸冤，这世界上哪里还有好人过的日子？”说到这里，悲从中来，放声大哭，同时“咚咚”地磕着响头，额上立刻凸起一个又红又青的大包。

　　“你不必如此，我一定秉公办理。你体再哭，一哭我不好问话。”

　　“是，是！”邢大户含泪答应，强忍悲声；只是喉头哽咽，不断抽噎，那声音越发令人感到悲酸。

　　“姓钱的！”汤斌继续再问，声音威严而神态平静，“本道不听你一面之词。就事论事，你的话也着实可疑。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说实话！”

　　“小人句句是实。”钱乡约一口咬定，死不肯吐实。

　　“是虚是实，我自能知道，有本人问本人，本人不在，问证人，证人也没有时，”汤斌指着胸说，“我还有一颗心，不偏不倚，平心静气去体察，何愁真相不明？如今我问你，这何小H家中有什么人？”

　　“有一个老子，一个哥哥！”

　　“他家是何人当家？”

　　汤斌这一问的意思，容易明白，是要传讯何家的当家人；于是张桂文抛过一个眼色去，钱乡约会意，当即答道：“是他家老头子当家。”

　　那两人的一番勾结，都落在汤斌眼中，知而不言，另有计较；抬眼朝廊下一看，差役中有个年轻小伙子，浓眉大眼厚嘴唇，样子长得极其憨厚，便向张桂文问道：“那黑大个儿叫什么名字？”

　　“叫张又飞。”

　　汤斌笑了，“看模样倒像是又一个张飞。”他便喊道：“张又飞！”

　　“喳！”张又飞大踏步跨了进来，双膝一弯，顿时听得砖地上“咕咚”一响，就像半截铁塔矗立在那里。

　　“张又飞！我派你到同州去一趟。”汤斌照案卷所开何小二家的地址说了一遍，先问他：“你可记得住？”

　　“我记得住。”张又飞复诵了一遍，果然不错。

　　看来，脸笨心不笨，汤斌大为高兴，“这里到同州有多远？”他问。

　　“不远。几十里路，一口气就走到了。”

　　“那好，你此刻就去一趟，明日午堂候审。”

　　汤斌料到何家是老大当家，所以这样吩咐；传他午堂候审，则一早动身，审完可赶回家去，免得携带盘缠于粮，这是极容易做到的“便民”。

　　遣派了张又飞，汤斌嘱咐将其余嫌犯还押候讯；同时再一次安慰邢大户，说是只要无辜，定可无罪。邢大户自然感激不尽，那张桂文却大起恐慌，将公事勾当完毕，约了几个同事，一起去看户房书办仲传武。

　　这件传武就是马呈祥所指的“不法吏”，六房书办无形中听他和张桂文两人的指使；是同州一带有名的“文武两判官”，武的比文的更凶更恶，是这一伙城狐社鼠中的真正的头脑，连张桂文都得向他问计。

　　“看样子，这姓汤的着实不好对付！倘或不给他一个下马威，以后没有好日子过了。”接着，张桂文把这天问案的经过，细说了一遍。

　　大家都觉得诧异——汤斌的清廉刻苦，名声已经传出去了，但是，清廉刻苦而无用，可以不必理他，他不喜欢吃肉爱咬菜根，是他自己的事，与旁人无关，“瞒上不瞒下”，照样捞钱。如今是这般精明，那就麻烦了。

　　“安大，”张桂文催问，“你怎么不说话？”

　　不断在喝闷酒的仲传武，抬眼看了看周围，慢吞吞地说道：“遇见克星了！这一阵大家各自小心。”

　　说出这等泄气的话来，在座的人无不失望，便有人问了一句：“小心到哪天为止？”

　　“小心到姓汤的滚蛋为止。”

　　“啊！”大家不约而同地精神一振；知道他还有话，都聚精会神地在等待下文。

　　“凡人必有一好，这一好，在我们看，就是‘把柄’。好钱最容易办，好色也是容易，好名亦有叫他舒服的办法。这姓汤的一样不好，难弄者在此。”仲传武喝了口酒说，“不过细细想去，他也有一好，好做事，这也是个把柄！我倒考考你们，这个把柄要怎么才捏得住？”

　　包括张桂文在内，大家面面相觑，瞠目以对。就在这静寂得令人难堪的当儿，有个带些稚气的声音打破了沉默。

　　“累死他！”

　　回头一看是仲传武的小儿子小虎，才十四岁，却已语惊四座。

　　“孺子可教！”仲传武大为得意，“你们倒细想一想他的话看！”

　　何用细想？一点破就通体皆透了，于是纷纷夸奖小的，恭维老的：说他们虎父虎子，将来一定会光大门楣。

　　乱过一阵，归入正题，大家商量好了办法，决定拿“例”去困扰汤斌——满清入关已过十年，也曾颁过一部《大清律例集解》，但实际上用的还是“大明律”；而大明律是不够用的，大至杀人放火的重案，小至田地婚姻的纠葛，都用律外的例来处理，而例案多如牛毛，只有书办清楚。仲传武教大家把大小案子，尽量推给汤斌去裁决；任何案子，砖签要做得噜嗦糊涂，越复杂、越麻烦、越看不懂越好，要汤斌看见公事就头痛！

　　“姓汤的有什么了不起？”仲传武酒后大言，“教他输在我小儿子手里！”

　　到得第二天恰好是“卯期”——每期照例点检书办差役，时间在清晨卯时，所以称为“点卯”。

　　应点就称为“应卯”。这向来是虚应故事，而且往往不是长官亲点，但汤斌实事求是，这天卯正升堂，按簿查点；有不曾到的，堂谕初犯免议、再犯行杖、三犯开革。接下来便有一番告诫；大家是齐心好了要对付他的，所以任他言之谆谆，一个个听之藐藐。

　　这套例行公事完毕，接下来便是问案。早堂问完，汤斌对张桂文说道：“逃人一案，我今天就要结。你去问一下，张又飞回来了没有，何家的老大可曾到案？”

　　“不用问，已经到案。”

　　“那好。传齐了等午堂来问，一堂就结了。”

　　又说要结案！张桂文倒弄不清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因为与自己切身利害有关，便不能不打听一下。

　　“请大人的示，这案如何结法？”

　　“我通盘想过了。这一案可繁可简，我是照简单的结法，以免好人亦受讼累。”

　　“再请示大人，何谓简单的结法。”

　　“简单的结法嘛，就是实际已经结了，纸面上不结。”汤斌说道，“我也晓得有些人结案，纸面上结了，实际上未结；那样子于事无补而于考成有利，我要反其道行之，只要于事有益，我的考成可以不管。”

　　一听这话，张桂文暗暗高兴，心里在想，只要你不顾考成，随着自己的性子来，滚蛋就快了。

　　午堂提审，第一个是传证人何老大，看相貌是老实人，上得堂来抖个不住，问起来是在“打摆子”，这个病又叫“三日两头”，这天原是不该发病的空档，但因见了官害怕。寒热提前发作，连话都说不清楚。

　　“来！”汤斌喊道，“拿碗热汤给他喝！”

　　这一半是汤斌的恻隐之心，一半是他的作用，好教何老大心情轻松些，问案便可顺利。果然，等把一碗热汤喝了下去，何老大额上微微沁汗，神气就好多了。

　　“何老大，我问你几句话，就放你回去。你不必害怕！只要你不是与你兄弟串通一气，就没有你的事。”汤斌安慰了他一番，接着问道：“你可知道有人拿着刀来威吓你兄弟？”

　　“回禀大人，没有这回事。”何老大答道：“我兄弟素来不务正业，那天晚上跟我说，输了钱还不出赌帐，不能不躲一躲，跟我要了两吊钱，连夜走了，至今不曾回来。”

　　这一供，就见得钱乡约完全胡说；但汤斌却先放过此人，提莫武成上堂，第一句话就问：“你可知道逃人该受何刑罚？”

　　“回大人的话，是鞭背一百。”

　　“不错！你先受了这个刑再说。”

　　“大人，大人！”莫武成叫苦连天，“你莫打我！我这刑罚该回王府去受！”

　　“朝廷的法，行之于天下，哪里打都是一样！”

　　于是莫武成被拉到阶下，剥下上衣，背上吃了一百皮鞭；观审的老百姓，知道他诬陷好人，无不称快。

　　莫武成不止于吃这一百鞭子，还得发落；汤斌当时下判，等刑伤痊愈，押解赴京，接着是传邢大户上堂，预备当堂开释。

　　“你是冤枉的，我知道！”汤斌第一句话就这么说，“何小二诬害良民，自然有罪，不过我劝你不必再追究；不然案子不结，将来还有传你到案的时候，岂不又受讼累？”

　　听得这话，便是昭雪了不白之冤，邢大户感激磕头，连声说道：“但凭青天大人作主。”

　　“这样说，你是不愿追究了。好好回家跟家人团聚吧！”

　　“是！青天大人再生之恩，小人只有来生做牛做马报答。”

　　他的话还没有完，值堂的张桂文，踏上一步，轻声说道：“回大人话。是不是该让邢某交保候传？”

　　“不必！这就结案了。”

　　这是结的什么案？不明不白就把一个逃人的窝家，当堂开释，看他将来有得麻烦！张桂文在心中冷笑，格外用心，要看汤斌对案中另外几名人犯，如何发落？

　　“钱乡约，你总听见何老大的话了，饰词诬指，该当何罪？你自己说。”

　　钱乡约哪能说什么，只是磕头说：“大人开恩！”

　　“我问你，你可肯悔改？”

　　“小人再也不敢了。”

　　“只要你肯悔过，我就给你自新的机会，判你杖责一百，伽号三月，暂且寄下；倘或你不肯改过，将来两罪并发，先革你的差，再补今天的刑罚，最后再定别的罪。”

　　“是，是，小人一定改过。”钱乡约喜出望外，激起向善之心，“小人若再犯错，情愿死在大人笔下。”

　　听见这话，汤斌自然安慰，因而对何小二也网开一面，“你要想法子找到你兄弟，”他对何老大说，“叫他出来投案。本道治民，重感化不重刑罚，只要他能洗心革面，我一定饶他。倘或执迷不悟，一旦被捕，我就不能不依律例办理，叫他休得自误。”

　　这一桩可以叫人破家丧命的“逃人”大案，汤斌就如此作了了断，看案的老百姓，自然觉得这位青天大人，仁厚过人；但也有人批评汤斌根本不懂律例，是非不分，惩罚不明，太便宜了恶人。

　　“糊涂官结的糊涂案。”仲传武冷笑着对他的同事说，“我就在这一案上要他的好看！”

　　仲传武想了极恶毒的一计，但尚未来得及施展，汤斌已经得到马呈祥的密函指点，特地把所有的书办都召集起来，有所训诫。

　　“莫武成一案，似乎结得太容易；对何小二、钱乡约，我似乎显得姑息。你们可是这样的想法？”

　　“不敢！”仲传武答道：“大人饱读诗书，小人等岂敢妄测高深！”

　　“话不是这么说，”汤斌指着胸说，“一个人立身处世，全在方寸之间，要有主宰；凡事不肯用心，如何能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敷衍长官的面子，大家都唯唯称是。

　　“我以前说过，当官治民，我重教化，不重刑罚。”汤斌说到这里，突然一转，“我且问你们，你们知道不知道，莫武成一案，我为何不愿深究？钱乡约、何小二应得之罪甚重，我为何姑息？”

　　仲传武听这话有深意，而且问到这点，见得汤斌不是“湖涂官”；然则，有意宽纵，是不是放交情呢？俗语道得好，“行得春风有夏雨”，如果汤斌清廉其名，表里不符，不要钱只是“不要小的要大的，不要明的要暗的”，说这话的意思是，已行春风，思得夏雨，那事情就好办了。

　　于是件传武踏上两步，陪着笑说：“大人有话，尽管吩咐。”

　　看他那诡秘卑谄的神情，汤斌恍然大悟，此辈错会了意思；与今天召集他们来谈话的原意，恰好相反。这就太糟糕了！

　　因此，他把脸色沉了下来，“我的为人，你们自然不能深知，也无法深问，只向场本去打听好了。你们如果错看了我，便是自逢其祸！”汤斌停了一下又说：“莫武成一案，我不愿深究，是给你们一条自新之路。一深究，你们之中必定有人首级不保。不教而诛，我所不忍，亦非与人为善之道。从今天起，你们要好好想一想，流寇的惨无人道，都是你们所亲见的，老百姓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如今好不容易才有苏息的机会，你们本乡本土的人，还不能体恤乡里，而要作威作福，试问天良何在？”

　　这几句话，击中了人心深处！书办只是相沿已久的不良制度，有时逼得他们不能不舞文弄墨，无弊生弊，论起本心，毕竟有天良未泯的，想起自己亲友受流寇茶毒，大军骚扰，辗转沟壑，哀呼求死的惨状，不由得满脸惭愧地把头低了下去。

　　但是“恶性重大”的“文武两判官”，却是无动于衷，看到有些同事的神色，暗暗叫声“不好”，这样下去，尽为汤斌所用，“做事”就不方便了！这非得想办法阻止不可。

　　“最后我还有句话，”汤斌看着张桂文，意味深长地问：“莫武成的刑伤，不会变重，以致死在监中吧！”

　　这一点，张桂文和仲传武，都暗吃一惊，仲传武所说的，“就在这件案子上，要他的好看”，就是准备把莫武成整死了，报个刑伤毕命，这样汤斌就会担个极大的处分，重则革职，轻则降官，总而言之，潼关道是干不成了。

　　不想汤斌受了马呈祥的指点，已有防备。张桂文看这样子，此计不成，自己知趣为妙，于是担保不会有此情事，否则任凭治罪。

　　“好！”汤斌点点头，“我要说的话，就是这些。”

　　第二天汤斌请地方绅士吃饭。礼节周到隆重，特下全帖；但肴撰极其简陋，六菜一汤，倒有一半是素菜。

　　这班绅士对于汤斌的来历、性情以及居官之道，早已听得多了，敬仰如天人的固然不少，但也有持着将信将疑的态度的；同州知府马呈祥，算得是肯为地方做事的好官了，而比起汤斌来，似乎还差得远；他们不大相信，天底下会有如汤斌那样子的地方官！

　　因此，接到他的请柬，有些人不免惴惴然，认为“会无好会，宴无好宴”，说不定这顿酒吃下来，汤斌会有些什么暗示；譬如宣布老太爷在河南睢州做寿之类的消息，那就得好好送笔寿礼，才能买得个安宁。

　　为了有此打算，不免先要跟大家商量一下，有的表示到时候再说，有的不置可否，有的认为汤斌确是好官，因为父老家贫打个抽丰，不仅情有可原，而已应该从宽送致“寿仪”，其中只有一个人，也是绅士行辈最尊，在前明当过礼部侍郎的朱嘉猷大不以为然。

　　“是何言欤！”朱嘉猷掀着长可及腹的白髯，不断摇头，“汤公以悲悯人为襟怀，一心只想救百姓，何曾有半点私心？各位如此度他之腹，真与亵读圣人无异！”

　　他的话说得很不客气，简直就是在骂起这个念头的人，是“小人之心”。但以他是绅士中的领袖，平日对他一向尊敬，此时也只好不作声。被骂的人心里不服，暗中思量：且先放着！等汤斌有了打抽丰的话，那时再来挖他几句；看他的老脸羞不羞？

　　存了这样的念头，在席间酒过一巡，他就迫不及待地问道：“老公祖召宴，必有示谕，尽管吩咐，无不从命！”

　　“不敢！”汤斌答道：“我既然在这里做官，地方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今天略设杯盘，奉屈各位，就是跟大家讨教，一起想办法，来解消同具的痛苦。”

　　听得这话，朱嘉猷第一个点头，得意地望着大家；意思好像是在问：如何？你们这才知道我的话不错吧！

　　汤斌自然猜不到他的心思，因为他齿德俱尊，便先向他讨教，“猷老！”他问，“请直言民痪！”

　　“老公祖的称呼，实在不敢当！”朱嘉猷拱手谦谢了这一句，自己不说话，只眼风环扫，鼓励大家发言，“潼关何幸，得汤大人驻节在此！各位有所陈情，尽管直说。汤大人绝不会见怪。”

　　“正是！”汤斌欣然举杯，“猷老知我。”

　　于是绅士们无不大感兴奋，光是畅所欲言，得以把内心的感触痛苦发泄出来，便是一大快事；至于能不能发生效果，大家却并不存奢望，因为都知道有些事出于朝廷的意旨，在汤斌是无能为力的。

　　汤斌很虚心，他是真正勤求民隐，所以这时候只细心地听，不必表示任何意见。一面听，一面在心中盘算；等大家都说完，他才开口答复。

　　“多承各位指教，感谢之至。”他说，“地方上的痛苦，约而言之，计有五事，其中兵差频繁，军队苛扰，是他处所无的苦楚，这一点，我自到任以来，已经相当明瞭，此刻听了各位的话，更觉得当务之急，便是在这方面下工夫改善。”

　　话还未毕，只见有个人离席而起，捧酒长跪，口中说道：“老公祖请尽一筋！”

　　汤斌认得他名叫萧庆聪，赶紧下座相扶，“萧兄，萧兄，”他不安而又不解地，“为何如此多礼？”

　　这萧庆聪就是疑心汤斌要打抽丰的那个人，自从人席以后，立刻就发觉自己错了；越想越感歉疚，不该以那种心情去猜度汤斌，因而在内愧与感激两种心情交织之下，做出这种突兀的举动。当然，意在陪罪，只有他自己知道，是不便说破也不必说破的。

　　略能窥破心事的。只有一个朱嘉猷，他觉得萧庆聪的意思很好，正不妨由他来代表地方致谢，所以帮着劝汤斌接受了他的敬酒。

　　这杯酒为汤斌带来了极大的安慰，不多几天的工夫，已得到地方上这样深厚的爱戴，好官可为，在此又得到一个明证。同时也使他深切感到，百姓实在可爱，只要稍微能替他们做些事，便会得到逾量的报答，真是“受之有愧”，唯有格外费心费力，兴利除弊，为地方造福了

　　在这个念头之下，他决定实话直说，不须加上任何迂遇曲折的言词，“同州府马知府说得好，潼关之害，害在是天下要隘，以致过境大军，络绎不绝。但是，这是一时的，请各位要体念朝廷的不得已，多多忍耐！”说到这里，他向在座的绅士举一举杯，带着些致歉的意味。

　　“马大人的话说得很痛快，老公祖能够体谅，更是潼关之福。”朱嘉猷答道，“只要是额内的供应，担负再重，地方上亦一定勉力以赴。如今就请老公祖吩咐吧！”

　　这是要汤斌拿出改善的办法来。他筹思已熟，不慌不忙地为大家解释，额外供应的由来，是因为大军一到，征粮征草，不能迅速交付，结果征集到的一部分，就在等待的时间中，消耗完了，说起来是双方的责任，不能只怪过境的军队苛扰。

　　“我在想，凡事要‘尽其在我’，我如今跟两位相约，第一、大军过境，我要求上宪，联络邻省，预先通知潼关，以便准备；第二、通知一到，应该备多少粮、多少草，派定以后，请各位尽快缴纳，一到即付，付讫即走，既不误戎机，又图个清静，何乐而不为？”

　　“是！”朱嘉猷毫不迟疑地代表地方绅士应诺，而且有进一步的建议，“老公祖肯为地方费神，实在感激不尽。只要大军能够随到随走，这一点我们应该做到，也可以做到，而且是乐于做到。我想，我们可以先缴粮缴草，请大人拨出仓库，预为存储；军队一到，立刻就有供应，至于谁该出多少，不妨随后再算。”。

　　“那就更好了！一言为定。”

　　果然，这个办法的效果很好，过境的军队，一到潼关，应该要什么便有什么，异常痛快。人心都是肉做的，地方上如此漂亮，军队也就不好意思骚扰了，随到随走，军纪肃然；而潼关市面也就大非昔比，以前大军过境，家家惶恐，胆小的甚至闭门不出，如今都是安居乐业，浑如无事。

　　不到三个月的工夫，潼关附近各州县，连妇人孺子都知道“汤青天”这个美称。土豪劣绅，不敢也不能为恶；流氓地痞纷纷敛迹。”民间争执，知道什么叫讲理，先请左邻右舍，乡党长老排解；真到讲不清理时，才告到官府，因此，潼关备道茂门，落得个讼简刑清。

　　但是，汤斌自己却依然忙得不可开交，除了勤求民隐，兴修农田水利，为地方造产来增加老百姓的收入以外，他自己还忙着做学问，每夜一灯荧然，非到三更，不肯罢手。

　　推己及人，他觉得振兴文教是件万不可忽的事；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决定着手整顿潼川书院。

　　书院起于唐朝，唐明皇置“丽正书院”，招集文学之士，讲学其中，即为书院制度的滥觞。经过五代到了宋朝，书院大兴，最有名的是四大书院，而以白鹿洞书院为首。

　　白鹿洞书院在庐山五老峰下。唐德宗时，李涉、李渤兄弟归隐于此；李渤后来做了“浔阳江头”的江州刺史，便在白鹿洞修建台榭，成为一时胜景。其后南唐李家父子，素好文学；认为白鹿洞是个士子读书的好地方，下诏建立学馆，并给官田，以供学子薪水；派了李善道主持。称为“洞主”，而整个学馆，则称为“白鹿国库”，是南唐最高官学。

　　到了宋初，“白鹿国矿改为白鹿洞书院；以后渐次荒废。一人南宋，朱熹当江西南康的地方官，初到任就下徽文，派官学教授杨大法勘查白鹿洞，接着又亲自去作视察，认为可以修复，也应该修复，于是白鹿洞书院，复又成为读书人向往的乐土。

　　在白鹿洞书院，朱熹亲自订定了一篇学规，首先就揭明教人以人伦为本，指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五教之目”。而学做人的程序是：广泛涉猎的“博学”；学而不解则“审问”；问清了还要“慎思”其中的道理；道理虽明，犹须“明辨”它的对与不对？是对的道理，便当“笃行”。同时他又申明做学问的目的：

　　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人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

　　白鹿洞书院的学规，虽为后世书院奉为圭桌，但书院并不能保持纯为做人而读书的那种高超的风格。在明朝，书院往往成为读书人论世干政之地，因此触犯忌讳，前后经过四次的摧残，到了末叶，终于有东林书院的名闻天下。

　　东林书院在无锡，是有气节的读书人，砥砺切磋之地；但以东林出身的，入仕以后，多居高位，于是无形中，有了一个与问党对称的东林党，成为君子与小人，水火不相容的两大集团。这一番争斗，明朝既亡，犹复不止。清军入关以后，阉党的冯铨防备东林报复，反对设置书院；当政的旗下贵族。亦怕汉人借书院掩护，反抗清朝，所以曾有诏令，不许设置书院。汤斌要考虑的，就是这一层关系。

　　在顺治九年有道上谕，责成各省学政，督率官学教官，“务令诸生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著书请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结党，及号召地方游食之徒，空谈废业。”不过潼川书院既非新创，又不是结党干政，游食空谈，汤斌认为并不违反功令。

　　当然，书院还无法动用公款来维持，汤斌只能找到地方绅士，劝募一笔基金，也仍旧交由地方绅士管理，订立条规，置产收息，只用利息不动本。预定招收名额是正课二十名，附课视息金收入多寡而定；正课每月发给膏火银二两，附课减半。聘请朝邑的一位理学家雷子显主讲。名为“掌教”。

　　这样筹备好了，方始招考生徒到书院来肄业；报考的资格是不限制的，无论举人、监生、秀才，或者不曾进学的童生，都可参加。由于汤斌的实事求是，以及雷子显的道德文章，报考的有三百人之多。到了考试那天，汤斌亲自到书院照料；二月里的天气，春寒犹劲，考生一到，由汤斌带领的执事夫役，引到饭厅，先送上一碗滚烫的羊肉汤，条案上整箩筐的馍、大壶热茶，随意取用，初入书院，便令人从心底浮起温暖，向学向善之心，油然而起，一个个都在自誓，定要好好应考，取得高第，成为“正课”，在这潼川书院打下一个进德修业的基础。

　　考试的题目是汤斌与雷子显共同拟定的，叫做“盍言尔志”，藉以考察各人的志向修养。一上午考完，汤斌与雷子显立即阅卷；到了深夜，把三百本卷子看完，定了正课二十名，附课三十五名，第二天一早便已发榜，录取的即时人院，不取的也觉得很痛快，因为不曾耽误他们的工夫。

　　于是五十五名生徒，平日埋首钻研；逢初二、十六参加月课。其中一课名为“官课”，由汤斌开始，出题考试，评定等第，优等每名奖银二两，次等奖银一两；文字拙劣的，汤斌必定把他们找来，一个个细问学业进度，加以指点。到下一个月便是同州知府马呈祥主持；他的家累重，而俸人无多，捐廉所发的奖金便少些。然后又是各县县官到院出题考试，而不论是谁主持官课，汤斌一定要到书院来帮着照顾；因此，不但是书院中的生徒，就是主持考课的州县官，亦无不觉得这位“汤大人”循循善诱，跟他论学谈艺，确有一种身心俱泰的乐趣。

　　这样到了顺治十四年了西，是乡试之年。有个河南副主考丁澎，是杭州人，文名极盛，他是顺治十二年的进士，与汤斌在京里相识，订交不久而极佩服汤斌的为人，所以出闱以后，特地经函谷道专诚来访汤斌，一叙契阔。

　　不想一到就病倒了，汤斌为他延医治病，代为办公事请病假，每天亲自看护医药；到年底病愈，正待启程回京时，来了一道上谕，指河南正主考黄钅心、副主考丁澎，主持试务有弊，为言官参劾，奉旨：“黄钅心着革职严拿察究，丁澎亦着革职察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