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9月30日，奥托· 冯· 俾斯麦长驱直入普鲁士下议院，预算委员会正在那里详细讨论如何打破国王和立法机构之间就军队拨款已经形成的宪法僵局。他发表了一个攻击性的演讲，他轻蔑地将宪法解决的可能性置于一边，傲慢地宣布：“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不是由演讲和多数人同意的解决方案决定，这是1848年和1849年的错误，而是由铁与血解决的。”在后来的九年，俾斯麦实现了他的宣言，以非宪政的方式解开了宪法的僵局，扩大了普鲁士国家的权力，履行了他说给迪斯雷利的大话：“他将对奥地利宣战，解散德意志邦联，征服中等和更小的邦国，在普鲁士的控制下实现德国国家的统一。”这位“铁血首相”依靠机灵的外交和“铁与血”统一了德国。击败法国之后，他于1873年1月18日在凡尔赛宫的镜厅庆祝他伟大的成功，并举行了德国主要诸侯贵族出席的庆典，宣布普鲁士的威廉国王为新的、统一的德国的皇帝。

大多数德国人被爱国主义的狂热所驱使，作家、音乐家、艺术家都将这一事件理想化，对此大加欢呼。画家安东· 冯· 维尔纳用巨幅的、历史性的画卷记录了这一浪漫主义的辉煌时刻。当然，并非所有的德国人对普鲁士化的德国的前景都欣喜若狂。一些独立邦国的统治者迫于哄骗或贿赂加入了统一的国家；天主教徒害怕一个普鲁士的国家意味着一个新教徒的国家即将出现；自由主义者对普鲁士精英的反动倾向持保留态度；社会主义者没有任何理由不怀疑它是一个压迫的统治。犹太人也有充分的理由小心翼翼，尽管在普法战争期间，大约有七千名犹太人在德国军队服役，表现杰出。德国主要的犹太人报纸《犹太汇报》对统一的新闻作出了回应，它小心翼翼地提醒读者，犹太人为实现法治下的人类尊严和平等作出了艰苦的斗争，他们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而且他们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这个新统一的德国明确地给予犹太人充分的法律意义上的平等权。然而，痛苦的经验告诉犹太人：法律容易被废除，可以通过许多限定被侵犯，或者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歧视被动摇。尽管在法制国家犹太人被作为公民对待，但是，公民权的获取和解释控制在具体的邦国及其官员手中，因此谈论普鲁士或巴伐利亚的公民权更为准确。这一公民权是德国公民权的前提。正如后来所证明的，一些邦的政府使得犹太人的归化变得尤其不可能。注

当然，鼓舞人心的是，德国人似乎在法律和社会的水平上接受和宽容了犹太人，但是犹太人在德国人那里接受的待遇，他们与德国人交往所获得的含糊信号，使他们一直未能驱散某种不舒服或者怀疑的感觉。甚至解放运动参与者的语言也带有潜藏的假定，似乎并没有被启蒙运动对多元主义社会的信仰所激励，在这种社会当中，所有公民的权利都得到了保护。第二帝国从开始一直到它结束，犹太人问题一直没有散去，大多数德国人假定犹太人最终将被同化，并放弃他们作为犹太人的孤立状态。犹太人的拒绝导致了惊讶、担忧以及直截了当的歧视，其极端的形式是驱逐。在犹太人和犹太人仇视者所施加的虐待之间横亘的东西，归根结底是德国人的状态。只要它是一个文明的状态，遵守公正和人道的原则，犹太人就能够指望得到相对体面的对待。德国人的状态一直是一个文明的状态，但从1933年希特勒掌权那一刻起，德国就不再文明了。然而，正如对不同社会比较观察所显示的，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文明。在19世纪后期的背景下，德国人的状态不在最好的名单中，但也不是最坏的。为了理解德国政府和社会文明因素的最终崩溃，有必要揭示其体制上的脆弱，确认其特殊的性质，公正地指出它是如何影响犹太人的。

尽管大屠杀在帝制的德国不可能发生，但在这里存在着三个主要的结构性脆弱，它们动摇了德国人状态的基本稳定性，在失败的战争额外创伤的压力下，使得某种力量得以出现，这些力量让希特勒迅速掌权，并使得其杀戮性的对犹太人的仇恨成为政治的存在。这些结构性的先决条件是：

1．一个混合的、未整合的、半封建和半工业化的社会体系，具有长期军国主义和集权主义的传统。

2．大众被民族化为社会控制和国际侵略的工具。

3．在社会的许多部门，存在着对生物学和种族主义信仰的尊重。

混合的社会体系：第二帝国，1871—1918

俾斯麦依靠把普鲁士制度的军国主义的集权主义特点强加给德国其他部分的手法统一了德国。因此，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的国王成了德国的皇帝，普鲁士的首都柏林成为了德国的首都，普鲁士的制度和思想习惯，开始弥漫在国家意识的方方面面。当然，一个新的普鲁士化的德国具有许多优点，正如对它进行最为严厉批评的批评家弗里德里希· 尼采也承认的，包括对权威的尊重、对责任的强烈奉献、努力工作、对优良秩序根深蒂固的意识。同时，普鲁士军国主义传统一直没有和它的文明状态相匹配。这一传统美化从军精神，把军官的地位置于所有民众之上，成为社会尊重的最高等级。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 迈内克后来非常不满他自己的普鲁士出身，不满普鲁士对第三帝国的影响，他在晚年悲哀地承认，在普鲁士的特征中一直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有文化能力，一种是没有。他相信前者是人道的、个人主义的，是新教徒的良心中派生出来的；后者是残酷的、集体主义的，是长期军国主义传统的结果。对权威服从的普鲁士精神，被依然赋予皇帝的半神化地位符号化了，它渗透到第二帝国的许多方面。

新的普鲁士化的德国具有最高意义上的军国主义特征，非常贴近阿尔弗雷德· 瓦格茨对军国主义的经典定义：“军人的地位高于民众，强调军事的考量、军事的精神、军事的理想、军事的规模等价值观。为了军事的目的，强加给一个民族沉重的负担。漠视福利和文化，浪费一个国家最优秀的人力用于非生产性的兵役。”总之，新的德国采取了欧洲其他国家都没有采取的方式，将古老的军事封建价值观制度化和永久化。它给年轻的德国人灌输这样一种理想：作为一名“德国人”，首先意味着他是一位勇敢和忠诚的战士。仅有的另一个把武士偶像化为文化角色典范的国家，就是日本。

事实上，在帝制的德国，军事的组织高于其他所有的机构，并享受着过去只有教会的从业人员才配享有的声誉。军官团像偶像一样得到尊重。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证明：人生是从中尉开始的。任何穿上皇帝军装的人，都会立刻比普通人的地位要高。作为地位最高等级的成员，每一个德国军官都不受平民的控制，他只服从皇帝。军事等级有其自身的荣誉和法律，即荣誉军事法庭。但是，因为军队不服从文官统制，因此它本身就是法律。约翰· 维勒—贝内特公正地认为，德国军官团听命于皇帝，就如罗马禁卫军和罗马皇帝的关系一样。不过他没有说，军事等级几乎都是从贵族阶层选拔和招募的，它从来不会容忍一个犹太人加入其中。

年轻的皇帝威廉二世代表着德国人对军事事务的喜爱。这位皇帝蔑视平民，轻蔑地称他们为软弱的东西。这位皇帝信任军队，而不是国会或者宪法。他的修辞蓄意地采用高调的军事的或者尚武的语气。对于习惯了语调优美的德语的外国人或德国人来说，这种语气听起来具有令人难以忍受的挑衅性。在对选派到中国镇压义和团的军队演讲的时候，这位皇帝命令他们不要收容任何俘虏，要像匈奴人那样战斗。这句话后来被同盟国的宣传者使用，产生了巨大的效果。他们把所有的德国人赋予了魔鬼的特征。威廉军刀霍霍的修辞充满了诸如“粉碎”“血战”“不屈的意志”等词汇。整个德国教官或军官都对他们的下级如此咆哮。威廉也喜欢用皇家权威的夸大表现加深对臣民的影响，同时恐吓臣民他不能容忍对其权力的反对。那些了解这位皇帝的人知道，皇帝的多数话都是夸张的修辞，是用于公共消费的；同时，尚武的语言和姿态被认为是最值得模仿的，这一点从社会的角度理解具有意义。

弗里德里希· 尼采怀着巨大的恐惧，观察到了德国人的生活和文化的军国主义化。他不仅为德国语言的音乐性而担心，也为在过去几代德国人中保持这种音乐性的感情和感觉而担心。尼采并没有对他所认为的严厉的军事习惯恶意地侵入德国公民的日常生活作出过激的反应。严格的服从、尚武的语言、必须执行的命令、毫不动摇的忠诚、狭隘的军阶意识、相似的军事迷信等等的军事习惯，在母亲养育孩子的方式中，在父亲训斥他们的家人中，在雇主组织他们的商务、接待他们的客户中，在公务员管理公共领域中，开始复制其自身。

然而，由新的尚武的皇帝散发出来的权威光环根本上说是虚幻的。在霍亨索伦权力的光辉之下潜藏着许多社会力量，它们和封建君主政体的自负是不匹配的。在工业迅速增长的时代，德国的君主政体遵守着前工业时代的传统价值观。在处于上升期的资本主义当中，企图使陈旧的封建政体的社会永存，已经引发了不到一个世纪前的法国古老政体的崩溃。有什么理由假定德国能逃脱同样的文化落后的可怕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犹如革命前的法国，是一个混合的社会，它见证了在现代资本主义和机械技术的背景下封建政治机构的顽固。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新的帝国包含了一些反常的事物与不和谐的声音。俾斯麦的宪法建立了露骨的独裁政治，在其中，作为首席执行官的皇帝被赋予了以下的权力：任命和辞退首相；控制整个外交政策；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一旦出现社会动荡宣布军事管制；剥夺持不同政见的邦国的领土主权；召集、推迟、解散议会；颁布和监督联邦法律的执行；解释宪法。这些彻底的自由裁量的权力，可能在专制主义的时代是更为合适的，但是在一个工业的时代就不适合了。在后一个时代，被分享的权力，或者说至少是势均力敌的权力，在削弱社会冲突上证明更为有效。当然，势均力敌的权力以两院制、政党的发展、劳工工会主义的崛起、有权势的商业卡特尔等形式得到了发展。不幸的是，俾斯麦和他的继承者都没有为了政治民主培养德国的民众，而是选择权宜的实用主义联盟和形成特殊的利益集团来解决政治问题。在帝国的统治下，国会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主要的决策程序之外，因为占据统治地位的保守派精英成功地维持，甚至扩大了普鲁士在新的帝国压倒一切的影响。尽管表面上看是矛盾的，但是新的帝国的政治现实是由强有力的普鲁士邦构成的，它拥有实际的对军事力量的垄断，在上议院占据统治地位，其非自由主义的选举程序偏爱更为富裕的阶层。

当然，德国并没有逃脱人民主权的压力，但是人民对大众民主参与的真正要求不是被钝化，就是被封建的保守机构所指派。这种被沿用的策略，可能部分归因于许多德国人数世纪以来对较高权威的服从，还要归因于宗教或哲学的代言人（路德、费希特、黑格尔、特赖奇克）对权力持有者神圣性的合理化。对处于统治地位的独裁制的反对相对来说就效果甚微了，因为这个国家最好的群体没有选择任职于议会，因为政党逐步成为了狭隘的经济利益集团，而非能够成功地表述那个时代重要社会议题的国家政党。这些议题包括：封建精英和劳动大众之间不断加宽的鸿沟；在欧洲的国家共同体当中德国新的外交角色；一个视自己高于国家法律之上的军事机构傲慢的排他性。

尽管实际上在帝制德国的政治生活相对自由，社会民主形成了稳定的进步，比如到1912年，社会民主党成为了国会中最大的党，但悲哀的事实是：对政治有意义的参与依然排他性地被一个狭隘的、经常是傲慢的精英集团所控制，这个集团决心要让它的统治存续到20世纪。那些建立第二帝国的人，尽管向空中抛帽庆祝人民主权至上，但是他们非常清楚权力依然保存在封建阶级的手中。普通背景下警觉的德国人，特别是犹太人注意到，他们的宪法没有以《人权法案》或《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形式提及基本的公民权利。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正如拉尔夫· 达伦多夫指出的那样，新的普鲁士化的德国独裁精神以工业和封建国家“成果丰硕的错误联盟”展示了自己。德国刚刚统一之时，国家就设法自上而下来管理工业化的进程，比如提供无息贷款，宽容辛迪加、托拉斯、卡特尔，并作为所有者拥有巨大的财产和大型的企业（煤矿、高炉、公共设施）。国家通过训练有素、富有效率的公务员所构成的复杂网络管理着这些企业。因此在德国，私有企业被国有企业所替代；在那个时代，欧洲最有动力的工业扩张是政府计划和控制的结果，甚至工业化最臭名昭著的结果——失业、疾病、工伤、恶劣的工作条件——都在国家的保护之下。由于对普通公民一直采取家长式管理的态度，封建国家没有看见，对于工业化世界的公民来说，在扩展日益增多的财富的举措中存在着矛盾。家长式管理的传统，以及它对激进社会主义的根本恐惧，导致新的普鲁士化的德国采取了使它成为欧洲最进步的福利国家的举措，同时保持了它封建的外观。因此，德国以非常奇怪的方式成为了一个混合的国家：在家长式管理的意义上，它是封建主义的，但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的。

然而，如此规模的家长式管理创造了民众服从和依赖的环境，同时培养了一种错觉：没有什么伟大的东西能在没有国家干预下完成，并且除了国家之外，个人是微不足道的。这就是奥斯瓦尔德· 斯宾格勒后来所指的普鲁士的本能，它促进好的市民去为公共利益而非个人或自私的利益工作。在这个意义上，普鲁士人的目标旨在推进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以一种奇怪方式显现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征兆。每个公民都被希望对国家毫无疑问地服从和忠诚，国家以慷慨的社会福利对这种全面的奉献给予奖励，比如养老金、失业保险、残疾保护、医疗保险。社会的希望是，所有的德国人都将自己定位于服从命令的德国人，服务于国家的需要；反过来，根据表现、才能、对国家的忠诚，由国家对所有的德国人作出判断。

然而，这些信念依然是愿望性的想法，因为实际上占据统治地位的保守主义精英不愿意包容大多数人，让他们更多地分享消耗性的资源，并且，家长式管理不能掩盖第二帝国分配正义上的巨大差异。因此，阶级的冲突大量存在。正如弗里茨· 斯特恩恰当指出的，帝国的精英没有建立与不断增长的工人阶级联系的桥梁，而是在扩建壕沟。另外，帝国的领导阶层越来越多地用敌意的词汇，依靠对所有类别的德国人都熟知的心态表达它的不安全感。这种心态把世界分为朋友或者仇敌。政治上笨拙且在许多方面如小丑的皇帝威廉二世（1888—1918）的即位，象征着新的德国的虚弱。年轻而造作、不成熟也没有安全感的皇帝，明显是德国的写照，因为他体现了一个没有发现自己稳定身份的国家，它试图通过令人恼怒的姿态和武断的自我肯定来掩盖它的虚弱。

德国的知识分子精英是文化和教育的卫士，反映了体现在新的帝国制度中的紧张和异常。俾斯麦用“铁与血”铸造了新的德国。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是向知识分子发动了明显的甚至是嘲弄性的挑战。一个诗人和哲学家的国度是如何回应一个新的、军事化的德国的呢？知识分子远没有向权力言说真理，而是很快向它投降。令人惊讶的是，大多数俾斯麦执政之前的自由主义批评家向他的成功投降。在普鲁士军队凯旋之后，他们扮演了令人吃惊的完全变脸，放弃了他们的和平民主理想，把它作为非现实的白日梦。精神王国的幻象与歌德和浪漫主义的诗人紧密相联，许多有教养的犹太人不无反讽地依然把它当作“真正的”的德国。这个幻象很快让位给军事大国新的幻象。正如一个帝国行政官员所认为的那样，在其中，军国主义是平民的心灵状态。

俾斯麦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成功，给许多德国的知识分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成功也似乎得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在主要的学术圈子里对斗争、竞争、力量普遍尊崇的支持。这些德国知识分子开始坚信，生活的本质存在于权力当中。甚至弗里德里希· 尼采也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他所称的“权力意志”，这个词汇后来被纳粹大张旗鼓地宣扬。可是，他过去曾经警告过德国人：没有精神深度伴随的权力政治，只会使德国人愚蠢和野蛮。他现在还认为：“权力意志在哪里匮乏，哪里就会堕落。”作为一种解毒剂，他敦促德国人去重新发现他们的生命之根，通过英雄的“自我征服”去超越颓废的资产阶级的物质主义，提高“对退化毫无怜悯之心”的超人所组成的高贵阶层的统治地位。尼采高度暗示性的、格言性的哲学，使它得到了大量粗糙的误解，权力意志和超人的概念能够——结果也总是——与斗争和适者生存的粗糙的达尔文主义观点，与新浪漫主义对权力神话、富有领袖魅力的英雄角色、辉煌征服的幻象等信仰融合为一体。

换句话说，尼采对权力的精神化，只是在种类上与其他一些较少含蓄、更具攻击性的话语存在差异。在具有种族倾向的民族主义者的话语中，权力意志很快就从尼采对“精神超越”的信仰掺杂为野蛮的统治和放纵的侵略。对神话的信仰，是将民众和他们共同的过去联结起来，这一信仰能够轻而易举地变成集体的妄想和革命的冲动。在粗糙的达尔文生物学和“种族卫生学”的影响下，哺育更高类型的人，而不再保证教育出“拥有耶稣之心的恺撒”的想法，导致了国家资助的人类种马场的计划，导致了通过绝育或种族灭绝清除不适应生存的人。无论高级还是低级的知识分子，都沉迷于他们对权力的颂扬之中，视它为现实的最高来源和认可，而非某一特殊目标的实用工具。同样，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他们视国家为绝对意志在尘世的显现，而非习惯性的一套人类制度。从这一点出发，创造名言“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的历史学家海因里希· 特赖奇克反复坚称：每一个德国公民必须将自己虔诚地奉献给国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知识分子社会相当大的范围内，我们能够发现一个强烈的反民主的偏见，以及对政治专制主义的偏好。这些态度与克制和妥协是水火不容的。在第二帝国，这些反民主的偏见渗透到不断扩大的德国教育体系当中。从表面上看，德国拥有世界上最令人敬佩的教育体系，与其他国家相比，给更多的年轻人提供了免费的综合教育。从纯粹的技术角度来看，它是一个良好的体系，它教育年轻人读写和计算，使这些技能成为根深蒂固的习惯，构成优秀的职业工作或学术工作的基础。但是，德国教育的体制是在严厉的集权主义，以及精英主义信仰和实践的背景下架构的。教育体系蓄意地生产认真负责的、训练有素的、服从听话的国家仆人。它绝不鼓励年轻人的主动性、创造性或者不顺从。在一个民主体制中，教育在观念上鼓励自我发现的艺术，而在精英主义的德国，它要求出于服务国家的目的，掌握官方认同的知识。

一些德国的保守主义分子尽管对德国的年轻人能读能写，能够成为不断增长的工业世界的优秀工人感到骄傲，但是也在思考他们是否可以不转向极端主义或其他途径而稀释了高雅文化的品质。对“粗俗”大众的恐惧，在19世纪后期是一个十分普遍的话题，在诸如保守派作家保罗· 德· 拉加德和尤里乌斯· 朗本的作品中十分突出。然而，这种恐惧被极度地夸大了，因为德国的学校体系依然控制在国家的行政机构手中，它们具有明确的保守主义和集权主义的倾向。这一倾向强调严格的纪律、完美的秩序，以及对权威的服从。这在精英的中学、文科中学，以及占人口比例很小、学生主要来自富裕的中层和中上层阶级的大学尤为真实。不言而喻，这不是民主体制中的教育，而是职业仕途的教育和德国人所称的“教化”（Bildung），其官方宣传的意思是丰满的通才教育。但是，它实际上意味着获得有教养的、经常是傲慢的古典学问的表皮，一个人为了显示自己社会的优越性对其进行展示。文科中学松散而错误地模仿了希腊和罗马的模式。它们既没有教授具有真正深度的古典遗产的价值观，相反却强调语法的结构而没有向作品本身注入快乐；也没有造就身心丰满的公民。这些学校生产的东西经常是书呆子式的、精英主义的狭隘思想。这些人是优秀的技术员、公务员、多产的教授，但很少是在社会或政治上投入的公民。这些学校造就的学生后来被称为——他们也骄傲地自称——“不关心政治的德国人”。他们是消极的追随者，或者顺从的仆人。

因为德国的教育制度保持了它的集权主义和非民主的基础，当它在魏玛共和国期间获得机会的时候，它拒绝对自身的改革，并热切吸纳了反犹太人的偏见，因此它必然被认为是大屠杀主要的制度性罪犯之一——要么拒绝传授真理，要么积极地灌输给年轻人新浪漫主义的神话、沙文主义的信仰和种族主义的信条。甚至教育领域最好的一面，那些在当代世界许多知识领域作出贡献的、有学问的德国人，也为狭隘的“德国精神”的兴起作出了贡献，这一精神用18世纪民主价值观中它所敌对的东西来定义自身。

1914年，当一群伟大的德国知识分子把自己投入到明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 普兰格提出的“1914年思想”的时候，以上的情形就清晰地出现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些知识分子包括德国人和犹太人，他们是维尔纳· 松巴特、阿道夫· 冯· 哈纳克、托马斯· 曼、保罗· 欧利希、弗里茨· 哈伯、马克斯· 利伯曼、弗里德里希· 瑙曼、马克斯· 普朗克、瓦尔特· 拉特瑙、恩斯特· 特勒尔奇、弗里德里希· 迈内克、马克斯· 舍勒等。尽管这些思想家在哲学或学术上存在差异，但是他们都一致认为，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主义没有真正的道德脊梁，它用道德相对论、富裕、普遍快乐的信条有意或无意地强化了社会腐败的各种力量。为了替代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及其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他们强调更为保守的生活方式，在其中，传统的意义、荣誉、爱国、历史的意识占据主导地位。在社会领域，这意味着一个没有阶级分割的有机共同体，一个在其中每个个人或团体都为公共利益工作的社会。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 韦伯、恩斯特· 特勒尔奇、斐迪南· 滕尼斯都希望德国不要成为盎格鲁—撒克逊式社会，它原子化而无根基。他们强调共同体而非社会的重要性，强调有机整合的民族共同体，而非追逐享乐主义欲望的自利个人的集合。

弗里德里希· 瑙曼在其极有影响的著作《欧洲中部》（1915）提议，在德国的保护伞下，在欧洲中部建立国际新秩序，德国将作为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西方模式的社会经济替代物发挥作用。瑙曼和他的群体不仅支持德国民族主义的事业，而且为了把工人阶级整合到他们的民族共同体中玩弄起社会主义的观念。这类知识分子中有一些是修正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强调阶级的合作而非阶级的斗争，认为民族性的纽带比阶级的纽带更重要。当阿道夫· 希特勒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使用有点相似而更为种族主义语言的时候，他几乎是在重复帝国时期在知识分子当中长期流行的思想。

大众的民族化

为了将迄今被剥夺公民选举权的大众整合到保守主义的社会秩序当中，第二帝国的统治精英设想了一个在德国人控制下的强大中欧、一个在东方的扩张主义政策，以及对海外殖民帝国的攫取。快速的工业化并没有伴随着民主化的到来；并且依靠将劳动人口排除在任何有意义的政治参与之外，统治精英只能设法加深已经通过工业革命给社会造成的社会差距。鸿沟不断扩大的社会问题，成为了形成完善的社会政策的动因，依靠这一政策，扩大的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悲剧鸿沟”可能缩小。不幸的是，社会鸿沟的缩小没有通过真正的社会改革，而是通过权宜的办法弱化，甚至讨好极端的要求。例如，俾斯麦通过采取掌控国外政策的方式处理国内的政策。他精明地操纵党派或利益集团，去推进他自己的狡猾目标。他自我中心地认为，这些目标和德国的利益是一致的。这一目标远没有带来社会秩序持续的和谐，因为持续的和谐需要废除旧秩序的特权，而非短期的联盟、权宜的友好，或者人为设计的讨伐，比如针对天主教的文化战争，以及毁灭帝国的社会主义敌人的战役。

尽管俾斯麦假定新的帝国政治上缺乏稳定而小心翼翼地避免国外纠缠，但是他的继任者面对着尖锐的社会问题，开始求助于部族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以获得工人大众的支持，并把他们整合到同质的民族共同体当中，其方法不外乎是经济的、政治的或者心理的。在威廉二世的时代，德国人民处于公开协调组织的事业的狂热当中，其形式是流行的帝国主义、海军竞赛、爱国主义协会和利益集团的兴起。一批有影响的领导人，比如约翰尼斯· 米格尔、海军上将阿尔弗雷德· 铁毕子、卡尔· 比洛和国王本人，都拥护国内动员和国外扩张的政策，这些政策除了激情未到火候，预示了纳粹对一切的讨伐。

视自己为恺撒再生的威廉二世要让他的国家变为世界强国，甚至是超过英国的强国。他肯定知道帝国如此宏大的设计会使他与英国以及其他列强发生冲突。从出身来看，他一半是英国人、一半是德国人。他的母亲维多利亚公主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和萨克森—科堡的阿尔伯特的女儿。1888年他登基时，接替的是有着改革之心和自由主义思想的父亲腓特烈三世的短暂统治，他急切地要为德国规划新的发展历程。他辞退了俾斯麦，并支持新的世界政治。他浸淫在19世纪后期帝国主义的文学当中，梦想着一个更为伟大的、依赖海外殖民地的帝国。这位皇帝欣赏帝国主义的作家和冒险家，比如拉迪亚德· 吉普林、西塞尔· 罗兹、海军上将马汉，最重要的是休斯顿· 斯图尔特· 张伯伦，他的日耳曼人优越性的理论吸引了皇帝的想象，极大地刺激他侵略性的话语。

接着，这位皇帝激励其他人响应帝国主义的号召。海军大臣阿尔弗雷德· 冯· 铁毕子为了帝国主义的政治，在建造世界最强大的海军，协调组织辉煌的公关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详尽地阐述了广受欢迎的保守主义“风险理论”，这一理论呼唤一个强有力的德国舰队，它能够阻止世界最强大的海上国家，能够使德国人追逐他们的殖民目标，保护他们的供给线。这些帝国主义的观点通过大量的大众协会——最著名的是泛日耳曼联盟、海军联盟、殖民联合会、陆军联盟——得到散布。这些组织确实把战争宣传和美化为一项高贵的事业，赞美为生存的战争，为德国人民要求生存空间，宣称德国人是未来的主宰性种族。

这些帝国主义分子包括非常广泛的范围，不仅有占据统治地位的普鲁士精英，也有工业界和学术界的著名成员。我们也发现一些后来纳粹运动有趣的支持者和追随者，其中包括泛日耳曼联盟的创立人阿尔弗雷德· 胡根贝格（1865—1951）；工业家和军火大王古斯塔夫· 克虏伯· 冯· 博伦· 温德· 哈尔巴赫（1870—1950）；海因里希· 特赖奇克的学生、枢密院顾问海因里希· 克拉斯（1867—1953），他是一个坚定的反犹太人强迫症患者，后来为希特勒开放了泛日耳曼联盟的大门；富裕的工业家弗里茨· 蒂森（1873—1951），他后来为纳粹党提供了金融支持；另一位富裕的偶像、煤炭巨头埃米尔· 基尔多夫（1847—1938），他向纳粹的金库倾泻了大量的金钱。然而，这些人只是正在出现的民族主义冰山的一角。这一冰山吞噬德国社会广大的部分，包括中低层阶级、中产阶级、学术界、学生，甚至一部分工人。从更大的国际视野来看，这是非常危险而幼稚的侵略主义，它对整个世界充满错误的认识，并显示了膨胀的民族中心论的信念：德国能够承担和维持世界最大规模的陆军和海军。

几乎没有什么组织比泛日耳曼同盟更充满这种妄自尊大，它的成员支持疯狂的扩张主义政策，宣称日耳曼种族的优越性，要求在东方的生存空间，急切地等待救世主式领袖的降临，他将把德国人从犹太人的威胁中拯救出来。在审视泛日耳曼同盟，以及类似宣称为德国代言的组织的时候，有一点很快就变得十分明显：这些组织对世界的其他地方投射出非常狭隘和野蛮的信号，以及一种甚至不再假装要解放人类或为人类的自由而斗争，而是毫不羞耻地谈论征服和镇压的景象。换句话说，作为一个民族的德国人，不再尝试向世界传递慷慨和人道的信号。确实，德国人有时重复着歌德的名言：“世界将在德国人的天性中繁荣昌盛。”但德国向世界真正的要求是霍夫曼· 冯· 法勒斯莱本所写的国歌中的第一句：“德国，高于一切的德国。”国歌里意味的是对民族优越性不断上升的断定，而非体现在席勒《欢乐颂》中的启蒙运动“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信条——这一过去时代的信念，在帝国时代的德国已经烟消云散。毫无疑问，有许多德国人强调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令人敬佩的科技进步所体现的民族成果更好的品质，但是它被好战的断言所压制：德国是伟大的，因为德国人是最伟大的。过去的传教士至少宣称，有时还传播“罗马治下的和平”“自由平等博爱”“民族自决”“为了民主让世界更安全”等宣言；但是与此相比，正如汉斯· 科恩所说，“只有德国人除了自我中心的权力和自我荣耀以外什么也没提供”，这在1871年到1945年间肯定是真实的。

不少德国人注意到这一民族的弱点，正如J.福禄贝尔所言，他们也希望德国人不要不断地使用赞美他们性格特征的一些属性：“德国人的精力、德国人的忠诚、德国人的爱情、德国的严肃、德国的歌曲、德国人的葡萄酒、德国人的深刻、德国人的彻底、德国人的勤奋、德国的女人、德国的处女、德国的男人。”为了满足自我的成长，尼采希望德国人不要把自己变为民族主义的丰碑，而是将自己“去德国化”，成为优秀的欧洲人。但这是一个不能实现的希望，因为尼采自己也开始怀疑，他和德国人一起发现了“德国人是何物的问题永远不会消亡”。在第二帝国时期，大家的共识是：真正的德国人属于一个民族血统的共同体，他们赞同分享所宣称的德国人生活和文化优越性的民族信念。与这种民族中心论——对犹太人来说它具有潜在不祥的含义——的信仰相联系的是一种不断增长的信念，即最好的社会在文化和民族上是同质的，而非不同的或多元的。这些幻象始终是狭隘的、排外的、吝啬的，它们排斥外国人、少数持不同意见者，以及民族不同的民众。

对种族主义的尊崇和民族偏见

犹太人在第二帝国

卡尔·马克思喜欢的隐喻——特别在早期著作中——是“剥去幻想的面纱”，即穿透以既定神话和社会主张形式出现的社会神秘之处，揭示其本质的、起决定作用的机制。毫无疑问，这就是后来马克思所做的，他通过揭露作为人类贪婪和剥削的残暴组织的制度，无情地解剖了资本主义和资本家。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他并非完全地超脱和完全地解析，他的著作其实上升到了相当高的道德主义水准，充满了启示录和鬼神学的意象。工人的形象从血肉之躯的人类得到了提升，变成了神话中的西西弗斯和普罗米修斯；同时，资本家被剥夺了人性，成为了蛇发女怪和复仇女神，成为了“吮吸活劳动才能生存的吸血鬼”般的魔鬼，他们拥有“对劳动的鲜血吸血鬼似的饥渴”。另外，马克思把资本的机器比作巨人族和食人兽；把资本家比作食尸鬼，把孩子的血榨取为资本。当人们读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典型的操纵者——资产阶级及其追随者——的指控之后，一个抽象的新世界出于政治行动、宣传、革命性变革的目的被创造出来。人被剥去了个人的特性——正如马克思明确承认的——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特殊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的体现”。

这一剥去幻想的面纱，在其后发现蛇发女妖美杜莎之颅的过程，与反犹太人的批评家完全不同吗？反犹太人的批评家，在每次金融运作失败和社会危机的发展中发现了贪婪的犹太人。人们可能会持反对意见，马克思揭露了真正的社会不公正和真正的压迫者，而犹太人的仇恨者沉浸在幻觉中。即使这一反对意见包含了一定的真理，它也没有触及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不是体现在两个观点中的相对真理，而是支撑着两个观点的思想类别。我认为，这类思想不合理地使用了潜在的心理失常，例如将个体成见化、人格化、具体化，以便证明一种在犹太恐惧症情况下的幻想，或者证明一种如在卡尔· 马克思情况下的社会学理论。

在帝制的德国，关于犹太人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幻觉的呢？尽管对犹太人进行集体的描述是可能的，但是不可能以单一的意愿或目的把他们作为抽象之物。在一般的意义上，鉴于他们的宗教、习俗以及职业或专业的交往，德国的犹太人组成了鲜明的群体。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一般都偏爱居住在城镇里，城市越大，居住的犹太人就越多。他们从事着过去向他们开放的那些自由职业。这说明了一个事实：他们高度集中地出现在商业、法律、医学、新闻，以及那些迎合新的大众读者的领域。大多数普通的德国人与犹太人在城镇和乡村、在零售和批发市场交往，因为犹太人已经成为了流动商品的中间商。许多犹太人成为了独立的店主、小企业主，至于一些著名的才俊则成为了运营银行、报纸、出版康采恩、大公司和工厂的大企业家。后一个阶层的犹太人在金融上的成功尤其显著，立刻引发了嫉妒和鄙视。

在这些新人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埃米尔· 拉特瑙。他是一位工程师，在1881年他亲自见证了托马斯· 爱迪生在巴黎博览会点亮了电灯泡，并和这位美国发明家就在德国推广这一技术进行了谈判。1883年，他组建了德国爱迪生公司。在拉特瑙去世的时候，他的公司一共雇用了7万人，公司不仅负责为德国的大部分地区提供电力，还在世纪之交为世界的其他很多地方提供电力。拉特瑙的儿子瓦尔特· 拉特瑙成为了其父亲的电力托拉斯的经理，1916年帮助组织了德国的战时经济，后来成为了魏玛共和国的外交部长，被右翼犹太人的仇恨者刺杀。

拉特瑙属于处于上升中的犹太人才俊的群体，他们在大学和威廉时代德国的技术学校接受了优秀的科学训练，在建立新的工业康采恩的时候运用了学到的知识。I.G.法本化学托拉斯的创始人之一海因里希· 卡罗，是一位西班牙系的犹太人，他在苯胺染料领域的发现，使得他的公司成为了合成染料以及橡胶、石油和硝酸盐的合成替代物等领域的世界级杰出制造商。另外一位犹太化学家是阿道夫· 弗兰克，他发现了碳酸钾的衍生物可以作为肥料的用处，并把他的产品出口到美国。可能最有趣的犹太化学家是弗里茨· 哈伯，他是一位来自布雷斯劳的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他开发出一种从空气的硝基硝酸盐中合成氨的方法，后来帮助了德国的战争机器制造自己的用于爆炸的硝酸盐，以及开发毒气。正如弗里茨· 斯特恩所认为的那样，他在1914年不可能预见到“他为德国人制造了毒气，而德国人把它作为另一类毒气杀戮了数以百万计的自己的同胞”。

哈伯像许多德国犹太人一样，是一位成功地被同化的德国人。作为发明家、皇帝威廉学院的院长、国家枢密院顾问、诺贝尔奖获得者，他的职业生涯可以成为犹太人积极进取和获得成功的教科书范例。但是，甚至这位伟大的成功者，以及德国人生活和文化的捍卫者，也痛苦且悲剧地发现，他所有的爱国服务在纳粹统治下也没有意义。1933年，哈伯被解除了所有学术职位，不情愿地流亡国外，一年后伤心地去世。

当然，我们可能发现，犹太人最显著的成功故事发生在金融和银行领域，因为现代商业企业的扩张需要大规模的资本流动。正如先前所提及的，犹太人享有在这个领域的优势，在过去五百多年为农民、贵族提供借贷服务，因此获得了能让自己处于“刀刃”之上的知识和洞察力。一些著名的运营着大型银行的犹太家族，除了已经提及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还有门德尔松家族和柏林的布雷施罗德家族、汉堡的沃伯格家族、科隆的奥本海默家族。个别的犹太人也在建立德国重要的银行中发挥突出的作用。德意志银行的奠基者之一是路德维希· 班伯格，后来他成了帝国议会的代表。另一位犹太银行家是欧根· 古特曼，他把德累斯顿银行的运营扩展到全国范围。

弗里茨· 斯特恩记载了银行家格尔松· 布雷施罗德和奥托· 冯· 俾斯麦之间紧密的伙伴关系，用大量的细节展现了犹太银行家和铁血首相的生活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以及金融的专业知识是如何对帝国的建立和伟大地位作出贡献的。这是一个极其富有启迪性的研究，它总结性地论证了犹太人在积极的意义上所发挥的重要金融作用，也清除了两个反犹太人的神话：一个是犹太人喜欢巨额财富，一个是习惯利用这些财富获取不应有的政治影响和权力。相反，斯特恩认为，甚至布雷施罗德的财富也缺乏明显的政治影响力，因为在普鲁士的政治体制中它没有移动权力的杠杆。尽管布雷施罗德参与了俾斯麦私人的金融事务，对此进行了精心管理，并经常提供精明的信息和建议为这位首相服务，但是他从来没有进入俾斯麦的社交圈子，至多只是一个有价值的、受到尊敬的局外人，他必须对德国政治体制对他所规定的限制心满意足。

铁血帝国的力量需要金融上的支持，犹太人的黄金在此提供了明显的帮助，正如它把德国从毁灭性的三十年战争中拯救出来提供的帮助一样。在1870年到20世纪期间，犹太银行家冒着风险将他们的资本投放到许多工业企业上，其中对于经济兴旺尤其重要的是不断扩张的运输系统。科隆的亚伯拉罕· 奥本海默给德国第一批铁路公司之一莱茵河铁路公司提供了金融支持，并且管理了这家公司，它的铁路连接了科隆和安特卫普。莫里斯· 德· 赫施男爵的绰号叫“土耳其”，他在1869年接受了土耳其政府的合同，铺设一条连接维也纳和君士坦丁堡的铁路；第一列东方快车1888年驶离维也纳。到那时，赫施已经成为德国最富有的企业家之一，但他也是一位非常慷慨和关心社会事务的人，他捐赠了数百万元给予有价值的事业，特别是支持了数百万俄国的犹太人，由于沙皇的压迫，他们逃到了西方。

另一位工业巨子是喜欢炫耀的贝特尔· 亨利· 斯特劳斯伯格，他是一位皈依基督教的普鲁士犹太人，机智而有天赋，在英国、美国和他的母国德国追名逐利。斯特劳斯伯格是一个依靠“空气”生活的人，从来不用自己的钱而是用别人的钱投资，依赖对未来的许诺。但是他思维敏捷、富有魅力，足以说服严肃的投资者——其中包括外国政府——投资他庞大的计划。在帮助英国投资者在东普鲁士铺设一条铁路之后，他在德国、俄国、匈牙利延伸和建设铁路线，同时积聚了巨量的纸上财富，这成为了未来投资者的灾难。他的帝国在1873年崩溃，那时罗马尼亚政府拖欠了一条他在罗马尼亚正在建设的铁路线的费用。仅此一次，他的时机选择是灾难性的错误，因为1873年那年，德国的市场崩溃，导致了长时间的、席卷了众多投资者的萧条。这些投资者像赫施一样一直依靠着膨胀的金融价值和风险投资生活。

在造船业，最伟大的犹太人成功的故事是阿尔伯特· 巴林，他从汉堡—美国航运公司的客运部经理做起，最后晋升到公司的总经理。巴林的与众不同之处是，在运输数以百万计的犹太移民从东欧前往他们的目的地（通常是美国）上显示了杰出的组织能力。像赫施一样，巴林是一位有着强烈社会良知的人，他在接纳自己的客户方面作出了让步，甚至在他们启程去新世界的前后彻底地改善了他们的住宿条件。在他的客户上路之前，他建立了拥有教堂和犹太会堂的微型村落。巴林把汉堡—美国航运公司变成了世界主要的运输商之一，甚至在最恶劣的冬季利用他的船只为富人和名人提供快乐的巡游。皇帝和巴林都喜欢船，但皇帝更喜欢战舰而非客轮，他拒绝听从朋友的意见在国际事务中采取温和的进程。就是巴林最终告诉皇帝德国战败了。皇帝离开了德国，而巴林服用过量的安眠药离开了世界。

除了在银行业、商业、运输业之外，犹太人也大量涉足正在出现的大众传媒业，包括报纸、期刊和图书的出版。在许多方面，犹太人是爱书的民族。两千多年来，他们就依靠文字生活，因此如鱼得水似的从事印刷绝非偶然。尽管在这一领域犹太人有着不同寻常的非凡表现，但是他们远没有像他们的诽谤者所相信的那样占据主导地位。这里还是一个成见的问题。从表面来看，一些犹太的报业大亨似乎主导了市场，在柏林和法兰克福尤其明显，但是除了所有的犹太人控制的报纸，仍有数以百计的非犹太人报纸。犹太人的仇视者坚持认为，“犹太人的出版”是激进的，甚至是“犹太教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报纸业或出版业中，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犹太人实际上倾向于成为温和的中心，而非极端的保守主义或极端的社会主义。另外，犹太人很少宣传“犹太教的”观点，也就是说，他们很少公开维护犹太教的思想。但是，正如后来人们所见，对于犹太人的仇视者来说，这并没有造成什么差异，因为他们很快就创造出一个完全想象的犹太人的“特性”“信念”“精神”等条目。从长期来看，保护自己免受这些恶毒的指控是不可能的。这些指控包括犹太人坚持自己的立场，显示自己的精神特性。

现代犹太新闻业之父是莱奥波德· 索尼曼，他在1866年创办了《法兰克福汇报》。索尼曼在柏林有两位一样伟大的报业大亨同伴，一位是莱奥波德· 乌尔施泰因，一位是鲁道夫· 摩西。乌尔施泰因在1877年购买了《新柏林日报》，后来增加了《柏林早报》。他的五个儿子参与之后，乌尔施泰因的公司成为了最庞大的出版康采恩之一，直到纳粹把它击碎。更有影响的，特别是在大众市场更有读者的是摩西的公司。其奠基人鲁道夫· 摩西在1871年出版了《柏林日报》，这是第一份主要由广告而非由读者做财务支撑的报纸。摩西通过创建两份主要为工人大众服务的便宜报纸——《大众报》和《晨报》——扩大了自己的帝国。到1914年，摩西的报纸总发行量在约400万的总人口当中达到了25万份。犹太人很少出现在图书出版业，著名的出版人是塞缪尔· 菲舍尔和库尔特· 沃尔夫，他们主要是为大众提供服务的出版商，但是保持了非常高的文学水准。

紧接着“犹太人的”出版或者银行，在犹太恐惧症患者的心理世界一直构成最重要因素的机构是受到极度诽谤的百货商店，尤其是纳粹分子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这一恶魔般的百货商店的疯狂攻击。这些商店被认定吞噬了许多德国人的小杂货店的生命，让它们垂死挣扎。事实再一次证明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尤其是19世纪的百货商店，它是创新的奇迹，因为它将许多小商品在一个中心区域集中起来，以优雅的环境、阅读室和休息室、餐馆以及低廉的价格，给消费者从未有过的吸引力而诱惑着他们。百货商店应该是消除了对喜欢讨价还价的犹太人的成见，因为它的交易价格固定。但是，对犹太人的仇视仍未改变，它很快以新的形式替代了古老的成见，也就是说，格尔松、格伦菲尔德、蒂茨、绍肯、维特海姆的百货商店是犹太人更大的经济阴谋，它的目的是接管德国的经济。

这类对犹太人的经济成功的仇视，经常来自正在被现代化快速忽视的社会经济团体，他们因为自己的经济困境而谴责犹太银行家和批发商。他们猛烈攻击自己假想的没有寄托的、有进取心的、冷漠无情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毫不考虑他们假定的对他们的无辜受害者的伤害，在经济成功的梯子上攀爬。这种感情在德国各地的农民当中尤其强烈。尽管第二帝国期间在建立各种为农民提供服务的借贷机构方面取得了进步，但是犹太人贷款的传统形式在乡村依然没有减弱。农民已经习惯于数个世纪以来直接向犹太中间商直接交易的传统，这不仅发生在金融交易中，也出现在更为广泛的涉及牛、小麦、啤酒花、羊毛、皮制品和木材等商业交易当中。在德国的一些地方，特别是在法兰克尼亚、黑森和威斯特伐利亚，犹太人的商业交易者保持了他们的领导地位；从事牛交易的商人有四分之三是犹太人。

在整个19世纪后期以及此后的时期，德国的农业一直处于危机当中，因为德国的农民不能适应生产和管理的最新科学方法，因此在世界市场缺乏竞争力。许多农民欠了犹太借贷人的巨款，他们偏爱和犹太人交易，因为人们认为，与欠那些令人尊敬的德国机构的钱相比，欠犹太人的钱没有那么丢脸，这些农民经常被迫将他们超出抵押的农庄出售给犹太债主。每当犹太人在拍卖他们委托人负债的财产获取利润的时候，怨恨在乡村达到了反犹太人仇恨的高峰。在19世纪后期，像奥托· 鲍克尔、赫尔曼· 阿尔沃特那样的反犹太人煽动者，在政治上组织的就是这种仇恨。尽管工业化和现代化十分快速，但是农业贸易和前工业贸易的顽固性在德国依然非常强势，就是在这些受到现代化替代或威胁的集团，比如农民、传统工匠、缺乏竞争力的商人、负债的容克地主，反犹太人的偏见非常强烈。

这类经济上的反犹太人仇恨，在文化上的对应物是这样一种谴责：犹太人正在污染德国的文化纯洁性，他们用自己犹太人精神的粗鄙物质主义价值观感染德国。根据彼得· 盖伊富有启示性的表述，作为现代化的代理人，犹太人并不必然具备现代主义的文化内涵，他们是自己历史地位的主人，也是牺牲品。犹如在其他领域，对于德国人来说，在文化领域当中犹太人也是处处可见，但与其是作为艺术家、作家或音乐家，还不如说是作为犹太艺术家、作家或音乐家。另外，许多犹太艺术家被贴上了轻蔑的标签，或者与先锋派运动消极地联系起来，这些运动被文化的保守主义分子唾弃为非德国的或者颓废的。但什么是犹太作家或者犹太精神呢？一个人如何客观地将德国艺术家和犹太艺术家区别开来呢？正如德国那个时期最伟大的画家之一、犹太人马克斯· 利伯曼所认为的那样：“绘画和犹太教有什么关系？”像无数的德国犹太人，利伯曼坚持自己强烈的人文主义信念，他并没有发现在显示对人类尊严的尊重和对自己民族或宗教立场的骄傲之间存在着道德上的不匹配。他说：“我一生中的首要问题是，你是什么样的人？而从不是，你是犹太人、基督徒、异教徒吗？”这没有改变他作为犹太人的自我形象，因为他曾挖苦地承认他生为犹太人、死为犹太人。

事实上，许多犹太人越来越相信，没有理由一个人不可以同时是犹太人和德国人。在受过教育的德国犹太人当中，被德国文化同化或者适应德国文化的进程在飞速进行。受过教育的犹太人渴望拥有德国人的教育，并骄傲地以良好的通识教育的形式展示这种教育的特征，他们始终用钢琴和书架艺术化地装饰自己的屋子，强制自己去博物馆、戏剧院或歌剧院。他们在私人会谈或公共谈论中引用古典作家（席勒、歌德、康德）的名言，这成为了许多犹太人确认自己的德国人特征的途径。他们做得绝佳，以至于他们比许多德国人还要维护德国的高雅文化。例如，在1750年和1800年之间，巴赫的全集没有得到印刷，因为德国的音乐精英认为巴赫是过气的音乐学究。甚至到19世纪20年代，巴赫的音乐几乎没有得到印刷。犹太作曲家费利克斯· 门德尔松· 巴尔托迪（1809—1847）是伟大的哲学家摩西· 门德尔松的儿子，他从伯祖母萨拉· 莱维和拥有巴赫《马太受难曲》全部手稿的指挥家卡尔· 弗里德里希· 策尔特那里了解到巴赫的这部作品。策尔特对这部作品能否得到演出深表怀疑。但在1827年，门德尔松在其住宅安排了一场私人演出，他让策尔特相信《马太受难曲》应该得到复活。门德尔松和演员爱德华· 德弗里恩特在巴赫这部巨作上花费了巨大的劳动，对它进行了编辑和删节，使其达到了可以控制的演出标准。此时，这位年轻的犹太作曲家说：“想想吧，一位喜剧演员和一位犹太男孩必须复活世界上最伟大的基督教音乐。”1829年3月11日，巴赫的《马太受难曲》由门德尔松指挥，在柏林面对座无虚席的听众上演。之后，柏林的名人在策尔特的住宅里举行了盛大的聚会。有一个故事说：德弗里恩特夫人轻声对门德尔松说：“告诉我，坐在我边上的蠢货是谁？”门德尔松用餐巾布挡着嘴轻声说：“那个蠢货是哲学家黑格尔。”

犹太人在其他领域也是德国文化的支持者。格奥尔格文化圈的成员围绕在诗人斯特凡· 格奥尔格周围，用几乎疯狂的热情培育着德国语言和文化的纯洁性。这些成员主要是犹太人。“回到康德”运动，企图证明康德学说的认识论和道德的关联，这个运动由奥托· 利布曼富有挑战性和争论性的论文《康德和他的追随者》（1865）发起，在整个19世纪后期由赫尔曼· 柯亨和他在马堡大学培养的学生承担。这些学生当中包括恩斯特· 卡西雷尔，“他每一口气都呼吸着高雅的德国文化”。这些哲学家继承了启蒙运动的传统，以及它对人类自由和宽容的憧憬。根据彼得· 盖伊的观点，他们转向席勒或康德，因为他们“提出了一个响亮的、明显是可以被引用的声明；并且，康德的批判哲学为理性的宗教提供了基本原理。这一宗教承诺允许被解放的犹太人使自己的宗教观点适合一个普遍的——他们希望得到普遍尊重的——方案”。

柯亨的梦想是，德国将成为文化的熔炉，在其中，犹太人和德国人成为一家人。他的梦想没有实现，但是却代表着他的那一代许多犹太人的希望。柯亨是少数擢升到终身教授地位的犹太教授。允许获取终身教授等级的人，通常被要求皈依基督教。弗洛伊德没有被允许获得教授职位，许多伟大的天才——不论皈依的还是没有皈依的——都遭遇到了持续的歧视。在小学或中学，雇用的机会可能更为糟糕，在政府的雇用也是如此。犹太人被有效地排除在上层公务员、内阁职位之外，尤其是排除在最受国民尊敬的军官团之外。未受洗礼的犹太人在普鲁士军队中，或者在普鲁士主宰的其他邦的军队中，是不可能成为一位军官的。正如弗里茨· 斯特恩所说，在德国没有德雷福斯案件，因为德国没有德雷福斯。

然而，尽管存在着这些形式的隔离，正如许多德国犹太人自己的观点和个人的表白所显示的那样，他们感到自己是德国人，并且认同犹太教士莱奥波德· 施泰因的主张：

我们是德国人，我们不要其他东西！除了德国这个祖国，我们没有其他祖国，我们不希望其他祖国！唯有依靠我们信仰，我们才是犹太人，在其他方面，我们效忠我们生活的国家。

假如我们回顾第二帝国，以及犹太人对生活在那里的状态的看法，我们就会清晰地发现，尽管有许多困境和羞辱降临到个别的犹太人身上，但是犹太人在德国有着在家的感觉，他们组建家庭，并且参与到德国的生活和文化当中。犹太人把自己奉献给了德国，他们沉浸在德国文化之中，并给予德国经济的强盛以金融上的支持。他们得到的奖励是可观的，因为四分之三强的犹太人属于殷实的中等阶级，相比之下，他们是一群享受着比平均水平的德国人收入更高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住宅和豪宅是他们物质上成功的见证。他们并没有显眼到他们随时会被清除的地步，或者他们在德国的生活十分危险，以致他们必须准备好行李箱，随时等待通知走人。那么，什么能够解释在德国存在的对犹太人仇恨的顽固性呢？它是如何表现自身的？同时为何对德国的犹太人是潜在的危险呢？

第二帝国反犹太人偏见的多样性

第二帝国反犹太人偏见可以比作水流中的漩涡，它在强度上经常变化，一直产生着吞噬犹太人的危险，最终，漩涡变成了有着政治和文化强度的更大涡流，种族主义仇恨的恶魔从中浮现，在阿道夫· 希特勒纳粹运动中变形，最终成为致命的东西。这些漩涡里有持续的反犹太人的基督教的偏见，它们谴责犹太人为杀害基督的人，指控他们犯有各种各样反基督教社会的罪行；有民族主义的偏见，它们控诉犹太人是“异己的存在”，是一个国家中的国家；有经济上的自我利益，它们控诉犹太人是欺骗诚实的德国人的吸血鬼；有大众歧视性的偏见，它们以各种羞辱的形式（斥责、排挤、嘲笑）指控个体的犹太人；有种族生物学的信念，它们诬蔑犹太人在种族上是劣等的，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具有生物学健康的危害。这些偏见绝非在孤立中运作，而是在许多情况下构成了相互关联的背景或综合征，它们在单一的个体中，也在更大的集团中运作；另外，就是在第二帝国期间，这些反犹太人偏见公开地爆发，成为了组织化的政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基督教对犹太人的偏见在德国依然强大，尤其是在乡村，宗教信念在那里根基极深，民众紧密地依附在他们的宗教机构身上。例如，巴伐利亚奥伯阿默高的村民依然十年一次上演耶稣受难剧，这可以追溯到1633年，以庆祝耶稣的诞生。用情节剧的道德语言上演的受难剧，其根本的主题是犹太人在耶稣十字架受难中的罪行。尽管纳粹是非宗教的，但是它依然把这部戏作为真正的民间文化保留了下来。事实上，纳粹在这部戏中发现的有价值的东西是其反犹太人的信息，它相信这一信息超越了其宗教的起源。在迷信的农民和被迷惑的患有犹太恐惧症的人当中，古老的宗教神话依然能发现其忠实的听众。在1867年和1914年间，有十二件审讯涉及在德国和奥地利的祭祀杀孩。前十一件没有起诉成功，第十二件的定罪是谋杀，而非祭祀杀孩。宗教机构也是有信誉的，据说像科隆和布雷斯劳大主教那样的教士就公开表明谴责古老的反犹太人诽谤。但当教皇庇护九世利用反犹太人的情绪爆发破坏这种教士发起的启蒙的时候，以上的作为就显得无济于事了。教皇宣称犹太人是“耶稣的敌人，他们没有上帝，只有他们的金钱”。

在世俗的物质主义时代，由各种意识形态产生的攻击和仇恨的思想在不断增盈，其中包括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因此，人们不应该对反犹太人偏见很快适应了新的潮流而大惊小怪。当然，仇恨是一样的，但是它的语言是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的了。犹太人被患有外国人恐惧症的德国人视为另类的民族，它不可能同化进日耳曼民族。因此极端的、种族倾向的民族主义的兴起破坏了早先犹太人可能属于日耳曼民族的信念。当欧洲，尤其是德国从宗教的反犹太主义转向部族净化的时候，犹太人可能就得不到一丁点同情和怜悯，因为皈依基督教甚至向国家宣誓效忠也无济于事。犹太人现在和未来都是犹太人，他们不可能成为德国的犹太人或犹太的德国人。对于一个种族主义者来说，这些都是矛盾的。根据种族主义的犹太恐惧症的观点，犹太人被“犹太人的血液”天生污染了，这种血液完全决定了他们的行为方式。正如彼得· 普尔策所言，不是道德让犹太人变坏，而是犹太人让道德变坏。普尔策恰当地把这一对犹太人仇恨增进的阶段称作“细菌学的”阶段。在一个种族意识越来越强的世界，犹太人对德国（雅利安）社会造成了生物学健康的威胁。从传统宗教的向种族主义的犹太恐惧症的转变，可以在诸如尤利乌斯· 朗本和欧根· 杜林这样有着高度影响力的作家的著作中清晰可见。

杜林和朗本视“犹太人的邪恶”来自“犹太人的血液”，而非犹太人的宗教和文化。正如先前所提及的，这一指控与达尔文的生物学，尤其是和优生学运动的出现，以及它对生产健康族群的许诺存有关联。德国学术界的成员开始放弃平等的理论，而支持可能存在于各种种族群体之间的天生不平等。语言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生物学隐喻和灭绝性的词汇，诸如“寄生虫”“杆菌”“根绝”“灭绝”“根除”。例如，“根绝”通常是用于与消灭寄生虫相关的词汇。在对日耳曼民族加以纯洁的讨论中，几个种族倾向的代言人为灭绝犹太人辩护，认为它是最好的从德国人民中去除寄生介入者的方法。例如，拉加德拒绝把犹太人变为德国人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是无用的办法。取而代之，他认为驱逐甚至灭绝的方法是最好的。拉加德在他的一本书里认为：“犹太人是寄生虫和杆菌，宣称人不能同旋毛虫和杆菌妥协，旋毛虫和杆菌也不会服从教育。要尽快和彻底地灭绝他们。”这些思想所产生的严重结果可能在1944年得到了显示，国防军发放了拉加德的选集，据说是给正在灭绝犹太人的士兵以支持和安慰。

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杜林，也传递了同样的信息。他坚持认为，犹太人是独一无二的物种，具有完全不同的民族信仰，因此不能同化进德国文化当中。在他各种论述犹太人问题的小册子里，尤其是在其好斗的《作为种族、道德和文化问题的犹太人问题》（1881）中，杜林把他自己展示为一个种族主义者和一个灭绝主义分子，他号召对世界的犹太人进行杀戮和灭绝，并且借助更高的历史法则使这类种族灭绝的思想合法化。朗本和杜林以种族排他性的思想模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们把犹太人设想为致命的外国有机物，他们把自己嫁接到他们德国人的主体上，因此必须通过外科手术加以去除，以拯救民族的身体。德国面临的现实和任何被犹太化的国家面临的现实一样。假如一个国家要作为一个健康的国家生存下来，就必须去犹太化。传统基督教的去犹太化的方法是通过洗礼，这是无用的，因为犹太人毁灭性的天性在遗传上就被固定下来，因此无法改变。这种种族的摩尼教先于纳粹运动，它的家谱是由欧根· 杜林、尤里乌斯· 朗本、保罗· 德· 拉加德、奥托· 鲍克尔，以及一批喧闹的种族倾向意识形态分子和官方授意的优生学倡导者所创建。

历史学家思考了这种刺耳且非理性信仰的原因，把它们归于一系列不同的但也相关的起源，比如部族的民族主义、新浪漫主义、种族主义。例如，乔治· 摩西很久以前就认为，相当数量的德国人，特别是那些属于保守主义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以及技能熟练的工匠，都深受正在出现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意识形态把各种有关鲜血和土地的部族观点和新浪漫主义、种族主义的乌托邦结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正如有时人们所称谓的，这一新的种族倾向意识形态是现代化的反动；是由被疏离的知识分子和社会阶层发出的反冲，他们感到自己受到了现代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潮水的威胁。这一反冲带来各种异质的团体，比如民族主义的教师和他们的学生、农民、新浪漫主义的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职业团体（没有竞争力的小店主、不被人需求的工匠、商店或者办公室的职员）、军刀铿锵作响的军国主义分子和他们在民众中的拥护者。正如奥托· 格拉高后来所说，对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社会问题就是犹太人问题。这些团体不是面对正在出现的由大城市组成的世界，面对商业企业狂热的步伐，而是企图发动堂吉诃德式的反革命，旨在夺回更为原始的、根深蒂固的、他们想象在过去已经存在的世界。换句话说，他们珍惜的价值观属于前工业化的时代。他们围绕着土地和国家中的根深蒂固、社会等级，以及对受到时间尊敬的习俗和传统的遵从。根据他们的看法，犹太人体现了他们厌恶的一切：他们是城镇的居住者，并把自己当作现代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力量。

正如先前所显示的，这种对现代化异化效应的新浪漫主义的反抗在欧洲十分广泛，但是，正如乔治· 摩西所指出的：“德国运动的化学过程是十分不同的。”因为它的反动冲击深深地扎入民族的意识当中。在德国，种族倾向的反革命成为了一个民族的强迫症，它的许多反革命信仰在学校、军队、青年组织、大众文学、大众娱乐中被制度化。受到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成员，特别容易受到种族倾向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且在精英主义的、非民主的、反犹太人偏见的框架中，年轻人之间经常发生不同文化的渗透。许多研究集中在这一顽固的反自由主义，以及它的“文化绝望政治学”的种族倾向意识形态上面。这些研究显示，德国社会相当大的一部分，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保持了深远的保守主义特性，坚守着前工业社会的价值观。这对于德国的学生来说尤其真实。法国和英国的学生强烈地认同社会平等、社会正义，以及对生活贫困的人给予经济上的帮助。和他们不同，德国的学生倾向于成为精英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学生、教授，以及一个不断增长的、种族倾向的民族主义者的亚文化群体，忙碌于探寻他们的条顿之根，急切地思考条顿传说、神话、童话故事的意义。这些团体声称在《埃达》《尼伯龙根之歌》，以及在古代德国人晦涩的符号中发现了神秘智慧。他们从事各种神秘的艺术，企图复活古代德国的民间风俗，包括露天集会、露天剧场和自然崇拜。美术成为了这种部族自恋宣传的通行工具。

就是在这一领域，理查德· 瓦格纳辉煌的舞台创作，结合了音乐、剧场和德国人的自恋，可能在德国人的集体心理中，对强化部族民族主义产生了最大的冲击。当然，瓦格纳的音乐对希特勒所产生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它对数百万的德国人也有某种类似的影响。他们对瓦格纳的音乐声响兴奋不已，感到被它通俗化的浪漫主义启示、对日耳曼民族优越性象征的召唤、对异教圣杯（帝国）的寻求、对骑士征服的颂扬、对胜利激越的欢呼（胜利！胜利！胜利！神圣！）高高举起。正如我们众所周知的，瓦格纳和他圈子里的人都是客厅里的种族主义者和犹太恐惧症患者。大师自己写了恶毒的小册子《音乐中的犹太人》（1850），攻击犹太人在音乐中有害的影响。在其中，他谴责犹太人缺乏音乐的敏感，因为根据推测，他们缺乏对德国的土地和人民的感情。他宣称，犹太人仅仅会通过折中的、借取他人的文化模仿创造性。无论作为艺术家还是公民，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不存在希望的，除非他们不再成为犹太人，并成为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不再成为犹太人的真正含义，或者它如何能够产生，从来没有被这位狂想性的作曲家，或者任何一个疯狂的犹太恐惧症患者言说清楚，因为这总是意味着他必须放弃自己反犹太人的偏见，而他没有准备去做这件事。令人非常好奇的是，一些瓦格纳最亲密的支持者和朋友就是犹太人，最著名的是他喜欢的钢琴家约瑟夫· 鲁宾斯坦，还有他至交、指挥家赫尔曼· 列维。他们两人都试图美化这位大师反犹太人的冲动，认为它们来自“最高贵的动机”。

对条顿男女英雄的赞美，也成为了雕塑家和画家所喜欢的主题，著名的代表是卡尔· 霍普勒。他用费德斯的假名，炮制了大量的绘画作品，都是些沐浴阳光的肌肉男。这种视觉艺术接下来与受到图恩瓦特· 扬激发的大众体操协会产生了联系。德国的体操运动员成为了年轻的主要楷模；他们展示了身体的健美，颂扬着种族倾向的理念，排斥作为非德国人的犹太人。

当然，并非所有这些种族倾向的和新浪漫主义的信仰，都在散布猛烈的以驱逐和灭绝为核心的反犹太主义的信息，但累积的效应是，大众歧视性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得到了提升。它们包括对讨价还价和不诚实的犹太人老套的文学描写，包括对犹太人更为邪恶的、妖魔化的形象塑造，在这里犹太人成为了致命的杆菌。它们包括最高雅的文化圈子，也包括奇怪的、半疯狂的小册子撰写者群体。例如，富有影响力的小说家古斯塔夫· 弗雷塔格在《维泰尔· 伊茨格》一书中创造了否定性的、犹太金融吸血鬼文学形象——一个恬不知耻、身形丑陋、不诚实的犹太人，他企图颠覆日常生活中的德国人直率、诚实的道德品质。在威廉· 拉伯著名的小说《饥饿的牧师》中，我们可以发现类似的肖像。在其中，拉伯对比了一位德国人和一个犹太人是如何在世界上获取成功的。德国人追求着诚实的道路，成为了一个贫穷的海边教区的牧师；同时，那个犹太人开始了肆无忌惮的、不诚实的、增加自我财富的人生历程，最终在河里淹死。然而，作为对犹太社群的小小讨好，拉伯引入了一位“优秀的犹太人”，他真诚地克服了其种族的弱点，成为了一位诚实的德国人。这种对比两种精神特性或文化特性——德国人和诚实的、犹太人和不诚实的——的文学技巧，以及相伴随的身形上的对比——金发漂亮的雅利安人和鬈发、黝黑、鹰钩鼻的犹太人，成为流行小说家和艺术家普遍的行为。根据戈登· 克雷格的估计，可能大约有2000万德国人是从低俗的垃圾小说中汲取了他们的精神养分，这些小说每周分期连载，教诲他们把犹太人视为高利贷者、下毒者、谋害儿童者和犯罪大师。

人们通常一致认为，这些形形色色的犹太恐惧症在19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才整合成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其原因似乎主要是双重的：第一是1873年的金融崩溃，以及随后的萧条；第二是东欧的犹太人持续不断向德国和奥地利的流入。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经济自由主义者通过了一系列经济上的改革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法案，它把企业投资者的债务限定为他们投资的实际数额，而非他们自己的资产。这一举措促进了风险资本家的投资洪流，并且至少暂时创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繁荣。但是，因为新的投资没有管控，许多欺诈的投机分子也参与到这场疯狂扩张的狂欢当中。1873年，金融市场崩溃，许多企业倒闭，公众在寻找替罪羊。贝特尔· 斯特劳斯伯格和其他肆无忌惮的犹太投资者一道，成为了主要的被指控的罪犯。他被挑选出来作为更大的犹太阴谋的实例。然而，顺便被遗忘的事实是，两位国会的犹太议员拉斯克尔和班伯格反复警告商业社会，要反对导致危机的、肆无忌惮的欺诈行为。另外也被忘记的是，布雷施罗德一直与疯狂的经济推动者保持距离，并亲自介入，以阻止危机变得比现在更为糟糕，人们普遍没有认识到，许多犹太人和德国人一样卷入危机而破产。公众要的不是替罪羊，而是犹太人替罪羊。这是公众所能接受的东西。

事实上，在1873年的崩溃之后，政治上的犹太恐惧症出现了，几个军事上的煽动者策划了这一恐惧症。德国反犹太人事业最初的代言人之一是帝国宫廷牧师阿道夫· 施托克，他在1878年创建了基督教社会党，目的是把工人阶级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控制中解救出来。施托克是一位中士的儿子，将军事和牧师的生涯结合起来。他最初服务于一个贫困的矿区，然后作为军队牧师服役于部队，最后被委派到宫廷。他见证了工人阶级生活的艰苦环境，他们对教会和国家的忠诚被迅速瓦解的可能性令他十分惊讶。由于感受到大众诉求的重要性，这位愤怒的牧师希望创造一支右翼力量，来抵御他所发现的在政治左翼那里产生的威胁。作为一位帝国宫廷的牧师，施托克享受着霍亨索伦王朝的支持，他与保守的《十字军报》的关系使他进入了舆论制造者的行列。他还以柏林城布道团团长的身份，与低层阶级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个布道团是路德教会的慈善组织，为穷人履行牧师职能。施托克的反犹太人战役是由机会主义的政治理由和个人理由而非理性信念促发的。下中产阶级受到越来越组织良好的、来自下层的工人阶级，以及来自上层的封建利益集团的威胁。因为代表在经济上被取代的下中产阶级，他把犹太人当作便利的替罪羊，让他们为1873年萧条引发的不幸和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金融丑闻负责。他还暗示“犹太人的资本”只是支持大企业的利益，而非德国的小业主。他认同小业主普遍的抱怨，他们宣称自己被大企业和银行家所毁灭。因为这些大的机构控制在犹太人手中，因此所有小企业家承受的痛苦必然是由犹太人引发的。这种错误的推理中存在着充分的可信性，它对一知半解的人和容易受骗的人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正如汉娜· 阿伦特所认为的那样，许多银行家是犹太人，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银行家通常的形象具有了明确的犹太人特性。

施托克的党遭到了可悲的失败，它在1878年国会的普选中只获得1422张选票，但是施托克反犹太人的言辞在保守主义的圈子里，尤其在诸如《十字军报》和《日耳曼尼亚》这样的保守主义报纸中找到了乐意接受其思想的读者。在一系列充满感情的文章中，《十字军报》攻击政府的财政政策，说它们是由犹太人，同时是为犹太人制定的。它把俾斯麦最亲密的金融心腹、银行家戈森· 布雷施罗德挑选出来，作为经济萧条的主要罪魁。主要的天主教报纸《日耳曼尼亚》也作出了同样的断言，它重新印发了俾斯麦二十五年前发表的反对犹太人解放的演讲，这使得俾斯麦感到局促。《日耳曼尼亚》还诽谤德国犹太人的动机，坚持认为过多的犹太人集中在有利可图的商业上，而在“生产性的”企业上犹太人又过少。它建议良善的天主教徒，对犹太企业的联合抵制可以抵消富裕的德国犹太人不合比例的数量。

施托克反犹太人的运动，不仅在整个德国得到了回应，在各地撞击出反响，而且也显示出某种形态。一些好战的犹太人仇恨者，为了推动自己的事业利用了犹太恐惧症；另外一些人将犹太恐惧症变为政治的策略，将德国人整合到一个共同的、用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和反犹太人的信念维系的整体当中；整合的政治方法在特别保守的民族主义者那里尤其流行，其中最能说会道的代言人是镀了金的、具有学术水平的犹太人仇恨者、历史学家海因里希· 特赖奇克。1879年，就在施托克建立基督教社会党仅仅一年之后，特赖奇克在精英的保守主义期刊《普鲁士年鉴》发动了自己反对犹太人的知识运动，他采用了纳粹分子无休止重复的口号——“犹太人是我们国家的不幸”。特赖奇克的攻击主要是受到民族主义者而非种族主义者信仰的促动，他的假定是，德国只有成为一个有结合力的民族共同体，具有单一的意志和目标，才可能变得强大。他狂暴地谴责任何形式的双重国籍或双重效忠，要求严格遵从自己以及其他有教养的德国人特有的、浪漫主义化的民族主义。

数十年来，富有灵感的民族主义激情不断发生强烈的、热情的爆发，这些爆发让这位历史学家和神话学家无法控制自己，他对其他观点充耳不闻，以此保护自己。他不仅成功地向许多他周围的柏林大学的年轻人灌输其教条，而且成功地将反犹太人的思想变成了令人尊重的观点。特赖奇克骄傲地宣称：“现代反闪米特主义的祖国是德国，在这里，体制得到了解决，口号得到了铸造。”德国文学在反犹太人的写作方面最为丰富。事实上，德国是否是世界上最反犹太人的国家，是一个看法不同的问题，但是特赖奇克和志趣相投的犹太人仇恨者尽力使德国这样做了。尽管特赖奇克呼唤反犹太人事业的号角声招致了其一些同事的猛烈抨击，包括著名的历史学家特奥多尔· 莫姆森，但变得清晰的是，在这次学术交流期间和之后，特赖奇克学术界的大多数同事都持有了反犹太人的信念。

施托克和特赖奇克开始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明确而有力地表达了越来越敌意、越来越不宽容的针对犹太人的立场。特赖奇克代言的是保守主义精英，施托克则代表在社会或经济上失意的人。有人可能想弄清楚前者是否比后者更有影响力，但是因为纳粹运动这个广泛民粹主义运动的到来，审视表现自我的反犹太人的大爆发就显得特别重要起来，他们的所作所为与施托克是一致的，都是以民粹主义和高度充满激情的形式体现的。19世纪70年代以及随后的时期，这类犹太恐惧症经常是失意的社会集团敌意的表现，它们几乎都承受了经济萧条的痛苦，因为自身的麻烦而谴责俾斯麦或犹太自由主义。另一个明确而有力表达这些受压抑的挫折和敌意的代言人是威廉· 马尔（1819—1904），他在1879年打造了“反闪米特主义”一词，并且写作了两本有影响的图书——《犹太人的镜子》（1862）和《犹太人对德国人的胜利》（1879）。马尔采用了心理学方法，将恐吓的策略迂回地注入反犹太人运动中。他认为，犹太人远非身体虚弱，或者政治上缺乏力量，他们实际上是非常强大和阴险的民族，他们决心吸空德国人民的种族力量，将其作为自己真正的、恶魔般目标的开端。这个目标就是在德国建立新耶路撒冷。马尔的反犹太人预言，已经带有明确的启示录和千禧年的性质。他认为，德国人和犹太人被锁定在一场殊死的战斗中，并警告人们时间已晚，唯有对世界犹太人一致的反击才能遏制住德国民族的厄运。

威廉· 马尔尖锐的警告绝不是异常的例外。1874年，满足中产阶级需要的文学杂志《园亭》发表了一系列反犹太人的文章，谈论柏林的股票交易和投机欺诈。奥托· 格拉高（1834—1889）撰写了这些文章，它们反映了下中产阶级（工匠、小生意人、小商人、小公务员）的不幸，他们为自己的困境谴责犹太银行家和政客。他们的类似妄想狂恐惧的主要承接者，通常是俾斯麦的好友和心腹——犹太银行家戈森· 布雷施罗德。正如弗里茨· 斯特恩所言：

他体现了所有社会不幸的人所憎恨的一切：他是一个拥有传奇性财富和权力的犹太人，是一个扰乱等级秩序的暴发户和财阀。他似乎适合所有反犹分子的成见：犹太人是煽动者和阴谋家，是腐蚀者和永远的幕后操纵者，总之，犹太人是具有阴暗力量的人。就是犹太人的力量使得非犹太人心神不安，使得反犹分子疯狂。他依靠股票的倒卖积累自己的财富，蔑视人们应该赚钱糊口的神圣原则。在新的反犹太主义中有一种强烈反资本家的成分，而布雷施罗德这位国际银行家，这位值得尊敬的高利贷者，是犹太人和资本家所有邪恶的表征。

有这样想法的德国人很可能属于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阶层，他们尤其感到了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反复发生的经济波动的威胁。这样的集团感到无人代表、被人忽视，不知道如何是好。正如保罗· 马辛指出的，自由主义除了提供了对自由企业高贵的言辞之外，没有给予他们任何东西；保守主义过于遥远和精英主义，无法说服他们；社会主义根据历史法则注定将他们一笔勾销。国家社会主义策动了他们的失意。

这些不同的愤恨最终被几个反犹太人的煽动者从政治上组织起来。1879年，威廉· 马尔建立了反犹太者联盟；1880年，两个新的政党——社会帝国党和德国改革党成立了，它们把反犹太人的愤恨和偏见作为其主要的平台。1881年，一直承受着严重经济困境的小贵族马克斯· 利伯曼· 冯· 索纳贝格，以及弗里德里希· 尼采令人厌烦的姐夫伯恩哈德· 福斯特建立了德国人民联盟，这个组织致力于同议会民主和犹太人开战。福斯特是一个轻微错乱、被解雇的教师，后来移居巴拉圭，打算建立一个名叫新日耳曼尼亚的纯雅利安殖民地。然而，他在乌托邦种族主义方面奇怪的试验悲惨地失败了，1889年他自杀身亡。利伯曼、福斯特和社会帝国党的创建人恩斯特· 亨利希一道，在1881年搜集“反犹太人请愿书”，共有22.5万人签名，这些人呼吁停止犹太人移民，并把他们从公务机关驱逐出去。他们把请愿书上交给俾斯麦。首相的大臣们用简洁的回答拒绝了请愿书：“政府没有打算采取行动剥夺犹太人的权利。”

然而，犹太人问题并没有消失；事实上，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反犹太人的书籍、杂志、党派、公共演讲到处扩散，在德国泛滥成灾。各类反犹太人积极分子的聚集地就是反犹太者联盟。它的创建人之一是特奥多尔· 弗里奇（1852—1933），他后来成为了当代最有影响的犹太人迫害者之一。弗里奇后来被纳粹分子吹捧为大使级的导师，他出版了一系列猛烈轰击犹太人的作品，一开始是1887年的《反犹太人教义问答书》，顶峰之作是1907年的迫害犹太人的巨著《犹太人问题手册》。他还在莱比锡建立了自己的出版社——铁锤出版公司。这家出版社促进反犹太人书籍的出版，通过其定期出版的杂志《铁锤》熟练地利用大众的种族主义偏见。这些出版物的主题都是一样的：犹太人和诸如共济会成员、天主教徒、耶和华见证人这样的其他阴谋组织成员合谋，秘密策划对整个世界权力的控制。类似妄想症的紧迫语气贯穿在弗里奇的作品当中。在其《犹太人问题手册》中，他甚至附加了详尽的清单，他认为犹太人要为这些罪行负责：谋害、叛国、伪造、强奸。此类对犹太人的迫害后来得到了尤利乌斯· 施特赖歇尔和阿道夫· 希特勒的赏识。

1887年，马堡大学的自由主义分子、黑森邦农民的代言人奥托· 鲍克尔著有臭名昭著的迫害犹太人著作《犹太人：我们时代的王》。他是第一个官方的“反闪米特主义者”。他作为独立派被选举为国会议员，鲍克尔是为数不多的自封的民粹派领袖之一，他把对犹太人的仇恨作为自己政治上自我扩张权力的手段。他在讲台上呼吁将犹太人和德国人分隔开来，把犹太人当作外国人对待，限制他们的权利。尽管鲍克尔最后失去了职位，从公共视野中消失，但是他播下了未来的反犹太人活动生根于此的种子。

更让人讨厌的反犹太人煽动者是赫尔曼· 艾尔沃特，他过去是一位教师，因为盗用基金专门给清苦学生使用而被解雇。由于散布有关俾斯麦和布雷施罗德的诽谤故事，他在监狱里被监禁了一段时间。像鲍克尔一样，艾尔沃特浑水摸鱼，把萨克森邦农民和工匠的不满情绪组织起来，巧妙地将最恶毒的诽谤注入他反对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的十字军当中。1892年，他被选上保守党的国会议员。同年，艾尔沃特喧闹的下层阶级给保守党施加了压力，使它接受了新的计划——《蒂沃利计划》。这个计划开篇的第一句话是：“我们与犹太人对我们大众生活产生的横行而腐烂的影响作斗争。”尽管这一计划企图俘获大众追随者，但是，无论大众的反犹太人言论还是煽动者的言论都没有显示出持续的政治力量。鲍克尔在1889年建立的反闪米特人民党获得了稳步的但并不引人注目的增长，从1889年的1.2万张选票，上升到1893年的26.4万张选票，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获得35万张选票。各种各样昙花一现的反闪米特政党从未打算选举出超过20个以上的代表进入国会，鲍克尔和艾尔沃特失去了他们的席位，消失于无名之中。但是这些政党、它们的利益集团，以及那些领导这些政党、利益集团的人，都证明了广泛的对犹太人仇恨的存在。不过，这些反犹太人的煽动者一直设法给自己安上一个光鲜的外表，摆出一个高贵的民族主义者的姿态，宣称代表纯粹的民族利益，而非狭隘的党派利益。

代表民族的而非狭隘党派利益的主题，更多地在奥地利得到宣称，在那里，民族冲突比德国远为强烈。哈布斯堡帝国是一个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多元社群的帝国，占据统治地位的日耳曼民族发现自己被其他民族集团替代的潜在危险。这些民族包括捷克人、匈牙利人、斯拉夫人、克罗地亚人、犹太人。结果是，患有外国人恐惧症的日耳曼精神得到了增长，这种精神带有刺耳的反犹太人的弦外之音。当阿道夫· 希特勒1907年抵达维也纳的时候，这座城市的市长是反犹太人的卡尔· 卢格（1844—1910），希特勒后来称他为“所有时代最高贵的市长”。卢格是一位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在充满经济困难和金融丑闻的时代，他被下中产阶级的选民推举为市长。他本质上是一位浪漫主义的反动分子，喜欢回归更为有机的种族主义的资本主义。他的目标是总体上将犹太人逐出有影响的职业和公共生活。

卢格的政治对手是格奥尔格· 里特尔· 冯· 舒纳勒（1842—1921），他是一个地主、奥地利参议院议员、泛日耳曼民族主义党的创始人之一。舒纳勒也开启了与“罗马决裂”运动，这一运动号召结束罗马天主教文化和宗教的统治地位，其口号是“没有犹大王国，没有罗马，我们建立日耳曼尼亚的苍穹”。舒纳勒呼吁奥地利和德国合并。他的狂热的对犹太人的迫害，以及他的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都给希特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确实，维也纳可能是欧洲最种族主义类似妄想狂的首都。就是在这里，斯拉夫圈子的恐惧和犹太人阴谋的谣言联合起来，制造了一个非常容易被利用的、极其不稳定的气氛。也就是在维也纳，特奥多尔· 赫茨尔痛苦地认识到，犹太人从未被任何非犹太人的社会完全接受为平等的人，他为犹太人新的大量流失辩护，几乎单枪匹马地再次激发犹太复国主义的事业。维也纳的犹太人数量从1857年仅仅6217人增长到1910年的175 318人。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大量犹太人生活在这座城市的莱奥波德，它位于跨越多瑙河运河的第二区。这些犹太人的大多数是来自东欧的加利西亚，被称为东方犹太人。在说德语的地区，他们得到的待遇清楚地表明德国人仇恨犹太人的性质，尤其是丑恶的外国人恐惧症的和种族主义的弦外之音。

东欧犹太人浪潮从两个主要的德国人的土地上岸——东部的奥地利和被称为波兹南的普鲁士东部地区。19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东欧犹太人稳步流入上述地区。最初，它是各种各样霍乱传染病和饥馑的结果，但后来是俄国支持的大屠杀所致。受到惊吓、竭力反对移民的德国人似乎也发现，尽管有超过200万的犹太人逃到西方，但是这些难民的大多数移居到了法国、英国和美国，而不是说德语的地区。德国政府甚至比奥地利政府还厉害，制定了严厉的办法阻止这些移民定居德国。每一项可能的策略——从让人羞辱的调查到强制重新安置的骚扰——都得到了采用，以便把这些移民轰出德国。甚至那些没有计划在德国停留，只是到其他国家短暂过境的外国犹太人也被圈在指定的边境区域，成群地赶到营房当中，服从令人羞辱的驱除跳蚤和杀菌的程序，然后被塞进封闭的火车车厢，运送到口岸城市，在那里，附加的营房隔离和毫无理由的侮辱等待着他们，直到他们最终前往新的家园。在玛丽· 安丁从普沃茨克前往波士顿的旅途上，她提前看到了出于傲慢的德国官员之手的后来发生的大屠杀。

我们这些移民被成群地集中在一起，塞进车厢，像牛一样从一个地方被赶到另一个地方……在一片大的田野中，面对着一座有着大院子的孤零零的房子，我们的火车在田野边上停了下来。一个管理人命令乘客赶紧从车厢里出来。……他催促我们进入一间和这座房子差不多大的大屋子，然后进入院子。许多穿着白衣服的高大的男女在那里等着我们，女人接待妇女和孩子乘客，男人接待其余乘客。这是另一个令人困惑的混乱场景，父母丢失了孩子，孩子们哭爹叫娘；行李被集中地扔在院子的一个角落，无人搭理，最后依然如此；那些穿白衣服的德国人高声发出命令，一直在抱怨，要人们“快一点，快一点”。困惑的乘客像温顺的小孩服从着所有的命令，偶尔问的问题就是他们还要做什么。一点也不要感到奇怪，在一些人心里出现了被强盗、谋杀犯劫持的故事。我们在这里被带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只能看见一座房子；我们的物件被取走，我们的朋友和我们隔离；一个男人过来监视我们，似乎要探知我们的价值；面貌奇怪的人驱赶着我们，似乎我们是一群不会说话的动物，无依无靠，毫无反抗；我们看不见自己的孩子，只能听着他们哭喊，暗示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我们自己被赶到一个小屋子里，一口大锅在小火炉上沸腾；我们被脱去衣衫；我们用一种材质可能恶劣的、滑滑的东西擦拭身体；没有任何准备，热水淋到我们的身体上；然后我们又被赶回小屋，在那里坐下，用一块超大的羊毛毯裹住身体；粗糙的大袋子被拿了进来，里面的衣物被倒了出来，我们只能看到一片蒸汽，同时听到女人的命令，让我们尽快穿上自己的衣服，否则就错过我们没法听清的机会。我们被迫从所有剩下的衣服中挑出自己的衣服，蒸汽模糊了我们的眼睛；我们窒息、咳嗽，恳求这些女人给我们时间。她们依然坚持在催促我们，否则我们就会错过火车。还好，我们没有被杀害。她们只是让我们做好余下行程的准备，清洗掉所有危险疾病的可能。感谢上帝。

由于后见之明，这样的经历可以构成太多的东西，但是它们说明了德国人对外国人所具有的类似妄想狂的恐惧。我们现在知道，从来没有发生拥进德国的移民潮，但是却给了人们这样一个感觉。无疑，这样的感觉一部分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东欧的犹太人十分突出，他们喜欢群居，衣着特色鲜明，说意第绪语，他们奇怪的举止让德国人恼怒。由于这些东欧的犹太人组成了排他的社区，因此给许多德国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包括被同化的德国犹太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一个相当于国中之国的不相容团体正在被植入德国社会之中。对于许多德国人来说，这些东方的犹太人提供了令人不快的视觉，他们似乎为了寻找生意在维也纳或柏林的人行道上急速奔跑。他们被诬蔑为“令人讨厌的元素”，蜂拥进德国社会，带来虚无主义的意识形态。政府官员把他们当作带来瘟疫的寄生虫。特赖奇克说这些“流浪汉”除了可恶而糟糕的德语口音之外，没有任何属于德国人的东西，“他们的长袖衣服散发着恶臭，前额留着必须有的鬈发”。甚至德国的犹太人也努力使自己的行为像德国人一样，他们防备着这些东方的同宗者。用一位德国犹太人的话来说：“他们懒惰，永远擅长欺骗他人，这些都让西部的欧洲人不得不充满了令人厌恶的想法。一个邪恶的期望油然而生——应该从世界上清除掉这些令人不快的东西。”瓦尔特· 拉特瑙是一位被同化的德国犹太人，他明显真诚地表示犹太人正成为“德国人民身体中外来的有机物”，因此正如卡尔· 马克思在他之前所做的那样，他对自身犹太人的传承表达了深深的暧昧。

假如身为犹太人的瓦尔特· 拉特瑙看见某个东方的犹太人都会感到不愉快，那么当阿道夫· 希特勒第一次见到他所称的这些“裹在长袖衣服里、留着黑色鬈发、散发着让我要生病的臭气的东西”的时候，他的恼火就更为厉害了。突然之间，根据犹太恐惧症的观点，瓦尔特· 拉特瑙的外国有机物成为了“有毒的脓肿”“腐烂的酵母”“杆菌”，发动一场杀灭一个致命病毒的战争要求英雄主义的方法，它们要和巴斯德、科赫曾经使用过的方法相媲美。到了1914年，希特勒和其他患有种族主义的犹太恐惧症的人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认为犹太人是异己的民族，而是认为他们是致命的杆菌，因此必须被彻底消灭。

我并不想主张，希特勒在战前维也纳对犹太人的看法是一种共同的看法，但是证据显示，它在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是十分广泛的，超出了通常的假定。正如杰克· 维特海默尔提醒我们的，对没有被同化的犹太局外人否定性的成见，也表明了德国人普遍对外国人持有的一个长期问题：“本质上德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是剥削性的。德国人不仅没有想到他们的国家是那些受迫害的和贫困的人的避难所，而且他们对外国人的评估完全取决于他们的用途。”在第二帝国对外国人愤世嫉俗的处理，不仅与纳粹德国形成明显的关联，而且与战后的联邦德国也是如此。乐意吸纳外国人的团体，并且允许这些人成为国民是一个民族特性的重要尺度，假如这一点是真实的，那么清楚的是，第二帝国不仅远离自由主义的尺度，而且形成了胚胎形式的“纳粹时代的意象和政策”。

换句话说，对东方犹太人的偏见体现在反犹太人仇恨最恶意的形式当中，即恐惧外国人的民族主义和生物学的种族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种公然的反犹太人偏见没有构成多数人的观点，它们依然限制在极端的种族主义圈子内。然而，这些极端的圈子和主导这些圈子的怪人，在塑造未来思想和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关的事例是格奥尔格· 兰茨· 冯· 利本菲尔斯，他给希特勒灌输了许多种族主义的思想。1905年，利本菲尔斯是阿道夫· 约瑟夫· 兰茨的假名，他创立了“新殿堂会”，其成员都是金发碧眼的男人，他们被这位主人劝告与天生具有同样长相的雅利安女人配对，在德国制造出新的种族秩序。利本菲尔斯在他的杂志《女神奥斯塔拉》中散布其种族主义的思想。这本杂志的封面通常用万字徽来装饰，它在德国和奥地利销售得非常快。事实上，1908年秋季刊发行量达到了10万份。就在这一年，利本菲尔斯完成了他的主要著作《理论动物学或索多玛小猿和神圣电子的科学：早期的和最近的世界观导引及对皇室的和贵族的辩护》。这是一部漫谈性质的著作，试图显示历史是黑暗儿童（索多玛小猿）和光明儿童（雅利安人）之间的永恒冲突。利本菲尔斯宣称，英雄的雅利安人拥有导电的身体器官以及内嵌的导电输送器，但是他们的能量被几个世纪来累计的种族不纯所耗费。他希望通过纯洁种族的优生学，在雅利安种族当中再次给予这一英雄品质以活力，从而帮助雅利安人重新点燃他们电磁的、放射性的器官，变成无所不知、智慧无比、无所不能的人。对于所有低级的种族来说，特别是犹太人，利本菲尔斯推荐了一种国家支持的奴役、绝育和灭绝的政策。

利本菲尔斯不仅是一个疯狂的怪人，而且是一个骗子。他的真名叫阿道夫· 约瑟夫· 兰茨，他曾经是奥地利圣十字修道院西多会的修士。1899年他离开了修道院，称自己为“男爵”，授予自己一个博士的头衔，另外还遮掩了自己的出身。除了自己在文学方面的活动之外，利本菲尔斯还在上奥地利的威芬斯泰因聚集了一些和他想法相同的邪教分子。在那里，他汇集了他的门徒，升起一面万字旗，给条顿的精神念诵富有魔力的咒语。根据研究利本菲尔斯怪异生涯的维尔弗里德· 戴姆的观点，阿道夫· 希特勒实际上在那时遇见过利本菲尔斯，并向他询问过日耳曼光与春的女神奥斯塔拉的一些陈旧问题。事实上，万字符号、种族主义的历史理论、雅利安纯洁性的圣杯、类猿人种的灭绝，所有这一切精神上的失常，都被利本菲尔斯为希特勒预先制造出来了。

然而，把利本菲尔斯和种族主义的邪教分子挑选出来，作为种族主义偏见唯一的提供者，是十分错误的。在种族主义的民粹分子和学者当中，存在着相当多的种族主义思想的养分共享和积极合作。例如在1900年，武器制造商弗里德里希· 阿尔伯特· 克虏伯赞助了一次论文竞赛，论文的主题是：“我们从达尔文主义原则以及把达尔文主义用于内部政治发展和国家法律当中能学到什么？”评审团的主席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恩斯特· 海克尔。大多数竞争者都信仰雅利安人的优越性，支持某种反犹太人的隔离。比赛的一等奖获得者是慕尼黑的医师威廉· 沙尔迈耶，他用竞争、适者生存这些宽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来描绘所有人类的行为，建议对种族上虚弱的人种给予温和的忽视。他特别相信雅利安种族代表了人类成就的顶峰，严格的优生学努力，尤其是国家支持的这一努力，将保持雅利安人的纯洁性和领导地位。

克虏伯竞赛中另一位竞争者是路德维希· 沃特曼，他获得三等奖，后来因为出版种族主义期刊《政治人类学评论》而得到了很高的声望。他的期刊是少数学术期刊中唯一专注于种族主义研究的。阿尔弗雷德· 普洛茨是德国优生学运动的奠基者，他出版了最受人尊重的文献之一 ——《种族主义和社会生物学文献》。普洛茨的出版物成为了先锋的种族主义思想的论坛。他后来创造了“种族卫生学”这个短语，建立了秘密的日耳曼人协会，并因为对种族主义的贡献，得到了希特勒的慷慨奖励，获得了大学的教席。一些下一代的主要优生学家和遗传学家，换句话说，就是在国家社会主义保护伞下的科学家，都受到沃特曼和普洛茨的影响。他们其中有欧根· 费舍尔、弗里茨· 兰茨、奥特马尔· 冯· 维斯舒尔，最后一位是未来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死亡天使”约瑟夫· 门格勒博士的导师。这一伙人当中最富有热情的人是欧根· 费舍尔，他将门德尔的遗传学运用到种族卫生学上。1934年，费舍尔吹嘘他是在学术圈子推广沃特曼思想的第一位科学家，并且“用对种族主义科学的热情点燃了年轻人的心”。费舍尔的同事弗里茨· 兰茨是阿尔弗雷德· 普洛茨的门徒，经常为普洛茨的杂志提供稿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普洛茨的《评论》得到德国许多学者热切的阅读，成为所有种族主义信条的交流中心，其中包括兰茨和利本菲尔斯的伪科学迷思。

尽管阿尔弗雷德· 普洛茨试图澄清他并非想让种族卫生学受到反犹太人偏见的影响，他谴责这些偏见是迷信，但是这一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精确地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并且与极端种族倾向和民族主义的反犹太人偏见交换养分，给这些偏见令人尊敬的科学外表。阿道夫· 希特勒种族主义的世界意象并非他自己妄想的产物，而是德国和西方其他地方（包括美国）“令人尊敬的”科学发现的结果。当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分子读到费舍尔或利本菲尔斯的文章时，他们只不过是在吸收在学术和大众圈子里被广泛接受的思想。

在这些信条里面体现的信息是准确无误的：所有的生命一生都从事着无休止的生存斗争，假如放弃斗争就注定灭亡。像个人一样，民族也从事着无止境的、适者生存的斗争。一个民族的战斗质量依赖于其民族和种族的纯洁性，以及创造生产价值的工人、凶猛的斗士、富有个人魅力的领袖哺育适应力最强人种的能力。那些污损民族的人——犹太人、吉卜赛人、亚洲的低等人、精神疾病患者、身体上残疾的人——都要通过适当的国家手段加以清除。对于所有人种来说，雅利安人（白种人）种族处于人类成就的顶峰。因为德国是雅利安种族的故乡，因此德国人被赋予神圣的使命，即大量繁殖和统治世界。但是，种族的混杂已经走得太远，以致时间确实已经晚了。因此，只有国家支持的立法才能保护雅利安种族免受劣等种族的感染。1913年，欧根· 费舍尔以“绝对的确定性”大胆预言：白种欧洲人将被灭绝，除非政府，尤其是德国政府制定和实施明确而一贯的种族政策。阿道夫· 希特勒和纳粹政府提供了这一政策。

在1914年，没有人能够预言事态肯定不会按照纳粹塑造的方式发展。尽管在德国社会已经出现了先前讨论的不祥的错误路线，但是，德国的状态是一个文明的法治状态，它保护努力挣钱的犹太人的权利。按照彼得· 普尔策的话来说，犹太人自身发现“在欧洲生活是可以忍受的，而对于许多人来说，它是明显不错的。他们就像在家里，犹如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在家里一样”。当然，有理由惊讶，因为对犹太人的仇恨不仅感染了粗野或无知的民众，这一点在整个历史上都有显示；而且从生活的所有方面潜移默化地深入到受过教育的民众的思想中，另外还栖居在许多社会和政治的机构当中。虽然我们可以在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之间画一条垂直的关系线，但是没有理由在1914年假定，反犹太人的感染已经侵蚀了整个社会，并把犹太人弄进了地狱。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暴力后果提供了一些条件，它们加重了这一感染，并将它转变为狂暴的疾病。

注　杰克· 韦特海默在1987年出版的题为《不受欢迎的陌生人：帝国时代的东欧犹太人》一书显示：犹太人，尤其是东欧的犹太人，几乎不可能从骗人的公务员和法官那里获取公民权。他们经常在严格的命令下行事，拒绝给予犹太人公民权。这本书的优点不仅在于提醒我们在19世纪很多德国官员对待犹太人的方式，而且也显示了甚至在今天德国人依然保持了对外国人的歧视态度和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