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基础的分裂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一部名为《布拉格的学生》的电影，给已经为那一代剧场粉丝所熟悉的屏幕引介了一个令人困扰的主题：分裂人格的悲剧。电影故事来源于E.T.A.霍夫曼、浮士德传奇，以及埃德加· 爱伦· 坡的威廉· 威尔逊，讲述的是贫穷学生鲍德温与魔术师签订了一份协议，魔术师答应年轻人获得美好的婚姻和用之不竭的财富；作为回报，他要完全控制这个年轻人镜子中的形象。签订协议之后，鲍德温爱上了美丽的女伯爵，但是她的求婚者以决斗向鲍德温发起挑战。然而，女伯爵的父亲企图阻止这一决斗，因为这位学生是一位有名的、优秀的击剑手。允诺放求婚者一条生路之后，学生匆忙赶到约定地点——当然，受到魔术师的阻止没有准时到达那里——他惊恐地发现他自己的影子已经代他行动了，杀死了求婚者。学生感到耻辱，他邪恶的自我已经破坏了他善良的自我。分裂是决定性的、无法恢复的。在最初签订魔鬼协议的阁楼，学生朝着他的影子开枪，但射击的却是自己。于是，那个实际上是魔鬼化身的魔术师走进屋子，把协议撕成碎片，扔到学生的尸体上。

《布拉格的学生》所引介的分离人格的主题，在战后缠绕着德国的影坛，并且引发了一批分裂人格的电影，如《他者》和《两面人》。在这些电影中，杰克尔博士和海德先生的主题是潜藏于同一个人当中的两个对立倾向的投射。当然，对分裂状态的认识给自我的基础提出了质疑，因为它涉及这样一种发现：“他者”或较为黑暗的一面不仅替代了较好的一面，甚至替代了后者的地位，而且构成了整个人不可或缺的部分。在电影《泥人》和《侏儒》中，增加了两个反映德国社会的主题：变态的时代以及在其中变态生物的制造。这些生物绝望而失败地试图引导正常的生活，战胜生活的孤独，被人爱，被人倾慕；但是，当他们遭遇到拒绝、嘲笑和仇恨的时候，他们会爆发出行凶的狂怒。在中世纪的传奇中，假人是犹太教士洛伊用泥土做成的动物，洛伊在其心脏放上具有魔力的标记，从而赋予其生命。在1915年的电影版本中，工人在犹太教堂挖井，挖出了一尊雕像，把它交给了一个古董商。古董商借助在一本神秘魔法书籍中发现的犹太教士洛伊提供的指南，使它获得了生命。这尊雕像最初的功能只是一个顺从和机械的仆人，但是它显示出明显的人类感情的痕迹，它爱上了古董商的女儿。当受惊的女儿拒绝它的爱的时候，它勃然大怒，以自己的方式毁灭了一切。最终，泥人从塔上跳下，将自己摔为碎泥片。侏儒是一个人造的生物，当他发现自己是谁，并为何受到人的拒绝时，他就会扩散毁灭和破坏。齐格弗里德· 克拉考尔告诉我们：侏儒的形象和他成为暴君以及人性鄙视者的生涯，以惊人的方式预言了阿道夫· 希特勒的生涯。像希特勒一样，侏儒使自己成为一个大国的独裁者，然后“发动了为自己痛苦进行的前所未闻的复仇，以此外化了他自我的仇恨”。克拉考尔指出，在《侏儒》上映的同时，哲学家马克斯· 舍勒正在做有关德国的行为在世界引发仇恨的讲座，他暗示德国和侏儒相似，是不正常的环境的产物，承受着根深蒂固的自卑情结，阻止了社会的发展。

正如克拉考尔相信的那样，假如电影向我们展示了更深的心理层面的集体心态，那么我们应该把1914年至1933年德国电影看作德国精神中不和谐和深层分裂的体现。这些电影所展示的，并且历史所确认的，是德国人用各种各样深深的烦恼，以及内在的、自暴自弃的态度回应战后的混乱状态。这些态度涵盖从国际战线的退却和抵抗的被动攻击的形式，到国内战线的反抗和服从的倒退行为。尽管随着旧帝国秩序的分崩离析，德国人体验了对自由短暂的感觉，但是他们的不安全感和内在的分裂阻止了他们以真正的民主方式重建他们的社会秩序。他们对现代性的恐惧远比他们对自由的热爱强大，他们对整体性的渴望——并将此与集权主义相联系——远比个人的创造性有力。最终，他们选择了逃避自由，最初是支持教父兴登堡父亲般的权威，而后支持坏教子阿道夫· 希特勒任性的权威。

一个甚至在战前就与自身深深冲突的社会，会发现在战败、耻辱和经济的废墟中重建一个破碎的社会系统是困难的。尽管这具有相当高的可能性，但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德国人践行民主的时候，民主只是加剧了现已存在的社会分裂。多党的体制，连同它不稳定的联合和平庸的政治家，缺乏一个以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形式出现的强有力的民主脊梁。共和主义者不会将民主的实践与宽容那些发誓要毁灭民主的人的消极态度相混淆；而平庸的政治家既没有智力也没有勇气按照伏尔泰的格言行事：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在其中，不宽容是人类的权利，并且这种情况涉及社会中一些自身是不宽容的群体，从而就会威胁宽容本身的原则。换句话说，不宽容无论在哪里变得具有社会的毁灭性，自由主义社会的法则都不能宽容它；假如人们应该得到宽容，他们就必须停止成为狂热的人。

十四年来（1919—1933），德国人不乐意尝试民主，因为民主从一开始就被战败、背叛感蒙上了污名，因此它仅仅是虚弱的芦苇。民主宪法本身是雨果· 普罗伊斯的作品，他是一位犹太人和进步的自由主义者，在战前是一位边缘化的学院局外人，当旧的秩序崩溃之时，为了帮助民主的新德国，他从灰暗中脱颖而出。在他一门心思地努力为他受到战争破坏的国家发现最好的制度安排时，他折中地从几个方面进行了选择：美国的宪法、欧洲议会代议制最好的几个特性，甚至1848年法兰克福议会流产的宪法。普罗伊斯不得不与敌对的政党和社会利益集团合作，进行必需的被迫妥协。在几次小心翼翼的修订之后，最终的文献在许多方面都是德国社会不和谐的镜像。然而，从纸面上看，这是一个极好的民主文献，提供了广泛的自由和许多进步的创新，这些都使得它成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之一。然而，普罗伊斯个人怀疑这个民主宪法是否会在一个民族手里发挥作用，因为这个民族在心理和历史上都没有为自我管理有所准备。他甚至十分怀疑这样一个制度是否应该交给一个民族，因为它身体的每一个肌腱对此都有抵触。

一个民主制度的先决条件不仅是一部民主的宪法，而且是社会乐意将其主要机构民主化，其中包括行政部门、学校、警察、军队。但是，十分清楚的是，大多数德国人并没有准备这样做。霍亨索伦家族退位了，但是家族的将军们，或者陆军元帅们，或者甚至更广泛的中产阶级，他们和军队一道，依然相信皇帝统治的民族主义的幻觉。尽管法律的制定交给了共和主义的法律制定者手中，但是法律的执行依然保留在保守主义和反民主的官员手中。德国的精英从革命的风暴中存活下来，如今他们在每个阶段都反对共和国；在1929年大萧条非常清晰地出现之后，大量的德国人都拒绝民主。

在共和国中，最深远的分裂涉及德国人身份的核心和灵魂的战争，它是恪守传统价值观的保守主义分子与支持各种新的、创造性的激进思想的现代主义分子之间的文化斗争。尽管在皇帝统治时代已经浮现出来，但是到战后才以特别的力度和紧张度爆发出来。现代主义质疑中产阶级现实的基本信条，特别是对理性以及真理、美、道德等客观标准存在的信仰。这种文化假定已经构成了帝国时期美术、音乐、文学的基础。人们希望一位优秀的德国艺术家或作家描绘爱国主义和积极向上的主题，它们颂扬城镇和乡村的自然之美，强化基督教的虔诚。人们希望艺术形式在个人层面是新浪漫主义和感伤主义，在公共层面是恰如其分的新古典主义。从理想的状态来说，它是新古典主义及其美学偏爱的高贵混合，带有对光鲜的风格、高贵的约束以及浪漫感情和个人创造性高尚的追求。实际上，一个没有找到永久和安全政治风格的国家，不可能在文化领域发现风格。甚至在战前，几种文化风格相互竞争，反映了新的国家深刻的社会经济分裂：封建贵族传统的风格、中产阶级清教主义的价值观、莱茵兰和南部德国的天主教文化、工人阶级新兴的文化。总之，基调是在宏大景观和内在主观性之间波动，通常缺乏政治的信仰。

德国文化的方向受到现代化的力量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创伤性冲击的强烈影响。现代化对文化产生了新的要求，因为它涉及对适合大众而非小部分精神精英的不同表现形式的探索。现代化的拉动是朝着新的方向而非旧的方向，通常是以古代传统和继承而来的生活模式为代价。即使在正常的环境下，这一进程也伴随着广泛的焦虑，更何况是在失败的战争及其混乱的结果之后到来，因此这一进程的冲击力在德国远比在其他国家尖锐。

尽管德国在帝国时期已经体验了现代性的冲击，但是变化的闸门直到魏玛共和国才真正开启。这就是为什么在文化的保守主义看来，魏玛共和国无疑与时尚、道德观念、知识分子的态度等每一个威胁性的变化之风相关联的原因所在。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是20世纪20年代的特性。这两个理论阐述了不稳定的宇宙，并且告诉我们所有的“事实”只是对不同的可能性转瞬即逝的感知。真理似乎是主观知觉的和道德的功能，仅仅是集体选择的结果。咆哮的20世纪20年代引出了一个道德不确定的新时代，使一切变得更加动荡不安。四年战争把整个一代人变得残暴起来，他们似乎被剥夺了曾经引导德国创建期那一代人的道德标准。许多年轻人，尤其是那些受到战争创伤的人，展现了心理失调的动荡不安的征兆。这一失调涉及压抑、寻找替罪羊、类似妄想狂的恐惧、进攻性行为，尤其是强烈的代际冲突。

针对老一代的反抗，尤其是对那些把他们的孩子送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父辈的反抗，在年轻人日益增长的痛苦中构成了重要的因素，并且毫不令人惊讶地经常以文学的形式来表现这种反抗。年轻的犹太诗人格奥尔格· 海姆在日记中写道：“假如不是我那位猪一样的父亲，我早就成为了一位伟大的诗人。”在戏剧舞台上，弑杀父母并非稀有的主题，特别是在瓦尔特· 哈森克勒费尔的《儿子》，以及阿诺特· 布龙宁的《父亲的谋杀》中更是如此。当哈森克勒费尔戏剧中的儿子问他的朋友“我应该做什么”时，这位朋友回答道：“消灭家庭的暴君。记得和父亲的斗争就犹如对前一个时代君王的复仇一样。”这样的代际复仇主要针对的是国家一批残酷的父亲，他们压制了个人的创造性，并且强制他们的儿子参加四年愚蠢的屠杀。一些年轻人以虚无主义的方式寻找庇护所，一些年轻人寻找救世主式的领袖，他将拯救牺牲者，引导他们走向辉煌的未来。尼采式的打碎旧的偶像，包括父母权威的心态，在战后时代弥漫。在一个不再稳定和不可以预见的世界，有关“美好旧世界”虔诚的宣言，或者对基督教道德的自以为正义的呼吁，现在似乎都有点虚伪、陈腐和空洞。既然如此，为何不就为今天和聚会活着呢？毕竟“人活着短暂，死了长久”。这样一些态度在柏林歌舞表演的餐馆歌曲中得到非常好的体现，也表达了在病态的恐惧、痛苦和死亡之后享受生活的一种简单的人类需求。

直到希特勒扯下咆哮的20年代的帷幕，整整十年，许多德国人都在享受爱神战胜死神的短暂欢愉，体验着迄今为止在德国从未被人所知的自由感。在这个国家，严明的纪律和公开的从众控制了几代人。这个国家被真正的舞蹈狂热所控制，性从禁忌道德的领域浮现出来。性的表现从伪科学的研究机构，到裸体表演、赤裸裸的色情文学，范围极其广泛，柏林成为了自由的性都。在那里，有歌舞表演的餐馆、妓院以及杂志，用诸如“闺房里的夜晚”“逼良为娼的交易”“带着鞭子的女人”“性交的异国方法”等标题诱惑着人们。1919年，演员康拉德· 维德特塑造了一个正被敲诈的上层阶级的同性恋者。这部电影的结尾是马格努斯· 希施费尔德博士的一个短暂演讲。他是性科学学会的建立者，他告诉观众，对这个受到严重诽谤的少数人的错误对待很快就会成为过去。电影引发了骚乱，犹太人希施费尔德被一个暴民毒打，并受到保守主义报纸的谴责。德国人认为舞台是公共道德的论坛，他们被新的极端的剧作家，特别是表现主义，提供给他们的涉及私通、强奸、卖淫、弑父、弑兄的内容所震惊。1919年至1933年间，关于性行为的议题，特别是关于《轮舞》一剧的演出展开了激烈的争执。《轮舞》是由奥地利戏剧家阿图尔· 施尼策勒创作的，它由十个独立的部分或对话构成。在其中，来自不同生活阶层的夫妻在舞台上演出，在性交前后聊天。性交直接用落幕六秒钟表示，其间观众听见圆舞曲的几个节拍，或者飞驰列车的声音。在性交之前，男人通常快速地达到他们的目标，同时女人展示出一些非常滑稽的减缓速度的技巧；在性交之后，女人一般都想要知道她们是否依然被男人所爱，一个扮演粗野士兵的角色对此回答道：“这个嘛，你应该已经感觉到了，玛丽亚小姐。”尽管对性道德有着诙谐的社会学评论，但是这部戏剧无论在哪里上演都引发了抗议的咆哮。在维也纳，抗议者打开消防龙头，淹了剧场。在柏林，年轻的右翼暴徒向舞台投掷臭弹，谴责这部戏剧是颠覆德国人正派礼仪的犹太人阴谋。这种特别针对犹太剧作家的骚扰，成为了共和国期间的普遍现象。

尽管文化的保守主义假装被新的性自由所震惊，表达了毫无节制的谴责，但是戏剧舞台，甚或“堕落的产业”，并非如它看起来那样有害和无所不在。正如瓦尔特· 拉克尔提醒我们的，大量传统的虔诚和自我约束依然在发挥着作用，甚至在罪恶深重的柏林。在那里，著名的“提勒歌舞女郎”也要和一位监护人一道出行，并且必须在每晚祈祷。但是，在许多保守的德国人看来，世界已经混乱不堪，他们相信肆虐邪恶的罪恶之都（《圣经》中所多玛城和蛾摩拉城）是两性放纵的共和国或“犹太人”政策的结果。

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第一次“现代的”文化，事实上是保守性传统和创造性实验奇异的混合物。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知识分子——包括许多犹太人——构成了现代性的先锋，并且将我们依然在不同领域运用的意识方式联结起来。这些领域包括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美术、自然科学。先锋派运动急剧扩散：心理分析、知识社会学、表现主义、无调性音乐、包豪斯建筑、存在主义哲学以及量子物理学。在几乎所有领域，犹太人都是杰出的，甚至是支配性的。柏林的精神分析所是在弗洛伊德的倡议下由马克斯· 艾廷顿建立的，得到了汉斯· 萨克斯和卡尔· 亚伯拉罕的支持，他们都是犹太人。这个研究所训练了一大批杰出的心理分析师，他们当中许多也是犹太人：卡伦· 霍尼、弗朗茨· 亚历山大、威廉· 赖希、梅拉尼· 克莱因。在社会学领域，社会研究所成立于1923年，它信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此相关的学者在社会科学领域为未来的几十年提供了理论的动力，尤其是该所20世纪30年代搬到纽约之后。这些学者其中大多数是犹太人：马克斯· 霍克海默、特奥多尔· 阿多诺、瓦尔特· 本雅明、弗朗茨· 诺伊曼。在文学领域，明亮之星组成的银河，一些是传统的作家，一些是十分先锋的作家，他们照亮了整个战后文学的天空。其中包括托马斯· 曼和亨利希· 曼兄弟、赫尔曼· 黑塞、贝托尔特· 布莱希特、罗伯特· 穆齐尔、莱纳· 玛丽亚· 里尔克、斯特凡· 格奥尔格、戈特弗雷德· 贝恩、阿尔弗雷德· 德布林。在音乐领域也是如此，出现了新颖的、创新的趋向，艺术家用不和谐的声音表现不安的感觉，他们包括阿诺德· 勋伯格、保罗· 欣德米斯、库尔特· 威尔。建筑和艺术的关系比以往更为紧密，并用新的思想和象征表现形式进行实验。瓦尔特· 格罗皮乌斯和包豪斯强调艺术和技术的结合，用钢材、玻璃、强化水泥、塑料进行实验，以实现纯粹形式和功用结合的理想。最后，源于理论物理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出现了模糊的、很大程度上是主观的、观念的宇宙，它强化了有关焦虑、不确定、现代生活的含糊等四处弥漫的感情。

许多传统的艺术家、工匠、作家、文化评论者谴责这些先锋运动，认为它们是对过去古典原则的背叛。但是，他们的反对不仅是美学的，也是政治的。他们看到：像格奥尔格· 格罗茨这样的画家，公然陶醉于不和谐的形式或丑陋之中；像阿诺德· 勋伯格这样的音乐家，把和谐扔到一边，喜爱不和谐声音的刺耳音调；像阿尔弗雷德· 德布林这样的作家，把他们的读者带到社会深渊的边缘；像瓦尔特· 本雅明或威廉· 赖希这样的社会学家或心理学家，谴责德国的学术机构具有固有的不公正和压迫性。此时此刻，他们对作为整体的现代性文化提出了公开的抗议，发出了没有限制的指控。他们以各种方式谴责这种文化，认为它是物质主义的、堕落的、没有灵魂的，或者是“犹太的”。

许多德国人患有的现代性恐惧，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和心理根源，但是都必然与根深蒂固的反犹太人偏见相关，因为据称犹太人是现代化的代理人，他们威胁要破坏稳定的世界，尽管很大程度上这只是幻觉。在这个世界当中，思想保守的德国人已经投入了非常多的心理资本。无论他们在哪里观望，保守的德国人看到的都是极端主义和腐烂：舞台和荧幕上的性和婚姻的不忠；小说中的和平主义，以及对传统德国男子气概价值观和对权威尊重的嘲讽；艺术中变态而扭曲的主题和意象；等等。尽管作为群体的德国犹太人既不是现代主义者，也不是极端主义者，但是右翼文化批评家经常成功地将他们和来自过去的可恶的反犹太人成见联系起来。作家和戏剧批评家路德维希· 马尔库塞经常从愤怒的保守主义者那里收到信件和明信片，上面写道：

你这头犹太猪竟敢批评那些抗议近来作品低劣和污秽的人……你竟敢称放在我们面前的这类东西为艺术，它们混杂在《乡村之爱》《好兵帅克》《丹东之死》《天堂里的婚姻》《青年的疾病》之间。这不过是个大猪圈，一个腐化的、穿过它的青年人将被投入到更加堕落和残暴的境地……你就是这样一个应该被吊起来的戏剧批评家。作为一个犹太人，你自然喜欢德国青年的毁灭。

犹太人被放置在极端的两极化的中间：一端是传统主义者，他们在文化的所有表现中鼓吹“德国”风格的统一性；一端是现代主义者，他们欢迎分歧的，甚至矛盾风格的存在，因为它们意味着生机勃勃的创造性精神。犹太人被放置在这场斗争的失败一方，正如他们被放置在政治斗争的失败一方。这场政治斗争是日益上升的集权主义政党反对日益萎缩的共和派政党。纳粹总是利用保守主义右翼的文化批评作为夺权的掩饰，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的分裂当然和政治的分裂紧密相联。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正确认为的：“对纳粹党最为一贯的选举支持集中在这样一些社会和职业集团，它们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持有最大的保留意见。”

德国文化分裂最为不祥的征兆之一是，年轻人越来越赞成反动的文化观点。大约900万年轻人当中有430万人属于各种各样的青年组织，除了极少数例外，这些组织都反对魏玛共和国新的民主变化。年轻的德国人，尤其是年轻的德国男性，都是躁动不安、迷失方向和疏离社会的。他们试图塑造——假如是以纯粹偶然的方式就更好了——与他人更为紧密的情感纽带。不幸的是，这些应对机制本质上经常是反动的和逃避的，其最初的形式包括了纳粹运动将采用的和无耻滥用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包含了天真的态度和含糊的渴望，诸如对自然泛神论的爱，对祖国神秘的爱，同性恋的友谊，对没有贪婪和物质主义的世界浪漫主义的渴望，对集体归属感强烈的需求，对英雄的崇拜。不仅仅在年轻人那里，这些渴望强有力地根植于许多德国人心中。他们反映了对整体性、对重新融入一个共享的乌托邦社会的深深渴望。他们也陷入对一个没有冲突的民族共同体的乌托邦式的渴望。在这个共同体中，许多过去导致德国人相互分离的分歧将不复存在。

因为许多德国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感到，现代性的力量正在破坏国家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同时他们认为新的民主体制要为国家的疾病负责，因此他们在前工业时代的保守主义和集权主义的价值观当中寻找解决方案。它是一种回到想象的过去的逃离，一种给予现代化所提出问题的虚幻答案。实际上，塑造整体性渴望的东西，是对现代性的恐惧，并且这种恐惧也塑造了逃避自由的解决方案。阿道夫· 希特勒本能地知道如何把这些集体的渴望塑造成他自己邪恶的意图。

不应该惊讶的是，一个深深两极化的国家总是展示出许多令人困扰的社会变态。事实上，异常行为和犯罪撕裂了魏玛共和国的缝隙。根据德特勒夫· 波伊克特的观点，自有统计资料汇编以来，战后时期见证了最剧烈的犯罪增长。道德标准出现了相应的下降，同时“诈骗心态”上升了。有关柏林20世纪20年代的故事，通常包含了对毒品贩子、卖淫者、杀人狂、臭名昭著的强盗的记录。在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普遍的犯罪和政治暴力在德国各座城市肆虐：

柏林处于国内战争的状态。没有任何警告，仇恨突然在任何地方和时间爆发：在街头，在餐馆，在电影院，在舞厅，在游泳池；在午夜，在早餐时，在下午三四点钟。刀子会突然拔出，带刺的指环、啤酒杯、椅腿或者铅棒都成了斗殴的工具；子弹擦过海报柱上的广告，从厕所的铁皮屋顶上反弹出来；在拥挤的大街上，一个年轻人受到了攻击，衣服被扒光，遭到毒打后，流着血被丢在人行道上。十五分钟后，一切都过去了，攻击者消失得无影无踪。

为了发现纳粹未来的线索，理解德国人生活这些较为黑暗的角落是重要的。利用一些事先存在的变态行为，纳粹分子不仅犯下了罪行，也企图将这些罪行在文化上正常化。他们将“把法律弄个底朝天，使不合法性合法化”。据说犯罪是一种反映社会邪恶的镜子；并且，我们还要补充一句话：当社会的领导层自身已经成为罪犯的时候，一个社会产生的犯罪类型将体现更大规模的一类犯罪。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动荡的五年，使得人类的生活变得残暴和低廉，以致公众对暴力都习以为常。除了暴力被广泛接受之外，还出现了令人困扰的对骗子的宽容和颂扬。正如戈登· 克雷格所提醒我们的，对骗子和罪犯的关注在魏玛时期的小说和戏剧中十分突出，它们包括汉斯· 约瑟· 雷菲斯的《海滩边的决斗》、托马斯· 曼的《费利克斯· 克努尔》、薇琪· 鲍姆的《大饭店》、贝尔托特· 布莱希特的《三毛钱歌剧》、弗朗茨· 维德金德的《凯特侯爵》。布莱希特的《三毛钱歌剧》基本上是一部无政府主义的戏剧，颂扬一个恶棍麦克西斯，因为他损害了一个已经腐烂到核心的因而也不值得真正维护的社会体制。更为有趣的是，在《三毛钱歌剧》出现六年后的小说《三毛钱》中，麦克西斯成为了一个资产阶级银行的经理，在许多被1923年通货膨胀弄得破产的德国人眼里，这是一个骗子合适的岗位。

犯罪行为在电影里也十分突出。在弗里茨· 兰格的故事片中，尤其是电影《谋杀者》中，警察的世界和罪犯的世界经常是互相交换的，以至于观众并不清楚谁是真正的好人或坏人。这些故事片部分描绘了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诸如《卡里加利先生的橱柜》《马尔布斯先生》或《谋杀者》这样的电影，使观众直面疯狂的权力、性谋杀者、卖淫、对残暴贪得无厌的渴求。电影《谋杀者》的故事是以杜塞尔多夫儿童杀人犯库尔滕为基础，这位谋杀者除了情不自禁可怜地尖叫之外，对他穷凶极恶的犯罪没有任何理性的解释。谋杀者显然是德国小资产阶级的原型：矮胖、服从、挑剔。也许，他也是第三帝国办公桌谋杀者具有象征意义和预言意义的原型。

德国的电影制作者并不一定要努力去寻找德国社会变态行为的证据。在20世纪20年代发生了几起可怕的系列谋杀案，一些案件甚至暗示不知情的德国人卷入大量食人行为，因为这些谋杀者切割了受害者，将有用的部位作为“肉”卖给了当地的屠夫。这些系列谋杀者中的一个，声音温柔，没有攻击性，表面上看柔弱矮小，名字叫格奥尔格· 哈尔曼。他诱捕需要帮助的小孩，提供给他们食品和水，和他们交朋友，然后邀请他们在他的寓所里过夜。他把他们塞进床里之后，对他们进行性侵害，然后用牙撕开他们的喉咙，把他们杀了。除了体验了暴力的狂怒，以及发现自己第二天早晨和另一个死去的男孩躺在床上之外，哈尔曼不记得任何和这些侵害相关的事情。然后，他把孩子们的衣服卖掉，把他们的身体分解成煮熟的肉、罐装的肉，以整洁的方式处理这些尸体。这些尸体被包装成猪肉或小牛肉，很有吸引力，在黑市以很好的价格出售。当哈尔曼被捕的时候，甚至在知道自己被判处死刑的时候，他显得无动于衷。当他最终被处死之后，人们开始唱一些涉及他邪恶行为的歌曲。一首特别恶心的小曲毫无疑问是警告淘气的孩子们，它唱道：

等等，等等，等一会，

哈尔曼快快朝你走过来。

带着他的小斧子，

从你身上找熏肉。

这样恶心的表达在对暴力已经无动于衷的社会，在经常以冷漠的评论、恶毒的窃笑、邪恶的种族玩笑接受残暴的社会，都是司空见惯的。德国社会长期处于自身黑暗的角落，处于沉迷于用病态的、令人厌恶的、残暴的主题表达的观念之中。甚至德国的童话故事也反映了这一集体无意识令人困扰的阴暗面。尽管每个人都热爱和欣赏格林兄弟的童话故事，但是正如罗伯特· 维特提醒我们的，当我们知道它们所包含的非常奇怪的身体和精神残暴的时候，还是非常吃惊的。

一位王后煮了和吃了自己的孩子；一位年轻人被要求和一具尸体睡觉，保持它的热度；一位国王的女儿被熊撕裂了，她的母亲被活烤；一个邪恶的继母被放进一个大桶，里面全是毒蛇；一个小女孩的舌头和眼睛被割了出来；一个漂亮的女孩被砍成碎片，扔进了大桶，里面全是腐烂的人体残骸；一个小男孩被剁成碎块，丢进了锅子，做成布丁，被他父亲给吃了……人们将记起，等待汉塞尔和格雷特尔的命运是被烤了吃掉。

童话故事不仅是集体意识的神话编造功能的表现，它们也是塑造年轻人心灵的有力工具，因为它们被父母和教师用来作为教育的手段。年轻的德国人被传授的课程来自这样的故事，包括服从权威、纪律，不相信陌生人（犹太人或外国人）。这种集权主义的态度受到了低级和高级的浪漫主义文学的滋养，它们被养育的母亲和严厉的父亲传授给年轻的德国人，后来又被公立中小学校、军队和劳动大军所强化。

在试图解释奥斯威辛集中营问题的时候，拉尔夫· 达伦多夫指责了德国社会的那些“黑暗角落”，特别是为那些没有被认为是德国部族一部分的人挑选出的角色。无论是谁不符合业已建立起来的仪式和信仰，或者缺乏理想的身体期望——畸形人、残废人、外国人——都会立刻受到怀疑。根据达伦多夫的观点，德国的社会生活特征是“被许可行为的极端狭隘”。当然，在每一个社会都存在着一条划分什么是许可的界限，指定每个人可以做什么，社会可以阻止他们不做什么。在德国，这条界限是在绝对支持集体主义或集权主义的习惯下划出的。包括缺乏严格预期的德国人在内的局外人，经常受到羞辱、拒绝和排斥，并且在纳粹分子统治下，这些人遭到了逮捕、拷打和灭绝。让历史学家们至今都感到困惑的是，它能够发生在其他方面都文明的国度，它的民众整体上是信教的、服从法律的、友好的。可能的情况是，德国人在他们的一些历史关头，已经展示出傲慢、目空一切、侵略性的文化特性。因为他们受到了思想、宗教或政治严密体制的驱动，在家庭、学校、工厂受到制度性的强化，直到这些特性在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因此它们使得所有德国人变得更具有毁灭性。于是，也就不难想象，甚至哈尔曼也可能被认为是正常的，只要他把自己对残暴的渴望外在化到诸如犹太人这样的局外人身上。

小说家托马斯· 曼的儿子克劳斯· 曼在慕尼黑卡尔顿酒店的茶室里看见了希特勒，他正坐在另一张桌子前，一口气吃了三个草莓馅饼。当他仔细审视元首面孔的时候，他认为这位纳粹领导人使他想起了近来他在报纸上看到的某个人，但是做出这一联系只用了一段时间：

除了幽暗的玫瑰色的灯光、轻柔的音乐和一堆曲奇，这里什么也没有；在甜蜜的田园诗般的气氛中，一个留小胡子的男人，他眼神迷离，有着一个固执的前额……我招呼了一位女招待结了咖啡账单，这时我突然想到希特勒先生像一个人。他是汉诺威的性谋杀者，他的案子是醒目的新闻头条……他的名字叫哈尔曼……他和希特勒的相似是令人震惊的：迷离的眼神、小胡子、残暴和神经质的嘴，甚至难以言表的粗俗的肉鼻子；这确实是太相似的外貌了。

犹太人灵魂的分裂：一体化、自我认同和自我仇恨

德国社会主流充满危险的分裂，使希特勒能够把民众变成腌肉，同时对危险地生活在其中的微小的犹太人社会的未来实施了决定性的冲击，这并不令人惊讶。正如将要出现的结果，犹太人的命运和共和国的生存密切相关。尽管对德国犹太人的每一概括和对德国人自身的概括一样，都带有保留意见——因为犹太共产主义者和犹太君主主义者都不喜欢共和国——但是，可以完全肯定地说，20世纪20年代的犹太人是拥护共和的人。德国的犹太人绝大多数都支持共和国，渴望利用共和国所提供的新的民主自由，以至于他们突出的贡献塑造了20世纪20年代的文化。回首往事，他们帮助塑造了一个充满生机和可能性的文化，然而它被复活的反革命悲剧性地中断了。反革命不仅终结了犹太人的自由希望，也终结了德国人的自由希望。

在魏玛共和国期间，正如在皇帝统治期间，犹太人本质上与他们的同伴德国人过着各自的生活。但是，战争及其后果带来了两个民族非常紧密的、对犹太人来说是充满巨大危险的遭遇。尽管战败引发的右翼偏见不断甚嚣尘上，但是犹太人很快适应了新的战后挑战和机会。解放运动在民主共和国的合法保护下全力持续，甚至似乎完全解放的最后障碍，尤其是那些顽固地存在于公务服务系统和学术世界的障碍，在不久的将来也可能被完全消除。事实上，德国的犹太人开始在德国的生活和文化中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以至于完全有理由希望借助新的民主获得完全解放。许多犹太人与其说是对完全解放的可能性担心，不如说是对这种解放运动将对犹太人身份和犹太人意识产生的冲击担心。随着君主制的衰亡，德国的犹太人也被迫重新审视他们在极其不同的和难以预见的世界中的角色。在犹太人困境的核心，现在比以往更突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犹太人在多大程度上允许自己整合到德国社会中，同时不丧失自己鲜明的犹太性。这是一个整合和身份的问题，对那些在宗教和心理上认为自己是犹太人的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维尔纳· 摩西写道：在犹太人团体的中心一直有个核心，在这个核心的成员当中，民族身份的保持代替了整合到异教徒社会的考量。围绕这个核心，在同心的圈子内，排列着各种形式的调节，它们离内核越远就变得越弱。在圈子的边缘，人们会发现那些处于放弃犹太性的进程当中的犹太人。不言而喻，新的民主自由加速了犹太人解放的进程。

正如过去一样，整合涉及各种各样的策略，大多数一般是改宗皈依，与异教徒通婚，或者直接世俗化。在试图摆脱犹太人的血统根源时，男性的犹太人遭遇了强大的障碍，因为这通常涉及两三代民族之间的通婚、姓氏改变，以及完全接受德国的文化规范，正如埃娃· 莱希曼所指出的，这类已经存在于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跨族群敌意的主要原因之一，一直是这样一个事实：两个群体具有“客观的差异”，但是，这样一种差异在魏玛共和国期间正在迅速地消退，因为犹太人的同化明显成功了。当然，一些客观的差异依然得到适当的保留，因为尽管在正统派的犹太教信奉者眼里犹太人的内核正在减少，但是这个内核依然是完整的，在更新的犹太恐惧症之下实际得到了加固。德国犹太人处境的讽刺性，实际上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当中：与世界任何地方相比，德国犹太人已经被更成功地同化和整合到德国社会之中。人们可以认为，在魏玛共和国持续的存在前提下，犹太人的内核将处于极大的危险境地。

莱奥· 贝克是德国犹太人代言人之一，他是战后出现的犹太人内核中最具有指挥力的天才之一。由于出生率的下降、通婚、世俗化，这批代言人一直担忧核心信仰者的减少。据估计，在大多数犹太人的居住地柏林，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每三个犹太人中就有一个与不信犹太教的人结婚。约翰· V.H.迪佩尔对决定留在纳粹德国的六位著名的犹太人生活进行了研究，显示他的六个对象已经适应了德国的生活和文化，以至于当这个国家拒绝他们的时候，他们非常难以拒绝这个国家。这六个对象包括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瓦尔特· 维尔施泰特，著名的银行家马克斯· 沃柏格，右翼青年领袖和青年哲学家汉斯—约阿希姆· 舒普斯，柏林随笔专栏作家贝拉· 弗洛姆，《犹太评论》的犹太复国主义编辑罗伯特· 维尔施，处于领导地位的犹太教士莱奥· 贝克。把这六个人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是他们都在纳粹大屠杀幸存下来，都在纳粹待了一段时间或所有时间，身后留下了未受到大屠杀影响的富有启迪性的记录，这些记录更能聆听到他们的感情，而非他们的理智；这些记录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错误估计了来自纳粹运动可怕的危险。迪佩尔把犹太人与德国人的关系比作一次虐待的婚姻，一个悲剧性的、错误的家庭关系。他引用了瓦尔特· 维尔施泰特回答哈依姆· 魏茨曼的话，后者恳求这位化学家应该逃离他慕尼黑的家：“一个人不应该离开他的母亲，即使她的所作所为非常糟糕。”德国犹太人悲剧性的脆弱，源于他们对生活的基本看法归根结底是资产阶级和理性主义的，而这个看法处在一个正在被颠覆、变得越来越非理性的世界中。

当然，从六个人的生活中归纳适合所有德国犹太人的结论是有问题的，但是历史的记录似乎确认了这六个人假如不是典型的话，至少不是非典型的，因此是德国中产阶级犹太人的极好代表。除了维尔施和贝克，这些德国犹太人完全世俗化了，要么放弃了他们的犹太教信仰，要么只是“三天犹太人”，即只在主要的宗教节日去犹太教会堂。他们所有的人都适应了德国社会，以至于他们整个的知识架构、看待现实的习惯方式，都熔铸到本质上是德国的模子当中。这一事实和战后已经变化的历史环境，导致许多犹太人开始急切而焦虑地重新审视现代世界犹太人的生活性质。几位非凡的犹太神学家担任了这一重新审视的先锋，著名的有马丁· 布伯、弗朗茨· 罗森茨威格、莱奥· 贝克，他们试图从传统的犹太教中明确地表达出现代的信息，而不破坏其基本的神学前提，或者不破坏其制度性的行为。和许多其他宗教的和世俗的犹太思想家一道，他们也苦苦思索在现代世界作为犹太人意味着什么的问题。

弗朗茨· 罗森茨威格（1886—1929）是著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是一个完全同化了的犹太人，也是康德和黑格尔的追随者。他计划皈依基督教，但是在1913年以戏剧性的方式恢复了他的犹太教信仰。1913年，当他在柏林的一个犹太教会堂参加赎罪日仪式的时候，他体验到了神的显现，这种显现揭示了亲近上帝不需要依靠耶稣的中介，而是向所有向上帝开放心怀的犹太人开放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森茨威格服役于巴尔干前线的德国军队，那时他写作了《拯救之星》，在其中他认为，犹太教和基督教是同一宗教硬币的两面，以它们各有特色的方式讲述着真理。他的宗教方式是一种在宽广的宗教框架中的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注定在有教养的德国犹太人当中引导出宗教的再次觉醒。它强调与上帝直接的、个人的、经验的遇见，无论是《塔木德经》对合乎教规的行为的信赖，还是虔敬派哈西德主义把宗教狂喜和上帝自身混淆的情绪性，都不能妨害这种遇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罗森茨威格移居法兰克福，在那里他创办了自由犹太人学堂，热衷于帮助犹太人离开他们信仰的边缘，回到其核心或者中心。1922年，他一直受到全身麻痹症的折磨，但是直到1929年去世之前，一直英雄般地从事他一生的工作。

马丁· 布伯（1878—1956）也提供了新颖的对经典犹太教的重新审视，这一审视是建立在他个人的经历和哲学洞察基础之上的。他的思想影响了各种各样的犹太和非犹太思想家，超出了德语世界。尽管1878年他出生在维也纳，但他是由加利西亚的犹太祖父抚养大的，在那里,他被哈西德主义富有激情的倾向所影响。在获得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之后，他加入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并且编辑了一份专注于宗教社会学的杂志。他还再次出版了哈西德派的故事，和罗森茨威格一道提倡在信仰者的宗教生活中与上帝更为个人的遇见。布伯思想的核心包含在他最著名的著作《我和你》（1937）当中。在这本书中，他确认了在每一个人当中都有集体的或者民族的灵魂存在。对于犹太人来说，这一集体无意识力量的存在由四千年共享的历史经验组成。他相信：如果所有的犹太人获得和实践一种不变的历史的重演，那么这些经验可以由他们重新激活。他们通过这样的行为将重新体验到他们身上上帝的存在。我们与上帝有生命的遇见依赖于这一共享经验的保持。这就是著名的“我和你”关系的意义，因为通过信仰，这个我在自身当中发现了你；就是这个自我发现的过程是亲密的、相互关联的、共享的、信任的过程。1924年，布伯成为了法兰克福大学犹太教的教授；他也积极投身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当中。1938年，他逃离德国去了巴勒斯坦，在那里他作为希伯来大学的教师继续他的工作。

莱奥· 贝克是一个完全“德国的”犹太教士，在举止和学问上都是专业的。他一直对犹太社群忠诚不渝，在受到纳粹分子越来越多的攻击时愈发坚定。在20世纪20年代，他处于其职业生涯和知识能力的高峰。从体态和知识上来看，他是一位威风十足的贵族统治者：高大，有着正在变灰的头发和胡子；他步态坚定，一直目不斜视，好像他清楚地知道他正在向何处行进。在他周围有许多富有洞察力、与他有点差距的教授。他能够使接触他的人感到痴迷。除了犹太教士的专业训练之外，他一直沉浸在德国的教育之中。他最初在波兹南的利萨读高级中学，后来就学柏林大学。在柏林大学，他撰写了关于斯宾诺莎影响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是由伟大的历史学家威廉· 狄尔泰指导的。但是，贝克没有忘记自己的起源是处于德国犹太教和东欧犹太教的十字路口。尽管他的家庭是中产阶级的德国人，它自己也感到如此，但是，他的家乡利萨位于波兹南的普鲁士，最初是属于波兰的（1919年再度回归波兰），而且依然展示出传统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生活的强烈特征。贝克理解这两个世界，这使得他成为它们之间重要的调解者。

事实上，作为战后整个德国处于领导地位的犹太教士，贝克的行为一直是在努力修复犹太人社群中已经形成的裂缝。也许超过了罗森茨威格和布伯，贝克对犹太人社群，也就是德国的犹太人生活所环绕的“犹太社会”的未来忧心忡忡。当我们谈及犹太人社群的时候，我们应该小心翼翼，不要把它和一个同质整体的概念相混淆，即在体制上被中心化，在信条上被一体化，或者用一样的声音说话。德语的“犹太社会”实际上指的是独特的宗教社群，它被正式地组织起来，指定为一个合法团体，这样它能够被征税，与主流的基督教社群相隔离。正如先前所示，回溯到中世纪，文化主导的“犹太社会”最终都被德国的邦国授予了权力，它们被定位在这些邦国之中，雇用犹太教士，保留和修建犹太会堂，组织与宗教社群生活相关的活动，包括进行慈善工作，建立慈善学校、图书馆、报纸等。每一个公开承认信奉犹太教的德国犹太人，都被邦国的法律要求从属于与他或她家最紧密的“犹太社会”。

犹太人社群实际上从来没有在一个基督教的邦国围绕一个中心被组织起来，也不可能被组织起来。这些邦国发现，组织它的对立面没有什么好处，因此偏爱去对付一个个犹太人社群，尽量征收交易能够承受的税金。除了它们异质的属性之外，正如先前所提及的，犹太人社群也根据正统派和自由主义的路线分裂开来，在20世纪20年代自由党占据了上风。柏林的“犹太社会”在德国是最大的；到1900年，它几乎占据了德国犹太人的三分之一。正如其他的“犹太社会”，它也被内部的不和所撕裂，以致一些正统派的犹太教教师拒绝归属于它，因为他们相信它被自由主义运动玷污了。尽管莱奥· 贝克经常设法缓和破坏性的分歧，但是他所属的自由主义者与正统派之间的本质分裂是不可能修复的。贝克没有成功地在德国的犹太人和数量不断增长的东方犹太人之间的鸿沟上架设起桥梁，而他主要代表的是前者以及他们的文化假定。

这里还存在第三个在犹太人社群中产生的分裂因素，即在犹太复国主义和非犹太复国主义之间不断上升的争执。德国的犹太人很少去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极端主张，他们的故乡是德国，而非巴勒斯坦。尽管他们听从布伯、维尔施或舒勒姆的话，尤其在纳粹的威胁变得更加不祥的时候，但是正如他们防护性组织的称号所表述的，他们更乐意想到自己是“具有犹太信仰的德国公民”。莱奥· 贝克也是这样，把自己奉献给德国和他的犹太信仰，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去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和主张，因为像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他认识到德国的环境对于德国犹太人来说非常恶化，以至于每一条希望的路径，包括流亡巴勒斯坦，都应该予以认真的考量。这解释了他为何是“支持巴勒斯坦委员会”成立大会的成员，揭示了他为何支持为巴勒斯坦成为犹太人的祖国筹措资金的海伦· 哈耶索德组织。

贝克在知识上的努力反映了这些人的性情：他们代表了德国人和犹太人遗产最优秀的东西。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贝克试图将启蒙的人类理想（歌德、席勒、康德的理想）和启蒙的自由主义犹太教的宗教传统、道德传统融合在一起。贝克认为，犹太教是西方世界伟大而古老的宗教，这一宗教的人性理想和对普遍道德规则的恪守代表着经久长存的遗产，并且可以作为世界其他地方闪光的灯塔。在贝克初版于1905年、在1922年得到相当程度修订和扩展的主要著作《犹太教的本质》中，他奋起保卫犹太教，抵制基督教诋毁者的攻击。他小心翼翼，没有去攻击耶稣或者基督教本身，而是聚焦于他相信是错误的东西上，主要是鲍林对犹太教的解释上。贝克认为，把犹太信仰诋毁成宗教的退化，并且完全扭曲耶稣的意义，是基督教的两个根本性错误。贝克也不同意基督教拯救的思想，基督教认为拯救绝不是可以挣得的东西，而是恩典以难以解释的方式赠予的东西。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拯救不仅是个人和集体的努力，也涉及持续的同在拯救行为中是私人伙伴的上帝的对话。

贝克的宗教路径是和平主义的。他相信除了《塔木德经》的仪式和学问，犹太人也必须向他们神秘的传统所提供的情感温暖和秘密打开心扉。他相信犹太人不仅拥有权利，也拥有义务成为不同的人。事实上，他们的宗教传统要求他们成为道德的楷模，站起来向世俗的权力言说真理。正如贝克所言：

通过其仅有的存在，对于“力量高于真理”的大众假定，犹太教从来不是一种无声的抗议。只要犹太教存在，就没有人能够说人类的灵魂已经投降。它穿越时代的存在就是一个证明，数量并不能掌握坚定的信仰。

对于罗森茨威格、布伯、贝克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把犹太人作为犹太人来拯救，保护他们在世界的存在地位，提供他们从中能够派生持续智力滋养品的神学策略。对于这三个人来说，犹太人社群或者核心，是至关重要的。毕竟个人没有社群就不可能将自己延伸进未来。人们在世世代代的、维系于核心信仰体系的长链中发现了历史延续性的关键原则。这一体系的信条和仪式永远被更新、分享、加固和代代相传。当这一长链的联结点无论什么原因开始断裂的时候，这一核心就开始缩小，信仰之井就会枯竭，生存所需的能量就会消散。

一些犹太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询问他们自己的问题是：犹太人是否可能在德国作为犹太人被拯救。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这个问题当然主要围绕犹太人的自我认定。它涉及做一个犹太人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假如这个问题是可能回答的，那么这个犹太人是否并且在什么意义上能够加入一个志趣相投的犹太人社群。在纳粹统治时期，这些在共和国时期依然开放的问题从犹太人手里被剥夺，以明确和武断的种族主义术语得到了回答。但是，直到纳粹统治到来之时，德国的犹太人才停止询问以下的问题：成为一个犹太人意味着什么？为何这一问题会引发如此的敌意？他们必须做什么来对待自己的犹太性感受？人们可能会说，正是因为德国人从来没有停止询问作为德国人意味着什么，因此经常是德国“另一个自我”的德国犹太人，才会不停地询问作为犹太人意味着什么。

对于罗森茨威格、布伯、贝克，以及那些与他们时刻共呼吸犹太教的人来说，这一答案是明显的。首先，作为一个犹太人是犹太信仰——无论是正统的还是改革过的——行为上的遵守者。从统计的角度来看，官方登记的有信仰的犹太人有50.3万人，不到德国总人口的1％。帝国统计汇编并没有记录那些已经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以及宣称或者感到自己是世俗的、不可知论者、无神论者的犹太人，或者直接脱离他们文化主导的犹太社会、不再被认为是犹太人的犹太人。然而，所有的犹太人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在象征意义上或情感上感到自己是犹太人，或者意识到归属于犹太民族、犹太遗产或者犹太教。评估这类被同化的犹太人是如何与他们的犹太性搏斗，犹太性又是如何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塑造他们的心灵世界是重要的，尽管这一评估可能是不充分的。犹太性对同化的犹太人意味着什么呢？这些犹太人的祖先可能是犹太人，但是他们现在认为自己是完全的德国人。当他们谋生，从事医生、律师、教师、艺术家、作家、记者、银行家、商人或工人等职业的时候，他们只是隐约地意识到他们的血统。

皈依基督教、认为自己完全是被同化成德国人的小说家阿尔弗雷德· 德布林发现，他需要知道作为一个犹太人意味着什么，同时他猜想一旦他发现了这一问题的答案，他也就发现了“我是谁”这一问题的答案。正如他所说的：

我发现我必须告诉自己有关犹太人的事情。我发现我真的不知道任何有关犹太人的事情。我的亲戚称自己为犹太人，但我不能称他们为犹太人。他们既没有犹太信仰，也没有犹太语言。也许他们是一个凋谢已久、融入他们新的环境的民族残余。因此，我询问自己和其他人：犹太人在哪里存在？有人告诉我：在波兰。

显然，从字面上看，德布林要去波兰发现犹太人，但是，他希望发现什么呢？对于两个生活在一起的民族之间的“客观差异”来说，真正犹太性的身份是以正比例增长的，以至于这些差异非常之大，身份的确定非常容易，因为它达到了相互排斥的对立，即黑与白、橘子与苹果的关系。尽管德布林对波兰的犹太人进行了生动而难忘的记录，但是他没有抓住问题的要点，它被他错误的前提模糊了。这个前提就是，一个人不可能在没有犹太人的地方过犹太人的生活。他把自己被同化的立场作为规范，以公理的方式假定：一个犹太人不可能在德国过犹太人的生活，只有东方的犹太人而不是西方的犹太人才可能是真正的犹太人。假如波兰的犹太人——在波兰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的生活方式，以及与众不同的着装、语言、行为习惯和仪式——以明显的方式与他们在西方信仰一样宗教的人有着本质的不同，但这是否真正意味着一个群体比另一个群体更具犹太性呢？除了没能检验波兰人和波兰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显示他们之间在一个文化的母体中是如何相互交织，从而没有抓住真正重要的人类学联系之外，德布林不加鉴别地假定，一个古老的犹太人社群比其他社群具有更大的权利要求某种假定的起源。他的分析经不起犹太人历史的检验。这个历史表明，犹太性存在于它的差异性当中，在德国、法国或英国的犹太人，像东方的犹太人一样有权声称自己是犹太人，并且无论在哪里，只要我们能发现犹太礼拜（进行一个礼拜必须至少要有十个男人），就有一个犹太人社群存在。

在误判犹太人的问题上，甚至在德布林企图真诚地理解它的时候，他也并非是孤独的。他假定德国的犹太人并没有作为实体存在，但是他自己认识的需要则另有所指：它显示世俗化的犹太人也还是犹太人，由于属于离散的民族，共享着一样的历史感，因此无论何时他们都感到自己是犹太人。对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来说，这种历史感如此生动，以至于过去一代代犹太人体验的痛苦、快乐、洞见似乎就像发生在昨天。另外一个事实是，在德国和奥地利，主流的政治文化对犹太人的问题十分偏执，以至于甚至都不再按犹太信仰行事的被同化的犹太人，也没能逃避他们犹太性的心理压力。

几乎没有德国作家像小说家雅各布· 瓦塞尔曼（1873—1934）那样，对他们的犹太性有着持久的并且最后是失败的痛苦。他是一位深陷烦恼且分裂的人。他通过一系列小说获得了国际声誉。在这些小说里，德国人—犹太人的悲剧是一个得到持续关注的事情。他的第一部作品是《齐尔恩多夫镇的犹太人》，后来接上的是一系列相关的故事，如《年轻人雷纳特· 芬奇的故事》（1900）、《加斯帕尔· 豪塞》（1908）、《小鹅人》（1915），瓦塞尔曼让他的读者面对各种犹太人物感受到的痛苦。这些犹太人与他们遭受的、几乎无法抵御的、更无解决办法的恶意仇视殊死搏斗。他们的痛苦也是瓦塞尔曼的痛苦，这些痛苦来自作为局外人的角色。他们真诚地寻求融合，但被恶意地拒绝了。丹尼尔· 诺塔夫特是《小鹅人》中的一个人物，每当他伸出双臂的时候，就会招来侮辱，折磨他的人只会索取，从不表示感谢。瓦塞尔曼视自己和他的民族永远是被利用的，几乎得不到感谢，从来不被认为是善良得足以成为德国人。他自己的生活不仅是一场与充满敌意和反复无常的世界的斗争，也是与感觉迟钝的父母和家族成员的斗争，他们希望他从事他十分不适合的商业职业。然而，像他的小说中的一些主人公，为了不得不采取虚假的办法从事这一工作，他痛苦地争取被人所接受并仇恨自己。出于复杂的个人关系网——它们反映在彼得· 盖伊所指的瓦塞尔曼相关故事几乎是古怪的特性当中——瓦塞尔曼提取了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悲剧关系的根本困境。正如彼得· 盖伊所指出的，特别是在《小鹅人》当中，瓦塞尔曼成功地再生了“他持久面对的东西：犹太人和基督徒、犹太人和德国人处于永久的冲突和永久的对和谐的探询当中”。

瓦塞尔曼没有成为他努力要成为的调节者和治病者，成为激发德国人和犹太人上升到更高形式的文明意识的世俗圣人。但是，他明显成功地洞察了经常控制普通德国人看到真实和想象的犹太人时所产生的仇恨根源。因为他就这个主题不得不说的东西，尤其是在其自传性著作《我作为德国人和犹太人的道路》（1921）中必须要说的东西，借助于后来在纳粹统治下发生的事情，变得如此引人注目，因此它应该得到一定的篇幅加以审视。

尽管瓦塞尔曼认识到犹太恐惧症是一个普遍的西方现象，因此以不同水平的强度存在于整个西方国家；但是，它在说德语的地区有着鲜明的特征。这就是某种全国性的德国人的仇恨。它的明确性质就是它的迷信特性，即事实上它是一个幻觉。但是，瓦塞尔曼很快又说这是一个自觉自愿的而非不情愿的妄想，是一种选择而非必然。他相信，根植于这种妄想，人们能够发现怨恨、失落的社会恐惧、挫败、敌意、嫉妒和仇恨交织在一起。在其中，人们能够发现恶魔的恐惧，办事员的麻木，穷人、受骗者和无知者的怨恨，谎言者的虚伪。这里也有人们可以在宗教狂热中经常发现的一点猴子似的恶意。进一步而言，犹太恐惧症包含了贪婪、敌意、杀戮欲、被诱奸或引诱的恐惧、神秘事物的诱惑、自尊的匮乏。总之，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是所有这些因素的融合。同样，它也是难以理解的和非理性的。当丹麦一位朋友询问瓦塞尔曼“德国人的仇恨到底想要做什么”，并同时说“在我们的祖国，犹太人得到普遍的喜爱”的时候，瓦塞尔曼对犹太人分裂的忠诚、双重热爱的困境作了复杂的解释，后来他认识到自己应该告诉好奇的丹麦人的事情是，被内部分裂弄糊涂的德国人，就是需要仇恨的感情和合适的替罪羊去吸收仇恨。在每一次失败之后，在每一次紧要的关头，在每一次胶着的境遇当中，他们都会将责难和罪行转移到犹太人头上。他同意丹麦人的观点，即从第二帝国建立以来，德国人异常缺乏自由主义，但是他们的仇恨强度也涉及想象、自由、善良意志的匮乏。

只要德国人让犹太人为每一种社会问题负责，只要他们相信犹太人毒害了德国的环境，引诱年轻的德国人接受“非德国的”生活方式——商业的算计、忧郁的沉思、不可知的怀疑、亚洲式的好色——瓦塞尔曼认为，只要德国人相信这些幻觉，德国人的这一仇恨就不会被治愈。他用两个特别有效的例子证明了德国人仇恨的非理性，一个是虚构的，一个来自他与一位朋友的对话。他认为，作为德国的犹太人，可以比作从来没有拿过完全工资的工人，尽管他和他的德国同事干得一样好。无论何时这位犹太人抱怨这样不公平的待遇，要求适当的应得，他都会被告知，他不能得到全部的工资，就是因为他是个麻子。他连忙赶回家，在镜子面前审视自己的脸庞，但是没有发现一点麻子的迹象。他返回工厂，告诉施害他的人，说自己一点瑕疵都没有。然而，这没有使他的情况发生变化。因为雇主耸耸肩说：“有人报告说你是个麻子，因此你就是个麻子。”瓦塞尔曼指出，假如我们让自己穿上了这一饱受折磨的人的鞋子，我们就会理解他精神的困扰。这里有一个人被借口否认了基本的权利，这个借口就是他有他自己不能发现的瑕疵。他一直强调自己试图找到它，因为官方一直报道瑕疵就在他的脸上，这个被打上标记的犹太人试图为他的权利斗争，反复几次之后，他的心里开始麻木了，就此放弃了斗争。正如瓦塞尔曼所言：“这样的对待是一种巧妙的、被构想出来的折磨。”

在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一直存在着一个永恒的障碍。这种感觉出现在瓦塞尔曼与好友在家的私下讨论中。他问他的朋友：是哪些原因把德国人和犹太人分割开来，特别是哪些原因把我们两人分割开来？是不是信仰？因为我们两人既非都是基督徒或犹太人。我们是否被血统分割？确实，纯粹的德国人是不存在的，他们和法国移民、斯拉夫人、斯堪的纳维亚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更有可能和两百多年来洪水般席卷德国领土的匈牙利人、蒙古人相混合。他询问他的朋友，假如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差异不能在血统中发现，是否可以在不同的道德结构或者不同的人类模型中发现？他的朋友回答道，这可能就是答案：犹太人是拥有不同道德的人，因此是不同的人。他的朋友为了证实瓦塞尔曼是否是他所认为的不同的人，要他把手放在胸前发誓，他是否“感到自己是一位真正的犹太人”。但是，瓦塞尔曼犹豫了，因为他想要知道他朋友的问题的含义是什么。他的朋友笑着说：因为围绕着“犹太人”这个词所存在的困难，他知道对瓦塞尔曼来说，承认感到好似犹太人是艰难的，瓦塞尔曼反戈一击，“德国人”这个词也是一样的困难。他的朋友改变了他提问的思路，想要知道瓦塞尔曼的母亲是否是明确的犹太人，在他的族谱中是否有跨民族的情况。当瓦塞尔曼肯定地坚持他纯粹的犹太背景的事实时，他的朋友摇了摇头，承认他的情况非同寻常，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因为他喜欢和尊重的朋友肯定不可能是纯粹的犹太人。但是，瓦塞尔曼没有要求得到特别的豁免和特别的认可，即他的情况是一个例外，使他可以宣布自己是一个荣誉的德国人。瓦塞尔曼可能只是对他朋友根深蒂固的偏见和他天真的信念感到惊讶，他相信任何出生在德国土地上，呼吸着它的空气，吸收它的语言和文化规范的人，都将自动地被认为是德国人。他的朋友犹豫地把瓦塞尔曼接纳为同等的德国人，这是因为情感上有着相当深的抵触，以致瓦塞尔曼永远不再有这种体验，怀疑一个犹太人能够作为一个德国人被人们接受。假如一个人的朋友感到至多是乐意作出一个有优越感的豁免，最糟的是作一个“两者必居其一”的选择，那么对于瓦塞尔曼来说就是再清楚不过的了：犹太人将永远被烙上德国土地上异类的污名。

那么，谁是瓦塞尔曼呢？一位神经过敏的犹太人？正如犹太复国主义的期刊《犹太评论》（1928）宣称的那样，之前它对瓦塞尔曼有关犹太性主题的演讲就表示过异议。这本犹太复国主义期刊批评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把瓦塞尔曼的神经症说成是一个普通犹太人的神经症；它否认他代表犹太人说话的权利。瓦塞尔曼回应了这样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批评。他认为，假如犹太复国主义者自行其是，否认犹太人能够成为德国人的可能性，那么德国人和犹太人的分裂就会扩大；他们把自己当作犹太族的犹太人，而非德国的犹太人。他说他将继续是一个无疑容易受到攻击的德国犹太人，因为他没有完全拥护双方的任何一方，但是他感到有信心的是：他折中的（自由主义的）立场使得他有更大的弹性指向共同的基础，瓦塞尔曼压抑的、几乎是悲怆的启示，是较老的一代犹太人的症状。他们生长在第二帝国，并且被反复出现的犹太恐惧症浪潮弄得很绝望，没有发现脱离困境的途径，因为和他们一起的德国人没有能解决他们自己不确定的德国人身份。瓦塞尔曼和其他人对他们的犹太性感到苦恼，对同时作为德国人和犹太人感到不安全。他们不得不以犹太人自我仇恨的形式，付出特殊的、毁灭性的心理代价。

“犹太人的自我仇恨”这个术语，是由特奥多尔· 莱辛在其1930年出版的著作《犹太人的自我仇恨》一书中发明的，这是一本自我诊断和描绘犹太人受虐狂的古怪图书。在莱辛创造这个词之前，这种类型的受虐狂就长久地根植于传统犹太人的恐惧症中。莱辛是一个灵魂受到折磨的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皈依了路德宗，并采纳了尖锐的反犹太人立场，以将其思想中所有犹太性的残余连根拔除。无论何时，在他不能面对他的犹太性的时候，他都把它转化成犹太恐惧症的偏见，其最可耻的例子是他给弗洛伊德的一封信。在信中，他把心理分析谴责为典型的犹太人精神的流产。弗洛伊德后来回忆道：最初，他假定莱辛是和18世纪的哲学家G.E.莱辛有关系，但是当他知道没有这回事的时候，他立刻中断了通信。作为一位优秀的临床医生，弗洛伊德一直试图根据以下这一原则行医：人类没有什么东西必然和精神分析医师不相容。但他依然对莱辛的犹太人的自我仇恨这一教科书案例感到惊异，称他为“异常的犹太人现象”。

莱辛确实是一个麻烦的人：矮小、皮肤黝黑，他欣赏日耳曼美的理想，认同爱国主义的事业。有很短的一段时间，在赫尔曼· 利茨的一所寄宿学校的环境里，他发现自己是一个古怪的人。这些学校把祖国和民族的新浪漫主义理想同狂热的民族主义原则联结起来。但是，当莱辛的日耳曼信仰不符合利茨狭隘的、以犹太恐惧症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时候，他与他的校长争执起来而被解雇。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莱辛从尖锐的犹太恐惧症患者变为同样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用新的形式体现了对其犹太性的不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莱辛写了一本十分悲观的书籍，它控诉了其犹太人和德国人的遗产。这本书的名字叫《世俗精神的衰亡》，它把犹太民族描绘成干瘪的、贫瘠的种族，因为它没有祖国，与一直根植于与生俱来的土地和祖国的生命创造力没有联系，注定处于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唯一的希望是逃避与钱财的关系，恢复他们的祖国。在20世纪20年代，莱辛成为了具有敏锐洞察力的著名哲学家，他作出了给他赢得声誉的、影响广泛的判断。1926年总统竞选时，他鲁莽地攻击了陆军元帅兴登堡这位民族主义右派的偶像，把他说成是“一个低能的废物，为未来的尼禄铺平了道路”。这句评论引起了政治右翼的极度疯狂，他最终不得不取消了在汉诺威技术学院的教学活动，把自己限定在私人的研究工作当中。当纳粹1933年接管权力之后，莱辛逃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一年后在那里遭到了逮捕，然后被纳粹分子杀害。

犹太人自我仇恨最怪异的事例，也许是奥地利作家奥托· 魏宁格。在这里提及这一事例，只是因为它的病理机制后来产生了许多悲剧性的自杀。魏宁格是以《性和性格》一书获得巨大恶名的。在书中，双性同体的思想与知识分子的倾向相关联，并被转化为人类完美和不完美的尺度。根据魏宁格的思想，男人和女人是雌雄同体的，每一方都包含针对另一方解剖学上残余器官的各种各样的心理对应物。理想的类型和一个对所有文化成就负有责任的人，都是具有男子气概的类型，在其身上，女性的残余器官正好和女人的男子气概相抵消。魏宁格相信，女人体现了对性快乐荒唐的冲动，是男子性理性的对立面。犹太人是低级的，因为他们种族的性的商数远没有达到平衡。相比较而言，雅利安种族代表了完全协调的男子气概创造性原则的体现。当他发现自己烙上了犹太性的低级和女性因素优势的时候，发狂的魏宁格在贝多芬曾经住过的地方戏剧性地对自己开了一枪。这一行为后来得到了犹太人仇恨者的喝彩。他们赞同它是完全值得推广的事情。1941年，希特勒在元首府仔细地思考着“犹太人杆菌”的问题，他当时回想到迪特里希· 埃卡特曾经对他说过，他所知道的唯一诚实的犹太人是奥托· 魏宁格。当认识到犹太人是生活在他人身体上的寄生虫的时候，魏宁格自杀了。

魏宁格的犹太人的自我仇恨，毫无疑问是他自己人格的病态显现，但是它也以重要的方式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它是强烈的文化偏见强有力地塑造起来的。一种将一系列强有力的骗人把戏制度化的文化迷惑了每个人，包括德国人和犹太人，甚至少数的最强大的成员也不能一直摆脱仇恨的驱使。至于最脆弱的成员则试图以悲哀的方式逃避他们的犹太性，包括仇恨自己，作出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姿态，甚至把自己视同侵略者。犹太的父母有时企图教育他们的孩子以更多“德国的”而非“犹太的”方式行事，灌输给他们孩子所有假定是典型的德国式的行为习惯。瓦尔特· 拉特瑙在一篇针对犹太人的、题为《听，以色列》的文章中，呼吁犹太人放弃他们客观存在的性质，成为真正的德国人。他的头脑里这些客观存在的特性除了物质主义的倾向，就是与令人困惑的东方犹太人相联系的习惯和性格。小说家瓦塞尔曼在维也纳生活了一段时间，他发现这些犹太人是外国人，极度排外，他希望德国犹太人的自我形象不应该受到依然散发着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臭气的、肮脏的流浪汉的消极影响。为了被德国社会所接受，犹太人被其父母和教师进行了服从性训练，变得特别有礼貌、令人愉快、随和，以至于和他们相处是一种快乐。彼得· 盖伊指出，为了取悦邻里的德国人，犹太人模仿的特性是所谓的友善，甚至是夸张的友善，德国人称之为“彻底的友善”。然而，实际上这经常意味的是自卑的自我贬低。这类行为体现了社会上优等的局内人和社会上低等的仆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关系，一种被压迫者使用的奴性的依赖方式，通过打击国民中的一部分人建立他们的自我。

估算有多少犹太人企图逃避他们的犹太性是困难的。这些犹太人模仿着假定是有修养的德国人的行为方式，但是结果变得令人困惑，因而对作为犹太人产生了双重的怀疑。在犹太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这类行为受到相当的鄙视。无论如何，犹太知识分子没有构成一个具有共同观念的、有凝聚力的实体；他们也没有有意识地强调他们的犹太性。这并不意味着，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不具备可供识别的家族的相似性。首先，尽管德国犹太人的主体在构成上作为坚定的中产阶级从来不会变得左倾，但是犹太知识分子在其信念中倾向于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尽管许多犹太知识分子作为左翼好战分子参与了战后时代（1918—1923）的革命暴动，但是他们对激进事业的参与后来逐步地退缩。正如瓦尔特· 拉克尔所指出的，几乎没有犹太知识分子在任何政党中工作；只有一些犹太人积极参与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共产党最初吸引了许多犹太人，但是到1931年，在百位当选国会议员的共产党代表中，已经没有一个犹太人了。

假定总体而言的德国知识分子，以及作为部分而言的犹太知识分子，对德国的公共政策产生任何明显的影响，都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正如先前所提及的，德国的知识分子在共同把智力和权力分割开来方面是有贡献的。他们为自己作为非政治人感到骄傲。结果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德国的知识分子构成了一个边缘的局外人阶层。由于在整个政治文化中缺乏工作经验，他们退却到艺术、文学、哲学、音乐等精神王国当中。除了在政治上没有成效之外，犹太知识分子还承受着其他两个倾向的痛苦：他们是一个不信任他们的国家中的犹太人；他们普遍属于政治左翼，并被认为具有激进的政治信念和现代主义的知识信念。事实上，犹太人经常处于先锋派运动的前列，作为作家、艺术家、剧作家以及正在兴起的电影业的领导者，他们构成了表现主义运动突出的部分。他们拥有处于领导地位的自由主义的报纸，前面提到过的摩西家族占据了柏林报纸和杂志市场的重要部分。它的竞争对手乌尔施泰因家族甚至更为成功，尤其是在获得了受人尊敬的《福斯报》，并通过期刊、时尚杂志、廉价图书增加了销售之后。许多出版家、编辑、批评家都是犹太人，其中包括塞缪尔· 菲舍尔、库尔特· 沃尔夫、卡西雷尔兄弟、格奥尔格· 邦蒂、埃里希· 赖斯以及马利克的公司。

纳粹分子不断放出谣言：德国的文化正被犹太左翼分子所控制，他们正在用其堕落的信念“污染”传统的德国价值观。事实是：通常是自由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犹太知识分子落入右翼批评家的手中。他们专门夸大一些著名的犹太激进分子的重要性，并用同样激进的刷子抹黑大多数犹太人。犹太人颠覆的伪概念被一些犹太作家不经意地强化。他们公开责难他们所认为的在德国文化中是毁灭性的东西。库尔特· 图霍尔斯基是著名的犹太讽刺作家，他倾泻了一连串恶毒的文章论述德国人生活的弱点，结果形成了对犹太文学界的成见。他的对手控诉他是不爱国的人，而他冷漠地对这样的批评置若罔闻。他说：“我可能正在背叛的国家不是我的国家；这个国家不是我的国家；这个合法的秩序不是我的合法秩序。我对它旗帜的色彩无动于衷，我对它受到地域限制的理想无动于衷。在这里，我没有什么可以背叛的，因为没有人相信我做的任何事情。”1928年，他公开表述道：“假如对保护和平似乎是有必要的话，德国军队没有任何秘密我不能告诉另一个外面的强国。我们是高级的叛国者。为了支持我们热爱的祖国，为了和平和我们真正的祖国——欧洲，我们背叛了一个拒绝我们的国家。”作为一位世俗化的犹太人，图霍尔斯基正在逃避其犹太性，进入知识分子的理想，他将自己的过去变成新的身份，这个身份就是具有进步的社会主义信念的、世界主义的欧洲公民。他说的话是这个意思吗？它是对他的德国人和犹太人角色的双重拒绝吗？或者仅仅只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姿态？也许都有，因为图霍尔斯基是一个深深分裂的、令人恼怒的牛氓，他最终发现自己无法逃避真实的过去，在瑞典的一家旅馆的客房自杀。图霍尔斯基是几位杰出的犹太知识分子之一。他为左翼最有影响的期刊《世界舞台》写作。其他与该刊有联系的人包括卡尔· 冯· 奥西茨基，他是一位期刊编辑，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也是纳粹暴行的受害者；以及恩斯特· 布洛赫和瓦尔特· 本雅明。这些作家的观念和信念证明了以下陈腐的判断是虚假的。这一判断控诉他们是好战的激进分子和危险的颠覆者。事实上，他们是善良的改革者，他们承担了所有被压迫者的事业。他们的知识分子的弱点，是许多没有政治经验的世界改进者的弱点：倾向对真实的或假定的非正义的过度反应，为人类拯救提供全面彻底的蓝图。图霍尔斯基和他的批评小团队，是内心深处没有幻想和疏离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们不能原谅德国人，因为德国人认可的东西是对他们遗产较好一面的背叛，它包括一度被认为是一位文明的德国人标记的文化信念：在大世界主义（欧洲的）的框架中对国家强烈的骄傲，对启蒙运动人类价值观的信奉。当针对共和国的反民主压力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加强的时候，当许多犹太知识分子在审视一个根据他们的判断已经背叛了它更好一面的社会的时候，他们也开始再次感到自己越来越像局外人了。

判定这些批评家实际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或者他们对共和国消极的观点是不是其棺柩上的另一根钉子，都是困难的。因为共和国没有满足他们含糊的乌托邦渴望的检验，所以犹太批评家保持着他们的距离，或者发出他们自己傲慢的声音。也许就是他们未被允许分享权力的愤怒，导致了这些批评家作出了荒诞的判断，其中最愚蠢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是世界上最反动的政治家。正如瓦尔特· 拉克尔所指出的，这一结论依据以下的事实可能得到了推广，即这些知识分子批评家中许多人都小看了共和国维护者的工人阶级出身，毕竟党主席埃伯特是一位马鞍匠，塞韦林是一位锁匠，谢德曼是一位画家，诺斯克是一位篮子编制匠，威尔斯是一位家具商。

这表明这些魏玛时期的作家也许不知道他们的国家，正如他们认为他们知道一样。相反，他们的右翼批评家极度高估了他们对德国文化的影响。总体上来说，犹太人依然是想要成为局内人的局外人，但是只有在少数领域他们作出了重大的突破，这些领域包括新闻界、戏剧界和出版界。然而，就是在这些领域，他们的影响从来也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因为他们的信念不是“犹太人的”，而是德国人的。尽管犹太人在报界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犹太人的”报纸几乎完全被限制在一些较大的城市，著名的新闻机构依然控制在非犹太人手中。摩西或乌尔施泰因的报纸，在定位上依然比左翼更加自由主义，并且一直不清楚的是，如果不考虑犹太拥有者这一事实，纳粹的“犹太人的新闻机构”实际上意味着什么。真相是：纳粹分子为了唯一的真正德国的价值观，他们误用了自己的偏见，把所有的对手混为一谈，作为不忠诚和非德国人来看待。他们的特点是用泛泛的贬义词“犹太人的”，来谴责任何他们特别厌恶的东西。这个词可能意味着所有现代的、先锋派的、和平主义的、民主的、共产主义的、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还有更含糊的，比如“腐蚀的”“无根的”“物质主义的”“堕落的”“怀疑的”，甚至“聪明的”。“聪明的”性质是对犹太人所有方面的抨击。事实上，这是无知的纳粹分子对对手的美德表示敬意的一种反常方式。“怀疑的”“聪明的”“轻率的”这些词，不过是对头脑敏捷的柏林人的总体描述。正如彼得· 盖伊提醒我们的，这些词语是德国人用于柏林人的，人们因为他们的头脑敏捷而欣赏他们，因为他们瞧不起炫耀、自大和空洞的宏伟。

在最终的分析中，“聪明的”犹太人这个词，在嫉妒的德国人的心理中具有它真实的起源。德国人因为犹太人的成功而心生嫉妒，企图玷污成功的动机，贬低它的成果来降低它的价值。当然，“聪明的”犹太人这个词掩盖了长期存在的心理成见，即犹太人是上进的、有冲劲的、没有感情的，他们对受人尊敬的德国风俗冷漠而无动于衷，只奖励物质上的成功。这一成见不仅出现在武断的犹太人仇恨者的咆哮中，而且出现在维尔纳· 松巴特的学术论文中，出现在讽刺性的傻大哥卡通画中。鉴于犹太人“有冲劲的天性”和“缺乏精神的深度”，他们被假定不能创造出真正持久的艺术、文学或音乐作品。假如这是真实的话，伟大的文化成就需要乡土和生活在乡土上的民族的来源——正如民族主义的右翼所宣称的那样——接下来的结论会不会是这样，即作为边缘化的犹太人，从不会渴望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创造出任何伟大的东西？当然这个前提有两个错误：首先，大部分德国的犹太人是完全同化的德国人，并不比其他德国人缺乏“根基”；其次，伟大的成就来源于作为个人的天才，他们创造性的才能超越了他们置身于其中的文化。当然，犹太知识分子反复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没有改变心怀偏见的德国人的看法，他们继续把所有犹太人的东西等同于非德国的东西。

瓦尔特· 拉克尔显示了这可能对犹太知识分子形成了毁灭性的心理冲击，因为它在他们个人的和创造性的生活中制造了反常的东西。他们“是优秀的欧洲人，但是他们也是分裂的人格，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其他人相分离”。拉克尔相信，这种分裂可能说明了他们不能在文学或者艺术上生产出真正伟大的作品，它们需要大众和民族的根基。在没有民族边界的科学领域，犹太人作出了伟大的贡献。犹太人在文学和艺术上的贡献实际上缺乏一流水平的观点可能面临着挑战，但是可以好好采纳拉克尔有关犹太知识分子生活中存在着深远分裂的观点。大多数为科学作出伟大贡献的犹太知识分子，甚至像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都会感受到这种分裂。在这两位科学家的生活中检验这种分裂是有启发性的，尤其是在弗洛伊德的生活和工作中，因为受过心理分析的训练，这位心理学家提供了一位自然科学家不能相匹敌的人的生存证据。

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是斗争了多年才世俗化的犹太人，在他们作为科学家取得戏剧性的惊人成就之前，前者是苏黎世谦卑的专利申请员，后者是维也纳专业的、孤独的精神病医生。他们两位都证明了真理超越了文化，因为在更高的水平上，他们向我们讲述了自然世界或人类的生存状况。但是，两个人都成为了犹太恐惧症批评的主要攻击对象，因为他们犹太人的出身，这些批评企图使他们的著作变得毫无价值。20世纪20年代，爱因斯坦本人及其声誉经常受到丑恶的攻击。事实上，犹太人的仇恨者在威廉学院等着他出现，然后发出“犹太科学家”的咆哮。他的邮箱塞满了攻击其犹太性的信件。有一次，一帮右翼学生在柏林大学打断了他的讲座，一个学生大声叫嚷：“我要切开这个肮脏的犹太人的喉咙。”一群声称自己在德国自然哲学工作委员会工作的伪科学家，租用了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厅，作了旨在揭露“爱因斯坦骗局”的系列演讲，攻击相对论是错误的犹太原理。爱因斯坦是一位有着博大胸怀和丰富幽默感的人，他对这些蠢事一笑置之。为了显示他并没有被批评者们滑稽的行为所恐吓，爱因斯坦甚至在爱乐乐团的音乐厅租了一个包厢，嘲笑那些用于让他的发现变得毫无意义的证据。然而，甚至自谦的爱因斯坦也不得不承认：犹太恐惧症患者们的恶毒攻击让他烦躁不安，使得他的工作进行得十分困难。有一次，一个发狂的犹太恐惧症患者甚至公开威胁他的生命，他要奖励所有刺杀这位科学家的人。这位威胁爱因斯坦生命的鲁道夫· 莱贝尔仅仅受到了轻微的处罚，只是被处以16元微不足道的罚款。这就是未经改革的保守主义法律体系的标志。

带有犹太恐惧症信念的德国民族主义者对爱因斯坦的憎恨——爱因斯坦成为了他们喜欢抽打的孩子——也是他们对所有质疑他们僵化世界观基础的知识分子的憎恨。根据弗雷德里克· 格伦菲尔德的观点，爱因斯坦“剥夺了德国公众一些被认为是良好生活本质的东西，它们是绝对之物——晚餐七点开始，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正义”。正如先前所显示的，德国人绝对厌恶在文化上不同寻常的东西。当面对不同的信仰或者生活方式的时候，他们已经把“不能接受不同寻常的东西”作为正常的反应。另一方面，许多犹太人经常对假定的永恒真理或者试图维护它们的僵化的德国行政当局无动于衷。反对公开的社会真理，在许多年轻德国犹太人的早年生活中，尤其在学校期间，就表现出来了。爱因斯坦一直被看作是一个问题学生，当时德国的学校体制充满定罪的氛围，以及固执己见的腔调和风气。学生在那里受到欺凌和严格管理，经常受到带有教官习惯的教师的侮辱。对于没有根基的、又具有强烈意志去追随自己创造性爱好的犹太人来说，在这样的体制中无立锥之地。结果是：他除了数学之外一无所长，被慕尼黑的鲁伊特波尔德高级中学开除，因为把他留在班上是破坏性的，被认定会污染其他的学生。我们知道后来的故事：爱因斯坦在瑞士完成了自己的学业，继续追随着他“成为自由精神的狂热欲望”，怀疑现有的科学权威，在物理学领域做出了地动山摇的发现。可能就是他的犹太性以及他天生独立思考的倾向，使得他对时空的含糊性特别敏感，这也是理解相对性的心理前提。

弗洛伊德在维也纳过着更为孤僻的生活，但是无论作为学生还是专业人士，他一生都受到反犹太人偏见的侵袭。像爱因斯坦一样，弗洛伊德是一位拒绝所有宗教的世俗化的犹太人，因为他相信它们是幻觉。尽管他的妻子玛尔塔· 贝奈斯是在严格的犹太家庭里长大的，但是弗洛伊德拒绝任何与正统的犹太教有关的东西。但是，对于他的批评者来说，在弗洛伊德的理论成为争议点的时候，他就成为了一个犹太人。例如，他对婴儿性行为的著作使他受到了恶毒的攻击，其中的许多都带有强烈的反犹太人色彩。他被控诉破坏了基督教的道德观，他的心理分析方法得到了犹太心理学家（卡尔· 亚伯拉罕、马克斯· 艾廷顿、阿尔弗雷德· 阿德勒、汉斯· 萨克斯、威廉· 兰克）的支持，但被认为是“犹太人的科学”而遭到了普遍的拒绝。一位保守主义的学者轻蔑地说：“除了知道弗洛伊德的学说是一个犹太人发明的，我们对它还要知道点其他什么吗？”当然，可以低估这类粗鲁的评论，但是，更为痛苦的是卡尔· 荣格的反应。荣格是弗洛伊德以前非犹太的战友、学术上被认定的继承人。20世纪30年代，他似乎鼓动双翼进入了纳粹的轨道，和一个纳粹控制的心理病学的期刊建立了联系，发表了一项重要的声明：雅利安人的无意识比犹太人的具有更大潜能，并且“把一个犹太人心理学的结论作为普遍有效的东西是一个十分不可饶恕的错误”。

对于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来说，这些反犹太人的攻击导致了心理上的极度痛苦，它们进入了德国人和犹太人分裂的核心，也进入了犹太人自我认同的核心。对于爱因斯坦、弗洛伊德以及许多其他知识分子来说，这种顽固的反犹太偏见只是提高了他们作为犹太人的意识，至少是作为犹太人的感觉，使他们更积极地投入促进犹太人利益的组织。1927年1月6日，《犹太家庭报》刊登了一幅支持巴勒斯坦委员会柏林创立大会的照片，阿尔伯特· 爱因斯坦和莱奥· 贝克一道出现在照片上。早在1895年，弗洛伊德就加入了犹太兄弟组织，以便与来自相似犹太背景的、容忍各种不同观点的人建立社会联系。这表明，从分享犹太历史和痛苦的文化密切关系的意义上来看，弗洛伊德感到自己是犹太人。根据彼得· 盖伊的看法，这一身份认同是弗洛伊德自己对犹太人自我认同的解决办法，它是一种对作为犹太人“挑衅式的”骄傲。还有比这更多的含义吗？除了成为原型的或者普遍的东西之外，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忽略明显的反犹太人诽谤——还有没有确实是“犹太人的”东西？对这一十分复杂问题的回答可能是肯定的。这也可能也回答了彼得· 盖伊的问题，即德国犹太人对作为一位德国人的自我定义是否只是一个有失体面的迷恋。德奥的文化环境及其伟大的知识成就和卑鄙黑暗的阴暗面，是使得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成为可能不可或缺的条件。

1926年，据说弗洛伊德向一位德裔美国采访者格奥尔格· 西尔维斯特· 菲尔埃克坦言：“我的语言是德语。我的文化、我的成就是德国的。直到我注意到德国和说德语的奥地利反犹太人的偏见增长起来的时候，我认为自己不再是德国知识分子了。从那时起，我称自己是一位犹太人。”不仅弗洛伊德自我定义为犹太人是由他所处的德奥环境塑造的，而且他本质的思想模式、作为局外批评家的反讽冷漠、他对文化和政治上骗人把戏的敏锐剖析，也是这一环境塑造的。维也纳是弗洛伊德的知识在此成熟的城市，它具有让人目眩的反差：表面上看，它被设计为一个浪漫的舞台——今天它的旅游管理部门依然是这么设计的——充斥着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咖啡馆、丰富的甜点、无忧无虑的氛围。然而，在表层之下，维也纳是一个放大的弗洛伊德式的自我，是一个本能和文化不和谐的沸腾大锅。维也纳是奥匈帝国首都和哈布斯堡家族王位的所在地。哈布斯堡家族是欧洲为数不多的残存王朝之一，它没有统治过一个在地理、文化或民族上都是同类的国家。更确切地说，帝国是由一个不相干的多个少数民族的集团构成的。这些民族一度在地理上从波罗的海延伸到黑海，到喀尔巴阡山，到民族冲突的温床巴尔干半岛。哈布斯堡家族成员最初是奥地利的公爵，但是在中世纪他们继承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头衔的时候，他们的权力剧烈地扩大了，直到拿破仑1806年终结了神圣罗马帝国，他们才不再保留这一头衔。在整个19世纪，他们继续作为奥地利皇帝和匈牙利国王进行统治，在民族主义动乱的年代顽固地依附在他们帝国荣耀的梦想上。维也纳是一面镜子，映照出这个多语种帝国在民族、语言、宗教等方面的紧张。它犹如一个不变的纪念碑，奇怪地和现代性的力量格格不入。哈布斯堡帝国的皇帝弗朗茨· 约瑟夫（1830—1916）1848年登基，活到足以见证到毁灭他的帝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奥地利首都的造访者都会被官方设计的宏伟的舞台风格所惊讶。帝国宫殿和在维也纳边缘被称为美泉宫的“小的”乡村宫殿都是巨大、炫耀和宏伟的，然而对于敏锐的造访者来说，它不是一个舞台场景，而是人们实际生活的地方。回首往事，就是在这些舞台场景当中，我们遇见的都是些完全脱离实际的人。当然，对弗洛伊德思想有着特殊兴趣的是弗朗茨· 约瑟夫，他崇拜荣誉和责任，但是毫无明确的方向感，显然也没有一点幽默感。在A.J.P.泰勒富有启发性的洞察中，约瑟夫具有强大而犹豫不定的力量，也就是外强中干。他假定每天在办公桌后面坐上至少八个小时，并签署文件，他就能让帝国运作，同时他相信官方气派和他五十个奇怪的头衔——其中一个是“奥斯威辛公爵”——就能把余下的一切搞定。根据A.J.P.泰勒的观点，宏大的奥地利帝国正在褪色的光彩是“辉煌的、充满了浮华而内部枯燥无味的生活。它是剧场，而不是现实”。

在离老朽的皇帝签署海量文件、召见来访者的霍夫堡不远的地方，另外一个不同的现实是伯格街19号，因为就是在这里，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革新了心理学，对支撑弗朗茨· 约瑟夫权威的迷信，以及这位皇帝所代表的文化表示怀疑。细想一下这两个人的角色是富有指导意义的，尤其是一个人一并造访了霍夫堡和伯格街19号之后，面前会浮现出老态龙钟的皇帝和负有创造性的天才，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彼此又如此贴近，然而对现实的看法却相距甚远。霍夫堡的造访者会注意到这位皇帝有召见来访者的习惯。他依然可以发现一个古老的讲坛，上面放有记录来访者姓名和他们签名的本子。皇室来访者名单的复本中显示有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的名字，这个复本也能在伯格街19号弗洛伊德博物馆里发现。时间大约可以追溯到1902年，弗洛伊德跟随着一位来访者，接受了“特别教授”的头衔，但这是一个在大学里没有的荣耀头衔。弗洛伊德后来开玩笑地说，好像是皇帝已经正式“认可了性行为的作用，并且内阁批准了梦的解析，或者在歇斯底里治疗中采取心理分析治疗的必要性已经被议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

事实上，弗洛伊德已经使得皇帝的权威不再有效，甚至所有的一切都让我们进入了犹太人和德国人共生关系的核心。弗洛伊德看见了幻觉面纱的后面，他走进了它的心理根源。他这样做是在玩火，是从众神那里盗火。他的犹太性在这部戏剧中并没有发挥不明显的作用，因为它提高了他对奥匈帝国普遍的生存二重性以及特殊的文明批判性的认识。当然，他开玩笑说，“对性行为的认识”预示了一场喧闹，但它后来变成了对他的狂怒，因为他散发出一种威胁一个建立在罪恶和侵略之上的文化基础的力量。用犹太—奥地利讽刺文学的恐怖小鬼卡尔· 克劳斯的话来说，这种文化是一种白种人的道德观，它“建造了铁甲船，但却围着处女膜的偶像跳着祭祀舞蹈”。总之，在很大程度上，一个赞扬死亡本能的文化，一个对侵略和死亡崇拜的文化，是不能轻易支持性行为的解放的；进而，这种古老罪恶文化的承继者将组织一切力量去抵御它的诽谤者以保护这一文化，尤其是假如诽谤者的领头知识分子之一是一个犹太人。

弗洛伊德的生活和职业生涯是自我发现的冒险旅程，在其中，他对犹太性的感知构成了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在其中德奥的背景也提供了心理的条件。这些背景给予他一些线索，据此他试图发现解释人类欺骗、痛苦、不快的答案。人们可能认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是他与自我欺骗、欺骗他人做斗争的特殊工具；但是，他可能用它来揭开人类痛苦潜藏的（蒙上面纱的）的原因。这是一种历史方法的观点不应该让我们惊讶。弗洛伊德沉浸在一个具有历史并在历史中汲取力量的城市，同时意识到把他和四千年传统联结起来的犹太遗产，他可能会情不自禁地从历史的角度思考问题。正如菲利普· 里夫提醒我们的，弗洛伊德一直似乎不仅将现在，也将未来坍陷到过去。知道的东西不是来自新的经验，而是来自回忆的东西。事实上，决定性重要的事件已经发生在过去，要么以人类体验的痛苦和疏离的形态，当它正在进行从原始状态向文明、从自由流淌的性爱向文明的压抑至关重要的转型时；要么以人类成员儿童期承受的个人抑制的形态。在两种形态中，发生在过去和现在的抑制蹲伏在无意识当中。从无意识当中，抑制用它的动力因素创造个人和公共的历史。借助历史的重演，从过去发现这种无意识的知识，是减轻人类痛苦的关键所在。

弗洛伊德对历史悲剧因素的深刻认识——对于他来说，其犹太人的和德国人的背景都可以用来证实——阻碍了他追随乐观主义的道路。换句话说，弗洛伊德认识到，我们只能成为已经成为的东西，而这种认识排除了对激进的变化或者拯救的信仰。但这并不意味着弗洛伊德是一位相信历史无尽重演的无条件的悲观主义者。毕竟他是启蒙运动的一个继承人，强烈地相信人类已经从野蛮走向文明，从杀手变为人道主义者，但是他也相信人的自我在生物和心理上是没有变化的（固定的）。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两者处于永恒的紧张状态，以致回归到最基本的原始状态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中的常态和日常事务。战争因此是历史循环运动最敏感的部分，因为它来自人原始的、自我维护的、本能的侵略倾向。因此，我们注定和我们的过去一起生活。我们与过去相处到什么程度影响着我们的精神健康。神经衰弱症是无力逃避过去的结果；并且因为我们都不能完全逃避我们的过去，所以我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有神经衰弱症。尽管神经衰弱症是一个普遍的状态，因而不可能消除，但是它承担的痛苦是能够治疗的，也可能在心理上减轻。在这个意义上，弗洛伊德是一位小心翼翼的进化的渐进论者，他相信心理分析可能通过调整我们适应现实来减轻痛苦，它是成熟的启蒙运动的信仰，是启蒙运动通过科学的人文主义对增量进步的希望。作为一位临床医生，弗洛伊德试图把病人从过去的负担而不是过去解脱出来，因为它一直压在他们的肩膀上。

弗洛伊德可能把他的知识分子性格归功于他犹太人的自我意识。他对历史的亲近不是其知识分子性格的唯一性质。另外一个性质是他高度发达的、剥去世界幻象的分析能力。在弗洛伊德那里，真正重要的不是外在事件，而是塑造外在行为的心理力量的潜层。换句话说，个人的或者历史的外在事件按照内在心理关系运作。这些内在的、很大程度上无意识的力量，为外在事件的呈现提供了线索。对过去事情的认识为即将到来的事件提供了线索，这种认识存在于对潜藏的无意识力量的解码和认识。这些无意识的力量抑制了成熟的自我发展，抑制了性欲发挥功能。过去及其抑制的事件为现在和未来提供了答案。尽管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分享了时间的模型，但是他自己的未来的景象是不同的，它传递了悲观主义的预测。马克思在历史自身的进程中世俗化了犹太教—基督教的千年传统。弗洛伊德在另一方面为了逃避历史证据性的记录，没有从历史中采取乌托邦的跳跃。我们只能推测为什么弗洛伊德如此顽固地抵制“最终的”答案，但是可以认为这与他的犹太性、他在心理上对乌托邦理想的抵触、他禁欲主义的气质有很大的关系。这就是他为何最终把生命看作在冷漠大海里漂浮的痛苦小岛的原因，也是他为何避免诱惑去对复杂心理问题提供简易治疗答案的原因。事实上，研究梦的专家建议我们停止做梦的幻觉，而是将自己限定在实现与我们的弱点、局限和天赋可实现的目标上面。

启蒙者弗洛伊德一直想理性地确认这个世界，去除它种种神秘之处，教育个人了解它不变的状态。作为一位禁欲主义者，他在毫无幻觉的情况下工作。这个幻觉就是人能够完善世界，发现如何去治疗痛苦。然而，作为一位心理学家，他也认识到驱动个人和社会寻找治疗痛苦办法的心理需求。给予这种心理需求以希望不是一种错置，只要它处于我们自身的局限给予我们的限制范围之内。当弗洛伊德思考他的时代问题并认识到从四处正在靠近的危险的时候，他知道，当大众背叛了启蒙运动的计划并进入群体幻觉的时候，启蒙运动派将再次被迫进行防御。纳粹的狂热状态的乌云正在积聚，弗洛伊德预感到仇恨的冲动已经升起，它们不会被轻易地压制，同时太多德国人正陷入的幻觉将导致产生残暴结果的、集体的极度疯狂。

一个人如何面对正在降临的非理性行为？是继续启蒙运动的工作，还是调动自己的力量去作抵抗？抑或是消极和耐心地等待，直到最近的反犹风暴像所有以前的一样自行吹散？弗洛伊德继续进行着他传播启蒙运动的工作，甚至当他的国家背叛了启蒙运动的时候。弗洛伊德具有人道主义基础的科学工作已经播种生根发芽，但是在时空中还十分虚弱，它证明了德国人和犹太人的共生关系不是一个幻觉，而是具有可以存活的可能性。它之所以中断，是因为启蒙运动的根基还不够深厚，不足以抵挡非理性的猛烈攻击。纳粹运动在德国的胜利是可能的，因为德国人已经失去了理性、爱、同情、相互宽容的人类价值观。

犹太人对犹太恐惧症的反应

犹太恐惧症偏见的积聚，冲击着大多数犹太人的生活，包括弗洛伊德或者爱因斯坦在内，没有人幸免于它的影响。在德国，一个人不可能忽略冲锋队喧嚣和越来越多刺耳的街头暴徒。在20世纪20年代，这些暴徒热衷于煽动反犹太人的暴行，在日益衰落的共和国最后的几年，暴行成了习以为常的事情。希特勒和他的冲锋队员相信有蓄谋的煽动；他们的策略被人们描述为公开的挑衅，正如冲锋队的战歌充分显示的那样：

冲锋队员，无论老幼

握紧你们的武器向前，

因为在德国的地界，

犹太人可怕地发动了浩劫。

冲锋队员冒着弹雨走来，

他感到勇气十足，

因为当犹太人的血从刺刀里迸出，

美好时光再次留驻。

纳粹分子的古怪行为可能且经常被德国人和犹太人一笔勾销成吵闹的少数派的咆哮。这些少数派把犹太恐惧症弄成了其政治计划的中心。在20世纪20年代，大多数德国人更关注战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后果，而不是犹太人问题。直到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共和国的政治解体，犹太恐惧症才积聚了势头，把自己附着在纳粹声势浩大的运动之上，继续在德国的公共生活中发挥主要的作用。然而，正如先前所示，甚至在1929年之前，犹太恐惧症在德国社会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危险的含义无疑十分明显，以致德国的犹太人感到有必要调动敌对力量，组织反抗行动。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开始，许多犹太人一直仔细地观察右翼民族主义团体的行为，尤其是阿道夫· 希特勒和纳粹党。他们非常清楚纳粹计划的要点之一就是，所有犹太人都不是德国人，因为他们在“种族上”不是德国人。注这个要点在1920年2月24日就得到了公开的宣布。当然，在1920年，大多数犹太人不知道阿道夫· 希特勒和纳粹党；但是到了1929年，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非常清楚他是谁，知道假如他掌权之后，人们从他那里期望得到什么。到1932年，当纳粹党成为德国最大的政党时，几乎没有犹太人还在怀疑从纳粹党那里将要得到的东西。

在1932年，犹太教士阿尔弗雷德· 维纳在《中心协会报》（1932年7月24日）采用了以下提问式的头条标题，希望他的读者对纳粹的危险予以警觉：“一个计划或煽动的实现：一个希特勒的多数派会干些什么？”维纳间接地警告他的同胞犹太人：“假如第三帝国到来，那么我们将告别正义和繁荣，告别公众精神和自由事业。”

阿尔弗雷德· 维纳是代表德国犹太人的、最大的保护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名字叫“犹太人信仰的德国公民中心协会”。它成立于1893年，是第一个明确与犹太恐惧症作斗争、保护犹太人公民权、推动德国犹太人自我认同事业的犹太人组织。在战后的年代，中心协会的成员在6万和7万之间波动，占德国犹太人总数的14％。但是，中心协会宣称它代表几乎90％的德国犹太人。其后的推动力主要由自由职业者（律师、医生、记者、作家、商人）和学生当中的社会积极分子组成。协会也出版自己的报纸，最初叫作《在德意志帝国》，后来它与《德国犹太人报》合并，重新命名为《中心协会报》。在垂死的共和国疯狂的战役期间，中心协会出版了数以百计的图书，分发小册子，组织公共论坛，旨在启蒙德国的公民，告诉他们真正的生活和德国社会中想象的犹太人是相对立的。中心协会一次又一次地记录犹太人对德国社会所作的贡献，驳斥了犹太人的对手散布的有关犹太人的谎言，它们包括从对《塔木德经》、祭祀杀婴、阴谋计划的扭曲，到对犹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笨拙行为的谴责，范围极广。为了驱散犹太人对德国不忠的谴责，阿尔弗雷德在1930年一次犹太人抗议集会上尖锐地主张：“假如授予德意志精神诺贝尔奖，德国的犹太人就是接受者。”

除了发动公共启蒙运动的计划，中心协会还试图通过德国的法律制度发挥作用，以保护犹太人的权利和名誉。中心协会的律师采用了对付个人和宗教诽谤的《德国刑法典》第130条、第165条，获得了一系列抵制公然的犹太恐惧症的成功。处于领导地位的犹太恐惧症出版家特奥多尔· 弗里奇，以及处于领导地位的纳粹分子约瑟夫· 戈培尔、格雷戈尔· 施特拉塞尔、罗伯特· 莱伊、卡尔· 霍尔茨、尤利乌斯· 施特赖歇尔，都因为诽谤犹太人而受到小额罚款。正如先前所显示的，德国的法律制度掌控在保守主义的法官手中，他们不喜欢民主共和国，经常站在它的死敌一边。这一法律制度多次在其决策中显示了公然的反犹太人偏见。尽管法律认为“公开地诽谤以宪政的方式建立的政府”是犯罪，但是1923年最高法院认可这样的轻蔑用语“犹太人共和国！耻辱，犹太人共和国”，因为“德国新的法律和社会秩序明显是由德国犹太人和外国犹太人带来的”。这一法律制度因此是一把双刃剑，更何况它经常慷慨地给在公开场合穷凶极恶的纳粹分子提供发布偏见的论坛。

第二个代表德国犹太人的保护性组织是“犹太人前线战士国家联盟”，它于1919年2月8日由40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犹太老兵创立，其领导是莱奥· 勒文施泰因上尉，他在战争期间因为发明了一个声呐装置而十分有名。这个组织最初的目的是保卫犹太士兵的荣誉，以抵抗犹太恐惧症的指控，即犹太人是胆小鬼，他们逃避兵役，尤其是前线的兵役。尽管该组织从官方的角度试图避免卷入德国犹太人国内的宗教活动，但有几次记录表明，它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分裂行为，因为这些分子威胁要将德国犹太人从他们的祖国分化出去。这个国家联盟是一个小心翼翼的、保守的组织，一直避免采取好战的策略，除了几次犹太老兵遭到了明显的诽谤。例如，它起诉了希特勒的导师迪特里希· 埃卡特，他公开吹牛说他将给人1000马克，只要这个人能够证明一个犹太家庭送了三个儿子去前线至少三个星期。国家联盟提交了几十个人的名单，把埃卡特告上了法庭，让他付清所有金额。但是，这样的成功是稀有的，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从数量来说，国家联盟大约有3万会员，1.4万年轻的追随者，360个地方办公室，一个名字叫《盾牌》的核心期刊，它是一个微小的但组织良好的联盟。

另外一个有着强烈的保守主义观念的保护性组织是民族主义德国犹太人联盟，由先前是德国军队的预备役军官马克斯· 诺伊曼在1921年建立。这个组织追随它领导人的信念，即反犹太人偏见来自犹太人和德国人不同的看法。假如是这样的话，犹太人因此必须证明他们和德国人一样是忠诚的、爱国的、民族主义的。诺伊曼既拒绝犹太复国主义，也拒绝东方犹太人，因为他们强化了疏离的犹太人的传统否定性形象。他忠告德国犹太人不要再做半个德国人，而要做百分之百的德国人。最初，诺伊曼因为纳粹分子的民族主义信仰而对他们情有独钟；他甚至还试图和纳粹分子达成和解，只是后来他发现了每一个犹太组织都最终被迫承认的东西，即纳粹分子不惜拒绝犹太人的支持，因为他们已经将犹太人妖魔化为种族的敌人。

正如年轻的德国犹太人中的青年领袖汉斯· 约阿希姆· 舍普斯（1909—1980）所阐述的那样，对于一位忠诚的、爱国的、保守主义的犹太人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吃惊和痛苦的发现。年轻的舍普斯来自一个富裕的普鲁士犹太人的中产阶级家庭。这些犹太人在第二帝国已经完全受到了同化，把他们的孩子作为德国人来抚养，和德国人一样思想和感受。舍普斯生于1909年，他逃过了“前线的经历”，但是没有逃过战后的影响。像许多爱国的年轻德国人一样，他认同参战老兵分享的同志情谊的精神，这些老兵中的许多人也参加了战前的大众青年运动。舍普斯一直具有一点反叛精神，喜欢年轻人的集会，寻求某种比中产阶级生存的刻板日常生活更富有意义的东西。他同时对性别身份和知识分子身份的寻求，在典型的保守中产阶级体制中是经常发生的。这涉及对父母资产阶级生活的代际反叛，涉及向青年运动新浪漫主义世界的逃避。这个世界有着同性恋的、兄弟般的关系，涉及学生在大学的兄弟情谊，专心于哲学和宗教的世界观。在海德堡大学，舍普斯凭借强有力的人格、德国人的标志长相、知识的深度吸引了人们的关注。1930年，他在图林根森林的深处建立了新的青年组织“自由德国同志情谊”，同时撰写文章拒绝物质主义，鼓励他的年轻追随者转向内在精神，寻求生存意义。假如纳粹没有在德国掌权，舍普斯可能和任何他那一代的德国学者无异，将享有成功的学术生涯。由于感到自己是一个保守的德国人，而非犹太人，舍普斯没有重视来自纳粹阵营的危险信号；他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撰文贬低国家社会主义，把它作为无关紧要的东西。当纳粹在1933年做出了不同凡响的事情之时，他依然相信他能够和他们谈判，得到他们对其新建立的组织“德国前卫”的批准。这个组织是犹太人的保守主义、集权主义的协会，他们除了犹太恐惧症之外，分享了大多数纳粹的意识形态。正如约翰· 迪培尔所说：“对于舍普斯和其他特别爱国的犹太人来说，问题是他们所代表的恰恰是纳粹分子不需要的东西——一个如此热爱德国，以致不能忍受离开它的想法的犹太民族。”这对于舍普斯来说无异是真实的，他光明的学术生涯被纳粹中断；他不得不在1938年为了生存逃逸。

对于许多德国犹太人看待和回应社会现实的方式来说，舍普斯绝不是一个稀有的例外。犹太人和他们德国的对应物一样，除了反犹太性，经常建立他们自己的、有着一样目的的平行机构。考虑到纳粹的危险，许多历史学家后来想知道为何这些德国的犹太人如此天真，或者盲目，或者二者兼有。历史学家依靠后见之明企图解释他们应该做但没有做的事情。但是，正如一位德国犹太人对这种追溯的回应：“在后见之明中，显得有智慧是容易的。”谁能够在1933年知道1943年奥斯威辛发生的事情？格奥尔格· 扎尔茨贝格尔是来自法兰克福的、在大屠杀后幸存下来的犹太教士，他撰写文章讨论了犹太人先见之明的问题：“是的，这里存在着一些迹象，但不是明显的反犹太主义的。直到希特勒掌权的1933年，一个人是可以过上正常生活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猜到他的掌权意味着什么。”假如只是去纠正一种自然倾向，那么记取这样的反应始终是有用的。这一倾向就是要非常一贯地讲述一个故事，以致只可能预期到一种结果。大多数德国的犹太人没有预期到成为种族灭绝的牺牲品，也没有根据这种难以想象的预期行事。这是他们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也必然由他们自己记录下来。

德国犹太人没有误判犹太恐惧症的危险，但他们肯定低估了它的强度。他们的组织过于虚弱，过于缺乏协调能力，以致没有大的作为。因此，这些组织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德国犹太人不是一个十分一致的、具有自我意识的犹太人实体。它的成员不仅受到很好的同化，而且在专业、知识、政治、宗教信仰等方面高度不同。他们的保护性组织同样是不同的，有时内部还是分化的，很少能够找到共同的基础，甚至他们所有的人都遭到纳粹攻击的时候也是如此。另外，除了极少的例外，他们的领导者是胆怯的人，对犹太恐惧症危险的回应通常是建议耐心和忍受。

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一个例外。罗伯特· 维尔施、马丁· 布伯、库尔特· 布鲁门菲尔德、格肖姆· 舒勒姆接受了民族主义的信仰：犹太人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一个与众不同的民族，他们真正的解放不仅是脱离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而且是脱离德国国籍的诱惑或者其他国籍的诱惑。然而，这样的解放要求移居巴勒斯坦。总之，犹太复国主义者相信犹太人在民族上是不同的，在德国的土地上依然是无根而多余的。他们谴责“德国犹太人”在击打风车，嘲笑他们“坐等观望”的策略，庆贺自己对德国境况的评估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甚至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并非如后来他们所称的那样富有远见。那些从完全同化转变为完全拒绝的德国犹太人，在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信条并付诸行动时，也背负了过多的德国文化包袱。这就解释了为何即使他们都发誓要移居巴勒斯坦，但只有两千人在1933年移居巴勒斯坦的原因。移居巴勒斯坦有着内在的政治障碍，大多数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者都没有把移民看作多数德国犹太人的现实选择；至多只是那些乐意连根拔除自己的德国之根，并且有耐心和勇气到达那里并在那里定居的犹太人的可能选择。《犹太评论》的编辑罗伯特· 维尔施、犹太复国主义联盟库尔特· 布鲁门菲尔德推荐了一个富有弹性的政策，它视移民只是一种未来的可能性，而且要集中力量组织德国的犹太人为一种非同化的生存最终在德国定居下来。他们相信这是可能的，同时对纳粹的危险进行了误读。这种相信和误读显示了他们和其他德国犹太人一样缺乏预见性。直到1931年末，随着纳粹秘密文献的发现，揭露了希特勒企图消灭犹太人，处于领导地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才觉醒到纳粹主义的危险。然而，甚至到那时，他们依然低估了纳粹夺权的可能性，或者低估了假如这样一个夺权事实上发生的话所预示的可怕结果。回想起来，是否是犹太人对德国的体制正派和传统正派的信任完全错位了？在希特勒和纳粹采用他们所控制的全部现代国家权力操纵犹太恐惧症之前，这一病症强度如何？

魏玛时期犹太恐惧症的强度如何？

近年来最引发争论的争议是聚焦这样一个问题，即多少“普通的”犹太人分享了希特勒强迫症，将犹太人视为德国的主要敌人，因此必须要么从德国驱逐出去，要么被灭绝。问题答案是一条光谱，一端是这样一些历史学家，他们一致认为纳粹夺权之前，犹太恐惧症只是一小撮吵闹的犹太人仇恨者的强迫症，他们在德国的生活和文化中扮演着无足轻重的角色，之后才把他们反犹太人的强迫症变为公众政策。这些历史学家认为，犹太恐惧症无论在第二帝国还是魏玛共和国都是无足轻重的麻烦事，尽管在威廉二世统治时期有几个政党把“反犹太主义”作为它们的主要使命，但是这些政党从来没有获得超过1％的大众选票，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除了到1930年还是一个边缘的种族主义政党纳粹党，没有一个把“反犹太主义”作为其纲领不可或缺部分的主要政党在魏玛共和国获得过明显多数的选票。还要指出，甚至在魏玛共和国混乱的诞生时期，整个犹太恐惧症患者的选票也从没超过总选票的8％。另外，人们经常认为，德国的选民更关心的是通货膨胀和失业、德国下降为一个三流大国、《凡尔赛条约》，或者共产主义的威胁。不能自动地假定每个投票给纳粹的人都仇恨犹太人。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假如政治文化不是犹太恐惧症的，那么这对于德国的知识分子文化来说也是同样真实的。例如，萨拉· 戈登坚持认为，德国的文化遗产不是一致反犹太人的。她指出，甚至保守主义的普鲁士体制也承诺支持给所有犹太人法律平等的法律。她提醒我们，在1869年至1933年间，没有通过一个单一的法律去废除犹太人的权利。根据这些历史学家的观点，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极端的犹太恐惧症实际上不被纳粹所垄断。根据尤金· 戴维森的看法，魏玛共和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有着高度的宗教宽容，在其中，政治上的反犹太主义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光谱的另一端，是这样一些历史学家，他们认为，狂暴的对犹太人的仇恨数世纪来深深地根植于德国人的生活和文化当中。这一观点假定德国人长期偏离了西方世界自由主义和人道的传统，并且把刺耳的军国主义、反民主、帝国主义等价值观制度化，这些价值观带有强烈的犹太恐惧症弦外之音。这一观点最激进的形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盎格鲁血统的美国人那里颇为流行。在这些历史学家当中，有主张德国特殊道路（正如后面所授予的）的人，他们是彼得· 菲尔埃克、埃德蒙· 费尔迈尔、罗兰· 布特勒、A.J.P.泰勒、威廉· 夏勒。这些历史学家在德国历史中发现了不可避免产生希特勒的侵略模式。对于他们来说，第三帝国连同它的所有恐怖是“德国历史的逻辑延续”。正如A.J.P.泰勒对德国人的描述，他们“一直是灭绝者，没有哪个民族把灭绝作为一种持久的政策来实施”。假如人们相信泰勒的话，那么随后的结论是：大屠杀代表了德国人最深层的希望。

当然，这样的观点在一个以前的敌人已经成为朋友的地方不再时髦，因此在最近的一些研究中，再次把这些德国人恐惧症的观点浮出水面有点令人惊讶。其中最著名的是丹尼尔· 乔纳· 戈德哈根具有争议性的著作《希特勒的自愿行刑者：普通的德国人和大屠杀》（1996）。在这本书中，戈德哈根认为，“灭绝主义的”反犹太主义是德国文化遗产的核心部分，它被普通德国人像“母乳”一样吮吸。纳粹的反犹太主义是普通德国人信仰中不可获取的部分，在所有社会阶层得到广泛传播。当大屠杀最终得到实施的时候，纳粹没有任何麻烦就找到了自愿的行刑者，他们的罪行可以说成为了一种“国家计划”。可以讽刺地说，正如埃及人建造金字塔一样，德国人建造了集中营和焚尸炉。

无论为了什么理由，刺激或夸张有时是阐述真相的有用工具。所有这些研究当中都体现了某种真相。大屠杀不是自发爆发而出现的：在纳粹使仇恨成为一个国家指令之前，仇恨的根子已是深扎而广布。犹太恐惧症是德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它有着广泛的大众支持。另一方面，正如前面所示，这里存在着不同形态的、以不同强度体现的犹太恐惧症。换句话说，反犹太人的偏见不是同一块布上剪裁下来的清一色布料。例如，鉴于德国人在不同时期持有不同的成见性形象，有的把犹太人看作经济上的吸血鬼，看作颠覆性的“文化上的布尔什维克”，看作外族人，看作种族上的劣等者，看作基督的谋害者，或者看作社会的下等人。这些成为心理集群或者综合征的融合，构成了对种族灭绝行为来说十分关键的一种妄想性思维，这一融合成为了一个犹太人仇恨者正在觉醒的存在的核心强迫症。

有多少德国人实际上分享了希特勒的妄想？这是一个必须一直留存于心的问题，但它也是我一直主张不可能得到结论性回答的问题。理由是：因为我们不能客观地确定人在想什么，因此仇恨、非理性、妄想、类似的心理状态不可能精确地加以测定。求助于探测犹太人仇恨者的思想，分析不同的文化传统，甚或聚焦于“民族的”思想、心理、习惯、性格等理性的方法，将给予我们重要的帮助去阐释这一问题，但是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对于更为计量的方法来说同样如此。计量的方法企图通过聚焦可测定的元素来测定犹太恐惧症的现象，这些元素包括选票、舆论调查、有关图书报纸或者期刊的大众营销数据、演讲或公共文献的内容分析，等等。尽管犹太恐惧症躲避了精确的测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去测定它；同样，尽管它也躲避了精确的文化上的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采用传统的理性历史的方法去尝试解释它。假如采用了所有可以得到的工具，关于魏玛共和国时期犹太恐惧症的性质、范围、强度，我们能够得到什么结论？

在试图测定犹太恐惧症的工作中，必须遵守四个标准，它们涉及它的起源、表现、强度和范围。它来自何方？它是如何、依靠何种方式表现的？它的暴力程度？有多少人被它所说服？犹太恐惧症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我们对此已经加以探讨。这些宗教、经济、政治、文化和种族上的起源，随着时间在强度上不断变化，潮起潮落，但是一直保持着众多的大众支持，在一些情况下显示出令人困扰的病态症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混乱时期，导致了病态的犹太恐惧症明显的增长。上一章中所提供的广泛文献记录已经证明，这一点在右翼圈子里是真实的。这一点在什么程度上对于其他集团和作为整体的德国社会是真实的呢？

正如本章所显示的那样，德国的犹太人受到两个生活的重要事实的影响：一方面，他们继续接受国家的法律保护，这个国家现在依然发誓维护广泛的民主权利；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体验到不断的提示，即他们在德国是外族人和有害的人。犹太人的自我认同处于含糊的状态，由这两种力量产生的不确定所定义。犹太人继续暴露在各种反犹太人的偏见和行为的攻击之下，如受到雇主或者政府官员的中伤和歧视，对他们个人性格和诚信的诽谤性攻击，身体的侵害，对犹太会堂或者犹太墓地的亵渎，破坏财物，公开骚乱。从制度的观点来看，反犹太人的偏见在军队、公务系统、执法部门、学校体系当中已经非常牢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恐惧症在军队中增长；在自由军团和各种右翼的退伍军人协会中，它变化为病态的对犹太人的仇恨。有关这些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了。为了理解军队对德国人如何不友好，一个人应该深思这个统计学的事实：对于魏玛时期的多数德国人来说，德国国防军总共只有不到12位犹太人；例如在1931年，德国国防军只有8位犹太人，没有一位是军官。在德国许多城市的警察局中可以发现许多心怀怨恨的种族主义分子。汉堡的警察局在自由军团中招募了许多成员。根据一位历史学家的观点，大多数汉堡的警察来自名叫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自由军团。德国执法部门的领导即使不是反动分子，在政治追求方面普遍也都是保守主义分子。甚至在社会民主党控制的柏林警察局也没有被民主化，它的官员显示了明显的保守主义、反动的，甚至经常是反犹太人的态度。立法机构的情况也同样如此，它庇护了公然的反犹太人的判决，当然也许不是一个人能够在纳粹冲锋队当中发现的“粗暴的”那种，而是在有“修养的”犹太恐惧症患者当中发现的那种，他们喜欢把他们的偏见掩盖在委婉的法律条款之后，或者傲慢的、虚假的、轻蔑的态度之后。学校体系也是对犹太人十分不友好的机构。麦克· 穆勒—克劳迪乌斯在1927年发现德国所有的教室都给予犹太学生持续的敌意和贬低的评价。尤其是整个20世纪20年代，大学生都特别受到反犹太人偏见的影响。与军队或者公务系统一样，大学依然是未经改革的、反民主的地方；它们是制度化的保守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堡垒。录取依然限制给上层阶级和精英预科中学的毕业生，同时全部的管控依然掌握在具有绝对集权主义倾向的国家行政机构手中。

从共和国的开始到结束，学术界一直存在着持续的犹太恐惧症，有时甚至是爆发性的。学术职位和岗位在20世纪20年代总体上是匮乏的，这一事实加剧了恐惧症的状况。人们也能看到，太多的犹太人能进入大学，超出了他们在德国社会的人口比例。学生协会反复要求为犹太人制定配额，把他们的入学名额限制在和他们人口比例相对应的数量上。20世纪20年代末期，纳粹在学生委员会的选举上获得了惊人的成功。1919年，慕尼黑大学的大学生听到库尔特· 艾斯纳被刺的消息后欢呼雀跃；1920年，为瓦尔特· 拉特瑙举办的纪念仪式在柏林大学不得不被取消，因为学生威胁要对它进行破坏，他本人也是被三个年轻的犹太人仇恨者刺杀的。但是为公平起见，100万柏林人最终公开悼念他们亡故的领导人也应该被记录下来。1927年，普鲁士学生联合会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询问它的会员是否应该许可犹太人加入联合会；答案是不吉利的预兆：77％的会员投反对票。

在1930年9月14日的选举中，纳粹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之后，德国大学反犹太人的破坏活动就成为了家常便饭。1931年，反犹太人的骚乱在维也纳、柏林、科隆、格雷夫斯瓦尔德、哈雷、汉堡、布雷斯劳、基尔、柯尼斯堡、慕尼黑爆发。1932年1月22日，柏林大学的反犹太学生用鞭子和皮带攻击了犹太兄弟会成员，严重伤害了一些数量上多得多的犹太学生。校长叫来了警察，清理了大学，当局也保证这类破坏是不能容忍的，但是对犹太学生的类似攻击在接下来的四天再度出现。1932年秋季，布雷斯劳大学的学生在地方冲锋队的支持下，企图实现极端右翼圈子里一度夸下的海口：没有德国学生应该坐在犹太教师的课堂上。学生把他们犹太恐惧症的怒气发泄在恩斯特· 科恩教授的身上。他是这所大学一位年轻的法律教师，在他讲课期间，这些学生向他喧嚣和齐唱侮辱性的言词。几个星期以来，科恩教授一直受到粗野学生的野蛮喧嚷，但是他一直抱有希望：让他失望的狂热会平息下来，他的同事会联合支持他的事业。但什么也没有发生。这表明德国的教授团除了其不关心政治的态度外，还庇护了强烈反犹太人的偏见。尽管中心协会在科恩的案子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把它作为学术自由的典型事例，但是它的努力被大学当局釜底抽薪。大学解除了科恩的教职，借口是他涉足了政治议题。他告诉过媒体，在特定的情况下，他愿意为托洛茨基在德国提供庇护所。

科恩的案例显示了反犹太人的学生从他们反犹太人的教师那里得到了大量的支持。一些人得出的德国教授团不具有反犹太人属性的结论，是有严重缺陷的。教授们是“有教养的反犹太者”，在一些有名的案例中，是明显的犹太恐惧症患者。他们几乎没有勇敢地面对情绪激昂的学生，去支持著名的犹太教授的任命，或去保护他们的犹太同事。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里夏德· 维尔施泰特1924年辞去了大学的职务就是一个相关的案例。作为慕尼黑大学的教务长，他发现自己处于20世纪20年代初丑恶的反犹太人情绪爆发的中心，学生冲进教员会议室，要求解除犹太教授的职务。但是，导致维尔施泰特决定辞职的原因，与其说是学生对犹太人的偏见，不如说是他同事的偏见。1924年，著名的地球化学家维克托· 戈德施密特被建议作为维尔施泰特的同事保罗· 冯· 格罗斯的接任者，后者才从慕尼黑大学退休。维尔施泰特是戈德施密特热心的支持者，但是他很快发现他的同事对戈德施密特任命的抵制不是以学术，而是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在相当多的幕后政治运作之后，全体教师投票否决了戈德施密特的任命，借口是他是一个外国人。维尔施泰特立刻宣布辞职，这使他的同事和学生都很惊讶。他坚持认为他的辞职是有原则的，是不可取消的。他不能赞同全体教师的观点，他们认为为了避免学校的动乱，许可“反犹太人的时代倾向”是必须的。维尔施泰特是第一位因为体制上的种族主义而被“内部流放的”犹太知识分子。

为了再次驳斥妄想的思想只是未受教育的人实际上专有的观点——这种观点让知识分子很舒服——记录德国学术界的犹太恐惧症思想的史前史是重要的。事实证明这一假定是谎言。种族主义的理想受到许多德国教授热情地支持。柏林大学新校长威廉· 希斯在他的就任演讲中显示出他是坚定的种族主义卫生学的支持者。根据罗伯特· 普罗克特的观点：

在纳粹掌权很久之前，许多研究种族卫生学、种族学的处于领导地位的机构和课程都在德国大学里建立起来。到1932年，可以公平地说：种族卫生学成为了德国医学圈子里科学的正统，在1932—1933年冬季学期，大多数德国大学的医学系都开设了26个独立课程，讲授种族卫生学。

意识形态的强迫症正在被教诲，但这一现象并非只存在于医学领域。人类学家汉斯· F.K.金特、耶拿大学的哲学家马克斯· 旺特、明斯特大学的社会学家约翰· 普兰格、柏林大学的法学家E. 冯· 莫勒、格雷夫斯瓦尔德大学的哲学家赫尔曼· 施瓦茨都在促进这一强迫症。无疑，这些直言不讳的反犹太哲学家并非必然是整个教授团的代表，但不能否定的是，他们的观点得到了他们同事的宽容，并且得到新生的极端化的学生广泛地分享。

除了这些体制化形态的犹太恐惧症，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文献也记载了为数众多的“仇恨犯罪”的发生，一般采取亵渎犹太人的坟墓和会堂的形式。阅读当代犹太人的出版物是有指导性的，它们记载了这类暴行的发生。中心协会细致地记录了1923年至1932年间亵渎坟墓的事件，抵抗反犹太主义协会也作了同样的记录。尽管在魏玛时期没有发生屠杀，但是假如没有行政当局的干预，有几场骚乱和反犹太人的挑衅可能轻易地恶化为屠杀。1923年11月上旬，反犹太人的骚乱在柏林的流浪汉区爆发，许多犹太人生活和工作在那里。作为“水晶之夜”的前兆，咆哮的暴民砸碎了犹太人的商店，掠夺他们的财物，高呼“杀死犹太人”。在同样的月份，希特勒发动了慕尼黑政变，许多犹太人遭到了攻击。纳粹的暴徒随意地挑选公寓，就是因为他们业主的名字听上去像犹太人，比如勒文塔尔、勒文施泰因、赫茨、克莱尔斯海默；他们进而掠夺财物，威胁或者暴打业主。希特勒的冲锋队暴徒从电话簿上选择人质，挑选名字听上去像犹太人的业主，然后派遣冲锋队员把他们带走。鲁道夫· 赫斯除了实际上“逮捕了”整个巴伐利亚内阁，还把犹太银行家路德维希· 瓦塞尔曼作为人质，对他说了不少犹太恐惧症侮辱性的言辞。

这是一个大难即将到来的预兆。八年后，当纳粹已经嗅到胜利的气息，他们挑选了犹太新年的第一天（1931年9月12日），策划了对柏林犹太人的屠杀。这个计划由冲锋队领导人赫尔道夫伯爵和卡尔· 恩斯特执行，号召对选帝侯大街的犹太教礼拜者进行伏击。但是，当纳粹的暴徒出现在这条时尚大街的时候，多数犹太教礼拜者都已经回家，然而，这并没有阻止纳粹暴徒攻击“犹太人长相”的行人，后来显示，这些人大多数是罗马尼亚人或者亚美尼亚人。这个事件的反响有着三个方面的重大意义：目击事件的德国行人没有特别的愤怒，也没有干预；警察只是做了象征性的姿态抓捕了几个嫌疑犯；法院最终宣告几个嫌疑犯无罪。当然，毕竟一个法院还是进行了审判，这证明德国依然是一个法制国家，公民在其中保证完全的公民权；但是，这个国家在萧条和更新的政治狂热的冲击下，正快速地向大灾难飞速奔去。

在柏林这一事件之后仅仅两个月，臭名昭著的纳粹秘密文件泄漏到法兰克福警察局，它显示一旦国家出现紧急状态，纳粹计划做的动作。这些文件由黑森州纳粹党大区领导人在一个名叫鲍克斯海默· 霍夫的农庄起草的，这些文件概述了当纳粹掌权并面对共产党接管时，将运作的紧急措施。这些“鲍克斯海默”文件确切地显示一旦纳粹掌权德国人将要面对的东西：无情的极权主义统治、冲锋队对国家部委的控制、对各种犯罪的死刑。这些文件也显示了犹太人将要面对的东西：大规模饥饿致死和驱逐。

当然，希特勒完全否认知道这些文件，并试图使自己与这些文件包含的极端建议保持距离。他处于政治成功的边缘，因此他难以承担真相的揭露，即他的政党注定会鉴于恰当的时机，准确地按照鲍克斯海默文件上建议的那样行事。同时，他以登峰造极的手段玩起了变色龙的游戏，它糊弄德国社会重要的企业团体相信，他的反犹政策只是用来消除犹太人在德国社会的突出地位，他没有意图攻击犹太人本身。但是，阅读过鲍克斯海默文件的罗伯特· 维尔施和其他著名的犹太人都深深感到震惊。他们认识到，这不是用来获得政治控制的蛊惑人心的空谈，而是为纳粹未来的国家精心起草的策略。

国家最高法院中止了对鲍克斯海默文件起草者维尔纳· 贝斯特的诉讼程序，因为这些计划仅仅是在乌托邦思想中体现出来的演习而已。这一政治上的误判再次证明，德国的机构没有保护民主共和国抵制它的武装敌人；同时由于没有能够避开对自身的威胁，共和国没有能保护存在于自己权力范围内的少数派犹太人的权利，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民主进程的退化证明支持共和国及其民主宪章的人所面临的困境。就是在共和国的支持者当中，犹太人发现了他们最强大的同盟者。温和的中间派政党——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德国人民党——强烈地支持犹太人的公民权，反对任何形式的犹太恐惧症。但是到1932年，温和的中间派作为德国政治的主要因素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左翼政党坚定地反对犹太恐惧症，但是它们也输给了极端右翼，并且它们互相鄙视，就如它们鄙视纳粹党一样。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都强烈地反对所有形式的犹太恐惧症，但是这一态度并非一直扩展到普通大众当中，他们经常把犹太人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恐惧也来自犹太移民（东方犹太人）的竞争。左翼被阶级意识的心理所俘获，认为犹太恐惧症完全是一个经济的术语，即和资本主义的剥削者经济利益相关，这些剥削者把犹太人的仇恨者作为工具，把劳动阶级的注意力从经济的艰难中转移出来。然而，具有强烈社会主义信仰的德国工人从来没有击败纳粹犹太恐惧症的事业。

至于教会，它们的官方立场是，在为其他的权利而战之前，首先要为他们信奉者的权利而斗争。像许多特殊的利益集团和党派一样，教会只关心自己，经常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围墙里。当对犹太人的暴行不时出现时，教会在睡觉，从不醒来。德国的教会将弄巧成拙的习惯一直带到第三帝国，醒悟过晚，以至于无法改变悲剧的结果。在新教教会里也出现了裂痕，一个称自己为“德国的基督徒”的喧嚣的少数派接受了民族主义的思想，这些思想让他们确信基督是雅利安人。但是，作为整体的教会依然强烈地反对这种反犹太人的观念，继续肯定拯救最初是来自犹太人的信仰。无论是新教教会还是罗马天主教会，连同它们的大多数成员，都从来没有肯定任何暴力形式的、涉及剥夺犹太人权利、将犹太人驱逐出德国，或者灭绝他们的犹太恐惧症。不幸的是，教会从来没有积聚足够的政治力量或者勇气来保护它们自己成员的权利，更不用说它们犹太公民的权利了。

当然，这对于所有文明的政党和群体来说都是真实的；他们的差异证明比他们共同保卫文明的价值观的努力更强烈。在共和国垂死的几年当中，政治的重心从民主的左派和中间派转移到极端的右派，从进行民主实验的心甘情愿到对集权主义控制的强烈集体欲望。希特勒是这个重大转变的受惠者；他的政治天才存在于发动众多的不满者之中，存在于赢得显然是不相容的社会团体的支持。他知道在大众民主时代的选举方式不仅是由阶级的从属关系，也是由群体的偏见塑造的。他通过论证认识到：假如他能够成功地将大众民族化，用民族的偏见灌输他们，他就能成功地消弭经济的分化，重新将异质的因素整合到民族共同体当中。他是正确的。在1923年到1933年间，他为一个大众的政党创造了这一基础，这是一个十分新颖的概念，以致它完全躲避了他的政治对手，尤其是政治左派的阶级意识的思想。选举方式显示，希特勒的魅力穿过了所有阶级的疆界；它尤其在社会的中产阶级和中上层阶级显示得更为强烈。有论点认为，希特勒在中下层阶级那里，从社会和经济上一无所有和边缘化的小市民那里得到了大多数支持。这个论点不再有说服力。注

真相是，希特勒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尽管他在自由选举中得到的最高选票只有37.2％，也就是每八票中有三票；但是这个边际高于任何其他政党，足以使他得到他所需要的为了击溃对手、进入总理府的力量。给予希特勒支持的是共和国分裂的缺陷和它的文化，尤其是反对党温和的领导层、魏玛宪法的缺点、对《凡尔赛条约》的普遍憎恨、不断增长的对集权主义领导层的渴望心态、统治精英关键成员的背叛。希特勒充分利用了纳粹党在计策上的优势，以及他自己操纵事态的天赋，欺骗了在1932年唯一可以阻止他的集团——围绕在兴登堡总统周围的保守主义的圈子。一旦搞定了它，希特勒只用十八个月就消灭了他最强劲的对立面，建立了极权主义统治的工具：警察、政府机构、大众传媒、经济和武装部队。

投票支持希特勒的德国人经常更关心的是通货膨胀和失业、共产主义的危险、他们国家的地位，而不是犹太人。但是，回过头来想，清楚的是，投票支持希特勒就是投票反对犹太人。确定在1932年有多少人完全认识到这一事实是不可能的，无论答案是什么，希特勒都能利用犹太恐惧症强大的蓄水池，并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不择手段地从德国消灭犹太人。德国民众在多大程度上在这一政策上乐意支持他，依赖于他们对他的目标的认识，依赖于把他作为他们的领袖，对他个人的支持和忠诚。

注　纳粹党党章第四条说：“只有这个民族的成员才能是这个国家的成员。只有德国血统的人——无论他们的信条如何——才可能是这个国家的人。这样，没有犹太人可能是这个国家的成员。”

注　纳粹党是一个由小店主、教师、牧师、律师、医生、农场主、技术工匠组成的“下中产阶级”政党的论点，有着长期的历史，它最初由哈罗德· 拉斯维尔在1933年《政治学季刊》发表的《希特勒主义的政治学》中提出的，结果是得到了反复的引用，成为了历史学家的正统观念。这些历史学家被训练根据阶级关系或者经济地位去解释社会的变化。尽管这一论点具有某种优点，但是作为解释的模型是不充分的。一些研究已经显示，纳粹党的吸引力远比以前假定的宽泛。纳粹党是一个民粹党，对各种各样的社会群体都有着吸引力，从拉斯维尔的小市民到年轻人、城市工人、上层阶级精英以及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