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

在“八月炮火”开始大作之前不久的1914年8月2日，大量的战争演说在整个德国回响。在慕尼黑的音乐厅广场，当从陆军元帅大厅的阶梯传来宣战的消息时，数以千计的人欢呼雀跃。在人群当中，距离面对广场的露台两侧的石狮子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个年轻人，他似乎处于狂喜的状态，此刻的激动让他神魂颠倒，根据他张开的嘴和闪闪发光的眼睛判断，他正短暂地体验着一个征兆：命运正在召唤他进入伟大的事业。照片里的这个人是阿道夫· 希特勒。用理查德· 汉泽尔的话来说：“画面永远凝结在这一精确的瞬间，就在此刻，阿道夫· 希特勒的事业成为了可能。照片所拍摄的正在被宣布的战争，形成了对他的崛起不可或缺的社会混乱。”战争的激动让希特勒不能自已，以致“那几个小时像一次赎救，把我从青春的烦恼心情中解脱出来……今天我可以无羞地说：我被感激的热情所席卷，我跪了下来，发自充溢的内心感谢上苍，它赐予我好的命运，让我生活在这个时代”。

希特勒对即将来临的战争的紧张惊险感到狂喜，无论是真实的还是间接感受到的，1914年8月的大多数德国人也共享着同样的心态。国家被真实的战争精神错乱所控制，年轻人和老人都一样欢欣鼓舞地欢迎为德国而战的前景。被压抑的社会挫折，连同强烈持有的民族主义信念公开爆发，并至少在一瞬间形成了非常整一的、有着共同目标和目的的民族。左翼政党保证在胜利到来之前暂时搁置不同意见，和政治的对手结合起来。皇帝骄傲地宣布敌对的政治堡垒处于友好的状态，在一个国家之中，党派的争斗暂时停了下来，“我不再承认党派，我只承认德国”。

大多数德国人陶醉于这种民族主义狂热弥散的情绪之中，他们把战争看成激动人心的消遣，甚至把自己从多年的不满、被疏离或者失败之中拯救出来，并且希望到圣诞节战争完全结束。年轻人被父母、老师、恋人所怂恿，迫不及待地奔赴前线，一个后来纳粹冲锋队员回忆道：“我感觉自身有一种冲向前线的冲动。最终被允许参与这一神圣战斗的渴望变得非常强烈，上升到几乎病态的程度。”年轻的德国人从小就习惯了男子气概和为祖国牺牲这些崇高理想，同时他们被维系在一些心理和行为的培养上，包括自宗教战争之后对陌生人的仇恨；在崇拜的女性的欢呼声中，以激昂的行军方阵奔赴前线；疯狂的决心赋予感情以心理的力量。

这也包括大量的德国犹太人，他们抓住这个时刻证明他们的忠诚，证实他们的德国人特性。一个协会宣称：“所有犹太人必须尽职，但是德国犹太人必须做得更多。”许多德国犹太人和德国同伴一样，因为同样的理由欢迎战争的到来，但是也许有更特别的原因：战争给了他们机会去令人信服地证明他们是忠诚的德国公民，愿意为德国拿生命作赌注。就他们在德国人口的比例来说，他们参加战争的人数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在1914年前犹太人在德国部队服役的人数只有3500人，但在1914年到1918年间，他们在武装部队的服役人数就大约有10万人。其中8万人直接投入战争，3.5万人因为勇猛而获得勋章，2.3万人获得了未正式任命的军衔，2000人成为军官。总共有1.2万德国犹太人在战争中失去生命。

志愿兵中最年轻的人是十三岁的犹太少年约瑟夫· 齐皮斯，他在前线失去了两条腿。第一位议员志愿兵是路德维希· 弗兰克，他也是一位犹太人。莱奥· 贝克最初是一位最重要的犹太知识分子领袖，在东部和西部前线作为战地犹太教士提供服务，安慰犹太士兵，满足他们的宗教需求。弗里茨· 哈伯是皇帝威廉学院的领导人，他通常不炫耀沙文主义，但还是在《93人宣言》上签了字。《93人宣言》是一份由93位著名知识分子签署的公开声明，他们证明德国对比利时的入侵是合理的，否定所有对德国战争暴行和侵犯国际法的指控，并大胆地肯定德国军队和人民是一体的。其他犹太知识分子也签署了这个沙文主义的文件，其中包括保罗· 埃尔利希、路德维希· 富尔达、保罗· 拉班德、马克斯· 利伯曼、马克斯· 赖因哈特，这是一个由知识分子精英组成的给人印象深刻的群体。弗里茨· 哈伯很快使学院跟上了战争的步伐，让他的化学知识用于毒气的生产。和其他两位著名的犹太科学家、也是未来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 弗兰克和里夏德· 维尔施泰特一道，哈伯负责研发各种各样的化学武器，甚至亲自指导在前线的实际进攻。犹太诗人恩斯特· 利绍尔（1882—1973）创作了最具侵略性的、充满仇恨的战争诗篇，诗歌的名字叫《仇恨英国人的赞美诗》，它立刻给他带来的声誉：

被天恨，被地恨；

心也恨，手也恨；

我们爱恨如一人；

英国，我们只有他一个仇人。

在维也纳的犹太人社会，这位维也纳的诗人并非是唯一作出如此兜售战争评论的人。甚至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至少在最初也宣称“我的里比多也献给了奥匈帝国”。他承认他是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奥地利人。弗洛伊德爱国主义的热情很快就冷却了，因为他的三个儿子都被应召入伍，且承担了艰巨的任务。他的犹太同事也受到了应召：马克斯· 艾廷顿为战争胜利的前景激动不已，卡尔· 阿伯拉汉姆被派往柏林附近的外科中心，桑德尔· 弗伦兹被派往匈牙利的轻骑兵部队。还有一些奥地利犹太人很快参与了国家的服务。作家和后来的和平主义者斯特凡· 茨威格最初为奥地利的战争成就撰写了宣传文章。在20世纪将对哲学进行革命性改造的路德维希· 维特根斯坦急忙从剑桥赶回，成为奥地利军队枪炮手的志愿兵，尽管疝气可以让他免除兵役。

许多理想主义的青年奔赴1914年奥地利的战场，再也没有回来。每个人都假定战争将于圣诞节很快结束，但是战争很快变成了一场消耗的拉锯战，造成了令人震惊的人员和物资损失。甚至铁石心肠的军国主义分子在看到伤亡名单的时候也倒吸一口凉气。1914年固若金汤的前线很快出现了裂缝。左翼政党不情愿地投票支持战争拨款，但是希望保守主义的统治阶层做出重大的政治和经济上的让步。当这些让步没有兑现的时候，政治的分歧以复仇的方式重启。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只要战争持续，对取得战争成就的支持就一直在持续。对战争极度兴高采烈的原因只能是：官方对痛苦麻木不仁，许多德国人错误地相信他们的领导能给予他们丰硕的战争果实。

德国最高统帅部缺乏协调多线作战的能力，同时面对具有数量和生产能力决定性优势的敌人，这些都使得德国绝无可能赢得长期的消耗战。到了1916年，这变得越来越明显，并且被冯· 兴登堡和埃里希· 鲁登道夫的团队特别糟糕的决策弄得更加复杂。在坦嫩贝格和马苏里亚恩湖重创俄国人之后，在大多数德国人眼里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成为了超人英雄，他们的声望使得德国皇帝或者任何一个平民都变得十分矮小，以至于没有人敢质疑他们政策的智慧。只要军队能够忽悠公众相信胜利就在眼前，对取得战争成就的支持就依然会令人震惊的强大。

真相是德国的军事独裁者，包括陆军元帅冯· 莫尔特克、法尔肯海因将军，以及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团队，笨手笨脚地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灾难。1914年，他们高度自夸的施利芬计划没有实现承诺的对西线的打击；1915年和1916年，在西线徒劳无益的壕沟战中他们牺牲了100万士兵；1916年，他们竭力将英国海军击退出日德兰群岛的行动失败。1917年，他们犯下了三次几乎注定失败的大错：他们抛掉了必须和西方大国缔结适度和平的任何机会，批准了无限制的潜艇战，从而不可避免地把美国带入了战争；他们还愚蠢地批准列宁从瑞士进入俄国发动俄国革命；最终在1918年他们准备了一系列无望的战争，面对确定的失败，他们委派市民去安排停火事宜，然后又谴责他们“刺穿”了德国军队的后背。

战争的趋势和失败的可能性，对战斗部队和支持战斗部队的德国民众产生了深远的心理冲击。四年野蛮的战争涉及恐怖而伤心的体验，这一战争在根本上重铸了许多人的人格。最初他们在花雨中奔赴战场，追求英雄之死；然而，他们最终没有获取辉煌的胜利，而是发现了无尽牺牲的梦魇。正如罗伯特· 维特所指出的，他们所体验的是潜伏在角落里、同时被他们塑造的极权主义国家三个基本的性质：整体的犯罪、国家的强制、建立在民众幸福基础上的一种新的专制统治。由于战争具有对中央计划的内在要求，对于德国人民来说，战争成为了一所社会主义的学校和一场集权主义的教育。后来一些人指称它是“战壕社会主义”，因为数以百万计的人在战壕里相识，并学会了像同志一样相互信任，而不再是不同的社会群体的成员。

战壕也培育了新的、令人恐惧的人类：没有感伤的、被剥夺情感的、被管制的、残酷的、暴力的人。诗人恩斯特· 荣格后来把这种有效率的杀手美化为更高类型的人类存在，即未来的新人，他们狡猾、有力、无情，同时疯狂而头脑简单，他们将击碎没有脊梁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后背。正如荣格所正确预言的：“战争不是终结，而是力量新的提升。新的形式将充满血，可能被坚硬的拳头所掌握。”许多年轻人参与了世俗的十字军，并且与其心理上的团结特征分享了“前线的体验”，这些特征包括同志情谊、风暴般的突击、自我牺牲，他们一生都对这些体验十分珍惜，并积极地在和平年代推动士兵共同体的复制。这也是希特勒最喜欢的梦想，他在音乐厅广场的那一天就发现了这个梦想，后来企图通过将士兵的友谊情感永久注入和平年代，消灭阶级差异，将战壕精神注入日常生活，在第三帝国实现这一梦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杀戮行为的分水岭，因为它加速了杀戮的步伐，现代民族国家据此完善了发动整体行动的技巧，包括科学的、技术的、经济的、科层的、心理的，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灭绝他们的敌人。根据奥默· 巴尔托夫的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了动机和组织化的技巧，它们成为后来国家组织的大规模杀戮——包括大屠杀——实验的标准。巴尔托夫提醒我们，死亡营在结构和组织上的模型是这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整合了几个军事环境的所有属性，诸如制服和铁丝网、瞭望塔和点名、等级和秩序、训练和命令。大屠杀因此是一个军事化的种族灭绝，通过杀戮所有需要杀害的目标，同时保证任务执行者的安全，使得一切都变得更有成效。”这里存在着某种可怕的东西：现代工业国家把自己变成了组织化杀戮的机器，无论其目的是拯救民主，保护国家的自身利益，还是更让人困惑的是灭绝种族的敌人，或者实现追求英雄主义和死亡的浪漫主义渴望。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了使他们偏向法西斯生活方式的经验，包括对伪宗教的民族主义和夸张的军国主义的颂扬。

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是一所法西斯主义的学校，因此也是恶毒的犹太恐惧症的学校。当战争的潮水转向的时候，在武装部队内外潜在的反犹太偏见开始出现。1916年6月，议会中反犹太议员向国防部长提出了征兆不好的问题：有多少犹太人在前线服役？谣言流传了一段时间，犹太人是逃避者，他们避免在前线承担责任，有意选择安全和有利可图的职位。希特勒后来重复着这些错误的断言，声称犹太士兵是躲在后方的胆怯纸人。

……行政管理部门的官员职位被犹太人占据。几乎每一个职员都是犹太人，每一个犹太人都是职员。我感到惊讶，大批上帝的选民成为了战士，我情不自禁地把他们和在前线没有代表的犹太人加以比较。

这种恶毒谣言的结果是，国防部发起了一场全方位的犹太人的人数调查，但是它从没有发布它的发现，而是宣称结果只为了内部信息而非公共消费。正如先前所指出的，现实是犹太人承担了和德国人一样的责任，但是这个事实被有意地压制了，因为公众需要寻找替罪羊。这种寻找替罪羊是自发的，并且得到患有犹太恐惧症的党派、协会和利益集团的积极推动。在普通大众当中，一个人能发现所有种类的诽谤性的反犹太人评论，结论是：“犹太人没有赚够，因此战争还没有结束。”当战争对德国人变得不利的时候，统治阶层的精英和诸如泛日耳曼联盟、祖国党这样的反犹太人团体联手，为了将政府对战争错误运作的责任转嫁出去，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普通德国人承受的损失和不平等中分散出去，蓄意地激发犹太恐惧症的感情。战败使得对这种策略的运用变得更为普遍。四年来这个国家一直被灌输胜利就在眼前，当它知道停火令人羞辱的条款和接下来《凡尔赛条约》的条款，确实震惊不已。《凡尔赛条约》的条款剥夺了德国的武装部队、商业海运，以及欧洲和海外有价值的领地，还要求严重地危害其未来经济生存的严厉赔偿。更糟糕的是，这个国家陷入了政治的混乱、君主制度的崩溃、国内战争，以及政治动荡的年代。

战败的震惊伴随着集体的不信任感，它们导致了一系列模糊了崩溃原因的否定，在恐惧、怀疑、隔离的氛围中，在民主的基础上重建这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根基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战争不是在德国的领土上发生的，军队以相对良好的秩序返回国家，因此许多德国人相信军队从来没有在战场上被击败，而是在国内被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或者犹太人破坏的。那些最应该为失败受到谴责的将军们反而把自己的战败归因于失败主义以及国内的破坏。阿道夫· 希特勒将一些无形的力量归结为“十一月的罪犯”，他们被假定“在背后刺伤了德军”。

在紧随着德国战败的普遍崩溃中，除了旧的欧洲躺在废墟当中，几乎没有一件事是清晰的。战争吞噬了近200万德国人的生命，而且造成了更多的永久性伤害。一代年轻人在欧洲的战场上流血而死，存活下来的人因为战争的经历留下了永久的创伤，缺乏心理上的资源，这些资源却是建立稳固而和平的社会所必需的。出自战败的创伤，出自权威古老象征的消失，暴力、国内冲突、极端主义的年代到来了。战后的混乱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并且在1929年的大萧条中被重新点燃。以这种动乱为背景，人们必然发现政治的病状在增长。和在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在德国，一代政治极端主义者在政治的舞台上游荡，寻找着救世主式的领导人，他能够把他们从战场无意义的牺牲中拯救出来，恢复已经和古老权威一并消失的集体目的感。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带来了以国际共产主义形式出现的世界革命。正像在俄国一样，工人和士兵组成的委员会在德国出现，最初是在1918年10月下旬，基尔的水兵发生暴动，然后在整个德国蔓延。在柏林，人民代表委员会宣布自己是新政府的行政分支；在慕尼黑，独立社会党的库尔特· 艾斯纳得到工人、士兵、农民委员会的支持，他宣布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俄国革命的再现似乎即将到来，然而事实上，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被夸大了，因为德国不是俄国。在俄国，城市的工人阶级比德国的工人力量在比例上小得多，他们在正规的工会阵线方面也缺乏技巧，也缺乏富有技能的工艺传统，而这些都使得德国的工人先天具有更加保守主义的特征。工人、士兵、农民委员会的激进主义很快得到了多数派社会党，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社会民主党的控制。他们由小心翼翼的工会主义者领导，这些人包括弗里德里希· 埃伯特、菲利普· 谢德曼、古斯塔夫· 诺斯克，他们对意识形态毫无兴趣，甚至对为了共产主义去颠覆社会秩序更无兴趣。他们拥护社会民主，主要聚焦基本的生活议题，这些议题包括更高的工人工资、更好的社会福利、更好的工作条件。在统治精英崩溃期间，权力暂时移交给社会民主的力量，尤其是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社会党）。1919年1月，他们击溃了唯一一次革命左翼发动的严重暴动，发起者是卡尔· 李卜克内希和罗莎· 卢森堡领导的斯巴达克斯党。但是，社会民主党这么做，得到了军方及其法西斯雏形的自由军团的帮助。自由军团抵抗着德国社会的共产化和民主化。弗里德里希· 埃伯特与传统军事精英的魔鬼协定可能挽救了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使他们摆脱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极端行为，但是它也注定新的、在魏玛正在建立的民主共和国的短命。埃伯特最初同意不干预军队传统的结构；他不知道的是，这也使得他的党没有能干预行政部门、大学、大型公司的传统保守主义秩序。这些机构和集团厌恶民主进程，它们成为企图毁灭民主共和国的右翼保守主义极端分子的聚合地。

从共和国成立开始，就能确认出三股主要的政治势力：一是革命的左翼，它在1919年被击溃，但是继续推进世界共产主义的事业，厌恶在比例上大得多的多数派社会党；二是温和的多数派社会党，他们暂时和天主教中央党、资产阶级中间派的民主党派合作，从而给予魏玛共和国一口苟延之气；三是正在增长的保守主义右翼，最初它被战败所震惊和瘫痪，但是力量很快得到了恢复，把自己作为传统德国价值观真正的承担者。战后政治的标志就是这三股势力，但是当埃伯特和社会民主党同传统的军事工业精英在1918—1919年达成协议的时候，结果已经注定是保守主义的右翼占据上风，因此也预先阻止了在德国社会的制度和传统当中进行任何根本的社会变革的可能性，也在左翼的共产主义者和右翼的保守主义者眼中使社会民主失去了信用。

1918年到1923年间，德国经历了如此紧张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震荡，以至于它无法治愈许多内部的分裂，无法保护自身免于不断增长的右翼极权主义的威胁。在这五年间，德国处于实际上是国内战争和大萧条的状态。仅在1923年一年，虚弱的共和国就从一个危机蹒跚到另一个危机：鲁尔被法国人占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体制在图灵根和萨克森取得了政权；共产主义的暴动在汉堡发生；巴伐利亚落入了右翼反动派手里，他们威胁要退出德国；德国的东部边境受到波兰人的威胁；460万德国马克才能兑换1美元。尤其是在德国的货币及其经济在毁灭性通货膨胀冲击下发生崩溃之后，资产阶级的文明处于崩溃的边缘。历史学家康拉德· 海登认为，这次经济的动乱是“货币的死亡”，是物质富裕乐观景象的终结，是对进步的世俗信仰的终结。许多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德国人失去了对政府、对它美好的言辞、对它有关储蓄受到法律保护的保证等等的所有信任。九年来，他们向政府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的储蓄；而回报却是，政府的战争借贷、储蓄、投资现在都分文不值，因为政府浪费了三分之一的国民财富用于一场无效的战争。五年间的社会舆论气氛充满了狂暴和寻找替罪羊的期望。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被正确地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和复活的犹太恐惧症的孵化期的原因。这两个现象是紧密相关的，正如它们预示了在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当中意识的“再神秘化”。

犹太恐惧症的聚集

在1920年，在帕绍的第41巴伐利亚警卫团的汉斯· 克诺登，给巴伐利亚的总理古斯塔夫· 冯· 卡尔递交了一份标题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建议》的紧急报告，在其中，他提供了几乎和1942年1月万湖会议规划一样的解决方案。这位年轻人被一位著名的国会议员描述为“特别善意的、可敬的年轻人”，他受到最高贵的拯救民族和国家于不幸的崇高意图的促动，提供了如下的“人道建议”：

1. 犹太人要在24—48小时内在指定地点报到，然后被移送到集中营。

2. 抵制这些措施的犹太人将被处决，他们的财产将被没收。

3. 给犹太人提供援助和支持的德国人将得到同样的下场。

4. 假如协约国报复，应立即采取把犹太人饿死的措施。协约国一旦发动实际的入侵，就立刻对犹太人进行屠杀还以颜色。

5. 只要受到内部和外部敌人威胁，对犹太人的收容就要一直持续下去。如果犹太人在收容中活了下来，并且内部和外部的敌人都被消灭，存留下来的犹太人将被全部驱逐出德国，前往巴勒斯坦，同时没收他们的所有财产。任何返回德国的犹太人将被判以死刑。

这个年轻人“可敬的意图”被认为是病态狂热者的咆哮，立刻被行政当局拒绝，但是他提出的极端建议可能被比行政当局愿意承认的更多的人所接受。首先，在1918年战败之后，病态的犹太恐惧症在军队有牢固的根基。到那时，犹太恐惧症已经在军官团和军队行政部门的各层级蔓延开来。帝国军队的瓦解并没有消除反犹太人的偏见，因为这些偏见很快就转移植入了正在激增的、在1919年至1923年整个德国迅速生长的准军事组织。事实上，就是自由军团和许多相关的退役军人协会、种族主义联盟以及防御性的协会，成了核心的犹太恐惧症的培育基地，我们可以把它们和纳粹运动联系在一起。

自由军团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18年冬季革命的骚乱。那时，帝国统治的崩溃导致了革命左派和社会民主力量之间更残酷的权力斗争，前者试图对德国社会进行革命化，建立共产主义的体制；后者试图安排向社会民主的和平过渡。无论哪派都没有足够的力量，也没有得到德国人民的支持。正如先前所见，社会民主党借助军队和关联的自由军团组织粉碎了革命的左派。1918年冬季，帝国的军队因为战败、士气的丧失、停战的条款所要求的快速遣散，以及《凡尔赛条约》对这一遣散的再次确认，很快自我瓦解。《凡尔赛条约》要求德国军队的规模缩减到10万人。多数旧帝国的军官和服役军人认为自己体现了德国的全部精神。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拒绝放下武器，继续发挥着志愿兵的作用，积极地跟随着他们的指挥官参加各种政治冒险，要么反对他们国内的左翼敌人，要么在东部抵抗波兰人或者立陶宛人。他们失去了战争，也失去了他们的军官领袖——皇帝，因此这些军官主义者认为他们面对着一个社会主义统治下沉闷的前景，他们知道这个制度对旧的军事体制充满敌意。估计在1919年有大约27万名军官，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旧式贵族。他们享有免于文人统治的实际豁免权，并发挥着令普通德国人嫉妒的一定程度的社会影响力。战败的震动、军事和社会特权的丧失、社会主义体制下沉闷的“没有英雄气息”的生活前景，都让他们目瞪口呆，因此他们变成狂怒的反革命分子，拼命地寻找新的帝国战旗，以及能够为自己的困境加以谴责的敌人。

正如罗伯特· 维特所显示的那样，这些准军事的力量是纳粹主义的先锋，他们制造了后来可以用来定义希特勒的政治青年即冲锋队队员的犹太恐惧症心态。这些组织的青年——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最终找到了进入纳粹运动的路径——强烈地相信领袖的原则，厌恶民主，仇视中产阶级“庸俗的”价值观，把犹太人看作他们种族主义的敌人，要求“无犹区”，重新将德国军事化。阿道夫· 希特勒利用这些人作为击槌攻击民主的魏玛共和国。一些大屠杀著名的杀戮者——马丁· 鲍曼、鲁道夫· 霍斯、埃里希· 冯· 戴姆· 巴赫· 扎勒维斯基、埃里希· 科赫、库尔特· 达鲁伊格、汉斯· 弗兰克、莱因哈德· 海德里希都出自这些人当中。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具有喜欢掠夺的强盗心态。战争已经存在于他们的血液之中，他们后来将从他们暴力的经历当中创造一个完整的新浪漫主义神话。正如他们当中的一位后来记录了他的自由军团在东部的冒险：

我们向着天空咆哮高歌，在他们背后扔手榴弹。……我们看见了鲜血。我们生活的土地被毁灭，发出呻吟。一度平静的村落在我们路经之后，被火焰熏黑，化为灰烬，燃着余火。我们点燃了葬礼的柴堆，远不是在那里焚烧枯枝烂叶——在那里，烧毁了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渴求；烧毁了市民的牌位，以及文明世界的法律和价值观；烧毁了一切……这样，我们趾高气扬，醉醺醺地满载掠夺品归来。

这种恶毒的心态与来自被围困的保守主义右翼的相关的社会和政治团体的仇恨态度相互滋润。这些右翼包括公务员、军官、学者、企业家。在紧随德国战败的最初震动之后，极端右翼对它的政治对手发起了歇斯底里的战役，犹太恐惧症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场战役最初的动因来自海因里希·克拉斯和他的泛日耳曼联盟，它得到了著名的军事领导人和越来越极端化的资产阶级的支持。克拉斯和他的反动追随者视新的民主是来自犹太人的毒药。他们主张犹太人与其说是自由选择出来的，不如说是具有内在必然性的投毒者。这意味着他们在生物学意义上是邪恶的，因此用他的话来说要被毒打致死。克拉斯这位枢密院顾问代表着一个数量稀少、政治上危险的封建精英团体，它正受到被社会民主广泛力量替代的危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克拉斯就在其狂暴的反犹太人的著作《假如我是皇帝》（1912）一书中拉响了反犹太人的警报。在书中，他谴责已经推进社会民主党成为多数派的选举，认为它是犹太人策划的一场民主欺诈。克拉斯的圈子要承担主要责任的战败，却为他提供了额外的自用弹药库，借此他可以继续把所有德国的灾难归咎于犹太人。他的泛日耳曼联盟与军方携手，在破坏1914年“国内和平阵营”中发挥了作用，发动了一场经济上得到很好支持、政治上组织良好的战役。这场战役的目的是诽谤不同的阶层和种族的敌人——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以及犹太人。

就在民主派的领导人正企图在魏玛奠定新共和国基础的时候，克拉斯的泛日耳曼联盟建立了德国保卫和抵抗联盟。这是一个反民主的和犹太恐惧症的武装行动团体，它的目的是为日耳曼民族的再生而战，清除“犹太人有害的、毁灭性的影响”。这个种族主义组织在组织技能和宣传方面预演了纳粹运动。在整个德国，它在草根的水平上把自己变成大区和分部，并发动了宣传的闪击战。根据阿尔弗雷德· 罗斯的观点，1920年就发行了764.2万份宣传品。另外，这个联盟有自己的报纸《德国种族报》，并拥有自己的“科学的”种族杂志《政治和人类学月刊》。这两份出版物上都印有万字徽。

正如罗伯特· 维特指出的，保卫和抵抗联盟不仅为纳粹主义准备了道路，而且也推荐了纳粹主义的一些领导人。著名的有尤利乌斯· 施特赖歇尔，他是1923年至1945年间德国最臭名昭著的犹太恐惧症杂志《突击手》的编辑；迪特里希· 埃卡特，青年希特勒的导师，他和阿尔弗雷德· 罗森贝格共同编辑了纳粹党的党报《种族观察者报》；年轻的莱因哈德· 海德里希，他是党卫队的领袖，党卫队保安处的领导，以及大屠杀的主要设计者之一。

除了给志趣相投的组织或利益集团提供友好的支持外，保卫和抵抗联盟还把目标锁定在战后心怀不满的人身上，它包括大量的社会上无家可归的人，经济上穷困潦倒的人。这些德国人遭受了战争、革命、复仇性的和平条约的重击，对他们的国家未来真切地充满恐惧。就是在这一如此混乱的状态中，这个联盟和类似的犹太恐惧症组织开始投下了它们的诱饵，蓄意激发潜在的和明显的反犹太人的偏见。用克拉斯同伙康斯坦丁· 冯· 格布萨特尔将军的话来说，犹太人可以用避雷针来防范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造访德国的不公正行为。这样，数量不断上升的犹太恐惧症患者，将犹太人挑选出来作为每一件错误的替罪羊。

首先，犹太人被谴责为逃避军事责任而破坏了战争的成果，他们为了自己物质上的收获，剥削国家资源和经济资源，鼓励外国犹太人作为廉价工人流入德国，但实际上这些工人是作为他们种族同谋的同胞来颠覆德国的血统。其次，犹太人被谴责给予革命者、心怀仇恨的政客以支持和鼓舞，他们正通过赔偿、领土割让、粗鲁的轻视和羞辱奴役着德国人民。第三，犹太恐惧症患者拒绝民主的魏玛共和国，把它视为“犹太人共和国”，因为它的宪法是由犹太人雨果· 普罗伊斯起草的，它的民主性质是以有利于犹太人的方式制作的。最后，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文化变化开始在德国民众的生活中清晰可见时，犹太恐惧症患者几乎立刻谴责犹太人，要他们为所有消极性的后果负责，其中包括现代主义明显的堕落，以及折磨着更多民众的社会经济的不幸。

推翻一个根植于蓄意的谎言或者妄想之中的负面影响是困难的，并且一些犹太人对彻底消除犹太恐惧症感到绝望。阿尔伯特· 巴林在自杀前不久承认：“一个人不可能掌握现在正在发挥作用的力量，但是必须以顺从的方式观察它们的变化。我被深深的、无法摆脱的忧郁紧紧控制。”巴林的绝望是早熟的，也是有根有据的。因为在1919年至1923年间，这种引发大屠杀灭绝性的犹太恐惧症业已诞生，它已经具备了先前提及的奇思怪想的所有性质：紧随着战败及其结果（革命、《凡尔赛条约》、政治动荡、经济崩溃）之后灾难综合征的释放；对群体灭绝的恐惧；被普遍接受的“启示”和选举的迹象；对极端邪恶的揭露；为创造新的、重新获取活力的第三帝国，赎罪的政治力量发起的动员；等等。就是在一个小型的、被称为德国工人党，后来被重新命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种族主义啤酒屋俱乐部的圈子里，这类想法和信念采取了特别有害的形式，最终被投射到整个政治舞台上去了。

纳粹犹太恐惧症的兴起

病态的犹太恐惧症的兴起，是德国的现象，而非纳粹的现象。毕竟“纳粹”是这样一些德国人，他们信仰纳粹的意识形态，其中包括：种族优越，一个受管制的和同质的社会共同体，服从一个有个人魅力的元首，生存空间的征服，创造一个持续千年的新的日耳曼帝国。不可能清晰确定有多少德国人相信纳粹主义全部的五个主要特征，多少人相信部分，多少人一点也不信，因为我们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能够使我们作出明确的解释。从纳粹分子掌权之前的投票数据，从战争不利时对他们政策的热情支持，我们能够确定的是：数量可观的、所有社会集团的怀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德国人，似乎全部或者部分认同这些纳粹的原则。他们坚持这些原则的原因是某些遗传的文化特性的结果。这些特性在第二帝国时期得到了固化，并教导德国人民无条件地尊重权威，羡慕军事化的生活方式，德国所有一切的优越性，怀疑——假如不是蔑视——少数民族和外国人。纳粹分子建立了这些民族中心论的文化特性，使它们大大超越了第二帝国已经达到的夸张地步。他们带入到已经十分夸张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或种族主义当中的热情力度，连同他们发动实施它们的疯狂决心，对头脑清醒的德国人和外国观察家来说是新颖的，也是令人惊恐的。

纳粹分子一旦掌握了权力，他们就调动了一个现代技术国家的所有资源，用他们意识形态的妄想灌输给德国民众，把他们作为自己设计的代理人。我们现在得知：纳粹分子在整个德国民众那里成功地布下了他们的妄想之网，但是，他们是如何使德国民众紧密地涉足他们最重大的犯罪——大屠杀——将是留到最后一章来解决的问题。开始必须说的是，纳粹分子是富有激情信仰的德国人，他们有着将这一信仰植入作为整体的德国民族之中的疯狂决心。他们的信仰不是突如其来的彻底失常，它植根于一些德国非民主的、非自由主义的传统，它建基于其上并加以夸大。当然，德国可能会在不同的方向前行，比如民主的、人道的、和平的方向；但是，民主的魏玛共和国没有发展出自由主义的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需要用民主的价值观和实践对德国民众进行“再教育”。相反，德国人沿着妄想和毁灭的道路前行，而这条道路是由阿道夫· 希特勒和纳粹党为他们绘制的。

纳粹运动产生于巴伐利亚战后的混乱。在六个月的时间里（1918年11月—1919年5月），巴伐利亚被一系列政治动乱弄得四分五裂，其中包括维特尔斯巴赫王朝的衰亡、库尔特· 艾斯纳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府的建立、施瓦宾“咖啡馆”无政府主义者的统治、共产主义政权下的恐怖统治，以及右翼力量的反革命，这支力量最终为初期的纳粹运动准备了基础。艾斯纳和大多数施瓦宾无政府主义者，以及苏维埃形式的极端主义分子都是犹太人的事实，给普通巴伐利亚人留下了持久的印象，强化了已经存在数个世纪、潜伏的基督徒反犹太人的偏见。随着极端左翼的毁灭，巴伐利亚政治指南针的指针无误地指向极端右翼。社会主义名誉不好的实验，被谴责为国际共产主义和世界犹太人的颠覆代理人的工作。希特勒试图通过他更为聪明的宣传，把这些力量之间的联系强行敲打进许多巴伐利人的脑子里，不过在此前很久，他们就将它们串联在一起了。

总之，许多巴伐利亚人在1918—1919年暴动之前就患有犹太恐惧症，他们比以往更加确信：左翼的革命——用阴谋的种族主义遒力会的创立人鲁道夫· 塞巴滕多夫的话来说——已经“被低级的种族（犹太人）制造出来腐化德国人。……从现在开始，必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出自遒力会和类似的种族主义团体，纳粹党招募了它早期的成员。就是从1920年开始，被古斯塔夫· 冯· 卡尔领导的右翼政府所统治的巴伐利亚成为了一块磁铁，吸纳了所有类别的极端主义团体，它们策划推翻民主的共和国。巴伐利亚政府通常对准军事的右翼极端主义组织视而不见，它们包括最不听话的自由军团部队。在正规军的保护下，它们可以自由地行动。厄尔哈特旅在1920年3月卡普暴动期间，在推翻魏玛共和国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它没有成功，却在巴伐利亚找到了避难所。那些对马蒂亚斯· 埃茨贝格尔和瓦尔特· 拉特瑙实行政治刺杀的极端主义分子也是如此。慕尼黑的军区司令部的主要官员公开认同纳粹的目标，并且一些像褐衫冲锋队未来的首领罗姆这样的人经常在慕尼黑的啤酒馆里游荡，或者在自由军团的各个阶层和类似的转业军人协会中搜寻，为纳粹党招募新的成员。这些人视自己为一个重新获取活力的德国的先驱，视自己为对共产主义、民主、和平主义、自由主义、国际主义以及国际金融犹太人进行十字军东征的骑士。他们相信就是这些犹太人构成了一种力量，把以上的一切联系在一起。为了与这些能够感觉到的邪恶作战，好战的右翼斗士将恶魔般的妄想植根于巴伐利亚，后来又植根于德国其余的地方。这些妄想将腐蚀德国民众的道德良心。

德国工人党最初起步于一间小的种族主义的啤酒馆，它成立于1919年1月5日。它的创始人（安东· 德莱克斯勒和卡尔· 哈勒）及其早期成员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工人，他们要把德国的工人阶级从国际共产主义的钳制下拯救出来。他们对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一样持有反对态度，他们设想了一个清除了所有异己力量的（犹太人、和平主义者、外国人）种族倾向的国家，这个国家依靠广泛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支持，并且显示了完美的社会良心。最初，这个新党的成员分为四个群体：具有强烈种族主义信念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对德国的拯救具有奇异万灵药的业余知识分子；具有坚定的保守主义和集权主义思想的军人；具有阴暗的过去、利用政党满足自己机会主义目的反社会人物。在第一群体有党的创立人安东· 德莱克斯勒和卡尔· 哈勒；第二个群体有戈特弗雷德· 弗德尔、迪特里希· 埃卡特、阿尔弗雷德· 罗森贝格、马克斯· 埃尔温· 冯· 施伯纳—里希特；军事领导人中有著名的里特· 冯· 埃普、恩斯特· 罗姆、阿尔弗雷德· 鲁登道夫，后来还有赫尔曼· 戈林；在人数不断增加的反社会暴徒或者骗子群体中有赫尔曼· 埃塞尔，在阿道夫· 希特勒取代他的角色之前，他是这类人的代表。

尽管他们有不同的社会来源，但他们都被德国战败和后来的严重结果——国内冲突、革命、经济灾难、侮辱性的《凡尔赛条约》——引发的广泛而混乱的变化弄得完全迷失了方向。出于信念或者社会关系，他们也是强硬的民族主义者和无可救药的军国主义者，认为新的民主变化对他们的社会存在形成致命的威胁。首先，他们是无耻的犹太恐惧症患者，把所有降临在他们国家的不幸怪罪给犹太人。戈特弗雷德· 弗德尔是纳粹党的金融专家，他谴责犹太人通过可耻的战争获利，他们与外国势力叛国的商务联系引发了德国的经济崩溃。他控诉犹太人是旨在破坏事态正常进程、蓄意引发危机、银行挤兑、萧条的国际阴谋的一部分，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的利润。弗德尔为经济上的小人物代言，他们被战争的混乱边缘化，穷困潦倒。他们感到被大企业和大工会欺骗和出卖，满怀乡愁地依附在和谐的民族共同体这一前工业社会的幻象之上。在这个共同体当中，市民、工人、农民、士兵为着祖国的利益进行合作。希特勒后来利用了边缘化的经济集团（手工艺人、小企业拥有者、农场工人、用人、半熟练的工人）的恐惧，通过采用里夏德· 霍夫施塔特在其他背景下所说的“类似妄想狂的政治风格”，刺激他们聚合到政治行动当中。

弗德尔的犹太恐惧症在性质上主要是经济的；但是，在振兴纳粹党的意识形态坚定分子当中，对犹太人的仇恨呈现出更为有害的意识形态的尺度。灭绝性的犹太恐惧症的主要催化剂是希特勒的政治导师迪特里希· 埃卡特。他是一个二流的记者，花里胡哨的爱国戏剧的作者，自我膨胀、装腔作势的人。像纳粹党核心圈子的其他成员一样，埃卡特在心理上是不稳定的，道德上是堕落的，政治上是危险的。从1918年至1920年，他出版了高度煽动性的报纸《在平凡的德国人当中》，这张报纸专长于反犹太人、反共产主义。他也是种族主义遒力会的著名成员，因此成了纳粹党的助产士。他的社会关系使德国工人党在1920年12月获得了《慕尼黑观察者报》这份报纸。后来这份报纸由埃卡特编辑，重新命名为《种族观察者报》，成为了纳粹党的意识形态喉舌。埃卡特在希特勒那里发现了德国的救世主，他把这位年轻而无经验的煽动者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丰满他的羽翼。希特勒反过来十分崇敬埃卡特，视他为纳粹运动的楷模和精神教父，后来把《我的奋斗》献给他作为纪念。埃卡特1923年12月去世，他留给纳粹运动最后的遗产是起草了一本有毒而荒诞的宣传小册子《从摩西到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希特勒和我的对话》，在其中，他回溯了两千年的历史，机敏地将所有现存的反犹太人的诽谤端了出来，并给读者惊人的启示：犹太人和恶魔结盟，不仅寻求对世界的统治，更令人恐惧的是，他们在寻求对世界实际的毁灭。但是，这本小册子采用确定的观点戛然而止：虽然他们可能毁灭世界，但是犹太人终将是短命的，自我毁灭。

1919年的某一天，为了逃避布尔什维克主义，年轻的波罗的海的德国人阿尔弗雷德· 罗森贝格出现在埃卡特的办公室，询问埃卡特是否能够使用“一位反耶路撒冷的斗士”。这位兴奋的编辑据说眼睛都没有眨，回答说“当然可以”。罗森贝格作为“犹太人问题”、布尔什么维克主义、纳粹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专家臭名昭著的职业生涯就这样开始了。罗森贝格出生于爱沙尼亚的瑞威尔（里加的旧称），母亲是爱沙尼亚人，父亲是立陶宛人。从文化上来说，罗森贝格属于德国人称的外国领土的德国人，属于那些生活在波罗的海国家、俄国以及欧洲或者海外其他地方德国人社区的德国人。这些“小德国人”经常培育一种夸大的德国民族性的感觉，显示出强烈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色彩。尽管罗森贝格追求着一种技术的职业，在里加和莫斯科学习建筑学，但他让自己沉浸在种族主义哲学的知识氛围当中，以致当他遇见希特勒之后，两个人立刻成为了心灵的知己。罗森贝格是一个喜欢沉思、学究气很重、狭隘的意识形态工作者，被人称为“受教育极度有限的人”。像希特勒一样，他的世界知识主要来自种族主义的宣传小册子，以及许多可疑的观点和理论。他从雅利安人优越性的自利信条的圈套出发，建立了一种世界观，接着在一系列著作中把这种世界观投放到世界。它们包括《变化时代的犹太人的踪迹》（1920）、《塔木德经中的不道德性》（1920），以及巨著《20世纪的犹太人神话》（1930）。

罗森贝格对散布反犹太人偏见最著名的贡献之一，是他作为《种族观察者报》总编辑的工作。这份报纸是犹太恐惧症宣传最成功的工具。罗森贝格也是传播狂热的犹太恐惧症宗教观最重要的知识分子的代理人。这种宗教观几个世纪以来已经毒害了俄国文化，并以特别恶心的形式在《锡安长老会协议》中浮出水面。罗森贝格在去埃卡特办公室很久之前已经将自己沉浸在这一协议当中。后来，他说服希特勒这份文献是绝对真实的，在1923年出版了他自己编辑的版本。

罗森贝格还把另一个波罗的海的德国人带入党内，他就是马克斯· 埃尔温· 冯· 施伯纳—里希特。他是一位工程师和德国外交团的前成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东欧和土耳其工作，建立了各种各样名人会聚的圈子，其中包括巴伐利亚皇室成员、工业巨子、高级教士、俄国流亡者和军官。他最重要的关系之一是鲁登道夫将军。这位将军是德国人民心中战争的传奇英雄，是协约国眼里被诅咒的战争罪犯。他逃到瑞典以躲避协约国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愤怒，并在那里写作了对自己有利的回忆录，等待有利的时机能够回到德国。在斯巴达克斯党分子被击溃之后他就回到了柏林，在协约国裁军委员会监视者的鼻子下面涉足政治阴谋。这些监视者和用着化名的将军住在同一家宾馆。这位将军依然被认为是民族的象征符号，被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团体搜寻。他让自己卷入了旨在推翻他所厌恶的民主共和国及领导人的卡普暴动。他告诉他的夫人，他希望问心无愧地处以他们绞刑，看着他们悬挂摇摆。当暴动失败的时候，他很快否认所有的责任，移居巴伐利亚这个对右翼更友好的避难所。在那里，一系列重大的事件使他卷入了希特勒推翻政府的阴谋。他的政治判断从来不能和他的军事才能相媲美，并且在不断地退化，特别是在他和妻子玛格丽特离婚，娶了第二个妻子玛蒂尔德· 肯尼茨之后。她是一个恶毒的、伪知识分子的庸医，用种族主义、异教徒和反犹太人的偏见毒害了鲁登道夫的思想。他开始相信，1918年11月大崩溃的主要原因是各种颠覆性势力的聚合，他们包括和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济会成员、耶稣会成员和犹太人。这些人在背后给德国军队捣蛋。他在他的《生活回忆录》中说道：

我逐渐认识到引发民族崩溃的邪恶力量，以及在它们当中德国种族自由的真正敌人……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社会结构中存在着真菌……以及秘密的跨民族的势力，例如犹太人和罗马人，还有他们的工具，即共济会、耶稣会这些神秘而邪恶的组织。

这种采用了寄生和鬼神学隐喻的语言，成为了疯狂的犹太人仇视者类似妄想症精神状态的明确特征。很明显，这些类似妄想症的咆哮不仅来自社会上贫穷或者精神上扭曲的民众，而且在鲁登道夫和其他人的案例中，也来自光彩照人、获得巨大成功的领导人。正如在其著作中所显示的，鲁登道夫真诚地相信犹太人是真菌和寄生虫，他们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国际金融资本家联手，企图“阉割我们的男子气概和民族气概，以致其他具有更为强大的民族意志的人能够统治我们”。舍弃了所有理性的能力，这位将军借助了完全妄想的原因来说明犹太人正在接近他们的目标，并根据数字命理学的理由宣称就在1923年这一年，犹太人将发动对日耳曼帝国的攻击。

这是……一个“耶和华年”。像1914年一样，这个数字（1+9+2+3）相加是15；它是由10和5两个数字构成。根据犹太人的迷信，它们是耶和华（Jahweh）这个词的前两个辅音，因此能够使有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秘术家在这一年获得成功……摧毁帝国的时刻已经到来。

这种类似妄想症的思想在妄想的、鬼神学的框架中移动，在1918年至1923年间得到了惊人的传播。它产生于一种被出卖的感觉，产生于集体灭绝挥之不去的恐惧，它似乎在保守主义和种族倾向的右翼那里最为强烈。在这个右翼那里，它涵盖了不同的阶级和职业宽广的范围。鲁登道夫和希特勒，将军和下士，都相信日耳曼种族的肌体已经被犹太人的细菌感染。他们两人都采用了歇斯底里的言语描绘德国人身体上出现的情况：被强奸，被阉割，感染了梅毒，被奴役，被灭绝。他们两人都认定犹太人是耽于声色的作恶者；最终他们两人恶毒的暗示必须对灭绝者反灭绝，把他们绞死或用毒气处理掉。

极度活跃的军国主义者及其得到很好财务支持的出版公司，不断地给这些恐惧增添燃料。对于他们来说，每一个危机或者灾难都立刻被解释为犹太人恶行的另一个例证。谣言被当着事实，最极端的解释比理性的或者中和的判断更让人确信。最恰当的事例是：《锡安长老会协议》在许多民族主义和犹太恐惧症的圈子里得到广泛的接受。这份文献由逃避共产主义的俄国移民带到德国。在德国的主要城市，尤其在柏林和慕尼黑，俄国移民构成了相当规模的群居地，他们在那里利用散步的时间到处宣传和策划复仇。例如在柏林，费多尔· 温贝格这位前沙皇的官员出版了俄语日报《呼唤》，在其中，他和其他倡议者一道，主张消灭所有犹太人作为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为了支持这一恶毒的建议，温贝格还在德国散布了第一批《锡安长老会协议》。正如前面所示，这份文献声称是对犹太长老秘密会议的记录，他们发誓要通过民主、自由主义、和平主义、共产主义这些颠覆性的力量毒害基督教文明，从而推翻这一文明。《锡安长老会协议》也概述了一些技术性的方法，借此可以建立世界性的犹太国家。路德维希· 穆勒· 冯· 豪森用戈特弗里德· 祖尔· 毕克的假名在1919年7月出版了这个协议的德语版，这个版本印有“先进前哨”的字样，它是“反犹太人傲慢联盟”拥有的一家出版社。这本书到1933年出版了33版。其廉价的大众版由弗里奇的铁锤出版社出版，到希特勒掌权之时售出了10万册。1922年7月24日，德国外交部长瓦尔特· 拉特瑙被右翼极端主义分子刺杀，当时他正乘敞篷车前往他的办公室。年轻的刺杀者之一恩斯特—维尔纳· 特肖后来在法庭上证实，他的团体受到《锡安长老会协议》的强烈影响，他们坚信犹太外交部长是这部犹太恐惧症的文献中提及的300个长老之一。

这个刺杀外交部长的年轻人绝非异常的事例。在1920年，一位犹太人的观察者记录了他出席几次《锡安长老会协议》讨论会议的情景：

演讲者通常是教授、教师、编辑、律师，或者诸如此类的人。听众由受过教育的阶层、公务员、商人、退休官员、女士组成，当然首先是由学生，来自各个系科、所有年级的学生组成……激情被煽动到沸点。在这些人的面前存在着活生生的所有不幸的原因——那些人制造了战争，带来了战败，发动了革命，召来了所有的痛苦。这一敌人如此贴近，伸手即可以触及，然而他是在黑暗中潜逃的敌人……我观察着这些学生。几个小时前，他们也许在世界著名学者的指导下，在一个讨论会上发挥着自己的心智去解决法律或者哲学的问题；而现在，年轻的血液在沸腾，眼睛闪光，拳头紧握，沙哑的声音在发出欢呼或者复仇的咆哮……假如我被认出是犹太人，我怀疑是否能够身体不受伤害地离开。

这段文章含义深远，因为它准确地揭示了犹太恐惧症的知识分子化在德国文化精英那里发生了。尽管有许多平民相信那些犹太人恶行的传统成见，但是大量专业人士把犹太恐惧症知识分子化了。他们包括大学教授和他们的学生、教师、律师、公务员、记者、军官、现役军人、商人，他们相信犹太人是德国的不幸。这一妄想可以说是从社会阶梯的顶端渗透下来的，而非从底部向上移动的。

为了理解这一社会的异常现象，有必要认识到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教育并非一直等同于启蒙或者其接受者心智的提高。教授们能够传授并且确实传授了仇恨和强迫症，他们在美德方面没有垄断权利。事实上，妄想的力度和持续的时间依赖于其知识分子的犯罪者持有妄想的韧性。犹太恐惧症的兴起和扩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推动它的知识分子精英，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强化它的文化和政治机构。即使如此，人们还是感到惊讶：这一野蛮的、愚蠢的、精神失常的仇恨竟然对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德国人具有如此广泛的说服能力。那些看到如此结果而感到失望的人应该会认真地思考：一旦从他们的犹太恐惧症的解释中抽去所有明显的原因——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心理的——也许存在着某种无法约束的、在历史中周期性发作的极端邪恶。

毫无疑问，在纳粹的圈子里，这种类似妄想症的犹太恐惧症是一种无时不在的力量，从作为一个种族主义啤酒馆俱乐部的政党诞生开始，经过了一些胜利，一直到在德国的大城市、工厂、文化地标的瓦砾中其暴力的终点。它构成了罗森贝格《种族观察者报》的主题、施特赖歇尔《突击手》中疯狂的咆哮、纳粹顶层领导的暴力语言，尤其是阿道夫· 希特勒、约瑟夫· 戈培尔、海因里希· 希姆莱向犹太人展示出来的强迫症的仇恨。据说犹太恐惧症最丑恶的展示发生在《突击手》当中，它是尤利乌斯· 施特赖歇尔在1923年至1945年间出版的种族主义画刊。施特赖歇尔被无误地称为“第一号犹太人迫害者”，他在1923年加入纳粹党，因为在犹太恐惧症中，他看见自己偏见的镜像；在阿道夫那里，他看到了德国未来的救世主。当他1922年第一次听希特勒演讲时，他着迷于自己的所见所闻，以致走上讲台对希特勒说：“我是尤利乌斯· 施特赖歇尔。此刻我知道我只能成为追随者，而你是领袖！我送给你一场已经在法兰克尼亚建立的群众运动。”施特赖歇尔和希特勒的相遇采用启示的形式，随后紧跟的是皈依，在许多纳粹著名领导者的生活当中，或者在纳粹宗教不知名的追随者那里，这绝对不是例外。在戈林、戈培尔、希姆莱、施佩尔，以及其他汇聚在阿道夫· 希特勒魔咒之下的人的经历中，都以相同的词汇记录了这一相遇。

1923年，施特赖歇尔创办了最后成为世界最为臭名昭著的反犹太人画刊《突击手》，这是一份可怕的、淫秽的、仇恨的杂志，它是纳粹领导层及其政治步兵——褐衫冲锋队队员——扭曲生活和变态人格的镜像。《突击手》也反映了施特赖歇尔个人的强迫症和失常。众所周知，他是一个性变态者、一个恶霸，习惯拿着皮鞭阔步游荡，作为法兰克尼亚的大区领导人，他在痛打政治犯中找到了极大的乐趣。戈登· 克雷格记得施特赖歇尔在慕尼黑大学大厅的演讲，他用最令人厌恶的词汇滔滔不绝地谈论他最喜欢的犹太人主题。正如克雷格的回忆：

三个半小时，这个粗野的恶霸穿着褐衫，挺着大肚子，倾泻着我在公共演讲中难以想象的污言秽语，更不用说是在大学讲台了。他提供了犹太人掠夺成性的“科学的”证据，在这一点上他坚持认为：假如一个人在动物园留意的话，他就会注意到金发的德国儿童总是在沙箱里快乐地玩耍，而黝黑的犹太儿童在食肉动物的笼子面前期待地坐着，寻求着他们感染在血液里的欲望的替代性满足。大厅里的听众全神贯注，许多人做着笔记。

我认为，施特赖歇尔在《突击手》中虚构的色眯眯的、有性强迫症的犹太人，实际上是他自己行为的反映，这种行为根据多数标准来看是野蛮的和不文明的。事实上，可以说施特赖歇尔和希特勒最紧密圈子的其他成员都是卑鄙而有强迫症的人，他们乐于彼此陪伴，认为女人是性的对象，喜欢与政治对手大打出手，不相信“值得尊敬的”或者“有教养的”东西。纳粹运动使得这种反社会性格的野蛮冲动合法化，允许德国的施特赖歇尔们将他们的变态“正常化”。

二十多年来，施特赖歇尔在《突击手》中提供源源不断的、令人恶心的反犹太人文章。空前绝后的种族主义偏见的妖术达到如此腐烂的极限。在它的全盛期，《突击手》每期销售50万份，用令人毛骨悚然的犹太人不检点行为或者犯罪行为的故事来取悦它的读者。这些故事包括祭祀杀婴、强奸、金融操纵、邪恶的政治阴谋，等等。菲利普· 鲁普雷希特（笔名FIPS）是画刊的漫画家，他通常把犹太人画成矮小、肥胖、丑陋、胡子拉碴、流口水、无精打采、性反常、鹰钩鼻、猪眼、凸嘴唇的样子。为了将犹太人非人化，他还把他们画成蛤蟆、吸血鬼、秃鹫、昆虫、蜘蛛、细菌和毒菌。其他钝化读者的策略包括显示犹太人缺乏任何真正的人类特性，比如爱情、欢笑、忠诚、友谊、同情，把他们描绘为只有身体上的冲动，暗示他们因此在道德上受到污染，并根据上述推论，主张他们不适合在正直的德国人的社会中生活。

施特赖歇尔相信犹太人是生物学上的恶魔种族——最初是长着“半人样的”魔鬼。这种信念绝不是变态，而是在种族倾向的右翼不断发展的信仰。在与施特赖歇尔或者希特勒相似的人那里，这一妄想似乎追随着某种发展进程：一开始是流行的歧视性偏见，即犹太人因为他们奇怪的宗教信仰和尖刻的商业行为，是人们不信任的疏离的局外人；后来是完全膨胀的妄想，用戈培尔的话来说，犹太人是反种族的，他们构成了德国患病民族身体中的脓肿。一旦犹太人的仇恨者把许多一般德国人共有的“大众歧视性的”偏见转变为“生物学种族的”犹太恐惧症，他们也就把偏见转变为致命的心理强迫症。

在名为《戴着面具的宗教》（1924）这本没有名气的书中，卡尔· 克里斯蒂安· 布里把这一犹太恐惧症的妄想描绘为一种变态的宗教再神秘化的表现，认为犹太恐惧症患者实际上企图用自己重新具有活力的种族主义基督教替代古老的基督教。犹太恐惧症在这一新的宗教中构成了关键的因素，因为它向所有的人解释了世界的邪恶。布里用餐桌上的盐罐子作为类比说明了强迫症的犹太恐惧症。他指出：正常的人只是看到一个盐罐子；但是犹太恐惧症患者没说多少话就总是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即犹太人在腓尼基时代就在食盐的贸易中欺诈，甚至在今天的食盐行业犹太人雇主的比例还高得惊人。布里认为，这样的人肯定不能只看到一个普通的盐罐子，而是必须给其核心的、经常发作的强迫症一个通风口，那就是犹太人邪恶的影响。

不再看到简单的人类，而是看到恶魔般种族怪物的德国人，从现实逃到神话幻想的世界。他们接受了非理性的、有着其独特信仰和礼拜仪式的宗教。在检验纳粹领导人及其核心追随者类似强迫症狂的心态时，詹姆斯· M. 罗兹认为，推动纳粹主义的动力是世俗的千禧年信仰，它类似于在《圣经》，尤其是在《但以理书》和《启示录》里建立的末日意识。那些显示这类意识的人相信自己是离奇古怪的大灾难的牺牲者，形成了相应的灾难综合征，体验了神秘的启示，邪恶的力量引发了他们的苦难；并从他们的启示中知道，他们是被选出在善恶大决战中面对和战胜邪恶的力量；最后他们坚信，他们将引领出一个天堂般的存在秩序（新耶路撒冷和千年帝国）。罗兹令人信服地显示，纳粹分子以及许多德国人，完全被第一次世界大战释放出来的灾难性世界所扭曲，他们真诚地相信邪恶的力量要灭绝他们。依靠特别的启示，并以他们所相信的非理性认识形式，比如种族直觉、“血统的呼唤”、神奇的洞察为依托，他们进而揭开了幻觉的面纱；除了其他方面，他们发现犹太人是主要的给德国人民带来痛苦的人。犹太人是“有着许多头的怪物”。纳粹警告道：一个头是犹太人的国际金融资本主义；其他头是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共济会、和平主义，以及其他支持魏玛共和国的力量。纳粹相信，这个共和国的领导人要么是真正的、要么是有嫌疑的犹太人。他们用颠覆性的意识形态煽动无助、迷失方向的大众，摧毁了帝国，建立了控制在犹太银行家、零售商、百货商场巨头、左翼知识分子和出版大亨手中的腐败政治体制。

拯救之路开始是揭露“犹太人的邪恶”，最后是将犹太人灭绝。在希特勒及其核心追随者的心中，这不仅涉及去除犹太人的“感染”，而且要沿着健康的种族路径彻底地重建德国民族。纳粹分子实际上相信他们能够通过种族优生学，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创造新型的雅利安人，从而获得自我的神圣化和永恒。当然，这种种族千禧年的前提条件是终结种族污染。纳粹的种族主义者相信，德国人的血统已被与犹太人的性行为所污染。当然，这种妄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兰茨· 冯· 利本菲尔斯和其他带有种族倾向的种族主义者那里就出现了，但是它还相对孤立，缺乏组织。1918年之后，这种妄想很快在德国相当多的人那里传播。甚至在这一妄想最终在纳粹运动那里找到归宿之前，它已经通过无数的小册子和流行的低俗小说得到蔓延。

最有影响的低俗小说之一是阿图尔· 丁特的《反血统之罪》（1917）。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位学者发现了令他惊恐的事情：他的家族被感染了犹太人的坏血。他最初娶了一个犹太女人，他第二任妻子是雅利安女人，但也给了他一个受损害的儿子，他显示出明显的“犹太人的”特性。这怎么可能？谁能够感染或者糟蹋他的儿子？答案显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阴谋。事实证明：他的前妻之父建立了寄宿公寓，专门吸收年轻的、金发的、无知的雅利安少女，其中包括这位学者的第二任妻子，并把她们暴露在有魅力的犹太男人面前。一旦怀孕，寄宿公寓的主人就无情地将“被污染的”雅利安少女驱逐出去，并很快用尚未被糟蹋过的处女填补空缺，这样又开始了一个污染周期。丁特的小说卖得很快；到1934年，销售量已经达到了25万册。丁特也见过希特勒，受到他的影响，并被任命担任了几年图灵根大区领导人。

种族污染的主题也得到了多产的、患有犹太恐惧症的出版家特奥多尔· 弗里奇的推动。他谈及“种族的变形”，并在他的一本书《犹太人成功的谜语》（1919）中声称，警察的文件可能证明犹太人有着特殊的、引诱雅利安女人的性需求，并且雅利安女人悲剧性地、经常是无法解释地屈服于犹太人的引诱：

一个相当低劣的犹太人遇见了一位良好中产阶级身份的女人。他审视着她，让她当场瘫痪，她转身随他而去。相似的事件也发生在大街上，一个红发的犹太服装商站在他的店门口。一位年轻正派的、只有十来岁的少女从那里经过。这个犹太人在她耳边私语了一下，她转过身来，在橱窗前逗留了一会，目不转睛地盯着橱窗后面的犹太人。不多久，她就跟着这个犹太人进入了商店……问题现在出现了：这里是否有《塔木德经》的诡计在起作用？据说一些犹太人精于此道，以至于能迫使女人摇摆和颤抖，好像被电击所控制……谁能够解开这一谜底？也许是这一瞥，也许是《塔木德经》的狡猾和生活的经历，知悉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神秘的同情力量？或者是犹太人的能量在某种程度上也发挥着作用，能够控制女性的心理？

由于没有认识到自己性的扭曲和投射，这些作家炮制了大量让人兴奋的故事，在其中，犹太人充满了魔鬼般的性欲，不断地困扰和威胁纯洁的雅利安妇女。紧接着，施特赖歇尔在《突击手》里的卑鄙故事，汉斯· 佐贝莱因恶毒而虚假的小说，特别是《信仰德国》（1934）和《良心的命令》（1937），极大地促进了这种种族主义的成见。像以下叙述雅利安妇女侥幸逃脱犹太性变态者的短文在佐贝莱因小说中是极其典型的结局。

爱情拥有了深不可测的力量；它来自只能迂回进入超感觉的一个地方。爱情战胜一切。爱情能够奉献到自我牺牲的地步，能够战斗到死，能够无休无止、无饥无饿地工作……汉斯笑着对贝尔塔说：“你真是太聪明了。”此刻贝尔塔躺在开满鲜花的草丛中间，列举着有关爱情的一切……他们就这样每天在露天从早到晚游荡，带着奇妙的体验和启迪回到家中……在一个炎热的日子里，他们去湖里游泳。汉斯游得很远，贝尔塔在岸边看不到他了。突然她感到一群躺在他周围的男人在盯视她。她用自己的盯视回敬了他们，但几张露齿而笑、面带胆怯的犹太人面孔盯着她，以致她气得发抖，几乎要呕吐，她希望汉斯能够此刻和她在一起……突然，一个晒得黝黑的犹太人跳了出来，挡住她的去路道：“我可以请这位美丽的女士品尝咖啡或冰激凌吗？请！你太美丽了，简直是维纳斯的化身。”“请走开。”“为什么？孤零零的女孩，孤零零地在这儿不好。”他戴着角质架的眼镜，咧嘴而笑，像魔鬼一样向她贴了过来。贝尔塔向后退了几步，面色苍白，被几个犹太人突然围了起来，一个企图抓住她的手，无礼地说道：“你不会拒绝我的，甜心，是吗？”他向其余的人招手，叫喊道：“快点，到赌场去。”这群人发出尖叫、狂笑、咆哮，以致没有人能听到可怜的贝尔塔的乞求和哭泣。她轻声地低语道：“汉斯，汉斯，救命！”淫荡的手在她的身体上抚摸、推搡……“发生了什么事情？”汉斯突然出现在那里，浑身湿透，气喘吁吁。他盯着贝尔塔，看着撒旦的果实，脸变得像白纸一样。他的眼睛直勾勾的，闪烁着绿光，在汉斯的快拳下，犹太人接二连三地倒下，其余的落荒而逃。当他恢复正常脸色时，他发出了坚定而满足的笑声。

精确地测定许多类似充满仇视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德国出版的图书所产生的冲击力是困难的。正如一些人所宣称的，有一件事是绝对错误的，即这些信仰被限制在政治右翼疯狂的极端分子那里。也不能认为极端的犹太恐惧症只是纳粹独有，因为证据清晰地指出它已经发生了变化，超出了纳粹的核心圈子。另一方面，偏激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在阿道夫· 希特勒那里找到了致命的表现形式，这个人将他的强迫症变成了公共政策，这一点也是无可辩驳的。

阿道夫· 希特勒的犹太恐惧症

数年来，阿道夫· 希特勒的政治对手们狡猾地暗示他的血管里有犹太人的血液。1930年，希特勒咨询他的私人律师汉斯· 弗兰克，要求他调查这些指控，希望预先阻止对他的政治命运来说潜在的、灾难性的失败。希特勒已经把政治运动和毫不妥协对犹太人的仇恨捆绑在一起，假如有人发现这个最直言不讳的反犹太人的煽动者本身就是犹太人，他明显在冒一个彻底的政治信任的风险。据说，弗兰克调查了希特勒祖先的背景，并发现希特勒的父亲是玛丽亚· 安娜· 施克尔格鲁贝尔的私生子，而在怀孕的时候，她在格拉茨的一个犹太人家做厨师。弗兰克后来宣称，他的调查显示，那个名叫弗兰肯贝格尔的犹太人家庭从孩子一出生就支付了抚养费，因而心照不宣地承认这个孩子的父亲是家里十九岁的儿子。面对这个消息，据说希特勒勃然大怒，抨击这个故事是公然的谎言，坚持认为他的祖母亲自向他保证这个故事是伪造的，她只是因为过于贫穷才接受了这家犹太人的钱。假如希特勒真的向弗兰克这么说的话，他明显是在撒谎，因为他的祖母在他出生前四十多年就去世了。然而，汉斯· 弗兰克的叙述清晰地显示出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强迫症，包括他类似强迫症狂的恐惧：他自己可能已经被犹太人的血统“感染了”。

这种犹太人血统污染的恐惧在1938年7月变得更加明显。那时，希特勒合并他的祖国奥地利才几个月。奥地利土地登记局接到一份命令，对杜勒斯海姆以及周边地区进行土地勘查，决定这块地方是否适合军事演习。次年，杜勒斯海姆的居民被强迫疏散，村庄连同树木茂密的村外被迫击炮弹炸得面目全非，又被坦克彻底碾平。杜勒斯海姆村庄是贫困的瓦尔德韦尔特尔的一部分，是位于多瑙河和波希米亚边境之间奥地利的一部分，也是希特勒祖先的出生地。假如希特勒不想掩盖他最大的羞耻——他可能是一个犹太人，为什么其祖国奥地利胜利的征服者会支持去除其祖先的根，并让其父亲的出生地和祖母的墓地面目全非呢？

尽管对希特勒祖籍进行了六十年的研究，但没有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在希特勒的家族中有让人质疑的犹太人的关联。其实这可能并没有什么差异，因为心理的关联是首要的。这种关联是一种思维方式，它使得希特勒认为他和德国人受到犹太人的感染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从希特勒自己的写作、演讲和他个人对不同人的谈话当中，我们发现他对普遍的犹太性问题，以及对自己特殊的潜在的犹太性问题有着非理性的强迫症。在希特勒每一次涉及德国不幸所发表的公开言论中，他都特别把犹太人拎出来作为主要的罪人之一。他在这样的场合使用犹太人这个词的时候，都会采用恶毒的、表现其内心深处仇恨的声调。根据罗伯特· G. L.维特的观点，希特勒“感到犹太性是一个他体内的邪恶，是一剂需要清除的毒药，是一个需要清除的魔鬼”。

对犹太人的仇恨既是个人的，也是意识形态的。希特勒谴责犹太人是因为作为战前维也纳一个不合格的艺术家的个人失败，同时也因为犹太人被假定的对雅利安文化的有害影响。当希特勒抵达维也纳时，没有工作、孤苦伶仃、无人爱恋，他开始将自己内在的缺陷和不满投射到这座城市相当数量的东方犹太人身上，这些人体现了每一件他仇恨的东西。他回忆道：“一天，当我走过城市中心的时候，突然碰上一个幽灵包裹在扎着腰带的长袖衣服里，头发卷曲。”他在想是否这个“幽灵”就是他在故乡林茨看到的更有德国人长相的犹太人。他告诉我们，他接着在想这个奇怪的东西是否也是德国人。希特勒说，答案是响亮的“不是”。犹太人永远也成为不了德国人，因为他们在种族和宗教上是不同的，他们的差异是巨大的，性格是异己的，以至于必须用一切手段把他们从德国社会中清除出去。希特勒感觉犹太人是一种异己的存在，同时用自己的信念在感情上予以强化，这一信念就是他们散发着不同的气息，他们整个腺体是腐烂和攻击性的。注希特勒让自己沉浸在仇恨犹太人的通俗文学当中，他很容易得到像《德国人民报》和兰茨· 冯· 利本菲尔斯的《女神奥斯塔拉》这样的小报刊。希特勒的眼睛很快就亮堂起来：维也纳“臭气熏人的”犹太人只是冰上的一角，是最深层的社会疾病最能看到的迹象。像水蛭一样，犹太人将自己吸附在德国社会的身体上，吮吸着它的血液。希特勒恶毒地认为，无论我们何时切开一个社会的溃疡，我们“都会发现一个小犹太人在里面，他被突然射进的阳光弄瞎，像居于腐烂尸体中的蛆”。

假如希特勒因为每一种社会疾病谴责犹太人，那么他还认为他们对他个人的不幸也要负责。他可能还要谴责他们，因为他的母亲死于一个犹太医生爱德华· 布洛赫博士之手，他没有能够医治好她的晚期乳腺癌，并用臭烘烘的液态碘仿涂抹在她化脓的伤口上，使她忍受了酷刑般的痛苦。对西线的毒气进攻使希特勒双目暂时失明，1918年10月，当他重见光明的时候，他再次体验了母亲的受难，再次激动起来，他把充满母亲身体的有毒碘仿和把他眼睛弄瞎的毒气联系起来。他经历了精神病时期，其间他看到了所有罪恶的起源，以及与之战斗的方法。希特勒沮丧地躺在帕斯沃克医院的病床上，再度体验了母亲最后所受的折磨。正如鲁道夫· 比尼恩指出的，这一次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母亲成了替代性的，她是正在被玷污的德国。一旦希特勒把两个犹太人负有责任的事情联系起来，他就发现了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法。

没有人准确地知道希特勒何时获得这个最初的启示，即犹太人是这个世界每一种社会恶性肿瘤的病源；也没有人清楚他是如何获得这一见解的。它可能是一个精神病时期的产物，其间他想象犹太人强奸和灭绝了他的两个母亲：克拉拉和他的替代母亲——德国。它可能是1918年至1923年间德国灾难的结果，这些灾难让他确信德国的主要敌人——共产主义者和西方的富豪统治集团——被世界犹太人所控制。它可能是在其个人生活中与犹太人有着个人和痛苦的经历，尽管没有可信的证据确认这一看法。最后，希特勒有害的犹太恐惧症可能是他永不满足的仇恨欲望表现，它来自并代表着他自己的自我仇恨的投射。

希特勒是典型的沉默寡言的人，受到统治和毁灭的激情所驱使；同时，他是一个政治天才，能够通过机智的演讲和一流的组织能力，用自己的厌恶来感染大众。他也具有一种直觉，知道如何采用大众民主的可能性去达到自己邪恶的目的。在大众传播的年代尚未登上舞台的时候，希特勒就知道如何把政治变为大众的剧场，如何运用所有可以得到的技术将他的计划商品化，以富有魅力的图像、象征物和“声音”出售给他的观众。希特勒后来得到“一群政治化妆师”的支持，其中有著名的约瑟夫· 戈培尔，他成功地将自己推销出去，使自己成为一个普通的、富有爱心的人，他同情德国人民的痛苦，承诺给他们带来根本的变化。他将毁灭性的意向掩盖起来，诉诸崇高的理想和德国历史的传统。他承诺恢复法律和秩序以安抚中产阶级对无法无天的恐惧，承诺民族的振兴讨好保守主义，用崭新而强大的军队的迷人幻象来取悦军国主义者，并向工人保证在国家社会主义的统治下没有人忍饥挨饿。总之，他告诉听众，他们是邪恶阴谋的牺牲品，这样就免除了他们的个人责任。他知道他们痛苦的原因所在，他能够认定罪犯；借助德国人民的帮助，他能够发动一场解放战争，消灭给德国人民带来痛苦的人，领导他们走向光辉的未来。

无论希特勒还是他传达的信息，都一直看不出一目了然的邪恶，因为他知道当符合自己的政治目的时，该如何去掩饰自己和他的政治偏见。假如他显示出一目了然的邪恶，民众就不会如此自愿地追随他。纳粹的宣传机敏地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希特勒是一个危险的精神病患者，有着完全扭曲和非真实的对现实的幻象。直到为时已晚的时候，人们才认识到他是实际上有多么危险。但是，并不缺乏证据说明许多德国人选择相信。他们选择相信他抛出的大话和幻象，同时有意忽视一个国家假如对它们加以实施的话，将导致的毁灭性结果。当希特勒沉浸在政治聚光灯下的时候，他有着在他获得政治权力之后决心实施的明确政治计划。

希特勒宏大计划的细节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熟悉的，但有一点今天经常被忽视，就是从他政治生涯的一开始，这些细节就为人所熟知。在他的战斗之书《我的奋斗》当中，他详细而清晰地表明，他将把德国变为世界的强国；他还明确而清晰地表明，雅利安种族是生物和文化进化的顶峰，注定要统治整个世界。由于德国是雅利安种族的核心地区，因此希特勒呼吁德国人民承担起白人的责任，征服欧亚世界，播下即将到来的千年之种。在希特勒种族主义强迫症的思想中，种族的概念最终和空间的概念联系起来。一个民族的伟大首先并最终依赖于其种族的纯洁性，但是在另一个意义上，它也依赖于自身远超于劣等民族再生自己的能力，以及净化由犹太人、吉卜赛人或亚洲人等劣等民族造成的种族污染的能力。让像德国人这样不断增长的种族适应一个有限的空间，注定会使他们隶属更强大的种族。这就是为何希特勒为德国人民在空间巨大的东欧和俄国要求生存空间的原因所在。

希特勒承诺德国要么是世界强国，要么就不再有德国。但是，一个在地理上和人口上的小国，一个危险地位于欧洲中心的小国，如何能够成为世界大国，并与苏联、美国或者大英帝国相竞争？根据希特勒的观点，这要求严格地调动它所有的物质资源，并将人力资源中好战和侵略性的冲动制度化。希特勒要求培养种族主义的坚强的、冷酷的、服从的、坚定的青年一代，他们将热衷于战争和征服。未来希特勒青年团的信条反映了斯巴达式的教育方式：

德国青年必须至精至简，敏捷如猎狗，坚韧如皮革，刚强如克虏伯钢材。他必须学会去除自我，忍受斥责和不公正，要变得值得信赖、沉默、服从和忠诚……女性教育的目标必须刻不容缓地成为未来德国的母亲。

希特勒告诉劳施宁，纳粹国家的主要目标是教会所有的德国人具有残忍的习惯及良知。他坚持认为，只有以这种方式，德国人民才能得到历史的伟大地位。在希勒特的心目中，种族的再生和生存空间的征服是互为需要的。那些认为犹太恐惧症在希特勒宏大计划中只是发挥次要作用的历史学家在两个问题上是错误的：第一，因为希特勒相信创造一个新的雅利安种族类型的绝对必然性是德国伟大地位的前提条件；第二，因为这个信仰需要把犹太人作为一个种族类型同时消灭掉。因此犹太恐惧症是希特勒种族主义哲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信念可以追溯到他早期的公开演讲，它们构成了《我的奋斗》论证的中心线索。换句话说，希特勒世界观的基本观点，也就是他所谓的“花岗岩的基础”是对雅利安种族的生物学和文化优越性的信仰。

希特勒大胆地宣称，人的强弱完全取决于血统。世界存在着优越的血统和低劣的血统。希特勒是一个天然的自然主义者，相信自然依靠鼓励强者的繁衍和阻碍弱者的繁衍来推进着“更高层次的繁育”。然而，人类通过允许优越的血统和低劣血统的混合，以及人为地（社会地）保护虚弱种类的生存，使其能够再生产，从而颠覆了自然的设计。作为一个空想的社会生物学家，希特勒自信地断言：只有当动物和它们物种的代表配对的时候，才能得到最好的血统，所谓山雀配山雀，小雀配小雀，白鹳配白鹳，田鼠配田鼠，豺狼配豺狼。任何不同物种的跨界交配天生产生虚弱的或者不能生殖的物种。因为人性是自然的一部分，种族纯洁性的生物学法则是适用的。自然鼓励种族群体之间有着清晰的区分，同时也促进各群体当中统一的特性。这样，白种人、黑种人或者黄种人寻找着自己的种类。因为人类的种族团体在质量上是不同的，因此杂交破坏了种族的纯洁性，产生了低劣的后代。当犹太人和雅利安人交配时，最糟糕的血统污染就此发生。希特勒认为，这件事就像跨物种的交配——这真是生物学上的谬论，因为没有哪个人类群体形成了物种。

根据希特勒的种族分类法，人类种族分为三个明显不同的种族团体：雅利安文化的缔造者、文化的承担者、文化的毁灭者。希特勒坚持认为，只有雅利安人创造了文化；他是人类的普罗米修斯，“从他最光明的前额一直迸发着天才的神圣火花”，因为他拥有创造性的“种族原子核”。他承认亚洲人拥有高度的文化，但这仅仅是因为雅利安人为此提供了创造性的动力。如果缺乏雅利安持续的影响，例如日本文化“就会僵硬，落入休眠当中……是雅利安的文化浪潮把它从休眠中惊跳出来”，其他的种族群体是不能够成为文化承担者的。

至于犹太人，希特勒认为他们没有真正的文化，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创造文化。犹太人仅仅在利用别人已经创造的东西。他们是纯粹的寄生虫，依靠健康的文化肌体过活。希特勒成见性的犹太人是“一个寄食者，像有害的杆菌，假如只有一个适合的培养基发出扩散的请求，他就会越来越多地扩散”。犹太人一直在其他民族的社会中偷偷摸摸地生存，他们在那里打着宗教社区的幌子，秘密地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国家。希特勒坚持认为，他们的巨大谎言是：他们只是在宗教上有所不同，在其他方面和德国人一样也是属于德国人。相反，希特勒确信犹太人“一直是一个具有明确种族特性的民族，它从来不是一种宗教”。两千多年来，犹太人设法保留他们的种族和文化特性，其纯洁性的程度远超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但是，他们这样做一直是以其他民族为代价的。他们的角色完全是寄生性的，因此对于他们社区的生物和社会的健康来说是毁灭性的。

当然，在希特勒让人注意到犹太人毁灭性的影响时，他引述了各种各样犹太恐惧症的观点，首先是他们已经对他们居住的国家的经济福利施加了腐蚀性的危害。在希特勒1922年4月12日慕尼黑党的会议上所作的题为《真理的煽动者》这一最具有煽动性的演讲中，他质问如何能够认定罪行，无情地揭开了他认为德国社会危机真正罪犯的面具。他认为，答案是质询谁在德国的不幸中获益最多。换句话说，通过认定那些正过得很好的人，人们就能搜查出那些引发所有不幸的人。希特勒认为，一个人立刻想到的就是股票投机商、银行家，以及类似的资本主义的代理人，但是假如他要真正得到危机的真相，就必须完全揭开幻觉的面纱。希特勒坚持认为，假如我们这么做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国民的结核病”“腐烂的酵母”，一言以蔽之，就是不朽的犹太人。希特勒宣称，只有纳粹运动是富有勇气的，足以认清这一首要的真理，因为它也把自己看作代表着上帝的选民，带有保持其血统纯洁性的使命。希特勒视自己拥有特殊的建立在血统基础上的认知方法，即“血统危急认知”的方法，依靠它，一个人能够揭露对德国民族有机体的健康在生物学意义上有害的东西。另外，希特勒视自己为当今雅利安的耶稣，将把金钱的借贷者从庙宇中清除出去，也是反对虚伪的犹太金钱之神的煽动者。

希特勒经常提及生物学的甚至寄生虫学的形象，这些都强烈地表明，他相信整个日耳曼民族，包括他自己在内，已经被犹太人的血液“污染了”。他在这样一些场合的想法上升到了类似妄想症强度的高度，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他无条件地相信犹太人世界阴谋的存在，正如《锡安长老会协议》所预言的。他对所谓的恶行习惯性的反应一直就是把它归咎给策划阴谋的犹太人，无论这个犹太人是一个贪婪的借贷人、一个法庭上的蛊惑者、一个假装同情的自由主义者、一个和平主义者，还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在希特勒心中，结果都是一样的：犹太人煽动社会的分裂，从内掏空一个健康的社会，为最终接管世界铺平道路。

埃伯哈特· 贾克尔已经注意到这一事实：希特勒特别相信一个民族的种族价值是由它自身的种族感、它的领导形态、它发动战争的能力所决定的。这三个性质在民族主义、元首原则或领导原则、军国主义那里得到了体现。当希特勒企图把这三个假定连贯起来，以达到把它们整合到更大的纳粹世界观当中，他开始认识到犹太人支持着三个相反的原则——国际主义、民主及和平主义。换句话说，希特勒相信犹太人推动那些试图破坏所有健康社会的原则。这导致他进入非理性的沉思：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说实际上是一个有机体，像其他有机体一样，它们暴露在腐生菌面前。在正常的条件下，这些腐生菌的功能就是分解有机物的残骸，使其成为最基本的成分，被正在生长的有机体再次利用。有机体通过自己的适应性机制阻止这些进攻，但有时攻击力过于毒性，它们攻破和毁灭整个有机体。这对于社会有机体来说也是如此。它也暴露在侵略者、歹徒、贫困、疾病、阶级冲突或者战争等腐生菌面前。根据希特勒的观点，所有社会有机体最致命的腐生菌是犹太人，他们是最致命的病原体的类似物，因此不可避免地破坏整个社会体系。

这一观点的非理性逻辑使得希特勒得出一个结论：作为一种致命病原体的犹太人必然是恶魔的化身，是颠覆健康和善的幽灵。作为这一妄想性的思想体系的结果，希特勒真切地想象到了“罗圈腿的犹太私生子”，他们潜伏在黑暗的街角后面，伺机强奸毫无防备的雅利安少女，用他们犹太的精子污染她们。这种邪恶的谩骂决不限于他私人的圈子，而是经常出现在他的写作和公开演讲中。例如，在《我的奋斗》第十章，他描绘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真正”原因。他很快越过了对德国战败任何现实的讨论，一头栽进了有关“犹太人无底的谎言”所造成的“道德投毒”的黑暗沉思当中。经历了对梅毒之恶奇怪而神经质的大段论述之后，他最终谴责是犹太人使德国国家肌体遭受了梅毒的侵袭。《我的奋斗》这一段落以及相当大的部分，回响着对血统污染及恶魔般的犹太人带来的血统投毒毛骨悚然的惊恐。对于犹太人将德国人退化这一潜藏的、“真正恶魔般的意图”，希特勒发出了咆哮和乱语，他庄严地呼吁国家神圣的义务，以保持血液的纯洁性。下面是希特勒用来描绘犹太人的带有偏见绰号的举例：

（1） 恶魔的化身

（2） 雅利安血统的玷污者

（3） 腐烂的酵母

（4） 水蛭和吸血鬼

（5） 卖淫和梅毒的供给者

（6） 雅利安女人的强奸者

（7） 有害杆菌

（8） 蛆

（9） 投毒者

（10） 瘟疫

（11） 罗圈腿的私生子

（12） 臭气熏人的动物

（13） 寄生虫

（14） 真菌

（15） 股票交易的统治者

（16） 说谎大师

（17） 异族成员

（18） 幕后操纵者

希特勒绝对地确信，一个民族的伟大依赖于其血统的纯洁性。这一种族主义信仰的必然结果是这样一种恐惧：一个民族无论何时允许自己退化，它都是“犯下了违背永恒天意的意志的罪行”。在别的地方，希特勒称种族污染为原罪。尽管犹太人已经破坏了德国血统的性质，但是一个旨在消除有毒犹太人的完美的种族主义政策，依然可以治愈疾病，将德国民族的有机体变得完全健康。因此，种族国家具有明确的使命：哺育种族上最纯粹的、能生育的、健康的人种，以至整个民族群体最终分享到高贵种族财富的祝福。从这些限制出发，距离希姆莱的种族种马农场、党卫队、对劣等民族（犹太人、吉卜赛人、残疾人、智力迟钝者、亚洲劣等人）的灭绝就只有一步之遥了。希特勒坚持认为，对于种族污染唯一有效的解毒剂就是保持德国人血统的纯洁，在犹太人消灭德国人之前灭绝犹太人。对于希特勒来说，这是一个“要么拥有一切、要么一无所有”的建议，因为犹太人“对于整个德国的毁灭来说是最大的煽动者。无论在世界什么地方，我们都能发现对德国的攻击，而攻击的制造者就是犹太人”。犹太人企图颠覆的不仅仅是德国，可怕的事实是，犹太人“企图把许多国家带入不安定的状态，剥夺它们的利益，将它们带入相互的战争之中，以这种方式，借助金钱权力的帮助和宣传，逐步实现对它们的控制”。希特勒总结道：

犹太人魔鬼般的目标是消除国家，使得其他民族混乱的退化，降低最高级民族的种族水平，同时通过消灭民族的知识精英，用自己民族的成员加以替代以实现对种族大杂烩的统治。

可怕的必然结果是，德国必须在这一全球性的危机中承担领导地位，其推荐的国策就是消灭犹太人。在《我的奋斗》当中，希特勒清晰地阐述了犹太人应该如何被连根拔除的策略，即采用毒气：

假如在战争初期和战争期间，1.2万或1.5万这个国家的犹太腐败者遭受了毒气，犹如10万所有阶层和行业最优秀的德国工人在战场上必须忍受的，那么前线数百万人的牺牲就不是徒劳的。反之，1.2万个无赖被及时地消灭了，数以百万计的守秩序的、有价值的德国人就为未来保存下来了。

这并非要求有后见之明来理解希特勒思想的含义，尤其是他对聆听他毫无节制的长篇演讲的听众滔滔不绝重复的犹太恐惧症的偏见。他对犹太人的看法，以及他一旦掌权对犹太人的处置是公共记录的问题。他的对手——包括犹太人和正派的德国人——都悲剧性地低估了他的犹太恐惧症意图的严重性。

注　正如前面所提及的，犹太人具有不同体味的信念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希特勒强烈地赞成这一信念，并认为和他们的长鼻子一道，明显恶臭的体味是犹太人突出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