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的行为和未协调一致的攻击，1933—1935

在希特勒被保罗· 冯· 兴登堡总统任命为总理的那一天，《犹太人评论》上刊登了一篇重要的社论，它警告犹太读者：“我们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与我们敌对的权力控制了德国政府。”在1933年1月，纳粹将对犹太人显示如何的敌意尚不清楚。大多数德国人对任命希特勒的直接反应是充满热情和希望。民族主义演讲、游行、火炬阅兵的潮水淹没了这个国家，它在庆祝纳粹掌权，欢呼德国历史上作为一个新黎明的事件。

在纳粹冲锋队的队列当中，掌权和对他们意识形态和种族的敌人复仇的感情结合在一起，产生了爆炸性的氛围。在行军的褐衫队员狂喜的面孔里，人们能够察觉到改变现状的坚定的决心感。人们也能从冲锋队员齐声咆哮的口号中对犹太人的命运得出明显的结论。这些口号是：“犹太人去死”，“当犹太人的血从刺刀中喷射，美好的时光立刻到来”。

从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开始，到1934年8月2日兴登堡总统去世，这段时期标志着纳粹权力的稳固。在这十八个月里，希特勒组织了对德国政府系统性的夺权，他利用1933年2月27日的国会纵火，将其作为借口强迫顺从的议会给他更广泛的紧急状态的权力，以使得他能采用独裁法令《授权法》来进行统治。他利用这一权力对德国的机构进行了系统性的协调，使它们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一致起来。到1933年夏季，除了三支力量，希特勒处于完全的权力控制状态。这三支力量是：权力不断上升的冲锋队，一支有着近300万冲锋队队员的军队，当时由善变的、桀骜不驯的领导人恩斯特· 罗姆掌控；传统的德国国防军；高龄的总统和国防军的总指挥保罗· 冯· 兴登堡。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希特勒和军队中的传统主义者以及在剪除罗姆中获利的党魁（戈林、戈培尔、希姆莱）联合，在“长刀之夜”（1934年6月30日—7月1日）的血腥清洗中消灭了前冲锋队首领罗姆。仅仅一个月后，兴登堡总统去世。同日（8月2日），希特勒将总理办公室和总统办公室合并，这使得他不仅是最高的政治权威，而且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

这十八个月的特征是特殊的两面性：从外部看，这是一个大众对民族革命充满兴奋的时期，但是对于许多德国人来说，尤其是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弥漫着恐惧和恐怖的时代，因为它见证了自发和公开组织的对所有政治对手以及“种族敌人”的攻击。1933年春天，希特勒有三个宏大的目标：牢牢控制德国政府；为战争和征服动员德国民众；消灭犹太人。完成这些目标的明确办法并没有被清晰地制定出来。它们依赖于相互竞争的个人、新种族国家的公共机构、国内和国外对手的反应等复杂的交互行为。整个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展示了机会主义政治家高超的技巧，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上，他已经比他的对手智高一筹。他令人印象深刻地把时间的选择、灵活性、事物特征的判断、目标的坚定性结合起来。他现在用同样的技巧去完成成为总理后设定的这三个目标。就在他取得夺权胜利的夜晚，数千名冲锋队队员从总理府前齐步走过。当冲锋队队员看见希特勒俯视火炬阅兵方阵的时候，他们发出了欢呼。有人不经意听到他说：“世界上没有任何权力能把我活着从这里移开。”1932年他的宣传主管也表述过类似感情，当时他说：“一旦我们拥有了权力，我们就不会将它交出，除非我们成为尸体被从办公室抬出来。”尽管纳粹领导人并不准确地知道他们如何完成自己独裁的意图，但是他们疯狂地决意要采用一切办法完成他们险恶的目的。就在他被任命为总理的几天之后，希特勒和他的军事主管出席了一个秘密会议，在会上他显示了自己在国内独裁的意图和在国外好战的目标，他告诉吃惊的军事领导人：他将撕毁《凡尔赛条约》，使德国的军队重新获得生命力，征服东边的领土，给德国人更多的生存空间。

至于犹太人，希特勒当下的策略是扮演民族拥护者的角色，他承认甚至宽恕公众对犹太人的愤怒，但是，同时假装他个人没有卷入，因为他正全神贯注、集中精力于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危机。事实上，希特勒鼓励纳粹党的激进分子和各种国家机构从事各类暴力的反犹太人犯罪行为。纳粹统治的最初几年一直在粗暴的街头行为和官僚欺骗之间变化。但是，希特勒的目标一直没有变：把犹太人赶出德国，否则就把他们全部消灭。这个老练的政治家认识到，这个计划依赖于机会和时间的选择。他还没有完全巩固他的权力，鉴于这个事实，他感到必须在国内具有负责任的国会领导人的面貌，在国外成为国际和平的维护者。这本质上是幻觉和现实、花哨的理想主义和残酷的现实主义心理策略的一部分。德国的犹太人被俘获进这种迷惑的现实当中，他们不断地被纳粹领导层难以捉摸的政策，以及在党和政府不同分支产生的不一贯的策略所折磨。更糟糕的是，断断续续的缓和标志着希望之光，哄骗了相当多的犹太社区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事态很快就会变好，正如它们过去一直那样的，或者稳定在可以忍受的水平。

当然，回过头来看，我们现在知道事态对犹太人来说一直变得更加恶劣，但是在1933年春季，德国50万犹太人中的绝大多数并不知情。尽管希特勒公开宣称犹太人致命的影响，但是许多德国的犹太人采取了坐视的态度，心怀最好的希望，决定留在德国。他们这样做了，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是真正的德国人，相信德国人和犹太人有着可以存活下来的共生关系，并且他们在经济和心理上深深扎根在德国这个祖国。最初，只有少数犹太人，多数是知识分子和纳粹的政治对手不情愿地决定离开这个国家，尤其当他们失去自己的地位或者担心生计的时候。当希特勒掌权的时候，爱因斯坦正访问美国。爱因斯坦坚信纳粹主义总体上说是一种“心理错乱的状态”。纳粹分子认为这位物理学家是狡猾的犹太人的典型代表，他的科学是就是建立在反常和扭曲基础上的。这样，当爱因斯坦在1933年3月末坐比利时的班轮回到欧洲的时候，他被告知他在柏林郊区的房子被一帮寻找犯罪证据论文的纳粹暴徒冲入，他决定放弃普鲁士公民的身份和普鲁士学院院士的资格，再也没有踏上德国的土地。

哲学家恩斯特· 卡西雷尔是皇皇三卷本著作《符号形式的哲学》的作者，他也很快发现纳粹的体制对犹太人意味着什么。他对妻子私下说：“我们这种人在德国没有什么可追求，也没有什么可希望的了。”卡西雷尔具有不同寻常的、预言性的洞察力，他还说：“我猜想这个政权将持续十年，但是它激起的邪恶可能将持续一百五十年。”这个判断建立在他坚定的信念上，即纳粹政权的目标与其说是对犹太人的迫害，不如说是对犹太人的灭绝。卡西雷尔承认他没有兴趣或能力断定犹太人的毁灭是如何展开的，但是鉴于这种行为内在的非理性和侵略性，纳粹政权是不会停止消灭它真实和想象的敌人。卡西雷尔是少数几个从一开始用完全清晰的逻辑看清纳粹主义本质的知识分子，他认识到，纳粹主义具有非理性的毁灭性，它一方面在本质上建立在种族的神话上，一方面在其动力形式上建立在为了证实自己而从事的永久侵略上。卡西雷尔一直认为，假如一个人抓住了任何生存条件的本质原则，那么他就不必使自己忙于这一环境所产生的细枝末节。甚至在他逃离德国的时候，他都没有让自己沉溺于最近发生的纳粹行为。他所担心的只是这一万字徽的国度是变态的国度，它和他过去熟悉的德国没有一点相似之处。他相信这个新的体制因为自己非理性的动力而最终自我毁灭。依靠以无限的成功不断地证明自己，当成功最终转向失败的时候，这个体制将毁灭其存在。

卡西雷尔不是唯一一个在1933年春季预感到不祥的人。到1933年末，纳粹德国已经排出了大量的处于领导地位的犹太知识分子、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正如绍尔· 弗里德兰德尔提醒我们的，值得注意的是，纳粹分子是通过企图将犹太人直接驱逐出文化领域开始他们对犹太人攻击的，在这个领域，犹太人无疑发挥了最有害的影响。

1933年3月13日，约瑟夫· 戈培尔被任命领导一个新部门——公共启蒙和宣传部，它由几个主要的部门或办公室组成：绘画和雕塑、文学、音乐、戏剧、电影、广播、新闻。假如德国的艺术家、作家、音乐家还想发挥他们的创造技能，就必须参加这一组织。但是，它不允许非雅利安人参加，从而有效地剥夺了他们的公共性和生活能力。仅仅三天后，布鲁诺· 瓦尔特就被迫取消了一场莱比锡布商大厦交响乐团演奏的音乐会，因为他是“非雅利安人”。后来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一些著名的音乐家身上，他们包括阿图尔· 施纳贝尔、奥托· 克伦佩勒、埃米尔· 费尔曼。

戈培尔特别渴望清洗普鲁士艺术学院里的犹太人和现代主义的元素。1933年2月，文学部主任亨利希· 曼和艺术部成员凯绥· 珂勒惠支联名签署和发布了一份请愿书，呼吁共产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政党联合力量参加即将到来的三月选举，以阻止德国“坠入野蛮”。为了回应这一挑战，纳粹的文化专员伯恩哈特· 鲁斯特告诉学院的负责人马克斯· 冯· 席林，他将关闭学院，除非它的反抗者闭嘴。珂勒惠支和曼立即辞职。戈特弗里德· 本恩被选为文学部主任，他起草了一份总体的决议，呼吁院士停止所有进一步的政治活动，把自己完全奉献给国家再生的任务。尽管大多数院士在本恩的决议上签了字，但是几位著名的人物（阿尔弗雷德· 德布林、托马斯· 曼、里卡达· 胡赫）选择了辞职，而不是在这份反知识分子的文献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当这份令人羞辱的决议签署的时候，托马斯· 曼作为流亡作家已经生活在瑞士，他的哥哥亨利希· 曼也辞去了院士，加入了他弟弟的流亡生涯。阿尔弗雷德· 德布林在2月27日国会纵火案之后就逃亡瑞士，摆脱了一个一直尾随着他到柏林火车站的纳粹官员。

依然拒绝纳粹化的普鲁士学院的院士，结果被内阁法令免职。到1933年末，1932年学院文学部半数以上的成员遭到驱逐。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学院的其他部门。德国画家的前辈、学院荣誉院长马克斯· 利伯曼1933年5月7日辞职，两年后在纳粹德国悄无声息地去世。他的遗孀在1943年3月自杀，而非面对向东方的放逐。所有领域的一流天才不断地遭到放逐，从而终止了作为魏玛文化标志的德国人和犹太人共同作出贡献的状态。阿诺德· 勋伯格在1933年10月来到美国，阿诺德· 茨威格被纳粹取消了国籍，他前往巴勒斯坦，同时他的哥哥斯特凡逃亡了巴西，斯特凡和妻子在那里一道自杀。特奥多尔· 莱辛逃往捷克斯洛伐克。纳粹杀手在那里跟踪到了他，并把他杀害。库尔特· 图霍尔斯基1935年在一家瑞典的饭店吞食了毒药。恩斯特· 托勒在一家纽约的饭店上吊自尽。自杀夺去了其他著名的犹太人的生命：恩斯特· 魏斯、瓦尔特· 哈森克维尔、瓦尔特· 本雅明、卡尔· 爱因斯坦、阿尔弗雷德· 沃尔芬施泰因，等等。埃里希· 穆萨姆和卡尔· 奥西茨基在纳粹集中营受到了可怕的折磨，最后被杀害。然而，许多其他人带着魏玛的精神来到国外，在那里继续着流亡的生活。

1933年5月10日，戈培尔鼓动了一个令人厌恶的、永远是德国文化记载中一个污点的事件——焚烧政治上不正确的图书。诗人海因里希· 海涅曾经预言性地认为，从焚书到烧人仅有一步之遥。这一特别的“清洗行动”由德国学生联合会执行。它的目标是从图书馆和书店清除非德国人的或者外国人的尤其是犹太人的作品。5月10日，德国所有的大学举行集会，学生、教授、纳粹党的官员在集会期间争先恐后地表示对纳粹政治正确性的敬意。戈培尔调动了整个通讯机构垄断地记录了这一对后代来说可耻的事件。柏林焚书是宣传主管亲自发动的，他大声疾呼，将这一事件合理化：

同学们、德国的男人和女人！极端的犹太人的知识状态现在已经结束，德国革命的成功再次给予德国精神以正道……你们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在深夜把过去邪恶的精神付诸火焰。这是一件有力的、伟大的、象征性的行动，这一行动在整个世界面前见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十一月共和国”已经消失。从灰烬中将升起带有新的精神的凤凰……过去正在我们心中的烈焰中倒下……我们的誓言将被这些烈焰点燃，我们一再欢呼帝国、民族、我们的元首。

实际发生的焚书伴随着党卫队和冲锋队的小分队演奏进行曲和民族歌曲，把这一事件推向高潮。九名学生代表被分发了属于九个类别的图书，他们将这些名声败坏的图书丢进火里，同时发出诅咒的言语：

第一个学生：

为了民族共同体和理想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和唯物主义！我把马克思和考茨基的书扔进火里。

第二个学生：

反对颓废和道德的腐败。为了家庭和国家的纪律和道德！我把亨利希· 曼、恩斯特· 格勒泽尔、埃里希· 卡斯特纳的书扔进火里。

第三个学生：

反对政治的不负责和政治的背叛。为了民族和国家！我把和平主义者弗里德里希· 威廉· 福尔斯特的书扔进火里。

第四个学生：

反对夸大建立在对心理毁灭性分析基础上的无意识冲动。为了人类灵魂的高贵！我把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的书扔进火里。

第五个学生：

反对歪曲我们的历史，诋毁我们的伟人。为了尊重我们的历史！我把埃米尔· 路德维希和维尔纳· 黑格曼的书扔进火里。

第六个学生：

反对非德国的、犹太民主一类的新闻业。为了在民族的重建工作中负责任的合作！我把特奥多尔· 沃尔夫和格奥尔格· 伯恩哈特的书扔进火里。

第七个学生：

反对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士兵的文学背叛。为了以真实的精神教育人民！我把埃里希· 玛丽亚· 雷马克的书扔进火里。

第八个学生：

反对自以为是地贬低我们德国语言。为了培育我们这个民族最宝贵财富。我把阿尔弗雷德· 克尔的书扔进火里。

第九个学生：

反对鲁莽和专横。为了敬畏和尊重我们不朽的德国民族精神！火焰吞没图霍尔斯基和奥西茨基的书吧。

同时，戈培尔和罗森贝格组织了对犹太知识分子、科学家、艺术家、作家、音乐家的攻击，其他纳粹领导人和机构也参与到减少所谓的犹太人对德国人生活和文化的有害影响。在大街的层次上，这些对犹太人的攻击通常是由冲锋队领导层煽动，并由其政治步兵冲锋队队员执行，他们是一些粗暴的、穿着褐衫的人，控制着大多数的德国的城市街道。根据迈克尔· 卡特的观点，交互影响的模式在个人的首创、半合法的野蛮行为、政府的立法之间波动，这是从1933年1月30日到1935年9月，从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到《纽伦堡种族法》颁布这段时间的典型特征。大多数野蛮的行为受到冲锋队的激发，出现在德国城镇和乡村。正如卡特指出的，冲锋队由大约200万年轻的德国人组成，年龄在十七岁以上，大约占全部男性人口的10％。因为冲锋队培育了对犹太人残忍的仇恨，并且将这一仇恨灌输到它的成员当中，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到1933年夏季，10％的成年人受到反犹太人偏见的强烈感染。假如我们把这些反犹太人的人数和纳粹党的其他成员相加——1933年党员数量超过100万——那么，暴力的犹太恐惧症患者的数量可能会更高。另外，因为德国民众传统上先天就有宗教形态的或大众歧视的反犹太人偏见，因此当冲锋队侵扰、羞辱，或者在身体上攻击犹太人时，德国人总体上来说并没有表示愤慨也就无需过于惊讶了。当然，这并非必然意味着旁观者都充满了对犹太人的暴力仇恨。一些可能有，一些可能没有。除了反犹太人的偏见，他们的被动性可以归因于对在一个不宽容对立面的极权主义国家中遭到逮捕这一可以理解的恐惧。毫无疑问，这也可以归因于德国公共生活中匮乏公民不同意的传统，归因于许多德国人对任何穿制服的人的尊敬，甚至敬仰。因此，穿着制服的褐衫队员的行为得到德国大多数人广泛的宽恕。

纳粹政权需要国民在整体上陷入对犹太人，或者任何其他被官方认定是敌人的群体或个人的攻击，认识到这一点是重要的。冲锋队、盖世太保、党卫队保安处十分依赖大众的合作，以便监视公共舆论，征集情报，鼓励民众揭发那些对政府表现出真正威胁或者仅仅是潜在威胁的德国人。根据沃尔夫冈· 索夫斯基的观点：“通过情报的提供进行广泛的参与，是制造恐怖体制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通过引诱或欺骗，逼迫或劝说，纳粹领导层需要从整体上给国民注入对犹太人疯狂的仇恨，同时希望得到对它的反犹太举措的广泛支持，假如做不到这一点，至少得到消极的接受或者冷漠的不关心。

对反对犹太人的鼓动，如同对反对纳粹政权的其他敌对者的鼓动一样，都遵循着一个可辨识的模式。卡尔· 迪特里希· 布拉赫尔把它恰当地描述为自上的幕后操纵和自下的运作和执行。典型的方式是：希特勒和他的亲信下达命令，然后命令传达到地方大区的组织进行实施。这就是为什么1933年3月纳粹政权发动了针对地方州政府的政治政变。针对犹太人，大致同样的方式得到了发展。组织“自发的”反犹太人行为的指导，下发到地方的纳粹组织，接着，这些组织派遣下属机构或者褐衫队员发动暴力抗议和骚乱。随后，总是国家的命令和法令得到颁布，给人的印象是国家仅仅是以合法的形式体现了人民的意志。事实上，大多数最初对犹太人的迫害是由一小撮纳粹狂热分子执行的，他们根据较高层的指示，但有时也是自发或者独立地向犹太人或者犹太企业发动暴力攻击。汉斯· 莫姆森正确地给这些街头暴力行动贴上了标签，说它们是纳粹的蓄意阴谋，这些阴谋只有不断地注入宣传的动力才能持续；但是，他又认为这些野蛮的行为是一种失败，因为它们没有解决犹太人问题，或者缺乏广泛的大众支持。后一种观点必须得到认真的修正。事实是，纳粹政权稳步地使民众习惯于公共暴力行为，因此设法使普通的德国人陷入积极的支持、无言的共谋，或者被动的默认当中。当然，这个政权偏爱大众对其政策的支持，毕竟它的领导人宣称相信建立在大众支持基础上的独裁概念，但是事实上他们是一些愤世嫉俗的精英人物，从没有停止实现他们宽泛的目标，尤其是去除犹太人。无论如何，假如这些野蛮的行为失败，其原因不是缺乏广泛的大众支持，而是它们没有实现这个政权所希望的目标：从德国灭绝犹太人。但是，从较小的规模来看，它们还是成功的，因为它们推动了灭绝的进程，使德国人习惯了不断极端化的发展进程，并发动了数量可观的纳粹狂人将反犹太人的残暴正规化。

反犹太人的野蛮行为于1933年1月30日后便立刻展开，在2月27日的国会纵火案之后得到了加速。3月9日，冲锋队员阻断了柏林、马哥德堡、莱茵兰的犹太商店和商场的入口。在德国经济贫困的时代发动经济上的中断，对于解决德国的经济地位或者给世界展示良好的形象来说，几乎不可能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但是，这对冲锋队的领导层或者尤里乌斯· 施特赖歇尔来说并非重要，后者企图给公众对犹太人的攻击打上自己疯狂的犹太恐惧症的烙印。对他们重要的事情是，犹太人是否受到了伤害。在最初对犹太商店攻击的时候，除了令人烦恼的经营中断和财产破坏之外，没有发生其他什么行为。冲锋队暴徒在犹太商店的门口设岗，他们得到命令警告潜在的客户不许购买德国人民种族敌人的商品。他们散发传单，冲锋队小分队行军或者驾车穿过德国主要的犹太区域，警告普通的德国人不要从犹太人那里购买东西。这些经济中断的新闻在国外导致了外国对德国商品的许多联合抵制，这些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波兰。在即将成为纳粹心理的典型形式中——特点是对因果关系歪曲的混淆——纳粹将这些外国联合抵制的组织者贴上了犹太人的和反德国人的标签，谴责他们制造麻烦，声称自己仅仅是采取了防范性的措施，在德国联合抵制犹太企业。换句话说，不是纳粹发起的对犹太人的骚扰，而是外国的仇恨煽动者迫使他们这样做的。他们出于自我防卫，报复了德国的犹太人。在戈培尔的宣言后面可以发现这类歪曲的推理：德国政府计划号召世界范围内的针对犹太人商品的联合抵制，时间定在4月1日，以此作为纯粹的防卫性措施抵抗由犹太人激发的仇恨战役，无疑它正在国外发生。

在整个德国，这一联合抵制由针对犹太人的恶毒宣传战作为先导。纳粹领导人愤怒地警告国外的犹太人，假如他们不停止针对德国的“凶恶宣传”，德国的犹太人将会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在一些城市，街头暴徒现在的权力更大了，继续承担着针对犹太企业、医生、律师、法官的“自发”行动。在柏林，医生们受到广泛的骚扰，他们与医院的合同被取消。纳粹不时地渴望攻击犹太专业人士，尤其在柏林，因为那里的犹太人在这些领域所占的比例特别高。始于3月11日，冲锋队队员在布雷斯劳攻击了犹太法官和律师。一位犹太律师路德维希· 弗德后来对此进行了报道：在出席完3月11日周六犹太会堂的活动之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突然——准确说是11点——走廊里回响起动物号叫的声音，它们很快地贴近办公室。法律办公室的门被突然冲开。十多个身着褐衫和褐帽的人拥了进来，大声尖叫：“犹太人滚出去。”一会儿，犹太人和基督徒一样，每个人都惊呆了。大多数犹太律师离开了办公室。我注意到七十岁的国家法律顾问、审判院执行委员会成员西格蒙德· 科恩惊呆地坐在那里，好像被钉子钉在椅子上站不起来了。两个褐衫队员跳到他面前。就在这时，几位年龄较小的基督徒律师……走了进来，站在科恩面前保护他，入侵者放过了他。我没有离开我的地方。一名冲锋队员跳到我面前，用手臂拉扯我。我把他推开，他从右边的袖子里取出一个金属盒子，用力一按，弹出一根旋转的线，头子上连着一个铅球。他用这个器械对我的头击了两下，血一下子流了出来，伤口肿了起来……人们可以发现法官、公诉人、律师是如何被这些褐衫团伙的小组驱赶到大街上。入侵者撞开法院各室的门，所到之处都大声尖叫：“犹太人滚出去。”一位头脑敏捷的助理法官正在主持一个案子，他对他们大声尖叫道：“从这里滚出去。”他们于是就立刻消失了。两个流氓对一位正坐在屋子里的犹太律师尖叫：“这里有犹太人吗？”他实事求是地回答道：“我没有看见任何犹太人。”于是他们关上门奔其他地方去了。

路德维希· 弗德很快发现，尽管作为政府官僚机构的一部分，求助于警察是困难的，特别是当侵害涉及纳粹党成员进行的非法行动时。他转而求助地方法院的院长。他被告知更高的行政机构已经得到了通知。但是，如此迟缓的官僚举措似乎让弗德觉得完全不合适。他要求院长允许他用一下电话，和警察局长通话。院长没有拒绝，弗德接通了警察局。他被告知20名警察已经在赶往地方法院的路上。一会儿工夫，弗德看见20名警察以明显缓慢的速度穿过街道，这使他明白警察局长可能个人也要为屠杀承担责任。后来在下午，布雷斯劳的法官聚集在州法院，决定号召一次临时的审判罢工，假如能够持续的话，这可能会对纳粹的极端分子产生有力的打击。但是，州法院院长在纳粹的压力面前认输了，他颁布命令：从此只有17位犹太律师可以服务于布雷斯劳法院，其余的律师禁止进入法院。

布雷斯劳的案例绝不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它在其他地方以几分相似的形式重复上演。这个案例说明了纳粹对法治完全地蔑视。纳粹分子搁置了整个保障公民权的《魏玛宪法》，授权冲锋队暴徒代表“辅助的警察”，采用奥威尔式的新词“保护性监视”逮捕他们的敌人，形成了一个新的法哲学，它建立在“法律必须通过健康的民族激情进行解释”这一原则基础之上。这样，纳粹分子正在系统地打破一个文明的法治国家的墙壁。保守主义的法律官员对这种针对他们珍爱的传统和制度的攻击毫无准备，他们都是一些习惯于书呆子式的、小心谨慎的、尊重法律的思维。希特勒的司法部长弗朗茨· 古特纳后来悲哀地承认：假如他不必再走进司法部的大楼，他会感到“永久的快乐”。希特勒说他有一个无法超越的事先构想好的反对司法的观点，因为“他的天性就是无政府的，对政治秩序的必要性毫无感觉”。

3月26日，希特勒和戈培尔警告道：国外对德国的抗议是建立在反犹太人行为错误谣言基础上的，如果这一抗议不停止的话，德国政府将增加它的反犹太人措施。两天后，纳粹党发布了联合抵制犹太企业、商品、医生、律师的11点计划。尤里乌斯· 施特赖歇尔被委任为预防犹太人联合抵制和凶恶宣传的纳粹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非常有趣的是，没有人费心去询问经济部这样的联合抵制可能引发的经济反响。尽管希特勒怀疑这一联合抵制的效果，并意识到他的政治权力依然不稳定，但是他决定支持一天的联合抵制，因为他相信这是一个测验新政权这一决定的方法，同时为冲锋队和党卫队的革命狂热创造一个发泄通道。但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他决定保持低调，显示出冷静、中立和清白无辜。迄今为止，希特勒自己还没有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总体计划；他所具有的是一个强迫症——清除德国的犹太人影响。

联合抵制开始于1933年4月1日星期六上午10点，在4月1日至2日的夜里结束，尽管纳粹党从未以官方的形式终止它。事实上，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联合抵制在德国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强度时断时续地持续着。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联合抵制失败了，因为它没有对犹太企业成功地产生严重的经济影响，更不用说解决犹太人问题。当然，联合抵制首先是弄巧成拙，因为依靠攻击犹太企业，纳粹明显伤害了德国的企业。广泛的经济损害得以避免，因为联合抵制只被限制在一天，主要是为了实现宣传的目的而得到执行，这个目的就是给德国人民的思想上留下一个印记：他们可能面对着来自他们邻里犹太人的威胁。因为联合抵制在官方上是纳粹党和国家发起的，因此目的是希望德国人民对犹太人问题产生警觉。假如从这个视角出发来看问题，毫无疑问纳粹成功地使犹太人问题得到了大多数德国人的注意。德国人在周六购物，无论那天他们在哪里购物，他们都会看见犹太商店门口站着冲锋队队员，或者不可避免读到以下告示：

德国人，不要从犹太人那里购物。

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

犹太人手上的每一个马克都是从祖国偷窃的。

犹太人的商店被标上了“大卫之星”，被肮脏的涂鸦破相。赫尔曼· 蒂茨的百货商店关门了，但是纳粹用万字徽毁了展示柜的形象，并刷上了通知，警告以后的消费者不要在这里购物。在其他地方，犹太医生、律师、公证人、牙医的办公室也被作为目标，从而使德国人警觉到光顾它们是不爱国的。4月1日，一个人无论到哪里，他都会遇到喧嚣的冲锋队队员，他们反复唱歌、大叫大喊、散发传单、勒索犹太人。在巴登，大区领导层发布了一个公告，它和在德国其他地区党的公告和公共告示具有相似的典型特征。

德国民族同胞们！

避开有联合抵制标志的房子！

预防犹太人的凶恶和联合抵制的煽动！

不要购买犹太人的百货！

不要去犹太律师那里！

避开犹太医生！

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

参加大众示威！

鉴于这样官方的煽动，尽管党的指导路线要求遵守街道秩序，不“伤害犹太人头上的一根头发”，但是过激的行为发生在德国各地，尤其在有着大量东欧犹太人的居住区，诸如柏林、多特蒙德、杜伊斯堡、萨克森的著名犹太人居住区，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在萨克森的安娜堡，党卫队分遣队在犹太商店门口设岗，给离开这些商店的人脸上盖上橡皮图章，用贬损性的标记让他们在众人面前出丑。在其他地方，“门卫们”给离开犹太商店的顾客拍照，记下他们的名字，然后把“民族的叛徒”的名单张贴到布告栏里，或者发布到报纸上。这种官方的威吓必然对德国的犹太人具有毁灭性的严重后果。确实，德国犹太人的回忆显示了这一官方发起的仇恨是如何改变他们整个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对德国的看法。他们几代人都称这个国家是他们自己的。赫塔· 纳特霍夫一直和她的丈夫在柏林行医，她在日记中写道：联合抵制那天是她一生中灼人的事件；她想知道它如何在20世纪发生。她也好奇为何她被忽视：她办公室没有被做上标记。但是，那天晚些时候，一个年轻人出现了，他问这是否是一间“犹太人的公司”，她回答不是一家企业，而是一间诊所。她问这个年轻人是否生病了，他放弃了站在她办公室门前的念头走了。不像她的一些熟人，他们相信几天之后，这些事情都会烟消云散，赫塔· 纳特霍夫知道，纳粹决心杀戮犹太人的灵魂，她对她的国家感到深深的羞愧。埃德温· 兰道尔是一位犹太老兵，是犹太前线士兵国家联盟的成员，他也有同样的感受，把联合抵制看作恶魔行为的开端，他说：“我以前属于这样一个民族，我对此感到羞耻……我没有祖国。”

最初是集体的震惊，然后是愤怒、羞耻和疏远，这是典型的犹太人对纳粹仇恨运动的反应。维克托· 克伦佩勒是德累斯顿技术大学罗曼斯语教授，他在日记中写道：他感到自己生活在沙皇俄国或者亚美尼亚，被一个非理性的政权所质押，这个政权以纯粹的种族而非宗教来评判自己的民众。他承认：“对于德国，我实际上感到更多的是羞耻，而非恐惧。我一直真正地感到自己是德国人。”但是，许多犹太人依然不愿相信新的纳粹政府完全对他们的需求没有反应。莱奥· 贝克和其他著名的犹太领导人担心纳粹可能对德国犹太社区的所作所为，甚至公开赞同反犹太人的联合抵制。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拒绝纳粹的指控——德国的犹太人是不忠诚的——从而希望实现阻止对德国犹太人进一步的攻击。但是，他们很快发现，无论他们如何满足他们的纳粹主人，纳粹都永不满足地制造大量的法律、法规和耻辱，将犹太人从这个国家边缘化、孤立化，把他们驱逐出去。

但是，联合抵制加强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团结。罗伯特· 维尔施在4月4日《犹太评论》的社论中写道：

犹太人的标志在4月1日强加在德国所有犹太人身上……每个人都知道谁是犹太人，逃避或者躲藏不再可能。犹太人的回答是清晰的——这是犹太人先知约拿说的一个短句：是的，犹太人！说“是”犹太人，是当下事件的道德意义……我们说“是”，并且骄傲地戴起黄色臂章。

罗伯特· 维尔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感到，犹太人要为在德国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负有部分责任，因为他们假装成为了他们实际上不是东西——德国人。纳粹向他们提出了鲜明的挑战，这使得他们没有选择，除非像犹太人那样所想所为。但是，令人好奇的是，甚至维尔施在1933年春季依然相信犹太人能够维护德国的经济和文化基础。后来证明，在反犹太立法不断发布的情况下，这是一个维尔施和许多犹太人被迫放弃的幻觉。

4月7日，联合抵制后仅一个星期，《专业公务员恢复法》提出了“雅利安条款”，规定非雅利安背景的公务员必须强制性“退休”。排除在这一条款之外的是以下这些非雅利安人，他们在1914年8月1日前获得了政府的雇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前线作战过，或者他们的父亲或儿子在那场战争中被杀害。后来的让步是，犹太人前线士兵国家联盟给年迈的兴登堡总统提出了一个特别请求，使犹太老兵豁免即将推出的此法律条款之后，希特勒勉强许可了。当然，纳粹拒绝接受犹太参战老兵所提出的，有1.2万犹太人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线这一要求。纳粹受到成见的迷惑，认为所有的犹太人都是懦夫和逃避责任的人，他们确信对犹太牺牲者的这种要求是纯粹的虚构。宣传部接着散布谎言，大意是：“所谓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1.2万犹太人是“自然原因”的结果，4月7日的法律中没有一个犹太人应该如何确定的明确规定。4月11日的补充法令对此作了说明，即在家族的任何一方有犹太祖父母，都被确定为犹太人。接着，就一个人的背景中犹太性的相对程度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因为一些更为“和蔼的”种族狂人要在这些半犹太人当中“保护”“有价值的”德国血统，他们相信，假如没有进一步的种族污染玷污他们的血液，这一血统是可能得到抢救的。1933年4月8日的《种族观察者报》发表社论：“我们的目标是对犹太种族和德国种族进行生理上的分离。”

相似的法律很快就跟了上来，旨在将犹太人从超出4月7日法律已经认定的其他公务员位置上排除出去。犹太人不能再担任评估员、陪审员、商业仲裁人（4月7日），不能再担任专利律师（4月22日）；不能从事与国家保险机构相关的职业，例如评审仲裁（4月22日）、牙医或牙科技师（6月2日）。抵制德国学校人数过多的法律（4月5日）严格要求在德国公立学校里限制招收犹太学生，比例为1.5％。5月6日，《专业公务员恢复法》得到了修订，堵住了一些漏洞，以便把大学荣誉教授、大学讲师、公证人排除在公务员职业之外。正如前面所提及的，四天后出现了臭名昭彰的焚书运动。同一天，帝国教育部长伯恩哈特· 鲁斯特宣布所有德国大学的犹太教授将被解雇。学生被敦促联合抵制依然在德国大学教学的犹太教授的授课。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马克斯· 普朗克对希特勒表示抗议，认为辞退有价值的犹太科学家，尤其是那些吸收了德国文化最优秀成分的科学家是荒诞的。普朗克得到的回复是：“一个犹太人是一个犹太人；所有犹太人像芒刺一样聚集在一起……我必须同等地对付他们。”希特勒确实同等地着手这一行动，亲自插手指挥辞退犹太教授、律师以及其他公务员。

1933年夏季和秋季，附加的法令像雨点一样砸在犹太人的头上。7月14日，一大批法律获得了通过，它们有效地结束了德国民主的所有残余。一项法律除了纳粹党禁止了所有的政党，同时禁止新政党的成立。留下来的是以协调一致的国会形式出现的议会壳子，这个国会服从阿道夫· 希特勒的命令，并通过所有法律，无论它们是多么不理性或非正义。因此，在7月14日批准的一系列法律中，政府能够剥夺认定和国家敌对的、属于任何组织（犹太人的、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的，等等）的财产。这个法律名叫《关于没收属于民族和国家敌人的财富法》，它后来成为了剥夺犹太人财产，以及强迫他们移民或者放逐到东方的基础。另一个法律授权政府可以剥夺任何人的公民权，无需以任何法律依据证明其行为的正当。这一法律主要是针对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来到德国的东方犹太人，但它也针对激起纳粹官员愤怒的犹太的和非犹太的科学家、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其他法律控制了乡村的定居者和农庄的建设；控制了公民投票，以便弄清楚有关准备推出的举措的舆论；依靠使教会服从政府委派的“帝国主教”的控制，使福音教派的结构政府集权化。最终，正如先前所提及的，政府通过了名叫《防止后代患有遗传疾病法》的法律，它使绝育合法化，并且实施了一系列生物学的举措，它们涉及绝育、集中营管理，最终是对犹太人、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吉卜赛人进行大规模毒气杀戮。

1933年9月下旬和10月上旬，三个附加的举措对犹太人发起了打击：第一是禁止政府雇用非雅利安人以及和他们结婚的人（9月28日）；第二个法律是将犹太人从诸如艺术、文学、戏剧、电影等文化和娱乐行为中驱逐出去（9月29日）；第三个是《国家新闻法》，它把所有的报纸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并采用“雅利安条款”有效地将犹太人排除在德国的新闻界之外。

犹太人最初的反应

开始于1933年4月，到这一年末一直在增加的一系列反犹太人的法律，只是后来在1933年到1939年间颁布的大约400部反犹太人立法的开端。每一个新的反犹太人举措都比前一步更为恶劣，每一个都给伤口再次擦盐，给伤害增加侮辱。犹太人最初的反应，特别是在四月法律出现之后，是以重复出现的综合征为标志：最初是震惊和怀疑（这不可能发生在一个文明社会当中）；接着是耻辱和恶心（我对这个称为我自己的国家感到耻辱）；然后是四处扩散的几乎没有人在意的认知麻痹（我发现走投无路了）；然后是一缕希望之光，事情不会变得太坏；最终认识到犹太人必须组织起来，准备着最坏的结果。

在评估犹太人对纳粹攻击的反应时，我们能够区别个体犹太人的反应和各种犹太组织的反应。许多个体犹太人已经留下了富有启迪性的证词，而这些组织是代表加盟的成员说话。最初的反应普遍是震惊和怀疑，尤其是对任意的暴力行为，对多数旁观的德国人无动于衷的态度，对让人吃惊地认识到德国政府从官方的角度发起了种族隔离，并且以法律的形式加以体现。例如，赫塔· 纳特霍夫不能理解积压在柏林医院里犹太医生身上的侮辱。冲锋队暴徒狂怒地冲进医院，驱逐医生，甚至在他们正在进行手术时。她写道：“我的历史悠久的医院失去了一些最有天赋的医生，病人处于绝望之中，所有的一切都颠倒了。戈培尔先生充满仇恨的演讲，超越了先前以挑拨和说谎的形式存在的任何演讲，人们聆听着，保持沉默。首先是这些杰出的医生和著名的教授，他们对背叛他们的同事做了什么呢？”另一个残酷的打击发生在一周后，她收到了来自夏洛滕堡地方法官的官方信件，通知她必须终止作为妇女咨询事务所首席医生的职位。赫塔· 纳特霍夫是几千个被免职或面临即将被免职的犹太专家之一。扬· 英格· 多伊施克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秘密生活在柏林，因此活了下来，她回忆道：她父亲是一位公立学校的老师，他阅读和研究了普鲁士学校管理当局下发的免职通知中的每一个句子和每一个逗号，他彻底惊呆了。尽管他是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但是他被告知他的免职是基于作为社会民主党党员的政治关系。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埃米尔· 法肯海姆的父亲身上，他在1914年前就是一位执业律师和前线士兵，但是也被免职，因为据信他在1918—1919年间保护过一些共产主义者。英格· 多伊施克龙的父母得到了还没有受到新法律影响的犹太朋友的安慰：一些解决方案将会让他们脱离悲惨的生活。

当然，这样的希望是很少实现的，因为现存的反犹太举措中的暂时让步或者漏洞很快就被去除了。维克托· 克伦佩勒在提供自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老兵的文件上经历了相当大的麻烦，之后他收到了暂缓免职的通知。他在越来越不可能的条件下继续教学，学生在流失，同事也躲着他。他得到越来越多的关于其犹太朋友、亲戚和熟人的坏消息。克伦佩勒的感情在受伤的骄傲和道德的愤怒之间变化，随后出现的是无望和绝望的态度。1933年5月13日他自问道：“这种精神错乱到底要持续多长时间？”

贝拉· 弗洛姆继续为乌尔施泰因的报纸写社会专栏，继续着她繁忙的社会日程，她自问道：“整个国家都处于恍惚的状态吗？”弗洛姆、克伦佩勒和其他犹太人都拥有广泛的熟人圈子，都洞悉到占据优势地位的舆论。他们不仅为普通德国人对正在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事情的无动于衷感到震惊，而且对德国人在发泄他们反犹太人偏见时所展示的轻信和十足的愚蠢感到害怕。例如，弗洛姆发现接受以下一点是困难的，即许多德国人，包括希特勒在内，都相信犹太人可以用一种特殊的体味来加以辨认。在参加一次希特勒也出席的官方庆典时，弗洛姆嘲弄帝国总理府主管海因里希· 拉默斯说：“你的元首一定得了感冒。”当被问及为什么的时候，她回答道：“据说他在十英里之外就能闻出一个犹太人，不是吗？显然今晚他的嗅觉没有发挥功能。” 赫塔· 纳特霍夫的一位病人是容易轻信上当的年轻女士，上班时被告知任何与犹太人发生性关系的人都可能不能再怀有雅利安孩子之后，哭喊着冲进她的诊所。“我不得不对这个原始动物说，让她最终确信这一断言是愚蠢的。” 纳特霍夫在她的日记中写道，这个女孩因此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说：“亲爱的医生，我已经打开了煤气阀，但是在最后一刻跑到你这儿来了。” 纳特霍夫想知道，有多少德国人能够跑到能让他们纠正反犹太人偏见的人那里，并且这种纠正能持续多长时间。

一些德国人试图同情个体犹太人的困境，因为他们从个人的体验中认为这些犹太人是善良和可敬的人。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也很少放弃这样的信念：反对犹太人的举措无论怎样都是有道理的，因为它们是政府发起的。正如绍尔· 弗里德兰德尔提醒我们，这些观点中的一些依赖于他们对希特勒的信仰，因为对犹太人的同情总是意味着不信任元首道路的正确性。犹太女演员莉莉· 帕尔默讲述的一个小故事，很好地说出了这种超现实主义的观点。她失去了电影合同，因为她是一个犹太人。房东太太同情她的困境，和她一起喝咖啡，表示对她的同情。房东太太说：“因为你不能否认希特勒是一个好人，因此这真是羞愧。你拿你的命打赌，他会让德国再次强大。至于他对待犹太人这件事做得太坏了。”

正如先前所提及的，也许反犹太人偏见最具毁灭性的冲击，是针对不明事理的犹太儿童，他们失去了朋友，被他们德国的同龄人侮辱，受到身体上的攻击，他们不得不忍受疯狂的纳粹教师的侮辱。在希特勒手里逃生的犹太人叙述了陷入困境和遭受羞辱的故事，从被称为“犹太笨蛋”或“犹太猪”，到遭到德国同龄人的殴打。鲁斯· 弗伦德—约阿希姆斯塔尔在德累斯顿的丢勒学校读书，他回忆道：

假期后，学校发生了调整。新的德语教师在西服的翻领上佩戴了万字徽走进了教室。在他前面是一份他深入研究过的学生的名单。然后他提出了一个至今我都记得的问题。我和其他同学一起举起了手。新老师指着我说：“放下你的手。犹太人在德语的课堂上是没有什么事的。”

令人非常感兴趣的是，鲁斯的同学非常团结，也放下了手，拒绝回答问题。纳粹教师停止了教学，跑去找校长报告了这一事件。校长也是坚定的纳粹分子，他将约阿希姆斯塔尔从班上暂时除名，并向其余的学生解释新的政治形势。鲁斯· 弗伦德—约阿希姆斯塔尔再也没有回到丢勒学校。

在纳粹德国的学校，犹太儿童经常被人回避、侮辱，最终被驱逐出去。许多大屠杀的幸存者讲述了他们在德国教育体制中令人困扰的经历，特别是德国教师卑鄙的行为。马克斯· 费德曼在法兰克福的学校上课，他经常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受到暴徒的羞辱，迫使他采取策略避开某些敏感的地点，但有时他也不得不奋力一搏，他对此并不介意，因为他受到很好的拳击训练。他与德国人的遭遇总体来说是不愉快的，至今他都不记得任何德国人对犹太人在纳粹德国每天的生活困境说过一句同情的话。他强抑泪水回忆着纳粹所给予的无情和残暴，结果是，他作为年轻人大胆地从盖世太保官员的控制下逃了出来，他们围捕了他家的其余人往东方放逐。尽管他的父亲和八个孩子中的四个设法移居到了英国，但是十五岁的马克斯、他的母亲、他的双胞胎弟弟伯恩哈德、他的妹妹艾玛、他的哥哥赫尔曼依然留在纳粹德国。马克斯逃脱后，先在南斯拉夫，后来在意大利加入了游击队，逃过了大屠杀的劫难。除了哥哥赫尔曼逃到了中国，其余的人都在波兰死亡集中营失去了生命。

赫尔穆特· 霍尼希贝格的父母在美因河的贝恩卡斯特尔拥有一家糖果店，他也生动地回忆了在纳粹德国动荡不安的童年，特别是他称作受到儿童诈骗和老师侮辱的事件。他回忆道：他的学校校长在他拒绝行纳粹礼的时候就会例行地敲打他。他在国民小学只待了一年就结束了德国的学业。一天，校长给他一封信，让他交给他父亲，收信人是犹太猪伊萨克· 霍尼希贝格，命令他父亲在学期结束时把他的笨猪儿子带走。年轻的霍尼希贝格像其他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晚期的所有犹太孩子一样，被迫进了各种犹太学校。但是，甚至到那时，德国同龄人对他的侮辱和身体侵害一直在继续。

不言而喻的是，对于许多年轻的犹太人来说，在纳粹德国日常生活的标志是持续的焦虑和压力，其不可预测性使得一切都更具伤害。伴随着许多德国人的共谋，纳粹对犹太儿童施加了无情的心理攻击，剥夺他们的人类尊严和天真。犹太恐惧症在一个是犹太儿童，另一个是德国儿童身上的运作方式，有两个对比鲜明和毁灭性的事例，它们说明了在这个层面上正在发挥作用的心理堕落的深度。一位犹太父亲没有认识到他的儿子怎样承受了教师侮辱性评价的狂轰滥炸。除了一些轻微的羞辱之外，这个教师不许他参加游泳课，在所有的学生面前告诉他：“用你扁平的脚，你可以走进约旦河，但你不能污染德国的水。”然后有一天，儿子向父亲说了心里话：“爸爸，假如你继续强迫我去学校，我就把自己扔到火车下面。”一位犹太妇女无意中听到了一个十分不同的反应，她当时正在为女儿在糖果店购物。另外一位妇女正在为十二岁的儿子购买一条裤子。店主摸了摸孩子的头发，问他是否希望得到他的圣诞礼物。这个孩子回答道：“是的，非常喜欢，但是我最干净的圣诞礼物是如果把所有的犹太人用棍子打死就好了。”

为了对付这些不断的反犹太人的攻击，犹太人在他们自己的同伴和组织中寻求安慰。德国犹太人的领袖人物莱奥· 贝克在1933年4月13日的犹太社区聚会中宣布：“德国犹太人的千年历史结束了。”他认识到，剩下来要去做的事情就是去抢救在这种境遇下一个人所能够做的，但是这要求德国的犹太人必须超越自己的异见，在共同的组织里发现力量。从1933年春季开始，贝克和其他著名的犹太人试图建立一个穹顶，让所有的犹太人在其下联合起来。这就是“救济和复兴中央委员会”，它成立于1933年4月，包括了这样一些主要的犹太组织：中央协会、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联盟、普鲁士犹太社区协会、柏林犹太社区、犹太联盟。委员会主席是莱奥· 贝克，但是委员会的方向和能量是由更年轻的人提供的，包括马克斯· 克鲁伊兹伯格、所罗门· 阿德勒—鲁德尔、弗里德里希· 布罗德尼茨、保罗· 埃普施泰因。不幸的是，尽管他们在中央委员会都是重要的成员，但在无常和危险的环境里这些人没有一个是长久的成员。克鲁伊兹伯格在1935年移居巴勒斯坦，阿德勒—鲁德尔在1936年被德国驱逐，布罗德尼茨1937年移居美国，埃普施泰因1943年被害于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

中央委员会的主要功能是给予德国犹太人社会和经济需要以援助，尤其是针对失业的犹太人，诸如被《专业公务员恢复法》几乎突然贫民化的专业人士。除了经济上的支持，中央委员会也提供各类法律的支持，试图在法庭上扭转“非法的辞退”，但这是一个徒劳的程序，因为犹太人领导层痛苦地发现它不再是与一个合法的而是在与一个犯罪的国家交涉。由于德国的犹太人被越来越多地排斥在现存的，包括广泛的经济利益和医疗利益的福利机构之外，因此，后来整合到甚至更大的保护伞“德国犹太人国家协会”之中的中央委员会被迫承接了大力神才能承担的任务，去帮助在德国受到围攻的犹太人。在这一任务中，它并非完全依靠自己，因为各种海外犹太组织——诸如美国联合分配委员会和英国中央基金——慷慨地作出了贡献。

除了组织自己谋求经济生存之外，犹太人也试图形成自己的教育和文化机构。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十分明显的是，犹太人不能再上德国的公立学校，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组建他们自己的犹太学校，这是一个让人望而却步的任务：缺乏财政资源；找到合格的教师十分困难；在一个敌意的国家作为人质的犹太人，面对着一直存在的不稳定性。正如库尔特和爱丽丝· 贝格尔所指出的那样，这一阴郁的画面也有光明的一面，它就是，这些犹太学校至少是真正犹太性的，它鼓励用希伯来语教学，聚焦于它们自己的、许多已经被德国文化取代的传统。犹太学校在数年间被允许运营，成为了德国仅存的理性的教育孤岛。根据贝格尔的观点，它们也成为了进步教育的唯一监护人。在纳粹迫害的冲击下，犹太人的自我意识令人惊讶地再次生机勃勃，实际上它间接地受到了纳粹的鼓励，因为纳粹分子的种族政策不允许他们整合犹太人的机构，这样纳粹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允许犹太人培育他们自己的传统，要么把他们赶出这个国家。直到1938年，纳粹才乐意允许犹太人获得边缘的经济生计，正如约瑟夫· 戈培尔在1934年5月10日的一次演讲中所说，条件是犹太人把他们与德国人隔绝开来，毫无声息、心悦诚服地接受他们在新的种族秩序中的次要地位。但是，十分明显的是，这样虚假的声明对德国的犹太人没有提供任何安全，因为在纳粹欺骗性的保证背后是勒索和威胁无时不在的现实。因此，在犹太学校的教育行为中，它们强调的是在德国以外的未来。年轻人和老人必须根据更为实际的思路，在市场的技能和职业方面得到训练和再教育。例如犹太复国主义联盟为了让年轻人准备移民巴勒斯坦，开设了农业培训农庄。到1933年末，超过600名学生，包括较年长的人，接受着职业教育；1300人生活在农业教学农庄。

犹太人也组织了他们自己的文化活动。德国犹太人文化协会成立于1933年春季，它有着双重使命：一是给失业的犹太艺术家、作家、音乐家提供工作，二是促进犹太文化事业。在医生和艺术家库尔特· 辛格、年轻的指挥家库尔特· 鲍曼、音乐批评家尤里乌斯· 巴伯的领导下，文化协会吸引了一些一流的天才，并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各类文化产品，用于音乐会演奏、戏剧表演、诗歌朗读、演讲和艺术展览。

许多教育、文化、社会、经济的行动也以自发、自主的形式组织起来；一些特别的盛大集会被个人或者专业团体组织起来，为失业的医生或者律师筹集资金。由中产阶级的妇女建立的犹太艺术家救济团体，在私人居所和餐馆里除了为贫穷的艺术家提供施食，还组织讲座和艺术表演。微型的犹太贷款协会提供金融帮助，给工匠和商人小额的免息贷款。银行家马克斯· 沃伯格一直积极地投入到无可匹敌的“德国犹太人援助协会”的慈善工作当中，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德国的犹太人移民海外。援助协会提供各种移民的信息，包括最新的来自海外的消息、专业的咨询、行政的手续、经济的支持。作为一位重要的银行家，他是皇帝的朋友，是汉堡未加冕的金融业国王，是不久成为希特勒政府经济部长希尔马· 沙赫特的朋友，他依然相信他这个阶层的人是特殊的，可以免于纳粹的迫害。但是，当M.M.沃伯格公司不断失去客户，并被许多保险辛迪加所驱逐的时候，被越来越多以前的同事和商业伙伴所躲避的公司的缔造者沃伯格，突然在纳粹德国这个噩梦中醒来。面对纳粹正在计划掌握犹太银行的情报，面对每天对犹太人进行的持续侵犯，面对他为了将犹太人的财产便易地转移到巴勒斯坦正在与之谈判的口是心非的纳粹官僚，沃伯格发誓要尽可能地抢救他自己的和许多犹太同胞的财富。另外，1933年6月，沃伯格也切身地感受到他自己的生命也悬于一线，他八十岁的伯父莫里茨· 奥本海默以及他的伯母自杀，因为他们发现他们自己在纳粹德国没有未来。

对于马克斯· 沃伯格和许多其他富裕的德国犹太人来说，在纳粹统治的早期抢救他们的财产，移居海外依然是可能的。尽管法律限制资金从德国转移到其他国家，但是转移专家通常成功地帮助他们的客户抢救他们的金融资产。当犹太人的资产似乎是专门用于移民目的的时候，纳粹官员依然准备在现存的法律中弹性地加以处置。1933年9月，经济部、德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巴勒斯坦银行达成一个转移协议，据此，犹太移民或者投资者能够以商品的形式，将资本从德国转移到巴勒斯坦。对于德国人来说，这一互利互惠的协议背后的想法是增加他们的出口；对于犹太人来说则是抢救他们相当数量的财产，并移居国外。尽管各种海外犹太人团体对这一协议表示相当大的反对，包括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社团，因为协议对纳粹有利，那时国外对纳粹的联合抵制正被组织起来——但是转移协议使得大约5.2万德国犹太人特别轻易地移民巴勒斯坦。计划移民到巴勒斯坦的德国犹太人，把他们的资金存放到留在德国的冻结账户上。无论何时巴勒斯坦购买德国商品的时候，它必须先支付50％的外汇，剩下的50％从已经移民的德国犹太人冻结账户中扣除。当这些犹太移民到达巴勒斯坦的时候，他们从巴勒斯坦转移信托公司收到在德国冻结账户的一半资金，这家公司用盎格鲁—巴勒斯坦银行注册。在这一协议的德国一方，是两家私人银行（沃伯格和瓦塞尔曼）帮助的巴勒斯坦托管办公室，它负责监管这一转移协议的实施。

尽管大约有5.2万德国的犹太人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移民到巴勒斯坦，但是许多移民是因为转移协议才成为可能，对于大多数德国犹太人来说，移民是最后的手段。因为，大多数德国的犹太人植根于他们的祖国德国，因此他们认为离开这个国家是绝望的逃离，一些人甚至认为是逃亡，而非自由选择的移民。一位大屠杀的幸存者，其父亲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被屠杀，记得他父亲说过：“我为什么移民？并非所有吃的东西都和煮的一样热。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法治国家。会有什么降临在我头上？我是一个前线的战士，我为我的祖国在西线战斗了四年，我是一个未授军衔的军官，接受过一级铁十字勋章。” 回过头想，这些正常的反应显得幼稚，犯了悲剧性的错误，但在纳粹最初统治的四年是十分正常的。

尽管有大约一万名知识分子、学者、左翼政治家和记者，以及在大企业工作被辞退的专业人士在1933年离开了德国，但大多数德国的犹太人决定等一下，直到暴风雨平息下来。另外，存在着许多移民的障碍：几乎没有国家在大萧条的高峰期愿意接受移民，他们建立了严格的配额，把移民限定给年轻人和年轻夫妇，同时他们要符合接受国家短缺的特殊职业的需要。美国、拉丁美洲、英国管辖地受到农产品物价和原材料物价崩溃的巨大打击，它们建立了对移民的严格限制。欧洲国家同样如此，它们大多数在不同程度上是反犹太人的，为了移民，犹太人不得不灵活应变、富有创造性和天赋，因为他们必须冒险，突破纳粹德国和移民目标国的官僚体制，并很快地适应不同的语言和新的文化行为。正如瓦尔特· 拉克尔所回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国家等待犹太人。”但是，犹太人越来越多地等着它们。拉克尔指出：想移民的犹太人必须掌握整个新的词汇，它充满缩略词、恼人的官僚委婉语和行话，如重组、生存、生成性生存、安全性生存、良善行为证明书、无攻击性行为申明书、出境携带货币量、证明书、宣誓书，等等。

除了掌握大批新的国外和国内的官僚术语之外，犹太人还必须对付无动于衷、难以相处的官员，他们傲慢的语气和优越的态度让多数德国人厌恶和恐惧，当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时候，特别让人感到有损体面。最终，深思熟虑考虑移民的犹太人，必须特别关注世界上可能接受某类犹太人的地方的最新信息。犹太人的“救济和复兴中央委员会”有着值得信赖的信息员网络，它会告诉渴望中的犹太人，例如斐济群岛正在寻找一位犹太的糕点师和一位犹太单身的钟表匠，他们的年龄必须在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之间，巴拉圭正在寻找一位糖果师，英属贝专纳兰正在寻找一位优异的毛皮衣制衣工，中非正在寻找一位未婚的专长制作香肠的符合犹太教教规的屠夫，圣萨瓦尔多正在为电机的建造寻找一位未婚的犹太工程师。最好的机会是在中国的“满洲”，那里的餐馆正在寻找一位犹太指导，同时还必须擅长芭蕾舞，可以和第一芭蕾舞舞女共舞；它还在寻找六到八位芭蕾舞舞女，她们还必须能够跳独舞。另外，中国的“满洲”也在寻找犹太女子合唱团，以及同时也会演奏手风琴的女钢琴家。

因为有这些障碍，因此并不奇怪的是，犹太人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才会接受移民，通常是在纳粹大规模地攻击他们之后。第一次协调一致的攻击发生在1933年，随后是1934年的平静，1935年以合法的形式再次发动攻击，1936年又是一个平静（这一年举办了奥运会），集聚的风暴在1938年的大屠杀中达到了高峰，接着发生的由政府支持的举措所引发的洪水把犹太人变成了非人。尽管在1933年针对犹太人发布的立法洪水剥夺了犹太人的许多公民权，但是他们依然把希望留在经济领域。1934年8月，希特勒任命希尔马· 沙赫特为经济部长，在接受这个职位之前，沙赫特与希特勒进行了私下的会晤，其间他询问了希特勒有关犹太人角色的问题，他被告知：“在经济领域能够继续从事他们至今做的事情。” 沙赫特预见了犹太人不同的角色，这涉及剥夺他们的公民权或者政治权，但不是他们的经济权，并且希特勒最初似乎站在他这一边反对纳粹党的极端分子，他们要将犹太人排除在经济生活之外。沙赫特后来宣称在他担任经济部长期间（1934—1937），他一直保护着犹太人的经济地位。这个宣称不完全符合历史的记载。无疑，沙赫特保护了一些处于领导地位的犹太人的银行，反对他所称的“无法无天的针对犹太人的骚乱行为”，但是，他后来散布的用保护性手段保护犹太人的传奇只不过是自利的辩解。

事实上，早在1933年，犹太人在紧张的压力下出卖了他们的企业，这一压力、威胁、讹诈后来被称为雅利安化。在1933年到1938年间，这一实践委婉地被称为“自愿的雅利安化”，并涉及犹太人拥有的企业转移给雅利安的买主。当纳粹党发动第一次针对犹太企业的攻击时，沙赫特的“保护性手段”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也不可能看到，因为沙赫特的权力被限制在与其他纳粹领导人的关系中。这些领导人与希特勒更接近，他们是戈培尔、希姆莱、戈林。例如在1934年，在漫长的勒索之后，戈培尔和希特勒的帝国新闻办主任、纳粹党主要出版社的出版人马克斯· 阿曼强迫几家著名的犹太出版公司出售给雅利安人的公司。乌尔施泰因出版帝国被评估了4000万到6000万马克的价值，迫于压力仅仅以1000万马克出售给了纳粹拥有的埃荷出版社。摩西的连锁店以400万马克出售，它的股份转移到一个雅利安人的企业。索尼曼—西蒙家族拥有的《法兰克福汇报》1933年前在反对纳粹的行为中特别著名，它被转移给I.G.法尔本，索尼曼的后裔放弃了对这张报纸的管理。

这些和其他至今仍然是“自愿的”雅利安化，代表了纳粹对犹太人经济攻击的先导，它的发生不断增多，并与“自愿的”移民、街头暴行、反犹太人的法令同时出现。正当无法无天的行为似乎在1934年平息的时候，纳粹在1935年春季加速了步伐，将他们重新发起的狂怒推向顶峰，他们剥夺了犹太人作为德国人的公民权，给他们打上了种族敌人的标记。而在1934年，他们却给予犹太人一个幻觉：让他们痛苦的人已经满足了自身的成就，并给犹太人开启了希望的窗口。

妄想加速：纽伦堡种族法

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后的十八个月里，没有给德国人民一点喘息的时间，不断地展示烟火、演讲、呼吁、出乎意料的行动、装腔作势的表演。他也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对德国所谓敌人的进攻，特别是针对犹太人。假如不是更早，到1935年开始，这位独裁者和他的听众都厌倦了革命的巨变。为了预先阻止进一步的公共骚乱，元首宣布革命的阶段已经结束，从现在开始，重心将是进化，而非革命。这个过程没有发生，甚至在1934年夏季清洗了罗姆，希特勒获得了全部独裁权力之后也没有发生。尽管希特勒已经消灭了罗姆，把冲锋队降为仅仅是纳粹党的宣传工具，使得军队而不是冲锋队成为国家武装的唯一持有者。冲锋队继续积极地投入到激起反犹太人的煽动和暴力当中。

1935年，人们发现反犹太人煽动的增长，大多数都是由冲锋队和纳粹党党员发起的，因为各种理由，他们相信他们能够在散布对犹太人的仇恨中获利。施特赖歇尔粗俗的犹太恐惧症在《突击手》杂志得到了体现。这本杂志在全德国放置在公共展示箱的突出部位。施特赖歇尔的小型画刊给德国人提供了毛骨悚然的故事，这些故事讲述了所谓犹太人的邪恶，其形式是祭祀杀婴和种族污染。1935年夏季，施特赖歇尔在柏林和汉堡发起了大众示威，警告容易上当受骗的德国人：犹太人既不是人，也不是动物，而是魔鬼的手工艺品，德国人的拯救依赖于对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案。在与学生的会面当中，施特赖歇尔详尽地叙述了应该对犹太人所做的事情，他告诉他们：“假如反对犹太人的战争没有战斗到完成之时，我们所有的斗争都是徒劳的。把犹太人赶出德国是不够的。他们必须在整个世界被杀绝，这样人类才能摆脱他们。”施特赖歇尔担心德国种族被犹太人所玷污，同时，戈培尔固执地全神贯注于德国文化，并将犹太人清除出帝国作家协会（4月12日）和帝国新闻协会（4月24日），这样就有效地使犹太人在任何行业都不能以作家身份谋生。

一个犹太恐惧症的行为或者法令导致另一个的产生，但是，全面的协调依然是匮乏的，因为没有一个单一的德国机构能够承担对反犹战役方向的唯一控制。在纳粹对许多问题的控制要成为规范的事情上，决策和实施的进程要穿过令人困惑的一堆机构和个人，这使得解决复杂的问题变得困难起来。因为犹太人问题是这个政权主要的强迫症之一，因此它的解决依赖于清晰的政策和机构之间的协调。到1935年，这仅仅是松散地得到了完成。在内务部、宣传部、司法部、教育部，在外交部，在希姆莱不断扩大的警察帝国，都有许多犹太人问题专家，更不用说在纳粹党的分支机构，以及在各种研究机构或者智囊团了，它们每一个都在发布有分量的宣言和规章。但是，在一个依然假装在合法性框架中运作的国家当中，政策假如是有效的，就要求法律的制定和法律上的正当理由。这就是为什么有责任分别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的司法部和内务部参与1935年反犹太人运动的原因所在。

纳粹从来没有最终解决的问题是：谁是犹太人？他或者她是如何被确认的？是根据宗教信仰还是种族特性？尽管纳粹已经达成了他们认为的建立在种族基础上的明确结论，但是种族特性如何可能有助于在人群中确认谁是犹太人，绝对不是清晰的。种族分类法和观相法的标准特别含糊，在确定一个人是否是犹太人上不可信赖。有许多金发和蓝眼的德国犹太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特别著名的是萨利· 佩瑞尔，甚至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并且在德国军队里服役逃过了大屠杀。当然，原始的犹太恐惧症患者——包括施特赖歇尔和希姆莱——宣称他们能够从体味、鹰钩鼻，或者耳垂上分辨出犹太人来。英格· 多伊施克龙讲述了一件令人窘迫的事情，他请照相师为她拍照，照相师告诉她把头发拢到左耳后面，这样她耳朵的形状就清晰可见。大概这就能证明她是一个犹太人，因为犹太人的耳垂和雅利安人的不同。后来她在镜子里仔细看了上百次，她没有发现自己的耳垂和任何其他德国人的耳垂有什么区别。但是，耳垂的强迫症继续周期性地在纳粹的圈子里出现。犹太人的护照必须露出耳朵，阿道夫· 希特勒甚至指示他的密使确保检查一下斯大林的耳朵，以便不再让他好奇是否这个苏维埃的独裁者是一个犹太人。这些密使在1939年8月就纳粹和苏维埃的互不侵犯条约进行谈判。尤里乌斯· 施特赖歇尔宣称除了特殊的耳朵、鼻子或体味，他可以通过犹太人的屁股辨认出他们。当美国纽伦堡精神病专家吉尔伯特博士询问他犹太人屁股的独特之处时，施特赖歇尔狡黠地傻笑并说道：“犹太人的屁股十分女性化，非常柔软和女性化。”他流着口水，用淫荡的双手比划着犹太人屁股的形状。他补充道：“你能从犹太人走动时屁股摆动的方式中进行辨别……另外一件事是他们说话时使用手势的方式……但是，即使你不能用这些身体姿势进行辨别，他们的行为也一直会显露他们的身份。”

但是，用身体的、行为的，甚或是心理的方法来发现犹太人，既是不靠谱的帮助，在科学上也是没有价值的。但是，这并没有阻止纳粹极端分子坚守他们意识形态的妄想：犹太人在种族上是不同的，也是危险的。医学专业的一些纳粹种族主义者的希望是：犹太性早晚是可以在科学上得以证明的。符腾堡医学专业的负责人欧根· 施塔勒在一本大众医学杂志《人民健康观察》中宣称提供了一种新的科学证据：不同的种族可能也有着不同的血液。他指出，以某种只会影响特定种族的血液病为基础，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些疾病包括黑人当中的镰状细胞败血症和犹太人当中某种非特定的“累积性疾病”，他称之为“生物学的讽刺”，大概是因为这些累积性疾病只会感染犹太人。他认为，这些血液的差异证明以下的观点是毋庸置疑的：血液不仅具有象征意义，而且有着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物质意义。他也引用了列宁格勒的E.O.马尼罗夫教授的著作，这位教授宣称他能够有90％的准确性区分犹太人的血液和俄国人的血液。施塔勒掩盖不了自己的激动，他向自己的读者指出：“假如我们能够在试管里确认非雅利安人，要感谢这一点所可能意味的东西。无论是欺骗、洗礼、改名、公民权，甚至整鼻手术都无济于事……一个人无法改变自己的血液。”

由于对谁是犹太人的鉴别缺乏科学的证据，纳粹转而依赖各种各样传统的替代品，包括从犹太社区得到的洗礼出生登记名单，以及一些缺乏可信度的方法，它们涉及面相、姓名、各种所谓的犹太文化或者行为特性。紧跟着1935年夏季在整个德国蔓延的大量以“犹太人滚出去”为标志的反犹太人事件的爆发，纳粹政权决定控制大众反对反犹太人的唯一方法是将其合法化。这个政治策略构成了纽伦堡种族法的背景，这个法律出自1935年年度纳粹党年会。

1935年9月15日，阿道夫· 希特勒在纽伦堡文化协会大厅召集了德国议会特别会议，批准了三个关键的法律：《帝国国旗法》《帝国公民权法》《德国人血统和德国人荣誉保护法》。在年度纽伦堡纳粹党代表大会结束的时候召开议会，并且第一次在柏林之外召集，具有特别的政治意义和象征意义。首先，希特勒正在开始以巨大的规模进行重新武装，并且要求新的德国军队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军队。因为希特勒已经对保守主义的军官团作出重大的让步，消除了冲锋队的威胁，他现在要求军官团帮助他重塑新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军队。这个方向的第一步是纯粹象征性的：为了支持万字旗放弃了旧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这解释了纽伦堡的第一个法律，它宣布从此以后黑白红是国家的颜色，万字旗是国家的旗帜。

国旗的问题也和两个纽伦堡种族法相关。7月26日，美国的抗议者登上了“不莱梅”号班轮，在纽约港停泊，他们扯掉了挂在船首的万字旗。希特勒相信，这一挑衅受到了犹太人控制的美国新闻界的煽动。在希特勒扭曲的种族主义思想中，存在着回应国际犹太人阴谋唯一成功的方式，那就是重新武装德国，并且把犹太人作为人质和讨价还价的筹码。因此，假如外部强国没有根据他的要求同意让步，他就将此归咎为外国犹太人，同时给予他所控制的犹太人进一步的惩罚。在对聚集在纽伦堡的代表的演讲中，希特勒坚持认为，德国国旗在纽约最近遭到的亵渎是许多仇恨德国的战役中最近发生的一次，它们都产生于一个根源，它一直刺激民族之间的相互仇视，瓦解了整个世界，这就是世界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正在组织另一起针对德国的联合抵制，所以希特勒表示，打通正当发泄愤怒的渠道的时机已经到来，德国人民可以公开地将愤怒表达到适当的立法当中。也许以这种方式，就能建立一个合法的基础，它将永久地调整德国人和犹太人的关系。事实是，希特勒没有打算调整德国人和犹太人的关系；他所要做的似乎是让自己远离反犹太人的暴力，把自己放置在合法性的一边。这就是希特勒需要反对犹太人的合法法规的真实理由。正如后来知情者所言注，由于现存的计划过于平淡，就希特勒而言，他不是最后一刻决定在纽伦堡党的代表大会去包含某种戏剧性的东西。

1935年9月13日，内务部犹太人事务办公室主任伯纳德· 吕森纳得到命令后，乘飞机前往纽伦堡帮助制定异族通婚的法律。当他到达那里的时候，吕森纳和内务部的两个同事汉斯· 普芬特纳和威廉· 施塔克卡特设计了一个最初的但遭到拒绝的草案。9月14日，起草者们一起来到威廉· 弗里克的住所，他们集聚在音乐室，普芬特纳在三角钢琴上工作，施塔克卡特则坐在沙发上，最终他们提出了几个力度不同的、可供选择的草案。正当这个精疲力竭的团队在午夜完成了他们工作的时候，他们又被要求制定另一个涉及公民权的法律。他们在一个菜单背面很快制定了这个法律。9月15日凌晨2点30分，希特勒接受了对异族通婚比较温和的法律版本，以及《帝国公民权法》。

异族通婚法律的名字叫《德国人血统和德国人荣誉保护法》，它禁止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婚姻和性关系，禁止犹太人雇用女性德国公民，或者四十五岁以下同类血统的人；不管这个法律在国内或国外都可以宣布订立的婚姻无效；禁止犹太人悬挂德国国旗；规定了从苦役到带有罚款的囚禁的各种惩罚。《帝国公民权法》区分了公民和国民，前者是德国人或者有同类血统的人，他们具有完整的政治权利；后者属于国家，但仅享有保护权利而非政治权利。

为了使拥有高级权利的德国人和拥有低级权利的犹太人之间的区别合理化，威廉· 施塔克卡特和他的法律顾问汉斯· 格洛布克——他后来以康拉德· 阿登纳在柏林总理府的主要助手之一的身份再次出现——提供了下述的官方评论：

国家社会主义反对所有的人是平等的理论，以及个人根本上无限制自由的理论；同时，国家严厉且必要地认同人的不平等，认同建立在自然法则基础上的人之间的差异。不可避免的是，个人权利和义务的差异来自种族、民族和人们之间特性的差异。

公民权法依然留下了一个不清晰的法律问题：谁是“完全的”犹太人？在纽伦堡法律颁布之后，这个问题在种族专家和法律专家之间引起了强烈的争论，并且最终导致了对这一法律的补充。法律专家把“完全的犹太人”定义为有三个犹太祖父母的人。那些稍有犹太性的人被贴上了“混种”的标签，依次被分为一等（两个犹太祖父母）、二等（一个犹太祖父母）。那些被分类为混种一等的人仍可能被视为完全的犹太人，前提是：（1） 属于犹太人的宗教社团；（2） 嫁给了犹太人；（3） 在1935年6月15日后与犹太人婚姻的后代，或者自身是和犹太人婚姻的产物。法律专家相信他们是人道的，因为他们将“混血”的犹太血统和完全被污染的犹太血统区分开来。施塔克卡特和吕森纳要“保护”这些人当中良好的血统，据估计在1935年有75万人，但是实际上的人数在20万到25万之间。纳粹的种族专家其实创造了一个第三种族，这是一个荒诞的分类，但是这个分类将带来重大的结果，因为任何被分类为“混种”的人在1941年都具有一个逃避大屠杀的极好机会。种族上的半种人被假定是遗传了好的或者坏的种族特性，整个这样的观点是生物学的妄想，它建立在有关种族优越性和种族污染的意识形态的妄想之上。

毋庸赘言，根据纽伦堡法律，准确地确认谁是犹太人也要服从宗教的标准，这相当于明确地承认生物学的标准是不充分的，这制造了官僚机构的梦魇，因为它涉及追踪不确定记录的“家族研究者”的核心。对重新分类的要求变得经常而急切，尤其对那些需要逃避官方骚扰的人来说更有这样的要求，因为他们的生计直接受到了威胁。每个人都想方设法豁免“犹太人的”或者“混种的”称谓。这样的豁免需要检查、评估以及政府的许可。这里有两类豁免：人为的和真正的。第一类涉及根据法律事实的重新分类，例如所谓的犹太祖父终究不是犹太人；第二类取决于有关申请人对帝国贡献的价值而定。真正的免除必须先通过内务部，然后平民通过帝国总理府，士兵必须通过最高统帅部。真正获得豁免的人通常是有影响的官员。例如国务秘书莱奥· 基利，他是混种一等，他的妻子是混种二等。因为给帝国总理府回报了有价值的工作，1936年，讨人喜欢的基利得到了豁免这一圣诞礼物，并且后来在消灭犹太人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证明他是值得得到这一礼物的。希特勒签署了二十份被称为“德国血统声明”的文件，以保证祖先是犹太人的有价值的官员留在国防军里，其中一个是陆军元帅艾哈德· 米尔希元帅，在他的主管赫尔曼· 戈林的帮助下，他得到了雅利安化。

1935年9月25日，瓦尔特· 格罗斯博士的种族政策办公室发布了“祖先证明书”，他召集了其部门的地方领导人，向他们简要传达了在使用纽伦堡法律的问题上他出席与希特勒的私人会晤所涉及的内容。格罗斯说：元首告诉他，他的意图依然是肃清犹太人对德国生活和文化的影响。希特勒批评了施特赖歇尔的诸多行为，因为它们迫使他反对党内极端的态度，尤其是混种角色的问题。在混种问题上他有三项选择：一是驱逐，二是绝育，三是同化。希特勒已经决定支持同化，因为他未来的计划（军事准备和帝国扩张）需要团结和忠诚的民众，假如突然制造出一个忠诚度不确定的民众等级社会，这一计划就会变得十分困难。希特勒补充说：他也反对进一步的联合抵制，因为它们会产生威胁，打断德国的经济活动。尽管需要更加猛烈的移民来完全清除德国的犹太人，但是之后需要紧跟着额外的经济举措，必须小心不要让犹太人一贫如洗，以致成为帝国的负担。希特勒不祥地认为，万一整个前线爆发战争，他要为一切严重的后果做好准备，这意味着他将求助最极端的手段清除犹太人。

仅仅四天之后，希特勒就对纳粹党高级官员发表演说，他指出纽伦堡法律中只有几条需要进一步阐明，他说他将把它们留给纳粹党和内务部敲定。两个机构之间的争斗随即爆发，这不仅证明了希特勒多变的领导风格，也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犹太人问题依然是开放的，被各种机构和人物松散地操纵，同时分派给各种行动处理，包括野蛮攻击、歧视性的法律、经济钳制和加速移民。

公众对纽伦堡种族法的反应普遍是支持的，因为大多数德国人假定这些法律把犹太人的身份和犹太人的生存放置在牢固的法律基础上，它们将带来国内的平静和良好秩序的恢复。党卫队保安处和整个德国各种盖世太保官员作出的情况报告意在测定民意。报告指出，这些法律在国民当中产生了巨大的满意和激情。来自科布伦茨的报告宣称，人民热衷于热烈讨论必须从民族的身体中清除犹太血统的数量。同时，这些报告也强调了，施特赖歇尔带有野蛮行为和过激行为的暴力性的犹太恐惧症，受到大多数民众的广泛谴责。在天主教处于主导地位的地区，尤其在乡村，反犹太人行为没有引起在德国其他地方同样强度的共鸣。在这些地区，纳粹发现打断犹太人和非犹太客户之间的纽带是困难的。直到1938年，在很大程度上暴躁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在许多天主教地区是匮乏的。社会主义左派对纽伦堡种族法也持有否定的观点，他们散发非法的传单宣称：“除了资本家阶级，我们不仇恨任何种族。”“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我们敌人的名字是资本家。”“工人们，睁开你们的眼睛！对犹太人的仇恨是用来转移纳粹的食言。”

但是，总体而言，德国人是高兴的，因为纳粹似乎已经解决了三个主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在纳粹统治的最初两年间占据了公众的注意力。它们是联合抵制、公民权和种族污染。另一方面，证据也表明，民众并不赞成暴力行为和迫害。对这种过激行为的拒绝是依赖纯粹的功利主义还是机会主义，是涉及对经济瓦解的恐惧还是来自国外的敌意反应，不可能以任何精确的方式确立其程度。尽管存在着一些对纳粹政权反犹太人行为的反对，但它是无足轻重和无效的，因为它从未上升到公开抗议的水准。由于缺乏公民权利运动，期望组织化的公共抗议行为或者代表令人讨厌的少数派的抵制行为都是徒劳的，尤其是当纳粹在国内外事务方面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功的时候。

犹太人对纽伦堡种族法的反应体现了各种各样意识形态的立场，这些立场分化了犹太社会。莱奥· 贝克和“德国犹太人国家协会”代表着大多数德国的犹太人，继续实行妥协的态度，并且建议接受这些法律，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法律框架，据此犹太人在严格的条件下能够留在德国。对压迫者作出行为上尽可能谦恭的让步的观点冒犯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认为，《纽伦堡法》完全改变了德国犹太人的境遇，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移民巴勒斯坦。鉴于纳粹在处理犹太人问题上一直出尔反尔，并且利用犹太人妥协的姿态作为鼓励，不断施加进一步的压迫，对于犹太社会中的自由主义者来说，保持道德的优势变得十分困难。令维克托· 克伦佩勒极度愤怒的是，那么多犹太人的行为举止在他看来是温顺和奴颜婢膝的。他感到这些犹太人通过隐忍地接受他们新的合法化的不平等，已经在心理上把自己重新调整为他们过去的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的心态。1935年4月末，克伦佩勒收到了萨克森教育部的免职通知。他失去了大学的职位，依靠些微的失业金维持生计，结果使他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使这位前罗曼斯语的教师挣扎在死亡线上，使他的尊严受到了连续不断的攻击。直到人们读到他令人心酸、十分著名的日记之前，几乎没有人能想象到这些。

无论是自由主义者、正统主义者，还是犹太复国主义者，除了与纳粹妥协，抢救他们能够想象到的东西之外，都没有找到可供选择的办法。因为以下诸多原因，抵抗被认为是无效的。首先，几乎没有犹太人洞察到运作德国政府的纳粹罪犯邪恶的心态；第二，德国的犹太人过于分化——包括职业上、地理分布上、信条上——一直不能作为一个一致的整体行动；第三，移民剥夺了犹太人口中的最年轻的人，以及最富有精力的领导人，使得人口越来越老龄化；第四，犹太社会被无处不在的恐惧弄得瘫痪了，这种恐惧告诉他们反抗将带来恐怖的报复；最后，德国的犹太人是平和的，他们反对公开的反抗或者暴力，认为这是一个宗教意识的严重问题。因为以上这些原因，他们作出了彻底的牺牲，莱奥纳德· 贝克尔在他对莱奥· 贝克的个性描述中说明了这一点：莱奥· 贝克是一个安静的、有勇气的人，而且性格温柔，天性包容。当面对指挥着欧洲最有战斗力军队的种族狂人的时候，没有军队为他而战，这位平和且友好的人是没有力量的。两个世界在不可缓和的敌意中碰撞，正如耶稣被带到彼拉多面前的时候两个世界的碰撞一样。莱奥纳德· 贝克尔对希特勒和莱奥· 贝克作了如下比较：

希特勒布道一个民族集团的优越性，它的祖先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地理区域，而犹太人布道人类的兄弟友谊，正如贝克所言，你的邻居就是你自己。希特勒试图创造种族净化的概念，而犹太人教诲人们所有人都是用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因此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希特勒谈论人的无知，而像莱奥· 贝克这样的犹太人谈论人的正直。甚至在未来的几年，当莱奥· 贝克看见他的世界毁灭于他的德国邻居之手的时候，他依然要求对每个人都要作为一个个人来加以判断。希特勒布道政府和法律都要用于一个特色国家的发展，……而犹太人教诲从根本上来说，最高的法是上帝之法。

紧随政治的稳固期，1936年至1937年见证了第一个对外政策上的突破，包括重新占领莱茵兰地区，引进四年计划重新设定德国经济的目标，快速地重新武装，成功地经受住了大萧条。纳粹通过逐步减少《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已经“滑过了国际关系的危险区域”，同时破坏了西方的安全体系，尤其是法国的安全体系；加固了与法西斯国家的关系，主要是意大利。纳粹政权也赢得了国际上的认可和信誉，因为它成功地举办了1936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但是，当世界的眼睛聚焦于奥运会的时候，希特勒在上萨尔斯堡的鹰巢里撰写有关经济策略和重新武装的绝密备忘录。这个文献与奥林匹克的和平精神和国际善意都是十分矛盾的，体现了希特勒对重新武装步伐过慢的不满，他坚持认为“德国的经济必须适应四年之内发生战争的需要”。如果发生战争，四年计划设想了剥夺德国所有犹太人的财产。

为了实现经济自足的目标，为战争做好准备，希特勒委任赫尔曼· 戈林为新的四年计划的总管，赋予其全权发布法令和条规，把所有政府或纳粹党的机构都捆绑在一起。为了实现经济自足的目标，戈林采用的新重商主义的政策，严厉地削减进口，固定工资和价格，限制利息，交替使用哄骗和恐吓，使得大企业扩大工厂规模，目标是生产合成橡胶、纺织品、燃料，以及其他发动战争必需的稀有原材料。这一政策的顶峰是建立了赫尔曼· 戈林工厂，建立它们是用来开采低等级的铁矿石。一些人给这个计划贴上了标签，认为它是庞大的强盗组织，掠夺大企业，使戈林自肥。

戈林进入了经济权力的顶峰，这意味着德国经济的根本变化，即离开了沙赫特更有弹性的自由市场路径，转向戈林的观点：和平时期国家高度调控的、能同时提供枪炮和黄油的战时经济。大约有一年时间，戈林和沙赫特两人一起管理，旨意相互交叉。1937年11月，沙赫特辞去了经济部长的职务和战时经济的全权代表，戈林就此成为经济主管和享有希特勒信任的人。作为四年计划的总管，戈林也深深卷入对犹太人个人财产和财富的掠夺当中。从1936年秋季开始，戈林负责雅利安化的进程，与党卫队（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紧密合作，在“水晶之夜”之后监督对犹太人的掠夺。还是戈林，他命令海德里希承担所有所需的工作，为1941年7月31日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做好准备。

从1936年秋季到1938年秋季，纳粹为全面从经济领域驱逐犹太人做好了准备，它发布了严格的法令，并在幕后监督没收。尽管到1937年较大的犹太企业能够以相对公允的价格出清他们的财产，但是较小的或者中等规模的企业就不是这样了，它们遭到了勒索，并且被威胁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这些策略的结果是，让不断增多的犹太人贫民化，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为了生计到处叫卖。因为叫卖是国家注册的行为，德国政府错误地假定犹太人的经济行为实际上是增加了。正如罗伯特· 维尔施在1936年指出的那样，现实是犹太人受到了毁灭性的威胁：“我们生活的道德的、物质的、知识的基础四分五裂了。”然而，尽管对犹太社会的生活和灵魂产生了无情的压力，犹太人依然没有决定离开德国。1936年9月29日，内务部国务秘书威廉· 施塔克卡特召集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里有他自己的部门、经济部、副元首办公室的高级官员。会议的目标是讨论在《纽伦堡法》之后，处理犹太人的战略。参加会议的人都一致同意支持完全移民的政策，除了首选巴勒斯坦，还有乐意承认德国犹太人的任何其他国家。因为正在施加给犹太人更为严格的限制，同时限制他们在德国获得生计的能力，与会者想知道应该留给犹太人哪些职业，以致他们不会成为帝国的经济负担。这次会议和作为整体的纳粹领导层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事实上，其他国家依然不愿意接受较大数量的犹太人，部分是因为来自世界范围萧条的经济问题，部分是因为四处弥漫的反犹太人偏见。尽管许多犹太人能够移居到巴勒斯坦，但是英国人害怕不断增长的、涌入巴勒斯坦的犹太定居者和土生土长的阿拉伯人之间的紧张。一个英国王室委员会在1936年末被派往巴勒斯坦，它在1937年发布了一个报告，在其中建议巴勒斯坦分割为分离的犹太国家和阿拉伯国家。但是，当这个建议在巴勒斯坦遇到强烈抗议的时候，这个委员会推迟了这个计划，并且建议对犹太移民加以限制。

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犹太人移民以及整个犹太人问题被移交给了希姆莱和党卫队，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晰。早在1934年，党卫队就起草了犹太人状况的报告，这个报告以冷酷的诊疗细节审视了这一问题，评估了德国犹太人社会的性质，并且建议依靠强迫和劝说作出重大的努力使犹太人被迫离开德国，前往巴勒斯坦。党卫队后来鼓动那些承诺移民的犹太机构和领袖。党卫队寄希望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犹太社区支持移民的人能够列入这一计划的名单，但事实令它失望，因为犹太人移民的基本障碍是这些犹太人依然对德国是忠诚的。

在海德里希的党卫队保安处里有一个被称为II—112的部门（犹太人事务部）负责处理犹太复国主义事务和犹太人移民，它的负责人是阿道夫· 艾希曼。他是一个不抛头露面的、爱挑剔的官僚，因为这一小型的办公室将成为纳粹对付犹太人的毁灭性机器的主要部件之一，这就促使艾希曼成为大屠杀的关键人物，尽管他才智平平，完全缺乏情感。艾希曼在1937年前往巴勒斯坦，两个月后他递交了《犹太人问题的综合报告》，在其中他认可移民，但是警告在几个集中区域四散的犹太人可能导致敌意的力量，对帝国的利益产生影响。艾希曼怀疑移民能够真正解决犹太人问题，暗示一个可能的灭绝性的解决方案。因为党卫队是纳粹种族政策的先锋，另外控制了暴力和恐怖的机器，因此它将迟早不可避免地被委托承担灭绝性的工作。

同时，尽管奥林匹克运动会带来了明显的哄骗，它迫使纳粹在整个德国撤去了反犹太人的标记，但是，由纳粹党发起的“自发”行为，以及紧随其后的附加的反犹太人法令，在1936年和1937年一直没有减少。由于对犹太人移民的速度不再有耐心，他们把速度太慢归咎为一些犹太组织，主要是“德国犹太人国家协会”的抵制者和阻挠者，因此盖世太保发出了警告，并在1937年4月19日逮捕了莱奥· 贝克和“犹太社会之声”的成员。贝克被拘留了两天，然后被要求签署一份文件，据此他同意放弃所有的、估价数百万的“犹太社会之声”的财产送给纳粹政府。贝克拒绝签字，后来他说：“他们的行为是偷窃，它确实是偷窃。”但是，贝克依然相信犹太人将以某种方式在纳粹的攻击下生存下来。他告诉一位朋友说：“希特勒和他的同伙不能让历史往回走。我们将忍受痛苦，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会死去，但是我们生存下来了。”1937年夏季，贝克表达了这样一个信念：80％的德国人反对迫害犹太人。这个看法似乎明显没有看到这一事实：1937年充满了更新的犹太恐惧症的宣传、加速的雅利安化、更加协调一致的强迫犹太人移民的努力。但是，贝克的看法是建立在自己经验基础上的，他是世界性的、处于领导地位的犹太教祭司，他并没有完全错误，并且肯定不是妄想。贝克非常熟悉德国人，能够认识到大多数和他有接触的德国人对纳粹政权极端的犹太恐惧症行为没有什么兴趣。但是，他低估了纳粹宣传力量对那些数百万德国人的影响，使他们相信这个政权反犹太人的谎言。贝克的天然倾向是寻找民众好的一面，他相信德国人不会公开反对纳粹对犹太人虐待的原因是他们害怕盖世太保的报复。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真实的，但是大多数德国人也是消极的，没有参与犹太人的事情，因为他们相信政府对犹太人的歧视是完全合理的。大多数德国人不赞成的是暴力的和非法的街头行动，以及残暴的公开展示。纳粹政权给予处于犹太恐惧症中德国人充分的灌输，说服他们需要歧视性的法律，但是它并没有成功地把犹太人问题提升到德国人社会问题的优先清单之首。不像他们的领导人，大多数德国人不是疯狂的犹太恐惧症患者，由于认识到这一点，焦虑的纳粹党领导人周期性地刺激自己作出更大程度的宣传努力。正如戴维· 班克尔所说：“鉴于反犹太主义对纳粹党和追随者来说发挥着整合的作用，因此在刺激一般民众行动的时候，它不会发挥同样的功能。”

因此，政府不断地注入仇恨的能量在1937年秋季再度明显起来。与一直计划的1923年啤酒馆暴动相关的庆典巧合，纳粹在慕尼黑博物馆举办了反犹太人的展览，在其中，公众被邀观摩各种题为“政治中的犹太人、文化中的犹太人、商业中的犹太人”的陈列，这些陈列重复了所有现存的反犹太人的陈词滥调和谎言，它们是展会组织者从上千年犹太恐惧症传统中挖掘出来的。展览之后是施特赖歇尔在纽伦堡发起的庞大的圣诞节联合抵制，并伴随着迫害犹太人新浪潮。

但是，预示着未来的黑暗事件都是在幕后发生的。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和他的军事主管、外交主管召开了秘密会议，后来被一个作会议记录的人称为霍斯巴赫会议。在会议上，希特勒公开吐露：他的目标是加强德国的种族社会，向东欧扩大领土。他将以消灭捷克斯洛伐克、吞并奥地利为开端，以确保德国东部和南部两翼。元首还指出：唯一获得这些目标的成功方法是战争，因为获得生存空间不可能通过和平的手段实现。霍斯巴赫会议的目的是消除误会，测试军事主管的深浅。希特勒希望他们是一类像疯狗一样行动的将军，狗链子在他们的元首手上，当他决定放开链子让他们扑向牺牲者时，他们会服从他的指令。但是，从国防部长维尔纳· 冯· 布隆伯格、陆军总司令维尔纳· 冯· 弗里奇直率而令人惊讶的回应来判断，希特勒决定重组他的军事统帅部，采用秘密的档案和情报败坏布隆伯格和弗里奇的名声，前者因为娶了一个妓女，后者据说陷入了同性恋。然后，希特勒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替换了旧的军队统帅部，由他全权负责，并且将最高统帅部的日常管理交给顺服而唯命是从的凯特尔，此人后来被爱挖苦的德国人称为“马屁精”。

希特勒的公开演讲在1937年已经十分好战了，在9月份墨索里尼国事访问中的演讲，标志着其侵略性的大话已经登峰造极。由于服从指挥的军队紧随其后，希特勒在国外政治中很快发动了一系列危险的冒险。第一个是奥地利的危机，毫无疑问它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发生在重组他的军事统帅部，并且替换了他的外交部长诺伊拉特一周之后。新的外交部长是富有侵略性的、没有任何原则的约阿希姆· 冯· 里宾特洛甫。

对外侵略、绥靖、大屠杀和战争，1938—1939

通过政府的赤字开支、大量的公共工程计划，以及庞大的重新武装，德国从大萧条中被拉了出来，希特勒现在决定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强国。他推进了这样一种思想：雅利安种族有着特殊的使命去征服和统治欧亚大陆；但是要这样做，必须进行内部的种族净化，它涉及不合格的人的绝育、“不值得生存的人”的安乐死、劣等种族——主要是犹太人——的灭绝。在希特勒的心目中，种族的概念清晰地关联到空间的概念，因为一个民族的伟大依赖于足够的生存空间，只要6500万德国人依然被限制在狭小的空间，他们就将继续会渺小而不引人注意。希特勒承诺依靠重新武装德国人民，给他们灌输骄傲和对帝国的渴望，在东欧给他们提供生存空间等来改变这种境遇。但是，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必须调动德国的全部资源，在民众，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提升进攻性和好战的品质。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必须很快成熟为铁石心肠的战士。希特勒预见在那里会有新一代的帝国武士，他们将执行德国的种族任务。

在1933年至1939年间，希特勒善变的、不稳定的、仇视社会的人格主宰着欧洲的外交，正如他操纵着厌战的西方民主作出一个又一个让步。到1938年，他已经放弃了作为和平人士的言论，尽管他依然成功地欺骗西方的政客，使他们相信他的目标不是战争，而是国家的自决和国家的正义。这个国家在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中受到了如此悲剧性的无理对待。但是，他正在秘密地备战。自1936年开始，对外政策方面的辉煌成功一个接着一个：1936年3月7日重新占领了莱茵兰；1938年3月13日吞并了奥地利；1938年9月29—30日，在慕尼黑签订了绥靖协定，紧接着吞并了苏台德地区；1939年3月15日，解体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地方，使其皈依德国的保护；1939年3月23日将默默尔合并到德国；1939年8月21日与苏联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

这些成功的每一项都在支撑着德国人民对希特勒的欢迎。他们激动得发狂，以致都乐意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伴随着这些成功，极权主义的国家也在加强。希特勒每一次领土的获得，都涉及极权主义网络的扩大和警察恐怖的相应极端化，尤其是针对犹太人的。随着希特勒吞并奥地利，额外的25万犹太人落入他的控制当中；随着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又增加了35.7万犹太人。新的领土包括了比旧的帝国数量多得多的犹太人。警察恐怖的浪潮席卷了这些获得的领土。盖世太保和其他保安部队围捕政治上的敌人，建立集中营，迫害犹太人。纳粹在新领土上进行的一些新的极端的实验，尤其在奥地利，后来也在旧帝国上得到了运用。每一个成功之后，希特勒都发现西方强国并没有指责他，同时给他的印象是，他能够不受惩罚地继续他的侵略。在对外领域出现了这种状况，因此有充分的理由假定同样的情况也会出现在犹太人身上。西方外交上的绥靖包含了更大的对犹太人问题的绥靖，因为没有一个西方强国认为犹太人是至关重要的利益所在。每一个世界强国都为悲剧性地放弃犹太人做了准备。

1938年3月13日对奥地利的吞并，松开了反奥地利犹太人的无节制暴力的缰绳。进入奥地利的纳粹官员扩展了他们极权主义的警察体系，奥地利的暴徒发泄着他们受到抑制的对犹太人的攻击。奥地利的纳粹分子任意地抢劫犹太人的企业和公寓，咆哮的暴徒转而攻击长相明显的东方犹太人，他们戴着宽檐帽，留着耳边的鬓发和飘动的胡须。卑劣的街头场面显示了粗野的暴徒强迫犹太少年、老人和妇女用牙刷，有时用裸露的关节跪着擦洗街道。对奥地利犹太人的攻击经常比日益增多的对德国犹太人的攻击更为糟糕，组织得更好。事实上，奥地利的犹太人不仅是抑制多年的反犹太人愤怒释放的牺牲品，而且他们也更加快速地被贫民化，被强迫移民，或者被交付给集中营。就疯狂的奥地利纳粹分子而言，对复仇十足的渴望反映在令人惊讶的高自杀率上。仅1938年3月，就有1700名奥地利犹太人自杀。其中一位是著名的文化历史学家和演员埃贡· 弗里德尔，他从自己公寓的四楼跳楼自杀，而不愿遭到盖世太保的逮捕。奥地利最著名的信贷银行的董事会主席弗朗茨· 罗滕贝格被纳粹暴徒“逮捕”，从行进的汽车里被摔了出来，遭到杀害。一家化工厂的经理伊西多尔· 波拉克被奥地利纳粹分子毒打致死。无数其他普通的犹太人也有同样的遭遇。

弗洛伊德在最初的暴行爆发时得以幸免，但是他的女儿安妮很快被盖世太保带去审讯。弗洛伊德的一些最亲密的朋友，特别是恩斯特· 琼斯，催促这位世界著名的心理分析师立刻离开奥地利，但弗洛伊德最初的回答是：移民犹如战士放弃了自己的岗位。琼斯机敏的回答说服了弗洛伊德离开。他给弗洛伊德讲述了莱托勒的故事，他是“泰坦尼克”号的二副。当船在下沉、锅炉爆炸的时候，他被顶到海面。后来官方的审讯问及他为何弃船，他回答道：“我从没有离开船，是船离开了我。”借助国际关系的帮助，为了带家人离开奥地利，弗洛伊德从官方得到了必需的离境证件，尽管之前必然跳不过纳粹为犹太移民保留的各种令人恼怒和羞耻的障碍，包括良好行为的证明、护照、签证、专门的帝国飞行税。弗洛伊德的现金和银行存款被没收，他发往瑞士的所有文集被退回烧毁。作为羞辱的最后一招，盖世太保强迫弗洛伊德签署了他没有遭到恶意对待的声明。幸运的是，弗洛伊德讽刺性的话超过了盖世太保审讯官有限的智力：“我要向每一个人竭力推荐盖世太保。”1938年6月4日，弗洛伊德和他的家人离开了奥地利，移居英国。在一个忍受着集体死亡希望的国家，他再也做不了什么了。

在一年之内，大约有10万奥地利犹太人和弗洛伊德一样离开了这个国家。一些事情的发展帮助加速了移民的进程。一个是建立了由阿道夫· 艾希曼创立的犹太人移民中央局，它位于维也纳罗斯柴尔德过去的宫殿，管理着一个流水线的程序，颁发犹太人需要离开奥地利必需的出境证件。根据艾希曼的观点，这一工作运行起来就像一条传送带：“最初的申请和所有其余需要的证明放在一头，护照从另一头传出。”这一强制性大众移民的方法最重要的特征是，敲诈最富有的犹太人的金钱，用它来资助最贫困的犹太人移民。艾希曼的工作运作得非常好，以致他后来在德国进行了复制。

另一个帮助加速犹太人移民进程的，是纳粹经济计划者在1938年夏季创造的一种模式，它将对落后的奥地利经济无情的现代化和对犹太企业的清除结合起来。将奥地利经济合理化并把它整合进德国的任务，交给了纳粹党大区领袖约瑟夫· 比克尔，他曾在1935年至1938年间将萨尔的经济与德国的经济进行了整合，因此他已经十分有名。比克尔在萨尔采用的计划是由鲁道夫· 加特尔博士设计的，他是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对人力资源管理有着敏锐的兴趣，他非常渴望自己的专长可以在奥地利得到运用。比克尔也重视汉堡纳粹党大区领袖卡尔· 考夫曼的建议，因此他也能够将几位汉堡经济学家列入服务的名单，著名的有瓦尔特· 埃姆里希博士，他因为是一位将犹太人排除到德国经济之外的专家而在汉堡受到了激励。比克尔在维也纳集合了一支热情而年轻的人力资源团队，它后来转移到了波兰，在那里它得到的授权是通过将种族清洗和经济掠夺相结合，实现波兰经济的合理化。这支团队在奥地利的经验是通往大屠杀的重要跳板。

在仅仅几个月内，在维也纳的犹太企业的数量就减少了一半，甚至比克尔也震惊于和纳粹有着良好关系、掠夺犹太企业和财产的奥地利人所采取的直截了当的犯罪方法。为了评估吞并奥地利之后对犹太企业的无情掠夺，比克尔认为奥地利上演了一出巨大的财富捕猎的戏剧。甚至对奥地利事务有着十分重要的金融影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不能幸免于贪婪的纳粹暴徒。吞并后的两天，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即遭到了逮捕和控制，在蓄意的猫捉老鼠的游戏中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但是，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它的帝国是国际化的，他们的财富在众多的控股公司和金融错综复杂的迷宫当中变得模糊不清，因此立刻剥夺他们的资产是困难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几个不同的国家控制着企业：在维也纳，家族的首领是路易男爵；在布拉格是欧根男爵；在巴黎是阿尔方· 罗斯柴尔德博士。他们的企业相互交织。纳粹分子企图打开这一迷宫，用最低的价格购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产，同时利用被控制的路易男爵作为质押。他们专门将自己贪婪的眼睛转向罗斯柴尔德拥有的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维特克维茨煤矿和铁厂，它们的股份和所有权已经转移到了伦敦的联合保险公司。在漫长的谈判之后，纳粹最终以360万镑接受了维特克维茨公司，以及它在瑞典的弗利亚子公司。为了赎回路易男爵，交易不得不在释放前完成。

四年计划的负责人戈林得到了内务部、外交部、经济部和纳粹恐怖机构的支持。在吞并之后，他协调指挥了系统的对犹太企业的攻击。3月28日，戈林在维也纳的演讲中宣布，企业和商业行为的雅利安化必须开始。一个月后，也就是4月22日，内务部发布了一个法令，禁止用雅利安人的名字或者管理层来掩盖企业的犹太人所有权的行为。四天后，也就是4月26日，内务部宣布当财产价值超过5000马克的时候，犹太人必须注册。犹太人财产的注册接下来就使得确认能赚钱的企业成为可能，并把它们作为掠夺的目标。德国的银行很快发现它们能够通过掠夺收获丰厚的利润。它们把自己作为中间人，把买家和卖家聚在一起，并且收获双份利润：首先是从它们已经借给买方的贷款中获取，其次是从接下来它们引导的与雅利安化的公司的商业交易中获取。这些银行也消除了它们的犹太竞争者，如布雷施罗德公司、沃伯格公司、瓦塞尔曼公司。从1938年4月到这一年的11月，4000多家企业被雅利安化，几乎成为“大规模的企业掠夺”。小偷以小规模的方式，大偷以大规模的形式。大鲨鱼们的首领是戈林，他在国家利益的遮挡下掩盖了自己贪婪的动机。这些大鲨鱼包括一些德国主要的工业巨头，比如克虏伯、蒂森、基尔多夫、弗里克、I.G.法尔本。这意味着财富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当中，失衡地给富人带来利益，而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没有对他们生活标准的提高做出一点点贡献。

1938年夏季，人们发现了又一波官方协调组织的反犹太人行动。6月9日，根据希特勒的命令，慕尼黑主要的犹太教会堂被拆除。纳粹党的官员煽动暴民在维也纳、柏林和其他城市街头向犹太人实施暴力，继而逮捕了数千人，然后把他们送进集中营。这是这个政权“六月行动”的一部分，6月15日，这一行动达到了高峰，当天逮捕了1500名“先前认定有罪的”犹太人，他们被送进了集中营。一些纳粹党的激进分子，其中特别著名的有维也纳的纳粹党大区领导人奥蒂洛· 格罗博科尼克，他后来成为大屠杀的关键人物而变得十分有名，宣布导致“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的极端步骤即将到来，并警告可怕的结果将降临到依然和犹太人做生意的德国人身上。不久将离开德国的贝拉· 弗洛姆被她在德国看见的情景震惊了：恶毒的暴力行为尤其针对犹太人的零售小商店，它们的窗子被砸碎，它们的商品被扔到街上到处都是。“当十来个希特勒青年团的男孩砸碎一家小珠宝商店的时候，我们正准备走进去，他们挥舞着屠宰刀叫嚷着：犹太贱民下地狱去！房子是苏台德德国人的。”在商店里，她看到其他男孩正在打碎玻璃架子和柜台，用力将闹钟、便宜的银器和其他小玩意扔给外面的同伙。一个矮小的男孩手指上戴了好几个戒指，口袋里塞满了抢劫品，然后转过身去，对店主的脸上结结实实地掴了一巴掌后离去。店主告诉弗洛姆，他夫人最近才去世，逃过了这一劫，他对此很高兴。她两位朋友开的另一家商店也被砸了。第二天她带了些食物给这一对夫妇，她发现在被砸的店里有两口棺材：这对夫妇在夜里已经自杀了。

犹太人处于纳粹机构和街头暴民的交叉火力中。纳粹的官僚设计了越来越多的方法来确定、注册、掠夺、勒索犹太人，并把他们驱逐出境。犹太人被禁止改变他们的姓名，以防止他们掩盖他们的犹太人出身。他们必须持有表明犹太性的证明文件。除了伤害，还有侮辱，纳粹官员明确要求犹太人只能持有官方已经认定为犹太人的名，同时所有犹太男人必须加上“以色列”的中间名，所有犹太女人必须加上“莎拉”的中间名。从1937年秋季开始，护照受到有效地限制。除非出于移民的目的，新的护照不再发放。1937年10月，所有犹太人的护照被政府收回，仅仅允许移民这一目的，重新发放印有犹太人首字母的护照。

这些加速的反犹太人举措并非发生在真空中，认识到这一点是重要的。它们必须在发生于国际舞台的更大行为背景下加以审视。1938年夏季，希特勒在苏台德地区激起了一个持续不断的危机氛围。德国的报纸和广播电台以歇斯底里的言语谈论捷克人对可怜的苏台德人犯下的可怕暴行。希特勒私下已经决定给予捷克人以彻底打击，不是他需要苏台德的德国人，他们的悲哀在他的政治日程表中排位较低，而是因为他需要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向东方扩张的跳板。愤怒的外交行动导致了慕尼黑的绥靖协定，并显示了在苏台德问题上西方对希特勒的妥协与犹太人问题上西方的妥协之间紧密的关系。正如西方大国越过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们进行谈判，忽视和出卖他们关键的国家利益一样，他们也越过犹太人的领导，忽视他们所面对的来自纳粹的致命威胁。

这一外交背叛的最好例证，是7月6日至14日在日内瓦湖畔的法国依云度假区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犹太难民的问题。尽管会议由罗斯福总统发起，他非常认真地致力于演说，阐述由纳粹政策引发的世界范围的难民危机，但是，来自32个国家的140位代表带着已经决定好的议程来到依云，这些议程不是用来帮助犹太人的，而是阻止他们移民到各自的国家。从德国来到依云的犹太人代表团包括“德国犹太人国家协会”的代表，他们很快发现英国人和美国人，更不用说其他国家的人，都不愿意放松他们的移民法。事实上，内维尔· 张伯伦在依云已经督促美国人将巴勒斯坦排除在依云的会议议程之外，因为他不想让他的代表处于不得不拒绝旨在进一步将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或者英国领地的建议的尴尬地位。张伯伦一直姑息希特勒，这意味着英国不想暴露犹太人移民的真正原因，即失控的纳粹政权在实施着无情的迫害。

因为英国和美国都不愿意接纳更多的犹太人进入他们的领土，其他三十多个国家悄悄地追随其后，关上了它们的国门。海伦· 费恩写道：那时的观察家认为，依云会议是“英国—美国合作虚伪的演习”，几位其他的评论家指出依云会议是“天真的”、迷惑人的倒退。随后由依云会议起草的备忘录在1938年10月被送到德国外交部，这个备忘录进一步支持希特勒，陈诉没有一个出席依云会议的国家会挑战掌握着其内部事务的德国政府的权力，其中包括移民事务。在依云会议和世界其他地方发出的伪善措辞背后，无论是来自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还是英国外交部的官员，或者世界新闻媒体，人们可以周期性地发现明显的反犹太人偏见。依云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团长迈伦· C.泰勒毫无疑问地相信，他对“倾倒在”美国海岸的犹太难民的警告仅仅反映了美国的舆论，根据近来的民意测验，舆论表明67.4％人要求将难民赶出去。

假如依云会议证明是西方合作虚伪的一个借口，同时加强了希特勒对民主软弱的心理意象，那么它至少实现了一个实际目标，即建立一个政府之间的难民委员会，它的任务是协调国际之间的努力支持来自德国的犹太难民。领导委员会的是罗斯福的私人朋友乔治· 鲁布利，一位七十岁的国际律师，他被赋予了代表犹太人和纳粹进行吃力不讨好的谈判任务。鲁布利和纳粹的谈判通常陷入困境，因为双方在犹太人应该上交多少钱才能获得自由方面不能达成共识，同时也因为很难发现乐意接纳他们的国家。希特勒一段时间一直在嘲笑民主国家，因为他们拒绝使他摆脱他的犹太人口，结果是他更进一步挖苦这些国家在依云会议上作出的努力。在纳粹党1938年9月12日纽伦堡大会上希特勒的最后演讲中，他的主要目标是发起对捷克斯洛伐克歇斯底里的战争。在其中，他也没有放过另一次机会指出犹太资本主义和犹太人激发的反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这反映了他这样一个信念：犹太人正依靠将对立的意识形态的信仰植入世界上一些国家的肌体，来毁灭它们；同时，他们操纵不可避免的对抗，等待着一旦他们的敌人自我毁灭就马上接管这个世界。希特勒相信大国的统治精英还没有被犹太人颠覆所污染，他们本能地鄙视犹太人，他们的民众和他们一样深深地厌恶犹太人。在他心里，这解释了为何这些国家拒绝接受额外的犹太“寄生虫”。德国至少对自己的犹太人是诚实的；就希特勒所关心的，他对西方的虚伪厌倦了，因为这些民主政体有机会行动的时候，他们给予犹太人的一切只是道德而已。

道德的支持也许是犹太人能够希望的最好的东西，并且在国内和国外都是珍贵的稀有之物，特别是在德国两个基督教会主要的发言人那里。大量的著作从道歉和谴责的两个方面论述了德国新教教会和天主教教会被动——假如不是串通——的角色。当然，除了极少的例外，无疑两个教会的主要领导人都在沉默中观察对犹太人无情的迫害。人们没有发现教会的主要领导人或者神学家提出公开的抗议。当教会当局提出抗议的时候，纳粹就会侵犯他们的机构。另外一点也是无疑的，基督教会已经吸纳了一千年基督徒对犹太人偏见的传统，这阻止了他们在关键的时刻展示真实而同情的基督徒之心，因此也阻止援助他们的犹太邻居。德国的基督教会和西方世界其他的教会一样，属于同样的循环文化体系，不幸的是，这一体系一段时间里受到强大的世俗压力的影响，它们包括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甚至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例如，民族运动以“德国基督教精神”的形式损害了德国新教。这一精神拒绝“犹太人的”因素，甚至坚持耶稣是具有勇敢之心的雅利安人，他挥舞的是剑，而非戴着荆棘的皇冠。当然，纳粹欢迎这样的观点，并试图利用德国的基督徒，以便在基督徒的心里扎下根。他们普遍的姿态是给两个教会楔入引起不和的话题，以破坏它们的力量和团结，以及抵抗纳粹统治的意志。

纳粹分子成功地恐吓了两个教会的领导层，使他们处于被动服从的状态，但是，他们没有成功地毁灭教会，这个目标希特勒一直拖延到战争取得胜利之后。在整个纳粹统治时期，教会一直陷入与纳粹统治者的致命冲突中。它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希特勒的胜利意味着什么；它们不欢迎但是恐惧纳粹对权力的掌握。尽管教会的一些领导人可能最初对纳粹作了一些十分奉承的评论，许多人后来对此深感后悔，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在希特勒那里遭遇到的邪恶。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知道纳粹打算毁灭教会的制度基础，包括它们的政治组织、青年协会和联合会、通信系统。克劳斯· 舒尔德提醒我们：回溯性的指控在道德上始终是容易的，并且希望教会在这个时刻支持犹太人也是不现实的，那时它们自己也在教会政治领域里深深地卷入与国家的冲突之中。没有一个教会的领导人在一个时间段想把自己暴露在两条战线上，也不想成为值得成为基督教殉道者的、激励人的道德楷模，但是这并非必然是胆怯的懦夫行为，或者对其他受苦者故意的漠不关心的表现。事实上，数千位牧师和神学家，包括马丁· 尼穆勒、迪特里希· 伯恩霍费尔、伯恩斯坦· 利希滕贝格、马克斯· 约瑟夫· 梅茨格、阿尔伯特· 里斯特勒、奥古斯丁· 鲁西、约瑟夫· 罗塞恩特、保罗· 施奈德、卡特里纳· 施塔利茨、弗朗茨· 魏曼、特奥菲尔· 乌尔姆，以及其他无数知名或者不知名的，都因为反对纳粹政权受到了迫害，被投送到集中营，遭到杀害。

教会的高层没有公开代表犹太人说话，将永远成为他们记录上的污点。对于天主教会来说这一点尤其真实。最初，希特勒用安抚性的话语，以及关于教会信条和体制不可冒犯性的虔诚宣言，哄骗了天主教会。就是本着这一精神，教会在1933年7月和希特勒通过谈判达成了协定，只是很快就发现纳粹政权在积极地颠覆宗教自由。这促使教皇庇护十一世发布了名为《心怀深深忧虑》（1937）的通谕，在其中，他谴责了纳粹侵犯了协定的条款，破坏了自然法和正义的基础。1938年，庇护十一世请求美国耶稣会的约翰· 拉法格准备一篇通谕，谴责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拉法格过去写过一本名为《跨种族的正义》的书籍，在书中他谴责了美国的种族隔离和强迫症。他起草的通谕名叫《人类的团结》，它大胆地宣言：“对基督徒来说，参与反犹太主义是不可能的。我们认识到每个人都有权利自卫……但是，反犹太主义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从精神上来看，我们都是犹太人。”不幸的是，这份通谕被传递到耶稣会领导人弗拉基米尔· 莱多乔沃斯基那里，他是一个强烈的反共产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波兰牧师。他没有把通谕的草稿交给教皇，而是把它首先交给了耶稣会的官方机构《天主教文明》期刊的反犹太主义的编辑。当教皇1939年2月10日去世的时候，这份文件才放在他的桌上。他的亲德国的继任者庇护十二世将它束之高阁，消失了三十年。庇护十二世发现他的教会在整个世界受到邪恶的世俗力量的威胁，因此他放弃了道德性，赞同马基雅维里的外交策略，当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威胁引起他注意的时候，他选择了沉默。

尽管有个别的牧师、神学家、修道士、修女的许多英雄行为可以被记载，但是，教会机构在聚集基督徒的友爱、同情、勇气方面悲剧性地失败了。阻止纳粹对基督徒和犹太人犯下难以言表的罪行，友爱、同情、勇气都是需要的。提供祈祷和微弱的抗议，对抵抗纳粹恐怖机器是悲剧性的、毫无效果的，也不能为被围攻的犹太人提供些许安慰，他们需要行动而非言语。

到1938年秋季，犹太人实际上已经从大部分经济活动中被排除出去了。当他们试图去影院、剧场、公共游泳池、酒店、度假地的时候，他们都遭到了袭击。村庄和乡镇都在为自己这里没有犹太人的荣誉而竞争，它们骄傲地推销“没有犹太人”，并且张贴“这里不需要犹太人”的标语。公园的长凳上也清晰地标注了“雅利安人”和“犹太人”。德国的犹太人正在被推入令人惊恐的、阴暗的、充满巨大危险的“无人之地”。他们可能没有任何应遵守的程序就遭到逮捕，并被投入集中营。可能因为最无足轻重的理由，他们的财富就被剥夺和没收。他们没有法律的救助。1938年8月下旬，马克斯· 沃伯格乘船前往纽约，再也没有返回德国。贝拉· 弗洛姆在9月初离开德国，在比利时边境，一个德国海关官员发现她是犹太人，他喊她是“犹太婊子”，剥夺了她值钱的东西，并要她在获得自由之前必须签署一个口供。罗伯特· 维尔施不久之后离开德国前往华沙，后来是巴勒斯坦。在约翰· 迪佩尔的《火轮下》描述的六位德国犹太人，其中五位逃离了纳粹德国。只有莱奥· 贝克留在德国活了下来。他后来说道：“当我成为德国最后一位活着的犹太人的时候，我将离开这里。”对于数千名其他犹太人来说，逃离的时间已经失去。陷阱已经设好。

1938年11月，对于加紧打击犹太人的纳粹来说，一个出乎意料的机会降临了。1938年11月7日，德国驻巴黎大使馆的一个名叫恩斯特· 冯· 拉特的秘书被一个名叫赫施尔· 格林兹潘的十七岁的波兰难民刺杀，原因是这个难民的父母以及1.7万名其他难民受到德国政府的虐待。1938年3月，波兰通过了一项法律，它建议剥夺那些在波兰境外生活五年的波兰国民的国籍。这项法律专门针对大约五万的波兰犹太人，他们一直定居在德国，波兰政府不想让他们返回波兰。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波兰政府是半法西斯政府，并且强烈地反对犹太人。波兰的犹太人口超过300万，占据总人口的10％。不像德国的犹太人，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德国人，也是犹太人；波兰的犹太人视自己为在波兰民族社会中独立的民族。波兰数世纪以来一直在为民族范围内的自我认同而斗争，这个斗争进行得非常困难，因为它发生在外国统治和内部分歧的背景下，鉴于这个事实，不可避免出现以下的情况：民族自我认同的强烈需求将伴随着与一个人口众多的犹太少数民族的强烈摩擦，后者把自己认同为独立的民族。这一政治摩擦被额外的宗教和经济摩擦所加剧，它使得罗马天主教的波兰人和他们的犹太邻居相隔离。波兰是一个农业主导的、人口过剩的国家，大约3400万人承受着来自大萧条痛苦的经济压力。这个国家也缺乏投资资本、技术发展、购买力。波兰的犹太人可能是现代化的代理人，生活在过去时代的时间隧道当中，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社群生活在较大城市，比如克拉科夫、罗兹、华沙、卢布林。在那里，他们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经济行业，很大程度上这些行业被限定在小型企业、零售业、手工业、放债，以及其他与过去时代相关的商业活动。由于犹太人被禁止拥有农业土地，并且通过国家垄断的法律制定，越来越被排斥在某些市场之外，他们因此逐渐地贫民化。犹太人也受制于周期性的大屠杀，以及旨在希望通过移民减少波兰犹太人数量的立法。

但是，正如德国犹太人的移民行为，波兰犹太人的移民行为是建立在反犹太人的隔离政策之上的。这个政策同时也被大多数欧洲的政府所推行，以至于犹太人像烫手的山芋在各个国家之间被扔来扔去，同时所有实际的限制和驱逐政策相互抵消，把犹太受害者投入官僚体制的噩梦之中。

赫施尔· 格林兹潘的父母是来自波兰的移民，从1914年就生活在汉诺威，由于新的波兰法律和限制性的德国公民权规定，他们自动地成为了没有国家的人。后者实际上使得任何波兰的犹太人都不可能成为德国公民。德国政府认为波兰的法律是一种挑衅，用来将他们的犹太人永远倾倒在德国。于是，盖世太保围捕了大约1.7万名波兰的犹太人，把他们运送到波兰边境。但是，因为波兰的行政当局拒绝接受他们，他们就被成群地送进集中营这个“无人之地”，在悲惨的环境中受到保护性监视。年轻的格林兹潘需要通过自己绝望的行动传递一个报复性的信息。

纳粹很快对拉特的遇害做出了报复。11月9日是纳粹领导层庆祝慕尼黑啤酒馆暴动的日子，恩斯特· 冯· 拉特在这一天离世。拉特离世的新闻传到了希特勒那里，他当时正在和他的老斗士一起在慕尼黑老市政厅用餐。元首坐在戈培尔边上，就如何采取适合的行动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磋商。证据表明：希特勒批准了戈培尔的建议，在整个德国发动一场自发的抗议，并秘密地建议“冲锋队应该被允许大干一场”。然后，希特勒上演了典型的一幕，隐退到背景当中，以免屠杀应有的回火把自己弄伤。宣传部长因为其性过失行为失去了宠爱，正渴望恢复和元首的关系，并证明自己除了善于言辞，也是善于独立行动的。后来他发现自己煽动仇恨的计划遭到了广泛的谴责，被希姆莱和海德里希这样的希特勒高官认为是无效的。

结果是一场得到精心策划的、全国范围内的屠杀，后来被称为“水晶之夜”，因为此夜之后，整个德国的街道都散满了犹太商店的碎玻璃。除了规模更大，这一集体仇恨的犯罪形式是早期反犹太人行为的重复。戈培尔在市政厅进行了妖言惑众的反犹太人演讲，它让聚会的纳粹党和冲锋队的领导人坚定了期待他们所做的事情。此后，命令传达给纳粹党的地方官员，让他们去煽动针对犹太人的暴行。结果是整个德国的暴力狂欢。狂热的纳粹党官员、粗野的冲锋队队员、天性残暴和缺乏道德的狂热市民之间的互动，产生了真正的对毁灭的渴求。除了纳粹党一路绿灯、四处爆发的个人即兴行为之外，这一可耻的事件绝不是自发的。根据赫尔曼· 格拉姆尔的观点，在这一仇恨的战役发动之前，民众对格林兹潘行为的反应，与他们对日本地震作出的反应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现在，政府正发动了一场官方支持的仇恨战役，许多恐惧法律而受到约束的，或者受到邻里行为而加以收敛的普通民众，感到有权采取不受禁止的公开行为去发泄他们的仇恨和挫败感。

纳粹党官员、冲锋队队员和被煽动的暴民等人的行为，产生了对财富广泛的破坏，以及众多的伤害和死亡。据估计，有276间犹太会堂被焚烧倒塌，它们内部的财物被洗劫或损坏。7500多间商铺遭到抢劫，91位犹太人被杀害，同时，另外一些犹太人绝望自尽。因为这些罪行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所以是公开，也是公然犯下的。警察是毫无帮助的，因为发出的命令是元首不要求他们干预，除非德国人的生命和财富直接受到了影响。这就解释了除了其他方面，为何消防部门只有在犹太会堂的火焰威胁蔓延到附近德国人的住宅时才会出动的原因。至于犹太人的生命，他们不值分文。正如戈培尔回应来自战地报告的时候所显示的那样：那个报告警告在第一起死亡后会有更多的伤亡，他说一个人不应该因为犹太人的死亡而心烦意乱。

关于11月的大屠杀，尤其是针对毁灭和杀戮的渴望，已经有了大量的论述。这些渴望把普通人变成了狂怒的野兽。但这些论述有时制造了一个印象：“水晶之夜”代表了德国民众最深的希望。但是，这个没有限制的指控是过于宽泛了。戈培尔和他试图征募到大屠杀中的纳粹党的各个分支——主要是冲锋队——需要把尽可能多的德国人卷入希望是集体行为的事件中。但是，当这一目的失败的时候，聪明的宣传部长很快申明纳粹党真正在为人民说话，代表着他们的希望。在什么程度上这一申明是真实的呢？11月9—10日的事件真正代表了德国人民的希望吗？当然，由于缺乏民意调查，不可能客观地回答这一问题，但是可以得到来自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的报告、社会民主党的德国报告、各州州长的报告、目击者记录的证据。它们指出，大屠杀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和大部分公众的谴责。真相是大部分民众都感到羞愧，并谴责暴力和对财产的破坏。党卫队保安处的报告评论说：

11月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是难以接受的……商业界指责由于这些行为已经出现的危险，其他一些人批评法律的措施，刚刚摆脱战争焦虑的资产阶级指责将在国外出现的危险效果。当来自国外的反应以恶劣的、煽动性的战役和联合抵制的举措出现的时候，这些自由主义—和平主义的圈子和国外的观点一致起来，并把这些举措贴上“野蛮的”“不文明的”标签。从一个基本的自由主义的态度出发，许多人相信他们不得不公开支持犹太人。

同样的反应也传达给流放中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对大屠杀的谴责在南方的天主教人群、马克思主义的左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商业社群当中最为强烈。居住在德国的国外外交家也记录了强烈的愤怒。一位英国的外交家说：“虽然大量民众可能不善于言辞，但我没有发现哪个阶层的哪个德国人以各种方式赞成已经发生的事情。”美国大使休· R.威尔逊报告说，部分德国人的反应是“对政府及其帮凶的行为深感耻辱”。罗斯福总统立刻召回他的大使，并且说：“我不能相信这样的一些事情会在20世纪的文明世界中发生。”

伊恩· 克肖写道：1938年11月的大屠杀“是第三帝国期间唯一的机会，德国的公众在期间直接面对着全国范围的对犹太人极其野蛮的攻击”。正如证据所指出的，大多数德国人反对这些暴力的举措，一些人出于经济的考量，一些人出于人道主义的基础，假如这是真实的话，那么为何没有出现协调一致的抗议呢？首先，到1938年，希姆莱已经成功地将警察恐怖的全国网络体制化，假如公众抗议是可能的话，也变得十分困难。第二，纳粹体制在外交政策上已经取得辉煌的胜利，通过和西方强国的彻底串通，它吞并了奥地利和苏台德。希特勒得到民众的欢迎，总体上没有受到大屠杀的影响。正如伊恩· 克肖所显示的，大屠杀不受欢迎是由戈培尔和纳粹党的军事部门，而非希特勒引起的。希特勒甚至在11月9日晚上的演讲中也没有提及拉特，接着他隐入幕后，假如大屠杀成功了，让戈培尔得到声望，假如失败了，也让他承担谴责。但是，假如我们要充分考虑到大多数德国人在大屠杀期间和之后所显示的无所作为，这里还有第三个因素必须提及。五年来强烈的反犹宣传对集体的心理产生了影响，使得大多数德国人愿意接受反对犹太人的歧视性措施，他们不支持的只是11月9日大屠杀所释放的残暴的野蛮爆发。

纳粹领导层认识到这些现实情况。根据它的权力和受欢迎的程度强行推进额外的反犹太人行动是非常安全的。同时，它也决定未来在公共场合掩盖所有公开的暴力行为的爆发。在没有现在已经明确地拥有反犹太人战役领导权的机构——党卫队及其关联组织盖世太保、党卫队保安处——的许可下，冲锋队或者纳粹党也不被允许完全支配发动独立的反犹太人行动。确实，大约三万名犹太人遭到围捕，并且被囚禁在达豪、布痕瓦尔德、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在大屠杀期间和之后，盖世太保执行了这些围捕和囚禁。

“水晶之夜”两天后，有关“犹太人问题”的会议在赫尔曼· 戈林的主持下召开，高层的部长级官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包括戈培尔、丰克、冯· 克罗西克、海德里希、达鲁伊格，以及德国保险公司的一个代表希尔加德，戈林在会议开始之时告诉参会者他接到了一份由鲍曼根据元首的命令起草的信件，要求“从现在开始，一劳永逸地以某种方式协同解决犹太人问题”。戈林说，直接的反犹太人的方向是继续沿着主攻路线，根据他的观点，这条主线主要是经济的。直接的问题是要关心11月9日夜至10日间对财产的破坏所造成的损害，而且犹太人将承担所有造成的损失。另外，戈林和与会者一致同意加速雅利安化的进程，用一系列新的手段来折磨犹太人，以便他们把“犹太人踢出德国”。在一个厚颜无耻的傲慢法令中，戈林和他的党羽谴责犹太人，认为就是他们的存在引发了所有这些损害，并且一致认为政府将没收保险公司有责任支付给财产遭到毁坏的犹太人所有者的金钱。关于完全的雅利安化，戈林作了清晰的解释：主要的目标是将犹太人从经济领域中驱逐出去，强迫他们将他们的财产转移给国家。犹太人从出售他们的资产所产生的利息中得到补偿，但是他们不能对财产本身提出要求。犹太人财产的转移是通过一个国家托管人为中介，由中介评估犹太人所接受的金额数量。这个数量要评估得尽可能低。国家托管人将犹太人的企业以真实的价值出售给新的雅利安所有者。戈林对如何最好地掠夺犹太人的资产作了评述，在此期间，讨论转向了掠夺犹太人的相关策略。戈培尔提出了一个禁止犹太人进入德国剧院、电影院、马戏场的法令。经过更为深入的思考，他还说他也要求把犹太人从“公共生活的所有岗位中清除出去，只要他们在其中可能被证明起着煽动作用”。例如，从和德国一起入眠的卧铺车厢里清除出去。戈培尔说，假如没有更多的空间，犹太人就必须站在走道里——只是一个促发戈林插嘴的评论：

戈林：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给他们独立的车厢更有意义。

戈培尔：假如车厢过于拥挤就不行了。

戈林：等一等。可以留唯一一节犹太人车厢。

戈培尔：设想一下，假如没有那么多犹太人乘坐前往慕尼黑的快车，设想只有两个犹太人在这列火车上，而其他车厢都过于拥挤，这两个犹太人就拥有了一节车厢。因此，犹太人只有在所有德国人都得到座位之后才能拥有座位。

戈林：我乐意给犹太人一节车厢或者一个卧铺车厢。如果出现像你提及的情况，并且火车过于拥挤，相信我，我们不需要法律。我们将把他踢出去，他将不得不一路上一个人坐在厕所里。

戈培尔：我不同意，我不相信这一点。应该有一个法律。另外，应该有一个法律禁止犹太人去德国的海滩和度假胜地。

为什么不禁止犹太人进入剧院、电影院、马戏场、火车卧铺车厢、海滩，或者度假胜地呢？戈培尔也在想是否必须禁止犹太人进入德国的森林，因为他们一群一群地已经遍布格鲁尼瓦尔德。为了终止这种挑衅，戈培尔建议给犹太人这片森林的某一特定部分，并且“阿尔卑斯山山民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各种看上去十分像犹太人的各种动物——麋鹿有着弯曲的鼻子——也会到这里来适应此地”。然后讨论转向公园和公园里的长凳。这里可能存在真正的危险，因为犹太人可能闲聊吸引德国的妇女或儿童，并且煽动他们。戈培尔说：“另外，犹太儿童依然被允许上德国的学校，这是不可能的。德国孩子和犹太孩子在德国高级中学坐在一起接受德国历史的课程，这也是绝无可能的。”

他们进一步达成的一致是，强迫犹太人支付10亿马克的“赎罪”罚款，同时通过采用维也纳模式，加速雅利安化和移民。这样，戈林感到这可能会完全让犹太人贫民化了。假如这样的话，这些贫民化的犹太人难道不必和正常的主流社会隔离开来，被放置在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吗？海德里希认为最好是避免这种居住区，“因为通过警惕地监视整个人口来控制犹太人”比依靠一个个居住区的数千人来控制犹太人好得多，因为盖世太保特工也不能适当地控制这些地区。在勾画了其他的一些欺骗手段之后，比如吊销犹太人的驾驶执照，禁止他们使用疗养温泉、医院、公共交通工具，会议以令人满意的基调结束。戈林作了总结讲话：

我将以此种方式作结束语；德国的犹太人必须支付10亿马克作为对他们不可饶恕罪行的惩罚。这是所有的工作。这些猪将不再会犯有其他的谋害。顺便说一句，我愿意在此陈述，我不愿意在德国做一个犹太人。

在1938年11月到1939年1月间，纳粹政权彻底决定了德国犹太社会的命运。由戈林及其党羽在11月12日建议的措施在德国政府的各种法令中得到正式体现，尤其是10亿马克的赎罪罚款，这要求全部的犹太所有者为11月9—10日的损害支付赔偿，并且取消向德国提出保险申请。这是一个完全彻底的法令，从1939年1月开始生效，作为企业、邮购商店、工匠或手工艺企业的所有者，作为从与集贸市场、交易会、展会相关的商业活动的所有者，作为工厂和工场的经营者，犹太人将被从德国的经济生活中排除出去。相应的文化、教育、社会的限制也随之而来：犹太人被禁止进入剧院、电影院，参加音乐会和各种类型的展览，除非它们是专门由得到授权的犹太团体组织的。11月14日，犹太人被禁止在公共学校就学。除了这些经济和文化上的限制，纳粹也将旨在把犹太人集中在较大城市的举措制度化，在这些城市，犹太人被安排在自己的区域或者公寓大楼，与德国人分离开来。这一政策的目的是把犹太人和德国人的关系切断，假如犹太人在种族上被玷污、孤立、集中，服从于行动上的严格限制，这一目的就可能得到实现。例如在11月23日，一个名为《公共场合犹太人的露面》的警察法令建议一些空间和时间的限制，禁止犹太人进入某些地区，并专门限定他们何时被允许在公共场合露面。有关通信和交通的限制也紧随出现。11月29日，犹太人被禁止保留信鸽；12月上旬，犹太人不再允许保留汽车和摩托车，他们必须交出他们的驾驶执照。

1938年12月13日，一个法令宣布所有犹太人的企业、土地资产和其他值钱的东西（珠宝、艺术品）等经济财产都由国家处置。任何犹太资产的销售必须通过一个国家购买的代理机构。德国政府估价了753.85万马克的犹太人总资产，并决定采用可以想象到的一切没收手段获得每一分钱。事实上，德国人被传说中的犹太人的财富和权力神话所迷惑，过高地估价了犹太人的财富。因此，尽管有这些掠夺性的举措，但并不存在经济上巨大的意外财富。确实，一些公司巨头——比如赫尔曼· 戈林工厂、曼尼斯曼、弗里克、奥托· 沃尔夫——有能力吞噬最有实力的犹太人的企业，包括魏曼和佩兹切克的捷克企业。通过这些国家支持的强盗方法，这些企业得到了相当可观的收益，但是同样的好处却没有让德国的消费者、纳粹党和作为整体的国家享有。这些掠夺过来的东西只是让少数大公司得到了收益，并且让犹太恐惧症患者确信正义已经施加给了犹太人，因为所有犹太人的资本属于了德国。对犹太人资本的没收是公平的，因为犹太人从德国人那里偷窃了它们。

但是，依靠剥夺犹太人的金融资源，这一妄想已经完工，对这些已经贫困化的人还能做些什么？纳粹政权依然在玩弄移民政策，并假惺惺地寻求许多可能性，包括将犹太人送往印度洋中非洲东岸之外的、那时正处于法国殖民控制的马达加斯加。这个计划最初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波兰和法国之间谈判中出现，这一谈判涉及将波兰的犹太人转移到马达加斯加的可行性。这些讨论没有完成任何实质性的东西，但是到1938年12月7日，这一主题明显地出现在里宾特洛甫的谈话当中，并且它一年来一直得到德国外交部的考虑。1939年1月5日，希特勒告诉波兰外交部长约瑟夫· 贝克，他将把犹太人送往一些遥远的国家。但是在1939年1月21日，他告诉捷克外交部长他正计划灭绝犹太人，他说他不会再让犹太人重演1918年11月9日的所作所为，即德国的政治崩溃，他把这一点一直归咎于犹太人。仅仅过了一周多一点之后，也就是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向国会发表他担任总理周年纪念的讲话，希特勒公开向犹太人发表了以下威胁：

在我生命的历程中，我经常就是一个预言家，我通常为此得到嘲讽，在我为权力斗争的时刻，首先就是犹太人以嘲笑接受我的预言。我说我总有一天将接管这个政府的权力，继而是整个国家的权力，我将首先解决犹太人问题。他们的嘲笑是喧嚣的，但是我认为他们该有一段时间要笑话自己了。今天我将再次做一个预言家：假如欧洲内外的国际犹太金融家成功地将这个国家再次陷入一场世界大战，那么结果将不是这个地球的布尔什维克化，也不是犹太人的胜利，而是欧洲犹太人的灭绝。

由希特勒自己公开表露的这样灭绝性的讲话，对依然生活在德国的犹太人正在制造一种明显危险的氛围。从官方的角度来看，移民依然是纳粹主要目标之一，并且在1月24日，海德里希被授权依靠有利的政治环境，用移民或者驱散的办法来解决犹太人问题。尽管10万到15万之间的犹太人在“水晶之夜”之后的十个月间离开了德国，但是找到欢迎犹太人的国家变得极端困难。1939年夏季，世界充分认识到了这一可怕的困境。“圣路易”号携带了1128位德国的犹太难民前往古巴海岸，美国和古巴都不愿意接收这些难民，因为他们的移民许可直到1942年才能生效。只有22位犹太人被允许登上哈瓦那，其余的被强行遣返欧洲。几乎没有什么人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不久，大多数国家给犹太人关上了大门。一些保留下来的逃跑路线之一是上海，在那里，赫尔曼· 费德曼以及1.4万德国犹太人在战争期间找到了一个天堂。

到1939年夏季，德国的犹太社群减少了，降低为25万被困的犹太人。莱奥· 贝克作为重建的“德国犹太人国家协会”的领导，管理着这些残余的人。这个协会只是以前接受盖世太保命令的国家协会软弱的壳子而已。正如迪佩尔所发现的那样，到那个时候，纳粹分子将贝克视为“另一个衰老的、低三下四的犹太人，占据了他们宝贵的时间，只会提供些谴责和笑料”。最终，残酷的屠杀即将开始。1939年夏季，希特勒在私下和公开场合发表了有关战争的言论，特别是8月2日他对将军们发出了嗜血的言论，在其中，他向他们暴露出自己在世界上将发动怎样的一场战争。这些言论都可以测定这个即将到来的残暴行为的性质。

1934年，一部有关成吉思汗生平的小说《成吉思汗：来自亚洲的风暴》由著名的德国机构“德意志出版社”出版。一年后，名为《成吉思汗的遗产》的续集出版。两本书的作者是一位俄国移民，名叫米歇尔· 夏洛尔，笔名叫米歇尔· 普劳丁，他将历史事实和相当程度诗歌的幻想结合起来。两本书对海因里希· 希姆莱产生了非常深的印象，以致他让党卫队培训办公室印刷了两本合一的版本，将它推荐给党卫队的全体人员，因为它为即将要去完成的任务传授了有价值的课程。也有证据表明，希特勒可能也读过普劳丁的书。

成吉思汗是世界伟大的征服者之一，他将超凡的勇敢、卓越的军事策略、机智的外交合为一体。他的蒙古游牧部落覆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辽阔疆域，在整个欧亚大陆切了一个巨大的口子，在1206年至1227年间，像一条鞭子席卷俄罗斯、中国、高丽、普鲁士、小亚细亚、东欧。希姆莱和希特勒两人对这位大汗的佩服之处，与其说是他充满个人魅力的领导能力，不如说是他彻底的无情，他对人类生命价值的蔑视，以及他对领袖和亲戚忠诚的部落精神。他们也喜欢这位征服者在粉碎敌人、屠杀敌人的男女和婴幼（假如军事需要或者复仇指令如此），以及掠夺他们的财产时所体现的显而易见的快乐。这与其说是使自己富有和饱食，不如说是证明自己的优越性。征服和战斗使得一个民族变得高贵。元首和他的党卫队首领喜欢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品质是对“歃血为盟”的信念和践行。根据这一践行，共同参与杀人以歃血将罪犯结合起来，并强化了他们残暴的冲动，将他们更紧密地和领袖、和彼此维系在一起。通过他们手上沾的血，杀戮者们也更少地倾向于叛逃到敌人那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可能得到宽容。共谋犯罪成为了在东线纳粹的行为准则，也在对犹太人的灭绝中作为动力原则得到了采纳。

希姆莱相信，因为这位征服者允许与其他劣等的民族群体混合，因而弱化了他的民族的种族纯洁性，成吉思汗的帝国衰亡了。在即将到来的与劣等的斯拉夫民族集团的种族冲突中，纳粹决心只是征服和奴役，而不让被征服者的劣等血液在生物学上弱化德国民族。与斯拉夫群体的对抗将考验德国民族的勇气，并产生出纳粹一直想哺育出的残暴而冷酷的种族。

1939年8月22日，约阿希姆· 冯· 里宾特洛甫飞往莫斯科签署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与此同时，精神愉悦的希特勒决定在伯格霍夫款待武装部队的高级指挥官。之前，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之间进行过坦诚的会晤，但是这次会晤在喧嚣的姿态方面超过了以前所有的会晤，希特勒公开宣泄了他的好战情绪。他谈论了自己的天才，嘲笑他的西方对手是小蠕虫，正如过去几年的诸多事件已经清楚地表明，他们不愿费举手之劳来反对他。他处于政治权威的高度，控制着德国人民绝对而无可争议的信任。德国军事的优势、西方大国的软弱、意大利领袖的支持，所有这一切因素都在决定现在就要发生一场冲突。从军事的意义上来说，希特勒指出无论法国还是英国都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它们也没有各就各位去支持波兰。由于在心理上厌倦战争，它们也不可能首先发动攻击，并且肯定不会借道像比利时、荷兰或者瑞士这样的中立国。另外，德国没有必要害怕两线作战或者经济封锁，因为苏联是它的同盟，将提供需要发动战争或维持后方的原材料。元首说他唯一害怕的事情是“在最后一刻，某个猪猡团伙给我提出了调停的计划”。

将军们被这一好战和歇斯底里的表演惊呆了。他们的情绪没有希特勒所希望的那样乐观。这就是为何午餐后希特勒又给他们进行了鼓劲谈话的原因。他告诉他们只要德国人民在战争的努力面前团结一心，对敌人毫不留情，心怀良知而残酷前行，胜利是不可避免的。他将找一个借口发起战争，无视它是否有说服力。最终，从来没有人问胜利者他是否说了真话。对于战争原因和行为的判断一直依赖于最后的结果——胜利或者失败——而不是正确或者错误。

残酷地行动起来吧，8000万人民必须得到他们的权利……成吉思汗欣然和轻松地结束了数百万妇女儿童的生命……因为在战争中得到的目标不是某条边界，而是在身体上消灭对手。因此，目前在东线我要求我的骷髅部队无情地服从命令，对波兰血统的和说波兰话的妇女儿童的死亡毫无怜悯。波兰不再有波兰人，德国人将在此定居……至于剩下的问题……俄国的命运也就是如此……斯大林死后——他是一个非常令人恶心的人——我们将粉碎苏联。到那时将出现德国人对世界统治的黎明。

一个从头到尾聆听这一煽动性演说的与会者记述，在希特勒阐述完他将毫不怜悯地杀戮波兰血统的和说波兰话的所有男女老幼之后，赫尔曼· 戈林据说跳上了台子，表白了“嗜血的感激和血腥的承诺，继而像一个野蛮人跳起了圆圈舞”注。这些将军们不再采取果敢的行动去阻止发动战争，而是记起笔记，然后立正，把希特勒消灭数百万男女老幼的狂言视为元首夸张的激情可以谅解的过度表达。但是，希特勒所说的一切都成为了现实。仅仅八天后，希特勒为了发动侵略战争找到了“宣传的理由”。1939年8月31日，海德里希命令党卫队保安处的附属部队穿上波兰士兵的军装，“发动了一些边境事件”；其中之一是这些假冒的波兰士兵占领了在格莱维茨的德国广播电台，对着话筒高呼了一些反德国的口号，然后撤出。为了使这次挑衅逼真，党卫队保安处的士兵乱丢了一些身着波兰军服的尸体。这些尸体都是集中营的囚犯，他们都是为了这出戏被注射毒剂而死。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宣布他已经未经宣战对波兰人进行了回击。希特勒现在得到了他一直想要的战争，一场旨在统治地球和消灭犹太人的战争。

注　这就是伯纳德· 吕斯纳的声明，他是内务部的法律专家，被召集来纽伦堡起草反犹太人的举措。

注　有一些记录描述了这次奇异的鼓劲讲话或者血腥仪式——无论人们要怎样称呼它。最可信赖的记录是海军上将卡纳里斯在其《德国外交政策》中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