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的杀戮计划

1977年，新闻记者吉塔· 塞雷尼采访了希特勒的二等高级秘书克丽斯塔· 施罗德，并向她提及鲍曼以前的一个副官海因里希· 海姆曾经告诉塞雷尼，他不相信希特勒知道犹太人的灭绝。根据塞雷尼的说法，施罗德大笑地说：“啊，海姆一生都是个好人。希特勒当然知道！不仅知道，而且都是他的主意，他的命令。”然后施罗德提及一个著名的事件：“我清楚地记得1941年的一天，我想它是初春……我认为我永远不会忘记希姆莱脸上的表情，当时他刚结束一个与希特勒两个人的冗长会议。他一屁股坐在我桌子对面的椅子上，双手掩面，肘部顶着桌子。他说，我的上帝，我该做些什么？后来，很久之后，我们发现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确信，就在那天，希特勒告诉希姆莱犹太人必须被杀戮。”

没有人准确地知道希特勒是何时下达命令灭绝犹太人的。没有发现任何希特勒签名和指示的书面文件，毫无疑问，也没有发现他命令灭绝犹太人的书面文件。这正是他邪恶狡猾的标志：他一直待在阴影里，把所有有关最终解决方案的讨论限制在一伙亲信当中，主要是希姆莱、海因里希、鲍曼以及戈培尔。另外，他还玩起了捉摸不定的用手势猜字的游戏，告诉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这一部分是测试他们的反应，一部分是让他自己具有他所需要的灵活性，以便把自己打扮成正派的德国人民富有个人魅力的领袖，同时又是他的党羽邪恶的天才。在打败法国之后，阿道夫· 希特勒的神化运行得非常之好，在纳粹党员和普通党员眼里，元首的希望就是每个人的要求。鉴于其不稳定的、受到不安全感和深深的不信任诅咒的个性，人们一直不太清楚，在元首的心智或者他黑暗的灵魂上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因为他从来不和任何人分享他作出这一决定的过程。他灭绝犹太人邪恶的深思熟虑发生在他扭曲思想的静默当中，或者发生在和他心智相似的追随者相处的时候。关于这件事人们不知道任何细节性的东西。

另一方面，没有人能够保持长久的秘密，尤其是这一重大事件的黑暗秘密。弗洛伊德曾经漠视对他信念的反对。他相信人或早或晚会开启他们最深层的感情。他认为最隐蔽的东西对有眼有耳的人来说会变成公开的，或者转弯抹角的明显东西。“他与自己的指尖唠叨，背叛会从他的每个毛孔渗透出来。”希特勒可能试图使导致最终解决方案的决策进程成为得到小心翼翼守护的秘密，但是它非理性的犹太恐惧症促使他一而再地、私下或公开地暴露他想对犹太人做的事情。尽管我们只有来自内部人间接的证据，比如施罗德和其他人有关这个独裁者何时和如何作出有关犹太人的决定，但是这里有相当长的文献踪迹可以回溯到1919年，它揭示了希特勒灭绝犹太人的意图。20世纪20年代纯粹的咆哮和夸张变成了1941年致命的现实；现在的问题不是是否去灭绝犹太人，而是如何尽快，并采用什么方法去灭绝犹太人。

正如人们所回忆的，希特勒在1939年1月30日发布了对犹太人的公开威胁，警告他们假如战争一旦爆发，他将把他们灭绝。这不是随便的威胁，或者夸夸其谈的炫耀。希特勒真的相信国际犹太人世界政府的存在，他将所有的所谓犹太人影响的碎片加以扭曲来支持他的成见。例如，就在战争开始不久，希特勒就知道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哈依姆· 魏茨曼写信给英国首相张伯伦，这封信收录在1939年9月8日的《犹太人编年史》，在其中，魏茨曼宣称犹太人将站在英国和民主体制一边战斗。希特勒认为，这个声明不仅是犹太人对德国的宣战，而且是把犹太人作为战犯拘禁的论据，无论何时需要，都可以利用他们作为与他的敌人讨价还价的筹码。他的妄想或者愚蠢十分严重，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以致他真的相信他的敌人依靠或者正在和“国际犹太人”联合占据了强势地位。迟至1942年7月，当犹太人已经在死亡集中营被毒气杀戮的时候，希特勒亲自提起了魏茨曼的信以提醒他晚宴的客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们不要忘记世界犹太人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头号敌人，这次战争是犹太复国主义的议会和它的领导人哈依姆· 魏茨曼宣战后爆发的”。元首继续说，战争结束后，他将威胁毁灭每一座城市，除非它交出它的犹太人，以便他能把他们一并送往马达加斯加或者某个其他地点。这些话不仅证明了希特勒的信念——他发动的战争实际上是世界犹太人强加给他的，而且证明了他狡黠的两面派手段，掩盖实际正在施加在犹太人身上的行为，并给参加晚宴的客人这样一个印象：他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

明显的是，对可能的公共反应的某种担心，连同对保密的热衷，以及也许是与这种残暴保持距离的某种心理需求，都使希特勒除了向信任的亲信希姆莱、海德里希、鲍曼、戈培尔之外，没有向任何人显示出可怕的秘密和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但事实是，自1933年希特勒获得权力以来，他一步一步地成为犹太人身上发生的一切的引导精神。正如他全面协调旨在剥夺犹太人权利、财产和生计的各种努力一样，他现在带头驱动来灭绝他们。他在通向最终目标的决策中所发挥的作用，尽管在细节上不为人完全知晓，但能够通过检查导致进攻俄国的计划进程重建起来。文献的踪迹没有留下任何疑问：希特勒决定采用即将到来的进攻俄国的战役作为杀戮欧洲犹太人的借口。被称为巴巴罗萨行动的计划制定开始于1940年12月，一直持续到1941年6月22日实际的入侵。

希特勒让他自己相信，与苏联的战争将在几个月内结束，腐朽的布尔什维克是一个“泥足巨人”，在它自身腐烂的重量下就会坍塌，同时巨大的领土将为德国人的开发和定居开放。从伏尔加河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欧洲俄国将于亚洲俄国分离，并被德国所控制。与尚未被征服领土的实际征服、控制、行政管理相关联，一个官僚机构养育出来的狂暴就这样形成了。希姆莱已经起草了处置东部异国人口的备忘录；它的政策目标得到了希特勒批准，因此也得到了授权去调动实施它们的技术办法。1941年1月，海德里希开始了与陆军总司令商谈在即将到来的对俄战争中党卫队特别行动队作用的问题，他清楚地表明这些部队的作用从它在波兰的作为中将得到极大的扩展。海德里希也在制定一个短期的、从西方重新安置更多犹太人到东方的计划，尤其是在马达加斯加计划被放弃之后。

1941年1月30日，希特勒公开重复了两年前至今他对犹太人的威胁，并预言即将到来的年月将证明他想要他所说的东西。几天后，希特勒对一些军队的高官们说，他的目标是清除整个轴心国权力控制区域犹太人的影响。根据格哈德· 恩格尔少校的解释，希特勒似乎已经广泛地思考了犹太人问题如何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最初，他说他只想把犹太人赶出德国。但是现在清楚地是：他也必须把他们赶出整个轴心国统治的区域。尽管战争正在加快对犹太人问题的解决，但是它也产生了新的问题。一个类似马达加斯加的计划依然在他的心头，但是他也“以一个不同的方式考虑许多十分不利的事情”。这些不利的事情是些什么并不难以想象。到希特勒这些思考形成的时候，用毒气杀戮精神病人已经进行了一年有余。希姆莱和涉及毒气杀戮的各种技术专家已经进行了几次讨论，探讨在集中营处置犯人的可行性，采用的方法在安乐死计划中正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大规模毒气杀戮流水线方法的构想，明确地萌芽于希姆莱和希特勒的脑海里。尽管希特勒在说他正在考虑不同的、无情的关于计划处置犹太人的事情时可能流露出真相，但是非常可能的是，用毒气杀戮他们是他考虑的无情的事情之一。毕竟毒气对他来说并非不同寻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他遭到了毒气的攻击；正如我们所见，他所体验的心理创伤引发了一些从没有离开过他的启发。有关下毒的议题一直充盈在他过度兴奋的修辞中，并且一成不变地包括犹太人，犹太人代表着所有毒药中最致命的。因此，当涉及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时候，“你只有以毒攻毒”；你必须毒死给德国下毒的人。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写道：“假如人民中的这些希伯来腐败者被毒气攻击”，许多德国人的生命就应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到挽救。

在入侵俄国之前的三个月，希特勒和他的计划者全神贯注于三个主要计划：进攻苏联的军事准备，管理被占领土的民政机构的组建，训练特别行动队消灭苏联土地上的政治和种族的敌人。3月初，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阿尔弗雷德· 约德尔向相关的军事机构发布了总体的指导方针，他在其中说明了希特勒告诉他的有关苏联领土军事管理的事宜。军队被期望保证被占领土的安全，但是也得到命令向希姆莱提供支持。希姆莱被希特勒委以“特殊的任务”，在被占领土进行政治管理。希姆莱被授权封锁这些地区，肃清所有对立面。在这样做的同时，他被赋予了全权行事，不受“政府或者纳粹党最高人物”的干预。3月30日，希特勒对武装部队的高级指挥官演讲，他简要地向他们提及了即将与苏联发生的冲突。非常有趣的是，几天前在南斯拉夫爆发了一场危机，它将在未来的两个月转移德国的军事资源到巴尔干半岛，但是希特勒执着于俄国，他似乎没有对巴尔干半岛迫在眉睫的战役有过多的考虑。

希特勒心里想的事情就是苏联军事和政治的毁灭，正如他告诉将军们的，这将在总体上需要最为残酷的措施来对付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委员和共产主义的领导层。正如我们所见，他向将军们显示的指导方针后来变为臭名昭著的政治委员令，他赋予军队指挥官权力，围捕和杀害被俘获的苏联政治委员，或者把他们转交给党卫队保安处接受“特别待遇”，这是拷打和消灭的委婉语。这些命令得到清晰地计划，使军队陷入了即将来临的对俄国人和犹太人的残暴行为之中。希特勒担心的是，将军们在执行其残酷的命令时可能会产生道德的顾虑。他的担心证明是杞人忧天，因为德国最高统帅部在共产主义的威胁，以及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犹太人联合这两个问题上，基本上和元首的看法是一致的。

纳粹对东部领土民政管理的计划证明是无计划和不现实的。亚历山大· 达林在他的经典著作《德国在俄国的统治：1941—1945》当中对这些准备工作作了精彩的分析。达林正确地指出：德国的政策既不是一致的，也没有有效地得到协调，因为它体现了一场持续的拔河战，它发生在长期不和的集团和纳粹权力群体当中各种人物的联盟之间。这里至少有八个主要的权力焦点：希特勒、马丁· 鲍曼、纳粹党的机构、阿尔弗雷德· 罗森贝格和东部被占领土部、约瑟夫· 戈培尔和宣传部、约阿希姆· 里宾特洛甫和外交部、赫尔曼· 戈林和四年计划、海德里希· 希姆莱和党卫队，还有武装部队。这些权力集团影响最弱的是阿尔弗雷德· 罗森贝格，他是纳粹的种族教授，希特勒基本上把他当作尘封已久的东西拿出来用用，因为他对苏联具有所谓的专门知识。1941年4月20日，罗森贝格被委任为东部被占领土行政长官，但他很快就证明自己不具备任何领导能力，不能与鲍曼、戈林、戈培尔或者希姆莱这样的人抗衡。在其被委任之前，当希姆莱在一个私人的会议上告诉他在俄国摆在眼前的事情，以及他希望罗森贝格做哪些事情的时候，这位糊里糊涂的哲学家吓坏了，他在其日记里坦言：“今天我没有写下的东西，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尽管奥斯兰总督辖区（波罗的海诸国和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表面上属于他的管辖权内，但是帝国的行政长官对他的命令置若罔闻，拒绝他与各种种族集团，尤其是与乌克兰人共同工作的实用主义办法。他们喜欢，并且希姆莱也坚持主张压迫和灭绝。罗森贝格没有政治斗争的才能，从来没有进入希特勒的内部圈子。像希姆莱一样，他是一个种族乌托邦分子，但是不像希姆莱，他相信消灭是适得其反的。在即将到来的权力斗争中，就是希姆莱拥有了最强的持久权力，以及因此形成的对灭绝进程最大的影响力。

克里斯托弗· 布朗宁正确地指出：假如一个人想要知道希特勒正在想些什么的话，他必须审视希姆莱正在做些什么；并且帝国元首和他的参谋部为了准备入侵俄国，在三个月里正在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组建党卫队杀戮小队，与武装部队达成一致，以便他们可以自由地行动而不受干预。谈判间歇性地进行着，因为海德里希错误地选择了盖世太保首领海因里希· 穆勒代表党卫队一方参加讨论。穆勒是一个生硬的巴伐利亚人，完全缺乏外交的沉着，直到更加文雅的党卫队国外情报处处长瓦尔特· 舍伦贝格接管了谈判，党卫队和国防军之间才达成令人满意的一致意见。

同时，海德里希加紧组建特别行动队的任务，这支部队伴随着德国军队进入俄国，在作战部队的后面执行“安全举措”。这支杀戮者部队的主要人员于1941年5月在位于莱比锡东北部的普雷奇边防警察学校组建起来。四支主要的特别行动队被建立起来，它们由在全德国招募的大约3000人组成。对应计划侵入俄国的四支集团部队，这些特别行动队被标以A、B、C、D。A特别行动队由党卫队旅队长瓦尔特· 施塔勒克领导，它跟随着北方集团军穿过波罗的海诸国抵达列宁格勒；B特别行动队由刑事警察处处长阿图尔· 奈比领导，附属在中央集团军在波罗的海和乌克兰之间行动；C特别行动队由党卫队旅队长奥托· 拉施领导，在西部地区（利沃夫、罗夫诺、日托米尔、基辅、库尔斯克、波尔塔瓦、哈尔科夫）行动；D特别行动队由保安和国内情报处处长奥托· 奥伦多夫领导，它跟随着比萨拉比亚和克里米亚地区（尼古拉耶夫、敖德萨、塔甘罗格、罗斯托夫、克拉斯诺达尔）的第11军。这些部队的领导人，以及它们所分出的特别小组和独立分遣队的指挥官，都是由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所组成，他们在专业上和意识形态上都服从残忍的任务。特别行动队的四个领导人中的三个（施塔勒克、拉施、奥伦多夫）都拥有博士学位。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刑事警察处处长奈比直到知道这一刺激性的任务实际上意味着杀戮男人、女人、孩子之前，一直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志愿者。后来奈比提出调职，走向了对立面，在战争快要结束之前被判处死刑。

施塔勒克博士是符腾堡警察的主管，很快在党卫队保安处得到提拔，在维也纳、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挪威，他得到了各种重要的职位，并且在柏林担任了部长秘书。奥托· 拉施博士拥有两个博士学位，是威登堡的前任市长，马丁· 路德在这座城市发动了新教改革。奥托· 奥伦多夫博士是一个经济学家和法律学者。他们三人都是真正的信仰者和疯狂的犹太恐惧症患者。其他的特别行动队的领导人也是如此，有来自学者、行政官员、律师的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和一级突击队大队长，甚至他们当中还有歌剧演唱者瓦尔德马尔· 克林格霍费尔。对A特别行动队的分析显示它的领导层由动机高度明确的年轻人组成，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在四十岁以下，来自中产阶级的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服务于自由军团或者各种各样的准军事集团，在1933年之前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失业，通常都拒绝宗教信仰而支持纳粹意识形态。

大多数这些招募人员必须从第三帝国的治安警察、普通的地方警察中抽选。当党卫队保安警察部队、党卫队保安处、普通的治安警察部队可用的人力资源库在消灭数百万受害者上已经显示人力匮乏的时候，希姆莱就用后备的警察部队，以及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乌克兰的外国部队来扩充最初的人力资源库。这些杀戮者部队、官员和招募的人员是否代表着普通德国人很好的杂交样本，近些年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辩论，在下面的部分我还要进行讨论。还有一个问题也将如此讨论，那就是，为什么这些人如此服从和有效地进行杀戮。

关于给特别行动队的指挥官和他们手下的主要官员下达的指示依然存在着大量的争议。他们被告知在俄国做些什么呢？在什么地方他们得到了简要的命令？这些命令由谁下达的呢？留存下来的唯一书面文件是1941年7月2日海德里希发布的给四个特别行动队队长的指令，它清楚地说明了谁应该被处决，包括共产主义的政治委员、党的官员，“服务于党或者国家的犹太人”，以及其他极端主义分子。这个文件没有说到消灭所有的犹太人，只是提及“服务于党或者国家的犹太人”。但是，在入侵开始之前，可以得到的证据表明，特别行动队的领导人得到了几个口头命令，这些命令使他们十分清楚：所有在苏联的犹太人都应该被消灭。奥伦多夫在纽伦堡作证：在入侵前几天，帝国中央保安总局人事处处长布鲁诺· 施特雷肯巴赫通知特别行动队领导人，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已经派他传达命令，所有在苏联的犹太人应该被消灭。在奥伦多夫作证的时候（1946年和1948年），施特雷肯巴赫据说已经死在俄国，但是后来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现了，并很快否认传达或发布这样一个命令。其他的犯罪者，包括瓦尔特· 布卢默博士和卡尔· 雅格坚持认为，他们听到海德里希准确无误地发布了残忍的命令。例如，6月17日，海德里希邀请特别行动队的领导人前往他在柏林的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的总部，他给他们下达了简短的命令：东欧的犹太人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知识分子储备库，元首决定把它摧毁。

后来回忆起他们入侵前得到指示的犯罪者，都宣称他们收到了消灭俄国犹太人的简要命令。他们也记得海德里希要求他们向元首发誓，这使他们毫不怀疑他们将要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完全服从元首的期望。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即使特别行动队的领导人没有得到专门的命令去射杀每一个犹太人——男人、女人或者孩子——他们也感到得到了如此广泛的授权，他们能够以他们喜欢的方式消灭犹太人，越是极端和不人道越好。

这确实是入侵俄国之前纳粹领导层共同的心态。在纳粹权力精英的所有层面上，杀戮的氛围已经成熟。元首在公开场合的声明中和政策会议上都定下了基调，它通过纳粹体系产生了连锁反应。在耶路撒冷，艾希曼提供了杀戮是如何发生的洞见：

只要希特勒一发表演讲——并且他一成不变地触及犹太人问题——所有的纳粹党或政府部门都会感到去做某件事情正在迫近它们。接着，希姆莱给安全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处的首领海德里希传达命令，海德里希把命令传达给穆勒，然后命令到了我这里。

艾希曼在这里所描述的是犹太人毁灭过程穿过纳粹命令链的笔直路线。它开始于希特勒，然后下达到希姆莱那里，然后下达到海德里希的帝国中央保安总局，然后下达了总局四处（盖世太保的穆勒那里），然后下达到四处B科（艾希曼和犹太事务科），最终下达到特别行动队和集中营的骷髅部队那里。从这一毁灭过程的中心——在那里作出了计划和决策——出发，与所有类别的机构联系很快就建立起来了。这些机构的专业特长对于大规模杀戮的实际运作是十分关键的。希姆莱和艾希曼两人都热切地在大日耳曼帝国到处穿梭，确保犹太人得到正确地围捕、驱逐，放置在强迫集中居住区，最终被运往死亡集中营。例如，在入侵俄国之前，希姆莱对技术专家谈论到“焚化厂消灭虱子的部队”，以及将焚化厂变为毒气室和人类垃圾处置工场的可行性。希姆莱来到一个名叫奥斯威辛的地方，以前波兰的一个炮兵营驻扎在这里，现在变为了更大的集中营。希姆莱告诉德国的指挥官鲁道夫· 霍斯，新的设施将具有多重使用目的，可以作为集中营，也可以作为大型的工场用于合成油和橡胶的生产。希姆莱还建立了与卡尔· 克劳贝格的联系。他是一个妇科医生，一直试验一种新的生育方法，但是近来把他的研究聚焦于新的绝育方法。这位教授是一个丑陋的、心态失衡的“疯子科学家”，这可能使他给希姆莱留下了好的印象，希姆莱后来在奥斯威辛给了他一栋楼，使他能够在人类豚鼠身上做试验。

通过仔细注意希特勒花言巧语的性质，以及追踪希姆莱入侵俄国数月前所忙碌的事情，一个人不可避免得到一种强烈的印象：大规模杀戮正在酝酿之中。甚至那些间接地或者仅仅在外围涉入犹太事务的人都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一些新的、剧烈的事情将要发生。事实上，一些机构已经敏锐地预料到很快就要发生的对犹太人问题的解决。反复出现在纳粹官员书信中的句子是“根据犹太人问题毫无疑问、即将出现的最终解决方案”。这个句子被用于取消犹太人移民任何进一步的许可，并且让德国官员警觉到另一个，也就是最终解决方案就在眼前了。

在纳粹意识形态的框架中，“最终”这个词可能只意味着死亡。换句话说，当它涉及犹太人的时候，总体的解决方案，即一劳永逸地关照一件事情，是在逻辑上排除出任何尚未达到消灭规格的东西。当然，出于隐瞒的目的，希特勒和其他的纳粹领导人一直到最后都采用委婉的词汇，但是泄露从他们每个毛孔中渗透出来。例如，在1941年3月17日，希特勒向汉斯· 弗兰克保证：总督政府将成为第一个清除犹太人的地区，附带说一句，希特勒也给其他纳粹地方长官作了这个保证，他们相互之间展开激烈竞争去清除自己管辖区域的所有犹太人。正如里夏德· 布雷特曼所指出的，这是一个特别有趣的承诺，因为它涉及前波兰，大多数犹太人被集中在那里。布雷特曼问道，如何才能把所有的欧洲犹太人驱逐到波兰，同时清除波兰所有的犹太人呢？唯一可能的答案是在波兰灭绝他们。当然，有人可能拒绝这样的解释正如一些历史学家已经做的，认为希特勒视俄国为犹太人的定居点，因此把犹太人往东驱逐到西伯利亚就把波兰犹太人清理掉了。确实，“疏散到东部”是一堆委婉语当中的一句，其他还有“清洗”“特别对待”。根据我的观点，把所有犹太人驱逐到西伯利亚的言论只是掩饰的行为。希特勒完全不可能采纳这一计划，因为它没有达到他所寻求的“最终”解决方案。这一解决反感不是给犹太人自己的土地，而是消灭他们。根据希特勒的观点，假如对俄国的征服没有提供他所需要的条件，从而在军事上取得对其政治敌人的胜利，在生物学上取得对他种族敌人的胜利，那么，这一征服是一场失败。总之，他相信不存在对犹太问题领土上的解决，只有生物学上的解决。

在他的军队开进俄国之前，希特勒给出了准确无误的信号：他要把所有犹太人尽可能地消灭，但是无论他还是希姆莱都没有制定出一个一致的办法，可以把数百万在他们控制下的犹太人灭绝。一个人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当希特勒的杀人部队在俄国堆积起犹太人尸体的群山时，希特勒已经跨上了不归路，因为这确实是“最终”解决的正确之路。所有其他的方式——驱逐、强迫集中居住、剥夺财产、移民——都是失败的、延误不可避免事态的即兴之举。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起始于对俄国犹太人的集体枪决，并且逐步增强到对所有德国人控制的犹太人进行大规模杀戮。谈论最终解决方案“不断增强的极端化”，是一个语言学的陷阱。一旦作出消灭所有犹太人的决定——可能是在1941年的暮春和夏季，那么除了在毁灭的方法和技巧上，就不可能存在进一步的极端化。何时希特勒下达了最终的书面或者口头的命令？对这一问题不可能给予明确的回答。但是，可以结论性地明确指出：德国人带着杀戮之心入侵了俄国，并立刻实施了暴行，和他们的领导层一道分享了末日的情绪。在希特勒、纳粹精英和战场的杀手之间很快建立了鲜血凝成的铜墙铁壁。领导层灭绝性的犹太恐惧症，经常以全面彻底的宣言或者政策体现出来，它和官僚机器对这些意图的解释和实施相互作用。在这一作用中，针对犹太人的战争得到了进化。到1941年夏季，支持灭绝的所有方面汇聚成一场决定性的质变。终于踏上了不归路。

国家授权的杀戮：大规模的枪决和毒气杀人

1941年6月22日，德国人采用人类战争中最可怕的武装力量对苏联发起进攻：153个师（超过300万人）、60万辆机动车辆、3580辆坦克、7184门火炮、2740架飞机。德国军队得到了12个罗马尼亚师、18个芬兰师、3个匈牙利师、两个半斯洛伐克师，后来还有3个意大利师和1个西班牙“蓝师”的支持。这一庞大的力量在十分秘密的情况下聚集起来。当7000多门火炮的火舌在6月22日凌晨点亮天空，雨点一般的火力和毁灭性的打击落在人员配备不齐、完全没有准备的俄国防线上的时候，俄国人在惊慌失措中逃窜。

希特勒对苏联的偷袭是他过去闪击战役更大规模的重演。纳粹空军迅速而令人吃惊的攻击，导致超过4000架俄国飞机令人目瞪口呆的损失，这些飞机多数都停在地面。之后，装甲纵队用钳形包围切割了苏联的军队。三个主要的陆军集团军在四个独立坦克部队的支持下，集中于三个战略性的苏联权力中心：北部的列宁格勒、中部的莫斯科、南部的乌克兰。德国的目标是给苏联的政治体制毁灭性的打击。最终的目标是奴役劣等的斯拉夫民族，灭绝种族的劣等人类，将俄国变成德国新的边疆。

进攻俄国的巴巴罗萨计划的头三个月，似乎证实了希勒特所有乐观主义的预言。在7月初，北方集团军抵达了波罗的海的里加，一个月后，中央集团军占领了白俄罗斯和斯摩棱斯克，这样距离莫斯科只有200英里；最后，在南方，德国占领了乌克兰首都基辅，获得了66.5万战俘和大量的资源。

回过头看，我们现在知道这些都是非决定性的胜利，因为希特勒的战役在策略上是有缺陷的，在战略上是弄巧成拙的。它是建立在俄国虚弱的假定和对德国力量过高的评价之上的。希特勒和他的军事主管把他们的决策建立在错误的智力、对俄国人劣等的偏见，以及对苏联政府和武装部队无效性的反共产主义一厢情愿想法的基础之上。德国人对劣等的俄国军事运作的看法来自俄国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糟糕的表现、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对俄国军官团的清洗、1939—1940年冬季俄国对芬兰毫无光彩的战役，以及在1941年夏季苏联人没有能力反抗德国人最初的猛烈进攻。另一方面，俄国人的策略是撤回到广大的内地之中，用空间和人力换取时间，让入侵者感到疲惫不堪，同时展开激烈的保卫战。由于德国人缺乏战略上的协调，加上也没有能力在三条战线获取决定性的战争胜利，他们是典型的帝国式扩张的典范。到1941年秋季，希特勒一再地转换他的目标，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一千英里的前线过度延伸自己的战线，没有对任何一个单一的部分实现突破。由于在那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希特勒被拖入到漫长的消耗战当中，这使得闪击战术变得过时，并且一个军队接着一个军队在战斗中和越来越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环境中遭到损耗。注

所有的眼睛都盯着德国军队壮观的推进，几乎没有外国观察家和消息闭塞的德国人意识到在挺进中的国防军身后地区正在发生的事情。两项宏大的计划正在迅速地执行：野心勃勃的占领方案被组合起来；被占领土和它的民众受到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迫害、奴役和灭绝。在军事胜利平稳推进的日子里，德国的野心膨胀成宏大的幻觉。欧洲地区的俄国被分为四个帝国军需辖区：奥斯兰、乌克兰、莫斯科、高加索。但是由于军事环境，四个当中只有两个被建立起来。奥斯兰军需辖区由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大区领袖欣里希· 洛斯管理，这个地区包括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及白俄罗斯。鉴于这一辖区广袤的地理范围，这个地区也被分为四个军需辖区，每个都根据其主要领土命名：立陶宛被阿德里亚· 冯· 兰泰恩博士控制，拉脱维亚被奥托· 德雷克斯勒博士控制，爱沙尼亚被党卫队二级总队长奥托· 西吉斯蒙德· 冯· 利茨曼控制，白俄罗斯被威廉· 库贝控制。正如事实所证明的，这些地区最缺乏管理的是白俄罗斯，库贝在那里不断地和有权势的纳粹官员争斗，并使自己十分遭人憎恨。假如俄国的游击队没有在他的床下放置炸弹将他炸死的话，纳粹也会把他撤职或者处决。乌克兰也被分为几个军需辖区，并被期望成为大日耳曼帝国（正如纳粹宣传现在所指的日耳曼帝国）的面包篮子。作为被占东部领土的帝国行政长官，罗森贝格推进与乌克兰人结成联盟，但他遭到希特勒、希姆莱和乌克兰民政长官埃里希· 科赫的否决。科赫毫无争议是纳粹委任负责这一地区最贪婪和无能的管理者，“极端愚蠢”和残暴。他对民众的残暴和剥削使他疏离了乌克兰人。乌克兰人对俄国人的敌意使他们可能成为德国人的盟友。这一政策引发了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在颁发为苏联作出杰出贡献的奖章时，斯大林感到遗憾，最应该得到它的科赫没有亲自出现在获奖的位置上。”

总体来说，德国对俄国的统治几乎普遍是糟糕的、欠考虑的。尽管德国人被民众作为解放者受到感激，尤其是乌克兰人，但是他们对民众残暴的对待无疑引发了猛烈的反应，包括游击队的行动和恐怖主义的报复。由于拒绝招募被鄙视的斯拉夫人参加打击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战斗，固执地拒绝武装他们，德国人剥夺了对于自身来说重要的、完全可能造成成败之别的支持。进一步而言，饿死战犯或者无情地让他们工作致死除了是犯罪和不道德之外，没有任何用处。注当希特勒让希姆莱成为他在俄国的执行官，并委派他双重任务——在被占领土安置民族上的德国人和奴役劣等的斯拉夫——的时候，德国毫无疑问失去了这场战争。希姆莱无情地推进着他的任务，无视道德、军事，甚至经济的考量，以致德国人遭到了俄国人的痛恨，并且在1942年战争趋势发生转向时从俄国人那里得到了同样的待遇。

当德国人在俄国发动他们另一项宏伟的计划时，更为可怕的一些事件开始了，这就是消灭犹太人。它起始于入侵苏联的第一天。跟随着国防军的铁蹄，希姆莱的特别行动队系统性地围捕共产主义的官员、犹太人、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危险分子”，将他们成群地关进临时集中营，拷打他们，或者当场枪毙他们。德国军队推进的速度非常快，以致数以万计的犹太人跟不上它的速度，他们发现陷入战线的后面，在那里他们不仅遭到德国人，还有当地立陶宛人、乌克兰人的围捕、拷打和杀戮，他们被德国的公告和小册子所煽动，发起了对犹太人的屠杀。根据马丁· 吉尔伯特的观点，“入侵俄国给德国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遥远的地区、挺进部队的掩护、遥远的路程、地方的合作者、强化的毁灭意志。”这一“毁灭意志”特别强烈，因为它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意识形态的—种族的仇恨之上，得到最高行政机构的官方支持，并且由希姆莱种族卫士以文明行为沦丧的方式执行得更加轻易。特别行动队的人员开始越来越符合尼采金发猛兽的形象：

他们在相互交往中显示出非常足智多谋、自我控制、敏锐、忠诚、骄傲和友谊。一旦他们外出，来到陌生的地方，遇到陌生的人，他们就是出笼的猛兽。他们尽情地品尝着脱离所有社会约束的自由，在迷失中补偿和平社会的封闭所造成的紧张，回归到猛兽无知的意识当中，犹如获胜的野兽，也许从令人恶心的杀戮、纵火、强奸、拷打中显露出来，灵魂高度欢愉而平静，好像这只是一个学生的恶作剧。

在1941年6月22日到年末期间，特别行动队继续着血腥的狂暴行动，无论在哪里发现犹太人都将其捕获。当单个部队和他们的指挥官被杀人的疯狂所控制，随心所欲杀戮的时候，只准射杀特定目标集团的指令很快就失效了。例如入侵之后的几天，309警察营的魏斯少校在比亚韦斯托克发起了大规模的杀戮，因为他正确地解读了希特勒的希望，即所有犹太人，无论年龄或者性别，都应该被消灭干净。他的下属把城市梳理了一遍寻找犹太人，然后变得疯狂起来，到处殴打、羞辱，随心所欲地杀戮。这个城市的犹太人领袖来到第221保安师总部，跪在普夫鲁格贝尔将军的脚下，恳求军队的保护。这时，309警察营的一个士兵在将军背过脸时，解开裤子向犹太人代表撒尿。对犹太人的猛烈攻击在持续进行当中。

在所有被占地区，从波罗的海诸省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特别行动队以难以想象的规模进行了大规模的射杀。典型的是，杀手们在城镇和村庄围捕犹太人，然后把他们赶到城镇外，在壕沟或者反坦克的战壕边把他们枪杀，并在那里把他们掩埋。在多数情况下，犹太人必须在他们被枪杀前挖好他们的坟墓。

被判罪的人不仅被卡车带来，也步行成群结队70到80人一组前往，一路上遭受无情的殴打。20到25人一组被射杀的人被带到离执行处50公尺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受到看管，直到接受枪决。他们在坟墓边上脱光衣服……一丝不挂后，他们被赶往坟墓，强迫脸朝地面躺下。德国人用步枪和自动手枪向他们射击。就这样，一组接着一组被赶着在已经被枪杀的尸体堆上脸朝下躺着。

在各种独立分遣队的领导人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他们重复着最高的枪决数字。一些分遣队员骄傲地报告他们的地区已经没有犹太人：

我现在能够宣称，解决立陶宛犹太人问题的目标已经被第三特别行动队实现了。除了工作的犹太人和他们的家属，已经没有更多的犹太人存在……我想干掉这些工作的犹太人和他们的家属，但是这会和市政管理和国防军发生冲突，并促成射杀这些犹太人和他们家属的禁令。

这个报告来自在立陶宛行动的第三独立分遣队的首领卡尔· 雅格。在1941年7月至10月末期间，他的属下在立陶宛和白俄罗斯一共杀害了13.3346万人。雅格的部队还是第一个射杀妇女、婴儿和儿童的部队。尽管军队偶尔对反犹太人的暴行发出微弱的声音，但是特别行动队的指挥官经常因为军队的合作而赞美它。一个报告宣称：“从第一天开始，特别行动队已经成功地和国防军的各个部门建立了完美的共识。”一个报告甚至宣称，种族灭绝的杀手和正规军之间已经熔铸起的关系非常诚挚，几乎具有感情纽带的性质。由于发展得过火，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东部军队由于它所发动的野蛮战斗变得愈发残酷。军官和士兵从战斗的一开始就和种族灭绝的杀手们纠缠在一起。尽管一些军官因为所见所闻在道德上感到极度愤怒，并警告他们的下属远离这些杀戮，但是大多数人很快就与这些残暴行为撇清了干系，或者认为这些大屠杀是合理的，接受了这一党的路线，即这些杀戮是对游击队袭击德国军队必要的报复。因为反游击队的战斗使官方认同了对非战斗人员的屠杀，游击队员、市民、犹太人的界限很快就模糊了。

入侵俄国的军队，它包括构成作战部队不可或缺部分的特别行动队，是一支纳粹化的部队，它视自己在发起一场种族的也是军事的战争。希特勒说，当他发起对俄国的攻击时，全世界都将屏住呼吸，这一点他是正确的；当希特勒在入侵之前承认他正在踢开一扇通往黑暗空间的大门的时候，他也是正确的。元首所想象的东西，他的军队都体验了。军队推进到陌生的、不妨说是另一个星球的原野，它们遭遇到了完全不同于自己熟悉的西方的环境。广袤的领土、令人讨厌的天气、巨大的文化差异，引发出一个疏离和敌意世界的感觉。纳粹的士兵为巨大的胜利和意识形态的盲目而激动，自信很快就会赢得战争的终局。当胜利变得越来越渺茫，伤亡在不断增加的时候，1941年充满着末日期待的氛围变得越来越歇斯底里，清除尽可能多的所谓劣等人的集体决心也变得同样如此。

换句话说，东部军队与纳粹领导层共享了意识形态的世界图景，包括对德国种族优越性的信仰，对同质的民族共同体的奉献，对元首的服从，对东方生存空间的征服。绝大部分指挥官和士兵把共产主义和犹太人相等同，这个等同证明把两者一并消灭是合理的。南方集团军司令陆军元帅瓦尔特· 冯· 赖歇瑙特别坚持地提醒他的部队：对俄战役的目标是清除“犹太人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体制，因此“士兵必须充分理解对待劣等犹太人所需要的严厉但也是正义的赎罪的必要性”。赖歇瑙是希特勒无条件的追随者，但是他的观点被许多将军所分享，甚至那些后来策划反对元首的人。例如卡尔· 海因里希· 斯图尔普纳格尔将军参加了1944年对希特勒的军事反抗，但是作为驻扎俄国的第19军团司令，他发布了许多犹太恐惧症的指令。1941年8月17日，斯图尔普纳格尔给陆军宣传部写信，需要更深入的反犹宣传来给部队启蒙。

部队没有必要对犹太人的罪恶进行启蒙了，它们已经对此深信不疑。另外，它们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支持杀戮部队，自愿加入行刑小组，在大规模射杀中抛头露面，给恐怖的场面拍照。因为大规模行刑是一件普通的事情，因此德国士兵经常观看这些残暴的行为，并且把新闻用书信和照片带回家。一位英国的审讯官后来推论，其实许多人都知道对市民、犹太人、俘虏的残暴行为，在数以百计的德国战俘的皮夹里发现的照片证实了这一点。这些照片有一个循环的模式，先是母亲、妻子或情人的照片，然后是淫秽照片，然后是鞭打、上吊，或者大规模行刑的照片。因此，对犹太人残暴行为的观察和参与，除了杀戮部队自身，还涉及相当规模的人。当地人当中的反犹太分子受到专门的鼓动去发起大屠杀，并且让尽可能多的人卷入其中。在许多城镇，当地人渴望参与对无助的犹太人的大屠杀，正如他们在立陶宛的考纳斯所做的那样。在那里，当地的恶棍在快乐的人群面前用铁锹把犹太人殴打致死，母亲抱着孩子在一旁欣赏着这一景观，士兵在周围转悠，像看一场足球比赛那样看着这一逗趣的场面。对于特别行动队的队员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场景。犹如他们的领导人所报告的：“难以想象我们的手段给当地人所带来的快乐、感激、高兴……我们经常不得不用严厉的言辞来冷却妇女、儿童、男人们的激情，他们眼含热泪试图亲吻我们的手脚。”这样的行为无疑给种族杀戮者们壮了胆。他们毫无怜悯和良心，或者从不考虑到有所顾虑的旁观者，追逐着他们的猎物。德国工程师赫尔曼· 弗里德里希· 格雷贝报告了这样大规模杀戮最令人震惊的一次描述。他和他的领班偶然发现了对犹太男女、孩子的一场可怕的大规模处决。

莫尼克斯和我径直向深坑走去。没有人阻止我们。这时我能听到从一个土堆后面传来的步枪急促的射击声。从卡车上跳下来的人——所有年龄都有的男女和儿童——按照一个手持马鞭或狗鞭的党卫队员的命令脱光了衣服。他们必须把他们的衣服放到一个固定的地方……我看见大约有800到1000双鞋子的鞋堆。还有几大堆内衣和外套。没有尖叫和哭泣，这些裸体的人一家一家地围成圈子，相互亲吻，互说永别，等待最后的时刻……我没有听见抱怨和怜悯的乞求……一位头发花白的妇女抱着一岁大的婴儿，给他唱歌和逗乐。孩子高兴地发出咕咕的声音。一对夫妇含着眼泪在一旁看着。父亲握着大约十岁男孩的手，对他轻声说话；男孩忍着眼泪。父亲一手指着天空，一手摸着他的头，似乎向他解释着什么。这时，站在深坑边上的党卫队员向他的同伙喊了一句什么。后者清点了二十余人，让他们走到土堆后面去。这些人当中就有我刚才提及的这一家人。我清楚地记得一个苗条的黑发女孩，当她靠近我的时候指了指自己说是“23”。我绕土堆走了一圈，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巨大的坟墓。人们紧紧地相互楔入，一层层在顶部叠加，以致只能看到他们的头部。几乎所有人的肩膀上都流着头部淌下来的血。一些被射杀的人依然在蠕动……我在寻找射击的人。他是一个党卫队队员，坐在深坑狭窄尽头的末端，脚悬在深坑上。他把一支冲锋枪放在膝盖上，正抽着香烟。完全赤裸的人走下深坑……他们爬到躺着的人的头上……然后我听到一连串枪声。我朝深坑里望去，看见身体正在抽搐……血液从他们的脖子上流了下来。

只有最残酷成性或者铁石心肠的行刑者才能一直忍受这样恐怖的场面。无疑，一些党卫队人士为了享受杀戮犹太人的乐趣，许多这样嗜血事件都被记录了下来。指挥528步兵团的罗斯勒少校偶然碰上了日托米尔附近的大规模行刑，他被行刑深坑的情景惊呆了。深坑里的尸体依然在抽搐。他命令一个警察杀死一个白胡子老人，他的左手抓住一支手杖，依然在极度痛苦中抽搐。这个警察笑着说：“我已经对他肚子开了七枪了，他现在能够自己去死了。”在一个镇子上，犹太人都藏匿起来了。当党卫队全面梳理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个怀抱着孩子的女人。这个女人拒绝告诉他们犹太人藏在哪里，一个党卫队队员抓起孩子的腿，将他往一扇门上掼去。另一个党卫队队员回忆道：“我不会忘记像摩托车爆胎一样的声音。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个声音。”在里加，一个党卫队队员看见两个犹太人扛着一根原木，他射杀了一个说：“这样的工作一个就足够了。”犹太人经常是作为体育运动或者娱乐活动而被射杀。一些党卫队队员相信犹太人是练习枪法的活靶子。

大规模射杀在基辅郊区的巴比雅达到了顶峰，3.3771万犹太人在1941年9月末遭到杀戮。之后，特别行动队队员身心俱竭。一些人在酒精中寻求逃避，一些人患上疾病，一些人自杀。8月，希姆莱在明斯克目睹了大屠杀。他的参谋长卡尔· 沃尔夫后来回忆道：当一股脑浆喷到他脖子上，让他呕吐的时候，党卫队最高领袖两膝发软，他的脸几乎变成绿色。希姆莱的宠臣埃里希· 冯· 戴姆· 巴赫—扎勒维斯基乘机利用了希姆莱短暂的虚弱求情，当然不是为受害者，而是为行刑者：“瞧这些突击队员的眼睛，它们一直在战栗！这些人的余生是完蛋了。我们在这里正训练什么样人？不是精神病就是野蛮人。”几个月后，巴赫—扎勒维斯基自己精神崩溃，脑子里全是被害的犹太人的幻象，这让他经常在夜里无法控制地尖叫。当医生询问为何巴赫—扎勒维斯基如此害怕的时候，他告诉了医生有关消灭整个犹太民族的事情。尽管十分挂念巴赫—扎勒维斯基的健康，但希姆莱拒绝了他停止种族灭绝的请求，坦率地告诉他不要再管这件事情，不要干预元首的命令。

确实，元首对特别行动队在肃清犹太人上有多大进展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在入侵俄国仅仅一个月，盖世太保的海因里希· 穆勒就密电指令特别行动队的指挥官：“元首一直想知道这里的特别行动队的工作情况。”根据这些报告和希姆莱对杀戮场的亲自观察，希特勒认识到假如要成功地消灭犹太人，有必要使用比现在使用的凌乱射杀更有效的方法。元首周围工于算计的人明确指出：如果采用现有的大规模射杀的方法，大约要花费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彻底根除欧洲1700万犹太人的目标。大规模射杀的方法是令人困窘的公开行为，浪费时间，使行刑者心理上衰弱。总之，必须采用最好的集体杀戮的方法，它不引人注目，更为致命，更有效率，节省成本。就在希姆莱明斯克恶心事件发生后不久，来自安乐死计划的毒气杀人专家现在成为了东部更具挑战性工作的选择。希特勒曾在临近8月底的时候终止了这一计划。

1941年夏季，希姆莱咨询了党卫队医生主管、德国红十字会主席恩斯特· 格拉维茨博士，询问他如何完成大规模地消灭欧洲的犹太人。格拉维茨建议采用毒气室。大约就在同时，维尔特和他的安乐死专家正往卢布林转移，希姆莱在那里命令党卫队二级总队长奥蒂洛· 格罗博科尼克建立一个灭绝营的体系。巧合的是，希姆莱召集了鲁道夫· 霍斯，并告诉他：

元首已经命令犹太人问题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我们党卫队将实施这一命令。东部现存的灭绝中心还不能执行预期的大规模行动。因此，我专门指定奥斯威辛用于这个目的，因为它交通位置很好，也因为这个地方很容易对外隔绝和伪装……你要把这个命令作为绝对的机密，甚至对你的上级。在你和艾希曼谈话之后，你要立刻将预计安装设施的计划告诉我……犹太人是德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必须连根消灭他们。在这场战争期间，每一个落到我们手上的犹太人现在都要被毁灭，没有一个例外。

艾希曼后来在耶路撒冷受审时说：海德里希在入侵俄国两三个月后，也就是1941年8月或9月，告诉了他最终解决方案。海德里希告诉他：“元首认为移民是……元首已经命令身体上的灭绝。”艾希曼宣称海德里希似乎在测试他的反应，在两个词之间停顿了一下，这不是他惯常的风格。海德里希在结束谈话前告诉艾希曼前往卢布林，从格罗博科尼克那里得到灭绝进程的进一步细节。

这样的作战指示，以及清晰的灭绝陈述表明了，纳粹大规模的毁灭机器正在一步步地组装起来。由希特勒、希姆莱、海德里希在整个1941年夏季和秋季作出的陈述已经充满了灭绝的意象，在其中，用寄生虫的术语将犹太人描述成传染性身体和精神疾病的携带者。在7月10日，希特勒把自己描述成政治—生物学的开拓者：“我感到自己像政治学领域的罗伯特· 科赫。他发现了杆菌，开启了医学界的新路。我发现了作为杆菌和社会分解酵母的犹太人。”那时的希特勒依然赞同大规模射杀，告诫他的部队“射杀所有甚至和犹太混血的人”。但是正如把自己和科赫相参照所清晰表明的，他正在开始向生物学的解决方案行进，他命令进行对杀戮全欧洲犹太人最有效办法的可行性研究。在海德里希访问戈林之后，戈林在1941年7月30日给海德里希写了一封信，给予了他一个特别的委任，信中陈述道：“为了总体解决德国行动领域内的犹太人问题，出于组织的、实质的、金融的观点，我在此委任你执行所有必要的准备工作。”当然，在纽伦堡审判中，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所做的一样，戈林轻描淡写了这封信的意义，认为它只是一封日常的行政指令，委派党卫队领导人扩大权力，用移民或者疏散来解决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肯定不是指灭绝。真相是：戈林的指令是建立在“元首指令基础上的”，标志着政府正式开始广泛地介入对犹太人生物的灭绝。它再次证明杀戮者的狡黠，他们不仅彼此牵扯，而且将整个官僚机构的网络都牵扯进来，以致尽可能多的人共同承担了这项罪恶。戈林的指令发动了广泛的跨机构之间的合作，这导致了1942年1月20日万湖会议的召开。

同时，计划一直在进行中，建立灭绝场所，制定毒气杀人所要求的技术细节。1941年9月，奥斯威辛集中营副指挥官卡尔· 弗里奇用名为齐克隆B的杀虫剂杀害了600名苏联战俘和250名其他囚犯。10月25日，服务于罗森贝格领导的东部被占领土部犹太人事务的顾问韦策尔博士，根据罗森贝格的命令草拟了给帝国专员洛斯的一封信，在信中罗森贝格指出，来自元首私人公署的布拉克准备援助一些毒气杀人设备。布拉克答应派遣他的安乐死毒气专家卡尔迈耶博士去里加支持用毒气杀害那些不适合工作的犹太人。同日，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成为元首司令部的客人，他们被告知散布灭绝犹太人的恐怖故事是发动战争非常好的办法。

散布灭绝犹太人的言辞就是纳粹领导层所做的事情。1941年11月8日，希特勒给犹太人贴上了世界上最大的纵火犯的标签，宣称德国在东部的目标就是完成纳粹种族计划的目标。一个星期后，希姆莱对他的瑞典按摩师费利克斯· 科斯滕坦言：对犹太人的毁灭正在计划当中，他要证明即将发生的行为是正义的。这个行为是抗击统治了整个世界，并寻求通过战争和革命推翻每一个政府制度的敌人的自卫手段。当疼痛的肌肉得到放松的时候，希姆莱告诉科斯滕：“只有当最后一个犹太人从这世界上消失的时候，国家的毁灭才能够终止。” 科斯滕对他的客户良心的呼吁只引发了些许道德上的发现。希姆莱说：确实灭绝整个民族是“非德国的”，但是这是为历史的伟大必须付出的代价：“这就是伟大带来的诅咒，它必须跨过死尸去创造新的生活。但是我们创造新的生活，我们必须净化土壤，否则它不可能结果。对我来说，它将是要承受的伟大重担……这是意志和义务古老的悲剧冲突。”这种感伤而且不真诚的胡扯,是希姆莱让自己远离他帮助释放的恐惧的方法。在希姆莱对科斯滕坦言的几天之后，戈培尔在《帝国》杂志上告知德国人民：犹太人是罪恶的，现在正在被消灭。这位宣传部长无论公共场合还是私下场合都特别容易信口雌黄，他简直不能舒缓他犹太恐惧症的偏执。他的日记提供了反犹太人举措的连续记录。这一记录清楚地展示了一个杀戮成性的国家正在扩散的妄想和这一妄想的制度化。戈培尔在《帝国》杂志的文章发表两天之后，也就是11月18日，希姆莱向一群德国记者宣布：“对欧洲犹太人生物学的灭绝已经开始了。”

确实，1941年12月7日的晚上，也是珍珠港事件的那一天，700名犹太人被带到罗兹西北35英里处的偏远波兰小镇彻尔姆。这些囚犯被告知他们将被送往东部工作。相反，在12月8日上午，队列长长的、被改装成毒气卡车的运输箱式货车抵达彻尔姆，这些毒气卡车将废气通过管子传送到厢式货车内。它们一辆接一辆地把犹太人运走，在开往附近森林埋葬地的路上用毒气把他们杀死。所有犹太人，包括男女和儿童，都被毒气杀死。当这幕戏剧上演的时候，日本对珍珠港发动了攻击。正如吉尔伯特· 马丁所指出的那样，这两个事件的关联是，这一天永远声名狼藉，这一天也是最后解决方案开始的一天。另一个更为显著的关联是：希特勒对美国非理性的、军事上弄巧成拙的宣战是一种挑衅的姿态，希特勒据此向罗斯福发起了决斗。他认为罗斯福是世界犹太人的助手。希特勒现在认为自己面对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敌人：美国和苏联，它们之间的联系是犹太人。在12月11日的演讲中，他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观点。他指出，在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世界和犹太布尔什维克世界之间，德国正面对共同的战线。假如他不能击败这可怕的联合，他发誓要灭绝再次阴谋利用国外势力消灭德国的犹太人。这解释了支撑希特勒最庞大罪行实施的紧迫性，并解释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一计划和军事的行动具有同样的优先性。

因为毒气厢式货车只能消灭数量有限的受害者，因此它们从来都被认为是权宜的杀人机器。临近1941年末，一种新的营地——第一个灭绝营——在卢布林附近的贝尔泽克建立，并在1942年春天开始运行。贝尔泽克的建筑师和主要的灭绝者是克里斯蒂安· 维尔特，他先前服务于安乐死计划，是大约100个从安乐死计划转移到波兰灭绝营当中的人员之一。维尔特用柴油发动机将废气抽到死亡室当中。他的第一个毒气室在1942年3月运行，并且每周能处理2万名犹太人。第二个死亡营同月在波兰东部的索比堡开启，第三个稍晚一点在特雷布林卡（华沙东北部75英里）开启，第四个在离卢布林只有一英里的马伊达内克开启。第五个和最恐怖的集中营是在上西里西亚东部的奥斯威辛，也就是波兰以前的奥许维茨。维尔特在贝尔泽克、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管理对犹太人的灭绝，和在卢布林的奥蒂洛· 格罗博科尼克，以及党卫队警察官员协同行动。正如人们所见，在奥斯威辛，一种新的、更为有效的化学药剂齐克隆B得到了采用。

大规模杀戮的持续、新的死亡营的出现、与运输相关的技术问题、犹太人资产的没收、与被要求交出其犹太人的外国的联络，都必然需要一个更为协调的策略服务于最终解决方案。为了这个目的，海德里希在位于万湖漂亮的柏林郊区的一座庄园里召开了一次会议。1942年1月20日，涉及最终解决方案的各种机构的主要代表聚集在一起，讨论杀戮欧洲剩余的犹太人的技术细节。海德里希在非常亲切的气氛中主持了这次会议，由发出邀请函的艾希曼做会议纪要。除了海德里希和艾希曼，其他党卫队的代表有盖世太保主管海因里希· 穆勒；种族和安置办公室的奥托· 霍夫曼博士；总督政府党卫队情报处主管卡尔· 埃伯哈特· 舍恩加特；里加秘密警察指挥官鲁道夫· 兰格博士。代表各种重要政府机构的人是几个国务秘书、部长级主管和纳粹党的官员：来自内务部的威廉· 施塔克卡特博士，他共同起草了纽伦堡种族法；来自总督办公室的约瑟夫· 布赫勒博士；代表戈林四年计划办公室的埃里希· 诺伊曼；来自司法部的罗兰· 弗莱斯勒博士；来自外交部的马丁· 路德博士；来自帝国总理府的弗里德里希· 威廉· 克里岑格博士；来自纳粹党总部的全国领袖格哈德· 克洛普夫博士；代表罗森贝格领导的东部被占领土部的大区领袖阿尔弗雷德· 迈耶博士；帝国行政主管格奥尔格· 莱布兰特博士。十五个参会者中有八个获得德国主要大学的博士头衔。万湖会议的最终纪要是以官僚主义含糊其辞的方式表述出来的，这个体制采取种种方式以掩盖其大规模的屠杀。这一方式充满了委婉词：“向东部遣送”“自然减少数量”“恰当地给予治疗”“最终解决方案”“向后推动”“清洗德国人生存空间的合法方法”，等等。

万湖会议所有的参会者都同意必须对犹太人发起战争，因为他们代表着帝国的一个大的麻烦。海德里希展示了一幅巨大的人口地理图表，列出了在欧洲各国生活的1700多万犹太人。后来就如何围捕这些犹太人，如何剥夺他们的财产，如何将他们运往东部并加以灭绝，进行了生动的讨论。会议纪要是以令人恶心的官僚委婉语表述出来的，没有显示出一点可怕的实际状态。但是根据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证词，万湖会议的参与者是“直截了当地讨论这一问题，使用了和我后来在纪要中完全不同的语言。在会谈期间，他们没有使用任何委婉的语言”。

在万湖构架的整个计划将席卷整个欧洲的犹太人，首先开始于德国和保护国。犹太人遭到围捕，送往东部的“过渡性强迫集中居住区”，然后运往“更远的东部”，这是死亡集中营的委婉语。六十五岁以上或者得到过勋章的老兵没有被杀害，而是囚禁在波希米亚的特莱西恩施塔德“展示性的”强迫集中居住区，像莱奥· 贝克这样著名的犹太人被送往那里。对于一半混血的犹太人并没有达成决策，尤其是对普遍的规则——一等的一半混血的犹太人应该作为完全的犹太人对待，因而加以灭绝——是否应该有所例外没有达成决策。尽管普遍的共识是对这样的犹太人采取绝育措施，以便阻止他们对德国人民进行进一步的污染，但这一决策依然被推延到下一次会议。

万湖会议只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在正式的会议之后，参会人员分成若干团组对技术细节进行了进一步讨论。尽管对采取哪种单一的办法来实现灭绝犹太人的目标——大规模射杀、毒气杀人、通过奴役劳动致死——没有完全形成共识，但每一个人都赞同灭绝欧洲犹太人的普遍政策。这一决定超出了参会者控制：在东欧杀戮的场所，是在这个会议之外作出的。万湖会议的意义不是发起了最终解决方案——在七个月前，它就伴随着对犹太人的射杀开始了——而是德国政府更多的部门（不再是希特勒和党卫队）已经支持最终解决方案，并制订出方案实施通行的程序和方法。在整个德国，对犹太人系统的围捕几乎立即就开始了。这涉及由德国和外国官员所做的广泛的科层体制的共谋。通过卫星国政府或德国人控制的行政机构的工作，德国行政机构没收了犹太人的财产，以及在这些国家的流动资金。起草的立法将犹太人变为没有国家的人，因为这样对于任何国家来说，想要调查过去犹太居民的命运就变得不再可能或者毫不相干。

另外，任何一个已经把犹太人变为没有国家的人的国家就可能对他们的财产提出要求。剥夺犹太人的国籍和没收他们的财产之后，犹太人被允许保留100帝国马克和50千克的个人所有物。在被遣送到东部之前，犹太人还必须移交他们资产的细目表，作为对提供的服务所支付的费用，盖世太保优雅地将它接受下来。

从不顾及恶劣的天气、盟军的轰炸，或者国防军的需要，德国国家铁路的列车现在行动了起来。犹太人像牲畜一样成群地被赶入密封的货车当中，分送到五个东部的灭绝营——奥斯威辛、贝尔泽克、索比堡、特雷布林卡、马伊达内克。到1942年春天，这些灭绝营已经安装了固定的毒气室，它们能够一天灭绝2.5万犹太人。最初的方法是使用柴油发动机中的废气，后来是使用氰酸。它是由名叫“德格施”（Degesch）的一家公司以齐克隆B商品名销售的。这几个字母是德国杀虫剂公司德文的首字母。从武装党卫队卫生部消毒主管库尔特· 格施泰因的证词中，我们深入地了解了这家公司，了解了这种化学药剂在灭绝人类中的使用。格施泰因得到了艾希曼办公室的命令，陪同艾希曼的得力助手罗尔夫· 金特，将氰酸运送到安全的地点，对此他给我们进行了形象的描述。当他们达到秘密地点贝尔泽克的时候，他们看到了在维尔特指导下的一场灭绝行动。在这个特别的行动中，柴油发动机没有点燃，维尔特极度狂怒。不是因为700名被塞进狭小毒气室的男女和孩子不得不忍受2小时40分钟的垂死挣扎（格施泰因有一个记秒表），而是因为这一失误引起造访者面前引起的尴尬。格施泰因对他所见的东西感到极度恐惧，他告诉维尔特他带来的毒气不再有用，必须被掩埋。格施泰因后来说道，为了要见证大规模的屠杀，并且将对犹太人的灭绝告知世界，他没有离开他的位置。这一点后来证实没有成功。

在奥斯威辛，鲁道夫· 霍斯决定使用齐克隆B，他强烈地相信用这种毒气他可以得到超过维尔特使用的柴油方法更好的杀人效率。齐克隆B由蓝色的小球组成，它们可以用一个小筒携带。戴着面具的操作者只需将小球通过一个小洞丢入毒气室，在那里它们就会变成在20到30分钟内杀死人的毒气。奥斯威辛成为了纳粹灭绝系统中最可怕的死亡工厂。

奥斯威辛起初是一个囚禁政治犯的营地，其中大多数是波兰人，但是它很快变为一个劳动营，后来成为了灭绝犹太人、吉卜赛人、“种族上劣等人”的主要地点。到1942年年中，集中营被分为三个地点：1号奥斯威辛是由砖砌成的营房，它是最初的营地；2号奥斯威辛靠近比克瑙，它能容纳20万受害者；3号奥斯威辛是位于莫诺维茨的工业中心。奥斯威辛有自己的足球场、图书馆、摄影暗室、交响乐团、60名医生和300多名护士组成的医疗设施，以及一个巨大的面包店、一个制革厂、一个锡匠店。这里还有30个营房，它们被波兰囚犯昵称为“加拿大”，专门用来储存从囚犯那里获得的掠夺品。这些营房塞满了衣服、鞋子、眼镜、珠宝、手表、丝绸内衣、金制的和钻石的戒指、高档酒水。奥斯威辛是这个世界见到的最大的墓地，正如它的囚犯所称谓的，是“世界的屁眼”。德国人在那里的所作所为似乎是要抹去他们为西方文明所作出的最好贡献。奥斯威辛是一个兽性的城市，在那里，那些曾经一度是文明社会的成员将无助的受害者和自己贬低为人类能够沉沦的最低层次。

无论在奥斯威辛还是贝尔泽克、索比堡、马伊达内克，到达的犹太囚犯遭遇到的是同样的现实。他们一到集中营就被赶下运货车，集中在入口等待“欢迎”，在车上留下了粪便和被践踏的婴儿。一个负责挑选的官员用简单的手势指示每个新来的囚犯排成两列：右边一列被判处劳役，左边一列被判处死刑。老年的男女和孩子通常被立刻处死。那些被作了消灭标记的人被命令脱光衣服，并被告知必须去洗个澡。一些心理学上的各个集中营有所不同的伎俩得到了采用，以掩盖等待这些死刑者的可怕现实。在奥斯威辛，人们被告知把他们的鞋子系在一起，把他们的衣服挂在标号的钩子上，以便洗过澡后可以轻易地找到它们。甚至他们领到了肥皂走进毒气室。女人被剃去所有的头发。专门的突击队员用鞭子、棍棒或枪托，捅戳和驱赶着像一群牲畜的受害者进入毒气室。专门的突击队员包括乌克兰人，甚至犹太帮手，这是一项可怕的工作，它让犹太人服务于执行自己同族人的死刑。霍斯后来写道：我从来不知道

有任何人给那些将被毒死的人任何一点些微暗示：什么在等待着他们？相反，他们竭力欺骗他们……尽管他们可能拒绝相信党卫队队员，但是他们完全相信他们同族的这些人。

但是，甚至这种残忍的欺骗也没有愚弄每一个人，这里出现了极度痛苦的哭喊，以及难以描述的恐怖的悲惨场景。一旦受害者被塞进能塞满800人的毒气室，大门就被封上，毒气通过天花板上的通风口释放出来。

通过大门上的窥视洞可以看到那些站在通风口下的人立刻被杀死……尚未死去的人晃来晃去，开始发出尖叫，挣扎着呼吸。但是，尖叫很快变为死亡前发出的咯咯声，几分钟后一切趋于平静。二十分钟后，没有任何动静可以察觉了。

至少需要半个小时把大堆尸体拉出来，它们“像一根根玄武岩的柱子，笔直地胶着在一起，没有任何空间可以倒下”；腿上布满了排泄物和经血。另一种专门的人员是“牙齿小组队员”，他们很快行动起来，在受害者身上提取填充物。这样有价值的东西被格罗博科尼克搜集起来。用毒气杀害犹太人在莱因哈德· 海德里希遇刺后被称为“莱因哈德行动”，格罗博科尼克是这一行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负责搜集掠夺品（金钱、黄金、钻石、手表等），并且把它们送往德意志帝国银行。帝国银行接下来将这些掠夺品储存起来，尤其是将熔化掉的黄金填充物做成的金条储存在瑞士银行的地下室里。

在提取了黄金填充物之后，尸体被焚化，要么在露天，要么在火葬场。方圆数英里都散发着恶臭。德国的制造商竞争着政府的合同，建造最自动的和有效的焚化炉。最大的合同交给了爱尔福特的I.A.托普夫父子公司。这家公司最终完善了一套设施，它包括地下的毒气室，以及将尸体提升到地面的电梯。假如时间许可的话，大规模杀戮的技术人员毫无疑问可以完善出一套完全自成系统的设施，受害者作为活人进入其中，得到有效和清洁的处理，通过烟囱化作青烟出来。

对于那些没有立刻标记为消灭的人来说，在死亡营的生活是人间地狱。许多幸存者见证了非人的、难以描述的境遇。埃利· 维泽尔、普里莫· 列维、塔德乌什· 波洛夫斯基、维克托· 法兰克尔、让· 阿梅利的描述复杂精致，同时，普通男女讲述了数以百计悲惨的故事。他们的经历不可能被学术的话语再造；他们必须在没有分析的情况下允许为自己代言。

在五个主要的灭绝营里发生的毒气杀人开始于1942年春天，一直持续到1944年秋季。到1944年夏季，东欧的大多数犹太人已经被灭绝，除了那些阻碍希特勒种族灭绝狂热的国家之外，欧洲其他地方的犹太人也是如此。一个这样的国家就是匈牙利，直到1944年10月希特勒废黜了米克洛斯· 霍尔蒂政府，建立了他能够自己控制的傀儡政权，犹太人在那里一直得到保护。希姆莱的侦探立刻来到匈牙利，尽可能围捕他们能够发现的犹太人。艾希曼和他的特工亲自监督这一行动，将这个国家的犹太人用列车送往奥斯威辛。纳粹也三心二意地尝试新的手法：将犹太人送到西方世界，因为纳粹的口是心非和西方的漠不关心，这是一个不幸从未实施的计划。丹麦、挪威、瑞典为拯救它们的犹太人做了许多工作，瑞典派遣拉乌尔· 沃伦贝格作为特使前往匈牙利帮助匈牙利的犹太人移民瑞典；他后来在苏联警察国家的内部消失。沃伦贝格的努力和其他类似的帮助一样，几乎没有对大规模的放逐产生影响。在即将到来的军事失败的阴影下，希姆莱和他杀戮成性的特工加强了他们使欧洲“没有”犹太人的工作。在对毁灭难以满足的胃口的驱使下，这些杀手梳理着先前忽视或者禁止进入的地区和集中营。这样，几千名被拘禁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人在奥斯威辛被毒气杀害。奇迹般地存活下来的莱奥· 贝克偶然在盖世太保的办公室撞见了艾希曼。贝克回忆道：“他明显吃惊地看着我说，贝克先生，你居然还活着？他仔细地审视着我，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然后冷酷地说道，我想你早就死了。贝克回答道，艾希曼先生，你明显在宣布了一个未来发生的事情。”

到1944年11月1日，毒气杀人就停止了，但是杀戮和死亡一直持续到1945年5月解放为止。当纳粹的奴隶帝国从一个又一个军事失败中退缩的时候，患有犹太恐惧症的杀手们用尽所有他们还占有的力量和恶毒，追猎他们控制下的犹太人。这解释了在战争最后六个月内发生的死亡行军。当盟军逼近各种集中营的时候，纳粹耗费了所有的努力阻止犯人落入前进中的盟军手中。许多饥饿的、瘦骨嶙峋的囚犯用铁路疏散到德国内部的集中营，但是同样多的囚犯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被迫行军难以置信的长途，一路被袭击、虐待、射杀。将近6万人被迫从奥斯威辛出发进行死亡行军，2.5万人从斯图特霍夫出发，数千人从克劳斯—罗森、布痕瓦尔德、达豪出发。这些死亡行军没有得到希特勒或希姆莱的命令，而是出自现场指挥官，他们恶毒的犹太恐惧症一直坚持到最后。他们把对纯粹复仇的需要和掩盖罪行的动机结合在一起。这一需要证明比对盟国的仇恨更为强烈。伴随着正在面对他们的失败和惩罚，这些犯罪者尽力掩盖他们罪行的证据，摧毁毒气室，尽可能多地毁灭定罪证据。一个被称为1005分遣队的特别小队由党卫队的保罗· 布罗贝尔领导。这个分遣队被指派重新打开墓穴，把尸体放在浸油的铁轨木枕堆上焚烧，并用专门的机器将骨头碾碎。1943年春季，这个小队出现在俄国，后来转移到波兰，最后是东南欧清除杀人场所。布罗贝尔将挖掘腐烂尸体的任务交给犹太人和当地人。一旦墓穴的挖掘者完成他们可怕的工作，他们就被杀害了。杀戮者们相信他们将笑到最后，世界将永远不会发现或者因为难以置信而拒绝少数幸存者的证词。正如党卫队的看守一直告诉受害者的那样：

无论怎样，这场战争是可能结束的，但是我们已经赢得了对你们的胜利；你们当中没有人将留下来作为见证人，即使有人幸存下来，世界也不会相信他。这里也许会出现历史学家的怀疑、讨论、探索，但是，这里将没有确定的东西，因为我们将把证据和你们一道毁灭。即使某一证据留存下来，即使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幸存下来，但是人们会说你们所描述的事件过于可怕而难以置信。他们会说这些事件是盟国宣传的夸张，他们会相信我们，而不是你们。我们将成为口述历史的人。

使用这些残酷言辞的党卫队武装分子犯了自信期望的错误。这个期望认为，世界不会相信难以置信的东西，或者杀戮者的谎言会得到比幸存者诚实的证词更多的信任。杀戮者们在一个方面是正确的：他们的所作所为无疑是恐怖的，以至于我们很少去谈论他们杀戮了多少人——500万或600万——而是更多地谈论是什么东西促使他们犯下如此难以言表的罪行。另外，历史学家依然在追问自己是什么原因制造了大屠杀，有多少德国人和非德国人实际上知道正在以如此巨大规模犯下的种族灭绝。

犯罪者：普通的德国人？

因为大屠杀需要一个规模巨大的、具有高水平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科层体制，因此从一开始就将遥控的科层体制的杀戮者和现场的或者灭绝营的专业杀戮者区分开来，是一件有用的工作。前者制定计划，并监控种族灭绝；后者射杀犹太人，或者在毒气室里消灭他们。种族灭绝自身可能被疯狂的犹太恐惧症所驱动，但是个体的杀戮者并非必然被统一的、内在一致的犹太恐惧症的参照系所驱动。记得这一点是重要的。这就是为何历史学家正确地把不同类型的犯罪者加以区分的原因所在。这些类型包括：疯狂的犹太恐惧症患者、没有是非的权术者、野心家、墨守成规的人、道德上的懦夫或者施虐狂。但是，可能无疑的是，激发这一犯罪行为自身的知识参照系首先是精神的失常，它是纳粹领导层思想的特性所在；特别是给希特勒的心态提供能量的仇恨。

人们经常在问：是什么类型的人能够犯下如此罪行？在回答这一问题时，焦点必须放在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的相互影响之上，因为杀戮得到了让暴力和毁灭得到美化的死亡文化的支持。同时，对这一事实的认知不应该诱惑我们把一个被许多人误认为是最重要的动机认定为主要的因素，即十足而纯粹的施虐狂是大屠杀的动机。证据表明，只有很小百分比的犯罪者实际上是施虐狂的杀戮者。甚至在冷静而有效地调度数以千计的受害者的纳粹医生当中，从临床的意义上来说也很少是施虐狂。正如奥斯威辛一位幸存的医生埃拉· 林根斯—莱纳所认为的那样：“这里几乎没有施虐狂。在临床的意义上来看，不到5％或10％是病态的罪犯。其余的人都是完全正常的人，他们知道对错的差别所在。他们都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大多数集中营的指挥官以及他们的同事也是这样的，他们几乎没有处于施虐的动机从事杀戮，在他们监督的恐怖之屋之外过着“正常的”生活。注真相是：集中营的看守和他们的同事经常是从社会的渣滓中招募的，因此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说，人们总是期待有相当数量的施虐狂的精神病患者在这样的背景下显露出来。这些男女构成了尤金· 科贡所称的纳粹体制的“消极精英”。但是，在这些消极精英当中，施虐狂的数量不会超过10％。在许多施虐狂堕落的案例里，区分用取乐堕落和用“减轻罪感”堕落并非总是可能的。前者是对残酷纯粹的快乐，后者是逃避罪恶的工具。

假如施虐狂在种族灭绝中发挥着微小的作用，焦点就必须转变到德国社会更大的文化模式上，它们提供了动机和制度机制，使国家授权的对数百万人的杀戮成为可能。犯罪者直接或间接地杀戮，因为他们信仰暴力的犹太恐惧症的共同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为他们创造了条件，把犹太人设想为德国人生活和文化上的恶性肿瘤。这个集团由真正的信仰者构成，他们欺骗自己形成了这样的想法：灭绝是一种形式的民族救赎。就是这种形式的意识构成了纳粹国家最高领导层的特征，并提供了给种族灭绝机器增添燃料的能源。然而，这里还有许多自觉自愿的其他犯罪者，因为他们适应了没有疑问服从命令的文化。这里还有一些参与大规模屠杀的人，因为这对他们的职业或者经济境遇有利。经常的情况是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成为犯罪者的动机。

通常存在两种杀戮者：一是那些从他们的办公桌来管理毁灭进程，并发布各种命令的人（诸如希特勒、希姆莱、海德里希、穆勒、艾希曼这样的“办公桌杀戮者”）；二是那些完成实际行刑或者毒气杀人的人（霍斯、维尔特、门格勒、特别行动队的成员、集中营的看守）。这里依然几乎没有施虐狂。像希姆莱和艾希曼那样人都视自己为正派的人，为了崇高的事业正在从事重要的工作。1943年10月4日，希姆莱在波兹南对党卫队领导人进行了臭名昭著的演讲。在其中他把杀戮者奉为名人，因为他们具有力量和勇气承担了令人震惊的工作安排。这个演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自欺的思想态度。希姆莱对那些垒起一座座尸体之山、同时依然保持正派的同事大加赞美：“坚持到底——除了由于人类虚弱造成的少数例外——保持正派，这就是让我们坚强的东西。这是我们历史中光荣的一页，它从未被书写过，也不可能被书写。”

假如它如此光荣但不可能被书写，那么种族灭绝的设计师就含蓄地承认，因为这一行为蔑视文明存在的所有规则，因此它是极不光彩的，从而必须被永远地掩盖起来。当然，对光荣或者正派的提及是防卫机制，依靠这一机制，杀戮者可以让自己的行为正当化，并和这一行为保持距离，以致它不会打破他们情感上的平衡。艾希曼在这种自我正当化的策略上堪称大师。艾希曼曾经告诉一位同事，由于知道他在杀戮数百万犹太人中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他感到非常满足，他将大笑着跳入坟墓。尽管他是残暴的犹太人仇恨者，但他在耶路撒冷的审判中编造了完全不同的面具。他再三地重复自己是纳粹科层体制中的一个小小的齿轮，执行与犹太人移民和遣送的相关工作。他在耶路撒冷假装的极其无知误导了汉娜· 阿伦特，她认为他的行为是“平庸的恶”。这一无辜实际上是自我欺骗和蓄意说谎的结合。艾希曼完全在狭隘的意识形态的限制中活动，在这个意义上，他是愚蠢的；但他也是一个精明和狡猾的说谎者。他出自意识形态的信念杀人，同时像狗一样地把自己奉献给职业和权威。艾希曼以最恶劣的方式代表了不真实的、渺小的德国人。他按照浅薄的意识形态行事，因为他被告知要信仰它，并被命令没有异议地实现这一意识形态。

当后来面对他的控告人的时候，艾希曼和许多类似他的人都试图采用对他们有利的不真实的东西。他把自己描绘成没有自己观点，只是执行命令，从来没有杀过一个犹太人的人。他甚至宣称自己从来就不是一个反犹太分子。所有的这些人都在用谎言找借口。艾希曼和他的同类已经把这一借口完善成了一种精细艺术。当无知不能发挥作用的时候，艾希曼就展示自己是“机器上的齿轮”，接着是以“命令就是命令”为自己辩护：

豪普曼先生，假如他们对我说：“你父亲是个叛徒。”假如他们告诉我我自己的父亲是个叛徒，我就必须杀了他，我会这样做的。那时，不假思索地服从给我的命令，我只是做着上司吩咐的事情。

在耶路撒冷，艾希曼固执地拒绝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他相信德国人民的拯救依赖于犹太人的灭绝；要杀死犹太人，因为这是元首的命令；元首的命令让灭绝成为好事，变得有效。奥斯威辛的指挥官鲁道夫· 霍斯说的完全是一样的事情：“我必须强调我从未从个人角度仇恨犹太人。确实，我看不起他们，他们是我们民族的敌人。但是，正因为这一点，我认为他们和其他囚犯没有区别，我完全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其实他没有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他用毒气杀死了他们。霍斯宣称这不是他的选择，因为他得到了元首的命令杀死犹太人。艾希曼也同样逃避道德责任，他告诉法庭：“哪位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动脑子想这些问题呢？我得到来自上司的命令，我不会左顾右盼……慢慢地，我们被教会了所有这一切。我们融入其中，我们知道的一切就是服从命令。我们被我们的誓言所束缚。”

这样的言论背后有一个假定，那就是犯罪者完全被超出他们控制的“较高层面的力量”所完全决定。索比堡、后来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指挥官弗朗茨· 施坦格尔告诉吉塔· 塞雷尼：他没有做任何错事；一直有比他地位高的其他人；他只是做了服从命令的事情；他从来没有伤害任何一个人。就是这个“体制”让他做了这件事，这是一个不可扭转的体制，任何个人都无法改变它。因此，假如体制不能得到改变，最好就是让自己适应它的意志和目的，强迫自己“显得冷漠和事不关己”，“看清一切”，“维护铁的纪律”，“埋葬所有人的思考”。毕竟“这里有一件事情是合法的——命令”，特奥多尔· 艾克就是用此格言作为自己信笺的标题。

这些犯罪者已经把德国的文化特性内化于心了吗？其最好的表达是“不被允许的事情是不能做的”；或者他们故意说谎和欺骗他们自己吗？正如汉娜· 阿伦特在听完艾希曼的自辩后对自己追问，他们的行为是否是不诚实、说谎的自我欺骗、粗暴愚蠢的教科书案例？撒谎是这些犯罪者共有的特性，这样就经常不大可能对促使这些人参与大规模杀戮的动机进行归类。希姆莱、艾希曼、霍斯、施坦格尔，以及许多其他人都是绝对按照纳粹的行话、陈词滥调、官僚遁词思考问题的。他们没有能力，或者也不愿意考虑任何在他们狭隘意识形态之外的立场，或者显示出对他们种族敌人的任何同情。在什么范围和程度上，纯粹的信念、说谎的自我欺骗，或者对权威的服从在这些思想和行为中占据主导地位，是很难确定的。他们肯定知道对与错之间的差异，在某些情况下他也清楚地意识到较高层次的美德和世俗权力之间的冲突。例如艾希曼承认，他已经将其一生实践康德的绝对命令。当半信半疑的辩护律师要求艾希曼详细叙述这一断言的时候，他试图提供一个相当得体的对这一原则的陈述：一个人应该以这样一种方式行动，即一个人的行动能够依靠他的意志和义务成为人类行为的普遍法则。

艾希曼承认，一旦他决定参与最终解决方案，他就不再要求按照康德的绝对命令生活，因为他的判断能力不再是自由的，他感到被迫接受最高的命令。他的新的绝对命令现在出现了：按照这样的方式行动，即你的行动原则和阿道夫· 希特勒是一样的。我们倾向于对这些解释不予理会，把它们作为逃避个人责任的卑劣努力。当然，它们就是这样的努力。但是，许多德国人相信这样的想法，并根据这样的想法行事。例如汉斯· 弗兰克就倡议下面一句话作为第三帝国的绝对命令：“按照这样的方式行动，即假如元首知道你的行动，他会赞成你的行动。”赫尔曼· 戈林曾经承认：“我没有良心。我的良心就是阿道夫· 希特勒。”因此，假如希特勒的良心替代成为了集体的超我，并且认可大规模杀戮，个体的德国人就自动地解除了责任。这种对自由的逃避显然是确定无疑的。

使那么多人参与种族灭绝成为可能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是远离犯罪本身。那些忙碌于铁路时刻表、搜集统计数据、起草反犹太法规、忙碌于驱逐犹太人的官僚们，实际上没有看到射杀和毒气杀人。他们仅仅是在庞大的组织中从事着专业人士的工作，因此几乎没有见证最终的产物——堆积如山的尸体。他们封闭的生存状态使自己与他们行为丑恶的结果隔离开来，并且对于他们来说，也使得声称他们仅仅是在执行他们专业领域的日常工作成为可能。对于大多数官僚来说，职业的目标和意识形态的承诺一样是重要的。德国外交部德国局的负责人马丁· 路德代表外交部出席了万湖会议，他是一个种族灭绝的野心家。路德是一个天才的、富有野心的、工作努力的管理者，他的主要目标是权力，而非意识形态的热情。他不是一个教条的种族主义分子，而是一个没有道德观念的权力专家。

同样真实的是路德的下属弗朗茨· 拉德马赫，他负责德国局的犹太人处。拉德马赫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学习法律，在1937年加入外交部之前担任过助理法官。在担任驻乌拉圭蒙得维的亚的临时代办之后，他在外交部承担对犹太人事务的控制，并参与了导致最终解决方案的决策制定过程。拉德马赫从事于流产的马达加斯加计划。后来又涉足了政府针对国外犹太人，尤其是在东南欧的反犹太举措。1941年10月，拉德马赫前往塞尔维亚处理犹太人的“放逐问题”，由于强大的抵抗德国人占领军的游击战役，这个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地方军事当局要求以100比1的比例射杀游击队员，并建议射杀犹太人以取代他们没能发现的共产主义者。拉德马赫和他的办公室都参与了接下来对数以千计的犹太人的杀戮，并给他赢得了犹太人屠夫的称号。拉德马赫自己从来没有看到任何这些残暴行为。事实上，在他的上级马丁· 路德倒台之后，他离开了外交部，自愿参加了海军。尽管拉德马赫具有强烈的反犹太主义倾向，但他并没有让这一偏见作为他行动的关键所在，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方法来提高自己的职业地位。有人清楚地记得，当他的职业发展似乎受到危害的时候，他毅然离开了外交部。他的存在理性就是他的职业，它依赖于这个国家要求他做的任何事情：他后来说道：“我的来自儿童时期的全部教育就是服务于国家，而不关心那个时刻国家领导层的政治观点。”

在德国的科层体制中有数以千计的拉德马赫，在每个机构当中都能发现他们。这些人将职业生涯和个人野心置于道德考量之上，他们很快使自己适应了新的种族国家，并急切地试图通过承担任何任务证明他们的价值，而不管它是如何不道德。极少数人显示了良心的悔恨，但多数人没有。为何他们会这样呢？这些人在执行命令中长大，以小心翼翼地对细节的关注完成他们的职责，同时不允许对更重要的道德问题提出疑问，因此这些人在道德危机的时代，没有可以利用的道德基础。他们是现代官僚文化中空洞而不真实的人，他们和今天公司的技术人员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他们按照大规模毁灭计划劳作，无心去询问为何他们要将自己的一生和职业生涯奉献给毁灭这个星球上的生命。这样的人是道德的突变体，与那些双手沾满鲜血的人无异，也许更坏，因为这些小齿轮合成了致命的集体机器。

权力的官僚技术人员可以采用他们远离犯罪，为他们要么不知道、要么无辜于任何错误行为作辩护。那些知道正在发生什么的人要么把自己一分为二，要么躲闪到各种合理化的背后，比如“我只是在从事我的工作”，“我只是服从我的命令”，“假如我不服从，我也会被射杀”，或者“其他人更可恶”。那些直接参与大规模屠杀的人——毒气杀人专家、特别行动队的杀手、集中营的全体人员、残忍的医生——又怎么样呢？

为了试图理解这些大规模杀戮的技术人员。罗伯特· J.利夫顿关注于一个重要的心理学原理，它被称为人格分裂和双重人格。这涉及一个过程，据此一个人被分为两个功能整体，以至于一个是冷血杀手，一个是好医生、好丈夫，或者尽职的雇员，它们可以分离地在各自合适的领域发挥作用。基于自主和关联基础上的某种辩证逻辑调节着两个自我之间的关系。奥斯威辛的自我必须自主地在其残忍性中能够发挥作用，但是同时一种关联必须和前一个自我保持联系，因为杀戮者必须看到自己是一位正派的人、一位好父亲、一位好同事。种族灭绝的杀戮者在这一境遇中每天工作。在其中，对于奥斯威辛的自我来说，成为依然留存的文明自我的篡位者和替代者并不是非同寻常。正如艾希曼所言，为了维持正常人的幻觉，一个人实际上“在内心深处没有成为一个肮脏的杂种”，残忍的自我假装处于生死的斗争中，并且把杀戮作为自卫、生存，甚至民族自我净化的方法合理化。将良知转化为奥斯威辛的自我可以避免内疚，它将杀戮作为自卫或者种族治疗合理化了。

人们多次发现，这样的一些行为和合理化，与黑手党或恐怖主义组织相关联。通过合理化，这些行为和合理化如影随形。利夫顿指出，双重人格（而非性格混乱）是一种选择，它可能被带进犯罪境遇或者被生活方式所激发。人们可能延伸这一点，认为我们所有的人在某一刻选择双重人格作为防御机制来保护自我，不让自己听到更高的道德意识的声音。换句话说，双重人格不仅在犯罪背景中发挥作用，而且在任何希望它的成员内化侵略、贪婪、竞争、无道德的专长等道德标准的组织中也是如此。在所有的现代社团当中，并非都需要陷入犯罪的境遇。所有要求它成员的东西，是他们能内化社团的价值观，把爱和同情留在家里。

大规模杀戮的伦理观被内化为民族净化的救赎行动。这一内化在医学专业特别强烈。卷入种族灭绝之中的纳粹医学专家，将杀戮作为一个治疗过程合理化。他们坚持认为，为了德国的生存，另一个群体必须死亡。在纳粹种族意识形态这个妄想的体制中，这个观点对那些相信它的人产生完美的感觉。另外，这一妄想的体制在新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犹太恐惧症、伪科学等各种德国传统中都有深根。根据利夫顿的观点，纳粹运用了一种倾向于反复出现死亡、启示录的历史景象的文化；因为这个原因，这一文化抓住了死亡和治疗之间的关系。

集中营的医生比大多数其他纳粹分子更能代表死亡和治疗综合征的范例。他们相信依靠杀戮他们实际上在治疗，就像中世纪焚烧异教徒的那些人所做的一样。一位在大屠杀中幸存的犹太医生曾经询问纳粹医生弗里茨· 克莱因博士，他是如何能够将残忍的行为和他作为医生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相调和。克莱因博士的回答是：“当然，我是一名医生，需要维护生命，出于对人类生命的尊重，我将从患病的身体中取出腐烂的阑尾。犹太人就是人类身体中腐败的阑尾。”许多党卫队医生在死亡集中营是选人的官员，他们决定谁死谁生，或者在无辜的受害者身上实施可怕的医学实验。他们把自己看作是新的、提高德国民众生物学质量的种族精英的先锋。由于他们已经被灌输了犹太人、吉卜赛人或斯拉夫人是劣等人的思想，因此在各种医学实验中把这些人当作豚鼠来使用时，他们没有感到任何不安。用一个党卫队医生的话来说，这样的人是比老鼠还便宜的、最便宜的实验动物。

并非所有的这些实验都被用于提高德国人民的种族质量，许多实验是在战时的条件下挽救德国人的生命。例如，西格蒙德· 拉舍尔博士和他的团队用数以百计的犹太人、吉卜赛人、波兰人或俄国人在达豪进行冷冻实验，脱去他们的衣物，让他们裸露，或者身着飞行服，放入冰冷的坦克里，观察他们的身体是如何抵抗寒冷，寻找复苏接近冻僵身体的方法。医生们仔细地记录这些囚犯反应的每个细节，包括他们口吐泡沫，痛苦痉挛，临死前呻吟，进入半意识状态。这些降低体温的实验得到了希姆莱和军队的赞助，以努力发现更好的办法处理暴露在极寒条件下的状况。拉舍尔和他的同事还为德国空军进行了高空飞行的人类反应实验。囚犯们被投入降压舱里，被暴露在极度压力或者真空的环境中。当他们在极度痛苦中尖叫或者痉挛的时候，这些医生毫无表情地观察他们是如何反应的，直到他们的肺破裂。拉舍尔只是许多医学实验者中的一个。他与基尔大学的两位教授霍尔茨罗勒博士和芬克博士紧密合作，形成了一份很长的研究报告——《对人类的冷冻实验》，1941年10月在纽伦堡的医学会议上，他们与数以百计的同事分享了这一报告。

其他实验涉及使用“劣等”吉卜赛人。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吉卜赛人被强迫饮用海水，被毒药弹射击，被注射传染性黄疸。在拉文斯布吕克，他们被坏疽伤口所折磨。波兰的女性囚犯被笑话地称为“兔子女孩”，被用于骨头嫁接。最广泛的实验之一涉及绝育。莫达斯博士主持的一个研究是注射或者管理贝母汁液的剂量；另一个是X光射线绝育。最臭名昭著的大规模绝育和阉割的屠杀是在奥斯威辛的第十区，数以百计的人类豚鼠被卡尔· 克劳贝格博士注射了各种腐蚀剂，他是生育能力研究方面的专家，他的制剂今天依然在被使用。安乐死计划的关键人物是霍斯特· 舒曼博士，他试图在奥斯威辛创造一种流水装配线的方法来绝育数以百计的人，这个方法非常快捷，并且似乎也是无害的：囚犯们被告知在一个柜台上填写一张表格，在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一个隐藏的X射线机发出辐射。用这样的方法，舒曼希望一天能够绝育4000人。致残和过量用药是通常的办法，它们引发急剧的膨胀和生殖器的退化。这些令人遗憾的副作用和将要收获的巨大收益相比是苍白的：“在德国囚禁的300万布尔什维克分子可能被绝育，以致他们只可用于工作而不能繁殖，仅仅想到这一点就打开了最为深远的前景。”

舒曼在奥斯威辛的一个同事约翰· 保罗· 克莱默博士非常投入地指导着对饥饿致死的研究。因为在奥斯威辛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即将饿死的病人：他选择“适当的标本”，用致命的苯酚注入心脏，然后得到各种器官用于细致的分析。他可怕的实验丝毫不影响他正常的日常生活；事实上，他声名狼藉的日记向我们显示了荒诞的人是如何用一方面杀人，同时一方面保持“正常”生活方式来分裂自我的。

1942年9月4日……在女子集中营进行了一场特殊的行动（选择）……是恐怖中最为恐怖的事情……

9月6日……今天是星期天，一顿丰盛的晚餐：西红柿汤、加有土豆和红卷心菜的半只鸡、甜布丁和了不起的香草冰激凌……

10月10日……我从十分新鲜的尸体中取出和保存了器官，有肝脏、脾和胰腺……

10月11日……今天是星期天，我们为晚餐上了一只大烤兔，还有面团布丁和红卷心菜。

活跃的贸易也发生在人体器官的采集当中，特别是保存完好的劣等种族的头颅。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教授奥古斯特· 赫特博士指导了对劣等种族头颅的研究，并且说服了希姆莱送给他保存完好的犹太布尔什维克政治委员的头颅。这位欣喜的党卫队全国领袖把选择优质候选人的任务交给了沃尔夫拉姆· 西弗斯，他是党卫队祖先遗产协会的头领。他也有个绰号叫“蓝鸟”。西弗斯在奥斯威辛搜寻是否有好的候选人，命令把他们杀掉，然后把这些身体送给赫特教授。他后来宣称他“只是发挥了一个邮递员的职能执行任务的”。赫特的研究完全符合希姆莱的种族偏执，他一直想发现纯粹的雅利安人的起源，并将雅利安人的血统纯洁化。

这种变态的种族科学在臭名昭著的约瑟夫· 门格勒博士那里可谓登峰造极。他是奥斯威辛的“死亡天使”。大多数奥斯威辛的幸存者记得门格勒是短小精悍、衣衫洁净的德国官员，冷漠、无情，当新来的囚犯从肮脏的火车车厢下来接受他们命运的时候，他等候他们的光临。像一个歌剧的舞台指导，有时用口哨吹着瓦格纳的歌剧，他用手杖指着每个人，命令他们向右或者向左。他十分享受这些选择，并且他在各种医学实验中眼睛都不眨地——“任性而嗜血”——杀害了无数的人，尤其是孩子。正如在希姆莱的案例中一样，他的教养似乎没有预言他在奥斯威辛的残暴行为。他出身于一个巴伐利亚的上中产阶级家庭，在金茨堡拥有一个销售农场设备的企业。他年轻时候过着我们先前遇到过的中产阶级父母的儿子的生活方式：在预科学校——集权主义和傲慢的精英主义的滋生地——接受严格迂腐的教育，拒绝宗教而支持民族主义的种族意识形态，喜爱民族主义和军人的价值观。门格勒在1931年加入了准军事组织钢盔党，1934年加入冲锋队，尽管直到1938年他才加入纳粹党。在接受了中等学校离校考试之后，他在慕尼黑、波恩、维也纳、法兰克福的大学学习物理生物学和遗传学。1935年，他在慕尼黑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论文聚焦于四个种族群体的下颚部分，声称通过研究下颚就可能确认种族群体。1936年，他通过了国家医学考试，在莱比锡大学医疗诊所获得了他的第一个职位。

但是，改变门格勒生活的东西是他被任命为法兰克福大学第三帝国遗传生物学和种族纯洁学院的助理研究员，他在德国一流的遗传学家奥特马尔· 冯· 费许尔的指导下工作。门格勒成为了费许尔的得意替手。这位著名的教授鼓励这个年轻人的职业成长，确保他被任命为奥斯威辛主要的医学研究人员，并且利用自己在威廉大帝人类学、人类基因和遗传学学院院长的地位，为门格勒在集中营的研究调度基金。心存感激的门格勒回报教授的服务，从奥斯威辛定期向他提供保存完好的人体器官。

当战争爆发的时候，门格勒加入了武装党卫队的医疗部队，与众不同地服务于西线，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和二级铁十字勋章。1943年5月，在毒气杀人登峰造极的时候，他到达了奥斯威辛，充分利用了那里提供的稀有机会，对人类，尤其是双胞胎进行了实验。门格勒确信依靠对双胞胎的实验，反常的遗传传递是可以被确定和控制的。他选择了250对双胞胎，把他们看作是实验室研究人员可以当作的青蛙、老鼠。根据利夫顿的观点，门格勒给奥斯威辛带来了“残忍的科学疯狂”；它的目标就是培育更高级形式的雅利安人。用被门格勒胁迫的波兰助手的话来说：

我发现门格勒只能被描绘为疯子。他颠倒真理。他相信你能创造新的超级种族，好像你正在培育种马……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和一个纳粹分子。他野心勃勃，以致完全没有人性。他对遗传工程十分疯狂。我相信当他消灭犹太种族的时候，他会开始消灭波兰人；当他消灭波兰人的时候，他会消灭其他人。总之，我相信为了他的事业他正在做这件事……最终，我相信他会杀死自己的母亲，假如这件事会对他有所帮助的话。

因为门格勒的乌托邦迷梦和他的事业，他怀着良心进行拷打和杀戮。但是，对于和他共事的人来说，门格勒是一个正直的人：正确、好相处和“有文化”。当然，这是奥斯威辛双重人格综合征，伴随着对高贵的研究和在德国民众的身体上切除脓肿的正当性认同。门格勒是狂热的、真正的信仰者，一个怀有人类完美幻象的疯狂教授。奥斯威辛是他理想的世界、他成真的梦想。在这里，他实现了种族的幻想，并把以下行为正当化，其中包括解剖分析双胞胎，将亚甲基蓝染料直接注射到受害者眼里，搜集身体器官，通过射杀、注射，或者把他的受害者送到死亡室来发泄他爆炸式的愤怒。正如一个同事所认为的那样，假如在一个平常的时代，他可能是一个患有轻微施虐狂的德国教授，奥斯威辛把他转变为纳粹邪恶的原型。在犹太受害者眼里，他已经成为了他们最深层的集体恐惧的化身，成为他们对所有德国事物恐惧感的关键所在。

但门格勒是一个怎样普通的德国人？希姆莱、艾希曼、霍斯，以及其他像他们一样的纳粹狂热分子是怎样普通的人？他们是作为整体的德国民众的代表吗？另外，他们“就像我们一样吗”？——这句话经常意味着暗示。由于在所有更具推测的意义上根据统计学和心理学的基础都很难回答这些问题，因此大屠杀的研究者依靠审视更大、更为一致性的杀戮群体，并采取自问的方式，从对个人的研究途径转移到对一般规律的研究方法。他们的自问是：这些人比纳粹种族精英的领导人更能代表普遍意义上的德国人吗？假如这一点能够成立，一个人也许能够让所有德国人同样为大规模杀戮负责，因为这可能证明了每一个普通的德国人，不分男女，都和种族灭绝的杀戮者穿一样的鞋子，都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了杀戮。或者平和一点，人们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鉴于某种特定的文化环境，但是普通的德国人依然成了大规模杀戮者，过去和现在的许多普通德国人也是如此。这类研究聚焦在特别行动队的杀戮者，尤其是在俄国使用的去增强最初人数较少的特别行动队的辅助警察部队。特别行动队和它专门的部队由受过严格训练的、意识形态受到灌输的突击队员组成，他们把充满暴力的犹太恐惧症的仇恨变为了杀戮的行动，人们很难把他们当作“普通的”德国人。

但是，对于派往波兰和俄国去支持迅速扩张的大规模杀戮计划的预备警察营的成员来说，同样也是不真实的。迄今为止，我们只有两个主要研究涉及这些部队。据说它们的成员由“普通的”、中年的德国人构成，从广泛层面的德国人中招募而得。克里斯托弗· 布朗宁做了第一个研究，他集中研究了预备警察101营和它的五名警察，这个部队的大部分人来自汉堡。布朗宁的大部分信息来自1962年至1972年间汉堡公诉人办公室领导的对210名警察的审问。审问获得了对这支部队很好的采样，包括其成员的年龄、教育、职业背景。布朗宁显示：大部分警察101营的成员是中年成家男子，来自社会的底层，拥有各种各样的职业技能，几乎没有受到超出小学教育的正规教育。他们从普通的警察变为大规模杀戮的杀手，代表着最为知名的大屠杀的故事。布朗宁详尽记录了这个故事，好像他在1941年夏季到1944—1945年第三帝国崩溃之间追随着这些杀戮者的行动。因为有40个类似的警察部队大约同时在波兰和俄国行动，因此要求对其他这些部队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评估预备警察101营的代表性价值。丹尼尔· 约纳· 戈德哈根的著作《希特勒的自愿行刑者》调查了九支警察部队，另外他通过他所称的“普通的”德国人，聚焦于广泛的杀戮行为。

两位学者在两个要点上达成了共识：一是相当规模的德国人参与了大规模杀戮，他们的成员超过了10万人；二是大多数人的参与出于自愿，而非强迫。尽管两位研究者研究了同样的文献证据，但是他们在对杀戮者的动机进行了完全不同的解释。正如先前所提及的，戈德哈根认定了一个驱使这些犯罪者消灭犹太人的共同动机：“灭绝性的反犹太主义”。它几乎像一个顽固的原动力运作，将自己嫁接在所有德国人身上，强迫他们仇恨和消灭犹太人。这种恶魔化解释了部分的而非全部的故事。戈德哈根对犹太恐惧症的邪恶有生动的认识，用高超的技巧描述了这一邪恶的轨迹，同时对残忍的狂暴提供了丰满的叙述，布朗宁一丝不苟、小心谨慎的经验主义简直不能与之相比。另一方面，残暴的黑暗逻辑没有被单一因果关系的解释说清楚，因为这一解释拒绝所有其他文化或者心理学原因。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戈德哈根显示了自己是雅各布· 布克哈特所说的可怕的简单化分子。他把“灭绝性的反犹太主义”归于普通的德国公民，从而从“反犹太主义”和“普通的德国人”那里耗尽了真正的意义。布朗宁十分小心地求证，避免对简化的特性进行包罗万象的解释。他的普通德国人杀戮不仅出于意识形态的信念，也有出于“环境造成的”因素，它们涉及群体的压力、对权威的服从、文明价值观的残暴化和崩溃、对自身人员伤亡的怨恨，等等。

预备警察101营跟随着特别行动队进入杀戮战场，在1942年夏季发动了大规模屠杀。它的血腥洗礼迅猛而可怕。地点是卢布林地区的海尔姆南部小村庄约瑟夫乌。该部队的指挥官是五十三岁的少校威廉· 特拉普，他被自己的士兵亲切地称为“特拉普老爸”。这个少校接到命令围捕1800名犹太人，并被告知将能干活的男性犹太人与其余的犹太人分离开来，遣送到劳动营；剩余的人——老人和幼儿——当场处决。他首先告知了军官们；他们当中只有一人——预备中尉海因茨· 布克曼——拒绝接受命令，因为不应该期望德国士兵射杀妇女和儿童。特拉普给较为年长的、未授军衔的人决定退出的选择，因为他们可能不能承担如此沉重的任务。有10到12人看到他们的一个同伴对着干之后，也作出了这样的选择。特拉普情绪上十分抓狂。他的一个同伴后来回忆他当时说：“上帝啊，为何我必须接到这些命令？”另一个看到他在怨恨地流泪。但是特拉普让自己镇定下来，正如他告诉另一个人的：“命令就是命令。”他向一个司机坦言：“假如这一犹太事务最终遭到复仇，那么就宽恕我们德国人吧。”这支部队不顺畅地执行着任务，但完成了对约瑟夫乌多数犹太人的射杀。尽管这些人在不得不射杀无辜的民众时似乎体验了相当大的情感上的沮丧，但是他们很快就形成了恰当的防御机制，以维持眼前的残暴。一些人用诋毁的言辞——比如“懦夫”或者“白痴”——来刺激过于拘谨的同伴。这些人也试图通过酗酒和嗜烟减轻可怕的压力。当他们从沾满了鲜血和脑浆的树林里出来的时候，他们“沮丧、愤怒、怨恨、颤抖”地回到营房。有人得出这样一个印象：杀戮在接下来的场合变得越来越容易，因为文明的禁忌已经被粉碎，血腥的水泥把杀戮者们浇铸在一起，双重人格、麻木不仁的防御机制把杀戮者们降低到人没有真正控制的“情景”暴力的领域当中。

后来，预备警察101营的人宣称他们没有选择，只是服从命令，感到同伴的压力，为死去的同伴或者被盟军轰炸致死的无辜国民复仇，以此证明他们残暴行为的合理性。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些人几乎没有谈到仇恨犹太人，这是一个含义深远和突出的忽略，它只是表明抑制或者有意的自我欺骗。

布朗宁指出，同时戈德哈根有力地证实：这些人多年来受到反犹太人宣传的影响，并且它也成为了他们专业训练和灌输洗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假如他们在东部经历之前是温和的反犹太分子，那么，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最终学会了把犹太人当作劣等人。一个犯罪者证实了这一看法，他说：“犹太人不被我们承认是人类。”他们后来辩解他们仅仅是服从命令，或者毫无选择。但事实证明这一辩解是无效的。一些人——大约有10％——拒绝参与大规模杀戮，也没有承受任何严重的后果。当然，所说的恐惧也是没有说服力的。杀戮者们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到骄傲，他们自发抓拍的照片、他们所写的书信，或者他们保存的纪念品都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自发抓拍的照片和他们的受害者都显示了不仅是德国人，也是所有人类的阴暗面。正如戈德哈根所指出的，警察部队的成员过着厚重的生活，一天当中就会在正常和变态中变换，在规模射杀妇女和儿童之后，就开始从事愉快的娱乐和其他社会消遣。他们的妻子和爱人从来没有远离；事实上，一个名叫沃劳夫的上尉让他的妻子参加了一场持续一天的杀戮行动，警察部队的成员认为这不太合适，不是因为他们羞于他们的所作所为，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对于一位德国妇女来说，在这样的杀戮期间出现是没有骑士风度的。

警察部队的成员也认为虐待动物是不合适的，他们对他们的狗显示出巨大的同情心，保护它们避免感染传染病，如果出现轻微的病状就赶快送它们去看兽医。这一行为促使戈德哈根追问：这些阅读有关如何照顾狗的公告的杀戮者有没有“想过他们给予狗和犹太人待遇上的差异”。戈德哈根从未想到这是人类生活残暴化和双重人格所能够做的事情。他们对犹太人痛苦的无动于衷，不仅是暴力的犹太恐惧症的结果，也是杀戮本身残暴化的效果。可以把狗的类比扩大到人的水平：正如尝到血腥的狗会被其效果所感染，假如有权力且有机会的话，人类也会变成贪婪的杀手。仇恨——意识形态的或者其他的——不能独立地充分解释种族灭绝的杀戮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给他们的受害者施加了完全没有理由的残暴，这些残暴和意识形态甚或施虐狂没有任何关系。折磨、残暴、堕落在毁灭人类上是必要的因素，因为对于犯罪者来说，他们可以使杀戮变得更容易一些。根据弗朗茨· 施坦格尔令人震惊的言论，没有理由的残暴给那些执行杀戮任务的人创造了条件，也为他们去做他们正在做的东西创造了可能性。

这些考量提出了更广泛的哲学和心理学的问题，它们涉及难以言表的人类残暴行为，以及为何它们似乎是人类永恒的属性，而不仅仅是德国历史的属性。每次我们面对大规模残暴行为的时候，无论是纳粹的杀戮者、柬埔寨的红色高棉，还是俄国共产党员所为的，我们都想要知道能够理解，以及能够阻止同样恐怖再次发生的范围。把这样多层次的恐怖简化为单一的想法——“永恒的认识结构”或者民族的性格——几乎无济于事。布朗宁正确地证明了这样一个论点：对警察101营成员的完全理解需要对人性这些普遍方面的认识，这种认识超越了对普通德国人的认知和文化。例如，我们显示了警察101营成员的行为和行动完全符合一些心理学的试验，它们在临床的背景下进行，尤其知名的是在耶鲁和斯坦福分别进行的米尔格拉姆试验和津巴多试验。在这两个试验背后的假定是：残暴是社会关系的功能，而非个性失常的功能。

1971年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的津巴多试验中，大学生正常的测试群体在模拟的监狱里被分为看守和囚犯。测试的主体由两组12人的男生组成，他们来自加利福尼亚和美国其他州的中产阶级家庭。这些人被判断为正常、成熟，以及在感情上稳定的大学学生。通过掷币选择，一个组被告知担任囚犯的角色，另一个组担任看守。在八个小时期间，三人一岗替换看守可以不受约束地制定他们正式的规则，以维持秩序和尊重。仅仅六天之后，这一试验完全并且令人心烦意乱地失控，以致不得不被取消。所发生的事情是监狱的环境威胁悬置了一生的学问和价值观，同时制造了一种在其中的参与者开始混淆所扮演角色和现实的氛围。看守们开始展示出一些明显病态的倾向，像对待动物那样对待囚犯，并且用显而易见的取乐羞辱他们。相反，囚犯们变得温顺和奴性，像剥夺了人性的机器人。三分之一的看守变成了暴君，享受着对囚犯专横地使用手中的权力。一些看守只是尽职，另外一些则被设想为“优秀看守”。但是，没有一个看守和囚犯站在一道与其他看守争辩，从来没有干预其他一个看守的命令，从来没有抱怨主管。这一试验确认了这一领域的参与者和犯罪者一直所熟悉的东西，即我们对社会行为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专制化对“少数人”行使的权力，容易释放出冷酷、凶残、野蛮的冲动。

当合法的、令人尊重的权力机构命令伤害人的时候，这种伤害也是1960年到1963年间耶鲁大学进行的著名的米尔格拉姆试验的主题。斯坦利· 米尔格拉姆指导了一系列试验，测试人们服从权力机构的自愿性。他通过在报纸广告随机地选取了试验主体，并告诉他们将参加一些试验，它们是用来测试学习上的惩罚效果。当志愿者到达试验室的时候，一位身着技术员制服、表情严厉的试验者对他们作了简要的指示，他们并不知道的事情是，这一试验是被操纵的，他们将成为不知情的“教师”去测试“学生”是否正确地记忆了单词配对表。这些学生是先前招募的其他志愿者。一位教师被领到一个假的、有着一排30个按钮的工具仪表盘的电动“冲击发生器”边上。开关可以从15伏标有“轻微冲击”的低点，调整到越来越高的温和冲击点，以及450伏强烈冲击点。学习者们被领到一间毗连的屋子里，绑在一张假的电动椅上，开始扮演他们在这出戏里的角色。这出戏要求简单地回答是先准备好的脚本。每次在另外一间屋子里学习者没有正确地回忆起一对单词，教师就给他一个不断增加电压的电动冲击。令米尔格拉姆震惊的是，所有的教师都使用了达到最高水平的冲击。然后他开始变换这些试验，引入磁带录音的抗议，在125伏的时候学习者喊出“我不能忍受这个痛苦”，在195伏的时候抱怨心脏吃不消，在270伏的时候发出尖叫，在450伏的时候完全和不祥地静默。令人惊讶的是，65％的教师继续使用最高的电压，无视抗议和隔壁屋子里的不祥静默。然后米尔格拉姆再次变换这些试验。它将学习者和教师放在同一间屋子，并告诉学习者把手放在“冲击盘”上以接受惩罚。甚至在这种可怕的环境中，学习者尖叫和抱怨心脏不适，30％的教师依然继续给予最高水平的电动冲击。

米尔格拉姆试验让公众和学界都产生了极大的震惊，因为它显示了五千年的记载历史——人性真正的试验室——能够教会人知道的东西，而这些人烦恼于检验历史的记录：当数量惊人的人受到合法的，或者值得信任的权力机构的命令给其他人施加痛苦和残暴的时候，他们乐意这样作为。远离受害者时服从和给予痛苦变得更加容易。米尔格拉姆试验和津巴多试验一样，并不完全和历史的环境相吻合。试验室背景下的任何试验都不能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正如米尔格拉姆所指出的：“试验室的问题是生动的、强烈的、真实的。它不是与生活分离的东西，而是内在于社会世界的普通功能的必然趋势，带来一个极端和非常合理的结论的东西。”另外，这些试验直接与纳粹德国发生的东西和整个历史中发生的事情相关联。在津巴多试验的主体和后备警察101营成员的行为当中，克里斯托弗· 布朗宁发现了一个突出的相似之处。存在着核心的热情杀戮者，以及更大群体的“优秀”警察。前者自愿承担射击小组的责任或者“捕获犹太人”，后者执行死刑，因为他们得到了执行死刑的命令。还存在着小群的拒绝者和逃避者。布朗宁也认为：“米尔格拉姆的许多洞见在测试主体和纳粹杀戮者中找到了具体的证明。”当然，在规模上他们是不同的。米尔格拉姆以类比的方式阐释了这一观点，他说他的实验室主体之于纳粹的杀戮者，犹如火柴的火焰之于1898年芝加哥的大火。他的试验显示普通的美国人是如何通过简单的操纵，不再把自己设想为导致对个人生活、自由或者人类权利侵犯的因果链上有责任的一部分。正如他提醒我们的，这样的人类缺点比我们所相信的都更常见：

人们能够发现这一缺点循环时的证据，并且当人们读到纽伦堡战犯、在越南梅莱村的美国杀戮者、安德森维尔（南北战争南部联盟监狱的所在地）的指挥官的文字记录的时候，人们再次能够发现这一证据。在士兵、党派官员、服从的主体之间，我们发现了共同的东西，这就是无限度地服从权力机构，以及使用同一的心理机制的能力，以减轻伤害无助受害者的压力。

大屠杀的杀戮者涵盖了从“普通”德国人的层面到普通人类的层面，对他们提出争议是重要的，因为德国人两者兼有。“普通的德国人”这个词不可能具有准确的科学定义。我们不可能用德国警察来“测定”整个德国社会，因为他们不是总体上德国人各个层面的代表。治安警察的成员仅仅是松散意义上德国警察的代表，而不是德国教师、教授、医生、律师、护士或者商人的代表。德国警察，特别是汉堡警察的核心，是从右翼自由军团部队中招募而来的。这些部队的军国主义和极端犹太恐惧症的信念在统计学的意义上，并非和大多数德国人相关。我们并非十分清楚这些人是如何被招募和训练的，这些人当中有多少长期是警察，有多少人在1941年至1945年间被招募，以致我们除了证明他们的“普通性”的特别统计学陈述之外，并不能够明确表达任何其他东西。根据我的想法，对统计学意义上“普通”德国人或者其他普通事情的探究仅仅是一个有用的阶石，有助于我们寻求真正的道德答案，而非科学答案：作为人类的成员，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所有的人都可能成为杀戮者吗？大屠杀既是德国人的也是当代的反人类的罪行；它既是反犹太人的也是反人类的罪行。它必然是两者，因为犹太人和德国人是人类的一部分，以致一方对另一方犯下的罪行是这个词两个意义上的犯罪。

通往极端邪恶的会聚之路

埃米尔· 法肯海姆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他曾经询问公认的在世最伟大的大屠杀研究学者劳尔· 希尔贝格一个问题：“劳尔，你对他们如何进行大屠杀进行了长期而艰难的思考。现在你告诉我吧，他们为何这样做？ ”希尔贝格长叹了一口气回答道：“他们做这件事，因为他们要做这件事。”

法肯海姆是重要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他向美国哲学协会的一次会议报道了这件事情。在接下来的会议讨论过程中，有人替换为“他们做这件事，因为他们决定做这件事”。正如法肯海姆正确指出的，这些回答都是不充分的，或者都是不能让人满意的，因为假如一个人出于恐惧将自己限于一些小的问题，给重大的问题可能一个过小的答案，那么他实际上事先阻止了自己接近大问题的可能性。没有人能够改进劳尔对纳粹如何计划和执行大屠杀的解释，但是法肯海姆正确地认为，在德国和全球人类史的长河中，有关这一重大的问题，以及这一事件全球人类的意义方面，依然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法肯海姆已经开创了几条富有提示性，据此可以解释重大问题的路径；同时提出这样一个论点：纳粹的种族世界观给种族灭绝的犯罪者提供了综合的广阔原则，据此他们可以建构自己的经验。法肯海姆也证明了一个论点：对德国历史中包罗万象的世界观重要性的理解，是理解人们接受纳粹世界观的根本前提。为何大屠杀发生在德国？对其诸多原因的分析和总结肯定了法肯海姆的这一看法，同时把这一看法作为起点去清楚地说明所有其他必须探究的原因，以便理解它的发生。这里有七个说明大屠杀发生的原因：

1. 纳粹权力精英生物学—种族的世界观

2. 极权主义警察国家的宣传效果

3. 集权主义科层体制的共谋

4. 文明约束的崩溃

5. 战时环境的掩盖和对俄战役的残暴效果

6. 被占国家和卫星国的合作

7. 在冷漠世界里受害者的消极性

1. 纳粹权力精英生物学—种族的世界观

任何犯罪——无论大小——除了激情犯罪，都事先假定了动机和理性意图。大屠杀也不例外；它是依赖有意识的设计和一个独特的纳粹精神状态的逻辑。一个人可能会认为，大屠杀可能由一种特殊种类的思想所引发，它促使犯罪者去消灭他们真正相信是劣等的、有罪的民族。我们通过探究这类思想的知识起源和它提出的有关普遍结构性原则的权力的要求，检验了这类思想的内容。依靠这些原则，人类的多个共同体限定了自己，同时彻底地将自己和别人彼此分开。这样的思想以排他的联系和极端化的模式运行；它参照某种普遍的、排他的、存在于个人自身之外的，而存在于阶级、性别、民族、种族之中的善来定义个人。20世纪主要的政治和社会运动放弃了启蒙运动普遍的人类理想，将人置于用极端化和敌对的词汇进行思考的环境之中。现代各种伟大的“主义”都坚持将个人加以范畴化和差异化，把他们作为更大群体中排他的成员，这个群体被假定在经济、政治或者道德等方面被选择为至善，而其他的群体注定是没有价值的，或者具有天生的邪恶，要么皈依，要么被灭绝。就是这种根植于群体认同的心理和对绝对答案的某种本质需求的意识形态思维，提供了内在于纳粹主义和苏联式共产主义的灭绝性狂怒。它们是20世纪两个最宏大的伪宗教运动，是内部自我包容的世界观；它们的知识分子领袖被深刻的对确定性的心理需求所驱动，这一需求要求最严格地把现实划分为绝对的善和绝对的恶两个部分。

尽管这个思想体现在世界最伟大的宗教中，但是让传统宗教对一种明显是当代的精神疾病负责是不正确的和不公平的。纳粹的种族意识或者苏联式共产主义的阶级意识，不是简单回归原始的或者神话的思维；相反，这种思维利用了——或者错误地利用了——当代科学意识的概念原则。这些当代运动借助科学证实他们的政治或者社会偏见；它们不是参照上帝要求的确定性，而是经济学的或者生物学的必然性假定法则。纳粹和苏联式共产主义要么依照种族或者经济的从属关系来定义个人，向对手发出威胁或者发动革命。纳粹分子将这种思想变成了最为极端的种族结论，因为不像苏联的共产主义者，对于他们认为是“异类的”某些特定群体，他们完全拒绝他们的皈依。对于这些人来说——犹太人、吉卜赛人、斯拉夫人、同性恋者、精神残缺的人——在纳粹统治的世界里没有任何被拯救的希望。苏联的共产主义者至少愿意接纳前面提及的资产阶级成员进入他们的行列，只要他们“看见真理之光”，并且皈依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无可否认是单向的、心理上是谬误的，它建立在人类兄弟情谊的理想之上，而非在纳粹那里，建立在非人道的、腐朽原则之上。但是，在这两种意识形态背后，人能够识别明显的对科学推理的曲解，要么是蓄意地，要么是依靠对科学原则的错误过度夸大，把它们带入人类行为的领域。

一旦科学方法论从对自然的分析转变为对人性的分析，同时“一些社会科学家”宣称他们是在用一些同样不可置疑的原则进行工作——这些原则据称存在于自然科学之中，那么现代思想便开始从事一些危险的任务，这些任务的标志是非常固执的偏见、死路一条，以及自利的意识形态。一些人把这些知识分子的激情贴上“唯科学主义的”标签。这种唯科学主义存在于将特殊的技术提升到绝对的高度，进而要求从中得到神奇的、有治疗作用的或者拯救的结果。在一个层面上，它以最新出现的自助办法出现，这一方法承诺瞬间的快乐、婚姻的幸福、性的满足或者经济上的成功。在教育的水平上，它向孩子们承诺瞬间的精通阅读、写作或者算术。在全球的水平上，它承诺通过革命、战争或者种族清洗实现民族的拯救。唯科学主义是对科学的曲解，因为它假定根据自然行为的类比，人类行为具有可预见性；它过度扩大科学分析的疆域，使它超出它们内在的限制；它用魔术毛巾填平了未知的东西和它追求的最终确定性之间的鸿沟。一个人可以在20世纪每个主要的意识形态的热情中看见这些陷阱。这里不存在任何看得见的终点，因为我们正被广告、商业、政治中科学的魔力所淹没。纳粹赋予这类思想的特性依然在种族主义的偏见、种族形式的自我认同、千禧年的巫术中生机勃勃。

这里还必须提及在内容和形式之外有关纳粹心态的一个明确的特性，这就是对死亡之爱的痴迷。这是所有否定生命的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是这些意识形态对邪恶的参与。在约翰· 魏斯最近出版的著作《死亡意识形态：为何大屠杀发生在德国》一书中，对德国文化中明确的否定生命的传统做了参照，这种文化直接或者间接地鼓励一种恶毒的思想，它是纳粹运动中犹太恐惧症的精英们的特征所在。魏斯的分析是精明和广泛的，在对德国历史特殊性的大多数判断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位作者是如此关心为德国建立一个特殊的路径，以致他没有对人性自身对毁灭的渴望提出更为重大的问题。死亡的意识形态在历史上流行过，并且刘易斯· 芒福德给我们这个时代的西方文化贴上死亡导向的文化标签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崇拜被认为是去毁灭生命的技术。与埃及死亡崇拜相比——它有着宏伟的金字塔、神奇的仪式、制作木乃伊的精湛技术，当代的死亡之舞远为阴险，因为它涉及原子武器、导弹，以及生态灭绝性的毁灭。

统治他人，并将权力扩展到他人那里的需要——无论是个别的还是群体的，都构成了人类历史中反复发生的主题。正如刘易斯· 芒福德提醒我们的那样，“权力的一座座五角大楼”以及它们的权力精英、毁灭性的技术、意识形态的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以损害生命的需求和目的为代价迅猛地增长。假如技术被放置在掌握权力的、没有道德的技术专家手中，危险就会变本加厉，因为用数学家约翰· 冯· 诺伊曼的话说：“在人那里，技术的可能性是不可阻挡的。假如人能够到月亮上，他会前往的。”更为不祥的是，因此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假如人有权力去毁灭生活，他会吗？

我难以确定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统治和毁灭阻碍其道路的人的冲动根植于人性，或者根植于社会生活的组织。这一现实是无需争论的。对权力的热爱引发对死亡的迷恋；事实上，死亡经常被用于满足对生活和权力的曲解。人们经常带着快感杀人，因为这一行为鼓舞着权力的推进，并促进权力的进一步控制和统治。这种对毁灭的嗜好已经体现在好战性的、蓄意的意识形态当中，这一好战性赞美斗争、战斗、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在整个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德国人一直为这种尚武的信仰大唱赞歌。用诺贝特· 埃利亚斯的话说：“几乎没有哪个民族在它们民族的秘密宗教仪式，在它们的诗歌中，在它们的歌谣中，有如此多的对死亡和作为德国人的自我牺牲的暗示……也没有其他哪个民族像德国人那样习惯于在他们民族的先贤祠中给他们战败的英雄以位置。”当然，纳粹分子代表着对死神痴迷的顶峰。他们拥有现成的鲜血和土地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把死亡美化为生命的提升。莱奥· 亚历山大称这种思想态度为“死亡学”，或者对死亡的喜悦，他认为那些将此付诸实践的人，尤其是党卫队成员，都相信将死亡施加到其他人身上会加强他们自己的生命力，并且证实他们种族的优越性。相反，他们把自己的死亡看作加强纳粹运动的高贵的牺牲。

希特勒和他的纳粹权力精英迷恋死亡，用伪宗教的仪式赞美死亡，戈培尔在其对“总体战”的演讲中说：“我们进入战争，犹如我们进入大弥撒。”他的元首相信，他的敌人，尤其是犹太人的毁灭，能够证实他自己的全能。他视战争中的胜利为一个信号，即他被更高的力量所偏爱，以致相信更高的力量赠予他恩惠的数量与他杀戮的敌人数量直接对称——尸体越多，来自上面的恩惠就越多。一些人认为，这一非理性的信仰可能在1941年促使希特勒放行了种族大屠杀，尤其是在战争的走势似乎不再顺利的时候。在希特勒疯狂的思想中，对自己死亡的意识只有靠堆积更多的尸体才能得到缓解。

总之，在所有这种死亡的魔力和对死亡蔑视的冲动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渴望缓解的焦虑。根据利夫顿的观点，纳粹的意识形态依靠歌颂，甚至崇拜死亡自身来处理死亡本身，因此，它错误地假定与死亡相关的焦虑和罪过已经被驱除：

当一个人作为卫士的死亡得到理想化的时候，其自身通常通过杀戮他人逃避了死亡——实现了死亡之死。可能很容易跟随一个邪恶的循环，在其中，一个人杀人，并为了维持一个人的治疗继续杀人，并且寻求残忍的、不死的、有益健康的生存的持续过程。一个人为了无休止再次体验埃利亚斯· 卡内蒂所称的“权力的瞬间”，即治疗的瞬间，可能通过杀戮他人达到一种需要永生感的状态。

纳粹的杀戮精英阶层相信它拥有蔑视死亡的技巧，它不仅能拯救自身，也能拯救德国民众。对于他们来说，死亡是满足自我纯洁的方法。通过将死亡施加给犹太人，他们将清除德国土壤的恶疾。总之，对于纳粹来说，死亡是民族自我超越的工具。事实上，对死亡的爱服务于一个不同的目的：祈祷邪恶和参与邪恶。

2. 极权主义警察国家的宣传效果

1933年，当纳粹获得了对德国政府的控制之时，他们整合了旨在说服和恐吓的整个国家机器。说服依赖于宣传，恐怖依赖于盖世太保和集中营。纳粹试图散布的种族世界观包含了内在的种族灭绝的逻辑。借助于纳粹的宣传及其背后的权力，这一逻辑与其种族灭绝的前提相吻合也开始显露出来。只有那些从极其微观层面解剖纳粹时期，并且模糊纳粹同时追逐的短期目标（合法的种族歧视、财产剥夺、移民）和长期目标（灭绝）的历史学家，可能会谈论“通往奥斯威辛的曲折之路”。恰恰相反，在这条路上没有弯曲和绕道，它是宽敞和直接的。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灭绝性的犹太恐惧症的增长、生物学的民族主义的兴起、外国人恐惧症运动的聚合、心理变态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当代技术国家的接管、承受世界强国情结的幻觉，到被疯狂和残暴的对犹太人的仇恨所操纵，一切都是清晰的。鉴于这些事实，一旦纳粹分子控制了政府机器，并开始实施他们宏大设计的时候，种族灭绝的可能性就是一个清晰和当下的危险。这一宏大设计最重要的一部分包括为一场世界大战做准备。希特勒相信这场战争从未结束，而且必须为复仇和种族再生这两个目的发动起来。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全神贯注于纳粹精英单向而疯狂的思想，它纠正了我的一个被一些历史学家依然在阐述的观点：在第三帝国历史的某个点上——某个地方和某个方式，事件可能朝它们实际发展的不同方向发展。任何这类观点无论因为什么理由都是与事实相反的假定。

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宣传和洗脑的作用是关键的，因为宣传造就和毁灭了第三帝国。纳粹宣传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设计出一种种族的世界观，它将给所有德国人提供一个全面和内在一致的对世界的看法。正如先前所显示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德国人自身为一个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而感到骄傲；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像德国那样，严肃而大规模地全神贯注于哲学思考。尽管纳粹的世界观卑鄙地反人道，对现实蓄意地扭曲，但是它就是德国的另一个宏大设计。纳粹的权力精英具有强烈的意图给德国人洗脑，让他们将种族世界观作为现实唯一的指针接受下来。

像所有其他在这个新的种族国家的东西一样，意识形态的灌输被设计为总体的：每个德国人，无论老幼，无论男女，都被发动进入这一伪宗教之中。当然，这一切都是众所周知的，但人所不知也是难以测定的是，多年的灌输改变和修正数百万普通德国人思想的程度。然而，从纳粹精英留下的文献，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中，我们可以知道种族信仰对普通德国人的冲击。所有层面意识形态的训练，在纳粹青年团、武装部队、纳粹党和国家的所有机构都十分广泛。充足的训练手册、宣传册子、信息材料在第三帝国之后留存下来，揭示了对数百万德国人宣传的攻势是如此广泛。这些文献绝对无疑地暴露了纳粹企图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克里斯托弗· 布朗宁简要地探索了预备警察101营所接受的意识形态训练，它包括这样一些挑衅性的主题，比如“维护血统的纯洁性”“血统的问题”“日耳曼民族的血统共同体”。这只是冰山的一角，因为相同的训练课程针对医生、律师、公务员、教师等，在所有的层面进行。正如布朗宁正确地认为：“预备警察101营像德国社会的其余部分，沉浸在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宣传的洪流之中。”

对纳粹宣传效果进行的研究表明，对经常性的、偏执的、令人厌烦的宣传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公开抵制，戈培尔也知道这一事实，因为他认识到无情的、无休止的宣传很快会在接受者那里产生无效反应。事实上，许多德国人都学会了不理会纳粹政权许多过热的花言巧语的大话。另一方面，即使在胜利转入不断的失败，公众不得不接受的毁灭性的挫折和伤亡之后，对这个政权的支持，尤其是对希特勒的支持，依然相当稳固。假如这不是纳粹宣传力量活生生的证明，那它是什么呢？

3. 集权主义科层体制的共谋

大屠杀除了作为种族狂热的结果之外，它也是当代科层体制文化的结果，因为它涉及许多政府机构和纳粹党机构的合作，它们每一个都在毁灭的进程中发挥了独一无二的作用。德国的科层体制是集权主义的制度，它是未经改革和民主化的第二帝国制度的留存。像德国的许多其他制度一样，它是传统和现代性的奇怪混合。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西方世界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形成了一系列依然强烈依赖封建和集权主义传统的科层制度。这解释了它们对体现等级制（垂直的）秩序的前民主模式性质的组织原则的依附。在这个等级制秩序中，权威开始于顶端，然后经过仔细限定的职位，一直延伸到底端最低的职位。对权威、忠诚、服从的尊重是主要的制度价值观，它们限定了一个制度的成员之间的关系。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增添了节俭、朴素和努力工作的价值观。在那些正在经历相当程度民主化的国家，政治和官僚权力的轴心开始从顶端的权力集中向制度的中层或者底层分享的或者再分配的权力转移。德国是一个著名的例外，因为它的科层体制保留了严格的中国清朝官僚和集权主义的特性；同时，它吸收了理性效率新的气质，而这一气质和更大的道德或者政治考量相分离。德国的官僚在技术和法律上是训练有素的官员，他们对自己的技术专长和价值中立的处理日常行政程序的方法感到骄傲。对法律文本的依附、苛刻的工作习惯、对上级的服从是他们珍惜的价值观。假如上级权力部门签署了一个指令或任务，它必然以一个士兵执行来自指挥官命令的同样精神得到执行。对军事气质的关联是明显的：军国主义是公务员的思想状态。

作为纳粹德国权力的最高来源，阿道夫· 希特勒使集权主义的科层体制屈从他的意志。公务员服从了，因为他是他们的指挥官；但是，这里有更复杂的东西。尽管德国的公务员假装中立，他们依然是集权主义的保守主义者，他们在国家社会主义中看到了他们自己的集权主义渴望的反映；他们也看到了其他一些与他们新封建的政治传统共鸣的东西，即赋予第三帝国领导层个性的浪漫主义的个人魅力。尽管德国的公务员被训练成按照最高标准的技术专长行使其职责，但是他们依然同化了新封建的和浪漫主义的传统，这一传统美化了英雄崇拜和诸如忠诚、服从、责任、荣誉等军国主义的价值观。因此，一个人无需对此表示惊讶：这样的人在没有对自己的道德正确性提出疑问的时候就执行了命令。总体而言的官僚，以及特殊而言的德国官僚，都是“组织的人”，他们必须和一系列制度的价值观相一致。这些价值观几乎不会超越纯粹谨慎的或者传统的道德价值观。他们没有被期望在没有认同更高权威的情况下，去动用个人的良心甚或个人的首创精神。德国官僚的个性和道德结构以其所有的力量和弱点，反映了德国社会的集权主义特性。它所反映的德国科层体制的和文化的最大弱点是对弱点的宽容。它的组织理想反映了诺贝特· 埃利亚斯认定为一个普通德国人的缺点：没有能力承认人类的不完美和脆弱。“它的要求是绝对的和不可妥协的。整体上完全服从规范带来的满足。”

执着于完美，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个德国人的文化属性，这使得德国人得到欣赏、嫉妒和厌弃。无论德国人作为个人或者作为一个民族做任何事情，他们都会非常严肃地，怀着旨在完美、成功，以及证实优越性这个单一的目的。我们知道这一文化偏执积极的（正数的）一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德国人已经证明了在许多不同的层面组织信仰的非同凡响的能力，并且他们经常发现将这些信念转化为成功实践的创造性方法。在许多方面，他们创造性成就的能力是一种专属于他们的思想方式的产物，不同寻常的理论上的一贯性给予了这种能力以特性。他们用令人敬佩的精力和一致性将信念付诸实践，有时这种精力和一致性是刚愎自用和毁灭性的，它们不可能得到纠正，因为德国的制度缺乏自我纠正的方法。

当希特勒让德国的科层制度屈从于他的意志和目的的时候，德国的科层体制提供了它所能聚集的最优秀天才，支持它能够制造出来的最好的毁灭机器，以此进行了浮士德式的讨价还价。大规模毁灭的完美是德国科层体制方程式负数的一面。假如人们要求这个科层体制给犹太人组织可能的最好的生活，它估计也会执行最佳的计划去做这件事。这种没有道德的效率提出了一个更大的，同样也是总体上让人困扰的科层体制的问题。一个大公司的官员们或者工人必须努力工作，为他们的组织竭尽全力。道德在最高的意义上没有在他们的共同存在中发挥主要的作用。人们并不期望他们去质疑制造凝固汽油弹、导弹或者毁灭性武器是否道德。他们的政府赦免了他们的道德责任，并且暗地里清除了他们在潜在的大规模毁灭中所有法律的共谋关系。正如齐格蒙特· 鲍曼所直言的：“由于科层体制技术上的成功，这一结果与道德毫无关系。”在当代工业化大规模的杀戮中，德国科层体制应该作为科层体制共谋最恶劣的事例，但是从当下权力精英及其科层体制的帮凶的行为来判断，他们在继续把权力和道德相分离，这个世界似乎一点也不知道权力无道德的滥用及其邪恶的严重结果。

4. 文明约束的崩溃

德国科层体制的毁灭机器是一个“有秩序的”机器，但是因为许多原因，它也是更具毁灭性的，因为毁灭得到了最高权力来源的授权。赫伯特· C.凯尔曼认为，对暴行的道德禁止被三个要素或是单一或是一并打碎：一是暴力得到正式组成的合法机构的授权；二是业已形成的行为和安排的功能把暴力日常化；三是受害者被意识形态的洗脑和灌输非人化。

授权的暴力意味着科层体制认可和管理的暴力，它和暴民暴力的疯狂和愤怒不同。大屠杀是一个仔细策划和执行的大规模毁灭。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毁灭行为是以无动于衷和冷血的方式完成的。正如齐格蒙特· 鲍曼所提醒我们的，它也具有官方的目的，因为它旨在“一个更好的、极端不同的社会幻象。当代种族灭绝是社会工程的一个要素，意味着带来与完美的社会设计一致的社会秩序”。在纳粹的背景下，这一完美的社会是极端纯粹的雅利安社会，所有劣等种族都会在其中被消灭。杀戮是一种真正的治疗，因此完全是合理的。

人们已经谈论了许多有关暴力日常化的事情，尤其是在集中营发生的事情，在那里通过强制劳动、饥饿致死、暴力进行对人类的灭绝，这一灭绝以类似企业的方式得到仔细的监控。管理这一暴力的人在多数情况下是残暴的，但不是反社会的官员。正如拉波波特和克伦所显示的：

所有可获得的证据都显示，大多数党卫队成员的心理特征并非具有大的心理变态的症候。相反，它非常明显地建立在一种个性结构之上。这一个性结构强调服从，以服务于英雄理想，服务于体现这些理想的集体、集体领袖的强烈忠诚……我们的判断是，绝大多数党卫队成员——军官和普通成员，都很容易通过通常给美国军队新兵或堪萨斯城市警察所做的精神病学的测试。

对受害者的非人化导致了暴力更容易被接受和施加。这是拷打和人格贬损的功能。根据让· 阿梅利的观点，拷打是第三帝国典型的方式，是它的本质存在。它的受害者就是被拷打这种行为自动地贬损。人格贬损偏爱的方式是让受害者置于污秽和粪便之中。营房里充满了尿味和粪味。疾病使事态变得更加恶劣。斑疹伤寒症引发了痢疾，“痢疾溢出了人睡觉的笼子的底部，流到了躺在下面笼子里妇女的脸上，它混杂着血、脓、尿，在营房的地面上形成了黏滑的、恶臭的烂泥”。公共厕所不足，且不卫生。在奥斯威辛，三千多个女人才能用到一个厕所；她们不得不排队进入一个厕所置于里面的小屋子，里面是齐膝高的粪便。亚历山大· 多纳特说：痢疾“将人像蜡烛一样融化，使他们在自己的衣服里萎缩，很快他们就变成臭烘烘的、令人厌恶的骷髅，死在自己的粪便里”。把人弄成哭哭啼啼的半人状态，使得杀戮者更容易处置他们的受害者，因为他们毕竟只是一堆屎。普里莫· 列维叙述他被放逐到奥斯威辛期间发生的一件意外之事，当时货运卡车停在奥地利的一个火车站：

当党卫队的护卫人员看到男男女女蹲在他们能够蹲的地方——月台上和铁轨的中间，他们没有掩饰他们的快乐；德国的旅客公开地表达了他们的厌恶：像这样的人只配这样的命，看看他们的行为举止……他们不是人，而是动物。这一点非常清楚，犹如白日的光。

5. 战时环境的掩盖和对俄战役的残暴效果

通常认为，东线残酷的战时条件使得灭绝数百万人而不引起世界其他地方的注意更易得到控制。战后的德国人试图将党卫队杀戮部队和其余东线部队区分开来，旨在维护“清白的国防军”的传说。这模糊了这样一个事实：军队和种族灭绝的杀戮者是种族灭绝整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的任务存在于为了德国新的种族疆界而灭绝犹太人和斯拉夫人当中。这些生物学的卫士在俄国遭遇的环境，将先前洋溢着胜利喜悦的战士转变为残暴的杀戮者，他们毁灭这片土地，无情地恐吓和杀戮数百万民众、士兵和平民。在四年野蛮的战斗中，保持群体凝聚的东西是强烈的政治灌输和战争史中前所未闻的残酷纪律的结合。军队被暴露在宣传的万炮轰击中，一方面它将犹太人的布尔什维克分子这些敌人恶魔化，另一方面将元首神化。人们告诉士兵们他们正在和劣等人作战，因此有权利以最残酷的手段对待他们。当假定的劣等人以巨大的勇气和卓越的武器进行报复的时候，纳粹的权力精英远不是纠正对劣等人的成见，而是把宣传机器的音量调到歇斯底里的强度高音，促使对恶魔之敌更大的无情攻击。

在描绘东部前线军队的心态时，奥默· 巴尔托夫把它当作“现实的扭曲”。我们可以增加同样现实的扭曲，它规定了大屠杀犯罪者的犹太恐惧症的思想。事实上，正如巴尔托夫明确显示的那样，东部前线普通士兵的犹太恐惧症的心态和种族灭绝杀戮者的心态并无明显差异。为了获得一个更加清晰对这一扭曲思想的认识，一个人应该阅读一些德国士兵依然留存的信件，他们向亲人描述了他们在东部前线战斗时所经历和知道的东西。两个主题特别令人震惊：一个是对敌人，特别是对犹太人的魔鬼化；一个是对希特勒的神化。共产主义者被看作是伪装的犹太人，反之亦然。整个社会系统被看作是充满犹太人的荒野。通过把当地人贬低为可怕的劣等人可鄙的复制品，对面目凶险的劣等人事先形成的成见得到了事后的确认。杀戮这样的异己者就像屠杀动物一样。卡尔· 富克斯给家里写信讲述了他在文明世界和野蛮世界之间发现的清晰对比：“无论你看哪里，除了污秽的砖房之外什么也没有。在任何地方你都不能发现任何文明的踪迹。现在我们认识到我们伟大祖国德国给予儿女的东西。在整个世界，只有一个德国是存在的。”

从这种蓄意培养出来的对野蛮国度及其民众的种族优越感的成见出发，离开更大的妄想只有一步之遥。甚至施特赖歇尔歇斯底里的景象也被普通士兵所确认。用一个非现役军官的话说：“我现在已经第三次收到《突击手》了，它让我全身心地欢喜。”另一个士兵写道：“感谢上帝，《突击手》依然真实地坚守着自己过去的位置。”一个下士认为最近他在卢布林遇到的犹太人比《突击手》里所描绘的他们还要可恶，他们完全被描绘为“让人倒胃口的、肮脏的……他们的屋子更像洞穴。不，这样的环境不可能在德国找到”。一个进入波兰城市谢德尔采的下士恶心地发现“犹太人像猪一样的躺在街上”，同时另一个士兵被他们污秽的胡须和长袖衣服弄得很不舒服。大家的共识是，这样污秽的民族应该被强制集中居住。许多士兵认为，这样的民族甚至不值得生存。正如一个士兵所说：“假如一个人审视他们的时候，他会得出这样的印象，他们没有权利生活在上帝的地球上。”

假如部队可以随心所欲的话，他们会愉快地拔除犹太人的瘟疫之根和枝条。许多士兵将自己的恐惧和失败投射到犹太人身上，让犹太人为他们的军事失败或者他们在敌意、异己的世界遭遇的环境负责。纳粹的宣传鼓励着这些态度。一名中尉写道：“描绘我们所经历的东西是完全不可能的。所有时代最邪恶的体制是在苏联天堂里的犹太人的体制，苏联的天堂是犹太人的天堂……我们的战士感谢《突击手》。”这些人相信，德国的拯救者是阿道夫· 希特勒，他帮助他们抵御了犹太人的鞭笞。一名代理下士的上等兵将无休止的战斗责怪到犹太人身上，写道：“这些人类的猪猡给我们带来了一场战争的愤怒。”许多士兵宣称一旦见过犹太人在俄国的所作所为，那么一个人就能理解为何元首把和他们战斗作为一生的任务。一个非现役军官在1942年7月写道：“假如这些野兽占了上风，什么样的悲哀将降临我们的国度？”另一个写道：

元首已经成为这个世纪最伟大的人物。整个世界的命运和有文化感知力的人类的命运都在他手中。祝愿他的纯洁之剑击倒残暴的恶魔。是的，摧毁依然是艰辛的，但是通过无情的需求，通过来自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命令，恐怖将被迫遁入阴暗之中。这场战争是为了新的意识形态、新的信仰、新的生活。我高兴我能够参与这场光明抵抗黑暗的战争，即使作为一个小小的齿轮。

执行巴巴罗萨计划的士兵，包括种族灭绝的杀戮者，实际上都相信德国的拯救依赖于共产主义和犹太人的毁灭，在他们的思想中，它们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同样的东西。他们看见自己发动了一场他们当中的一个称之为“圣战”的东西，这场战争将两个伟大而对比鲜明的世界观处于相互竞争之中，它们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和犹太人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东部军队的纳粹化及其向希特勒士兵的转变，没有从根本上证明普通士兵都是潜在的种族灭绝的杀戮者。但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妄想和他们的经验所显示的是：这些士兵被彻底地残暴化和非人性化了，这使得他们可以轻易地形成他们所需要的心理距离，以便把犹太人变成理应被消灭的劣等生物。他们扭曲的现实观也说明了这样的事实：国防军和种族灭绝的杀戮者紧密合作，因此使这些杀戮者有能力在没有严厉反对的情况下实施他们的犯罪行为。种族灭绝的杀戮者和国防军的士兵是相互支持的战友，因为他们视自己为同样任务的一部分。

当然，德国陆军的任务是去毁灭其俄国对手，但是在俄国的战争是对其所有居民发起的。除了传统的军事冲突，这支军队发起了一场越来越强有力的、没有任何规则可循的反游击队战役。正如先前所见，希特勒给予军队屠杀非战斗人员广泛的授权。结果是，布尔什维克分子、游击队、犹太人、市民之间的区别完全被模糊了，宣布对每个人的公开杀戮，以及因为轻微的理由杀人成为了可能。如果没有国防军积极的支持，种族灭绝的杀戮者绝无能力执行大屠杀。换句话说，假如国防军是一支清白的国防军，甚至遵守普鲁士军队传统的德行，大屠杀是不可能的。真相是：东部部队，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整个德国军队，都变为了纳粹化的部队，它的士兵明显被犹太恐惧症的偏见腐化了。

6. 被占国家和卫星国的合作

如果没有被占国家和卫星国的合作，纳粹的毁灭机器不会发挥出如此致命的功能。在种族灭绝的杀戮者扩大杀戮范围这一无情的冲动中，他们显示了普罗米修斯式的令人恐惧的力量，发誓将整个欧洲所有犹太人毁灭在火焰熊熊的地狱之中。尤其在战时，这样的任务在人口统计学和技术两个方面确实是令人惊讶的。因为人口不足8000万，德国人在控制超过5亿人口的被占大陆上遇到了相当大的麻烦，这还不算发动需要甄别、没收财产、剥夺国籍、驱逐数以百万计居住在二十多个不同国家的犹太人的毁灭机器。

为了灭绝1100万犹太人——这是万湖会议制定的目标——种族灭绝的杀戮者们不仅不得不利用外国的附属机构扩大他们相对较小的专业杀戮者的数量，而且要求外国政府的积极合作。东部反犹太人附属机构涉足其中，充当了集中营守卫任务，相关参考资料已经形成。例如，格罗博科尼克使用了特殊服务团队，它们由民族上的德国人组成，在卢布林地区的每一个城镇充当市政管理的人员；他还说服希姆莱允许他在边境地区招募非波兰的附属机构。这些团队就是所谓的卢布林东南部强制劳动营的志愿合作者。在那里，党卫队在一个以前的糖果厂训练了乌克兰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作为“志愿者”。这些人被训练出来扩充灭绝营中骷髅部队的成员，为治安警察提供支持围捕和看守犹太人，并与游击队作战。根据他们反共产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信仰的基础，他们被挑选出来。这些人经常展示出十分的凶残，甚至德国人都感到惊讶。

大量的著述涉及东部反犹太主义在支持灭绝过程中的作用。通常认为，东部反犹太主义主要是民族主义的，而非种族主义的。它依赖于这些国家成功地获得强烈的民族自我认同感和同化它们犹太人口的程度，而呈现出不同的方式。东欧政府有着不同的反应，一些是自愿歧视或者迫害犹太人，甚至对周期性的大屠杀熟视无睹，但是没有一个赞同或者支持德国人所赞同的对所有犹太人冷酷无情的灭绝。根据瓦戈和摩西的观点：“科层体制冷酷的最终解决方案是德国的，而非东欧的创造。”但是，反犹太主义是东欧的地方病，这一事实意味着德国人一直能在东欧的政府内外发现足够的支持者，他们非常乐意帮助德国人清除他们的犹太人。正如一位大屠杀的幸存者所言：“多年来，波兰人一直梦想清除犹太人，现在至少希特勒为他们做了这一工作……从根本上而言，他们是高兴的，但是非人道的残暴也让他们恐惧。不过德国人吞食了犹太人：有什么比这更甜美的东西吗？”尽管波兰的反犹太主义不属于灭绝性的，但是在民族主义和宗教的意义上，它是非常强大的，足以帮助德国的杀戮者。甚至波兰地下组织也非常强烈地反对犹太人，这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几乎没有哪个抵抗组织会支持犹太人，有时还杀戮从强迫集中居住区逃出来的犹太人。

在德国人入侵和占领波罗的海诸国、欧洲地区的俄国、乌克兰、高加索、克里米亚之后，他们一直在这些地区寻找自愿的合作者，他们并不介意成为犯罪紧密的伙伴。党卫队通常雇用波罗的海诸国的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来围捕犹太人，在集中营看守他们，然后在毒气室消灭他们。寻找犯罪伙伴有助于一个三重目的：一是使得杀戮更加有效；二是让非德国人卷入大规模杀戮；三是减轻主犯们的罪行，使他们不承担单独的责任。

在一般情况下，德国人在将犹太人驱逐出他们直接控制的国家方面特别成功，同时这些国家具有强大的集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反犹太主义的传统。对于波兰以及大多数东南欧的国家——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来说特别真实。大多数东南欧的国家都是一些卫星国，对德国有关犹太人的压力作出了不同的回应。但是，所有这些国家在1939年至1941年间都发布了各种类型的反犹太主义的立法。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是纳粹分别在1939年和1941年建立起来的傀儡国家。斯洛伐克政府的领导人是布拉迪斯拉发的约瑟夫· 季索。这个政府是一个拍德国人马屁的神甫—法西斯主义的政权，自愿让德国人驱逐这个国家的大部分犹太人。斯洛伐克也具有一个特别支持德国极端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运动——赫林卡卫队，它赞成消灭斯洛伐克的犹太人，并积极参与这个国家9.2万犹太人驱逐的过程。副总理和外交部长伏伊泰克· 图卡成为了极端反犹太主义举措的代言人，以及1942年针对斯洛伐克犹太人进行的取消国籍、剥夺财产、驱逐诸多过程的鼓动人。前南斯拉夫被分割成三个傀儡政权：法西斯分子安特· 帕维利奇领导的克罗地亚；军事的合作者米兰· 内迪奇统治的塞尔维亚；意大利控制的当地亲法西斯分子的议会统治的黑山。安特· 帕维利奇和他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分离党，杀戮了难以计数的塞尔维亚人、穆斯林人、犹太人、吉卜赛人，将克罗地亚投入血浴之中。克罗地亚的犹太人屈从于类似纽伦堡的种族法，被剥夺财产、取消国籍，运送到集中营，最终被消灭。在德国占领军统治的塞尔维亚，犹太人在德国当局的直接控制之下，这意味着他们处于加速迫害和消灭的巨大漩涡之中。塞尔维亚的犹太人几乎没有得到塞尔维亚人的帮助，或者逃跑加入游击队。塞尔维亚有14.5万犹太人，其中90％被消灭。

在匈牙利，米克洛什· 霍尔蒂以老式独裁但并非极权主义的方式进行着统治。犹太人在那里屈从于歧视而非迫害。尽管匈牙利让自己承担了专门的经济和军事义务，但是与德国的合作是冷漠的。正如在大多数东南欧国家，在匈牙利也存在着强大的法西斯和反犹太人团体，著名的是弗伦茨· 萨拉西领导的箭十字党。当匈牙利试图脱离希特勒轴心联合的时候，德国人帮助箭十字党掌握了权力，加速了反犹太人的运动，最终消灭了70％的匈牙利犹太人。尽管大多数匈牙利犹太人直到1944年夏季都得到了宽恕，但是在1944年春季和秋季之间，屠杀迅速地到来，并且产生了毁灭性的结果。艾希曼的党羽得到了匈牙利法西斯分子的支持，他们很快围捕了他们能够掌握的犹太人，将43.7万犹太人直接驱逐到奥斯威辛，并且很快用毒气杀死了他们。匈牙利一共有82.5万犹太人，其中的60万被消灭。

罗马尼亚的安东尼斯库元帅在1940年9月成功地败坏了卡罗尔国王政府的名声。最初，元帅与法西斯主义的铁卫军——这是一个狂暴的反犹太主义的右翼政党——合作统治着这个国家，并且将各种各样的反犹太人举措制度化，包括强制性的劳动服务。劳尔· 希尔贝格已经显示，在德国之后，没有哪个国家像罗马尼亚那样以如此大的规模卷入大屠杀。罗马尼亚人热切地和克里米亚、乌克兰南部的特别行动队合作，仅在敖德萨一处就屠杀了2.6万犹太人。当罗马尼亚人参加了德国人对俄国的战争时，安东尼斯库元帅调遣了罗马尼亚警察和部队帮助德国人灭绝比萨拉比亚、布科维纳、俄国南部的犹太人，但是他拒绝与德国人合作交出罗马尼亚自己的犹太人。30万已同化的罗马尼亚犹太人中的大多数躲过了大屠杀幸存下来。罗马尼亚拒绝交出大多数自己已同化的犹太人绝非是独一无二的；在其他国家也可以发现相似的拒绝、犹豫、蓄意的阻碍，它们怨恨纳粹侵犯它们的主权。在纳粹军事成功处于高潮期间，大多数卫星国政府或者地方行政当局为他们的德国占领者提供服务，通过了自己的反犹太人法律，驱逐在他们控制下的外国犹太人，以此讨好德国人。但是，大多数这些国家都使自己远离最终解决方案；并且，当战争的潮流变得有利于盟军的时候，它们决心不中断与西方的联系，并决定抵制来自纳粹的压力，不再驱逐自己的犹太人。

在保加利亚这无疑是正确的，鲍里斯国王在那里推行了非常聪明和机会主义的策略，他加入了轴心国，然而没有尾随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陷入与俄国的战争。尽管保加利亚在1941年1月颁布了反犹太人的立法，它宣称在保加利亚国家内部，犹太人是毁灭性的来自国外的元素，但是甚至在保加利亚的德国观察家也承认，反犹太主义缺乏广泛的大众支持。在驱逐犹太人方面，保加利亚人与德国人的合作被限制在保加利亚在马其顿和色雷斯业已占领的领土上。保加利亚人从这些地区驱逐了大约1.1万名犹太人，但是当德国人在1943年要着手处理保加利亚自己的犹太人的时候，它拒绝驱逐他们。到了战争的命运发生变化的时候，对保加利亚人来说，拒绝党卫队的杀戮者变得更加容易了。

最后，欧洲犹太人的命运与其说存在于个别国家各种犹太恐惧症的传统之中，不如说存在于德国人在劝说或强迫外国或被占领国政府交出它们的犹太人上能够实施的控制程度。德国人在波兰、被占的俄国、东南欧取得了最多的进展。总之，在这些地区德国的军事力量提供了最大的保护伞，在其下，种族灭绝的杀戮者能够最有效地加害他们的受害者。就是这个强制性的因素，而非当地的反犹太主义、犹太人地理上的分散或集中、对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信奉，证明是决定性的。

只要意大利军队在其控制的地区（阿尔巴尼亚、黑山、希腊等地方）保护犹太人免于最终解决方案，这些地区的犹太人就不必恐惧迫近的驱逐；然而，一旦墨索里尼失去了权力，德国人就向所有这些国家的犹太人扑了过去，把他们分派到死亡集中营。和当地对犹太人的偏见一样，整个欧洲当地的法西斯合作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合作者包括挪威的吉斯林领导的国家统一党，比利时的王党，丹麦、荷兰、法国类似亲纳粹的组织。尽管如此，毁灭的真正动力存在于德国的权力和各个国家对其服从的程度当中。丹麦犹太人得以幸存的原因是存在大多数先前提及的德国控制的障碍。尽管丹麦是一个被占国家，但是德国人实施了松散的控制；他们允许丹麦人保留君主制，这成为了丹麦人抵制纳粹要求的聚集点。丹麦既没有犹太恐惧症的传统，也没有大规模的犹太人社区。丹麦没有任何受到庇护的犹太人，因为丹麦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强行实施了对移民的限制。当纳粹试图围捕丹麦的犹太人时，丹麦政府事先得到了警告，很快就行动起来，拯救了它的犹太公民。它把犹太人疏散到附近中立的瑞典。比利时和荷兰没有这样的余地，因为这两个国家直接被喜欢干涉的军事和民政管理机构所统治和占领，它们有着干预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工作安排。

法国在许多方面是独一无二的事例，因为它在犹太人毁灭进程的作用大致处于个别卫星国和德国人直接占领、管理的国家之间。法国双重的位置是1940年失败的结果，这导致了北部领土——包括巴黎——的军事占领和在南部所谓维希法国一个独立国家的建立，后者是根据南部疗养胜地命名的，贝当元帅在那里试图组建一个未来再生法国的核心。法国是文明的西方价值观的堡垒，它的崩溃对于西方世界来说是创伤性的体验。接下来战败引发的震惊，内部替罪羊的寻找，被占四年多带来的羞辱，都在法国引发了持久的创伤，最重要的创伤是整个一代幸存者、合作者、抵抗者扭曲的历史观念。维希法国竭力保护犹太人的传奇就是一个传说。米歇尔· 马鲁和罗伯特· 帕克斯顿破除了这个神话：一群极端保守主义的法国人管理着维希法国，他们受到德国人胁迫接受了凶残的命令。马塞尔· 奥菲勒在《悲伤和怜悯》这部辉煌的文献性著作中形象地展示了这一点，它以编年体的方式记录了失败、合作和抵抗的极度痛苦。奥菲勒的文献显示：在被占法国，几乎没有人手脚干净，良心善意。近来菲利普· 布林论述被占法国的书籍也表达了这个观点。

法国具有丑恶的犹太恐惧症的战前遗产，尤其是在右翼和神职人员的圈子里，它延续了几个世纪，包囊了一大批具有杰出语言能力、具有煽动民意才能的反犹太主义者。帕克斯顿和马鲁显示犹太事务全权代表格扎维埃· 瓦拉发起了诸多反犹太人的举措，尤其是1940年秋季臭名昭著的《犹太人法》。这些举措是在没有任何来自德国人压力的情况下发起的，反映了完全是法国本土的对犹太人的偏见。尽管这些反犹太人的举措必须在更大的背景下看待，这一背景考虑到法国的经济问题和外国人恐惧症——不仅仅是反犹太主义——感情的兴起，但是，它们表达了法国社会重要部分的感情和信仰。维希政府和被占法国的民政当局在最终解决方案中积极合作。为了维护法国民政当局，有人会说法国的犹太恐惧症患者不是亲纳粹的，很少维护纳粹狂人所维护的生物学的种族主义。法国的犹太恐惧症患者在多数情况下是同质法国的代言人，在这样一个国家，所有民族上的少数人都要同化成法国人，在文化上成为法国人。

事实上，被占法国的法国民政当局坚持在法国犹太人和外国犹太人之间作出巨大的区别，它们把5.5万外国犹太人中的大部分遣送出去，而这些人已经在法国找到庇护所。它们对这样的行为并不感到不安。维希法国也没有为法国的犹太人做太多的事情，这可能出于两个动机：一是恐惧德国人的权力，一是对犹太人的命运漠不关心。维希政府的民政当局把外国犹太人成批地遣送出去，首先是把他们中的许多圈进拘留营中，然后把他们交给德国人。它们对此毫无不安之心。1942年，多数臭名昭著的遣送涉及数千名外国犹太儿童，年龄从三岁到十七岁。所有这些儿童都在奥斯威辛被毒气杀害。到那时，维希政府的官员开始猜想最终解决方案真正的意味，这促使他们放慢脚步，阻碍德国的死亡机器。但是，证据清楚地显示：假如德国人没有得到来自法国行政机构和公共服务机构，尤其是警察官员和铁路官员的积极支持，他们是不可能执行他们的残暴计划的。这些官员围捕犹太人，并确保火车及时发向犹太人的东部目的地。到1944年末，近7.5万犹太人被从法国驱逐出去，这是一场最大规模的灾难，因为它涉及一个伟大的文明国家在积极地与邪恶同谋。

7. 在冷漠世界里受害者的消极性

人们经常指出：犹太人造就了完美的受害者，因为两千多年来他们一直处于扮演受害者角色的环境中。太多的看法由这一观点制造出来，但这里毫无疑问的是：犹太人对压迫的体验，事先把犹太人在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中放置在屈从的地位，因此相当程度地提高了压迫者的优势。假如尝试抵抗，因此会很快被镇压。是什么让犹太人成为历史的受害者？这一问题已经得到了详尽的解释：它存在于宗教信仰和历史经验的结合之中，它们告诉犹太人，暴力是错误的，对组织化压迫的抵抗是无效的，因为犹太人在其他国家中作为外国人生存，他们没有国家、军队保护自己。

这并不意味着犹太人一直是等待屠杀的绵羊，因为他们为了在他人统治的世界中生存，形成了一大堆策略。劳尔· 希尔贝格描绘了犹太人的应对机制，它具有一些独一无二的策略，其中包括缓和、逃避、麻痹、顺从。缓和是对危险的回应，或者是尝试减少已经发起的暴力；它涉及请愿、支付保护费、支付赎金、有预期的顺从、救济、援救、抢救、重建。对于历代大多数犹太人来说，逃避典型的含义是逃离，而顺从意味着接受反犹太人的举措，希望它们可能在强度上有所缓和，或者有大的松弛，或者一并消失。在这些策略中明显缺失的是武装抵抗。直到以色列成立之前，对业已建立的行政当局的服从——无论好坏——一直是犹太人的准则。与西方世界好战的传统相比较，犹太人没有把暴力美化为文化或者精神的理想。他们的诗人没有写出伟大的抒情顿悟诗篇，去把战斗歌颂为高贵的事业。另一个方面，德国人在文化上盲目崇拜战争的价值观，将它们在家庭、学校、日常的生活中制度化。还有比消极的德国人—犹太人的关系更好的、更配套的锁和钥匙的关系吗？完美的纳粹压迫者能够发现比犹太人更完美的牺牲者吗？犹太人面对凶残的纳粹分子，他们依靠其对付压迫者的传统策略徒劳地退却；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不是在对付传统的压迫者，而是纯粹而简单的压迫者。这里不可能存在缓和、顺从，最终也不可能存在逃避或者逃离。

可能只有抵抗，但是它被心理参照框架事先就排除了。根据这一框架，大多数犹太人，尤其是他们的领导人，已经将他们的经验固定起来。由于对压迫者心灵状态错误的心理评估，这些经验是有缺陷的。犹太人假定真正的问题存在于压迫者错误的思想中，他们相信通过受害者对理性和正义的呼吁，这些思想可能被修正或者纠正。但是，对假定的理性和正义的普遍规范的呼吁并没有说服压迫者，也没有改变他们的行为。直到有权者遇到了同样的权力或者更强的权力之前，对有权者言说真理并没有迫使他们改变暴力的行为。这是受害者心理学中的谬误：它没有看见自己的盲点。克伦和拉波波特正确地指出：受害者也是错误的，因为他们错误地相信他们能够守护其灵魂的清白，同时能够让压迫者认识到自己是错误的，因而应该停止压迫他们。另外，因为抵抗的暴力行为玷污了受害者的清白，因此它不可能被认为是对压迫可行的回应。换句话说：“在对压迫者的指控不感到有罪的意义上，一个人是清白的事实明显地抵制了有效行动的采纳，因为他担心这样的行动可能玷污或者败坏自己对清白最初的声明。”这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清白变成了一个障碍，它阻止了犹太人察觉到他们面对的来自纳粹的致命危险，也阻止了他们相应地改变回应方式。用一位犹太幸存者的话来说：“成为清白者和不得不承受所有悲惨的感情激起了自我怜悯，同时弱化了对于生存来说是本质的力量。”

有关和纳粹压迫相关的犹太人行为的普遍观察，并不意味着轻视这样的事实：远远超出通常认为的犹太人实际上在抵抗纳粹的压迫。注犹太人在华沙的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以及整个波兰二十多个集中营进行着抵抗。五万多名犹太人逃避到波兰和俄国的森林当中，他们在那里要么和游击队联系在一起，要么尽他们所能在那样的环境下反击。反抗在比如索比堡、特雷布林卡、奥斯威辛等灭绝营爆发。不幸的是，这些反抗或者抵抗行为只是个别绝望的个人或者团体发起的，他们都缺乏物质资源和支持，而这些是有所作为所必需的。犹太人缺乏组织化，被宗教和文化的差异所分化，面对着席卷一切的纳粹力量，纳粹的杀戮者对犹太人实施绝对的权力，这样的抵抗假如不是无效的，也是极端的困难。假如尝试抵抗的话，纳粹的报复规模极大，他们会杀害他们所控制的数以百计的犹太人。德国人对任何抵抗的报复受到“集体责任”原则的控制，这意味着犹太人社区自动地为每一个抵抗行为负责，并且为了直接的惩罚——通常是枪决——必须交出德国人指定数量的人质。我们已经提及过莱奥· 贝克的事例，他在1942年5月警告过鲍姆的团体停止针对德国人的暴力行动。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委员会和它们的领导人都有类似的对积极抵抗的反对之声。抵抗者甚至有时被他们的社区贴上叛徒的标签。直到一切都为时已晚的时候，意识的觉醒才认识到纳粹计划杀戮整个犹太人社会。

对纳粹暴政有意义的抵抗意味着绝不仅仅是保持身心合一、采取逃避的策略，甚或逃避压迫者。正如劳尔· 希尔贝格正确指出的，犹太人“被他们历史的紧身衣束缚”，把自己排除在积极的武装抵抗之外，从身心两个方面把自己投入大灾难之中。造成这场毁灭更为恐怖的东西是世界其他地方无所作为，或者对犹太人的灾难漠不关心。

我们现在知道从大屠杀一开始，人们就知道它的存在。当然，有一些最初的怀疑，特别是因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关的类似残暴故事后来被证明是骗局。这一可怕秘密真相被瓦尔特· 拉克尔正确地称为纳粹种族灭绝，知道它的人比通常假定的人多得多。丘吉尔和罗斯福知道这一真相。因为英国人破解了德国最高等级的军事密码，使他们能够破译希特勒的秘密，因此丘吉尔具有完美的信息源告诉他希特勒正在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1941年8月24日，在对英国人民的公开广播中，他没有专门提到犹太人，而是以概括性的词语揭露：“自蒙古人入侵欧洲以来，还没有规模如此之大，或者接近这样规模的，讲究方法的残忍无情的屠杀。”他还加了一句：“我们正面对一个难以名状的犯罪。”然而，无论丘吉尔还是罗斯福，都只是给犹太人道德的或者象征性的支持。尽管罗斯福在1944年1月建立了战争难民委员会，以便尽一切可能营救纳粹的受害者，但是这个委员会遭遇了巨大的体制性冷漠和根深蒂固的反犹太人偏见，尤其是在国务院。戴维· 怀曼在《放弃犹太人：美国人和大屠杀》（1984）一书中提及了美国人对犹太人的放弃是多种因素复杂交织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领导人的，尤其是罗斯福的政治权宜之计；一些美国机构中蓄意阻挠的天性；强烈地反对进一步移民和支持严格的配额将外国人清除出去的民众。当然，据说在那时所有的国家可能都是一样。它们的边境从未向犹太人开放，任何营救的努力在政府的限制中陷入泥潭。瑞士不仅限制移民，而且帮助纳粹储存不合法的黄金，欺骗无数的犹太人拿出他们的储蓄和存款。最近对瑞士这一角色的揭露给瑞士政府的行为，也给由它带入涉及这样不道德金融交易的国家投上一束极其不光彩的光线。

为了对这些旁观者做到公平合理，那时几乎没有人知道忍受纳粹痛苦的程度。尽管有希特勒和他的纳粹政权，但包括英国和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假定德国政府与第二帝国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它的机构从本质上说依然是诚实和文明的。对于西方政治家来说，像德国这样的当代国家能够以流水线的方法杀戮600万人是难以想象的。正如瓦尔特· 拉克尔正确地指出：“整个计划超出了人类的想象。”希特勒的敌人不仅误判了纳粹政权，他们也显示了对犹太人困境微不足道的关心。根据劳尔· 希尔贝格的观点，对犹太人的营救不是优先级的事情，而是这场战争的副产品。剩下的是悲剧：在犹太人的背后没有一个国家，也没有一支军队直接代表他们作战，他们完全无助地抵挡着一个种族主义国家的屠杀。这个国家相信它的任务是毁灭他们，并且得到一些犹太恐惧症政府和一个漠不关心的世界的间接支持。

注　参见奥默· 巴尔托夫的《希特勒的军队：第三帝国的士兵、纳粹分子和战争》（1992）一书中的精彩章节“前线的去现代化”，作者在其中令人信服地显示了第三帝国是能够赢得欧洲闪电战的，但是不能赢得和世界三个主要工业强国的总体战，并且第三帝国经历了俄国最原始的环境。纳粹领导层对这些环境的回应是退回到最糟糕、最弄巧成拙的种族幻想当中，用残暴和不道德的战争观替代了物质的力量和合理的计划。

注　在1941年6月22日到战争结束期间，共有570万苏联士兵被德国俘虏。到战争结束，只有93万俘虏在德国战俘营幸存下来，100万俘虏可能被释放或者作为“志愿者”为德国人工作，50万人逃跑或者被释放，余下占57.5％的330万俘虏死亡。

注　正如沃尔夫冈· 索夫斯基所说：“这些办公桌后面的犯罪者和许多低层级的、挥挥鞭子的同事既不是变态佬，也不是施虐狂——他们令人吃惊地正常。”

注　涉及犹太人抵抗的文献一直在不断地增加，但是所有这些犹太人或德国人献给抵抗行动的图书、文章、回忆录和笔记，都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抵抗无论怎样高贵或者勇敢，结果上都没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