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和政治

在和不同的纳粹内部人士一系列散漫的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中，阿道夫· 希特勒直率地宣布了许多他很快就要在第三帝国实施的种族幻想和强迫症。这些长篇大论后来都被但泽议会的议长赫尔曼· 劳施宁重新构建起来。在这些谈话发生的时间段（1932—1934），希特勒的种族思想在劳施宁这位保守的地主和民族主义政治家那里产生了共鸣。但是，不像他这个阶级的其他成员，劳施宁很快就对纳粹主义不再抱幻想，在1935年逃离了这个国家，并发表了两个富有洞察力的研究——《虚无主义的革命》（1938）和《与希特勒的对话》（1939），它们以高度的准确性把握了纳粹主义毁灭性的本质。劳施宁与希特勒的对话不仅忠实地反映了元首的种族强迫症，而且捕捉到了这个人魔鬼般的本性，包括他的音调、面部姿态，以及其他让人不安的举止。以一种奇怪和反讽的方式，劳施宁和希特勒的对话使得他的《虚无主义的革命》一书的主要观点失效，这个观点就是，纳粹的实质就是压迫和统治的无情需要。与希特勒的谈话清楚地否定了这一假定，因为它们显示了希特勒和他的集团被形而上的种族信仰所驱动，它使人受骗，让人毁灭，它根本不是虚无主义。

一条持续不断的线索贯穿这些稀奇古怪的谈话，这就是希特勒的信仰：犹太人代表了这个世界邪恶的原则。他提醒劳施宁，犹太人邪恶的存在只有在种族的范围里才能得到理解。事实上，他坚持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关键的政治问题要求“生物政治学”的知识。他希望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得到广泛的接受，但是他也坦言只有不多的人，包括他自己和尤利乌斯· 施特赖歇尔是完全认识到种族议题的全球意义。他相信施特赖歇尔通过《突击手》，在提升大众对种族议题的意识上正在做正确的事情；但这只是即将到来的、由德国和犹太人引导的种族世界霸权之战的第一步。就希特勒所能关心的，未来真正的政治问题是种族的：“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是欺骗性的。在英国、法国、美国的后面，潜伏着以色列。甚至当我们成功地将犹太人驱逐出德国的时候，他们依然是我们世界的敌人。”

当劳施宁问及是否这意味着犹太人应该被完全消灭，希特勒阴险地回答道：“不，否则我们以后不得不创造他。我们需要看得见的敌人，不是看不见的存在。”他解释道：他非常欣赏罗马天主教会的组织和宣传的技巧，这个教会从不满足于抽象的恶魔，而是周期性地集中于可见的恶魔。如他所言：“犹太人一直潜伏在我们中间，但是以有形的方式比把他们作为看不见的恶魔更容易和他们战斗。”希特勒坦言，他要竭力证明犹太人的恶魔性质，并向劳施宁显示他是绝对确信《锡安长老会协议》的真实性。他坚持认为：“这里不可能存在两个上帝的选民。我们是上帝的选民。这没有说明一切吗？”劳施宁插嘴说，确实，这有关选民的讨论只是象征性的。希特勒回答道：“不，这是人们不可逃避的基本现实。这是两个互相对立的世界。属于上帝的人和属于魔鬼的人。犹太人是人类的对立面，是反人类的。犹太人是一个不同的上帝的创造物。他必定长成于人类不同的根。假如我把雅利安人和犹太人放在一起，称前者为人，那么我就不得不用其他名称来称谓后者。他们如此遥远，就像动物与人类的距离一样。我不想叫犹太人是动物。他是自然的异类，要从自然中去除。”

在对犹太人本质充满活力的爆发之后，劳施宁观察到希特勒还要说点什么，但是，考虑到“过度扭曲的脸部的紧张，他失去了语言的表达能力”。根据劳施宁的看法，他的脸部“痉挛地扭曲了”。他激动地把自己的指关节弄得直响，结结巴巴地说，犹太人问题是不可能弄得足够清楚的。在另一场“讨论”中——像希特勒所有的对话都只是自言自语——元首非常清楚地说：他要通过恰当的国家政策根除犹太人这个有害之物。他将实施生物学的政策，并用新的雅利安人制造出一个长得像上帝一样的新人类。确实，假如有真正的纳粹革命的话，它并不存在于惯常的社会经济变化中，而是存在于运用于德国生活和文化的伪科学的种族原则当中。希特勒的政治计划存在于通过极权主义的方法对种族生物学原则的制度化。当然，所有20世纪极权主义政权的本质存在于他们的这个诉求当中，即他们要制造出人类新的革命类型——新的苏维埃人、新的古巴人，但是新的纳粹人是生物学的产品，而非社会经济变化的产品。他是遗传学手段的产品，不是环境制造的；他的天性是生物学培育的。所有极权主义的体制都把人的标准化作为目标，纳粹体制的目标是种族的标准化。注正如希特勒告诉劳施宁的那样，纳粹种族国家的目标是制造长得像上帝那样的新人类。这就是为何国家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甚至不仅仅是一种宗教；它是一种创造新人类的意志”。

在德国内部，这样疯狂的思想不仅被希特勒，也被越来越多的种族狂热分子非常认真地持有，后者想要通过从基因库中消灭所有有害的元素来净化德国的种族。这些元素作为心理疾病通过病毒携带者被注入德国种族当中。病毒携带者包括有遗传疾病的人、同性恋者、异族的劣等人——吉卜赛人、斯拉夫人，以及犹太人。这些种族的狂热分子潜入了政党要位、各种国家重要机构，以及学术和医学圈子，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可以测定人的价值的新标准。正如后来所证明的，它是一种伪科学的迷信，本质上非理性的标准，它把人类种族划分成一个新的自然尺度，在其顶点是雅利安种族，在其底部是犹太种族，后者是破坏所有健康种族的致命细菌。根据这种新的种族达尔文主义的标准，因为纳粹把种族理论嫁接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流行观点上，这样纳粹废除了作为人类自由和尊严闪亮灯塔的法国大革命的原则。正如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在1933年4月1日向民众进行广播演讲时所言：“1789年从此从历史上彻底消除。”这一天，这个政权宣布联合抵制犹太商品。

在废除1789年原则的时候，纳粹分子实际上相信他们可以开始医治社会和文化的分歧。这些“破坏性的”原则据说要对德国社会的衰弱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负责。他们将民主、整个民主的生活方式与富人（财阀）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与对自私的物质主义和堕落的生活方式的迷恋联系起来。在他们眼里，民主是犹太财阀的创造物，它的真正目标是剥削、弱化和毁灭德国民众。除了在一党体制中给工人阶级提供欺骗性的经济平等的承诺来迎合他们之外，纳粹分子同样厌恶共产主义，因为它也是1789年“错误的”原则中生长出来的。包括希特勒在内，一些更加居心叵测的人视民主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条线上的东西。犹太人为了自己的计划操纵着这两个体制，他们的破坏性影响就是所有民族和种族文化的毁灭，并被国际犹太人所取代。

但是，不仅仅是希特勒和他的纳粹追随者拒绝20世纪两个竞争的政治运动。保守主义的政治和知识共同体都分享了纳粹同样的反民主的信念，它以同样尖锐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腔调表达了出来。唯一的区别是保守主义者都是传统的精英分子，他们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使他们怀疑纳粹党内部左翼所宣扬的平等化信条。但是，在大部分议题上，纳粹分子和保守主义者发现了更多的共同基础。他们都联合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呼吁血统和土地、强大的集权主义领导的需要、母亲和家庭、德国的伟大性、纪律的美德、勤奋工作、为国捐躯。事实上，纳粹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先行的保守主义的反革命，它已经拒绝了民主，把它作为无效的统治形态和低劣的生活方式。

在兴登堡一代及其年轻的军营随从眼里——如海因里希· 布吕宁、库尔特· 冯· 施莱歇将军、弗朗茨· 冯· 巴本、埃德加· 冯· 荣格——西方民主代表着完全无效的统治工具，因为它鼓励导致瘫痪的政治分裂，阻止了国家利益目标的实施。这些人相信国家的卫士不应该使自己服从自私的利益集团和党派变化无常、相互冲突的诉求和反诉求。他们应该是偏爱君主体制的、集权主义国家授权的超越党派之上的国家公务员，他们的决策是建立在专门知识基础上，而非党派的关系或经济的自我利益。保守主义的精英信任集权主义的公务员国家，他们在其中作出自己决定的这个国家，是由具有奉献精神、受过良好教育、无党派的公务员维系的，这些公务员将国家利益置于任何党派的利益之上。根据他们的观点，议会的角色应该被限制在立法规则的诠释上，同时执行的功能应该控制在集权主义的政府及其管理分支手中，即公务员和军队手中。

保守主义者不仅动摇了魏玛的民主体制，也在德国选民的背后阴谋去委任希特勒为总理，希望把纳粹主义的大众动力用作巩固自己反民主的反革命行为的工具。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希特勒拒绝成为顺从的卒子；相反，他很快采取了几个大胆的行为挫败了其对手的政治策略。尽管保守主义精英自己的革命已经偏离了方向，但是他们很快被希特勒抛给他们的政治或军事地位所腐蚀。只要希特勒将他激进的褐衫队悬置起来（在对罗姆的清洗之后他确实这样做了），并且重新将国家武装起来，恢复经济的繁荣，粉碎共产主义这一对立面，创造出德国伟大的形象——即使是一个电影里的幻象——只要希特勒能够做这些事，保守主义者就能够糊弄自己相信纳粹革命也是一场保守主义的革命。只有当希特勒的战争失败时，只有当希特勒暴政的全部冲击力开始直接撞击保守主义精英的生活和工作时，他们才开始叛变，但那时已经太晚了。除了少数早期的背叛者和没有效果的抗议，保守主义的精英保持了对纳粹的忠诚，尤其是保持了对集权主义价值体系的忠诚。这个体系制造了一种产生于对更高权威的服从、技术理性和尚武美德的迷恋癖好。

无疑，传统的精英有时被纳粹所使用的伪民主口号所困扰。那时，纳粹会宣称他们已经创造了一个和谐的民族共同体，在其中，以往的分歧已经消解，领导权被富有大众魅力的、代表民族主权意志的元首牢牢掌控。这些花言巧语可能被轻易地漠视，尤其是从纳粹自己毫无羞耻地、坦率地鼓吹他们精英主义的信念开始。当然，他们的精英主义采取了稍微不同的形式，因为至少从外观上看，它宣称是建立在种族而非阶级基础上的。种族优越性的信条恭维了许多德国人，并且对他们很有吸引力，尤其对那些迷恋民族主义信仰的人来说，正如许多具有保守主义思想的德国人几代都是如此。种族的信条也成为了社会整合的工具，作为一个政治策略，依靠它，真正的社会问题在被用来支撑集体自大的空洞口号的掩盖下可能变得含糊起来。国家社会主义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模糊现实的方法体系，因为它创造了共享的敌人（犹太人、共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吉卜赛人、耶和华见证会教徒），依靠采用综合的策略（极端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战时国家主义、人为的十字军东征、战争）掩盖社会问题。但是，毫不含糊的东西是残酷的现实，它由一个反社会的领导层和一个恐怖的警察系统构成，它们威胁着每个反对这些官方欺骗和妄想的人。

在追踪导致大屠杀轨迹的时候，我们发现在纳粹体系中最明显的妄想也是其最具革命性的成分——种族。纳粹领导层以各种方式追求种族政治，远远超出修辞的策略或者整合社会的策略。种族主义是一个形而上的信仰体系，它拒绝所有人本质上的平等，相反，它相信种族集团之间的不平等是生活的本质。种族主义者除了他们相信雅利安人在种族上，因而也在文化上优越于犹太人、黑人或者亚洲人之外，没有为这种信仰提供任何科学的证据。强烈的、自说自话的种族优越论的信念，普遍地替代了理性的科学证据。由于没有能依靠理性的观点说服人，纳粹的种族狂人退却到这样一个可能作出正确结论的前提当中：雅利安人是优越的，因为他们拥有优越的力量。总之，纳粹的种族主义分子用种族优越论的信念和力量的规则来衡量优越性，他们相信自己是优越的，并企图用优越的力量恐吓他们的对手臣服来证明这一点。

但是，假定这样残暴的态度显示了他们真正代表的邪恶无疑是错误的。相反，种族主义的信仰被教诲为一种高贵的理想，它要求理想主义的、富有奉献精神的、诚实的人们的支持。纳粹政权企图灌输，尤其向年轻人灌输同质的种族共同体的理想，这个共同体清除了所有异己的因素，成功地制造了一个新的超人种族，因为只有以这种方式，这个国家的军事才可能得到重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才可能雪耻，千年帝国才能出现。在教诲这些不定型的、宏大的、一直以理想主义的最高调定音的思想中，纳粹政权发现了许多充满激情的信仰者。它可以如此作为，因为许多德国人生活在十多年的危机中，能够看到经济艰难和痛苦的岁月，视纳粹主义为再生和希望的运动。它可以如此作为，因为它的花言巧语对于年轻人、对于他们自我牺牲的感觉、对于发现生活意义的渴望特别具有魅力。那时，几乎没有德国人发现，体现这些渴望的希特勒实际上正在把德国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导入残暴和好战的终点，他利用了变态的军国主义，将狭隘的民族主义嫁接到生物种族的维度来将其复活，将残暴和非理性浪漫化，将集权主义带到它最高的归宿——盲目地服从。

在崇高的理想和富有诱惑力的花言巧语的掩盖下，纳粹掩盖了这些变态。希特勒是士兵政治家和艺术家的结合体，他对审美对象十分敏锐，知道说服需要信念的改变，知道这样的信念改变在其更深的心理水平上是激情的而非理性的。因此，需要对民众进行持续的，确切地说是不断的呼吁；因此也是持续的努力，去剥夺德国人的个性，引诱他们相信官方宣扬的神话。

在这一大众诱惑政治当中，最危险的妄想——危险是因为同样毁灭了德国人和犹太人——是雅利安种族优越性的神话。对这一神话的信仰不仅为针对犹太人的战争，而且也为针对精神上或生理上残疾的民众、吉卜赛人、黑色“莱茵兰杂种”、同性恋者，后来还有斯拉夫人、其他“亚洲低等民族”——除了日本人，他们成了“荣誉的雅利安人”——的攻击添加了燃料。正如前面所示，种族的信仰是“令人尊敬的”，尤其在19世纪后期以来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但是直到1933年纳粹掌权之后，这些种族的思想才得到官方的支持，并且被一个现代科技治理的国家公开制度化。这个国家正很快地转变为具有与极权主义国家相关的所有典型特性的极权主义国家。这些典型特性包括：一位富有个人魅力的独裁者、单一的大众政党、恐怖的警察组织、对大众传媒的垄断、对武装部队的垄断、计划经济体制。

大量的著作都论述了纳粹国家，历史学家对它是否是一个双重国家、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一个竞争的诸多私人帝国的多元治理的统治，或者甚至不是一个国家，而是类似过去东方苏丹宫廷或者伊斯兰教的君主领地，提供了充满争议的观点。注一些历史学家甚至在想，希特勒是否实际控制了第三帝国的机构，他们宣称希特勒是一个虚弱和无用的领袖，在他的政府中相对缺位，没有能力处理日常科层管理的任务，只是挑起无休止的竞争和敌对，因此引发了大量资源的耗费和足以导致战争失败的混乱。这些降低希特勒在第三帝国作用的尝试永远注定是失败的。纳粹德国是一个个人独裁的制度，就其本身而言，它享有广泛的群众支持和忠诚，以至于希特勒的权力从来没有受到过严重的挑战，甚至在1944年7月一小群无用的军官刺杀希特勒，激发民众反对他的行动惨遭失败之时也是如此。正如诺曼· 里希正确评述的那样：“希特勒是第三帝国的主子。”当然，这一点无疑是真实的：希特勒把权力分派给一群次一级的元首，他也鼓动其主要卫道者之间的竞争，甚至导致了效率低下和混乱，但是他的权力一直被绝大多数为他服务的人认为是不容侵犯的。德国的军人、公务员、所有服务于任何一个纳粹组织的人都亲口向他宣誓效忠，这意味着他们无条件地执行他发布的命令，后来也证明包括许多罪恶的命令。元首权力高于国家权力被那些服务于纳粹体系的人所接受，认为是国家治理策略的规定原则，结果是为了支持不受法律规范和道德约束的个人权力，建立在判例和法治基础上的法治国的实际解体。

这意味着种族政治从一开始就是希特勒本人所强加的。鉴于他对犹太人的仇恨，他采取了人们恰当描述的将冷血的算计和无视一切的狂怒加以综合，在制定反犹太人的政策中立刻发挥了坚定的作用。希特勒也激发和鼓励了无数国家和纳粹党的下属组织实施种族政策。

当然，在1933年，希特勒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总体计划准备下发，统一指令党或者国家的所有机构。纳粹对权力的掌握，不仅涉及对诸如反对党、军队、保守主义的官僚统治、工会、教会等传统机构的斗争，而且也涉及纳粹运动自身的各个派系和个人之间激烈的内部争斗。这些内部争斗范围广泛，包括罗姆和他为褐衫冲锋队这支革命军队制定的计划；热衷于改变经济，使它与“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相一致的左翼纳粹分子；鼓吹乌托邦乡村世外桃源妙药的民族主义的狂热分子；试图在新的纳粹国家当中建立自己帝国的精神变态者或者马基雅维里式的机会主义者（戈培尔、希姆莱、海德里希、戈林、罗森贝格、赫斯）。尽管试图建立纳粹国家的革命技巧早在1933年3月31日就已经出现，当时新的政府通过了《各州与国家协调一致临时法》，但是平息这些斗争耗费了数年的时间。这部法律引入了“协调一致”的术语进入政治词汇，它指的是纳粹协调或者同步所有的德国机构，使它们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终点和目标一致起来。根据被称为“同步器”（它让电流只向一个方向流动）的电子器件来命名，“协调一致”被用来使所有的德国机构纳粹化，以便制造出极权主义国家的理想，在这个国家当中，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想法。“协调一致”在两条相关的道路上前行：所有政府的机构被同步化，为了国家社会主义的事业对民众的总体发动。前者涉及根除所有的政治党派，后者为控制大众创造大众组织。

纳粹化是否实际上成功地击败了所有的对手，并且成功地实现了其极权主义的目标，历史学家对此进行了无休止的、没有必要的争论。没有一个政权——无论多么革命——能够在十二年内扯下一千多年基督教文明的记录。除了这一明显的完成纳粹化的历史障碍，另外两个内在的限制阻止了纳粹成功地实现他们种族的和帝国主义的幻想，一个是纳粹的领导人是反社会的，一个是他们的信仰是意识形态的妄想和凶残的伪科学的结合。由于所有以上的原因，纳粹从来没有完全达到他们绝对控制的极权主义目标。鉴于非理性思想和精神变态个性的相互作用，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的极端政策实际上是如何将现实弄了个底朝天。这一点在种族政策的领域尤为真实，在那里，信仰的共识假如并非一直是协调一致的行动的政策，它也很快在第三帝国的领导人物那里，在纳粹党、学术界、大企业、军队、大部分国民的支持者那里得到了发展。除了来自顶层的松散指示，以及来自各种勾心斗角的机构（司法部、内务部，以及党的分支机构，如冲锋队、党卫队、宣传部，此外还有军队或者戈林的四年计划部）明显的混乱和竞争，存在着一种共同信仰的精神；在种族的议题上，这一精神通常超越个人或者机构的对抗。正如劳尔· 希尔贝格正确地认为：“在最终的分析中，犹太人的毁灭与其说是法律和命令的产物，不如说是精神的、共识的、一致和同步的重大事件。”

正如贝诺· 穆勒—希尔所言，纳粹的种族信仰在几个基本的议题中可以得到归纳：“人类的多样性有着生物学的基础；一些东西使得犹太人成为犹太人，吉卜赛人成为吉卜赛人，反社会的人成为反社会的人，精神失常的人成为精神失常的人，这些东西存在于他们的血统当中，也就是说存在于他们的血液当中。”穆勒—希尔对“杀戮科学”研究的著作，以及几本最近对德国医生卷入纳粹事业的研究著作，都记录了这样一个事实：德国医学界热情支持提高德国人民种族质量的纳粹种族主义的愿景。正如前面所示，这一种族的信仰从19世纪开始就得到了拥护。那时，各种种族的思想家发出了尖锐的警告：德国，确实还有整个欧洲，正在被太多次等的人种在生物学的意义上所退化，这些人种正在以远超优等种族的速度繁衍自己的同类。尽管早期的种族卫生学家在纳粹理解的意义上算不上种族主义者，他们也不支持通常的政治意识形态，但是他们政治上明确地倾向于民族主义的右翼。在他们的团体中可以发现一些著名的人物，比如德国主要的种族著作的出版商弗里德里希· 莱曼，德国种族科学的奠基者阿尔弗雷德· 普罗茨，著名的生物学家弗里茨· 兰茨、欧根· 费舍尔、赫尔曼· 马克曼、奥特马尔· 冯· 费许尔。他们最著名的知识或者科学的中心是威廉大帝人类学、人类基因和遗传学学院，院长是欧根· 费舍尔，他宣称自己热情地信奉将德国人在种族上完美化。

纳粹分子将自己嫁接到现存的种族卫生学的信条上，通过政治手段推进这一学术的目标。用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 赫斯的话来说，国家社会主义从根本上就是“运用性的种族科学”。这解释了为何纳粹分子指望学术界，尤其是医学界支持他们将其意识形态的信仰转化为科学的事实。因此，当纳粹分子控制了权力的工具，他们就立刻将医学和药学的专家协调起来，根据领导层的原则将他们按照等级制组织起来。他们挑选了格哈德· 瓦格纳作为帝国医生联盟的领导人，他是绝育、安乐死，以及禁止杂混的种族法的坚定主张者。瓦格纳发动医学界重新确定德国医学的目标，将医生和病人之间典型的一对一的关系变为建立在种族卫生学基础之上的以社会定位的计划。医学期刊也进行了协调，希望反映新的意识形态的定位。《目标和道路》成为了所有医学期刊意识形态的标准，以及纳粹种族政策的喉舌。

1933年，瓦尔特· 格罗斯博士建立了新的种族办公室，其名称叫人口政治和种族卫生学公共启蒙办公室，1934年5月1日，又被重新命名为种族政治办公室。在整个第三帝国时期，这个办公室都由格罗斯负责，成为最重要的种族机构之一，因为它系统制定了种族计划和法律——著名的是《纽伦堡种族法》，并签发在纳粹党就职必须具有的祖先证明书。另外，格罗斯的办公室引导了各种宣传战役，以便提高公众对严格的种族控制的需要。种族政治办公室也出版了通俗的杂志《新人民》，以及内部的信息期刊《信息服务》，这部期刊的目的是使医学从业者保持与种族卫生学领域中最新的医学发展同步。对于第三帝国来说，这个种族办公室的重要性可以被其十足有力的宣传行动所估量。根据罗伯特· 普罗克特的观点，这个办公室仅存在了四年之后，就发起了6.4万场公共聚会，数千场大约有4000名党员参加的“八日大会”。它也试图用3600名员工和一份每期发行30万份、有着巨大发行量的期刊来打造公共舆论。

1933年6月28日，内务部部长威廉· 弗里克建立了人口和种族政策专家委员会，它由第三帝国最重要的种族主义者组成，其中包括党卫队首领海因里希· 希姆莱、农业部长瓦尔特· 达里、帝国医学界领导人瓦格纳。委员会也包括最著名的学者，比如弗里茨· 兰茨、阿尔弗雷德· 普罗茨，还有重要的内阁官员，比如帝国统计办公室主任弗里德里希· 伯格多费尔、内务部公共健康部门的负责人阿图尔· 居特。尽管这个委员会没有成为种族政策实施的主要机构，但是它是起草种族立法的重要催化剂，最著名的是1933年7月14日生效的绝育法的制定。这个新的种族法被命名为《遗传疾病后代终止法》，它规定根据基因健康法庭的意见，假如个人患有某种特定的遗传疾病，他可以被实施绝育。但是，基因疾病的范畴非常广泛，在科学上也是含糊其辞的，以致许多人都可能被绝育，除非完全健康。九类“疾病”是有清单的：先天低能、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遗传性癫痫症、亨廷顿舞蹈病、遗传性失明、耳聋、严重身体畸形，最后附加的是慢性酒精中毒。

开始于绝育法的出台，德国医学界是第一个迈出了致命一步的团体。伴随着一系列更为极端行为的增加，这一步导致了“对没有资格生存的人”的灭绝行为。第一批牺牲品是“先天低能的人”，或者所有被基因健康法庭认定是患有精神和身体残疾的人，他们可能污染了德国民族的种族健康。这些基因健康法庭像大多数正在出现的纳粹机构一样，都是不受公共监督的，而且多半是由热情而傲慢的官员组成，他们视自己为新的、旨在完善雅利安种族的种族科学的守门人。据估计，将近四十万人在1933年至1939年秋季之间接受了“希特勒的切割”，男人做了输精管结扎，女人做了输卵管结扎。但是，纳粹狂人没有在这些初步的措施前停滞下来，而是把他们激进的种族议事日程推进到更广阔的政治舞台，他们通过了反对“种族污染”和种族玷污的种族立法，最终发动了对生物学意义上的劣等人的灭绝，他们包括吉卜赛人、“反社会的人”、同性恋者、精神病患者、斯拉夫下等人、犹太人。

不像保护弱者、残疾人、少数民族的自由主义国家，纳粹的种族国家热衷于完全对立的理想，即清除这样的社会集团，因为这些集团被假定破坏了德国民族的种族纯洁性。尽管像戈培尔、施特赖歇尔、罗森贝格、达里这样的纳粹领导人得到了一批热衷的官僚、倡议的团体和研究机构的支持，他们辛苦地实施各种各样种族的奇想，但是在德国，比其他任何机构更要为设计出清晰的灭绝性种族政策负责的机构是党卫队，它是种族灭绝真正的工具。根据卡尔· 施洛伊尼斯的正确评估，这就是为何“清晰而明确的犹太政策的发展和党卫队的发展是基本上平行的”。

党卫队：极权主义控制和种族灭绝的工具

党卫队建立于1923年，最初是一支纳粹党精英的准军事组织，其最初功能是保护元首免予政治对手的攻击。最初它是一个小型的保镖团体，从属于更大的组织——冲锋队，后来党卫队发展成党的警察部队，一支恐怖主义的帝国警察部队，一支指挥自己部队的军队中的正规军队——武装党卫队（党卫军），它是一个巨大的经济联合体，它的触角深深地进入德国的大企业，后来又渗入被占领土，它是一个巨型的杀戮机器，监控着集中营这一拷打和灭绝的庞大系统。假如没有这个恐怖机器，纳粹就会缺乏强烈的种族狂热、精打细算的残酷、组织化的结构，这些都是对犹太人和其他受难者成功灭绝所必需的。像纳粹党自身一样，党卫队的梦魇植根于20世纪20年代的巴伐利亚，并且也正是这个体格肥胖的、矮小的、体格羸弱、近视的、秃顶的巴伐利亚人海因里希· 希姆莱把这个小型的部队建设成为第三帝国最恐怖的犯罪组织。

海因里希· 希姆莱是党卫队的首领，是希特勒的另一个自我和无情的猎犬，正如某些人所说，他是纳粹主义的人格化身。这个冷酷和工于心计的爱管闲事的人，有着谨小慎微的技能和一心一意的奉献精神，被埃伯特· 施佩尔恰当地描述为“一半是校长，一半是怪人”，他系统地聚合了纳粹恐怖的工具——党卫队、警察和集中营。他的目标与其说是为恐怖而释放恐怖，不如说是利用恐怖来建立纯粹的种族国家。海因里希· 希姆莱是真正的信仰者、一个危险的人物，像过去的宗教法庭大法官，热烈地相信自己的宗教，即使这种宗教是荒唐的。正如乔治· 奥威尔所指出的那样，这样的狂人可能不敢杀害一个人，但为了一个抽象的理念杀戮数百万人。

由于希姆莱手上有着数百万人的性命，历史学家试图通过检验其人生的起点，合理地解释他人生的终点。他们假定这个犯下难以言表的可怕罪行的人必然是可怕环境的产物；但是一些历史学家在其成长期中并没有发现任何戏剧性的事情，他们感到恼火，不情愿地认为希姆莱的青年时代处于“郁闷的正常状态”，对其他纳粹的杀戮者也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他们告诉我们，希姆莱来自一个最普通的巴伐利亚中阶级家庭，因此用一些心理学的解释来说明这一难以解释的人物是徒劳的。

真相是，希姆莱不是一个正常时代的产物，也不是正常的、健康的或者有爱心的父母的产物。他的父亲格布哈德· 希姆莱是一个极端死板、迂腐、强迫性的遵守法律的校长，是在那时的德国学校体制中极为普遍的、最可怕的集权主义类型的代表。希姆莱教授的父亲是一个有着鲜明的集权主义习惯的普通警察，就是以同样的原则，教授养育他自己的孩子，教育他们谨小慎微、注意整洁、讲究秩序、听从指挥。尽管这位年轻人求助相当娇惯他的母亲，希望从他父亲严厉控制下解脱出来，但他还是将他父亲严格的、僵化的、种族优越的、傲慢的价值观内化为无条件的真理，同时与所有温柔的、敏感的、自发的或者松散的东西斗争，把它们视为无条件的坏事。有相当的证据表明：希姆莱有着特别困难的青春期，因为他没有符合他傲慢的父亲希望他达到的严格标准。严厉的父亲强化了这个年轻人成为英勇军官，带领战士冲锋陷阵的梦想，但这个梦想在一个错误的时间组合中破灭。在希姆莱完成军官训练学校学业时，战争结束了；并且年轻的希姆莱十分缺乏健壮的体格和决断力，这也足以导致他不能成为感召人的领袖。

他也让具有等级意识的父母感到失望，因为他没有追求过学院教育课程，这一课程可以使他获取享有声望的职业。希姆莱在慕尼黑的技术大学学习农业，并且在战后危机重重的时代他依然如此。1922年，他被授予了农学毕业证书，但是工作前景却处于深渊之中。他作为技术助理工作了一段时间，从事肥料研究。他孤独、漂泊不定，没有安全感，渴望获得生活的意义感和目的感。通过加入纳粹党，用另一种东西替代他严厉的父亲形象和严厉的价值体系，他找到了这个意义。希姆莱似乎没有任何内在的本质，因为他从来没有让自己去经历一次真正的、导致自我成长的自我发现的过程。他的文化教育他，一个人只有无条件地服从权威才是优秀的；即使一个人质疑传统的权威，质疑他的父亲或者罗马天主教养育的权威，他也必须在这个位置上用同样绝对的集权主义原则体系替代它们。这个充满焦虑的年轻人已经怀疑罗马天主教信仰，怀揣一点点用他的严厉养育所强加的不切实际的思想或习惯，通过把自己依附在一个新的权威阿道夫· 希特勒和替代性的宗教国家社会主义之上，解决了他的身份危机。

像那时许多的德国人，他们肯定是纳粹真正的信仰者，希姆莱没有采取质疑权威或者自发的生活实验的形式去选择自由；他逃避在新的民主体制的德国中自由所提供的可能性，使自己无条件地服从新的一种枷锁。他要的是逃避自由的自由，因为这样做会允诺解脱最可怕的梦魇，这个梦魇是一个保守主义和安全意识强的德国阶层都可能拥有的，这个梦魇是一个处于持续的日常事务之外的生活，这些事务由规则和规章、秩序和方向、身份证、入场券、明细记录的库存物品构成。琐碎的官僚监视着大屠杀，迂腐而小心翼翼地记录着犹太受害者的物品，确认所有的雨伞、帽子、鞋子、眼镜都被整齐地记录下来。他们都是小希姆莱，有着和希姆莱一样强迫性的文化特性。一个希姆莱阶层和希姆莱一代的德国人，在冲动的时刻自由地或自发地做一件事情也是十分困难的。甚至休假也要计划很长时间，强迫自己写信和写明信片，写日记，或者把自己紧紧依附在各种各样的信息和摄影上。应该被记录的是：1945年5月德军崩溃之后，希姆莱掩盖身份，悄悄地失踪了。在没有任何人促动的情况下，他本能地将自己的身份文件交给了英国控制区。他选择的名字是秘密陆军警察前下士海因里希· 希青格尔，这个下士因为开小差被处决。像希姆莱所做的其他事情一样，这次逃跑也是按照规则行事的，正如所证明的，是按照错误规则行事的，因为秘密陆军警察在盟军的黑名单上，所有穿其制服的人或者持有其军官身份证件的人也是如此。

1929年，阿道夫· 希特勒任命希姆莱为党卫队首领，这个首领那时依然是笼罩在冲锋队和它神气活现的指挥官恩斯特· 罗姆阴影之下的小职位。但是，希姆莱预想他的黑衫战士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步兵或者街头的争吵者；他的梦想是把他们变为精英的种族干部，这些人是从德国人最有天赋、最强壮的部分当中精挑细选出来的。他们是种族净化的德国卫士。大约在这个时候，希姆莱也受到农学家、前炮兵军官瓦尔特· 达里种族理论的影响，希姆莱是在阿尔塔曼斯中认识他的。阿尔塔曼斯是一个信仰回归土地运动的种族乌托邦分子组成的团体。20世纪20年代初，各种民族主义青年团体组织起了这场运动。阿尔塔曼斯号召建立新的东方定居点，征服“劣等的”斯拉夫人，培育新的、使德国的血液和土地重新获得活力的条顿农民阶级。一些著名的党卫队种族主义分子——希姆莱、达里、未来的奥斯威辛指挥官鲁道夫· 霍斯——都出自阿尔塔曼斯。

在为权力斗争的几年当中，阴郁的、苍白的、感情平淡但精神十分集中的希姆莱建立了自己的精英秩序。他筛选了新的队员，规则是身高不能低于5.8英尺，军官的雅利安血统要追溯到1750年，招募的人员雅利安血统要追溯到1800年，身体健康，符合卫生学的规格。着迷于他自己没有日耳曼人的美丽，希姆莱偏爱高大、金发、蓝眼的样本人物。他自己几乎是蒙古人种的特征，以及身体力量的缺乏，引发了他大量的神经过敏的焦虑和不安全感，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他不断地患有各种疾病，大部分属于伴有身体上症状的心身失调症。这些症状包括剧烈的头痛、结肠炎、胃绞痛、肌肉疼痛。费利克斯· 科斯滕是希姆莱的瑞典按摩师，他照顾着这位焦虑深重的客户疼痛的肌肉。他的日记可以作为希姆莱幻想和强迫症的见证。像希特勒一样，希姆莱是一个神经过敏的忧郁症患者，熟悉由古怪的草药医生和在健康方面喜欢新奇事物的人组成的世界。

正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希姆莱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一个有肛欲期性格特征的施虐受虐狂，或者一个“强迫症人格”，但是，这些术语都不能抓住这个人本质的历史含义。正如休· 特雷弗—罗珀很久以前所注意到的，希姆莱是宗教法庭大法官、精神麻木的狂人的原型，他尽管个人是和善、挑剔、简朴、廉洁的，但是他可能因为某种强烈坚守的信仰杀害数百万人。希姆莱的理想是一个被新的雅利安神人统治的乌托邦，他们将德国从苦难和罪恶中拯救出来。他无休止地盯着未来候选人的照片审视，刺探他下属的私生活，严格禁止党卫队所有成员在没有弄清未来配偶的种族背景前结婚。每一个党卫队成员必须持有家谱，它包含专门的家庭情况和关系，因为只有用这一方式，后代的种族纯洁性才可能得到保护。早在1931年，达里加入了希姆莱的参谋团队，组织起种族和定居地总办公室，负责制定种族规范，指导对欧洲种族性的研究，形成在东方殖民地德国殖民者定居的计划。

从纳粹党初期的努力清晰出现的事实，以及后来东部前线发生的“种族清洗”令人惊讶的行为所确认的事实，都体现了希姆莱的信仰：德国种族可能在生物学意义上得到提高，体现了他指导种族净化可能完成所依赖的标准和技术。希姆莱有一段时间在慕尼黑附近的瓦尔德图德林做过养鸡场主，他似乎已经相信人类的繁育本质上就像动物饲养一样，因此，“根据门德尔法则”，德国民族在一百二十年后可能再度成为“在面貌上真正的德国人”。通过绝育和严格的种族法禁止与犹太人及其他低等的人种通婚，在德国的基因池里清除不希望出现的外貌，希姆莱相信是可能哺育出金发、蓝眼、高大、健壮的雅利安超级人种的。他指出，主导世界依赖于种族的净化：“除非在德国人血脉里的领导层的血液——我们只有依靠它雄奇或衰落——通过从其他地方优良血液的混合而增加，否则我们永远不能获得对世界的统治。”

1931年6月，一个雅利安的样本人物希望在党卫队得到一个位置，他来到瓦尔德图德林农场拜见希姆莱，并成为了希姆莱最亲密的心腹，并帮助他完善了进化中的党卫队帝国。这个人就是莱因哈德· 海德里希，他是一个二十四岁的前海军军官，最近因为行为不符合军官的身份而被海军辞退。海德里希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男高音，是哈雷音乐学院的指挥。这个年轻人是个音乐天才，在体育上也具有天赋，在严格的中产阶级天主教家庭长大。在这个家庭中，整洁、秩序、纪律和优异的成绩是一天的规则。内向和些许害羞使得海德里希不容易交上朋友，他经常通过傲慢的行为和进攻性的自我主张补偿他的短处。他通常我行我素，经常被同学，后来也被海军的同事避之不及。当有关他父亲是个犹太人的谣言四处散布的时候，一切更是如此。莱因哈德在学校经常被同学嘲笑为“ISI”以暗示他的犹太性。然而，没有可信的证据说明海德里希的父亲事实上是个犹太人，但是犹太性的断言一直伴随着莱因哈德杀戮的一生，并可能解释为何他经常展示出其有名的自我仇恨。

扭曲的人格体现为对自己身份深层次的矛盾情绪，以及对认可和认同的渴望，这种人格出自他青春期的争斗。在他相对短促的一生，海德里希是一个分裂和有着不安全感的人，唯一遭遇的是和其文雅的、侵略性的外貌一样丑恶的空虚，他试图用傲慢的主张和温和的姿态掩盖他的浅薄。瑞士国际联盟委员卡尔· 布克哈特讲述了一个故事，它来自一个和海德里希贴近的党卫队成员。大概的意思是：一天傍晚，海德里希喝醉了，他踉跄地走进自己灯火辉煌的浴室，碰巧在大厅的镜子里看到自己的镜像。他从手枪皮套里抽出左轮手枪，对这镜子开了两枪，大叫道：“我总算射中你了，人渣！”布克哈特说：“这个具有分裂人格的人对着他的镜像开枪，因为他总算遇见了他自己的另一半——但他只是在镜子里面遇到他，从来没有去除他；另一半的他一直陪伴着他走向终点。”

在所有的纳粹领导人当中，海德里希是最符合雅利安人所谓最高理想的：尽管他的马型长脸、长鼻子、外凸的牙齿、残酷的嘴巴使得他帅气的外貌有所黯然，但他身材高大柔韧，头发金黄，长相标志。他的声音和笑声高亢、颤抖，以至于他的同事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山羊”。他十分聪明，具有运动天赋，尤其擅长击剑、游泳和跑步。但是，这样一些能力和性格的力量并不匹配。他被海军辞退，因为他为另一位女士粗暴地拒绝了一位年轻女子，这使得这位被抛弃的年轻女子神经崩溃。这一事件证明海德里希对他人缺乏敏感，且十分粗鲁。任何人对海德里希来说只是工具，从来不是目的。他毫无道德地利用他们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学家把他描述为完全没有道德的人，只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大罪犯才能和他一拼。像希特勒一样，他一直思考不可想象的、不受法律或者社会习俗约束的东西。确实，假如希特勒没有轻微感觉到这个年轻人令人难以忍受的野心、粗暴的傲慢、厚颜无耻的无德的威胁，他可能成为希特勒最喜欢的儿子。希特勒甚至暗含威胁，要暴露他所谓的犹太性使得他安分守己。在海德里希的葬礼上，希特勒称海德里希是“铁石心肠的人”，引用布克哈特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年轻的、罪恶的死神”。

希姆莱与海德里希的伙伴关系，代表着两人最具毁灭性的潜能的邪恶汇聚。希姆莱对细节有着麻木的专注，海德里希则有着文雅的邪恶和毫无道德的冷静。在纳粹党和国家的机构当中，他们像鼹鼠一样工作，目标就是颠覆法律和对权力工具的完全把控。他们的方法是把自己潜入正规的官僚机构中，安插自己的亲信到有影响的岗位上工作，通过敲诈和逮捕消灭对手，同时扮演着奉献、天真、无知的只为德国的福祉尽心尽力的公务人员的角色。事实上，希姆莱这一种族狂人的首领和他心理变态的伙伴正在系统地为纳粹恐怖的组织积聚材料。

1933年春天，这两个人开始抢权。当时希姆莱三十三岁，海德里希二十九岁，公众对他们所知甚少。1933年3月9日，希姆莱成为慕尼黑的警察局长；4月1日，他被提升为巴伐利亚政治警察的首领，这个职位使他负责整个州的警察机构网络，以及第一个主要的集中营——达豪。他们两个人都要确信警察机构里的关键岗位都处于最无情和最有效率的警官手中，更好的是处于被证明是纳粹忠诚者的手中。海德里希最得力的官员之一是海因里希· 穆勒，以前他和纳粹没有关联，后来获得了“盖世太保穆勒”的绰号。通过盲目的服从和无德的行为，具有强劲野心的他很快得到了新的主人的信任。作为后来帝国中央保安总局的四处处长，他参与了无数反人类的罪行，成为了纳粹体制中最令人恐惧的官员之一。和他的同事，诸如弗朗茨· 约瑟夫· 胡贝尔、约瑟夫· 迈辛格所做的一样，尽管穆勒以前反对过纳粹，但是海德里希认出了他的同类：控制型的技术人员心甘情愿地去为任何政权服务，只要这个政权能够晋升他们，并且给予足够的空间发挥他们的才能和残暴的嗜好。穆勒及其同一类型的人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在宗教的氛围中长大，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且得到高级别的授勋，参加过自由军团，最后在不同的警察部门供职，后来成为纳粹主人忠诚的追随者。穆勒和他的同党都是没有道德的政治恐怖的机器，对于他们来说，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辩护机制；他们主要的动机是不惜一切代价追名逐利。

由于帮助希姆莱控制了巴伐利亚和德国其他地方的警察，海德里希也稳固了有助于使得一切皆有可能的机构——他早在1931年建立的党卫队保安处。最初，保安处的成员都是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理想主义分子，他们在艰难的时代完全失去了职业，成为了被社会边缘化的漂泊者，他们一直在寻找生活中某种意识形态的承诺。例如，海德里希的副手卡尔· 阿尔布雷希特· 奥贝格是汉堡的医学教授的儿子，他在十七岁参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勇敢战斗，加入了自由军团，并且后来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的多数时候没有稳定的职业，到处漂泊，直到最终他发现进入纳粹党和保安处的路径。海德里希的主要军官都属于某种相似的类型，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一个才开始明确自身的领域都是业余人士。维尔纳· 贝斯特博士、奥托· 奥伦多夫、赖因哈德· 霍恩教授、弗朗茨· 西克斯教授、赫伯特· 梅尔霍恩博士都是律师，赫尔穆特· 克诺申是一个具有文学抱负的人，冈特· 达尔昆是一名记者，瓦尔特· 舍伦贝格是一个有雄心的、业务熟练的间谍。事实上，就是冒险的光环，就是对别人暗中监视的喜悦，就是建立监视和强制系统所需要的才能，抓住了这些人的想象力，把他们吸引到保安处来。瓦尔特· 舍伦贝格是未来党卫队的间谍大师和谍报首领，他后来回忆道：他加入党卫队，因为不像冲锋队啤酒屋的暴徒，除了黑色党卫队制服华丽而优雅之外，一个人在党卫队会发现“更好的一类人”。被党卫队的魅力吸引的人所不知道的是：一旦进入了这一体系，他们就必须和非常令人讨厌的人在一起工作，服从没有道德的命令。但是，他们没有脱离旨在灭绝假想敌人的犯罪组织，而是将他们的共同犯罪合理化，顺从地执行更为邪恶的犯罪行为。

起初，保安处应该承担什么任务并不清晰：是情报服务机构、秘密服务机构、纳粹党的监察机构，还是准警察的组织。保安处一度包揽了所有这些事情，直接宣称是抗击“压迫”。到1937年，它已经有三千名成员和超过五万名告密者的人数不断增加的大军。这些好严格审问的人试图在地里挖出什么呢？答案是要挖出真正的和假想的敌人的阴谋诡计。有时和盖世太保一起共事，有时和盖世太保目的不一致，保安处的侦探首先指向政治上的对手或嫌疑者，诸如共产主义者、社会民主党成员、工会成员、牧师、不服从的知识分子，等等。在压制或者消灭这些国内的敌人之后（1933—1935），随之而来的是对“种族敌人”第二阶段的进攻，主要是犹太人和吉卜赛人，但是后来也包括斯拉夫人和“亚洲低等人”。保安处的犹太人事务处（II—112）在20世纪30年代有许多疯狂的犹太恐惧症患者领导，他们包括莱奥波德· 冯· 米尔登施泰因、库尔特· 施罗德、迪特尔· 维斯兰西、赫伯特· 哈根。犹太人事务处分为几个部门：被同化的犹太人（II—1121）、正统的犹太人（II—1122）、犹太复国主义分子（II—1123）。

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部门在1935年由阿道夫· 艾希曼负责，它的目标是采用一切可能的办法研究快速将德国的犹太人迁移出去，更适宜的地方是巴勒斯坦。这位光裕油行的前销售员略知一点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对犹太历史有一些皮毛认识，他很快把自己变为了犹太事务的专家，这使得他成为了大屠杀的关键人物。犹太事务处在完成认定敌人和指导警察追踪敌人行踪这些保安处一般性任务的同时，还编制了巨大的居住在德国的犹太人以及生活在世界其他地方的著名犹太人的索引卡片目录。保安处的侦探负责认定嫌疑的个人、危险的组织，以及潜在的反对纳粹德国及其领导人的阴谋。在这一巨大的事业背后是类似妄想狂的假定，这一假定是对统一的、试图接管整个世界的犹太人世界组织的确信。完成这个事业要求可信赖的党员、可信赖的告密者、付费的告密者，甚至不可信赖的合作者组成的全国范围的网络。种族崇拜者的咆哮先前被限制在疯狂的边缘，现在被发展的国家官僚体制所推动，这一体制中充满了受过良好教育、热情的、工作努力的狂热分子。

党卫队的种族狂人和他们在国家或者党组织的支持者虚构了一个含糊的敌对团体，这个团体如此恶毒和弥散，以致为了保护德国不被这样的恶人所侵害，什么努力都不为过，什么经济上的耗费都能承受，必须揭掉幻觉中恶人的面具，并把他们无情地消灭。对幻觉中恶人组成的世界的确信，使人想起了创造女巫的中世纪宗教大法官的幻觉。这种确信不仅是为了满足偏离正路的神学，而且也是满足从事毁灭工作的正在增生的官僚体制。这个体制已经得到了生长，能够证明它的正当，并对它进行强化。1933年至1938年，党卫队保安处与其他组织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剥夺了犹太人公民权，破坏了他们的谋生手段，最终将他们从德国的公共生活中清除出去。正如后来所见，1938年至1941年间，强迫性的移民紧随其后，再后面就是对所有欧洲的犹太人的消灭。尽管解决犹太人问题的精确方法还不清楚，但是犹太恐惧症患者已经直面灭绝性的终局。这一点可以从施特赖歇尔贴在墙上的口号中看到，并轻易地推论出来。它就是：“没有犹太人问题的解决，就没有对德国人民的拯救。”

在构建他们极权主义统治网络的时候，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不仅建立了党卫队，尤其是它的安全机构保安处，而且阴谋策划了渗透和接管整个德国警察系统。在1933年末，希姆莱已经合并了德国各州的警察部队，但是普鲁士的警察依然由赫尔曼· 戈林，以及由戈林控制的普鲁士内务部长掌管。戈林警察系统中的铅锤是盖世太保（秘密国家警察），它是普鲁士警察部队的一个部门，建立它的目的是监视由政治领袖、政治党派和政治协会发起的可疑的以及潜在的颠覆行为。直到1934年春天，盖世太保依然在戈林的控制之下。到那时，它的触角已经遍布整个德国，实施威胁、勒索和敲诈等行为，迫使受害者承认他们的政治罪行。为了“人们自身的利益”，盖世太保对他们进行了“保护性监护”，强迫他们招供，把他们交付给集中营，“如果企图逃跑”就会被射杀，这些都成为了正在出现的纳粹暴政喜欢使用的一些手段。

戈林一直就盖世太保的指挥权与威廉· 弗里克和恩斯特· 罗姆发生争执。1934年4月20日，戈林与希姆莱联合，任命希姆莱为“盖世太保首脑”，牺牲了他的前任盖世太保主管鲁道夫· 狄尔斯。希姆莱依然从属于普鲁士邦总理戈林，从属于帝国内务部长弗里克，从属于冲锋队和党卫队的首脑罗姆，在“长刀之夜”（1934年6月30日），希姆莱的黑衫党卫队杀手根据希特勒的命令清洗了罗姆。希姆莱在清除希特勒最严重的政治障碍中发挥了血腥的贡献，作为奖赏，希特勒把党卫队变为了自治的精英组织，并让它完全控制盖世太保。弗里克企图将盖世太保置于内务部更有效的监控之下。经过与弗里克的长期冲突后，1936年2月，通过了一部新的《盖世太保法》，它代表了希特勒狡猾的思想和两面的性格：尽管不同的盖世太保官员表面上对内务部长弗里克负责，但是，这部法律也规定盖世太保的地方官员对柏林的盖世太保首脑办公室负责，这遗留了一个问题：哪个办公室对司法冲突具有最终的权威。在纳粹的恐怖国家，这样的司法冲突最终是以有利于最强有力的和最坚定的领导的方式得以解决，这自然发生在坚韧的希姆莱身上。在《盖世太保法》发布后仅四个月（1936年6月17日），希特勒把所有的警察权力交给了希姆莱，使他成为了内务部中德国警察的首脑。弗里克依然是名义上的负责人，但是实际上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根据他们认为是合适的方式运作起警察部队。

在他被任命为德国警察首脑之后不久，希姆莱重新组织了德国警察系统，组建了新的“安全警察”，由海德里希负责，它由盖世太保（秘密国家警察）、刑事警察及宪兵组成。德国警察系统的残留品由过去的城市警察组成，现在被重新命名为治安警察，交给了一个老朽的效忠者库尔特· 达鲁伊格管理。他是一个好的暴徒，因为愚笨而被柏林黑社会起了“哑巴—哑巴”的绰号。当完全拥有了恐怖工具的时候，希姆莱的效忠者不断地渗透到德国国家的机构当中，压制诚实的行为和遵守法律官员，建造了施罗默· 阿龙松所恰当命名的党卫队、警察和集中营的三角关系。希姆莱的新人紧紧跟随着他们无道德的首领，用无耻的手段完全压倒了守法的、谨慎的公务员。穆勒从慕尼黑迁居到柏林，成为了盖世太保的首脑，后来成为了大屠杀的关键人物。事实上，执行对数百万犹太人和其他纳粹政权无辜受害者灭绝任务的杀戮人员，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集聚起来的。

除了“盖世太保的穆勒”，还有汉堡警察的前任主管布鲁诺· 施特雷肯巴赫，他在波兰建立了第一个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组合了臭名昭著的特别行动队，围捕和杀戮犹太人和其他种族敌人；党卫队特别行动队首领奥斯瓦尔德· 波尔注定要建立一个以奴隶劳动、勒索、杀戮为基础的党卫队商业企业的巨大经济体；瓦尔特· 施塔勒克一直到死都是A特别行动队的指挥官，这支行动队跟随着北方集团军穿过波罗的海国家进入列宁格勒，一路留下了无情杀戮的轨迹。阿图尔· 奈比是刑事警察的首脑，在“到东方去受聘”的掩盖下，他是第一个热情地在波兰灭绝犹太人的志愿者；埃里克· 冯· 戴姆· 巴赫—齐列夫斯基因为在清洗罗姆期间样板式的残暴获得了荣誉勋章，他受希姆莱指派在整个东部前线与游击队作战，这使得他清洗了无数的对手，包括许多犹太人；奥托· 奥伦多夫是D特别行动队的首领，他对在俄国南部贝萨拉比亚和克里米亚之间至少九万平民的清除负责，其中大多数是犹太人；杀害恩斯特· 罗姆的特奥多尔· 艾克是一个残酷成性的反社会分子，他管理着整个纳粹集中营系统。

在这些手上沾满鲜血的人背后是一帮律师和技术专家，他们包括维尔纳· 贝斯特、赖因哈德· 霍恩、弗朗茨· 西克斯、赫伯特· 梅尔霍恩，他们将光鲜的尊重法律的外表放置在勒索、拷打和国家杀戮之上。知识分子也帮助美化党卫队。最有趣的是冈特· 达尔昆，这位有着杰出能力的记者成为了党卫队月刊《黑色军团》的主编。这是一个老套而迷惑人的宣传期刊，是纳粹党内外广泛阅读的研究性报告。受益于巨大的保安处情报员网络，这个期刊从事于对党的高级成员的某种尖锐批评。《黑色军团》最喜欢的高级目标是犹太人、教会官员、受怀疑的知识分子、有着独立头脑的商人、装模作样的官员。因为这本期刊显示了自我批评的迹象，经常使纳粹的主要领导人恼怒，因此得到广泛的阅读。1937年，它销售了189 317份，到战争结束时，它的发行量接近75万份。

大多数德国人，尤其是那些加入其各种各样分支组织的人，认为党卫队是一个高贵的精英组织，它只接受最聪明和最优秀的人。认识到以上这一点是重要的。这是公共欺骗的纳粹政策的一部分，是用最高贵的理想主义形式掩盖侵略和不道德目标的一部分。什么东西比加入一个从头到脚穿着清教徒黑色衣装的精英卫队更理想主义呢？这个卫队的任务就是保卫元首，以及国家和党的机构。因此可以理解，成为这样高贵的冒险行动一部分的渴望是强烈的，尤其在上层阶级。20世纪20年代，党卫队主要由前自由军团的成员组成，但是到1933年后，上层阶级和古老的贵族统治精英不断地涌入。到1933年秋季，希姆莱停止招募，并决定根除那些不适合英勇的党卫队形象的人，比如机会主义者、酗酒者、同性恋者，以及种族来源不清晰的人。希姆莱需要一个精英组织，它受过严格的训练，渗透团队精神。采用了由依纳爵· 罗耀拉所创立的耶稣会的模式，希姆莱旨在重塑他的新教徒的整个性格。候选人被要求在允许入队之前，经历艰苦的两年训练计划。整个训练建立在荣誉崇拜、忠诚、对权威无条件服从等伪宗教的观念之上。“我的荣誉是忠诚”的格言，被灌输进每个党卫队成员的头脑当中，镌刻在所有党卫队的匕首上。

党卫队的信念最终就是对元首是德国救世主的信仰，就是对德国优越性扭曲的感觉，就是在科学真理的掩盖下的种族思想。但是，这些浅薄和自私自利的信条被党卫队全国领袖用荒谬的精神性诱捕所掩盖。这些候选人在希姆莱的部队中生存下来，承受了军事组织才能设计的对人类尊严最严酷的心理攻击，当他们成功的时候，他们感到自己作为被赋予神圣任务的、独特的兄弟会的一部分得到了再生。作为这个兄弟会的成员，他们对德国所有的法院都不负责任。党卫队有他自己的荣誉法院，海因里希· 希姆莱的原则是，所有受过法律训练的人都不能成为党卫队的一员。因此，党卫队成员视自己为精选出来的人，并且用特殊的结合互相视为同志，也就不令人惊讶了。但是，正如汉斯· 布赫海姆所认为的那样，这些结合不是建立在尊重个人尊严的性格力量之上的，而是经常依赖于被优等人和局外人掩盖弱点，忽视犯罪，遮蔽失败。根据沃尔夫冈· 索夫斯基的观点，党卫队成员依靠个人权威和同志友情相互结合，他们作为自我保护的团体发挥功能，这一团体在其行政结构中经常具有与理性科层制的通常理想类型毫无相似的地方。

尽管党卫队是一个高度结构化的组织，但是它的成员被赋予大量武断的权力，前提是他们能够无情而成功地把这一权力用作打击敌人。他们自己训练的残酷程度类似他们对别人的折磨，因为他们自己已经体验过了，也使得残酷的施加变得容易起来。性格强硬刻写在机器人一样的党卫队队员的脸上，对这种性格的赞颂以彻底的蔑视和残酷表现出来。就是用这种蔑视和残酷，这些雅利安优越性的样本人物虐待着他们的对手。对于党卫队队员来说，“不可能”这个词是不存在的；他生活的氧气就是斗争、对权威无条件的服从、因为感情或者激情意味着软弱而对它们的压抑、对局外人的傲慢、与自己同类的内部结合。正如索夫斯基提示我们的，党卫队的结合是真正的同志友情，而非同志关系，这一区别涉及重要的道德考量。

同志关系意味着人们相互帮助，承担相互的责任；比较而言，同志友情意味着他们相互妥协，作出让步。同志关系遵守普遍规范的原则，而同志友情是纯粹内部的关系。人们相互替代，掩盖罪行、错误和弱点；他们培育了这个集团的军团精神，借此来说明和定义自身、把自己提高到局外人之上。同志关系是当需要的时候拥有一个朋友，同志友情是一种完全为了这个集团的共谋。它逃避外部的控制，结果是，它的道德水平趋向于不断地衰落。

下面的问题自然是：极权主义恐怖的中心设施是集中营，它可能只委托给非人性的技术人员。纳粹掌权之后，希姆莱专门培训了一支党卫队成员特别的志愿者团体，作为长期服务的集中营看守。这些团体被称为“骷髅队”，因为他们的成员在他们的黑帽上配有骷髅头和交叉骨头的专门徽章。希姆莱把负责这一系统的任务交给了特奥多尔· 艾克，他是一个残暴的精神变态者，将所有他的集中营的一系列残酷惩罚标准化。他坚持每一个犯人都必须作为国家的敌人受到疯狂仇恨的对待。他也把逐级惩罚体系程序化，由8天、14天、21天、42天构成，其间每四天供应一顿热餐。体罚按照轮番安排由党卫队员日常执行，以致每个看守都有机会在监狱室友面前鞭打囚犯。囚犯不断受到欺凌和袭击，尤其是在小便或大便时。假如他们动作太慢，就会被扔进粪池。1937年10月，十名囚犯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粪池里窒息。每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侮辱被施加在囚犯身上，尤其是犹太人、同性恋，以及耶和华见证会教徒身上。对于囚犯来说，被鞭子、棍子、棒子抽打，从头到脚浇小便，在烂泥里打滚，活埋，被胡乱开采的滚石碾压，在冷水里洗澡至死，吊在树上学布谷鸟叫，双臂放在头后屈膝下蹲数小时，在虐待狂设计的拷问室里腐烂或者窒息，都是家常便饭。

集中营是一个道德突变，一个文明存在界限的跨越。这是一种新的专门针对大众时代、20世纪工业时代及其鲜明的组织、剥削、灭绝人类或自然资源风格的绝对控制。根据沃尔夫冈· 索夫斯基的观点，集中营热衷于用暴力、饥饿、劳动对人类的系统性毁灭，并且以有效的、类似企业的方式完成了这一切。在十二年的跨度里，集中营“从恐怖的中心变形为恐怖的世界”。德国人民都十分清楚它的存在，它一直能找到几万个志愿帮凶，从犯可能有数百万。集中营里施加在受害者身上的折磨和暴行，不能单一地借助意识形态或者动机来解释。在集中营里，恐怖绝不能得到合理化，因为它自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某种目的的工具，比如身心改造。集中营系统的文化是集体性的残酷。看守被训练成适应对囚犯施加最大的痛苦和凌辱。最初的训练课程包括高标准的劳动专业化、残暴的规范化、凌辱囚犯的奖惩计划。一个看守能够成为最好的拷打者，也有相当大的同事方面的压力。集中营里有奖状、额外配给、提拔、奖品等奖励。事实上，“这些亚文化的成员造成的死人越多，他们的名声就越大。”换句话说，这些看守抽打、折磨、杀死囚犯，因为鼓励他们这样做，不存在任何阻止。当然，有一点是真实的：许多看守是变态的，一些持有强烈的意识形态信仰，但这些不是他们残暴的主要理由。正如沃尔夫冈· 索夫斯基所言：“所有的残暴需求是缺乏道德感，是每天工作安排造成的残酷化。”这是军事或者刑事机构的学生长期以来都知道的真相。

集中营从不伪称改造了任何人。它的任务就是施加惩罚，在所有集中营大门上镌刻的格言“劳动使人自由”之下，让囚犯工作至死来剥削他们，并且最终灭绝一些目标群体：犹太人、吉卜赛人、耶和华见证会教徒。在达豪集中营开启后不久，一个党卫队指挥官就对他的同事说了一段劲头十足的话，这确定了后来十二年的基调：

党卫队的同志们！你们都知道元首在召唤我们去做什么。我们不是到这里来像对待人一样对待里面的这些猪猡。在我们眼里，他们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是二类生物。他们多年来一直从事犯罪活动，但是现在我们获得了权力。假如这些猪猡掌握了权力，他们保证会让我们的头颅滚落在尘土当中。因此，我们也要知道没有感伤。任何我们行列里的人如果不能正视鲜血，他就不属于这里，他就应该离开。我们射杀的混蛋越多，我们饲养的混蛋就越少。

任何一个被监禁在主要集中营的人很快会发现，他或者她正进入一个活生生的地狱。一个集中营的指挥官会让才来的人很快清楚这一点，他会对他们咆哮：“忘了你的老婆、丈夫、孩子、家庭。你会在这里像狗一样死去。”尽管最初对于集中营来说只有四个目标群体——政治上的敌人、劣等种族、罪犯和“反社会的因素”（波希米亚人、古怪的人）。每一个德国人都有理由对他或者她的安全感到忧虑。大部分得到希姆莱鼓励的这种弥漫的对警察恐怖的感觉，构成了纳粹主义的本质，并且被不断增加的各类集中营所强化。集中营开始建立于1933年的达豪，这是一个位于慕尼黑西北部12英里的城市，纳粹把那里的20个古怪的、样子沉闷、属于废弃火药厂的建筑变为集中营，并作为其他集中营的模型。在其十二年存续的过程中，达豪有20.6万的各种类别和国籍的注册囚犯，其中3.1951万名囚犯正式登记为死亡。就是在这里，囚犯被作为“科学研究”的活猪，会因为任何可以想得到的错误而被拷打，并且被残暴地强迫为纳粹政权进行奴隶劳动。达豪也被作为“部队学校”，因为每一个指挥官必须接受集中营经验丰富的老兵提供的特别训练课程。

1933年到1939年间，出现了五个主要的集中营：达豪、靠近魏玛的布痕瓦尔德、靠近柏林的萨克森豪森、在上巴拉汀的福洛森堡、靠近奥地利林茨的毛特豪森。在战争开始时，囚犯总数大概有2.4万人。战争见证了极权主义恐怖的迅速强化，以及集中营系统的扩散。到1941年，囚犯人数增长了两倍，超过了6万人。1942年夏季，达到了11.5万人，两年后达到了52.4268万人。到战争结束时，它膨胀到71.4211万人，其中20.2764万人是妇女。各种类型的新集中营在增加：汉堡附近的诺因加默、策勒附近的贝尔根—贝尔森、下西里西亚的克劳斯—洛森、但泽附近的斯图特霍夫、布拉格附近的特莱西恩施塔特，以及波兰境内的主要灭绝营——奥斯威辛、贝尔赛克、索比堡、马伊达内克、特雷布林卡。纳粹集中营体系的范围和规模令人吃惊。除了23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的集中营之外，纳粹还建立了数千个各类营区，如外国工人营、劳教营、罪犯营、战俘营、平民营、成人和儿童营，还有临时营、集合营、500个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900个东欧犹太人强制劳动营。我们不知道这些营区的总数，但是鉴于纳粹在整个欧洲采用的种族清洗的残酷方法——这些方法涉及驱赶出居住地、集中居住、重新安置、调动、对超过200万人的灭绝，营区的数量必然是难以置信的巨大。G.施瓦茨详细地检验了纳粹集中营的系统，估测有1.0006万个营区，其中包括集中营和死亡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希姆莱的党卫队帝国由四个分支组成：一是普通党卫队，主要由兼职的人员组成，他们有着正常的职业，出于自愿，晚上和周末在党卫队工作；二是保安处；三是党卫队军事编队，在1939年至1940年被重新命名为武装党卫队（党卫军）；四是被称为骷髅队的集中营看守部队。战争开始后一个月，国家警察和盖世太保机构合并在一个屋檐下，它由海德里希管理，名为帝国中央保安总局。这个恶魔式的官僚警察机构被分为七个处：（1） 人事处，由施特雷肯巴赫负责；（2） 法律处，由贝斯特负责；（3） 保安和国内情报处，由奥托· 奥伦多夫负责；（4） 盖世太保，由穆勒负责；（5） 刑事警察处，由奈比负责；（6） 国外情报处，由约斯特负责，后来由舍伦贝格负责；（7） 意识形态研究和评估处，由迪里特尔负责。除了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希姆莱的党卫队帝国还有不下于八个其他的主要部门，最后四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它们包括希姆莱私人办公室，由他的参谋长和希特勒的联络人卡尔· 沃尔夫负责，他是党卫队旅队长，一个温和优雅但残忍的机会主义者；种族和定居地总办公室，由瓦尔特· 达里负责；党卫队法院，由党卫队旅队长保罗· 沙夫负责；党卫队总办公室，处理行政事务，由妇女领袖格特鲁德· 朔尔茨—克林克的丈夫奥古斯特· 海斯迈耶负责；运营部，处理党卫队突击队事宜。经济和行政部，由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奥斯瓦尔德· 波尔负责，这个部门监督庞大的企业集群，也管理集中营的金融事务；重新组织的党卫队总办公室，被称为勤务站，它接管对被称为国际社会主义教育学院的精英党校的管理，由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海斯迈耶负责。

党卫队机构的如此繁殖，对第三帝国其他机构的重叠、渗透和占用，给予了党卫队恐惧和邪恶的光环。没有人详尽地知晓希姆莱帝国的任何事情，这也使得一切更加险恶。另一方面，尽管希姆莱揭去了邪恶帝国身上的秘密面纱，但是，他的权力并非是绝对的，因为权力一直在希特勒主要武士之间移动，他们包括戈培尔、戈林、赫斯、鲍曼、罗森贝格、施佩尔；也因为军队依然作为主要的战斗单位实施其特权。还有一个因素是：希姆莱和他的组织一样继续顽固地忠诚于希特勒，因为他让整个党卫队进行神圣的宣誓，至死无条件地服从希特勒。在新的纳粹种族国家，所有事情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希特勒，从我们在1919年在公共聚光灯下我们发现他那一刻，到1945年4月30日帝国总理府下的防空洞他生命结束之时，他都是一个残忍的犹太人仇恨者。

然而，在完成种族政治和偏见的一圈工作时，有必要超出阿道夫· 希特勒及其政府，因为仇恨和强迫症现在得到了官方的赞助、强化和奖励。思想有了结果，民众按照他们所信和所得到的教诲行事，尤其是当这些思想被现代工业国家公开地传播，这些都十分明显，以致不需要进一步地评论。但是，一些历史学家今天漫不经心地声称思想不是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它们是可以忽略或者边缘化的，他们更支持经济因素、制度结构或者制度过程、权力关系等类似东西。相反，这一工作假定所有人类所做的事情都被赋予了意识的含义。一件集体的历史事件是一个集体的意识行为，无论是金字塔、大教堂的建设，还是十字军东征，或者集中营体系的建立。意识形态不仅解释，同时证明合理性。种族意识形态也不例外。它不仅仅是经济状况或者社会机构中功能关系的反映。用党卫队将军埃里克· 冯· 戴姆· 巴赫· 齐列夫斯基的话来说：“我的观点是，斯拉夫种族是劣等种族、犹太人不是人类的信条经过数年、数十年的传播，大爆炸（大屠杀）已不可避免了。”

巴赫—齐列夫斯基是大屠杀的执行者，他不仅为自己代言，也为作为整体的德国民众代言。种族思想作为一个整体对于德国社会来说具有关键的重要性，他的这一断言是悲哀的，但也是真实的。尽管可以引述大量的文献证明，但没有任何东西比显示社会的强迫症对无知和无疑的儿童的冲击更为尖锐和让人心神不安，人们教诲这些孩子在纳粹德国的寄宿学校仇恨犹太人。邪恶的毒药是如何奏效的，可以用犹太记者贝拉· 弗洛姆讲述的一个故事来说明。弗洛姆为乌尔施泰因在柏林的报纸写专栏。他与两个小女孩英格和乌泽尔交了朋友，她们是亲密的朋友。一天，英格告诉贝拉说：“贝拉阿姨，你似乎不是真正的魔鬼……我告诉我们的老师荣格先生你不像这样，贝拉阿姨。他说我们不理解你们真正有多邪恶。在这节课的剩余时间，他为我们朗读有关犹太人的书……他们是恶魔……看上去像恶魔……他们应该被全部杀死。他说无论何时看到犹太人时，我们应该向他们吐口水。”一天，在她们从学校回家的路上，另一位小女孩乌泽尔就这么做了。“乌泽尔和我看到一位老妇人。她看上去非常穷，我们认为她可能是犹太人。乌泽尔说我们应该向她吐口水……她追上去向她衣服上吐了口水……我没有，贝拉阿姨。我认为这很恶心。”贝拉· 弗洛姆想知道英格有多长时间能抵挡这种对她天真的心理攻击。她不必等很长时间。一周后，英格的母亲告诉贝拉· 弗洛姆：荣格先生在班上继续讨论犹太人问题，点名问英格是否同意他的犹太人是邪恶的观点。这位女孩大胆地说不，因为“爸爸这样说的”。一天晚上，盖世太保造访了英格的父亲，把他带走审问。他回来的时候身上有了可怕的伤疤。他被严肃地警告不许动摇学校系统中官方的价值观。当教师被鼓励成为孩子的告密者的时候——当他们教育仇恨和强迫症的时候他们会自动成为告密者——一个社会就跨过了人道价值的边界。它已经蓄意地选择制度性的堕落。

注　近年来，历史学家已经将注意力集中在了纳粹德国种族教条与实践的重要性上，指出纳粹主义的实质是在生物学上转变德国，并用种族替代阶级。

注　在界定纳粹国家的本质方面已经涌现了大量的研究文献。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流行的术语是“法西斯主义”，接着在50年代和60年代是“极权主义”，后来的名称是“种族的”或“多元统治者的”国家。学院派历史学家也将自身分为蓄意主义者和功能主义者，这种区分主要依赖于他们是致力于正式的行为主义方法还是将历史事件视为由个人的信仰和决策所塑造。前者是通过非个人的和基础的社会功能来阐释历史事件；而后者认为，目前存在的有关历史事实的性质的冲突，以及实证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之间狭隘的编年史回忆的冲突，已经导致史学界的混乱和困惑，并且使得对大屠杀的理解变得更为困难。在历史阐释中将动机和功能截然分开是一种错误的困境，二者在重构人类所制造的历史事件中是同等必要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