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烝民

在希腊，几乎每个城邦都有一个关于城市建立的古怪传说。并不是只有斯巴达人对自己的起源感到困惑。所有的希腊人一直忧心忡忡地提防着自己的竞争对手，乐于玩弄权术以损害他人，从而表现自己的卓尔不群。他们在各个城邦中到处宣讲关于自己历史的天方夜谭，有些故事显得比别的更加神奇。例如阿戈斯人，虽然他们和斯巴达人一样都属于多利安人，因而同样能够宣称自己拥有赫拉克勒斯的血脉，但是他们却不是一个愿意和敌对邻邦拥有相同血统并就此善罢甘休的民族。他们在战场上一次次地被斯巴达人打败，与此同时，他们对家系的幻想也变得越发不着边际起来。他们吹嘘一名阿戈斯妇女是埃及人和阿拉伯人的祖先，同时也是其他民族的祖先。但事实上，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民族不曾与阿戈斯有些许血缘联系——或者这仅仅是阿戈斯人的一厢情愿而已。

斯巴达人不仅仅依靠这些夸张的吹嘘获得自己的地位。例如泰格亚的市民们，他们几乎没有可以用来炫耀的历史名人，但仍然可以嘲笑周围那些令他们惧怕的暴发户邻国——因为他们不属于多利安人，而是早已居住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居民。在希腊人中间，深远的根系肯定是产生威望的源泉。阿戈斯人不满足于吹嘘自己耀眼的海外关系，他们声明自己同样是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而且有史以来即是如此。他们来自多利安人的家系这一说法，此时可能同上述声明形成某些矛盾，因此被愉快地忽视了。希腊人有关创建城市的神话几乎没有什么逻辑性。尤其在伯罗奔尼撒地区，这里有许多互相竞争的传统，各种言论彼此争斗、互相对立，过去的历史常常被任意改编。

显然，终极的目标是占据一个从未被人占领过的完整地区，这个地方一定要完好地保存着自身的习惯，保持自由独立，未遭受侵略。“在我故土上，同一个人种，世代相传，同一个民族，世居此处——正是他们泽被后世，将这片土地保存下来，赐予我们这片永远自由的国土。”1在雅典人的全部历史中，充满了对这种传说不厌其烦的讲述。他们没有关于古代移民或者民族融合的民间传说。相反，他们以一种令其他希腊人极度厌烦的矜持态度，为自己的国土赋予了一种神圣的品质，他们认为赫拉克里德或者多利安人从来没能成功地影响过自己，他们就像生长在阿提卡地区田野中的“小麦和大麦”一样，像“葡萄、橄榄和无花果一样”2，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居民——原住民。

这并不是象征，也不是煞费苦心的谎言。对雅典人来说，这都是简单朴实的真理。当他们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走在阿提卡山丘、平原和峡谷中尘土飞扬的蜿蜒小路上时，他们清楚，就像这里的土地、牛至以及气味浓烈的百里香，像众神钟爱、幽灵游荡的常春花乐园，或者像山坡上灌木丛中偶尔可见的大理石一样，他们已经成为这片土地的一部分。这里的传说比其他希腊人所宣称的那些故事显得更加久远，雅典人追溯自己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家系的时候，夸口说自己是神的后人。诚然，如果雅典人在这样的事情上作伪，那简直是渎神的行径。但是他们所崇拜的女神，他们的庇护者，也是他们得以获得自己名称的那位女神，正是雅典娜：这位灰色眼睛的战士是艺术领域的女主人，是象征智慧以及贞洁的女神。她出生的不光彩事件不能与其崇高神秘的地位相提并论。没有任何人可以占有她。她的兄长赫菲斯托斯（Hephaestus）差一点做到这一步。这位跛足的锻造之神腿脚不便，却拥有无人能比的锻造技术，他被渴望得到自己姐妹的念头迷住，满身汗渍和煤灰的他一瘸一拐地跟随在女神的身后，试图紧紧抱住女神。雅典娜冰冷而轻蔑地将他推到一旁，但是赫菲斯托斯还是激动地战栗着，将精液射到了她的大腿上。女神用一团羊毛擦干净这些东西，将仍然黏糊糊的毛团丢下去，落到了阿提卡地区——这些精液就像湿润的露水，浸润了地母的子宫。从这片肥沃的“盛产谷物的土地”上，诞生了一个像蛇一样卷曲着尾巴的孩子。雅典娜收养了他，并为他起名为厄瑞克透斯（Erechtheus）。3她将这个孩子安置在卫城，这是女神自己拥有的“富庶的神庙”，在这里，从这一天开始，“每年的这一天，雅典娜的子孙们都向她奉献公牛和公羊”4。

赫拉克里德几乎编不出这种故事。雅典人将他们城邦的起源归结于一块被丢弃的破抹布的传说上，并对这个神话故事给他们带来的意味深长的重要意义感到满足。几百年过去，这个故事变得愈加完善，但是它的根源非常古老，也反映了一个同样古老的真理。雅典人确实如他们宣称的那样，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民族。无论他们的国土是否真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神圣不可侵犯，阿提卡在整个希腊地区确实是气候最好的地方，能够躲避风暴，而墨涅拉俄斯的宫殿和其他许多令人骄傲的都城都在暴风中化成了废墟。在后来的几百年的混乱不明中，阿提卡的各个村社保持着一种对自己国家的认同感，这种感觉在相同的风俗、方言和种族基础上形成。经过黑暗时代之后，他们仍然能够回忆起，无论如何自己从未沦落到无家可归被迫移民的地步，他们始终是“希腊最为古老的居民”5。诚然，直到公元前7世纪为止，雅典和斯巴达一样，只不过是一个破烂的小村庄，默默无闻地蜷缩在卫城山脚下，这里的人们也并没有认为自己就是雅典人，更没有意识到自己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6而地势险峻、高大的卫城为阿提卡地区提供了天然的崇拜中心，每个山谷都能够通向这里；阿提卡其他地方的圣所都不具备与这里相比的神圣光辉。长方形的石头建筑如此沉重，显然只有巨人才能够修建起这样的建筑并环绕山顶修建高大的城墙。数不清的遗迹证明这里曾经被许多古代的英雄人物和国王使用过。^{[1]这里是雅典娜的居所，由于女神的降临而被神圣化，这座山也是本地出生的厄瑞克透斯的坟墓。因此不仅仅是雅典人，阿提卡所有的居民都尊重卫城并认为自己就是从这里的泥土中出生的，这是他们拥有的共同遗产，他们对自己的家乡心怀忠诚。}

这种情形得到了希腊其他地方的一致认同。雅典作为整个阿提卡地区唯一的城市而处于主导地位，这一点在别的希腊人看来令人惊讶也显得异常。玻俄提亚是阿提卡附近的一处大小相似的地区，被分割成十多个互相竞争的小国。阿戈斯是伯罗奔尼撒最为富庶的城邦，但仅仅统治了相当于阿提卡地方一半大小的区域。在希腊各派力量中，只有斯巴达控制了一片比雅典所控制的更为广大的土地——但是斯巴达是依靠武力占领并进行控制的。雅典人从来没有试图以强力争取过任何远方的领土。公元前7世纪的时候，当斯巴达人正在镇压麦西尼亚，而希腊其他地方的城邦陷入暴力征战的混乱中时，如果阿戈斯或者科林斯的使者到访阿提卡的话，他就会发现这里完全是一潭平静的死水。雅典人不愿卷入当代世界的洪流之中。这影响了希腊其他地区，尤其使得斯巴达危险而创新的军事和政治变革没有在这里发生。雅典人没有进行同样的试验，他们更愿意安享乡土情怀，沉浸于思乡愁绪。即使与最小的爱琴海岛国相比，他们的庙宇也显得狭小而毫无新意，他们的葬礼自觉地保存了古代的习惯，甚至连从前一度引领希腊潮流的陶器样式——全城有1/4的居民从事制陶工作——后来也逐渐恢复了过去的风格。正当其他的希腊人全神贯注于新时代的曙光时，雅典人似乎转身回到了特洛伊时代。7

确实，雅典人似乎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社会结构。阿提卡地方的田野和果园距离雅典大约只有一天的路程，一个人可以以市民身份轻松谋生，而不必沦为农奴，他可以充当佃农，只需向地主缴纳1/6收入。地主们仍然按照英雄时代的传统方式生活，游离于公共事务之外，与同等身份的家族互相联姻，互相举荐担任地方行政长官，对每个人加以自以为是的轻蔑嘲笑。这就是某些贵族部落排外主义的要求，他们甚至也对普通雅典人最引以为豪的事物嗤之以鼻，他们可以将自己的异国外族血脉追溯到特洛伊战争中某位赫赫有名的英雄。有一个家族叫作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声称自己是麦西尼亚国王的后人；另一个菲莱德斯家族声称自己是埃阿斯（Ajax）的子孙，这人是特洛伊战争中最高大的一名战士，是阿提卡海岸以外不远的岛国萨拉米斯的国王。雅典的贵族喜欢给自己加上“世袭贵族”的头衔，意思是“出身高贵”。没有人比希腊贵族更乐于依附于过去。

但是在雅典之外的世界中，造成变革的力量并未轻易被局限住，到公元前600年连世袭贵族们都开始欢迎这种力量了。对那些紧跟潮流的人来说，大同思想保证了随时跟进快速变动的国际局势。带有这种思想的人并不认为自己与最底层的社会成员有任何真切的认同感，而感觉与整个希腊世界中众多思想复杂的人士息息相关。“我只崇拜生活中的美好事物”8，一个严厉而不修边幅的人物说出了这番令人难以想象的言论，但无论如何这并不能让那些信奉“奢侈品就是神祇的明镜”的人为之动容。即使是妇女，如果她拥有足够优雅的品位、黄金首饰、柔软且染色丰富的长袍，就会渴望看到神并与之交谈：“来吧，头戴彩虹王冠的永恒爱情女神啊，如果你过去曾经听到我遥远的呼唤并留心于我，请离开你父的殿堂，乘上你的黄金马车，让你可爱的鸟雀们轻轻地用它们的翅膀举起你，带你从天堂跨过天空降临黑暗的大地。”9祈祷者关于花销靡费的宣言在凡人的眼中确实赏心悦目，还可能令人乐此不疲，而盛大的宴会则会比任何国家更能体现这是一个良好秩序的国度。上层社会的诸多诱惑显得如此精致、处处香气四溢，对那些能够负担此排场的人来说简直是来自仙界的引诱。品位和出身同样成为精英人士的标志。

然而，定义精英的条件也对精英造成了威胁。奢侈品大多数从海外的神秘地方舶来，对奢侈品的热衷不可避免地为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人提供了极好的机遇。此前资金完全被投入到贵族的不动产中，现在其流动性则大大增强了。到公元前600年，一项重大革新被引进到伊奥尼亚地区，这就是铸币术。在后来的几十年中，这项技术跨过爱琴海开始在希腊本土流行。无疑，贵族阶层的反应是厌恶和惊恐。他们对商人们能够拥有和世袭贵族一样的消费能力感到无比愤怒，他们用更加疯狂的羞辱来回应对方。他们用“卡科”这个词来称呼这些新贵，这个词包含了“出身低贱”、“令人厌恶的人”、“骗子”等含义。而卡科们对此只是耸耸肩膀，继续积累财富。毕竟曾有一位斯巴达人在自己的城邦发生社会变革的日子里指出过：“人只不过代表了自己所赢得的一切的总和。”在这个新的令人困惑的时代里，产生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口号：“如今金币成为造就出身的唯一事物。”因此，丧失了社会地位的贵族们只能撅起嘴巴抱怨：“没什么别的东西值得尊重了。”10

当然，斯巴达人自己曾经经受过这样的阵痛，早已找到补救措施。但对于公元前590年左右的阿提卡地区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段历史看来必须要重新经历一次。就在拉斯第蒙经历痛苦之后约一百年，希腊全境再次遭受了农业危机。财富市场从未有过如此强的流动性。贫困的贵族们面临失去祖产的威胁，加紧压榨他们的佃户，贵族的痛苦被转移到位于食物链最底层的穷人身上，从大家族的深宅大院转移到赤贫的人群中。债权人丈量抵押来的橄榄园和田地的边界，将预示不幸的石头边界竖立在农村外围。他们也许同样还会标出破产农民墓地的边界。

随着情况的不断恶化，其后果就会导致饥荒。与阿提卡南部隔海相望的是一座名叫萨拉米斯的小岛，小岛距离大陆非常近，仿佛触手可及。雅典学者们经过复杂的论证，从古代的史诗中找到证据表明，（也许这只是他们自己认为的，）埃阿斯的古老国家属于雅典所有。这对于梅加拉的公民来说确实是个新闻，因为这座位于雅典和科林斯中间的小城同样声称拥有萨拉米斯的主权，并且早已在岛上殖民。两座城市终于爆发了战争，雅典战败，不得不主动请和。令战败者感到无比难堪的是，他们竟然被梅加拉这个充其量只能算作三等实力的小国打败。雅典人陷入了深深的反省之中。面临着国内的危机和国外的羞辱，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庞大的负担重压下悲惨地倒下了。雅典内部某些东西已经腐朽。

城市的街道上出现了鬼魂的身影，似乎是这里将要毁灭的先兆。情况对雅典人来说已经绝望到了极点，由于传说中的吕库古已经做出个人智慧的榜样，怀着对此类智囊人物希腊式的热情，人们开始寻找智者。他们非常幸运地找到一名候选人。公元前594年，11一名世人公认的贤哲梭伦，（他也被认为是有史以来希腊人中最有智慧的7人之一，）被任命为城市的最高行政长官执政官，并被赋予拯救国家的任务。对他的任命，在一个像雅典这样社会分化严重的城市中，竟然意外地得到一致欢迎。梭伦是一位古代阿提卡国王的血统纯正的后人，同时也涉足商业领域，他还对那些觉察到陷入困境的穷人网开一面。他正是全体选民所要求的最合适人选。

虽然梭伦善于将自己的整顿措施灌输到大众心中，但他不仅仅是徒有虚名的迎合民意之人。他的智慧属于那种特别有力的类型。早在担任执政官一年之前，他就曾经统一希腊人的民意，号召保卫德尔斐，对抗不敬神的城邦克赖瑟吞并神谕所的行径。本土的城市被梅加拉打败激起了他更大的愤怒。他用热情洋溢的诗篇恳请道：“让我们向萨拉米斯进发吧！为争取这座美丽的岛屿而战，洗刷我们的耻辱！”12现在，作为政府的首脑，他可以比原来身为鼓动者的时候做更多的事情。对梭伦来说，雅典人所面临的农业和军事领域两方面的重大危机显然来自同一个根源：农村的贫困削弱了阿提卡地区的人力储备，农民日益沦为农奴。如果穷人陷入绝望境地，债务将会使他们终生束缚在田间，他们可能铤而走险反抗债务争取自由。梭伦可以像吕库古一样采用精明无情的手段，轻易地将城市中的贫民永久地转化为农奴，以此来应对当下的潮流。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救赎那些人，甚至是那些已经被卖到国外的人，连同“那些几乎已经忘记如何用阿提卡方言讲话的人”，至于被抵押的财产，梭伦下令要求全面减免。人们被派往田间工作，去“挖掘那些埋入地下的界石”13。

显然这些做法会让大多数地主感到愤怒，但是梭伦这时就像一个无私的圣贤一样，坚定地向他们解释，自己的改革同样是为了他们的利益着想。毕竟，如果没有自由农民作为基石，怎会有占领萨拉米斯的希望，怎能令雅典免于社会性的崩溃，又怎样为这座城市赢得与之领土相当的等级？梭伦的确努力将穷人从悲惨境地中解救出来，但是他也在努力保证富人继续掌握权力。趾高气扬的“世袭贵族”们被说服与“卡科”结成了联盟，穷人们虽然被吸收到公民大会中，但却没有发言的权力。这并不是一次革命性的胜利，相反仅仅是一次通过艰苦努力得到的中间路线。梭伦指出：“虽然他们嫉妒富人们的财产，我只有尽力避免充满仇恨的受压迫者获得权力。站在我的立场上，我用坚固的盾牌来保护阶层分化、互相对立的双方，不让任何一方遭受不公而使对方获利。”14

简而言之，这就是一个本能的中间派人士值得夸耀的事。梭伦的口号就是传统的“良治政府”：这是一个关于公正和自然秩序的老生常谈的希腊式梦想，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各安其位，“所有棱角都被打磨光滑，所有欲望都被驯服，所有放肆的行为都得到约束”15。这种理想对于当地的雅典人来说如果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又更当何如呢？梭伦将自己的工作看作是一种重组和修复的活动，而非发起全新的政治试验。他以天才的手段将那段为斯巴达人带来荣誉的历史重新加以利用，并说服自己的城邦，告诉他们他为之草拟的法律其实是他们很久以前曾经施行过的。他的立法被公开镌刻在旋转的木头板上，用以向每个阶层的市民宣讲。对于穷人来说，他们得到了自由与反抗滥用强权的法律庇护；对于富人来说，他们得到了管理和控制整个城邦的专属权力。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安排更加公正、自然、符合传统呢？

梭伦在卸任离开雅典开始为期10年的巡行之前，^{[2]下令要求强行保留自己的立法至少100年的时间。然而，就在梭伦出海之后不久，相似的问题重新冒出了恶劣的苗头。良治政府并不像梭伦离开时衷心希望的那样容易在雅典得以保持。贵族的权力失去了约束，他们重新开始作威作福，如从前一样开始内部争斗。在雅典之外，阿提卡仍然是一盘由众多互相竞争的党徒和部落拼凑起来的大杂烩。虽然争夺萨拉米斯的战争时有胜局，但是战事仍然拖延。尽管梭伦尽过极大的努力，但雅典仍然是希腊的一个弱者。}

即便如此，梭伦改革仍然开启了某些重大的事件。由于受到城邦传说的鼓舞，在古风和众神的青睐中，梭伦想当然地认为有权继承一切雅典人声称拥有的事物。看到自己的国人被束缚在祖先出生的土地上，依靠辛苦劳作谋生，他感到非常羞愧，他下令解除他们的枷锁。从这一刻起，雅典人和非雅典人之间就泾渭分明了。显然，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像他人的奴役那样激发一个人的自尊心：由于梭伦的努力，如今最为贫穷的农民也可以轻视奴隶，而认为自己同那些最为高贵的“世袭贵族”一样自由。诚然，他不能算一名完全的市民，因为他无权担任公职，也不能在辩论中发言。但是，即便富人们现在仍然独揽全部政治权力，也不能完全不顾穷人们的立场。穷人虽然在市民大会上保持沉默，但是并非没有投票权。“他们手中掌握着选举官员的权力，同样也有权力批评他们的表现——甚至即便忽视了他们拥有的这些特权，他们仍然是比奴隶更高的一个阶层”16。

显然，在贵族无休止的斗争漩涡之中加入了一股令人惊喜的新势力。从今以后，任何一个雄心勃勃的贵族都要面对一个新挑战：如何与这股势力合理地协商。这显然不是要求他向穷人们叩头求情——这种想法本身就非常可笑。但是即便对“世袭贵族”来说，事情的成败如今也需要举手表决。制革匠人、木匠、农夫、陶工、铁匠……任何一人或者全体都可以来到市民大会上投票，甚至连精英分子们在他们的大厦密室中制定政策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忘记如今统治权力在谁的手中。对于这座起源于本地的城邦来说，权力不仅属于“世袭贵族”，也不仅属于富有的人们，而属于全体雅典人市民大会，属于人民——属于“平民”——这样再合适不过了。

“我占领了卫城”

雅典娜选择卫城作为自己的居所，这并不让人感到惊讶。从一开始，这里就呈现这样的景色。站在雅典城500英尺高的地方，就是普通人也可以看到周围几英里远的范围。向南步行一小时，就可以到达法勒隆湾，这里水域宽阔，为雅典人提供了良好的港湾条件；向西望去，埃加利奥斯山峰（Aigaleos）挡住了萨拉米斯岛的风景；在东北方向则矗立着另外一座山峰潘泰利孔山（Pentelikon），这里是雅典工人们开采大理石的采石场，这里的山坡被深深地切开。对于光耀净空的女神来说，这里没有任何障碍；但是对于依靠道路通行的凡人来说，这里的地形就不仅仅是一项挑战了。有两条小道盘绕这座山峰，一条蜿蜒向北，另一条蜿蜒向南。尤其是那些离开雅典的贵族们，经常会选择潘泰利孔山周边的道路游览——因为在这里看到的海平面和海岸线所在的位置都恰到好处，适宜举行贵族们所钟爱的体育运动。养马和驯马师在马拉松地区广受欢迎。

但是卫城险峻的高度不仅仅是一道风景。在峭壁之下，狭小但迅速发展的城市中的街道并不适宜为女神安家。雅典城市的街道路面崎岖，总是布满了污秽泥泞，弯弯曲曲没有规划。街道上满是鸡羊猪牛等家禽，散发出恶劣的臭气，到处都是跳蚤。大车吱吱呀呀沿着反复轧出的车辙前进着，不断发出刺耳的噪声。公元前560年左右的雅典已经在落后的状态中停滞沉闷了很久。城中常常有大型四轮货车经过，车上高高地满载着货物，大部分都是陶器，因为这个时候雅典的制陶工艺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城中有一片区域甚至以陶器命名——然而实际上，克拉墨科斯（ceramicus）以墓地和娼妓价格便宜而闻名。

但是在任何意义上，卫城拥有的地位之高都足以让人感到精神振奋，光秃秃的岩石无疑表示其圣洁。在石头之间生长着一棵细小的橄榄树，这是和雅典城一样古老的雅典娜的赠礼；但是雅典人自然不愿意冒险看到这棵树的叶子掉光，便投票禁止山羊上山；只有一天除外，这是每年一次将山羊带到山顶向众神献祭的日子。实际上，只有一种动物被允许生活在神圣的山岩中：这是一条大蛇。这个动物生活在长着蛇尾的第一个原住雅典市民厄瑞克透斯坟墓前的围栏之中，在这里，祭司们用蜂蜜蛋糕喂养并爱护着这个动物。人们私下里议论着，如果这条蛇消失了，这座城市就注定要灭亡。

然而，这条蛇能够满足于生活在卫城山顶之事足以被认为是一个奇迹。虽然这里是神圣的地方，但是几乎不能算作一个清静之所。年复一年，这里一直是大兴土木的工地。大约在公元前575年，人们修建了一条长达250英尺的石头梯道，一直通向古老城堡的门前，为通向顶峰提供了永久的阶梯。建筑工程进展飞速，在随后的几年中，锤打的声音从来没有停止。此前曾经一片混乱的废墟，现在被改造成为一座和希腊其他地方一样壮观的神庙。这里不仅大兴土木，而且任何大小、任何形象的雕像都被运送到山顶：其中有头发蜷曲如蜗牛壳，脸上带着嘲弄般笑容的青年男子像；有长发垂肩，面带笑容，身穿百褶长裙，衣衫贴体的少女像；有面色惨白的蛇发女妖，奔跑的骏马和咆哮的雄狮像。这些形象的特征可能不够鲜明，但是都明白无误地表现出受到神奇、典雅、富有、无敌、强大的东方王国的影响。简言之，在粗鄙的地方观念中，这些东西都非常美好甚至过分美好了。如今在雅典人的圣所中再也看不到丝毫粗鄙浅陋的偏见了。

阿提卡地区

除了一点，这些作品几乎没有一件是以雅典人的名义制作的。卫城上空的烟尘非但不是城市和谐的信号，反而传达了相反的消息。这里每一座建筑物都是不同部落奉献的礼物。毕竟，用建筑物装点城邦的天际线是“世袭贵族们”炫耀实力的最好方式。对于贵族来说，若要鹤立鸡群不仅得在政治方面出尽风头，还要效仿英雄们的时代模仿永生的神祇。特洛伊战争中的战士们得到的警示是：“成为最勇敢的人”。数百年之后，“成为最出色的人”17这样的信条仍然被贵胄们铭记在心。对于整个希腊世界的上层阶级来说，这句话是一个发自内心的宣言。这就是为什么宴会已经成为精英人士们普遍嗜好的标志性特点，但是到公元前7世纪的时候又形成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特点——对体育运动的爱好：对毅力和技巧进行大规模的竞技，在竞技中，“黄金般的年轻人”矫健的身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们与其他贵胄伙伴为荣誉而比赛，公开竞争。确实，据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第一位获胜者是位厨师，偶尔也会有某位牧羊人悄悄获得一次神话般的胜利，但大多数情况是，只有那些拥有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按照规则接受长达10个月的正式训练的人才能够取胜。到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在奥林匹亚举行的比赛补充了其他各个节庆活动中的巡游环节，这样竞赛者们可以年复一年在路上锻炼身体，让皮肤变得黝黑，与希腊世界“精英中的精英”闲谈交流。公元前566年，就连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对奥林匹克运动会嗤之以鼻的雅典人也参与到这项比赛中来。在雅典城中，人们开始举办一项用来纪念雅典娜的大型节庆活动——泛雅典娜节，在这个节日中包含着一个奖励，同样也是一项荣誉，这就是一大瓮橄榄油。人们在卫城上制定了庞大的计划：修建两座运动员的纪念物，用来表彰“这个可爱的人”所赢得的“胜利和奇迹般的荣誉”18。

然而这些运动员并非到处都受到追捧，虽然到奥林匹亚比赛的人们可以自吹自擂，充满魅力，但是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重甲步兵并不对他们感兴趣。最明显的就是性格从小被塑造成服从集体的斯巴达人，他们是希腊人中唯一开展集体项目的人，对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选手明显带有排斥情绪。其他地方如果有人第一次获得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胜利，可能会获得表彰荣誉的纪念雕像，或者一笔奖金，甚至据说人们会拆掉一段本市的城墙“以体现拥有这样公民的城邦不需要堡垒”19。但是斯巴达人不会这样胡来，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城墙可以推倒。自然，由于他们的威望并不稳固，他们期待自己的选手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并赢得胜利，斯巴达庆祝比赛胜利的重大纪念活动会在运动员未曾回到家乡时举行。当运动员返回之后，他不会再获得更多的奖励，而是被安置在战场上最危险的位置——国王的正前方。

与众不同、与神相似的人物向来都会造成危险。在世间万物之中，有像奥林匹斯山一样高耸的佳境，其顶峰居住着众多神，山脚下生活着永远渴望登上更高地位的凡人。但是对人类来说，走得太远就非常危险。这危险不仅会让英雄们陷入困境，还会令他周围的人们——甚至他所在的城邦——走向毁灭。例如曾经抱有偏狭的地方观念的雅典人，他们对这项国际化体育赛事的怀疑态度，在奥林匹克运动会明星之一、“世袭贵族”库隆的命运中完全地表现出来。这位冠军头戴胜利者的橄榄枝桂冠回到家乡之后，渐渐变得狂妄自大起来，甚至产生了铤而走险的念头，公元前632年居然占据了卫城，宣称自己是雅典的统治者。这座受到羞辱的城市陷入了巷战。库隆和他的追随者们发现自己被围困在山顶，他们躲进神庙寻求庇护，在得到执政官自由通行的许诺之后从神谕所逃出，但是却在途中遭到人们的袭击，被石块打死。20这是一次自恃过高者终吞苦果的有力教训。

除了在那些风格比雅典更为现代的城邦之外，像库隆这样的人已经被证明是来自未来的先锋人物。公元前7世纪到前6世纪期间，希腊世界许多强大的城邦多多少少都落入了野心勃勃的强者控制之中，就连斯巴达这样向来与众不同的城邦也是如此。希腊人称这样的政体为“僭主统治”。对他们来说，这个词并不像英语中的“暴君”一样让我们产生对血腥的联想。事实上，从定义上来说，一名希腊的“僭主”必须拥有多数人的支持，而且他不能指望长期占有权力。他们总是热心于炫耀某些东西，例如出行仪仗、口号和公共工程。至少他需要向长期饱受派系斗争之苦的人们证明自己代表着稳定的政府。大多数人都能做到更好：例如佩里安德就是科林斯城一位广受赞誉的僭主，他与梭伦一样被人们纪念，作为完美政治家的典范，成为希腊七贤之一。^{[3]作为对国人们享有秩序和繁荣的回报，僭主自然可以为自己的利益做出一点破坏性的行为。他可以提出一定的非法要求，可以采用某些防备手段，可以进行监视：例如拥有护卫、限制自由言论、偶尔的深夜抓捕。}

当然，只有和僭主同样身为贵族的人才会在这样的屈辱面前痛苦地退缩。我们可以想象，对于贵族来说，没什么比忍受僭主统治更大的痛苦了：这相当于年复一年地看着同一位冠军赢得所有的比赛。无怪乎墨伽克勒斯这位当年将库隆及其跟随他从神庙中被骗出受死的执政官甘愿承担渎神的罪过——因为他是阿克迈翁家族的族长，这个家族是雅典众部落中最大的家族之一，是古代国王的后裔，这个自豪而抱负深远的家族显然不能容忍成为他人的奴仆。显然，他和他的家族为此遭受的惩罚是非常可怕的。即便是为了捍卫自由，像墨伽克勒斯这样犯下渎神之罪的人也不容易得到饶恕。阿克迈翁家族疯狂地将此事拖延了长达30年之久，最终被送上了法庭；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墨伽克勒斯的部族全部被判永久流放，21其祖先早已腐朽的遗骨也被从坟墓中挖出，抛弃到城市界限之外。阿克迈翁家族成了一个受到诅咒的家族。

但是即便不在雅典，他们仍然能够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有什么改变的话，这一诅咒仅仅为他们造就了可怕的吸引力。阿克迈翁家族以其典型的冷静无耻的品格，在遭到放逐的时候，同德尔斐的祭司们结成了一个巨大的有利可图的攻守同盟——这就意味着他们同所有人结盟。墨伽克勒斯的儿子阿克迈昂表现得特别无耻、狡猾和伪善，他率领军队同渎神城市克赖瑟作战，然后成功地骗取了克里瑟斯王的信任，让他担任向神谕所感恩的中间人，并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因为克里瑟斯对代理人的交际手段感到非常满意，于是邀请他访问自己设立在萨迪斯的王家宝库，并让他带走他所能够搬动的所有黄金。22阿克迈昂抓住了这次机会，据说他穿上了女式的松垮垮的束腰外衣，找到一双最肥大的靴子，在其中装满了金沙；以至于“当他困难地走出来时，几乎没法迈开脚步，他的衣服完全被撑开，显得无比猥亵，甚至连他的嘴里也塞满了黄金，几乎要裂开”23。

但是阿克迈翁家族仍然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他们的故国，只是这样的目光在公元前560年左右变得越来越沮丧。在这个年代中，雅典似乎完全被一名高傲无比的世袭贵族所控制，这人名叫吕库古，是布塔德家族的首领，这个家族有无可指摘的出身，他们声称自己是厄瑞克透斯的兄弟的后裔。这样的血统几乎为吕库古私人占有卫城提供了证据——他凭借自己天生的经营眼光彻底地利用了这一条件。吕库古几乎全权负责了修建通向山顶梯道的浩大工程，还负责了城邦首届新节日泛雅典娜节的开幕式。他以无可争辩的地位司祭整个卫城中最为神圣的庙宇，神庙里供奉着女神雅典娜·波利阿斯，“城邦保护者”24。这座神庙虽然简朴而且陈旧，但在其黑暗的内部却有一件无比神圣的器物：这是一件很久以前从天上落到人间、用橄榄木制作的雅典娜雕像。25梯道、节日、偶像，到处都被吕库古掌控。从这一年开始，每隔三年就会举办一次大型的泛雅典娜节，这时会有一支队伍登上雅典娜神庙前的梯道，来到神像前，神像的颈上已经佩戴了一条黄金制成的蛇发女妖项链，身披一件由城中贵族老妪们织成的美丽绣花长袍。重甲步兵、骑兵、尊贵的长老们、少女们，甚至城中居住的外国人都会来到城中，加入这支壮观的队伍之中。简而言之，这是一次值得布塔德家族为之牺牲的宣传作秀活动。

吕库古并非公元前6世纪60年代唯一的重要人物。在雅典举行的所有激动人心的节庆中，一位名叫庇西特拉图（Pisistratids）的将军终结了萨拉米斯战争中长期持续的困境。据说他曾经是梭伦钟爱的爱人——虽然这看起来并不缺乏联系——但是庇西特拉图面对诱惑丝毫没有挑战布塔德家族的想法。到60年代末期，随着梅加拉被击败，萨拉米斯最终落入雅典控制之中，庇西特拉图已经树立了令人畏惧的威望。他不仅是一名战场英雄，还是一位足智多谋之士，得到广泛的支持，对梭伦改革所创造的机会拥有独到的眼光。他首先将自己表现为替最贫穷的市民说话的代言人，随后伪造了一起针对自己的戏剧性袭击事件，借此机会向市民大会申请拥有贴身护卫。至此，除了据传为庇西特拉图的前任情人的立法者梭伦之外，谁愿意挺身而出冒险警告人们将有一位僭主出现呢？庇西特拉图获得了他所要求的一切条件，迅速占领了卫城。

此时，仍然被放逐在外的阿克迈翁家族觉察到一丝气息，立马发现了自己的机会。有人试探性地提出要放逐布塔德家族，吕库古被突如其来的政变惊呆，戏剧性地改变了反对阿克迈翁家族回国的意见，匆忙地相信了对方，两个大家族之间达成了友好协议。面对这样重量级的对手，庇西特拉图觉得自己无计可施。他的地位从此开始变得衰弱，他没有像库隆那样殊死抵抗，而选择减少损失，接受流放逃亡的结果。

或许，当庇西特拉图看到所有希望都将破灭的时候，还确信自己的机会会再来。他一定曾经仔细考虑过，阿克迈翁这样一个曾经犯下错误、狂妄自大而且富裕到令人厌恶的地步的家族，对任何人来说都难以成为合作伙伴，无论他们和吕库古彼此间的协议条款如何明确，这个家族绝不会安心长期充当别人的第二小提琴手。而且毫无疑问，一旦他们回到了雅典，这个家族精于算计的目光就会立刻盯上卫城这座自我宣传的天然舞台，动用他们的吕底亚黄金储备开始活动。至少有一点是很可能的，大约就在这一时期，卫城上修建了一座庞大的石头建筑物，其规模是空前的，这就是阿克迈翁家族出资修建的。26还有哪个人有如此的财力——或动机——来赞助这样一个工程呢？庙宇的装饰奢华，绘满了色泽鲜艳的蛇、公牛、雄狮、鱼尾人身的海神、长着三个身体并且蓄着整齐胡须的人，这座华美的神庙所表现的意图已经再明显不过了。显然，它已经将那座简陋陈旧的雅典娜·波利阿斯神庙以及布塔德家族都彻底地比下去了。

但是在雅典人的观念中，新的并不一定是最好的。阿克迈翁修建的神庙虽然庄严华丽，但是缺少老神庙自带的神圣性的特点：这正是雅典娜自身的特殊性所在。到公元前6世纪50年代中期，阿克迈翁和布塔德家族间的关系不断恶化，前者开始寻找新的办法战胜吕库古，并宣称自己得到了雅典娜女神的钟爱。他们发现，恰好5年之前，正是此人主张将自己放逐到国外——而和此人牵强附会的结盟完全是为了惊人阴谋而进行投机。庇西特拉图为了获得大族的结盟，被迫同自己的发妻、血统纯正的阿戈斯人提莫纳撒（Timonassa）离婚，而和阿克迈翁家族联姻。然后，他回到阿提卡地区，居住在潘泰利孔山南侧的一座小村庄中。这里有一名卖花姑娘，身材高挑，非常美丽，她的名字也恰如其人，叫作佩阿，意思是“好身材”。庇西特拉图用雅典娜的头盔和铠甲装饰这位村姑，并将她载在车上，前往雅典，同时还派一名报信人先行出发，宣称女神将要以她最钟爱的人身来到卫城。这是一次令人发指的闹剧，但是庇西特拉图却成功了。没有人敢嘲笑这队人马，相反，所有人都拥上前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对大多数雅典人来说，看到女神驾车经过他们城市街道的场景足以令人肃然起敬，这完全是一次神奇的神灵显形；其他人看着这驾马车开进卫城，把这当作一出惊人的闹剧。毕竟，甚至连最杰出的表演艺术家吕库古都渴望雅典娜以人身降临并荣耀他的神庙。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阿克迈翁家族都成功地完成了这次政变。

庇西特拉图现在第二次占领了卫城，他对阿克迈翁家族来说已经毫无用处，但他成功地坚持下来。阿克迈翁家族感到自己遭到法律上的背叛，于是开始散播耸人听闻的谣言。27人们私下议论，庇西特拉图不仅无法带给他的新娘应得的快感，而且还不言自明地像怪物一样在这个血统纯正的身体上以一种恶心而且不自然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家族的荣誉一旦私下被人们与丑闻联系起来，阿克迈翁家族就被迫重新和以前的合伙人联手，即便这意味着要和他们从前的敌人吕库古建立关系。庇西特拉图再次面对这个城市中最为强大的两个家族的联盟，可能重蹈覆辙，再次遭到可耻的流放。雅典将像从前一样，再次落入阿克迈翁和布塔德两家族的掌控之中。然而这一次，毫无疑问将会产生一个优秀的家族。

但是对遭到背叛的庇西特拉图来说，阿克迈翁家族过于轻视他的人马了。这些人利用了他随后就背信弃义将他抛弃一旁，这表明他们是一个毫无政治技巧、没有价值观念的统治阶层。时隔10年，庇西特拉图从上一次实践中吸取了良好的教训，设法劝服遭到遗弃的提莫纳撒回到自己身旁，并重新修复了在阿戈斯城的朋友和亲戚关系。同样，来自底比斯的富有支持者也一样受到吸引为他提供赞助。机会来临，他招募了一支侵略军队。公元前546年，庇西特拉图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他带领人马在马拉松的浅海岸边登陆。他在这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因为他的家族同这个平原上各个村落的居民有密切的亲属关系。阿克迈翁并非没有备战。他们占领了南方潘泰利孔山周围的道路，派遣一支军队陆陆续续布防在远达帕勒涅村（Pallene）的地带中。他们大声地嘲笑自己从前的合作伙伴，即便庇西特拉图的队伍已经迫近，他们还停下来吃中饭表示轻蔑。当战斗最后打响的时候，庇西特拉图彻底击溃了对手：雅典人在底比斯骑兵和数以千计的阿戈斯重甲步兵组成的军队面前只不过是一盘散沙，立刻掉头作鸟兽散，逃回了雅典。有一名阿克迈翁家族的成员被抛弃在战场的尘土之中，“被杀死在战场的前线上”28。这个家族的其他成员并没有来得及和败逃的军队逃回雅典等候庇西特拉图的报复，而是逃出了阿提卡边界，再次流亡。

与此同时，庇西特拉图本人享受着自己的胜利，继续向雅典进军。现在他不再需要一位女神来宣告他才是神所钟爱的人了。他再一次踏上卫城的高大梯道，登临山顶。庇西特拉图以居高临下的亲切态度告知自己的同胞，“他们现在不必再惊恐或者沮丧了，只要将国务的重担留给他一人全力承担即可”29。雅典人承认了自己的臣服，回转心意按照他们新主人的要求行事，他们认为——并且感到轻松——也许现在这位僭主可以安稳地统治一阵子了。

危机中产生的戏剧

事实表明正是如此。庇西特拉图不必再到国外流亡。他以一种温柔的铁腕手法统治着，这表明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需要向流亡在外的阿克迈翁家族学习的了，他对世袭贵族同胞们交替施以威胁和安抚的手法，让他们变得前所未有地顺从。优秀竞争对手的孩子们被送往爱琴海岛国纳克索斯（Naxos）充当人质。大街小巷中突然出现了来自希腊以北遥远的西徐亚（Scythia）草原的奴隶巡逻队，这些人用警惕的目光盯着人们，像警察小队一样佩带弓箭，头戴古怪的外国尖顶帽子。现如今只有卫城山顶的建筑工程是这座慢慢陷入停滞的城中唯一展开的竞争性活动。庇西特拉图虽然继续将城中最有利润的收入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是也时不时地小心挑选出一些有利可图的机会抛给他的对手们：一个官职或是一次海外任务。

即使是最为重要的人物也愿意接受他的庇护。例如菲莱德斯家族的首领米太亚德（Miltiades）就接受了一项任务，带领一支队伍跨过爱琴海到赫勒斯滂（Hellespont）探险，这是一条将亚洲和欧洲分开的狭窄海峡，今天这里的名字叫作达达尼尔海峡。米太亚德积极地抓住这次机会，充分施展自己的能力。到达赫勒斯滂之后，他在克索涅索斯（Chersonese）登陆，这是位于海峡欧洲一侧海岸上的一座半岛，伸入到黑海中，此处的金角滩很容易控制。在这个地方米太亚德发起了机敏的平定战斗，作战对象并不是当地原住居民，而是那些已经到达这里可能成为其竞争对手的希腊殖民者。在整个半岛建立了牢固的优势之后，他得到了庇西特拉图的肯定，在这里建立自己的僭主统治。这个结局真是皆大欢喜——当然除了那些战斗中牺牲的不幸者。显然，没有别的消息能令雅典人心情更加振奋了。土壤贫瘠的阿提卡地区人口不断增长，早已不能自给自足，一直受到饥荒的影响，即使在雅典最繁荣的时候，也没有完全摆脱困扰。对庇西特拉图来说现在可以夸耀自己派遣米太亚德前往克索涅索斯的决定了，此举可以让雅典人民安心并且立刻将会得到大笔的回报。而僭主本人成功地保证了国人能够获得充足的食物，为雅典人确保了一条富有生机的商路，并将一位潜在的危险竞争对手打发到海外去，可谓是一举多得——表现出他令人满意的工作能力。

这个一箭双雕的政策是庇西特拉图的典型手法。他为何在需要拉拢商人、陶工、农民等阶层的时候，唯独满足于让世袭贵族保持中立呢？很多年之前，梭伦曾经勇敢地提出同样的问题，但是他陷入了答案带来的恐惧之中。梭伦曾经自负地警醒众人：“一旦将我获得的大棒交予另外一个肆无忌惮而且野心勃勃的人，你们将看到他放纵乌合之众肆意妄为。”30梭伦谈到的就是面对僭主统治的诱惑仍然能够弃之不顾的人所拥有的道德权威；但是公平地讲，庇西特拉图除了早已屈从于这种诱惑之外，还延续着他那位老情人的中间路线。如果他操纵贵族对手的方法实际受到阿克迈翁家族的影响，那么他对“平民”的关心明显效法梭伦本人。因此虽然庇西特拉图无疑是一位独裁者，但是他还是小心谨慎地对市民大会表现出充分的尊重——“如同一名公民而非僭主”31，观察家如是说——这并非是在编故事。那些世袭贵族们屈尊讨好臭烘烘的劳动人民和商人并非是为他们着想。庇西特拉图积极地赢得大众对他统治的热情支持。他不知疲倦地到乡下巡行，和低贱的农场工人拥抱，为最偏远的地方带去公正，“以便于要伸冤的人不必放下手头工作长途跋涉来到雅典”32。与此同时，他派遣工人们在卫城山脚下修建一座宏伟的新广场，不久，广场建成后人们可以看见从九座喷泉中涌出洁净的、叮咚作响的水流，喷泉用新凿出的大理石修建，熠熠生辉。在一派无与伦比的景观之间，目瞪口呆的雅典人怎会对这位僭主的伟大和仁慈产生任何怀疑？看起来雅典真的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33。

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

几乎没有人热衷于谈论自由了。公元前527年的春天，当庇西特拉图在他的床上安然辞世的时候，两个儿子希庇亚斯（Hippias）和希帕科斯（Hipparchus，也写作Hipparch）毫无争议地顺利继承了他长达19年的统治。波斯国王也派出自己的大使来到这个遥远无名的城邦参与这个重大事件，这位大使毫不费力地看出这一管理模式在雅典的重要性——他肯定两兄弟联合统治这一特点只不过是一段短暂的君主制度。从其父亲的标准来看，他们这种尝试是极不正常的，甚至有些走极端。如果有哪个市民对这一点表示怀疑，就请他向雅典城东南方向望去，现在那里正呈现一派繁忙的凿锤景象，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兄弟不满足于他们父亲修建华丽广场对城市的美化作用，开始兴建更为雄伟的景观：一座献给宙斯的神庙。这座庙宇拥有惊人的规模，几个世纪之后当哲人们瞠目结舌地看到这座建筑物的时候，甚至将它同金字塔相媲美。

但是希庇亚斯和希帕科斯并不是法老。虽然他们的工程非常显眼，但是他们完全没有真正掌握城市中的官方阶层。当他们的神庙要把殿柱竖立在一个更古老的祭祀宙斯的地点上时，自然遭到了保守力量的反对，两人认识到最好将自己的权威植根在传统的土壤之中。沉湎于建筑的热情虽然一向可以令世袭贵族们感到振奋，但是这却并不等同于炫耀自己权力的基础和真正特性。如果对手们确实冥顽不化，最好的办法就是暗中将他们刺杀。在黑暗的密室中，在紧闭的大门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很难拿来公开炫耀的。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兄弟在僭主统治中必须公开一些事情同时掩盖另一些事情。

因此，他们用梭伦的立法优雅地掩盖了自己赤裸裸的权力欲望。来自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家族之外的人士继续获准担任执政官。当然，他们大多数是僭主的代理人——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如此。任何人浏览历任执政官名单的时候，都会有两个人的名字跃然纸上。令人惊讶的是，其中一人竟然名叫米太亚德，但他不是那个和庇西特拉图同时代的冒险家，而是那个人的侄子，新近作为菲莱德斯家族的首领出现，自认为将要成为克索涅索斯的僭主。在此人名字的上方，有另外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名字：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来自阿克迈翁家族，他不仅回到了雅典，而且还成为僭主认可的雅典最高行政长官。那些曾经在执政官的流放名单中看到这个家族先人的人们，有谁会怀疑现在的统治者将他们列入官员名单的合法性？当那些曾经发誓与僭主政治不共戴天的人们如今都安心为之粉饰的时候，又有谁会怀疑两兄弟的立场呢？

诚然，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种不同的眼光来解释克里斯提尼的回归。难道阿克迈翁家人这些根深蒂固的落井下石者们真的同对手言归于好了吗？信赖他们的忠诚完全是一场赌博游戏。事实完全如此，就在克里斯提尼任职之后不久，就由于过分托大而被迫流亡。34我们可以将这一事件看作是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家族的一次胜利，但是这个胜利也特别危险。他们合法性的根源毕竟在于能够确保和平与公共秩序。一旦陷入党派纷争，他们对权力的控制就会开始松动。令人感到为难的是，一方面他们不愿意让民众出现不安，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冒险陷入以镇压的方式来阻止这种局面的境况。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宙斯神庙也不像是一个自信心的证明，而更多带有虚张声势的含义。

这些障眼法是这种政体的真正标志。从一个角度来看，雅典完全是一个君主国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则完全不是这样。审视这张执政官名单的市民会发现，如果转身向东看，在开阔空地的边缘隐隐闪耀着正在转手的金币，耳畔还会响起买卖的嘈杂声——这是佩西斯特拉提达伊自我推销的辉煌证明——那座广场已经被商业活动占据。商人们在僭主政治下逐渐发达起来。城中各个称重台上堆满了沉重的银子。似乎是由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将钱币加以标准化，人们在钱币的一面铸上雅典娜的形象，另一面铸上女神的神圣猫头鹰——这种钱币的纯度非常好，已经表明雅典位列最强盛的城邦之中。但如果钱币帮助富人成为一支前所未有的支付大军，它同时也让另外一些人依靠自己获取巨额的利润，其中包括克拉墨科斯的陶匠和帮别人压榨橄榄的农夫们。希庇亚斯和希帕科斯像他们的父亲一样设法获得这些人的支持。雅典各个阶层的人士都被各种手段拉拢并感到满足。只要执政官们表现出法律并非是一个美丽的幌子的态度，人们就仍然可以感觉自己是至高无上、土生土长的自由公民。陶匠和农场主们经常表达类似的观点，甚至愿意誓死相信这一点，这样的错觉对僭主们实现个人目的自然会有巨大的帮助。当演员们对所扮演的角色产生充分的体验时，很难说角色和演员本人之间何者更加真实。

在僭主统治下兴建起来的众多纪念物中，与之最为相称的也许不能算宙斯神庙，也不是其他很多别的“大计划”，而是雅典人开始流行佩戴面具、讨论剧本并扮演各种角色的风俗。后世的几代人回顾戏剧表演诞生的神奇过程，毫不犹豫地将这一功绩归于僭主们对一种影响深远的新节日——城邦酒神节——的最初赞助，这个节日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剧作家们互相竞争的比赛——不必想象赞助这一活动的初衷是什么。毕竟梭伦曾经警示过后人：“当我们允许自己赞颂、称誉那些表演的人的时候，随后就会发现这种表演已经悄悄进入了政治生活之中。”35显然这一点恰好通过佩西斯特拉提达伊的实践体现出来。

僭主们有时也会迷失在自己修建起来的“镜厅”之中，渴望得到他人的指引。在城邦中更好地寻求幻想和现实、宣传手段和真相之间日益模糊的界限成为一项最大的挑战。两兄弟害怕过分依靠任何代理人，于是选择将自己的信仰投射到超自然力量中去。据说希庇亚斯是一个“比任何世人都能够更好地理解神谕的人”36，他和自己的兄弟共同出资编纂了卷帙浩繁的神谕档案，并将这些文件仔细地储存在卫城之中。但是当希帕科斯发现自己的亲信、档案管理员奥诺玛克利托斯曾经修改过这些文件的时候，这位僭主勃然大怒，当场将这位朋友流放。毕竟智慧是唯一能够等同于其根本的东西。怀着这样的想法，两兄弟对自己的梦想保持着特别的依赖——其效果便是他们在毫无挑战的情况下统治这个城邦长达13年。

后来，在公元前514年夏天一个炎热的夜晚，这天恰好是泛雅典娜节的前夜，希帕科斯没能够参透自己的一个幻觉。侍立在他床边的一位美貌的青年男子警告他，说梦中紧急而隐秘的情形表明某些罪行到了需要偿还的时候。听到这番话，希帕科斯如受重击，他毅然认定自己可能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并决心进行补偿，但是第二天就是泛雅典娜节的日子，来不及做任何事情。他急忙离开家，匆匆穿过父亲修建的广场，直奔克拉墨科斯街区，他的兄弟正在这里组织马上就要出发前往卫城的大型游行队伍。就在经过广场旁边一座神庙的时候，希帕科斯看到他认识的两个男人挡住了自己的去路。这个时候也许太晚了，他突然领悟了梦的含义——这两个人是来刺杀自己的。一个人名叫哈尔莫迪厄斯（Harmodius），此人号称雅典城中最英俊的人，“拥有青春的全部美好之处”37；另外一人名叫阿里斯托格同（Aristogiton），是前者的情人。希帕科斯用他善于发现美的眼光，试图离间这一对人物，因此致命地冒犯了这两个人。慑于僭主的权势，这一对恋人知道自己没有别的办法，一直在等待时机，直到像泛雅典娜节这样的日子，人们才有机会佩带刀剑，这时他们就有机会了。现在，希帕科斯就在他们的面前，他的随身侍卫们被人群冲散，两人立刻动手刺倒了他。

这就是他们密谋刺杀的最后步骤，哈尔莫迪厄斯当场被杀，阿里斯托格同虽然被拷打了数日，但并没有招认更多的阴谋。难道希庇亚斯能够相信这两个刺客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行动的吗？希帕科斯由于滥用自己的权力而遭到了谋杀，但是街巷之中的传言却认为他并不是由于个人的情欲而受害，而是在一次争取自由的无畏的突袭中被杀的。希庇亚斯渐渐变成了一个妄想狂。随着其信心的减退，他和他的家族长期以来合作演出的“皮影戏”也渐渐成为一个谎言。他们一向为之努力奋斗的微妙平衡——在其统治的事实和用来装点这一事实的布景之间，在威权和宽宏大量之间——终于彻底崩溃了。在绝望和亲人的死亡带来的孤独中，惊慌失措的希庇亚斯越来越依靠赤裸裸的恐怖统治。原来仅在暗室中执行的死刑，现在让整座城市血流成河。压迫产生阴谋，阴谋又导致新的压迫。认为雅典不是一个极权国家的伪装此时看起来显得无比地可笑。希庇亚斯从前是“一个易于接近的人”38，现在将自己隐藏在西徐亚奴隶和其他外国雇佣兵的保护之中，如果此时他和暴君还有些不同，仅仅是因为现在他还是一名雅典人。

然而谁能挺身而出除掉他？在贵族沙龙和克拉墨科斯酒馆中时常有人谈论起革命的话题——但是需要有人来领导。人们的目光转向了克里斯提尼，就在希帕科斯死去刚刚一年的时候，这个豺狼般的人此时已经来到阿提卡北部边界，他一定可以实现人们的愿望。面对推翻希庇亚斯的机会，雅典人显然没能抓住它。虽然他们对僭主已经恨之入骨，但是他们更不愿意重新让阿克迈翁家族的人登上权力的顶峰。克里斯提尼的入侵队伍又一次被希庇亚斯的雇佣军打败了，他无机可乘，只能重新逃回边界以外的地方。在他身后的战场上，留下的是那些胆敢支持他的雅典人的尸首。“这些人都是优秀的战士，出身高贵，他们将自己血管中的鲜血抛洒到战场上。”39

对雅典人来说，必须要面对这个严酷的现实：摆脱奴役的唯一选择不是流亡，就是死亡。

还政于民

克里斯提尼本人不会轻易放弃。阿克迈翁家的成员不会陷入对自己的怀疑之中，甚至当他舔舐着自己的伤口时，这个僭主最危险的敌人仍然观察情形寻找新的同盟。克里斯提尼知道自己不是唯一希望看到希庇亚斯灭亡的人。而第二个阴谋家，他在阿克迈翁眼中对于实现主要目标是很有用的，而且比阿克迈翁掌握着更加丰富的资源，但他也对动荡的雅典很感兴趣。确实，早在公元前519年，斯巴达的国王克勒奥墨涅斯第一次向北方地峡拓展的时候，就已经做过这样的尝试了。当时普拉塔亚人——位于底比斯以南10英里远的一个小国的公民，为了对抗自己强大的邻邦，来到克勒奥墨涅斯面前寻求帮助，国王心怀不轨建议他转向雅典寻求帮助。由于无法抵抗阿谀奉承的引诱，僭主兄弟们最终派兵帮助普拉塔亚人抵抗底比斯，并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虽然雅典人赢得了小国普拉塔亚（Plataea）绝对的忠心，但结果却让他们和强大的底比斯人之间的友好关系遭到彻底的破坏。由于至少从两兄弟的父亲第二次遭到放逐的时候开始，底比斯就一直是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家族外交关系中的中流砥柱，因此整个事件可以看作一次重大的失误，克勒奥墨涅斯暗中开始高兴地摩拳擦掌。

但时隔6年，克里斯提尼能够试探性地说服斯巴达国王公开干预并反对希庇亚斯吗？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家族不仅同阿戈斯联姻结盟，而且也小心地两面下注，同斯巴达保持良好的关系——因此希庇亚斯被公认为“斯巴达人民之友”。克里斯提尼在求见这位国王之前，必定需要对这个人做充分的了解。他一定知道，这个国王热衷于干涉伯罗奔尼撒地区以外的各国事务，并不是一个标准的作风死板的斯巴达国王。克里斯提尼是个巧舌如簧的政客，他确信能让克勒奥墨涅斯相信自己的话：希庇亚斯野心勃勃、自高自大，他同阿戈斯联盟对斯巴达来说是非常不利的。然而无论克勒奥墨涅斯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多么离经叛道，他也不会针对一位“斯巴达人民之友”发动无缘无故的袭击——至少在缺乏“必需的”依据之前是不会这样做的。然而此刻，左右逢源的克里斯提尼完全能够承担这一使命。不仅因为阿克迈翁是德尔斐当局最喜欢的人物，而且因为公元前548年大火之后，这个家族慷慨的赠予使德尔斐能够体面地重新修复神谕所。经过几代人的赞助之后，现在到了回报的时候。斯巴达人将神谕当成政策咨询的暗示和永恒不变的回答。无论他们向阿波罗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永远会得到同样的答案：“他们的职责就是解放雅典”40。当这个惊人的消息被带回斯巴达的时候，人们错愕万分。或许只有克勒奥墨涅斯不会像大众这样惊慌担心，因为他得到了克里斯提尼提前泄露的消息。

像斯巴达这样虔诚的民族不会有任何别的疑问，尽管对这个命令感到无比困惑，他们也不会忽视阿波罗的命令。“虽然佩西斯特拉提达伊是斯巴达人的好朋友，但是当人类的关系与神灵的意志相违背的时候，又算得了什么呢？”41如果说对雅典发动的第一次远征也许还反映出斯巴达人对自己的无理举动感到心理上的持续不安，那么这次行动则非常低调，人员配备有些不足，希庇亚斯轻易地击退了它。这一次完全置他们的声望于千钧一发的地步，其军力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在克勒奥墨涅斯亲自带领之下，公元前510年的夏天，斯巴达军队跨越地峡进军到阿提卡地区。这一次，几乎轻而易举地将希庇亚斯的势力彻底推翻。这位僭主逃回雅典之后，立即被克勒奥墨涅斯包围起来，他便与自己的家人一起躲藏在卫城中。与此同时，斯巴达军队封锁了所有可能的通道，他们这样小心是为了严防希庇亚斯将自己的孩子偷偷从城中送往安全的地方，在这样的严防死守中，这些孩子全部落入了斯巴达人的手中。孩子们的父亲绝望地祈求饶命，他被下达了严厉的最后通牒：马上离开阿提卡地区。希庇亚斯被突如其来的覆灭吓得目瞪口呆，除了接受这些痛苦的条款之外别无选择。在离开这座统治了如此长时间的城市时，唯一可以安慰的是，对于每位僭主来说，流放只不过是一次职业冒险而已——这一点已经被他的父亲充分证明过，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止他卷土重来。一句话，僭主政治结束了。雅典在未曾意料的情况下，奇迹般地获得了自由。

但是这种自由意味着什么呢？为雅典重新获得自由而战的两个人在这一点上产生了意见分歧。无论克里斯提尼在流亡中曾经对克勒奥墨涅斯做出过何种保证，如今他丝毫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家成为斯巴达的附庸。与此同时，克勒奥墨涅斯曾经为了一场非法的战争而让斯巴达人冒生命危险，现在渴望得到对自己投资的回报。即便不能得到一个积极屈从于自己的政权，他也希望至少雅典在党派纷争之中衰弱下去，不再成为斯巴达的威胁。很快，两个同谋之间的密切关系瓦解了。在随后的明争暗斗之中，似乎一切都朝着有利于克勒奥墨涅斯的方向发展。当然，世袭贵族对克里斯提尼的怀疑一如既往地存在着，虽然僭主统治的影响已经被铲除，但是还有很多贵族渴望回到过去联手反对阿克迈翁家族的美好时光之中。反对克里斯提尼的力量开始聚集在一个名叫艾萨戈拉斯（Isagoras）的贵族身边，此人是“僭主们的故交”42——在这个身份的影响下，他于公元前508年的时候被选举为执政官。如今，克勒奥墨涅斯彻底地与从前的合作伙伴决裂，并在斯巴达公开表示完全赞同这一选举结果。艾萨戈拉斯把斯巴达国王的支持看得至关重要，迫切希望得到这样的支持，人们甚至谣传他用自己的妻子贿赂克勒奥墨涅斯。

虽然克里斯提尼在当时以手段卑劣著称，但还未曾下作到如此地步。他善于各种欺诈诡计，但只不过是抓住对手宣传中的破绽加以利用而已。他决心不让雅典沦为斯巴达的附庸国；但却不得不承认在这场战争中艾萨戈拉斯已经占得先机。很少有雅典人承认自己的城邦性质已经永远改变。以前被僭主控制的权威已经在精英分子重新将权力紧紧占据的情况下化为乌有。僭主本身也已经永远地消失了，很难准确地说权力会落入何人之手。各大家族，包括阿克迈翁和菲莱德斯在内，还会拥有私人的基础吗？或许如此，但是，自从回到雅典以来，克里斯提尼的个人经历已经表明，这个遭到流放以及通敌恶名削弱之后最大的世袭贵族，他们的威望已经严重透支。面对艾萨戈拉斯的步步紧逼，他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在富有而高贵的精英家族中寻找一派力量作为自己的后盾，而是转向权力的根本源泉。克里斯提尼在市民大会上发表了一次演讲，提出了一项革命性的建议。43正像从前希庇亚斯、庇西特拉图甚至梭伦常常说的那样，如果人民真正实行统治权的话，那就让他们对相应的城邦拥有权威，应该让他们对政策进行讨论、投票表决、贯彻实施，不必考虑阶层和财富的区别。将权力（Kratos）投放到人民（Demos）之中。简言之，就是要让雅典成为一个民主政体（demokratia）44。

这个计划实在惊人且极其大胆，这完全是前所未有的。他的对手们不知所措，报之以强烈的反对和不信任。而克里斯提尼的提议毫无疑问“赢得了人们全心全意的支持”45，在艾萨戈拉斯及其追随者看来，这即使同阿克迈翁从前的那些花招相比，也完全是不负责任、不计后果、玩世不恭的做法。然而，真相让贵族们更加不安。克里斯提尼的措施得以实施，目标迅速推进、构思清晰明确，丝毫不像一个人在困境中孤注一掷的权宜之计。相反，种种迹象都表明他们进行了精心构思。在遭到流放的痛苦时期，克里斯提尼并不缺少机会反思贵族们的各种野心，自己和其他世袭贵族们的种种借口带来的只有内部纷争和僭主的羞辱。雅典衰弱了，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那么还有希望治理这一切吗？克里斯提尼和他的盟友们认识到只有一条道路可循。那就是打破目前的模式，不仅要限制精英分子的野心，同样也要限制所有雅典人的野心，用他们的力量为雅典创造一个至少能够充分发挥其全部潜力的未来。这是伟大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奋力一搏，克里斯提尼为之押上了自己的全部筹码。

只可惜，这个决心突然造成了他的失败。公元前507年初夏，斯巴达派来传令官，根据一条古老的诅咒下令驱逐阿克迈翁家族。显然，在这两个过去的合伙人之间的猫鼠游戏中，克勒奥墨涅斯还有很多可以使用的招数。克里斯提尼由于惧怕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立刻掉头逃跑。克勒奥墨涅斯随后带领一小队贴身侍卫轻松地进入城市。他冒险命令进一步清除反斯巴达分子，总计多达700个家族。随后他招摇过市登上卫城，并坐下向艾萨戈拉斯口授一部新的法律。在这部新法中自然不会有任何有关民主的胡言乱语。而艾萨戈拉斯自然也像将自己的妻子献给克勒奥墨涅斯一样，将雅典献给了斯巴达。

就在国王和卖国贼两人暗中密谋的时候，他们脚下的街道中隐隐传出不祥的剧烈声响：这是骚乱的声音。克勒奥墨涅斯从城墙上面向下望去，看到的是愤怒的人群聚集在卫城的山门之前，将他及其士兵围困在山头。面对突如其来的事变，必须要缓和人群的情绪。谁是这次骚乱的主导者？克里斯提尼已经被放逐在外，他的党羽同样遭到了驱逐。随着时间慢慢推移，令人不快的事实逐渐显露出真相。这完全是雅典人民自发的事件，他们被克勒奥墨涅斯的放肆和艾萨戈拉斯的叛国事件所激怒，同时举义捍卫自己应得的自由——他们没有表现出任何可以安抚的情绪。围困持续了两天两夜，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克勒奥墨涅斯“已经饥饿、肮脏、邋遢至极”46。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斯巴达人不得不被屈辱地护送到境外，而艾萨戈拉斯也通过某种方式逃出了城邦，流亡到了国外。在革命的烽火和流血之中，民主终于赢得了未来，成功经受了第一次扑杀的考验。

克里斯提尼在获得这个消息之后，立刻以胜利者的姿态赶回。人人都清楚，这次胜利并不属于他一个人。即使当初反对他的最顽固分子如今也承认，已经不能从他向雅典人民承诺的改革计划中再做任何的后退了，因为自从包围卫城打败了克勒奥墨涅斯之后，这已经成为他们每个人的责任了。诚然，私刑处死艾萨戈拉斯党羽对每个人来说仍然是记忆犹新的事情，即使上层阶级也会觉察到克里斯提尼对这个场面有些许轻松的感觉。接受他及其计划周密的改革建议，总比再次发生街巷中的流血事件或者世袭贵族的尸体悬挂在卫城山上并在酷暑中慢慢腐烂要强得多。

因此在意义重大的公元前507年，克里斯提尼一名来自阿克迈翁家族的亲戚平稳地从艾萨戈拉斯那里接替了执政官的职位，重新将雅典改造成一个史无前例的国家。与此同时，“良治政府”这个包括吕库古和梭伦在内的无数希腊古代改革者奉为圭臬的口号，已经被克里斯提尼及其同事们巧妙且激进地和一个完全不同的口号——平等（isonomia）联系起来了。人们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在参与国家管理中完全平等，从此以后这成为雅典的理想，但是实际上有些公民比别人拥有更多的平等机会，例如，只有上层阶级的成员能够担任高级行政职务。虽然某些旧秩序的残余在民主大潮中保留下来，但更多的则被永远淹没了，梭伦也几乎无法识别这样的场面。雅典成为一个新的城市，在这里，无论贫穷的市民还是未受到教育的市民都有公开发表演说的权利；47人们不仅在贵族封闭的阔绰沙龙里讨论政策，而且在公开的市民大会上讨论，在“木匠、铁匠、皮匠、商人、船主、富人和穷人、贵族和平民面前共同”讨论；48在所有雅典市民共同投票之前，没有任何措施能够实施，没有任何法规可以通过。这是历史上的一次高贵试验，公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参与并控制国家事务。在雅典乃至整个希腊，不会再有一次与此相同的事件发生了。

这对于克里斯提尼和所有的支持者来说都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这次雅典革命的支持者并不会被眼前与穷人的亲密关系的假象所迷惑，他们会坚定地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个目标非常简单，就是要让雅典贵族在城邦的强盛过程中获利。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及其以后的庞大计划，他们使出了浑身解数。他们清楚地知道，时机对自己不利。此时不仅克勒奥墨涅斯“认为雅典人对自己的言语和行为甚为无礼”49，时刻伺机报复，而且克里斯提尼还害怕希庇亚斯以及艾萨戈拉斯等人阴谋复辟，这会让这座城邦陷入党派纷争的内耗之中。大家族之间的内讧曾经将雅典推向毁灭的边缘，这种做法后果十分严重，不能再次发生——现在连大家族们也勉强接受了这样的分析。

但是怎样中和这一局面呢？克里斯提尼的解决方案既清晰明了又充满挑战：严禁以对家族、邻里或地方氏族首领的认同压制市民。因为这些特点几乎是阿提卡地区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所以若要实施这一计划，必须有特别的才能和精细的考虑。克里斯提尼依照古代的城镇、庄园和农庄的布局，将整个乡村划分为150个彼此独立的地区。根据这些“迪姆（镇区）”的划分，新的民主政治中的市民们从此不再从属于各个家族，拥有自己的第二个名字（姓氏），这也表示了他们的公民身份。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当他达到法定年龄，就成为克里斯提尼改革中一个从属于某个镇区的雅典公民。这同样适用于高贵的世袭贵族和低贱的农夫：作为同一镇区中的成员，他们拥有相同的姓氏。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世袭贵族都对这项发明感到欢欣鼓舞。尤其是那些拥有庄园或者农庄的人从此要在姓名之后加上镇区的名称，这显然令他们非常不满。例如布塔德家族已经难以忍受和那些乱七八糟的平民分享相同的姓氏，于是明确地给自己起了个新姓名：真正的布塔德。50

但是他们必须谨慎行事。如果对自己同一镇区的人表示太过明显的轻视，即便真正的布塔德家族也会发现自己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克里斯提尼以其惯有的先发制人的手段颁布命令，镇区成员可以选举自己的代表前往雅典并向市民大会提出议程。称职的贵族人士难道不会对这份美差趋之若鹜吗？一方面克里斯提尼鼓励世袭贵族不要在小圈子中生闷气，另一方面，他还要警惕相反的危险：提防有些野心勃勃的贵族利用镇区代表身份作为僭主统治的跳板。面对这样的危险，民主政治的建立者利用其惯有的深思远虑以及将各种接触到的事情变复杂的坏习惯，做了大量督察和平衡的安排。虽然已经将阿提卡地区分割为许多小的镇区，他还做了进一步的安排和修饰。这些镇区被组成“1/3部落”，正如其名所示，每一个1/3部落同其他两个1/3部落合成一个部落。组成一个部落的各个“1/3部落”来自于阿提卡的各个角落——例如其中之一来自于山区，另一个则来自于海岸，第三个则来自于雅典附近——共有10个这样的部落，都不可避免地与古代的根源纠结在一起。不同于远古氏族的简朴特点，雅典人如今能够更加细致而主动地改变自己的情感倾向。由部落、1/3部落、镇区组成了一个令交游最广的贵族也难以把握的复杂体系。

毕竟以前从未有人试图建立民主政体，无人知道实际中它是否能够合理运转。雅典的邻国将这一改革的过程看作不断增加的警告，他们不能承受这样的失败，尤其是克勒奥墨涅斯特别害怕情况的恶化。克里斯提尼及其助手一方面努力推进改革进程，一方面警惕地关注斯巴达人，而斯巴达国王也在密谋反对改革的同时担心着自己在与时间赛跑的比赛中失败。民主改革虽然复杂得惊人，但也向克勒奥墨涅斯显示出其潜力。民主的雅典公民不再陷于内部分裂，反而最后能够在邻国的面前表现出空前的团结。阿提卡的辽阔疆域给他们提供了惊人的潜力。几百年来在军事上一直弱小的雅典，几乎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巨变，成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

最让克勒奥墨涅斯感到受伤的是，自己因为放逐了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家族而有效地充当了雅典人群氓统治的助产妇。他清楚地知道有很多国人怨恨自己在外交政策中先发制人的做法，已经在街巷之中暗中议论反对他，抱怨他在雅典多管闲事带来灾难。只是这个时候还没有人强大到能够公开挑战他的地步。执法长老们暂时不愿触怒他，与他共同担任国王的德马拉托斯就是当年那个被海伦的幽灵赐予美貌的普通姑娘的儿子，现在完全被他控制着，然而任由雅典人肆意羞辱，时间越长对他的威信造成的损害就越严重，因此也必须做更加严密的防守。在准备反对克里斯提尼、进行最后一击的同时，他不能冒任何风险带领几名亲兵突入阿提卡。公元前506年夏天，他和德马拉托斯一同率领军队跨过了地峡，随军出发的还有艾萨戈拉斯，两名国王不仅带领了由本国士兵组成的军队，而且还从整个伯罗奔尼撒地方招募临时队伍。他们还有别的同盟者。底比斯人仍然记恨雅典和普拉塔亚结盟，欣然加入了侵略的队伍，从西方开进。与此同时，卡尔基斯（Chalcis）城邦派出一支军队，从阿提卡北侧狭长的岛屿优卑亚（Euboea）跨过海峡成为第三支侵略军，这显然是一次密谋已久的联合袭击。克勒奥墨涅斯干得非常漂亮。如今雅典被层层包围，民主政治的婴儿似乎一定会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雅典人决定首先面对他们最可怕的敌人，于是向东南方向迎战两名斯巴达国王，他们似乎在眼前的道路上发现了一个似是而非的预兆。通常每年9月雅典人的队伍都会通过一条大道，头戴桃金娘花冠、身穿白袍、边走边高呼“伊阿科斯”来表达喜悦和胜利。但是目前这条道路并非普通的大道，而被称为“圣路”——因为从雅典沿着这条道路向南17英里就可到达位于伊卢西斯（Eleusis）的圣所，这个地方是人们获得最重大的神秘知识的地方：生命从死亡中产生，希望之光来自于最深的绝望。没法设想可以有别的地方更加适合于保卫城邦的自由——事实确实如此，当雅典人到达伊卢西斯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个奇迹出现了。斯巴达人以及所有跟随他们出征的大批军队消失了。据说德马拉托斯嫉妒和自己同为国王的人，怀疑他发动远征的动机，成功地煽动人们反对作战。大部分伯罗奔尼撒地方的盟军在科林斯人的带领下开小差逃走了；而克勒奥墨涅斯发现自己突然失去了全部军队后，虽然怒不可遏，却不得不放弃侵略计划。雅典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如释重负惊愕不已，只能将这一切看作是众神前来解救了他们——尽管有的人还记得克里斯提尼以前善于运用各种回扣，疑心是否要感谢阿克迈翁家族的金币。

当然，对雅典心怀憎恨的底比斯人不会接受贿赂。这支民主制度下产生的新型军队迅速掉头北上，面对第一次真正的考验。克里斯提尼以及每个和他一起致力于改革的人都精神振奋。有一个问题特别需要回答。通常雅典人习惯于在某个大贵族的军队中作战，如今他是否会对全新的、彻底人工的事物产生足够的忠诚；为了他的部落，他是否能够坚守在战场的队列中，掩护来自同一街区的伙伴；他不再为氏族首领作战，而是为了一个理想，为了自由，为雅典自身而战，他能做到这一点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彻底的、成功的肯定。底比斯侵略军被彻底消灭。就在同一天，雅典军队跨过海峡登陆优卑亚岛，强迫卡尔基斯签订屈辱的和平协议，并保证在其原有领土上为4000名雅典人提供一块巨大的殖民地。

雅典人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一支强大的力量。不仅在一个领域中，而是在每一个他们试图进入的领域中占有优势，他们生动地证明了平等和自由演说可能产生的作用。从前屈服于僭主之下，他们实现了什么？准确地讲，什么特别的都没有。然而，推翻了僭主统治后，他们突然成为世界上最强的战士。从前像奴隶一样处处受限，他们懒惰而松散；一旦赢得了自己的自由，他们立刻切身体会到正在为自己工作。51

这表明民主制度确实可以有效运作。

雅典人现在可以向全世界高兴地夸耀自己了。回到城邦之后，他们沉浸于胜利的喜悦中，下令建造巨大的胜利纪念物——一座由青铜铸造的驷马战车——并将其安放在卫城大门的正上方。自大的贵族曾经在这里树立了用来炫耀的闪光的个人雕像，现在每个进入城堡的人第一眼看到的不再是任何个人的纪念物，而是这座“全体雅典人民的儿子”52的纪念碑——这是献给全体人民的。雅典的各个地方都见证了民主制的热情，人们大兴土木，到处都是翻新工地上传来的斧凿之声。此前在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庞大庙宇上施工的泥瓦匠现在都来到卫城西侧的山坡上，在这个名叫普尼克斯山（Pnyx）的地方为市民大会开凿岩石，修建一座宏伟会议厅，其规模能够容纳500人同时就座：这是为人们治国修建的第一座合适的建筑物。与此同时，在普尼克斯山和卫城北侧的地方，就在庇西特拉图为自己修建的那座巨大广场上，其他的工人正在系统地清除僭主统治的各种痕迹。进行到中途的宙斯神庙工程就此停止，被用作对荒唐的僭主政治的警示，但是庇西特拉图在城市中心清理出来的大范围公共空间不能轻易废弃——至少新的民主政体中的公民需要一座这样的会场。人们开始用“阿戈拉”称呼这个地方，这个词指每个希腊城邦都拥有的一片供人们自由集会的场地。以前雅典的阿戈拉位于卫城的东北方向，其古老的公共建筑早已湮没无闻，现在这座新建的阿戈拉拥有宽敞的空间和美丽的形态，更能充分体现出人民的尊严，自然成为民主政治最神圣的核心象征。53

人们在城市的中心见缝插针，为两位刺杀僭主的人修建了青铜雕像。哈尔莫迪厄斯和阿里斯托格同将宝剑拔出，表情严肃，身躯像英雄一样赤裸着，他们被描绘成雅典城的拯救者和自由的奠基人。鉴于在整个雅典城中并没有别的公共雕像，而且这两座雕像又位于阿戈拉最重要的位置上，实在足够惊人。当然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哈尔莫迪厄斯与阿里斯托格同完全不是为了争取自由而牺牲自我，他们杀死希帕库斯的事实是为了情欲而争风吃醋。诚然，如果有某个人值得被作为城邦的解放者而受万人敬仰的话，最合适的人选应当是斯巴达国王——但是雅典人不愿意这么想。因此这一价值转移到刺杀僭主的人物身上。就像历史中每一个革命后的国家一样，克里斯提尼统治时期亟须英雄人物。哈尔莫迪厄斯与阿里斯托格同两人由于流血乃至牺牲让人们心满意足，自然被设想为民主制度的最初殉难者。

这样的宣传攻势有着更加复杂的目的。克里斯提尼非常了解国人：他知道雅典人虽然惊讶地发现自己成了革命者，但是骨子里仍然是坚守传统的人。他们并没有因为民主的新特点而感到光荣，反而一再保证这个特点植根于历史。因此克里斯提尼谨慎地确认用最为大胆的实验文饰传统。例如所谓的“部落”完全以古代英雄的名字命名，这样一来，他们就不是克里斯提尼聪明才智的产物，而像雅典人一样直接产生于大地。甚至连民主制度本身也如建立者所暗示的那样，根本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实际上是阿提卡人民与生俱来的原始特点，最初是在传说时代中从杀死米诺陶的大英雄提修斯那里继承下来的。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待这两名刺杀僭主的人物，发现他们原来就是杀死怪兽的英雄，是为了重建雅典民主制度而无私牺牲的爱国者。当然，这一切都是障眼法——但是没什么能够与克里斯提尼及其同伴们做出的贡献相比。然而或许可以盖棺定论，说克里斯提尼虽然是一个从不以谦逊著称的家庭子孙，但就其将自己的成就完全掩盖在重重迷雾之中来看，他的功绩的重要意义必须得到正视。他建立了民主制度，为自己的城邦开拓了未来；同样重要的是，他还虚构了历史。

然而，后来在阿戈拉并没有克里斯提尼的雕像。在国人的情感中，也没有因为他是民主制度建立之父而为其保留特别的地位。实际上，他死后不久，雅典人就开始患上超级健忘症，彻底忘了自己曾经经历过一场革命。^{[4]对人们来说，新型的政府似乎已经是习以为常、植根于阿提卡土壤中的一样，正如克里斯提尼所考虑过的那样，人们对其根源的真实理解逐渐消失。这种悖论真让人百感交集：克里斯提尼彻底遗忘的“错误记忆综合征”最有力地证明了他的完美成功，不仅将自己的国家从内战中拯救出来，而且还为之建立了牢固的基础——在克里斯提尼的同时代人中只有大流士能与之比肩。诚然，在君临天下的波斯统治者和雅典人的人民之友之间似乎不存在相似性，但实际上从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以及预示未来的程度来讲，这两个人不分伯仲。他们都经历流血才获得权力并为自己的国家带来和平；他们都驯服了狂暴不安的贵族；他们都通过上述方式为他们的人民创造了全新的未来并决定将其根源隐藏在沉重的过去之中。他们两人最具有预示性的功绩在于，都创造了某种永不停歇、危险但是崭新的事物。}

雅典因为处在世界偏远的边缘地带而依旧默默无闻，大流士一如既往地对这座城市视而不见。有关这里发生改革的报道传到了波斯波利斯。公元前507年，就在雅典人紧张地等待着斯巴达人的袭击时，没有任何警报表明希庇亚斯跨过赫勒斯滂向南方的邻邦寻求避难，这是波斯的领土，由萨迪斯大使镇守。管辖这片土地的是万王之王的兄弟，冷酷而精明的阿尔塔费尼斯。当雅典人来到他的宫廷请求和他结盟对抗斯巴达人的时候，阿尔塔费尼斯慷慨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然而，他自然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得到土和水作为例行的礼物。雅典的使者无可奈何，便接受了他的条件。他们返回雅典之后，报告自己屈服于阿尔塔费尼斯的消息，“遭到了严苛地责难”54——这无疑是民主制度产生的自我优越感使然。然而雅典人并没有拒绝与波斯的联盟，也没有表示臣服。安全总比痛苦更好。即便取得了公元前506年的大胜之后，谁能预见克勒奥墨涅斯不会卷土重来呢？拥有针对斯巴达的保障措施总不算是坏事——即便这是以象征性的屈辱为代价换来的。而什么叫作土和水的礼物呢？只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算不了什么。

大约无论情况如何，这种假设都会令雅典人感到高兴吧。

[1]公元前7世纪人们还可以在卫城山顶看到许多青铜时代王宫的断壁残垣。

[2]根据柏拉图的记载，梭伦在旅行到埃及的途中得知了有关亚特兰蒂斯的故事。

[3]公平地讲，其他的传说远没有将佩里安德描述为一个如此受欢迎的人物。据说他非常疯狂，杀死自己的妻子，然后和她的尸体做爱；他曾经阉割敌城的300名男童；他还曾经向另外一位僭主同伴做出沉默的建议，他的方式是走过一片玉米地并用权杖砍倒最高的玉米。历史记载中这些矛盾之处完美地反映出希腊人对于僭主统治这种制度所持有的矛盾心态。

[4]或许具有代表性的标志就是人们突然失去了有关克里斯提尼的记忆，以至于我们无法确定他去世的确切日期，大约是公元前500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