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底，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我的文章的三个星期之前，加里·山本收到一封邮件，他就是2012年未经通知来到脸书老办公大楼的CMS资深现场巡查员，当时他还向桑尼·巴尔瓦尼宣读过监管的规定。邮件的标题是“致CMS的投诉：希拉洛斯公司”，开头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加里：

要发出这封信，乃至于写下这封信，我都觉得非常紧张。希拉洛斯对待保密和隐私达到极致，让我总是害怕说出任何事情……我为自己没有早日发出这封投诉而感到羞愧。

这封邮件来自艾瑞卡·张，其中包含一系列指控，范围从科学上的误导，到实验室操作的草率大意。它还说希拉洛斯的专有设备是不可靠的；公司在能力验证上造假；它误导2013年末检查其实验室的州巡视员。在邮件的结尾，艾瑞卡说，她从这家公司辞职，是因为知道自己“可能因给出虚假的、误导性的检测结果而毁掉某一个人们（原文如此）”，做不到放任自流。

山本和他在CMS的主管非常重视这封投诉信，仅仅三天后，CMS就对希拉洛斯的实验室发起了一次出其不意的检查。9月22日，周二上午，山本和另一位CMS旧金山区域办公室的现场巡视员萨拉·本内特（Sarah Bennett）来到纽瓦克的工厂，解释说他们是来检查实验室的。穿黑色西装、戴着耳麦的人拒绝让他们进去，叫他们在一间小小的接待室等待。

过了一会儿，桑尼·巴尔瓦尼、丹尼尔·杨、希瑟·金以及博伊斯·席勒律师事务所的梅瑞迪斯·迪尔伯恩过来了。他们把两位CMS巡视员领到一间会议室，坚持给他们做PPT演示。尽管这像是转移注意力的策略，山本和本内特还是礼貌地听完了它。演示一结束，他们就要求参观实验室。

他们走出会议室的时候，受到更多身穿黑西装、手指摁在耳朵上的人“护送”。金和迪尔伯恩紧紧跟在后面，手持笔记本电脑，记着笔记。他们来到实验室所在的房间，注意到实验室的门安装了指纹扫描仪，进去的时候会有蜂鸣提示声。这让山本想起酒类专营店门口的蜂鸣声。

山本和本内特原本给检查留出了两天时间，但他们发现了太多问题，希拉洛斯的实验室基础资料缺失太多，他们得出结论，下次还得再来。巴尔瓦尼请求给予两个月的宽限期。他声称公司即将开启新财年，而且正在进行新一轮的融资。他们同意在11月中旬再回来检查。

到他们再度检查的时候，《华尔街日报》的调查已经发表，给CMS更大的压力去采取行动。山本注意到，安保有所放松，霍姆斯亲自迎接他们。巴尔瓦尼和金也再度现身，另外还有一套不同的外部律师人马，以及一些实验室顾问。检查分头进行：山本检查实验室的房间，盘问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巴尔瓦尼寸步不离地跟着他；而本内特在一间会议室安营扎寨，金和其他律师紧紧盯着她。

这一次，他们待了四天。有一次，本内特要求与一位在诺曼底工作的实验室助理单独进行秘密谈话，她有直接接触爱迪生设备的经历。本内特被扔在一个无窗的会议室，等了很久，直到最后一位年轻女子才现身。一坐下来，这位女子就要求找律师。看上去她接受过指点，并且非常害怕。

艾瑞卡·张在经历了6月底的停车场惊魂后，和我一直保持着零星的联系，但我不知道她鼓足了勇气去联系联邦监管机构。当我第一次听说CMS的检查时，完全没有想到是由她引起的。

在整个2015年秋天，直到进入2016年冬天，我努力发现检查到底有何发现。山本和本内特完成他们在11月份的第二次检查后，从与希拉洛斯的在职员工有联系的前员工那里传来消息，说检查进行得不顺利，但很难获得具体的细节。到1月底，我们终于得以发表一篇报道，引用熟悉此事的信息来源，说CMS的巡视员在纽瓦克的实验室发现了“严重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过了一些天才揭晓，CMS发表了一封发给该公司的信函，说它们对“病人的健康和安全构成直接的危害”。信函给了公司十天时间提出可靠的改正方案，并且警告，如果未能及时遵守要求，将导致实验室失去其联邦许可。

这很重要。临床实验室的国家监管机构不仅证实希拉洛斯的血液检测存在严重的问题，还确认问题严重到使病人处于直接危险之中的程度。突然之间，希瑟·金在每一篇报道发表后像钟表一样准时到来的书面撤回要求，偃旗息鼓了。

然而，希拉洛斯仍继续将事态的严重性最小化。在一项声明中，它声称已经解决了许多问题，并且说检查的发现没有反映纽瓦克实验室当前的状况。它还声称，问题仅限于实验室运作的方式，与其专有技术的合理性无关。如果不接触到检查报告，是无法对这些说法进行反驳的。CMS通常在将报告发给违规实验室的几个星期后公开此类文件，但希拉洛斯以商业秘密为借口，要求不公开这些报告。接触到这些报告，成为我的当务之急。

我打电话给我的一个长期的信源提供者，他在联邦政府工作，有获得该报告的渠道。他愿意做到的最大程度，是在电话里读部分片段给我听。对我们来说这已经足够，可以报道检查中最严重的发现：该实验室不顾质量控制检查的一再失败——表明其检测存在缺陷——仍继续运行凝血检测达数月之久。“凝血酶原时间测定”——该检测的正式名称——如果出错，将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医生依靠它来决定存在中风风险的病人的血液稀释剂的用量。开出太多剂量的血液稀释剂可能导致病人大出血，而开出的剂量太少，则可能导致生成致命的凝血块。希拉洛斯无法反驳我们的报道，但它再次提出此问题不涉及它的专有技术。它说凝血酶原时间测定是使用传统的静脉抽血样本、在商用分析仪上进行。当被逼到墙角的时候，这家公司愿意承认使用商用分析仪，如果这样做可以维持其自身的设备管用的幻觉的话。

为了迫使CMS公布其检查报告，我发起一项基于信息自由法的请求，要求公开任何与纽瓦克实验室检查相关的文件，并要求尽快执行。但希瑟·金继续敦促该机构未经详细校订，不得将报告公开，声称那样做会暴露珍贵的商业秘密。一家实验室的拥有者在面临制裁威胁的情况下还要求对检查报告进行校订，这还是第一次，而CMS似乎也不肯定如何继续下去。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越来越担心完整的检查发现再也不会公开。

当这场与希瑟·金之间就检查报告的拉锯战僵持不下的时候，有消息传来，霍姆斯将在希拉洛斯位于帕洛阿尔托的总部举办一场为希拉里·克林顿的总统竞选募集资金的活动。她长期以来精心培植与克林顿一家的关系，参加过多次克林顿基金会的活动，并与他们的女儿结下了友谊。募资活动后来调整到旧金山一位科技创业家的家中，来自该活动的一张图片显示，霍姆斯手持麦克风对参加的宾客讲话，她的身边站着切尔西·克林顿。竞选还有八个月，克林顿被视作领跑者，这是一个提醒，说明霍姆斯在政治上有多么广泛的关系。足以让她逃脱监管问题的困扰吗？一切似乎都有可能。

我回头去找我的信源提供者，这次终于哄得他将全部检查报告泄露给我。这份文件长达一百二十一页，其中的恶劣程度超过任何人的预期。首先，它证明了霍姆斯在去年秋天的《华尔街日报》技术大会上说了谎话：希拉洛斯在实验室中使用的专有设备确实叫作“爱迪生”，而且报告表明，该公司仅对250项检测清单中的12项使用该设备。其他所有检测都是在商用分析仪上进行。

更重要的是，检查报告显示，根据该实验室自身的数据，爱迪生设备得到的是极为错误的结果。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有三分之一的质量控制检查未获通过。其中有一项在爱迪生设备上运行的血液检测项目，即测量影响睾丸素的激素水平，这项检测未能通过质量控制检查的比例达到惊人的87％。另一项帮助检查前列腺癌的检测，未能通过质量控制检查的比例是22％。使用同样的血液样本的比较检测中，爱迪生得到的结果偏离使用传统设备的幅度高达146％。而且，正如泰勒·舒尔茨所指出的，该设备无法重复自身的检测结果。一项测量维生素B₁₂的爱迪生设备检测，变异系数的范围从34％到48％，远远超过绝大多数实验室检测常见的2％-3％的范围。

至于实验室本身则是一团混乱：公司任由不具有资质的人员处理血液样本，以错误的温度储存血液，任由试剂过期，不通知病人存在缺陷的检测结果，失误层出不穷。

希瑟·金试图阻止我们发表报告，但太晚了。我们将其发布在《华尔街日报》的网站上，一同发表的报道引用一位实验室专家的话，说报告的发现说明爱迪生设备的检测结果无异于凭空猜测。

致命的一击在几天后到来，我们获得了一份新的CMS发给希拉洛斯的信函。信函说该公司未能纠正巡视员所指出的45项问题中的43项，并威胁要禁止霍姆斯从事血液检测行业两年。和检测报告一样，希拉洛斯绝望地试图阻止信函公开，但一个新的信源提供者如天外飞仙般出现，联系到我，将该信函泄露给我。

当我们报道了禁止从业的威胁之后，霍姆斯再也不可能淡化形势的严重性。她不得不出来说点什么，于是她在NBC的《今日秀》（Today）中与玛丽亚·施莱弗（Maria Shriver）做了一次访谈，在节目中她承认被“摧毁”了。但这似乎还不足以让她向那些被她置于伤害之地的病人道歉。看着她，我的直觉印象是，她表现出来的悔恨只是演戏。我没有感觉到任何真正的忏悔或同情。

毕竟，希拉洛斯的员工，它的投资者，以及它的零售合作伙伴沃尔格林，全都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知道了CMS的检查发现以及所面临的禁业处罚。如果霍姆斯真诚地想要回到正轨，为什么还那么费劲地要压制它们的曝光呢？

2016年5月，我回到旧金山湾区，想看看泰勒·舒尔茨出了什么事情。从我们在山景城的露天啤酒馆碰面，几乎过去了整整一年。艾瑞卡告诉我，泰勒正在跟斯坦福大学的一位纳米科技教授合作一个研究项目，于是我租了车，开车前往帕洛阿尔托，在斯坦福工程学院寻找他。问了一圈之后，我终于在材料科学大楼的一个房间里找到了他。

泰勒看见我并不感到惊讶。艾瑞卡给了我他的真实邮箱地址，我已经写邮件给他，让他知道我会回来找他。他一直对与我见面不置可否。现在既然我站在这儿，他倒是变得温和了。我们一起走到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去吃午餐，很快轻松地开起了玩笑。

泰勒似乎精神状态很好。他告诉我，他现在是斯坦福一个小型研究小组的成员，该小组与加拿大的一家公司合作，参与竞争高通公司（Qualcomm）设置的奖金达数百万美元的三录仪极限大奖（Tricorder XPRIZE）。他们试图制造一台便携设备，能够根据人的血液、唾液和生命体征诊断十几种疾病。

我们的谈话转向希拉洛斯，他的眉头紧锁，变得紧张起来。他说不想在有其他人耳目的开放空间讨论这个主题。他建议我们走回材料科学大楼。我们在那儿找到一间空教室，坐下来。明显可以感觉到的紧张焦虑取代了他在餐厅时的轻松神色。

“我的律师禁止我与你交谈，但我再也无法压抑下去了。”他说。

我同意，不管他告诉我什么，都不会将其记录在案，只在他给予我许可的情况下才会在将来写下来。

接下来的四十五分钟，我惊愕无比地听他告诉我在他祖父的家里发生的伏击事件，以及几个月来他遭受的法律上的威胁。即使如此，他也从未屈服。他坚定地拒绝签署博伊斯·席勒塞给他的任何文件。我意识到，如果不是他的勇气，以及他的父母在律师费上花费的40多万美元，我也许绝无可能发表第一篇报道。让他承受这样的一种折磨，令我感到内疚和痛苦。

在所有事情中，最令人心碎的是泰勒与祖父的疏远。尽管我的报道揭露了一切，但乔治·舒尔茨仍继续与霍姆斯站在一起。他和泰勒在这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不曾见面，只通过律师进行联系。去年12月，为庆祝乔治的95岁生日，舒尔茨一家在他们所拥有的旧金山的一间顶层公寓举办了一次派对，霍姆斯参加了，但没有泰勒。

泰勒从他的父母那里听说，他的祖父依然相信希拉洛斯的承诺。2016年8月1日，在美国临床化学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linical Chemistry，AACC）的年度会议上，霍姆斯一反多年来的严格保密姿态，准备公开其技术的内在工作方式。乔治相信她的展示会让怀疑者哑口无言。泰勒不明白，他为什么看不穿她的谎言。他要怎么样才能最终接受事实？

我们分别的时候，泰勒感谢我不懈地坚持推进报道。他指出，从他大学三年级到四年级之间的那个暑假在希拉洛斯实习开始，这家公司耗去了他生命中过去的四年时间。我反过来感谢他帮助我将这个故事公之于众，感谢他在那样的境地下顶住了巨大的压力。

过了没多久，希拉洛斯联系泰勒的律师，告诉他，他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的会面。我们俩都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因此我们推测，霍姆斯一定是派人跟踪了我们中的谁，或者是两个人都跟踪了。幸运的是，泰勒似乎不太担心此事。“下次也许我可以跟你一起拍个自拍，然后发给她，省得她费劲去雇探子。”他在邮件中打趣说。

我现在怀疑，希拉洛斯对我们两人都持续跟踪了一年。另外，对艾瑞卡·张和艾伦·比姆也很有可能如此。

在《今日秀》节目中，霍姆斯曾经告诉玛丽亚·施莱弗，她为纽瓦克实验室的错误承担责任，但最后是巴尔瓦尼承受了后果。她没有自己承担苦果，而是牺牲了她的男朋友。她与他分手，解雇了他。在一篇公告中，希拉洛斯将他的离开粉饰成自愿的离职。

一个星期后，我们报道说，希拉洛斯废弃了数以万计的血液检测结果，包括两年来的爱迪生设备检测结果，以便努力取得CMS的认同，避免处罚。换句话说，它实际上向该机构承认，在其专有设备上运行的血液检测没有一个结果是可靠的。再一次，霍姆斯希望将废弃的检测结果保密，但我从我的新信源——就是那位把CMS声称要禁止霍姆斯从事实验室行业的信函泄露给我的人——那里得到了它们。在芝加哥，沃尔格林的管理层了解到被废弃检测结果的规模后，感到非常震惊。这家药业连锁企业几个月来一直试图从希拉洛斯那里知道此事对它的客户产生的影响。2016年6月12日，它终止了与希拉洛斯公司的伙伴关系，关闭了在其门店中的所有健康中心。

另一个严重打击接踵而至，7月初，CMS兑现了它的威胁，禁止霍姆斯和其公司从事实验室行业。更加严重的是，旧金山的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将希拉洛斯列为刑事调查的目标，同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对其展开民事调查。尽管遇到这些挫折，但霍姆斯觉得她还有一张牌，可以打出来扭转舆论导向：展示她的技术，让世界惊叹。

8月初一个闷热的夏日，2500多人聚集在宾夕法尼亚费城会展中心的大宴会厅。绝大多数人是实验室科学家，他们来到这里听霍姆斯在美国临床化学协会的年度大会上发表演讲。公共广播系统中播放的是滚石乐队的《同情魔鬼》（Sympathy for the Devil），这个音乐的选择似乎并非巧合。

协会对霍姆斯的邀请在会员中引发了激烈争议。有些人强有力地提出，考虑到近几个月来的事件，应当撤回对她的邀请。但协会的领导层看到，对于一场历来古板的科学会议，这是一个吸引公众关注和声音的机会。这一点被证明是对的：有数十位记者来到费城，观看这场盛会。

AACC的主席帕特丽夏·琼斯（Patricia Jones）作了简短的介绍，随后霍姆斯登上讲台，她穿一件白色衬衣，外面套一件黑色的夹克。黑色高领毛衫已经不见踪影，从去年秋天以来，那种装扮已经成了一个笑柄。

接下来不太像一场学术的讲演，而是一个新产品的展示。在随后的一个小时里，霍姆斯将一台机器公之于众，三年前希拉洛斯开始启动其血液检测的时候，它还只是一个故障频发的原型机：迷你实验室。希拉洛斯的工程师和化学家已经对最初的模型进行了改进，但公司仍然无法开展完整的临床研究，来证明该设备可以使用指尖针刺取血可靠地工作，进行范围广泛的检测。尽管霍姆斯的演示包括了一些数据，但大部分是来自于手臂静脉抽血。其中的少量指尖针刺取血的数据，只覆盖11项血液检测，而且未经独立验证或同行复核。CMS刚刚禁止霍姆斯从事临床实验室行业，但没关系：她解释说，迷你实验室是通过无线方式连接到希拉洛斯总部的服务器，可以直接部署到病人的家中、医生的办公室或者医院，完全不需要一个中心实验室。

实际上，她转了一圈，又回到自己最初的设想：可以通过无线局域网或者移动网络远程操作的便携式血液检测设备。当然，在经历过发生的一切之后，想要不经FDA的许可将其商用化，是不可能的。而要开展FDA想看到的彻底的研究，需要耗费经年累月的时间。这是她为什么起初想绕开FDA的原因。

在受到刑事调查的情况下，霍姆斯能够在这场最新的胡迪尼式魔法表演中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大，但看着她自信地从观众身边走过，娴熟地做她的幻灯片演示，让我恍然明白她是如何走到这么远的地方：她是一位极富魅力的销售员。她没有出现过一次结巴磕碰或是忘记思路。她有效地运用工程术语和实验室术语，当谈及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中的正在输血的可怜婴儿，她流露出的似乎是真实的感情。像她的偶像史蒂夫·乔布斯那样，她散发出一种扭曲现实的气场，使得人们暂时忘却了怀疑。

然而，到了提问环节，魔咒被打破了。一个三人组成的专家组被邀请上台，向霍姆斯提问，其中包括纽约威尔康奈尔医学中心（Weill Cornell Medical Center）的一位病理学助理教授斯蒂芬·马斯特（Stephen Master），他指出，迷你实验室的能力远远没有达到她之前所声称的水平。他的评论引得观众中爆发出一阵喝彩。霍姆斯又转回到在《今日秀》节目中那副遭受惩罚的人物形象，承认希拉洛斯有许多工作要做，像她所说的，与实验室社群“结合”。但她再次就此打住，没有道歉和承认错误。

香港中文大学病理学教授卢煜明（Dennis Lo）随后问她，迷你实验室与公司此前在实验室中处理患者样本所使用的技术有何不同，她回避了这个问题。回避是个大问题，但在场的数百名病理学家对她的回避仍然抱持着礼貌和尊重，没有发出嘘声或是喝倒彩。只是在问答结束，霍姆斯转身离开讲台的时候，这种大度才被短暂地打破。“你伤害了人。”一个声音从散开的人群中喊了出来。

如果霍姆斯期待通过发布迷你实验室来重塑自己的形象、改变媒体的走向，这种期待被会议结束后潮水般发布的批评文章击得粉碎。《连线》杂志的一个大标题最完美地描述了这种反应：“希拉洛斯曾有一个机会洗刷声誉。但它却想要逃避。”

在《金融时报》的一次访谈中，华盛顿大学病理学教授杰弗里·贝尔德（Geoffrey Baird）说霍姆斯的演示所包括的“数据规模小到滑稽”，“感觉像是什么人在最后关头连夜拼出来的一篇学期论文”。其他的实验室专家都很快指出，迷你实验室的各个组成部分完全没有创新之处。他们说，希拉洛斯所做的一切就是将它们缩小，然后塞到一个盒子里。

霍姆斯在会议上展示的迷你实验室的检测之一，是寨卡病毒检测，这种通过蚊子传播的病毒损害了全世界成千上万个新生儿的大脑。希拉洛斯曾经向FDA申请紧急授权使用该检测，把它称作是第一个使用指尖针刺取血的此类检测。然而这不过是又一次令人尴尬的失利，FDA的巡视员很快发现公司在其研究中连基本的病患保护措施都没有，迫使它撤回了申请。

霍姆斯在AACC的大会上演魔法般反转的可能性，使得希拉洛斯那些寝食难安的投资者没有立即启动发难。在她的现身搞砸了之后，在寨卡病毒检测的失败登上头条新闻之后，其中一位投资者觉得已经受够了，那就是伙伴基金，这家旧金山的对冲基金在2014年初向公司投资了将近1000万美元，它向特拉华州衡平法院（Delaware\'s Court of Chancery）起诉霍姆斯、巴尔瓦尼和公司，指控他们以“一系列的谎言、重大虚假陈述和错漏”欺骗自己。另一组投资者由已退休的银行家罗伯特·科尔曼带领，在旧金山联邦法院发起另一项单独诉讼。它还指控证券欺诈，并寻求进行集体诉讼。

其他投资者大多数选择反对诉讼，寻求以不起诉的承诺换取获得额外股份。一个显著的例外是鲁伯特·默多克。这位媒体大亨以1美元的价格将股份回售给希拉洛斯，从而可以获得对其他收入的大额税收抵销。拥有大约120亿美元的默多克可以承担损失超过1亿美元的糟糕投资。

对于如何应对联邦调查，大卫·博伊斯及他的博伊斯·席勒和弗莱克斯勒律师事务所与霍姆斯吵翻了，此后他们不再为希拉洛斯提供法律服务。另一家大律师事务所威尔默黑尔（WilmerHale）取而代之。霍姆斯在AACC亮相的一个月后，希瑟·金回到博伊斯·席勒律师事务所担任合伙人，以该律所在帕洛阿尔托的办公室为工作驻地。几个月后，博伊斯离开希拉洛斯的董事会。

沃尔格林在希拉洛斯身上撒下了总计1.4亿美元，它自己对该公司发起诉讼，谴责它未能满足公司契约“最基本的品质标准和法律要求”。这家连锁药店在其起诉书中写道：“当事人契约最基本的前提——像任何涉及人们健康的事务一样——是帮助人们，而不是伤害人们。”

对于CMS的制裁，霍姆斯最初试图申诉，但后来无计可施，只得自行辞职，并且关闭了加利福尼亚的实验室以及公司在亚利桑那州的第二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只使用商用分析仪器。在亚利桑那州的实验室被关闭前几天，CMS对其进行检查，结果也发现了大量问题。

随后在与亚利桑那州总检察长达成的一份和解协议中，希拉洛斯同意支付465万美元给一个州基金，用于补偿从该公司购买了血液检测服务的76217名亚利桑那人。

利桑那州废弃或是纠正的检测结果最后达到将近100万件。该机构的所有这些检测对病人造成的伤害无法估计。有10位病人发起诉讼，指控公司欺诈消费者和医疗伤害。其中一人声称希拉洛斯的血液检测未能查出他的心脏病，导致他遭受了本可以避免的心脏病发作。这些诉讼在亚利桑那州联邦法院合并成一项集体诉讼。原告是否能在法庭上证明自身受到伤害，还有待观察。

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病理学博客”的亚当·克莱帕在联系我的时候，希拉洛斯公司已箭在弦上，即将把其血液检测服务扩展到沃尔格林在全美的8134家门店，如果它这样做了，人们因为错误的诊断和错误的医疗措施而死亡的概率将会以指数级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