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

常恐夭网罗，忧祸一旦并。

岂若集五湖，顺流唼浮萍。

逍遥放志意，何为怵惕惊？

——何晏《言志二首》之一

魏晋名士之风，承建安遗绪，于正始年间，由何晏、王弼等人真正弘扬开来。

名士们都特立独行。名士之间的清谈，必然注重思想性、艺术性，为了增强辩论筹码，名士们对自己的动作、神态、装饰、仪容都很在意。那么令人神往的魏晋名士形象，就主要通过这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通过《世说新语》中的记载，我们基本可以看到，那些精美绝伦的小故事，大多是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描述的：名士的容貌气质、清谈时的仪态、清谈时的精妙义理、清谈时的精妙言辞，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机智表现和见识。

名士之风　始于斯人

“寒食散”又被称为“五石散”，

是因为这药方里有五种石头作为主药，

还有若干别的药作为辅药。

这五种石头分别是“石钟乳”“紫石英”

“白石英”“石硫黄”和“赤石脂”。

土木工程系的曹睿

曹丕在位只有6年，虽然他也想建立不世功勋，可毕竟能力不逮，曹丕伐孙权、伐刘备，都以失败而告终。

但他却搞了一个政治制度，影响很大——那就是为了拉拢大家族大门阀的支持，采纳了尚书陈群的建议，实施了“九品中正制”。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内容呢？

简单说，“九品中正制”，就是“如何选拔公务员”的制度。

具体操作模式呢，就是朝廷任命一些大臣兼职为“中正”官，负责在各自的家乡评审、举荐人才，并且把人才分为九个品级，品级越高，就越是大才，就会被授予显要的职位。人才的品级不一定和官职的品秩一一对应，但是也有很深的关联。

我们稍微一想，就知道这样做有什么后果。

大官兼职中正，去评审家乡人才——傻子都知道，大贵族可以用手中的权力，把自己的亲族子弟、门生好友，评成上品，然后给授予职位高、活儿少的官职；而把一般没什么背景的人才，定为下品，授予一些吃力不讨好、事情多活儿累的小官小吏。

这样，大族就把持了晋升的途径，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大，世代都是高官，而一般的士人则几乎没有进入上层社会的机会，只能出苦力，做武职和低等官吏。

于是，在统治集团内部，也截然分成两个阵营——高品达贵的士族和低品苦累的寒族。

这个“九品中正制度”所导致的士族和寒族的区分，对魏晋后来的文化格局、政治格局影响都非常大，所以不得不说一下。

曹丕死于226年，接着，他和甄夫人的儿子——曹睿即位，这就是魏明帝。

在史书中，魏明帝是个形象非常饱满的天子。

他极其聪明，有过目不忘的本事。据说，不管远近官员，哪怕是芝麻小官，只要他看过该人的履历表，得！他一辈子都忘不了了。这人什么性格、什么品德、几级人才、做过什么事，他爸是谁、他爷爷是谁、他妈是谁、他兄弟姐妹都有谁，曹睿都能清清楚楚记起来！这种人适合考试，搁在今天，绝对清华北大的主儿。

曹睿心地善良，对待大臣也比较好，前面说过，他对曹植就很优待。大臣怎么说他、怎么骂他，他都能接受。执政13年，几乎没杀过谏官，这一点非常可贵。

他还很会写诗，虽然和他爷爷、父亲、叔叔是没法相比，但也算是很有文采的一个皇帝。他曾经模拟女子的口吻，写过一首很有名的诗，叫作《种瓜篇》。

种瓜东井上，冉冉自逾垣。

与君新为婚，瓜葛相结连。

寄托不肖躯，有如倚太山。

菟丝无根株，蔓延自登缘。

萍藻托清流，常恐身不全。

被蒙丘山惠，贱妾执拳拳。

天日照知之，想君亦俱然。

要说这首诗，也是在艺术水准之上的，他通过“瓜”“藤”相互缠绕，来比喻男女之间缠绕难分、相互依存的情感，十分形象。

诗中通过一个女子自言自语的口吻，把心事娓娓道来。

说在种瓜的时候看见瓜藤缠绕，就想起夫妻之间从此互相依存不可分开。自己嫁给丈夫，就把全身心都托付给了对方。然而瓜藤毕竟是弱小的蔓生植物，没有深厚的根系，由此又想到自己虽然嫁给了丈夫，但是毕竟不能自立，所以时常恐慌，害怕没有好的结果。

最后这个女子只好一方面发誓自己会永远忠贞，一方面又用“天日照知之，想君亦俱然”来“逼迫”丈夫，希望丈夫也能对自己做出承诺，不要抛弃自己。

这些心理、动态的描写，把一个既没有社会地位又没有经济地位的可怜的、楚楚动人的少妇形象，写得惟妙惟肖。

诗人模仿女子的口吻写诗，这在古代是很常见的，但是写得好的确实不多，《种瓜篇》就是这不多中的一篇。有时候想想，也挺佩服这类诗人的，毕竟是个男儿身，能把女儿态写得这么感同身受，可真是不容易啊。

魏明帝曹睿在位共14年，应该说，还是很有政治建树的。

这时候蜀汉的皇帝是刘禅，丞相是诸葛亮，诸葛亮为了报答“三顾茅庐之恩”，出兵北伐。从228年开始，到234年，一共五次北伐（《三国演义》中说是“六出祁山”，其实只有五次）。

诸葛亮在三国，那简直就是神一样的存在，谁见谁怕。诸葛亮北伐，曹魏朝中非常恐慌。但是曹睿能够知人善用，起用曹真、司马懿抗衡诸葛亮。结果，诸葛亮五次北伐均无功而返，最后忧疾病死，落得个“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结局。

后来，曹睿还命司马懿平了辽西公孙渊。在军事方面上，曹睿很有谋略，这一点他继承了爷爷曹操的本事。

但是，曹睿的毛病也有一堆。

不同于爷爷曹操和爸爸曹丕勤俭的风格，他非常奢靡，喜欢享乐，尤其诸葛亮死后，他觉得心腹大患没有了，就开始满足自己最大的兴趣——盖宫殿。盖一座还不行，还要不停盖。翻看《三国志》以及相关的历史书，关于曹睿执政的后期，铺天盖地都是“建宫殿”“建宫殿”的记载，大臣们上的折子也都是说“不要建宫殿”“不要建宫殿”。

239年正月，曹睿驾崩，葬高平陵，死的时候才35岁——不知道什么原因，曹操家族除了他自己活了66岁以外，他的后代基本上都亡命早死。曹丕只活了40岁，曹睿也只有35岁，曹植41岁，曹冲13岁，等等——这些说的还都是自然死亡。为什么会这样，也是个不解之谜。

曹睿临终前，命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共同为顾命大臣，辅政幼主，不过他没想到，这个不大不小的决定，竟然最终断送了曹氏江山。

新的皇帝，叫作曹芳，继位的那一年（239年）只有8岁，年号正始。

从此，中国将迎来轰轰烈烈、热热闹闹、高邈奇特、名士风流的玄学时期。

粉面何郎

曹爽的老爸，是已故的大将军曹真——曹真勇猛有胆略，是三国时期大名鼎鼎的名将，北破羌胡军，南拒诸葛亮，为曹魏立下汗马功劳。

很厉害很厉害的老爸，他们的儿子，一般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要么龙生龙凤生凤，孩子比老爸还优秀；要么就是虎父犬子，儿子糟糕得一塌糊涂。

不幸的是，曹真、曹爽父子，就属于第二类的情况。

曹爽小时候经常出入宫中，和曹睿关系很好。曹睿当了皇帝，曹爽的仕途就顺风顺水，可惜曹爽性格懦弱又刚愎自用，根本不是一块搞政治的料。

魏明帝曹睿临死的时候，想托孤曹爽，问他：我把重担交给你，曹爽你行吗？

曹爽当时跪在旁边，紧张得汗流浃背、脑袋发蒙，根本不知如何作答。大臣刘放暗中踢了他一脚，悄悄告诉他：“快说，我愿意用生命保护皇室！”

曹爽这才回过神，心跳加速地说：“我愿意用生命保护皇室。”

这样，曹爽才成为顾命大臣。

曹睿也清楚曹爽的能力，却苦于实在没有合适人选，只好又任名臣孙礼为大将军长史（大将军府办公室主任），给曹爽做帮手。

有时候，做决断确实两难。曹睿给小皇帝找顾命大臣，是个历史性问题，历朝历代都能遇到。

你说找个能力强的吧，怕小皇帝压不住；找个忠心的吧，又怕镇不住朝局。中国皇帝都是家天下的概念——皇帝怎么也得是我的后世子孙当。要是有既忠诚可靠能力又强的大臣最好，实在不行，就优先选择忠诚可靠的。

所以，忠心但能力不足的曹爽，就站在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上。

曹爽是贵族子弟、皇室宗亲，不必说，他有一帮贵族子弟的好朋友。贵族子弟嘛，一般都有享乐主义浪荡哥儿的特征，曹爽也不能免俗。

他的这几个朋友，每个都大有来头。比如驸马毕轨（曹睿女儿的丈夫），名士丁谧、邓飏、李胜等，这些都是曹魏的大官子弟。

还有一个更有名更牛逼——按照辈分来说，还是曹爽的叔伯长辈，他就是汉末大将军何进的孙子、曹操的干儿子加女婿——名士何晏。

早在魏明帝曹睿的时候，何晏、毕轨、丁谧、邓飏等人，就都位居高职。不过曹睿不喜欢这几人喜爱交游、浮华的性格，就把他们都一一贬斥。

曹爽辅政后手握大权，又把这几位安排在了重要部门。

当时，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军国大事一起商量着处理，但是无论论资历、论年龄、论辈分，司马懿都远胜曹爽。所以从一开始，曹爽就对司马懿持晚辈礼，国家大事都请教司马懿然后决断。

但是权力的诱惑实在大，人的贪欲也是黑洞。

丁谧就给曹爽出了个主意：权力这东西，必须得一人独揽。你和司马懿共同辅政，他还压着你，这可不行！不如你奏请天子，说司马懿年老功高，封为“太傅”，这样一来，你就独揽大权了。

太傅，相当于元老顾问，名位至高但手无兵权。丁谧这一招，是典型的“明升暗降”——貌似尊崇有加，实际是夺权。

小皇帝才几岁，哪里有这么多弯弯绕？曹爽一试，果然奏效。239年二月份，刚辅政一个多月的司马懿，就被封为太傅，丧失了兵权。

从此，曹爽无所顾忌，朝中大权尽在他手。而何晏等人，依附曹爽，更加顺着性子，气焰嚣天，整日喝酒聚会聊天，想怎么来就怎么来。

不过，我们喝酒聊天是耗费生命、瞎扯淡，而何晏喝酒聊天，却聊出了一个名士风流、潇洒翩然的时代。

一般史书上对何晏的评价并不高——当然，这是正常的。

一方面，史书都是胜利者书写的。记载何晏生平的《三国志》《魏略》等，都是晋朝人编纂的，所依据的也都是晋朝的官方资料。作为司马氏家的臣子，对政治立场偏向曹氏的何晏，自然要有一些“修饰”了。

再者，评价的标准也很重要。爱因斯坦说，如果你用“能不能爬树”来衡量一条鱼，那么你一生都会认为它是愚蠢的。

假如以“跳高”来做标准，老鼠都比大象厉害，以“是否遵守礼法、是否具备事务性的政治才干”来打分，何晏绝对不及格。因为他不守法度，恣意妄为，读了一肚子书，却不善长搞实际的事务。

我们得承认一个事实，人确实有不同的禀赋。有的人，适合搞理论工作；有的人，则适合干实际事务性的工作。有的人能说、能提意见，有的人能干、能解决问题。

没有理论指导和批评意见，一味蛮干，不行；只有空谈和挑刺，没人实践，也不行。这是完全不同的职责所在，社会都需要，缺一不可。最理想的状态，是让能说的提意见、能干的做实事，互相补益，社会健康发展。不过现实往往拎不清，无法区别谁能干、谁能说，不能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地方，于是就出现很多问题。

何晏的政治才能确实一般，但是不得不承认，他是天生的文人性格、天养的名士做派、天成的思想领袖。

何晏生父早亡，母亲被曹操娶了做老婆。曹操看何晏很聪明，就把他收为义子，抚养在宫中。何晏比曹植小两三岁、比曹丕小六七岁，和曹冲年龄相当。尽管曹操对何晏很好，但何晏清楚知道这是曹家的公室，总有寄人篱下的感觉——这有点类似林黛玉，他们都一样自家败落、一样寄人篱下、一样早慧早熟、一样心思细腻。

这种环境下很容易让人产生自卑感，何晏好强孤傲和略有自闭的性格，当与此有关。

据《世说新语》记载，何晏小时候在地上画一个框，自己待在里面，一待一天不出来。人家问你这是干啥呢？他说：“这个框内是我何家，我待在我家而已！”曹操听闻，知道何晏自尊心强，就没有强迫留何晏在曹府生活。

曹氏子孙大多都有学问，何晏不甘人后，小时候就读很多书，而且聪慧异常，一看就懂，尤其精通《论语》《老子》《庄子》和《周易》。有一次曹操读兵书，有地方不懂，刚好何晏在身边，就随口一问，不想何晏给解释得清清楚楚，所以曹操很喜欢何晏，还把自己的女儿金乡公主嫁给了他。

何晏不仅高才，而且长得很漂亮。俗话说“一白遮百丑”，人肤色白净，在形象上就占大便宜。据记载，何晏就一脸胶原蛋白，皮肤白嫩白嫩的，白得让大家都以为他搽了粉——一直到他三四十岁，皮肤都白皙得让人嫉妒。

为了验证何晏到底是不是搽了粉，魏明帝曹睿故意在大夏天赏给他一碗汤饼（大约是今天的热汤面之类），逼着他当场吃完。何晏吃得大汗淋漓，不断擦拭，结果呢，皮肤经过汗水浸泡，更加水嫩，白得透明！大家这才服了，知道他确是天生丽质，没有搽粉。

这么漂亮的小帅哥，还有很高的才华，又有寄人篱下的苦衷，自然而然就会往傲娇和自恋上发展。有个成语，叫作“顾影自怜”，用来形容何晏就太合适了。《三国志》记载何晏“自喜”“行步顾影”，就是说他自恋无比，走路都得停下来看自己的影子：哎呀！我居然长得这么好看！

这么傲娇的人，自然与曹家子孙保持距离，并且会摆出对曹家蛮不在乎的样子。曹丕为此还怄气，骂何晏“假子”，极不喜欢他。等曹丕当了皇帝，就以“何晏好色”为由，没有重用何晏，只给了他一个闲职。

何晏好色吗？何晏确实好色，这很正常，曹丕你就不好色吗？所谓好色云云，只是打压对方的政治借口罢了。

何晏好色，除了《三国志》引《魏略》说他“好色”的评价之外，还有个非常明确的药物证据，什么药物呢？

这就是让我们如雷贯耳、名士必吃，几乎成为魏晋符号的——五石散！

五石散、酒、裸奔和名士

鲁迅先生曾经在广州有一次演讲，后来演讲内容被整理为一篇文章，是研究魏晋必读之物，叫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面说了魏晋名士的两个典型符号，即“吃药”和“饮酒”。

这里说的“吃药”，就是吃“五石散”。

所谓五石散，是一种中药散剂。这个药方现在还能看到，最早叫作“寒食散”，据说是东汉大医学家张仲景发明的。张仲景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伤寒杂病论》，是他毕生心血所在。这个“寒食散”的方子，就收录在《伤寒杂病论》之中。

“寒食散”又被称为“五石散”，是因为这药方里有五种石头作为主药，还有若干别的药作为辅药，这五种石头分别是“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黄”和“赤石脂”。

由于这个药方本来是治疗伤寒病症的，所以药性燥热。而且，这个药毒性很大，吃了之后吃还要配以很多很麻烦的调理方法，把毒发出去。如果调配不得当，搞不好就会中毒而死，所以东汉以来，一直没什么人吃这个寒食散。

但是这个药有个附带的作用，就是吃了可以壮阳、强体力，使皮肤变得敏感，这可是个令人惊喜的意外发现。

于是何晏对寒食散略作调整，并且按照调理的方法，开始服食寒食散。吃了之后，药效的附带作用果然非常明显，何晏高兴地说：

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世说新语·言语第二》）

于是，在他的影响下，寒食散开始流行起来。

一如前面所说，寒食散好是好，但是毒性很大，吃了之后得有相应的、十分麻烦的解毒法子，得把毒给“发散”出来，这些法子都有什么呢？

首先，吃了药之后不能躺下，得赶紧活动、锻炼身体，让血液快速流通，谓之“行散”，否则性命不保。于是，经常能见到魏晋名士发足狂奔，这就是吃药之后的“行散”。

其次，不能穿厚衣服、吃热东西，而且还得穿单衣、吃凉东西，越凉越好。为什么呢？因为药性燥热，必须用寒冷之物与之中和，否则就会把自己的内脏烧坏。按照书上的说法，就是“寒衣、寒饮、寒食、寒卧，极寒益善”。

再次，得大量喝酒，东西不能吃热的，酒却最好是热酒。为什么呢？酒主挥发，热酒挥发效果更好，所以不能吃热东西，但是可以喝热酒。魏晋名士们大都喜欢喝酒，除了“喜欢”之外，恐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为了排毒，必须喝酒。

这些是吃药之后的排毒调理，都是必须的，哪一样做不好，就有生命危险。魏晋乃至唐末，都有人吃五石散的，同时，因为调理不足而中毒得怪病乃至毒死的，比比皆是。有人中毒之后舌头出现问题无法说话，有人浑身溃烂、脓疮遍体，有的直接七窍流血、一命呜呼。

吃了五石散，还有一些“连锁反应”，比如皮肤敏感，一磨就破，不能穿贴身的衣服，所以魏晋名士大多衣袂飘飘、宛若仙人；甚至不能穿新衣服，新衣服布太硬且不合身，所以旧衣服好，越旧越好，旧到衣服里面长出虱子都没关系。吃完五石散需要喝酒，不喝酒就会死，所以酒喝多了就醉了，醉了干些荒唐事就情有可原，在我们看来是发酒疯的，在他们看来就是非常能理解、很稀松平常的事了，等等各种情状，不一而足。魏晋名士的举止怪异，很多时候是和吃这个五石散有莫大关系。

既然这药这么毒，不吃不就完了？

那不行！吃了这个药，确实有比较明显的药效，壮阳强体，这是人人都想要的；而且，何晏都带头吃，你不吃，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名士？到了后期，名士们都吃，不是名士的贵族也吃，加之此药本身昂贵，慢慢形成风气，吃不吃五石散甚至成为区分贫富贵贱的标志了——一般人你还吃不起呢！好像今天，流行“文化”、流行“国学”，俨然形成风气，你要是不会背两句古文、拽两个佛学名词，你都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不过，成为一个大名士，光靠吃药、喝酒、穿宽袍大袖还远远不够——至少在玄学早期是远远不够的。作为名士，作为玄学的清谈客，作为名满天下的玄学清谈客，你必须得有玄学思想。

说到这里，笔者必须宕开一笔，介绍一下有关“魏晋玄学”的内容和其来龙去脉了。因为，假如我们不知道魏晋玄学是什么，就不会明白那些名士们到底在干什么，更不会了解他们都在坚持什么、反抗什么，不明白他们的坚持和反抗到底有多么可贵、可佩，甚至连《世说新语》也看不明白。

不懂魏晋玄学，看魏晋名士的行为举止，我们就很可能像很多庸俗之辈一样，骂一句“魏晋名士无非有病、自恋、神经、装逼，沽名钓誉而已”；或者像另外一批庸俗之辈，徒羡名士们风流潇洒、行为乖张的形式，却全然不知名士们到底为什么这样做。

无论批判或是欣赏，都请先了解一下批判和欣赏的对象。

由于魏晋玄学涉及不少哲学问题，初看可能有点不好理解，但是笔者会努力说得较为清晰简洁。

为了能真正理解何晏、王弼、嵇康、阮籍、潘安、卫玠、王羲之、谢安、陶渊明等等这些大帅哥到底在干什么，请大家稍微耐点性子，读完下面的内容吧。

产生玄学的四个条件

首先需要理清一个概念——“魏晋玄学”，它和我们常说的“玄幻学”“神秘学”不同。

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一股思想潮流，类似于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所谓“玄学”，是指“玄远之学”，思索探求的都是玄远高深、与现实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问题。

简单点来说，魏晋玄学是主要以《周易》《老子》《庄子》为核心读物，以“清谈”“写文章论战”为交流方式，在名士之间展开的，一系列关于终极问题的思辨（具体有哪些问题、思辨些啥，下文有简单介绍）。

任何学术或者社会思潮，都有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条件，为什么会在魏晋出现“玄学”，而不是别的学问，也是有原因的。

综合起来，促使魏晋玄学出现的社会条件，有以下几个。

条件一：

汉末动乱，朝政昏暗，晋升的渠道和权力都被太监把持，太监胡作非为，引起士大夫的严重不满。当时汉朝太学生已经多达三万人，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太学生和在朝的士大夫官员，时常在固定的地方聚会，一起议论朝政、品评人物，甚至连皇帝的错误都揭露批评——这种聚众交流的活动就叫作“清议”。参加清议的士人，基本都反对太监擅权，时人称之为“清流”。

汉末知识分子之间出现的“清议”活动，为魏晋玄学的讨论提供了模式。魏晋玄学家们交流的主要方式——清谈，就是脱胎于“汉末清议”。所不同的是，清议的内容是社会具体问题，清谈的内容基本上是思辨抽象哲学；清议参加的人较多，清谈只在名士之间进行；清议涉及现实政治，清谈很少聊现实政治。

条件二：

“清流”逐渐成型后，知识分子就会因为相同的政见和思想，惺惺相惜，进一步加紧联系，开始“结党”。结党本来是好事，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更明确，然而一旦结党，就会造成新的问题——你在一个团体内，就不能再有自己独立的意见了。而且，并非团体中的每个人都有崇高的政治理想，就有很多人攀援牟利，把“结党”这事儿变得乌烟瘴气。

于是，那些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发现，千万得保持独立性啊，一入党争，就容易被意见裹挟，稀里糊涂干错事。

这些人就开始反思，不再拘泥教条主义，对传统的规范开始择善而从。这一反思不要紧，“独立思想”的光芒，开始点亮了他们的自由个性。

这种反思，是自我启蒙的先决条件，客观上打破了儒家经学的僵化禁锢，汉末知识分子的人格，就此有了重建的可能。

正是有了这种反思精神、独立人格，才能出现敢于深入思辨、独立反抗的玄学家，否则，大家都是政府的喉舌，就谈不上有魏晋玄学的声音了。

条件三：

思想一被启蒙，整个世界都变了。他们发现，两汉以来的儒家经学不再是那么无懈可击，老师的话、圣人的观点，也好像都有了可以商榷的地方。

经学，本来就是保障汉朝有序发展的理论武器。汉末都乱成这样子了，可想而知，经学的体系崩塌到了什么程度，所以这时候会出现思想变革，也是必然的。

东汉以来的儒家学术，充满了纬谶迷信的色彩。他们认为，孔子是天降圣人、洞悉未来，他说的话传达的都是上天的意志，为此，他们编了一段故事：

传说公元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鲁哀公狩猎见到麒麟。他正高兴呢，天上飘下来一张卷轴，上面写着血红的大字：

趋作法，孔圣没。周姬亡，彗东出。秦政起，胡破术。书纪散，孔不绝。（《春秋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徐疏引《春秋演孔图》）

这几句话是上天的预言，大意是说：孔子赶紧立法（写《春秋》）吧，写完你就该死了。彗星出现在东边的时候，周朝就灭亡了。接下来会有个秦朝出现，然后会有个“胡亥”破坏制度导致灭国。秦朝会焚书坑儒，但是孔子的大道不绝。

子夏听闻，赶紧跑去看，结果去了一看，血书变为红色乌鸦，红色的字变成《演孔图》。孔子看后，终于“知天命”——知道自己原来背负着传达天意的神秘使命。通过这些预言，孔子知道了后世的朝代更迭，还知道会有个“汉朝”继承天命、一统天下，于是赶紧跑去写了一本《春秋》，留给汉天子作为立法之本。

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在扯淡，但是当时人可不这么看，都信以为真。这类东西，在汉朝有很多，还是官方学术，目的就是维护汉朝的正统性和统治秩序。

到了汉末，就有一批知识分子不再拘泥这种鬼神之说，开始重新解释儒家经典，一反当时教条主义、几万字解释一个字的注解方法，而是从整体上、简约地对儒家经典加以分析，这些人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马融和郑玄。

马融本人性格旷达，不拘小节，出身世家大族，所以很会享受。他讲学之处，四周围起帐子，里面有美女跳舞，他则坐在帐子中间，边看美女边讲课，弟子们则在帐外学习。弟子们还分等级，高一级的给次一级的讲授，所以一般的学生平时根本见不到马融。

马融广涉博学，向他学习的人很多，郑玄就是诸多弟子之一。郑玄来之前，已经是学富五车，尤精易学，没多少人能超过他了。不过他比较低调，在马融门下3年，都是听师兄讲，根本没见过马融长什么模样。

有一次，马融和大弟子们在研究一个天文问题——演算浑天数，可是算来算去都算不对。有个大弟子说，郑玄可能会算。于是把郑玄叫来，郑玄只把浑天仪稍微转动，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大家又佩服又惊讶。

从此马融对郑玄大为器重，郑玄在马融门下7年，几乎学到了马融的所有学问。等到郑玄毕业将要离开，马融不无感慨地说：

郑生今去，吾道东矣！（《后汉书·郑玄传》）

《世说新语·文学》还记载，郑玄离开后，马融又有点嫉妒，就想派人去杀郑玄。郑玄也料到了这一点，于是就走到土桥下，踏入水中，坐在木屐上休息。

要派人追杀，总得知道方向吧。马融是大奇才，也精通易学，就转动式盘（大约是用的大六壬一类的方法），来推算郑玄在什么位置。结果一看卦象，他就对左右说：“郑玄在土下、水上，身体紧邻木头——这是死人的象征，一般来说符合这些条件的，应该是被埋上黄土、临近黄泉、身在棺材内，郑玄估计死了吧！”于是，郑玄得以逃过一劫。

这故事是不是真的，咱不知道，但是可以看出，郑玄学识渊博、青出于蓝是必定无疑的。

郑玄不拘于师承流派，没有门户之见，广学博览，成为一代学术宗师，他对儒家经典《论语》《周易》《诗经》《周礼》等都有注解。他的注解问世，立刻风行全国，原来的注解逐渐被遗忘了。今天我们看这些书的翻译，基本上都是以郑玄的注解为基础的。

郑玄的学风简约广博，人称“郑学盛而经学衰”，更为关键的是，郑玄的注解使得儒家经典趋于开放，为儒道融合产生了条件。

同时影响天下学风的，还有刘表等人。刘表在荆州开办讲席，延请名师在荆州讲学，也促成了儒家经典的简化、通脱化。《三国演义》里的刘表懦弱无能，其实历史上的刘表是大名士、大知识分子，是时人推崇的“八达”之一。

经学的衰落、儒道的合流，在思想方面推进了魏晋玄学的出现。

条件四：

无论汉代的察举制还是后来的九品中正制，本质都是选拔人才，那么，就需要有一套方便可行、能够鉴别人才的方法。

最早的鉴别方法，就是向老百姓打听，看谁有孝顺、才华的名声，然后就录用了。但是这方法显然很朴素，因为骗点名声是很容易的。比如有个人，父亲死了，他在墓道盖了个小屋子，住在里面守孝7年，在乡里得了个大孝子的美名。但是实际呢？他在这7年里生了好几个孩子，还有好几个老婆。可见，守孝是假，骗名是真。类似这样作假的人，比比皆是。

汉末流传一首民谣，形象生动地写了依靠这种制度选出来的人才，有多么不靠谱、多么虚假。

举秀才，不知书。

察孝廉，父别居。

寒素清白浊如泥，

高第良将怯如鸡。

秀才不识字，孝廉连老爸也不管；号称清廉的则贪污行贿，脏得跟泥一样；从世家大族选出来的将军们胆小如鸡。察举制的不足为法，于此可见一斑。

为了防止作假，就不能只听信老百姓的议论，还得有官员亲自面试考核，对人才进行具体的鉴别，这就面临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到底什么样的人是人才？！不能您说他是他就是，您得说出个一二三来！

于是形形色色的鉴别方法就出现了。

有人用传统的相骨、相面来鉴别，有人根据说话、语气、动态来鉴别，有人根据身型比例来鉴别，有人则根据内在的才华、气质来鉴别，大家各说各有理，纷纷纭纭，莫衷一是。而且有些方法听着好听，跟本没法实用，这时候，就迫切需要一套清晰可行的标准。

这个现实困境，恰恰像导火索一样，成为魏晋玄学思索和讨论的基础点。

好比，我们要寻找一个大力士，大家首先能想到的是——块头大的，多半就是大力士。那么我们就有寻找标准了：寻找块头大的人，不会太错。

一般人就止步于此，评鉴人才到这一步也就算完成任务了。但是，还有一些爱思考的人，就会追问：为什么块头大就力气大呢？大块头是怎么产生的呢？

对应到现实，就是追问：有的人是人才，有的人是蠢才，这是为啥呢？“才能”，又是谁赋予的呢？

这一追问，就把一个现实的才能评价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了。

清谈的方式、独立人格的出现、经学的变革，以及品评人才的困境，四个方面共同作用，为“魏晋玄学”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条件。

玄学讨论的五个话题

由于思考“人才品评”的问题，进一步追问到哲学层面——才能是谁赋予的，又是怎么产生、怎么赋予的？

这问题不好回答，不好答也要答，于是就有人就把答案对准了谁也说不清楚的“天”，认为是“天”赋予了某些人“才能”，是“天”在促使这些人发挥才干。

可以发现，这一步追问，其实问到了根子上，并涉及古人一直关心的大问题——“天人关系”。

天人之间到底有何联系？又是如何联系呢？

这个命题非常古老。

从社会层面而言，“天人关系”解决好了，就找到了皇权合法、合理的依据，进而找到了能让社会正常运作的妙计良方。

比如，董仲舒就给出一个不错的答案。董仲舒说的是“天人感应”——天和人是互相感应的，比如天有四季、人有四肢，人是天的缩影，天是人的本体。皇帝是天的使者，是人间的代表，其行为举止会受到“天”直接的关注，所以老百姓应该听“天”的——也就得听皇帝的。并且，天有警示作用，也会和凡人互动。天子行正道，天就用风调雨顺来“嘉奖”；天子作恶，天就显示灾害来“警示”。

简单说，董仲舒的观点是天人互相感应，并且天为本，人为末；人是天的分身，天是人的总根。

董仲舒的学说，非常适合稳定强盛、大一统的西汉政权，所以从汉武帝时期开始，董仲舒的思想占领了汉朝思想界三四百年。不过到了汉末，这套学说走到了尽头，不能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转了，那么就需要重新探寻天人关系。

于是，围绕“天人关系”，玄学的几个基本命题就产生了。

命题一：世界的本源是“有”还是“无”？

既然牵涉到“天”，那么顺着一想，就想到了“天”的背后，是不是也有什么东西在做决定啊？好像经常有人问“人是上帝造的，上帝是谁造的”？这就是“本源”问题。世界最早是什么，是有？还是无？本源又是如何影响到现在形形色色的世界的？

命题二：自然和名教的关系。

“天、人关系”的讨论，直接可以变为“自然和名教关系”的讨论。所谓自然（天），就是人的本性状态；所谓名教（人），就是人为制定的社会约束。

面对社会问题——比如父母死了，人到底该怎么办？应该遵循自然本性来大哭一场、不管别人呢？还是该遵循社会礼教，按规矩守丧几年、有节制地悲伤？

命题三：圣人有情？无情？

一般人，有的重本性，有的重规范，但是，在理想人格——圣人身上，到底是应该彻底遵循礼法规范呢，还是一味遵循情感诉求？这就是所谓的“圣人有情、无情论”。

通过对圣人的讨论，还顺便牵带出另一个小问题：孔子、老子这些大圣人，到底谁更牛逼一点？这也是名士们经常讨论的问题。

命题四：才、性关系。

玄学讨论的社会问题，就源于人才品鉴。在人们看来，“人才”起码有两种含义：要么道德好，要么才能好（在当时的语境下）。

一般来说，道德是维系社会稳定的隐性力量，才能是个人特质的体现。也就是说，“道德”需要大家都遵守，你得和别人一样，“才能”需要你与众不同。比如，大家都守孝，你也得是个孝子，甚至是能做表率的大孝子，这算有道德；你有与众不同的能耐，能在一堆人中凸现出来，这算有才能。

道德衍申开来，就是“名教”；而大自然的规律，则是天生万物、各不相同，这样，就又把“名教和自然”的关系，对应到了“道德和才能”的关系上。

由于道德往往和本质连在一起，于是，才（外在才能）、性（内在道德、本质）之辨，也是魏晋玄学常常讨论的内容。一般有才性合、才性异、才性同、才性离等四种说法。

命题五：言、意之辨。

当然，这一切的争论，还牵涉到一个语言学的基本问题，那就是，你的话能否准确表达你的意思——即“言能否尽意”的问题。

言能尽意，言不能尽意，就成为两派观点。

当然，在今天看来，这个问题的争辩，主要在于双方对“意”的界定不同。认为“言能尽意”的，他们口中的“意”指的就是具体事物；认为“言不能尽意”的，他们口中的“意”指的是抽象的、在语言层次之外的东西。

这样一来，当然争得不可开交了。

玄学的核心辩题就这五个。当然，围绕这几个核心辩题，还产生了一系列相关的问题，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从曹魏到两晋，产生了许多优秀的玄学家，可以说，玄学家都是名士。需要注意的是——名士们观点不同，往往政治立场也截然不同。因为他们讨论的观点，表面看起来都是形而上的哲学，其实呢，都对应着现实的政治问题。

所以，同为名士、玄学家，其中还分为两个阵营。

一派，叫作玄论派。这一派，崇尚自然、老庄，是道家思想的玄学化，最著名的玄学家大多数都是这一派的人物，比如何晏、王弼、竹林七贤等等。这些人嬉笑怒骂、狂放不羁，独立精神很强。思想飘摇高致，不拘一格，是玄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我们后世所说的玄学思想，大多指的就是这一派的思想。

另一派，叫作名理派。这一派，是纵横家、名家思想的玄学化。名理派的谈论以刑名为主，较少老庄思想，内容比较务实。他们的行为也不浪漫，也很反对虚浮放诞的风气，比较符合当政者的利益。

这两派，就好像华山的剑宗、气宗一样，都是使剑的高手，也都属于华山派，但是互相之间立场不同、观念不同，斗得死去活来。

了解了玄学的基本情况，再讲多姿多彩的风流名士，大家对他们的选择、思想和命运，也就能有更深刻的体会了。

正始之音

管辂说：“邓飏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行动坐卧就跟没骨头一样，

这是‘鬼躁’之相；

何晏形容枯槁、魂不守舍，面色发灰发青，

没有一点血色，这是‘鬼幽’之相。

两个人都活不长久了。

跟死人说话，我有什么好怕的啊？！”

牛人王弼

啰里啰唆介绍了魏晋玄学的由来和内容（这只是一些粗浅笼统的介绍，真想了解魏晋玄学，还得参考这方面的专著），现在我们回来继续说何晏。

曹爽独揽大权后，就任命何晏为吏部尚书，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部长，掌管着全国文官官员的评定、选拔，这权力可大了去了。

对于他这位吏部尚书，史书有截然不同两种评价，一种说他党同伐异、挟怨报复；另一种则赞他秉公行事，成绩显著：

正始中，任何晏以选举，内外之众职，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三国志·傅咸传》）

何晏居于高位，招来毁誉是常事，不过由此也可见当时的政治环境，明显有两派对立的势力。

他的政治才能如何，暂且不管，但是身居如此要职，何晏的能量得到最大发挥。

首先，他组织了几个大学问家，主持编纂了《论语集解》。这个《集解》尊重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是儒学和玄学的结合物，影响非常大，甚至到现在，也是解释《论语》这本书最重要的依据之一。

其次，就是他做得最精彩、最耀眼的事了——他擢升了一批玄学家，并且延引宾客，聚众交流。交流的内容呢，自然也都是《老子》《周易》之类的学术问题啦。大家互相辩难，“清谈”初具规模。

此外，他还做了一件留名千古的事——他发现并提拔了一个不世的奇才。

王弼！这个响当当的名字，只要稍微深入《老子》《周易》这两本书的，绝对会知道，因为我们现在读《老子》、读《周易》，用的注解都离不开王弼的贡献。

王弼也是名门之后——名门之后、世家大族，这几个词我都快写腻歪了，但是没办法，魏晋就是门阀时代，但凡蹦出来的名士牛人，基本上都是大有来历的。所以，我也只好忍了，并给大家交代一下王弼的祖辈都是谁。

王弼的祖上，也有几个做过太尉、司空这样的“三公”高位，不过他们名气不是很大。王弼的爷爷，叫王凯，王凯有个表弟，叫王粲——王粲名气就大了，就是前面介绍过的建安七子之一的大才子。

当时长安大乱，王粲和表哥王凯逃离长安，逃到荆州，投奔刘表。刘表觉得王粲才华横溢，就想把女儿嫁给他，但是王粲长得挫了点，于是刘表就把女儿嫁给了王凯。

看明白了吧？王凯就是王弼的爷爷，王粲就是王弼的叔爷爷，而荆州牧刘表，就是王弼的太姥爷！王弼的老爸官居“谒者仆射”（谒者台是专门负责传达皇帝使命、引见臣下的一个机构，谒者仆射，是这个机构的长官），也是中央高级干部。

他就出生在这样的家里，非但生活舒适，他还很好地继承了祖辈聪慧的基因，史书说他：

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

王弼才十来岁，就喜好道家学问，并且能言善辩，博通无碍。我有时候想，史书记载会不会太夸张了，想想同样都是十来岁的孩子，孔融让梨了、曹冲称象了、王弼就博通《老子》了，而我们十来岁的时候都在干些啥啊？

王弼出生在226年，差不多比何晏小三十来岁。何晏当吏部尚书的时候，王弼才十六七岁。当时何晏举办谈座、大畅玄风，家里宾客盈门，来往的都是玄谈高手。王弼闻名，前往谒见。

何晏听说过王弼的名字，就很高兴地把他迎请进来。可大家一看，天呐！还是一个小毛孩子啊！于是，没人把他放在眼里。

但是何晏具备真正的学者气质，他不以职位、年龄论英雄，信奉“学术面前人人平等”，于是，他就拿出大家刚才讨论的一个观点，对王弼说：“这个观点啊，我觉得很精妙了，基本阐述到头了，你还能再辩驳吗？”

结果王弼丝毫不客气，只几句话，就把那个观点驳倒了，登时满座皆惊。

王弼还没完，他又自问自答，自破自立，自己又当正方又当反方，顺着刚才那个观点反复辩驳，后面所阐述的这些义理，是大家听都没听过的。

何晏大喜，称赞说：

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三国志·魏志·钟会传》引注）

就是说王弼这样的人虽然年纪小，但是见识高超，实在可畏，可以和他讨论天人之际的大学问了！

何晏没有因为王弼的才华而嫉妒他，反而对他很尊敬。何晏写了一本《老子注》，就拿去给王弼看。当他发现王弼的《老子注》更加精彩、更加高明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文章毁了，改成了《道》《德》两篇论文，可惜这两篇文章没能流传下来。

何晏都是组织部部长了，面对十几岁的毛孩子，还能平等交流，也不打压学术后进，也不逼迫王弼给他代笔写论文，实在难能可贵！何晏虚怀若谷的学者风度，一直被后人推崇尊敬，也令无数文人自觉羞愧。

言——象——意

王弼的厉害，不是吹出来的，他的一些观点，深深影响着中国人——包括今天的我们。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哲学有三个基本概念，即“体”（本质）、“用”（本质的表现和功用），还有一个，就是王弼所发挥的“象”。

古人认为，天道难测，语言根本无法准确表达深邃的含义。比如，庄子就说“得鱼忘筌”，《周易·系辞》也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王弼呢，在庄子、《易经》的基础上，又天才般地发挥了另一个概念——象。

“象”的概念，出自《周易》的卦象，就是那些长长短短的横线符号（乾卦）（坤卦）等等。

象，本来是用以表达“隐藏的天意”的，可是汉代学者把这些符号又具体化，比如“乾”就只能用马来比喻，“坤”就只能用牛来对应。说到“乾卦”，就说马如何如何；说到“坤卦”，就说牛如何如何，结果，把象也解释得死板呆滞。

王弼反对这种死板的理解，他把“象”加以发挥，拓宽其范围——大约可以理解为形象的东西、比喻的东西，既能体现终极道理又不那么直接具体的东西。

他说，只要符合乾卦刚健特性的，何必一定要是马呢？龙啊、马啊都可以啊。只要符合坤卦柔顺特性的，何必一定是牛呢？母马啊、大象啊也都可以啊。

由此，王弼就把“象”变成了一个既具体又可以无限引申的中介概念，成为“言”（实体的）和“意”（虚无的）之间的桥梁。王弼说，“言”确实不能尽“意”，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言”来理解“象”，通过“象”来理解“意”。

这样一来，“象”的含义增宽，《周易》的解释都焕然一新。

这儿有点绕，我们举个例子说。

比如，我们说梦可以反映人的潜意识。“人对梦的解释——梦境——潜意识”，就是“言——象——意”三个层次。

一般认为，梦中的蛇代表阳具，这个梦里的蛇，就是“象”。

如果按照汉代学者的思维来解释：你梦到了蛇，你潜意识就是在渴望男性的阳具。但是王弼的观点要开明得多，王弼认为，你不能把“梦里的蛇”变成一个固定解释，否则梦境不变得太过死板呆滞了吗？还反映什么潜意识啊？这种见蛇就说阳具的说法，太武断、太呆板，根本无法认识深层含义。

在王弼这里，梦中的蛇，可以代表阳具，可以代表恐惧，可以代表柔软，可以代表邪恶，甚至可以代表绳子，可以代表一切的一切，只要符合“蛇”的特征，就都可以。

这样一来，才有可能真正深入梦境，真正了解人的潜意识。

既然“象”的含义不确定，可以多样解释，那么王弼进一步认为，对经典的理解，就不能拘泥于文字表面，要“忘象”才能“得意”。

举个例子，王弼以前的东汉学者，在解释儒家经典的时候，非常教条。假如要解释《论语》中“回也闻一以知十”这句话，就会在“一”和“十”这两个数字上下功夫：为啥是“一”和“十”呢？为啥不是“二”和“九”呢？圣人是不会胡说的，这数字也有莫大的秘意！于是开始牵强附会，解释得天花乱坠、奇形怪状。

王弼就说，别这么死磕啦，“一”啊“十”啊都属于文字表象，只是一种比喻，这句话是形容颜回很聪明，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而已，压根不必拘泥于这些数字的含义。

对于汉代的学风来说，这完全是一种崭新的思路。

发现了没？我们今天解释这些话，用的思路，就是王弼的！

王弼的思想影响了整个魏晋以后的中国人，直到今天，还影响着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比如我说“小明杀鸡给猴看”，您一定不会理解为：小明真的当着猴子的面杀了一只鸡。您会知道，这句话是个比喻，猴子、鸡，都是为了说明道理的“象”而已。比如小明爸爸谦虚，说自己的儿子小明是“犬子”，您一定不会理解为：小明就真的是一条狗，您知道，“犬”也是一个“象”。

不得不说王弼太牛了！他这些观点所改变的，不是对一两句经典的解释，而是改变了一种思维方式！这么牛的人，在提出这些观点的时候，才二十来岁。

估计是老天怕他活太久，怕他整出太多新花样，所以早早就把他给收回去了，王弼只活了24岁。

曾经碰到有人跟我谈《周易》，说《周易》是神佛所传、是外星文明、是史前文明、是天书，好好努力学到六七十岁，估计才能摸到一点门路，年轻人不可能了解《周易》。

我当时就想反驳他，想问他知不知道王弼。后来一想算了，这种人，即便告诉他有个二十多岁的王弼是如此牛，他也会有各种狡辩。《周易》都能是“神传”的，王弼就不能是神仙变的吗？

王弼还有好几个观点，都很牛，不过本书就不多介绍了。

总之呢，在何晏、王弼等人手里，确立了魏晋玄学的基本命题，也确立了与传统学术不同的思维方式，同时，“清谈”和玄学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后人但凡说清谈，必然要提到玄学；说玄学，必然提及清谈。

所以，何晏和王弼是魏晋玄学真正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应璩和养生诗

就在何晏、王弼等人大畅玄风的时候，曹爽的势力也到了颠峰。

曹爽为了建立威信，贸然行动攻打蜀国，结果大败而归。回来后也不反思，反而和身边几个小兄弟胡整乱来，由着性子随意变更制度。势焰熏天，无人能及。许多大臣都谏言，希望曹爽能稍作收敛，但曹爽怎么会听呢？

老谋深算的司马懿见状，遂隐忍不发，借口生病，不再上朝议政，暗中开始谋划着一盘大局。

魏明帝托孤的时候，就怕曹爽昏聩，所以给曹爽安排了一个办公室主任（大将军长史）——名臣孙礼，希望能在关键的时刻帮到他。可惜，曹爽觉得孙礼不听话，就把孙礼外放去做了扬州刺史。

孙礼不在身边，曹爽就更加肆无忌惮。他控制朝政，独断专行，甚至朝廷的贡品都是他先挑选，剩下的才送进皇宫——权臣干的这些事，说到底都差不多。

但是，大将军办公室还得有人管啊，于是，应璩就被任命为新的办公室主任。

应璩，是建安七子之一应玚的弟弟，也是很著名的文学家。看到朝政混乱，曹爽蠢行，应璩很是焦心，他不断规劝曹爽。我们想都不用想就知道了，肯定没用！

于是应璩就做了一组《百一诗》，以讽刺朝政、规劝曹爽。

为什么叫“百一诗”呢？历来有好几种解释。有人说这是组诗，一共有一百多篇，只是大部分遗失罢了；有人说这诗一共一百个字，所以称之“百一”，也有人说是含有“百虑岂无一失”的意思。总之，这组《百一诗》，语言平实，自问自答，讽喻意味很明显。这组诗，成为后来的劝世警句、格言诗的祖先。

其中讽喻意味最浓的，是《百一诗》的第一首《下流不可处》。

下流不可处，君子慎厥初。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诬。

前者隳官去，有人适我闾。田家无所有，酌醴焚枯鱼。

问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庐。所占于此土，是谓仁智居。

文章不经国，筐箧无尺书。用等称才学，往往见叹誉。

避席跪自陈，贱子实空虚。宋人遇周客，惭愧靡所如。

这首诗分三个部分。

一开始第一句，就化用《论语》的“君子恶居下流，而天下之恶皆归矣”，变成警世格言：君子不能自甘下流，应及早谨言慎行。接着告诫曹爽，要是身居高位但是名气、德行不够，就会遭到诽谤。

接着第二部分，就以亲身经历为素材，讲了一个故事，来证明开始的这几句格言的正确性。

说自己前段时间罢官在家，有客人来到我家，我们就吃烤鱼喝酒开始聊天，结果这客人突兀地就来了三次逼问：你有啥功德，凭什么三入承明殿（代指皇宫）做官？你罢官后，凭什么住在这有山有水的好地方？你没有写出什么好文章，凭什么号称有才学、被人夸赞？

第三部分，就写作者自己的反应。说自己听了人家的质问，无话可说，只好退席跪拜，说自己确实没本事，就好像宋人遇到周客一样，惭愧丢人。

宋人、周客，是个典故。说宋国有个人自以为得到一块珠宝，藏起来秘不示人。后来碰到一个洛阳来的客人，该客人见多识广，宋人就拿出来炫耀。周客一看是假的，宋人羞愧地抬不起头来。

这个亲身经历的“故事”有可能是真的，也有可能是作者杜撰的，毕竟谁没事跑到人家家里，人家好酒好吃好招待，你还胡说八扯，把人逼到死角？

不过，讽谏的味道还是很浓的。

应璩的这首《百一诗》不太有名，但是他有另一首《百一诗》非常流行。

尤其最近这几年，养生之风非常兴盛，各家电视台、媒体、杂志，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看到养生节目、养生文章、养生书籍。我就纳闷，吃着地沟油呼吸雾霾空气，然后又泡吧喝酒大吃大喝，养个辣子生！不过话说回来，或许正是因为这样，才更需要养生。

应璩的另一首《百一诗》，就是讲如何养生的，所以现在经常能够看到。

昔有行道人，陌上见三叟，年各百余岁，相与锄禾莠。

住车问三叟：“何以得此寿？”

上叟前致辞：“室内妪貌丑。”中叟前置辞：“量腹节所受。”下叟前致辞：“夜卧不覆首。”

要哉三叟言，所以得长久。

这首诗讲的是，他在路边碰到三个年过百岁还很健康的老人，就请教长寿秘诀，三个老人分别陈述自己的养生经。

第一个说因为老婆太丑、没性欲，所以性生活少、固肾培元，得以长寿；第二个老头说要少吃，别太撑，别太饿；第三个说晚上睡觉姿势要对，不能趴着睡、蒙着头睡。

最后应璩感慨说：哎呀是啊，这三个老寿星说的养生经可真对啊！

应璩生活在汉末魏晋，那时候战乱频仍，又加上有一场大瘟疫肆虐流行，许多人都染病而死，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等四个人就都是染了瘟疫，在同一年死去。再加上政治迫害，这时期的文人对生命的无常都有深切的体验，所以应璩关注生命、写养生的诗，也在情理之中。

应璩算是幸运的，他活了62岁，在这批人中，算是长寿老了。不过，应璩没想明白，养生和长寿没有必然的关系，长寿需要的条件很多，养生顶多算其中的一个。

还是人吗

应璩的《百一诗·下流不可处》写出来后，在朝廷大臣中很快流行开。大家都很吃惊，作为大将军府办公室主任，怎么能写这样的诗？明摆着跟大将军唱反调嘛！

不过，何晏却表现得异常冷静，好像早就料到了一样。

曹爽是一个糊涂虫，身边又围绕着几个急功近利的朋友，早晚是要出问题的，更何况，老谋深算的司马懿在一旁虎视眈眈。在何晏看来，应璩的讽谏很及时，要能起到作用就最好了。

不过，应璩讽谏的效果并不明显，曹爽依旧我行我素，司马懿也暂时没有动静。当局势“一片大好”“连反对声音都听不到”时候，那就说明，有极其严重的危险正在酝酿。因为显露出来的问题好解决，隐而不露的危险才最有破坏力。

朝中一片“祥和”，但是洛阳城内外，开始流传关于何晏尸位素餐的童谣。

何晏知道，流言、童谣、时谚的背后，往往都是政治的策划，他隐隐约约嗅到了一丝不安、血腥的气息。整个朝野有一种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宁静，这种宁静，让人恐惧得窒息。

于是，何晏想到了管辂，就发帖请管辂相见。

我突然想起来《封神演义》中的说法，每隔一定的时间，神仙们都要应劫。这时候人间的表现，就是天下大乱、朝政昏暗，神仙们纷纷下凡，到这世上走一遭，然后给这个世上留下一些美丽的传说。

大约，魏晋时期就处在这个时间坎儿，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牛人出现呢？

以《三国志》这本正史记载的内容看，管辂简直就是游戏人间的仙人一枚。《三国志》把管辂列在《方技传》中，和大医学家张仲景、大音乐家杜夔、相士朱建平、占梦师周宣并列，称他们的本领为：

诚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绝技矣。（《三国志·方技传》）

管辂到底怎么个“牛”法呢？

打小开始，管辂就与众不同。别的小朋友玩尿泥，管辂则一宿一宿看星星；别的小朋友玩过家家，管辂却躲在一旁画星象图。管辂讲的东西，经常连老人们也听不懂。想一想可不是嘛，他整天琢磨的东西，有几个人能搞明白啊？

长大后，管辂精通《周易》，精通风角、星占、阴阳、堪舆、相术，甚至精通鸟语，他占算之精准，令人乍舌，留下了好多神奇故事。

信都县（大约在今天河北邢台）县令家的女眷一个个都得了怪病，头疼肚子疼，多方医治无效。管辂占卜后说：“你家北屋西头，地下有俩坟墓，里面有两具男尸。一个拿着箭——主射胸部，所以女眷心痛；另一个拿长矛——主刺头部，所以头痛而惊恐不安。”县令赶紧掘地寻找，果然挖出两具棺材。棺木已然腐朽，所葬确实是两具男尸，分别陪葬了弓箭、长矛。把骸骨迁走，于是，“家中皆愈”。

有个名叫郭恩的，兄弟三人都患了腿疾，疼得根本没法走路，就请来管辂一问究竟。占算之后，管辂说：“从卦象看呢，显示有个坟墓，墓主人不是你伯母就是你叔母。在过去饥荒的时候，你们兄弟三个为了几升米的活命口粮，就把她给推入枯井中害死了。你们做了这样的孽，因此会有这样的报应。”郭恩听了痛哭流涕，说确实有这样的事，悔恨不已。

够牛了吧？仅凭占卜就能看出地下死尸的情状，还能看出前因后果来！还有呢——

馆陶令诸葛原迁任新兴太守，名士们都去给他饯别。诸葛原听说过管辂的本事，有点不信，想亲眼一见，就要管辂射覆。所谓“射覆”，是古代一种高级游戏，要求参与的人都得懂易学。主人藏一个东西，不给任何提示，然后请大家用占算的方式来猜。射覆比较难，占断得准不准立见分晓，没法搪塞（后来射覆也变成谜语的别称）。

诸葛原命人藏了三样东西，管辂经过一番占算，然后说：

第一物，含气须变，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张，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悬，门户众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窠也。第三物，觳觫长足，吐丝成罗，寻网求食，利在昬夜，此蜘蛛也。（《三国志·方技传》）

打开一看，果然就是燕子卵、蜂巢和蜘蛛。

诸位想想，一个盆下面扣个东西，没有任何提示，一下子就能猜中是什么，这得多难？有人说是概率问题，无非就那么几种东西。那您给我猜一个试试？现实中的射覆，要是有人能准确说出其形状、大小、颜色、属性、用途，基本上就算高手了，但是管辂直接把这东西是啥都给说出来——要么记载夸张了，要么他就太神了。

管辂还懂鸟语，动物也有“语言”，有一种术数就是通过听鸟兽的叫声，来判断吉凶。据说孔子的女婿——公冶长，就有这个本事。

有个名叫刘长仁的人，学识渊博、很有辩才，听说管辂能听鸟语，坚决不信，就跑去和管辂辩论说：“动物傻乎乎知道个啥！圣人都说鸟兽不可同群，你还信这玩意儿！”然后引经据典说了一堆“迷信”“伪科学”“不可能”之类的话。当时刚好有个喜鹊叽叽喳喳叫唤，管辂听了以后说：“这喜鹊说，昨天有个女的杀了自己丈夫，然后会诬告是邻居杀的，估计很快就会告上衙门了。”话音刚落，就有一个女的来报案，说邻居和丈夫有仇，杀了丈夫！刘长仁顿时呆若木鸡、哑口无言。

管辂的相法也很厉害，他在表哥家里碰到两个客人，客人走后，管辂说：“刚才这二位老兄口耳间有凶气，魂不守舍，恐怕不会活太久了。”十多天后，这两人夜里出去喝酒，完了酒后驾车，结果，“牛惊下道入漳河中，皆即溺死也”。

还有一件事，就更玄乎了，出自《三国演义》。

有个叫赵颜的小伙子，眉目清秀。管辂偶然散步，遇见赵颜，就叹了口气说：“好孩子一个，可惜活不久了。跟你说了，赶紧早备后事吧。”赵颜一听吓坏了，哭着请求管辂搭救，家里人跟着一起求助。管辂说这是天命，人无能为力啊。可是架不住赵颜老爸的哀求，他心一软，就给赵颜教了一招：你如是如是、这般这般……

第二天，赵颜按照管辂教的，准备了一大盘香喷喷的鹿肉、一壶好酒，然后进入南山。走了五六里路，看见大松树下有两个老头在石坪上下棋，其中一个穿红衣面目慈善，一个穿黑衣面貌凶恶。赵颜就轻轻走到石坪边，倒好酒、备好肉，放在二老手边。二老正聚精会神地下棋呢，也没管这酒肉是谁给的，拿起来就吃就喝。不多久，酒肉吃光，棋也下完了，赵颜趁机跪着大哭高喊救命。

结果两个老先生这才反应过来，大吃一惊，你啥时候来的啊？怎么会知道我们在这里？

红袍老人说：“这肯定是管辂给支的招！但是咱们既然吃喝了人家的东西，就只好给通融一下。”于是白袍老人拿出一个本子，密密麻麻都是人名。翻到有“赵颜”的这一页，看了以后对赵颜说：“你啊，本来只能活十九，现在给前面添个‘九’字，你就能活九十九了！回去见了管辂，让他别再乱说话了，要不然必遭天谴！”

红袍老人拿出笔，在“十九”前面添了个“九”字，然后，一阵香风飘过，两人化成一对白鹤冲天而去。

赵颜回到家里，对管辂说了情况经过。管辂说：“穿白袍的，是北斗星君；穿红袍的，是南斗星君。南斗主生，北斗主死。他们给你寿禄九十九，那你就放心好好活着吧！不到九十九你都死不了！”从此，管辂就不再随便给人占卜算卦、解灾避难了。

诸葛亮病重，曾在五丈原禳星延寿，就是拜的北斗星。可是瞧人家管辂，直接算出北斗南斗的行踪，直接前去要求赠寿，这可比诸葛亮七日七夜持续做法省事多了。当然，这个故事的可信度不高，神话色彩太浓了。

不过也由此可以看得，管辂善于占算的本事出神入化，大家认为他连神仙的踪迹都能算出来。

管辂的神奇事迹非常之多，《三国志》还记载了一堆，限于篇幅，就不多介绍了。总之，管辂的阴阳占卜之术，确实神乎其技，所以后人就把他尊为占卜的祖师。

他还写了《周易通灵诀》二卷、《周易通灵要诀》一卷、《破躁经》一卷、《占箕》一卷，可惜都失传了。据说失传的原因之一，是他刚死坟墓就被盗——大家希望能从中找到他的著作，学习他的神奇占术，所以这几本著作就失散了，我们也无从得知管辂到底有什么玄妙心得，能有那么出神入化的本事。

一次著名的清谈聚会

248年腊月二十八日，管辂终于到了京城，被何晏接见，当时在场的还有邓飏。大家都是名士，很快就进入清谈氛围。

何晏先和管辂讨论《易经》的问题，管辂说得头头是道，何晏非常敬佩。邓飏不太服气，责难管辂：你自认为精通《易经》，可是你聊了这么半天，没有引用《易经》里的一句话，这是为什么？

管辂应声回答：“夫善易者不论易也！”

意思是说真正懂易学的人，才不会句句都离不开《易经》呢——看看我们周边，除非太专业的学科讨论，一般而言，张口闭口引经据典掉书袋的老兄们，多半脑子都还浑着呢。

何晏听了频频点头，赞道：“先生真是要言不烦啊！”

慢慢地，就聊到了正题上。

何晏问管辂：“听说您占算神异非常，请帮我卜一卦，看我能不能继续高升，做到三公的位置？”然后又说：“我最近一连几天做了同一个梦，梦见一堆苍蝇飞在我的鼻子上，赶也赶不走，这是什么意思啊？”

管辂说：“这个问题啊，它不是个固定的卦象。比如周公旦辅佐武王伐纣，最后位至人臣，要是一开始占卦，也看不出来。正是因为周公旦勤勉公正、温和谦恭，所以才一步步走到最后的高位。现在您位高权重，官居吏部尚书，但是并没有给老百姓多少恩惠，也没人感激您，相反，畏惧你的人却越来越多，这可不是谨慎求福的路子啊。”

何晏若有所思地听着。

管辂继续说：“至于那个奇怪的梦呢，恐怕不是个好兆头。鼻子又称‘天根’，象征福禄、事业、前途。天根生得好，必然显贵。可是苍蝇呢，却是比较肮脏的东西，聚在鼻子上，遮掩天根，不是好事。希望您以后能谨慎言行、远离小人，这样苍蝇自然散去，您也能位列三公。”

管辂这一番话，说得非常狠，简直就是当面批评何晏。邓飏在一旁听不下去了，说：“你说来说去，都是老生常谈！没什么新意！”

结果管辂说了一句很牛的话：

夫老生者见不生，常谭者见不谭。（《三国志·方技传》）

“谭”字，同“谈”。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老生（长寿者）常看到“不能老生”（早死）的人，经常谈到“无法常谈”（早死）的人，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暗示——你恐怕不能老生、不能常谈了！

何晏、邓飏听后极为不舒服，换谁听到这种话，估计都不舒服，毕竟爱听好话是人的劣根性。

于是这次交流不欢而散，何晏说：“快过年了，咱们明年再见吧！”就此送客。

管辂回家之后，把交流过程说给舅舅。他舅舅责备他说话太直接、太偏激，可是管辂说：“邓飏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行动坐卧就跟没骨头一样，这是‘鬼躁’之相；何晏形容枯槁、魂不守舍，面色发灰发青，没有一点血色，这是‘鬼幽’之相。两个人都活不长久了。跟死人说话，我有什么好怕的啊？”

何晏请管辂，本来是想解决心中疑惑、给自己找出路的。可是管辂所说，让何晏更加担忧畏惧，他的恐慌感越来越强。但自己是曹氏姻亲、吏部尚书啊，早已深陷政治漩涡，即便现在想抽身而退，也来不及了！

他的《言志二首》，就是在这种惊恐不安的心情下写的。

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恐夭网罗，忧祸一旦并。岂若集五湖，顺流唼浮萍。逍遥放志意，何为怵惕惊？（其一）

转蓬去其根，流飘从风移。芒芒四海涂，悠悠焉可弥？愿为浮草，托身寄清池。且以乐今日，其后非所知。（其二）

这两首诗，是典型的托物言志。

第一首诗，描写一群鸿鹄（大雁之类）飞在空中，但却有陷入罗网的担忧。他借鸿鹄自喻，表露心中莫名的恐惧和担忧。与其醒目地飞来飞去，不如蛰伏五湖，以全天年，这首诗是说自己想急流勇退。

第二首，则以“转蓬”（被旋风吹入空中、成团飘摇的乱草）自喻，比喻自己深陷政治漩涡，欲罢不能，转而羡慕清池中自由自在的“浮”，这首诗哀叹自己连急流勇退恐怕都不可得。

两首诗的主旨简单明白，那种恐慌、无助、矛盾、无奈，明知有巨大危险却不知道到底多危险、什么时候会遭遇危险的心情，呼之欲出。

顺带说一句，何晏这两首《言志》，还是“玄言诗”的开端。所谓玄言诗，就是用诗歌来讲述玄学哲理。

玄言诗的名声不好，历来都认为玄言诗说理太多，缺乏艺术性，所谓“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序》）。现代无产阶级文艺观给的评论，则是“士大夫逃避现实的精神寄托”。

不过，也有少量的玄言诗，托物言理，把“情、理、景”融于一体，反而呈现出很高妙的境界，这类诗，其实也是山水田园诗、禅诗的祖宗。

高平陵事变

事实证明，何晏的预感还是很准确的。

与管辂会面一周后，即249年（正始十年）正月初六，皇帝曹芳出洛阳，到城南二十里外去祭拜明帝曹睿的陵寝——高平陵，大将军曹爽以及曹爽掌握着兵权的两个弟弟一起陪行。

出城之前，大司农（农业部部长）范桓拉住曹爽，苦苦劝谏：您出城还把两个掌握兵权的弟弟都带出去，万一要是宫里出事，谁来应付？起码留个后手，把哪个兄弟留在宫中，也好有个照应吧？范桓和曹氏是同乡，是曹爽的叔叔辈，心思缜密有智谋，素有“智囊”之称。

曹爽哈哈大笑：“我是大将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谁敢对我不利？”

范桓提醒他，可别忘了城里还有司马懿呢！

司马懿？曹爽心里闪出已年过70的司马懿的面孔。曹爽确实忌惮司马懿，但是听说司马懿半年前就病了，而且病得快死了。为了防止奸诈的司马懿装病，他还专门派荆州刺史李胜前去试探。李胜看到司马懿耳聋眼花，已经不能自己走路，连吃东西都费劲，怎么都是在挨日子，回来后还对曹爽唏嘘不已，觉得司马懿可怜。都快死的老家伙了，能把自己怎么样呢？

想到这里，曹爽最后的顾忌也打消了，雄赳赳气昂昂地出城去了。

可是曹爽只知道司马懿老谋深算，却不知道司马懿还是最佳“影帝”。司马懿装病那一幕，活生生就是演出来的，而且演得毫无破绽、天衣无缝，把那个傻乎乎的李胜骗得伤感落泪，反倒成为他迷惑曹爽的最佳工具。

对于政治权谋家来说，沉得住气是最为重要的性格。他们做好一切准备，忍受一切，等待一纵即逝的时机。一旦掌握主动，就会用尽所有的力量把对手置于死地。司马懿深谙其道。

司马懿是典型儒家望族出身的人，他生于河内司马家，祖上世代为官。他有兄弟八个人，因为每个人的字里都有一个“达”字，比如大哥司马朗字“伯达”，司马懿字“仲达”，七弟司马通字“雅达”，等等，时人称为“八达”。

司马懿是世家大族，骨子里看不起出身寒族的曹操，所以最早曹操和袁绍相争的时候，司马懿就盼望着袁绍能赢，借口有麻风病，死活不愿做曹操的官。可惜后来还是曹操胜利了，司马懿就只好应征，做了曹操的文学掾。曹操让他跟随曹丕等一起往来，待在邺城。司马懿比曹丕大8岁，精于权谋，所以深得曹丕敬重，成了曹丕的智囊。

但是曹操对司马懿很不放心。据记载，曹操做过一个梦，梦见有三匹马一起在石槽上吃东西——此之谓“三马同槽（曹）”。而司马懿骨骼奇特，能够身子不动而脖子回转180度，像狼一样看到背后的东西，这在相术中被称为“狼视鹰顾之相”，是奸诈凶狠、背主薄恩的表征。

所以曹操很不喜欢司马懿，一直打压他，并且告诫曹丕：

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晋书·宣帝纪》）

可惜曹丕没有听曹操的话，曹丕临死前，还命司马懿辅政。

后来魏明帝曹睿的时候，诸葛亮北伐中原，曹魏朝中没有敌手，司马懿得以大展风姿。他驻兵岐山，南拒诸葛亮，直到把诸葛亮耗死。一时间，司马懿成了传奇人物！再后来，司马懿领兵打败了辽东公孙度，立下不世功劳。他的声望如日中天，成了曹睿指定的顾命大臣。

司马懿和曹爽共同辅政，两人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作风。

司马懿处处受到排挤，但是他隐忍不发，一方面结交其余的贵族世家，另一方面积极兴修水利、上表减轻赋税，赢取人心。同时，他也有巧妙的政治布局，安排儿子司马师任中护军。中护军掌管着皇室禁军，又掌管了武官的人事选拔，是个极其重要的实权职位。司马师还豢养了三千死士，准备随时应付突发情况。

反观曹爽，一边忙着玩，一边急于建立功业、增加政治资本，结果草率出征蜀国，大败而归。尽管身居大将军，却在军中没有丝毫威望。身边的几位名士，也都缺乏政治手腕。好不容易有一个智囊范桓，还不能好好听取人家的意见。

所以曹爽根本不是司马懿的对手，司马懿隐忍不发，就是在等待一个时机。

皇帝曹芳和曹爽兄弟全部出城祭拜高平陵，城内防备空虚，这正是最好的机会！

司马懿听闻消息，立刻从病床上跳起来，进行部署。首先，命人假传太后旨意，紧闭洛阳城门，不允许城内城外有人随便出入。

紧接着，占领了洛阳城的武库，分发武器给自己的军队，整好装备，出洛阳城南据守要道，在洛水浮桥扎营，阻止曹爽回城。

最后，请了几个朝廷重臣——当然都是自己好朋友，任代理大将军、代理中军领事，分别驻军最高司令部、中央禁军总部，这两个职位，原来都是曹爽和他弟弟担任的。

这一切部署完之后，他就给曹芳写了一封奏章，奏章内弹劾曹爽各种罪行，要求剥夺曹爽及他两个兄弟的军权和一切职位！同时，又派与曹爽关系较好的几个人前去做说客：我只是要夺权，不要杀你。你别抵抗了，早早投降吧！

瞧这一系列手段，干净利索，狠、准、快、稳，招招杀手，不留余地，显然是谋划多时。曹爽，你拿什么和这么老谋深算的司马懿斗呢？

百密也有一疏。智囊范桓，带着大司农印，矫诏出城，见到了曹爽！

司马懿听到范桓出城的消息，大吃一惊，大喊：“惨了惨了惨了，智囊跑了，这下坏了！”

可悲的是，这么重要的智囊，曹爽却不知道听取他的意见。范桓见到曹爽的时候，曹爽正发呆呢，琢磨着要不要投降！他被这突如其来的政变搞蒙了，一个公子哥儿，哪里经历过这么需要考验应变能力和政治智慧的大事儿啊！

范桓的意见是千万不能投降。司马懿政变针对的就是你，你投降还有活路吗？这时候必须奋起反击。接着给他分析献计：

“许昌很近，一天就到，那里也有宫殿军队。到时候可以以许昌为据点，号召各地将士们勤王！皇帝曹芳和你在一起，你就有最厉害的武器。司马懿再怎么说也是政变，而你是名正言顺的维护正义，这是天大的优势啊！想当年，曹操就是有汉献帝在手里，才能在各路军阀中脱颖而出，更何况今天你有这么大优势呢？当然，最需要担心的事可能就是粮草问题了。不过不要紧，大司农的印信就在我身上，调动全国粮草丝毫不成问题。我们只要反抗，胜算有八成以上。”

范桓出的主意，怎么看怎么有道理，换一般人就赶紧照做了，可曹爽呢？他舍不得家中的财物和诸多小妾，犹豫了一个晚上，终于决定——还是投降吧！

曹爽的原话是：

（倘若投降）我不失作富家翁。（《三国志·曹爽传》裴注引《魏氏春秋》）

都这时候了，还想做个“富家翁”？曹爽确实太天真了。

范桓气得大骂：“你老爹曹真怎么说也是个英雄啊，怎么生了你们这一帮猪狗不如的蠢儿子啊！害得我得陪着你们一起死！”

于是，曹爽请罪、投降，司马懿不费吹灰之力，就夺得大权。

曹爽正月初六出城，初七投降，初八开始做“富家翁”。

怎么做呢？当然，官职是没了，被软禁在自己的家里，不能出门。家的四周，搭起高台，上面士兵监视。曹爽想去后花园走走，士兵就在高处喊：“前大将军往后花园去了……”

被限制了自由，富家翁貌似也没啥意思，曹爽痛不欲生。不过这样的“富家翁”他也没做几天，到了正月初十，就“有人”禀告司马懿，说曹爽勾结太监张当，可能有谋反之意。司马懿遂下令逮捕张当，屈打成招，就以“大逆不道、谋反”的罪名，把曹爽兄弟、邓飏、丁谧、毕轨、李胜以及“智囊”范桓，构陷下狱。

曹爽的“富家翁”之梦彻底破灭，政治斗争只有你死我活，怎么会有“富家翁”这个中间产物呢？你以为司马懿出身儒门家族，就真有儒家仁厚的作风吗？

亲，你太天真了。

何晏究竟怎么死的

根据《魏氏春秋》记载，司马懿命何晏主审这件“谋反”案，何晏对昔日好友穷追猛查，希望能得到司马懿的宽恕。最终审定，呈报曹爽等七人的罪行。司马懿说还不够，他打算屠杀八族，现在只有七族的名额。

何晏恐惧地说：“莫非还有我吗？”

司马懿说：“对啦！”

于是，何晏并曹爽、邓飏、范桓等，全部被杀，这八人的“三族”，也全被屠杀。

司马懿独揽朝中大权，狠如豺狼，大肆屠杀，几乎屠尽了曹爽家的后裔，无论男女老幼，一律不放过。

曹爽的堂弟曹文叔的老婆，名叫“夏侯令女”，是夏侯家的人。曹文叔早死，夏侯令女守寡，也没有孩子。曹爽的事发生后，夏侯令女的老爸上书，表明和曹爽家不再有姻亲关系，于是把女儿强行接回娘家，命他改嫁。

哪知夏侯令女是个烈女子，在这关键当口，表现出极强的勇气和道义感。她把自己的耳朵、鼻子都割下来，表明坚决不再嫁的决心。家里人劝她不要再坚持了，曹家人死得都没剩几个了，还为谁守节？

夏侯令女却说，曹家从前鼎盛我守节，现在衰亡了，我怎么能忍心抛弃？我更要守节！坚决不为禽兽之行！

司马懿听说后，对这个弱女子生起敬意，就任由她领养孩子，继承曹家的香火。

关于何晏之死，历来就有争议。因为司马氏篡权后，为了粉饰自己的形象，大肆抹黑曹爽、何晏等人，以表明自己夺权的正义性。所以关于这一段的历史记载，多有明显的构陷。那么何晏，就抓住其浮华的特性，说他没有道义原则、在位时期用人不公，最后办案也对昔日好友痛下杀手，把何晏说成一个乱政祸首、负义小人。

何晏是不是这样的人，笔者在这里不做过多的辨析。不过关于他到底怎么死的，很多学者有别的看法，其中有一种有点意思，这里说出来聊供参考。

这种说法认为，何晏其实是由司马师杀的。

首先，何晏的政治立场比较中立、超然，既看不惯曹爽的昏庸无能，也没有投靠司马家的意思。他自视甚高，有自己的政治见解，并不轻易偏向谁，所以，司马懿缺乏杀他的政治动机。

再者，司马懿当时年事已高，实际事务都是由司马师处理，包括发动政变的三千死士，也主要都是司马师豢养的。司马懿所做的，就是凭自己的威望树起大旗，顺便给儿子出招指点而已。

于是有人分析，最终导致何晏之死的，恐怕是出于个人私怨，而下毒手的，就是非常嫉恨何晏的司马师。

为什么呢？

当时，司马师也是清谈的一分子，并且也比较有名声，同何晏、夏侯玄并列，但是始终在何晏、夏侯玄之下。何晏有一次评价他们三人，说：“纵观天下名士，博学多才，能够精通天下书籍的，当属夏侯玄；考虑周到，能处理天下事务的，是司马师；行为高超，处理事情不快不慢，嘴上不说，大家就能理解其意，手上没做，人们也能受其恩德——我只听说过有这样的人，却没在现实中见过。”

其实，何晏言下之意，自己就是这样的牛人！

这一评比，就把三个人分了个高下，司马师因此对他不满。加上何晏平时逍遥散漫，清高自傲，欣赏博学多才的夏侯玄，看不起务实干练的司马师，所以，司马师这次挟怨报复，就把何晏也杀了。

高平陵事件后，以何晏为首的清谈派名士几乎全军覆没，损失惨重，史称天下“名士减半”。而在司马氏授意下，舆论也抹黑他们，把他们说成是万恶之源、祸乱之首。血腥屠杀、舆论欺骗，这是政客最常用的伎俩。

至于所谓“谋反”这个罪名，更是莫须有的。从历史上看，真正应该背负这个罪名的，反倒是司马懿父子。唐人编写《晋书》的时候，唐太宗李世民亲自为司马懿撰写了《宣帝本纪》，其中评价司马懿时说：

天子在外，内起甲兵，陵土未干，遽相诛戮。贞臣之体，宁若此乎？

就是说，你趁皇帝在外的时候，在朝中发动政变；先帝死了还没多久呢，你就率先屠杀大臣，难道你自己标榜的“忠诚大臣”，就这个样子吗？

高平陵事变后，司马氏家族攫取了曹魏的实际权力，此后谋朝篡位的计划，一步一步慢慢实现。此后16年（265年），司马氏最终取代了曹魏，建立晋朝。

而以何晏为代表的正始年间的名士们，惨遭杀戮、蒙受冤屈，但是他们的创新精神和玄学思想，他们宽宏的气量和对学问的尊重态度，却征服了后代知识分子，影响两晋、影响千年，至今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