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在幕后，霍姆斯试图通过另一条途径来阻止报道。

在我开始挖掘公司内幕的一个月后，希拉洛斯在2015年3月份结束了新一轮融资。我不知道的是，领投的人是澳大利亚出生的媒体大亨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他控制着《华尔街日报》的母公司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希拉洛斯在这最新一轮筹得的4.3亿美元中，有1.25亿美元来自默多克。这使他成为该公司最大的投资者。

默多克第一次遇到霍姆斯，是2014年的秋天，在硅谷的一次盛会——年度突破奖（Breakthrough Prize）的宴会上。这场盛会在美国航天航空局（NASA）艾姆斯研究中心（Ames Research Center）位于山景城的1号机库举行，奖项颁发给在生命科学、基础物理和数学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它是由俄罗斯科技投资人尤里·米尔纳（Yuri Milner）联合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以及中国科技大亨马云（Jack Ma）共同创立。在晚宴期间，霍姆斯来到默多克的桌子，作了自我介绍，与他攀谈起来。她给他留下了强烈的第一印象，后来默多克问米尔纳如何看待这个女子，米尔纳对她大唱赞歌，令这印象进一步加深。

几个星期后，他们再度相遇在这位媒体大亨位于北加利福尼亚的牧场。默多克只有一个保镖，他对霍姆斯带来的保安团队的规模大为惊讶。他问她为什么需要如此的保安措施，她回答说，是她的董事会坚持要求这样。牧场员工准备了午餐，吃饭时霍姆斯忽悠默多克进行投资，强调说她正在寻找长期投资人。她警告说，别指望短期内就有季度报告，当然也不会有公开发行上市。后来发送到默多克在曼哈顿的办公室的投资文件重申了这一信息。其说明信在第一段声明，希拉洛斯计划“长期”保持私有状态，并且随后重复这两个字不下十五次。

众所周知，默多克涉足了硅谷的创业企业投资。他是优步公司的早期投资人，将一笔15万美元的赌注变成大约5000万美元。但是与大型的投资公司不同，他不做任何尽职调查。这位84岁的大亨喜欢仅仅跟着自己的直觉走，这是他赖以建立世界上最大的媒体和娱乐帝国的卓有成效的方法。在投资希拉洛斯之前，他打了一通电话给克利夫兰诊所集团（Cleveland Clinic）的首席执行官托比·科斯格罗夫（Toby Cosgrove）。霍姆斯曾提到她即将与这家世界著名的心脏病中心宣布结盟。跟尤里·米尔纳一样，当默多克与他联系的时候，科斯格罗夫只是说好话。

到目前为止，希拉洛斯是默多克在他所控制的媒体资产以外所做的最大单笔投资。他的媒体资产包括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福克斯广播网以及福克斯新闻频道。他不但被霍姆斯的魅力及其所描述的愿景所吸引，也受到她提供的财务预测的影响。她给出的投资文件中，预测2015年的收入为10亿美元，利润3.3亿美元；2016年的收入预测为20亿美元，利润5.05亿美元。这些数字让目前100亿美元的估值显得很便宜。

希拉洛斯给默多克列出的其他有声望的投资者也让他感到宽心。其中包括考克斯企业（Cox Enterprises），该公司总部位于亚特兰大，是一个家族集团公司，其总裁吉姆·肯尼迪跟默多克关系很好，还有沃尔玛公司的沃顿家族。其他大名鼎鼎但他并不了解的投资者，包括新英格兰爱国者队（New England Patriots）的老板鲍勃·克拉夫特（Bob Kraft）、墨西哥亿万富翁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以及控制着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集团的意大利工业家约翰·艾尔坎（John Elkann）。

到7月底我和迈克·西克诺尔菲讨论西西里人的古老钓鱼艺术之时，霍姆斯已经与默多克私下会面三次。最新的一次是在那个月的月初，她在帕洛阿尔托招待默多克，带他看迷你实验室。在访问期间，她提起了我的报道，告诉他，我所搜集的信息是错误的，如果发表，将对希拉洛斯造成巨大损害。默多克表示异议，说他相信报纸的编辑会公正地处理此事。

到9月底，我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发表报道的时候，在曼哈顿中城的新闻集团大厦第八层的办公室，霍姆斯第四度与默多克会面。我在《华尔街日报》新闻编辑部的办公桌就在三层楼底下，但我不知道她在楼里。她再次迫切地提到我的报道，希望默多克可以将其毙掉。再一次，他无视自己的大额投资的可能风险，拒绝加以干预。

在霍姆斯游说《华尔街日报》老板的尝试遭到失败的时候，希拉洛斯继续针对我的信息来源实施焦土政策。

博伊斯·席勒的迈克·布里耶发了一封信件给罗谢尔·吉本斯，威胁说，如果她不停止制造所谓关于公司和管理层的“虚假的和诋毁的声明”，就要起诉她。在凤凰城，两位新病人预约并出现在桑德内医生的办公室，然后大发脾气。她不得不雇了律师，去让Yelp撤下他们发表在网站上的对她的煽动性评论。我成功地让斯图尔特医生顶住了巴尔瓦尼的压力，但希拉洛斯公司说服了她的诊所接受公司提供的远程实验室服务，以抵消她对不准确的检测结果的说法。

不过，其他公开以自己身份发声的信息来源，比如盖里·贝茨医生、卡尔曼·华盛顿护士，以及莫琳·格伦兹——那位在感恩节晚上在急诊室待了好几个小时的病人——都没有被公司的恐吓策略吓跑。而艾伦·比姆和艾瑞卡·张继续作为幕后信息来源与我的报道合作，同样这样做的还有几位前员工。

由于仍然联系不上泰勒·舒尔茨（我通过电话找到他的母亲，给他留了信息，但徒劳无功），如果希拉洛斯已经成功地让他屈服，我觉得希拉洛斯一定会给我们一个签字的声明，类似于里扎夫医生和比亚兹莱医生的情况。不过，它无论如何也没法把他发给我的电子邮件抹掉。那些东西会为自己说话。

在避免报道发表的最后一次尝试中，博伊斯发给《华尔街日报》第三封长信，重复了会起诉报纸的威胁，并将我的报道贬斥为一个想象力丰富的头脑编造的精致幻想：

我想搞明白我们是如何陷入这样的境地：《华尔街日报》正在考虑发表一篇我们都知道是虚假的、误导性的、不公平的文章，并且会披露希拉洛斯作为商业秘密严格保护的信息。

问题的根源也许在于记者原始预设中的戏剧性，那预设可以归入“太过理想而无须审视”一类。正如卡雷鲁先生在与我们的讨论中所解释的，那预设是说，所有的学术界、科学界、医疗界对希拉洛斯取得的突破性贡献的认可，全都是错的；是说每一份此前发表的关于希拉洛斯的报道，包括《华尔街日报》自己发表的，都是公司有意误导操控的结果；是说通过兜售一种并无作用的技术和使用现成的商用设备来做检测——希拉洛斯伪装是用新技术做的——公司及其创始人根本上是在实施欺诈。这样一种揭露如果是真的，当然会是一篇强有力的调查性报道。问题也许在于，即使这一预设并非真实，但恰恰由于太过戏剧化而无法将其放弃。

信函要求与《华尔街日报》的主编格里·贝克（Gerry Baker）会面。出于公正起见，贝克同意见面，但确认将邀请我和迈克参加，另外还有杰伊·孔蒂和报纸的责任编辑尼尔·利普修兹（Neal Lipschutz）。

10月8日，星期四，下午4点，我们再次与博伊斯在《华尔街日报》新闻编辑部六楼的另一个会议室会晤。这次，他带来了一个小一些的团队，成员包括希瑟·金和梅瑞迪斯·迪尔伯恩。跟在6月份的时候一样，金拿出一个小型磁带录音机，放在我们中间的桌子上。

尽管他们仍然极力争辩我的报道是有缺陷的、不准确的，但博伊斯和金在这第二次会面中做了两个关键的让步，对我们很有帮助。他们第一次承认希拉洛斯不是在其专有设备上运行所有的检测，博伊斯将这种做法描绘成一种过渡性的、需要给公司时间来完成的“旅途”。第二个是我指出，注意到希拉洛斯的网站上最近有几个措辞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个变化似乎尤其值得一说：那句“我们的许多检测只需要几滴血”被删除了。当我问为什么的时候，金无意中脱口而出，她认为那是为了“营销的准确性”。（后来她会坚持从未说过这些话。）

到会见快结束的时候，博伊斯尝试了最后一搏：如果我们愿意稍微推迟一些见报发表，他会安排一次希拉洛斯设备的展示。他说，他们在不久前曾经为《财富》杂志做过一次，所以没有理由不能为我们也安排一次。这样一次展示将提供无可置疑的证据，证明我们关于其设备不起作用的说法错了，博伊斯争辩说。

迈克和我问道，多快可以安排，会进行哪些检测，我们怎么确保结果是来自设备，而不会涉及什么花招。博伊斯回答，可能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来安排，并且在其他问题上支支吾吾，于是贝克礼貌地拒绝了这个提议。他同意我们的观点，我们必须在霍姆斯出现在《华尔街日报》的技术大会之前发表，而大会只有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了。

贝克告诉博伊斯，我们不会等待几周的时间，但他愿意将发表日期推后几天时间，给霍姆斯最后一次机会与我对话。他给她时间，让她直到下周初都可以拿起电话打给我。

她始终没有这样做。

报道发表在《华尔街日报》2015年10月15日的头版。文章的标题《一家被看好的创业公司的挣扎》（A Prized Startup\'s Struggles）是低调的，但文章本身是毁灭性的。除了揭露希拉洛斯将其大部分检测放在传统的机器上运行、曝光其能力验证的欺诈行为以及稀释指尖针刺取血样本之外，文章对其自身设备的准确性提出了严肃的质疑。文章的最后引用了莫琳·格伦兹说的话，“在人身上反复做试验”是“不行的”，由此提出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公司给病人带来的医疗危险。

报道引发了一场风暴。国家公共广播（NPR）在其早间第一档的“市场”栏目中对我做了访谈。《财富》杂志——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不遗余力将霍姆斯送上神殿的出版物——的编辑，将这篇报道作为每天发给读者的电子邮件的重点。“一家高飞在天的独角兽被今天早晨《华尔街日报》的头版深度报道拉回地面。”他写道。其他两家在霍姆斯的声誉擢升中起过作用的杂志《福布斯》和《纽约客》也像其他许多新闻渠道一样，选择了这篇报道。

在硅谷，它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有些风险投资人条件反射式地跳出来为霍姆斯辩护。其中一位是前网景公司联合创始人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他的妻子刚刚在一篇为《纽约时报》的时尚杂志所写的封面报道中，将霍姆斯描绘一番，文章的标题是《五位正在改变世界的有远见的科技创业家》。但其他人没这么仁慈，他们长期以来就有自己的怀疑。为什么霍姆斯总是对她的技术如此保密？为什么她从未招募对血液科学哪怕是有最基础知识的董事会成员？为什么没有一家拥有医疗保健专业经验的风险投资公司把钱投入公司？对于这些观察家而言，报道证实了他们的私下怀疑。

还存在第三类群体，他们不知道该相信谁，因为希拉洛斯公司强硬地加以否认了。在网站上发布的一篇公告中，公司称报道“在事实和科学上都是错误的，是基于毫无经验的和心怀不满的前员工与同行的毫无根据的臆断”。它还宣布霍姆斯当晚将出现在吉姆·克莱默的《疯狂财富》节目中，反驳那些指控。

我们明白，战斗远没有结束，希拉洛斯和博伊斯在随后的几天、几周内将更严厉地攻击我们。我的报道是否能承受住他们的攻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监管者（如果有的话）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在希拉洛斯已离职的员工中间，谣传FDA会有一次检查，但在报道见报之前，我还未能核实此事。我多次打电话给我在那家机构的信源，但未能联系上他。

我决定在那天午饭之前再次尝试联系他。这次，他接听了电话。作为深层幕后消息源，他向我证实，FDA最近对希拉洛斯在纽瓦克和帕洛阿尔托的设施进行了突击检查。他说，该机构已经宣布公司的纳米容器是一项未经许可的医疗设备，禁止公司继续使用，对公司构成了严重打击。

他解释说，FDA将目标对准这个小小的试管，是因为作为一项医疗设备，它明显没有达到FDA的标准，从而给了FDA最无可争议的法律凭据来针对这家公司采取行动。但这次检查的潜在原因，是希拉洛斯提交给FDA、试图让其检测获批的临床数据质量低劣。巡视员在现场未能找到任何更优的数据时，因而做出决定，通过带走纳米容器，关闭公司的指尖针刺取血检测，他说。那还不是全部：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服务中心（CMS）也刚刚启动自己对希拉洛斯的检查。他不知道是否检查仍在进行中，但可以肯定检查给公司带来了更多的麻烦。迈克和我讨论了这些得到的信息，迅速投入工作，准备第二天见报的后续报道。

几个小时后，我正站在头版编辑的身边，他在处理我的新报道，此时霍姆斯的脸出现在边上一台电视机里，是CNBC频道。我们中断编辑工作，将音量调大。她穿着自己常规的全黑色衣服，勉强摆出一副笑容，她扮演的是有远见卓识的硅谷革新者角色，正被试图阻碍进步的既得利益者抹黑。“当你努力想要改变的时候，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她说，“首先他们觉得你疯了，然后他们打击你，再然后，突然之间你改变了世界。”但是，当吉姆·克莱默问到她文章中的特定内容时，比如公司使用第三方分析仪承担大部分的检测，她变得非常警惕，给出的是避重就轻和误导性的回答。

那天早些时候，我发过一份电子邮件给希瑟·金，告诉她我正在准备第二篇报道，要求希拉洛斯对我将要报道的事情给出他们的评论。金没有回复。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在与克莱默的访谈快结束的时候，霍姆斯提到纳米容器的召回，颠倒过来说这是一个自愿的决定。她正在努力抢在我的独家报道前面。

我们迅速将我的后续报道片段发表在网上。它澄清事实，揭露是FDA迫使公司停止从病人指尖取血的检测，并宣布它的纳米容器是“未经许可的医疗设备”。第二天，我的报道占据了报纸印刷版的头版，给现在已经全面爆发的丑闻添加更多猛料。

我们的第一篇报道发表的那一天，霍姆斯并不在帕洛阿尔托。她在参加哈佛医学院研究委员会的一个会议。那天晚上她是在波士顿做的CNBC的访谈。直到第二天，她才飞回加利福尼亚，来应对日益加剧的危机。

那天上午，希拉洛斯发布了第二篇公告，在我们新闻行业看来，它相当于所谓的“不否认的否认”。“我们非常遗憾地看到《华尔街日报》仍然没有澄清事实。”它开篇就说，但在此之后它承认公司“暂时”回收了它那个小小的血液容器，它将其描述为一种预防性动作，以寻求FDA批准使用。

到临近傍晚的时候，一封邮件发给公司全体员工，要求他们在佩奇磨坊路大楼的餐厅里集合开会。霍姆斯不再是平时收拾得整整齐齐的样子。她的头发因为旅途奔波而凌乱不整。她戴上了框架眼镜，而不是隐形眼镜。与她站在一起的是巴尔瓦尼和希瑟·金。她以一种挑衅的语调对集合在一起的员工说，《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两篇文章充满了心怀不满的离职员工和竞争者提供的错误事实。当你想要致力于搅动一个庞大的行业时，这样的事情注定会发生，强大的既有企业想看到你的失败，她说。她将《华尔街日报》称作“小报”，发誓要与这家报纸斗争。

当她让大家开始提问时，那位前广告业高管、帮助她打造先驱者形象的帕特里克·奥尼尔，率先举手提问。

“你真的想挑战《华尔街日报》吗？”他怀疑地问道。

“不是《华尔街日报》，是那个记者。”霍姆斯回答。

在回答了更多的问题之后，一位高级硬件工程师询问巴尔瓦尼是否可以带领他们唱赞美诗。每个人马上明白这位工程师所说的赞美诗是什么意思。三个月前，当公司从FDA收到疱疹检测许可时，在餐厅举行的类似会议上，巴尔瓦尼带着员工齐声大喊“去你妈的”。当时，喊声是针对奎斯特公司和实验室集团的。

巴尔瓦尼无比乐意地接受了工程师再来一次的要求。

“我们有一条消息要给卡雷鲁。”他说。

在他的指挥下，他和其他数百名参加会议的员工齐声高喊：“去你妈的，卡雷-鲁！去你妈的卡雷-鲁！”

当霍姆斯说她准备向《华尔街日报》开战时，她是认真的。

很多人认定她会退出《华尔街日报》在次周举办的WSJ D．Live大会。但在那一天的预定时间，她带着成群的保镖出现在拉古娜海滩的（Laguna Beach）蒙太奇度假酒店（Montage hotel and resort），与乔纳森·克里姆（《华尔街日报》的科技编辑）一同登上讲台。100多名观众——有风险投资家、初创企业创始人、银行家以及公关公司管理层，他们每人付了5000美元来参加为期三天的会议——窃窃私语，翘首以待。

迈克·西克诺尔菲想让我来做这次对话，但《华尔街日报》不喜欢这个在最后一刻改变一项已经策划了几个月的活动的主意。而且，我不能离开纽约。我的妻子正在长岛伊斯利普（Islip）的一项联邦审判案中履行陪审职责，那里离布鲁克林两个小时车程。我得照顾我们的孩子。

希拉洛斯被揭开的故事引发了如此巨大的关注，令《华尔街日报》决定在其网站上实时直播这次对话。我们几个在尼尔·利普修兹的办公室观看。

霍姆斯几乎从一开始就摆出一副活跃状态。这毫不奇怪：我们预料到她会好斗逼人。但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她在公开论坛上厚颜无耻说谎的决心。在这半个小时的对话中，她不止一次而是一再说谎。除了继续坚持纳米容器的回收是自愿的，她还说我的报道中提到的爱迪生设备是希拉洛斯已经多年不使用的旧技术。她也否认曾使用商用实验室设备来做指尖针刺取血的检测。她还声称，希拉洛斯在能力验证中的行为方式不仅是完全合法的，而且还得到了监管机构的明确支持。

在我看来，最大的谎言是她断然否认希拉洛斯稀释指尖针刺血液样本，然后在商用机器上运行检测。“《华尔街日报》所说的——说我们拿到样本，稀释样本，然后放进商用分析仪——是不准确的，那不是我们做的事情，”她跟克里姆说，“事实上，我打赌，如果你试试就知道，那样做是不会管用的，因为完全不可能稀释一个样本然后放进商用分析仪中去。我的意思是说，那样做有太多的错误。”我厌恶地摇着头，此时一条短信闪现在我的手机屏幕上。那是艾伦·比姆发来的，他写道：“简直不敢相信她刚才说的！”

由此开始，霍姆斯将她的注意力转到与我谈过话的离职员工身上，称他们“脑子发昏”，利用他们的匿名身份贬低他们。她声称其中一人在希拉洛斯只工作了两个月，而且要回溯到2005年，这是彻头彻尾的编造。所有我的匿名信息来源都是近期在该公司工作过的。在回答一个关于罗谢尔·吉本斯的问题时，她重复了五天前对着她的员工说过的话，将《华尔街日报》比作一家“街头小报”。她还把我称作报道“关于我们的虚假内容”的“某个家伙”。

她所面对的问题之一是，我们不再是唯一对希拉洛斯提出质疑的人。多位著名的硅谷人物开始公开批评该公司。其中一位，是著名的前苹果公司高管让-路易·加西（Jean-Louis Gassée）。几天前，加西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帖子，记录了在暑假期间他从希拉洛斯公司和斯坦福医院得到的极为不一致的血液检测结果。加西写邮件给霍姆斯询问问题所在，但一直没有收到过回复。当克里姆举出加西的例子时，霍姆斯声称从未接到过他的电子邮件。她说，既然知道了他的抱怨，希拉洛斯将与他联系，尽力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

至于在我的第一篇报道中提到的检测结果不准确的其他案例，她将其看作一些孤立的案例，从中无法得出或者不应当得出一般的结论。

在对话结束后不久，希拉洛斯在网站上登出一篇很长的文件，想逐项反驳我的报道。迈克和我与责任编辑、律师等一道，仔细查阅该文件，得出结论，它没有包含任何能损及我们已发表内容的东西。这是又一个烟幕弹。报纸发表了一份声明，说支持我的报道。

霍姆斯现身《华尔街日报》的大会之后，希拉洛斯宣布对其董事会进行调整，自从我的第一篇报道发表以后，这个董事会变得越来越具有讽刺意味。乔治·舒尔茨、亨利·基辛格、山姆·纳恩以及其他年长的前国会议员们全都退出，加入一个新的象征性的实体，它被称为咨询委员会。在他们原来的位置，希拉洛斯做出一个新的董事任命决定：大卫·博伊斯，这标志着一种战斗状态的升级。

不出所料，没过多久，《华尔街日报》收到了希瑟·金发来的信函，要求我们撤回前两篇报道中的核心内容，称它们是“诽谤性的妄断”。随后的第三封信要求《华尔街日报》保留所占有的关于希拉洛斯的所有文件，“包括电子邮件、即时通讯信息、草稿、非正式文件、手写笔记、传真、备忘录、日历条目、语音邮箱，以及其他储存在硬盘中的记录，或其他任何电子形式（包括个人手提电话）以及任何其他媒体形式”。

在与《连线》杂志的一次对话中，博伊斯说很有可能提起名誉权诉讼。他对这家杂志说：“我认为现在已有足够的在案记录，因此人们应当了解事实是什么。”考虑到金和博伊斯所说的话，《华尔街日报》的法律部派了一位技术人员，复制了我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中的内容，准备应诉。

但如果希拉洛斯认为这种武力威胁会让我们屈服，它就错了。在随后的三个星期中，我们又发表了四篇文章。这些文章揭露沃尔格林已经中止与希拉洛斯合作的健康中心在全国的扩张计划；揭露在我第一篇报道发表前的几天，希拉洛斯试图以更高的估值售出更多的股份；揭露其实验室在没有真正主管的情况下运作；揭露西夫韦已经由于对其检测的担忧而与此前秘而不宣的伙伴渐行渐远。每一篇新的报道都会引来希瑟·金一封新的撤回要求信。

在帕洛阿尔托佩奇磨坊路大楼的二层，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设成了作战室，霍姆斯和她的公关顾问讨论战略，如何反击我的报道。她喜欢的一个主意，是将我刻画成一个仇恨女人的人。为了赢得更多的同情，她提出公开承认当她还是斯坦福的一名学生时，曾遭遇过性侵。她的顾问建议不要采取这种方式，但她并没有完全放弃这个主意。在《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的一次访谈中，她说自己是性别歧视的受害者。

“过去四个星期以来发生的这些事情，让我明白在这个领域身为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她对这份杂志说，“每一篇文章都是以‘一位年轻女子’开头，对不对？前几天有人走过来找我，他们就像是说，‘我从来没有读到过写马克·扎克伯格的文章以“一位年轻男子”开头。’”

在同样的故事中，她以前在斯坦福的教授钱宁·罗伯特森斥责，对希拉洛斯检测准确性的质疑是荒谬的，说公司一定会有产品“获准”进入市场，人们的生命取决于知道该产品是否可靠。他还坚持认为霍姆斯是不世出的天才，将她与牛顿、爱因斯坦、莫扎特以及列奥纳多·达·芬奇相提并论。

霍姆斯也继续为自己树立一种崇高的形象。在接受《魅力》杂志于卡内基音乐厅颁发的年度女性奖所发表的获奖词中，她将自己拔高到年轻女性的行为榜样。“尽你所能，去做科学、数学和工程领域最优秀的人，”她鼓励她们，“当我们的小女孩们开始思考长大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时，她们将会明白。”

要让伪装终结，只有一条路，那就是CMS——临床实验室的主要监管机构——是否对公司采取强力行动。我需要探究第二次监管检查带来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