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竹林名士——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嵇康《赠秀才入军》第十四首
《广陵散》因为嵇康，得以闻名天下，嵇康也因为《广陵散》，平添无尽魅力。他们已经融为一体，谈及嵇康，必然谈及《广陵散》；提及《广陵散》，也必然离不开嵇康。
他们都是反抗暴力的载体，他们都是独立自由的象征。
嵇康，让死亡变得凄美而绚丽。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抵达了许多人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高度。
夜中不能寐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
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
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
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
故世谓“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任诞》）
名士们的三种下场
249年大年初一，就开始刮西北大风。
《三国志·方技传》描写，当时是“西北大风，尘埃蔽天”——今天看来，恐怕是沙尘暴。那时候的洛阳植被茂盛，没有工业污染，这尘埃蔽天的大风暴，绝对罕见。
所谓“突发怪异，必有不祥”，果然，十来天后，有消息传出，何晏、邓飏等人被杀，管辂的预言一一应验。
249年四月份，魏帝曹芳为彰新象，改元嘉平。所以，这一年既是正始十年，也是嘉平元年。
混了几十年的官场，司马懿非常清楚应该怎样玩政治。汉末以来，知识分子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凡朝臣弄权，必然招来非议。他们的口诛笔伐极其厉害，能煽动天下的民心向背，所以掌权后的第一要务，就是控制士人、控制舆论。
想控制一个人，还得花点心思；想控制一群士人，就更得讲究方式方法了。想当年，曹操的做法，就是逼迫士人出仕，把他们拴在身边，好吃好喝伺候着，诗词文章引逗着，使他们一步步沦为权力的附庸，年轻的司马懿就是被这样销蚀的。
“招安纳降”，这招非常厉害，能不知不觉中将反对者消于无形。这个招式，两千年来屡见不鲜，两千年来屡试不爽。
一如曹操对待自己一样，司马懿也打算这样对待其他文人——尤其是那些不听话的文人。
高平陵政变中，何晏为首的士人死了不少，时称“名士减半”。那么，招安的对象，就是活下来的一半！面对这一帮士人，具体怎么做呢？
士人们比较有知识有思想，但是也有和普通人一样的弱点——崇拜偶像，易于盲从。好比小时候我们做了坏事，没人认错的时候，大家都死扛着，一旦有一个人认错，小团队瞬间瓦解，小伙伴们纷纷投降！
没人被招安，士子们就都死扛着；一旦有人被招安，其他士人就很容易撼动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找什么人做榜样最好呢？俗话说“擒贼先擒王”，必须先从大名士开始下手！大名士在士子中大有威望，是意见领袖，有号召力。按今天的话说，就得是粉丝上百万的舆论领袖。搞定他们，就意味着搞定了主流声音。
于是，才华横溢、声望极高、人气极旺的阮籍，就引起了司马懿的注意。
阮籍，是何来头？
阮籍出身陈留阮氏，那是绝对的大族，世家儒学、代有名宦。阮籍的爸爸阮瑀，是蔡邕2的徒弟，除了文章好，还弹得一手好琴，在当年就是大名人，名列“建安七子”之一。也就是说，阮籍的老爸阮瑀，当年是和曹丕、曹植天天混一起的，大家写诗作赋互相酬唱，称兄道弟、关系很好。
阮瑀为人恬淡自然，以不屈权贵、文才俊逸著名于世，史称：“军国书檄，多琳（陈琳）、瑀（阮瑀）所作也。”所以他人缘非常不错。
可惜阮瑀死得早，建安十七年（212年），40岁的阮瑀染病而亡，留下妻子和年仅3岁的阮籍。大家既伤心阮瑀之死，又哀叹阮籍母子的苦难，纷纷写诗赋纪念之。曹丕、王粲的《寡妇赋》，创作背景就是这件事。
曹氏政权没有抛弃这对孤儿寡母，反倒给以优厚照顾，可以说，阮籍就是在曹氏政权的庇佑下长大的。他生活方面没有欠缺，但是丧父失怙让他格外早熟，所以阮籍自幼努力，加上优秀的基因、良好的教育，就养成了卓尔出众、傲然不群的特质。史称阮籍：
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晋书·阮籍传》）
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阮籍有一种很特殊的人格魅力。
当然了，和其他优秀人物一样，阮籍年轻的时候也有政治抱负。他想做一番事业，建立功业、孝敬母亲，然而残酷的现实，却不断打击着他的理想。
阮籍身处权力核心，所闻所见，都是政治最黑暗的一面——为了权力，曹操可以胁迫汉献帝，曹丕可以任意折磨残杀亲兄弟，曹睿则蛮横荒暴不听劝阻，而号称大家风范、伏膺儒教的司马懿，更是表里不一、奸狠凶残。
于是，深受老庄思想影响的阮籍，开始有意无意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
史载，正始三年（242年），阮籍32岁，太尉蒋济征辟阮籍为官，阮籍勉强从之，不久托病而归。正始八年（247年），阮籍37岁，曹爽请阮籍出来做参军。当时正是曹爽权势熏天的时候，而冷静理性的阮籍，却对时局洞若观火，知道曹爽做事轻浮，必然没有好结果，所以也托病辞谢，隐居起来。一两年后，曹爽就被司马懿杀掉了。
对司马懿来说，像阮籍这样出身好、名声好、才华好的“三好”名士，那是绝对的大名士，有极高的利用价值，所以司马懿刚稳定了政局，就立刻召阮籍出来做官。
大名士的结果一般有三种：第一种，是政治投机者，通过“异见”谋取名望，条件成熟就积极投诚，所谓的“态度”，只不过是一种晋升的手段。第二种，一如何晏、孔融这类理想主义者，执拗天真、无法合作，最终被权力迫害。第三种，就如阮籍。
亲眼见识了司马懿的残狠恶行，刚刚目睹了一场血腥屠杀，在暴力的胁迫下，阮籍只好暂时屈服，答应司马懿出任从事郎中。从事郎中，按官制，是个仅次于尚书级别的高等官员，不过此时职权暗变，实际上变成了大将军的顾问幕僚。阮籍出任从事郎中，没有实权，徒具清贵之位，是个典型的逍遥散官。
阮籍这么做，只为避祸而已，所以，他整日喝得酩酊大醉，绝不参政议政，徒具出仕之名，并无出力之实，可谓真正的“大隐隐于朝”。北宋陈师道评说“嗣宗（阮籍）出身而纳智”，实在一语中的。
只有鬼神才知道我的忠心啊
司马懿掌握了朝局、控制了皇帝，首都洛阳当然是没什么人敢出来直接反抗了。但是在地方上，却不乏抵抗的力量。251年，太尉王凌在寿春（今安徽寿县）起兵讨伐司马懿。由于司马懿控制着皇帝曹芳，所以王凌打算另立曹彪为新君，摆脱投鼠忌器的被动局面。
曹彪是曹操的儿子，曹丕、曹植的亲弟弟，也就是当年曹植写《赠白马王彪》的那个曹彪，此时已经57岁，爵号“楚王”。王凌是汉末司徒王允（《三国演义》中貂蝉的干爹）的侄子，这时已经将近八十。王凌文武全才，名声显赫，是当时有名的忠臣。
其实，王凌起兵的事情早就泄密，司马懿一直装作不知道而已——此人心机，当真是深不可测。所以，当王凌真正举兵时，司马懿早就做好了一切准备。司马大军沿水路南下，直逼寿春。
王凌至此才发觉被司马懿算计了。打仗就如下棋，对手实力相若，既失先机，再要抢回来可就难了，更何况面对的是司马懿这个老狐狸。王凌心知必败无疑，为了避免寿春城遭受战火、连累百姓，他决定自缚到司马懿军前投降。
王凌绑了自己，对司马懿说：“您直接下个文书命令，我就到洛阳了，干吗引大军前来啊？”
司马懿说：“您可是个诏书请不动的主儿，所以我只能亲自前来带您回去！”
王凌说：“太傅深藏不露，你可把我给骗了！”
司马懿却大义凛然、一脸正气地说：“我宁负卿，不负国家！”——都这会儿了，还用国家做幌子，还一副为国为民的假面孔！
历史上无数鲜血淋漓的事实告诉我们，很多口口声声为国为民的，都是道貌岸然的野心家、伪君子，这类人其实最自私，真实目的就是为自己！“国家”“民族”“人民”等等，说到底，都是其满足个人私心的遮羞布而已！
王凌被押送回京，途经已故忠臣贾逵的庙前，大呼道：“贾梁道！只有你才知道我王凌是大魏忠臣啊！”这种孤寂、无奈的表白，这种寄希望于鬼神理解的悲怆，令人闻之凄然，史称随从听闻者，泣不成声。
当夜，王凌把一些故旧下属召来，向他们辞别，不无愤恨地说道：
行将八十，身名并灭邪？！（《三国志·王凌传》引《魏略》）
然后服毒自尽。
司马懿这次“平叛”，又大肆屠杀了一番，所有和此案有关的人基本都被灭族。王凌不用说，曹彪也被迫自杀。为了防止再有人另立曹姓诸侯王与自己为敌，他把所有曹氏王公全部迁到邺城居住，并派官员严格监视。
邺城距离洛阳很近，是曹操当年经营的根据地，曹氏子孙大多居住于此。曹氏王公全被软禁在邺城一带，想都不用想就知道是什么后果——曹氏武力几乎被消灭殆尽，曹魏政权彻底被司马氏架空了。
在暴力高压下，朝局得以暂时安定。或许，司马懿为他的子孙铺好了路，自己的使命就结束了，同年六月，司马懿重病卧床。这次不再是演戏给政敌看——他已经没有能与之抗衡的政敌了。他梦到贾逵、王凌在阴间向他索命，惊惧之下，病情越发严重，不久，这个老政客、老阴谋家、老军事家，一命归西。
司马懿归西，承继其权力的，是其长子司马师。
司马师的心术，比之乃父司马懿有过之而无不及。高平陵事变前，司马师和老爸商议兵变内容，保密工作做到极致，连亲弟弟司马昭都毫不知情，兵变前一夜，他才把消息告诉司马昭。司马昭惊惧得一夜没睡，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司马师的城府之深，于此可见一斑。
司马师还暗中豢养死士三千，平时散落在民间，装成老百姓，兵变时召之即来，就像从地底钻出来的一样。这么强悍的组织、管理能力，绝对让一般人望尘莫及，难怪何晏都评价他，说司马师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天下无敌！
在对待知识分子方面，司马师也遵循老爹的路子，恩威并用、变相管制。阮籍，就又被司马师召为从事郎中，依旧是表面上宠厚有加，实际上被管控着。
阮籍还是老样子，喝酒喝酒还是喝酒，可是光喝酒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心中的痛苦和困惑依旧存在。等憋闷得实在不行，他就再写写诗文抒发一下。
在如此高压严酷的政治气氛下，还敢随便写诗抱怨？
当然不能直接写了，所以阮籍写的诗，一首比一首晦涩，一首比一首难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阮籍的诗有个特点：“阮旨遥深。”就是说阮籍的诗所要表达的主旨啊，深邃遥远，难以捉摸，需要拨开层层迷雾，才能知道他葫芦里到底装了什么！
阮籍最著名的，是有八十二首《咏怀诗》。这些诗都没有题目，全部冠以“咏怀”的名字，然后就“其一”“其二”等等，往下罗列。这些诗的写作时间也有早有晚，基本贯穿了他的一生。一般人刚开始读，常常一头雾水，不知所云，但诗中透出来的苦闷和孤寂，却显豁明白。比如非常有名的《咏怀诗》（其一）：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这首诗很有名，尤其第一句“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更是脍炙人口。这首诗很简单，没有什么难懂的字词，阮籍就写了自己半夜睡不着起来弹琴，弹着弹着就不爽了，“忧思独伤心”，抒发了一通“莫名的孤独感”，从中很难看不出有别的什么意思。
不过，他的高明也正在这里——或许，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他在高压之下、无奈之中也只有这么写。
他写的诗歌，表面看和时政没有半点关系，都是抒发个人心情的。
影响心情好坏的因素，可就多了去了：吃饭，菜里头石子咯牙了，可以不开心；走路摔了一跤，可以不开心；喝水被呛到了，可以不开心；晚上失眠了，可以不开心……总之，可以有各种理由不开心。如此一来，司马氏想从这些文字里找茬儿进行政治迫害，就没那么容易了。
所以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隐晦难解、比喻极多。钟嵘的《诗品》称之为“归趣难求”，沈德潜《古诗源》说“反复零乱、兴寄无端”。但是，他的心路毕竟还是有迹可循的，通过后代学者的考证分析，我们还是能看出一些端倪。
暴力高压、虚伪横行的世道中，阮籍只能用这种晦涩而玄远的诗，来抒发自己内心无尽的苦闷。
不俗的老婆
除了写诗抒发一下，阮籍还会经常开小差，跑出洛阳城，找他的几个铁哥们儿、好朋友一起喝酒，这些人都是谁呢？
好吧，好吧，我忍不住要介绍他们了！
《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说：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这段话完全不用解释！
相信读者朋友都听过“竹林七贤”这个几个字，或许您说不全他们七人的名字，但是您一定知道他们的合称。“竹林七贤”这个名词，在中国后世知识分子心中，就是独立自由的标志，就是反抗世俗的象征，就是坚守理想、蔑视强权的代名词！竹林七贤，是摆在独立知识分子神坛上的名字。
七贤中，山涛年纪最大，阮籍次之，接下来是嵇康，他们三个也是最早认识并交往的。
那一年，嵇康刚到洛阳。嵇康器宇轩昂，相貌非常，是个绝对的大帅哥。史书说他身高“七尺八寸”，大约一米八几，“容止出众”“风姿特秀”，见到的人感觉“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同时又才华出群，深为时人器重。总之又好看，又有气质，还有内涵！这么不同凡响的大名士，连曹氏宗族都对他青睐有加。
大约正始五年（225年）前后，嵇康与曹魏宗室联姻，娶了曹操的孙女长乐亭主（一说，是曹操的重孙女，本书从“孙女”说）。
何晏是曹操的女婿，嵇康又娶了曹操的孙女，想想这关系吧——嵇康得管何晏叫“姨父”。从亲疏远近关系上看，这也大约是嵇康选择的政治立场——坚决反对司马氏的原因之一吧。
具体嵇康和山涛、阮籍是怎么认识的，史书没有记载，也没法考证了，但是同气相求，同为名士、同样有才华、同样爱喝酒、同样好老庄，甚至同样的桀骜不驯、出尘脱俗，有这么多相似点的他们，即便暂时不认识，也终会有认识的一天。
总之，山涛就和嵇康、阮籍仅仅见了一面，就大呼对路，相见恨晚，引为知己，成为金兰之交。
山涛字巨源，精研《老》《庄》，又很能喝酒，据说有“八斗”的酒量。他酒量大、器量也大，行事磊落，耿介不俗。比较有趣的是，他还有个聪明非常、见识不凡的老婆韩氏！有关韩氏的一则故事，还记录在《世说新语·贤媛》中。
说山涛和阮籍、嵇康关系密切，好得不行，和一般的朋友交往大不相同，连韩氏都觉得不正常，韩氏就问是怎么回事。山涛说：“眼下能做我朋友的，我看就这两位了！”这话一说，韩氏更好奇了，就说我也很想见见这两位兄弟啊！那时候，正是“名教”的天下，女子不能随便见外人的。没几天，阮籍、嵇康又来了。为了让韩氏能仔细观察，山涛就把他们两个留下来住宿，并备好了酒肉。到了夜里，韩氏越墙而过观察二人，却被二人的风姿神采所吸引，通宵达旦忘了返回。
事后，山涛问观察的结果如何，韩氏说：“比起才华见识，你差远了；但是你气度很大，可以凭这个跟他们交往！”山涛大为赞同：“你说得对！我也觉得我的气度超过他们。”
山涛洞悉世事的能力也非常高，早在曹爽秉政时，司马懿为了麻痹曹爽，故作假象，先是称病不上朝，后来甚至装病危！这事儿连曹爽都瞒过了，却没有瞒过山涛，而当时的山涛，还只是一个普通官员。
这天，山涛和同僚石鉴一起休息。到了半夜，山涛分析时局，越琢磨越不对劲，他把石鉴踹起来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在睡觉！你知道太傅司马懿不上朝是什么原因吗？”
石鉴睡得迷迷瞪瞪地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病了休息呗。宰相不好好上朝，天子赐他一封退休书把他搞退了呗！”
山涛说：“哎，石兄啊，你怎么还傻乎乎的啊？我劝你没事别乱跑了！”言下之意，就您这脑子，怎么也敢来搅合政治这潭浑水啊！
当夜，山涛不辞而别，离开官署，避祸隐居。
没过多久，阮籍也离开曹爽，辞官不做了。
又没多久，长乐亭主的驸马嵇康也离开了洛阳，带了家小，隐居住在了山阳（今河南修武）。
从此，竹林七贤——这个历史上极其耀眼夺目的文士集团，就开始形成了。
瞧这几位
山阳即今天的河南焦作市武修一带，在魏晋时期，这儿可是个极其敏感、特殊的地方。
为什么呢？
山阳属河内，而河内是个泛称，指的是河南省黄河以北的地方。这里最早属于袁绍的地盘，后来曹操打败袁绍，夺取了河内之地，就着手大力经营。
大家可能还记得，曹操的根据地在邺城，而邺城便在河内。曹操被封为魏公、魏王，其核心城邑就是河内邺城。在这里，还形成了邺下文人集团、建安七子什么的，就都在这儿和曹丕、曹植一起宴饮优游。
所以，这一代大多都是曹氏宗亲和近臣的封地。曹操死后，就葬在邺城附近的高陵。曹丕篡汉，为了方便监管汉献帝，还把汉献帝迁到河内，废为山阳公。等到司马懿掌权，消灭了曹家势力后，同样为了方便监控，就把曹氏诸王也迁到邺城统一管理。
那么我们可以想一下，河内之地，对曹魏来说，是多么特殊的一片土地啊！司马氏秉政，原本高贵繁华令人向往的河内地区，一下子变成政治打压对象的禁锢之地，在当地活动的、心属曹魏的士大夫们，得有多么大的挫败感。
但是人往往有种奇怪的心理，政治得意的时候，就得活在最辉煌的地方，呼朋引伴、畅怀交友；假如成为政治打压对象，这些气节之士，死也要扎堆死在一起。
嵇康隐居的山阳，不偏不巧就在河内——邺城就在山阳的东北方，两个地方非常近。所以琢磨起来，嵇康隐居的地点，也大有深意。再加上山涛、向秀、吕安等人的老家都在这一带，逐渐地，以才高名著的嵇康为核心，就聚成了一个小圈子，令人神往的竹林交游便得以成形。
关于竹林七贤的名称、交游地点、交游范围、交游人数，后人多有考据论证。比如陈寅恪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就认为竹林七贤的名号，是取义佛教“竹林精舍”的典故，并且是先有七贤的称呼，再加了“竹林”的前缀，使得七人形象更为传神。当代王晓毅教授则认为，竹林七贤的名头，是东晋以后琅琊王氏为了抬高自己家族的地位，把王氏前辈中的王戎和嵇康、阮籍等六人的交往添油加醋神化一番，塑造出了潇洒飘逸的几个神仙人物，这些观点都很有道理。除此之外，说法很多，不一而足。
但是比较公认的说法是，竹林交游的地点，大约就在嵇康家附近的竹林中，而交游的时间，大约是正始末年到嘉平中年，不到十年时间。
当然，我们不要幻想着每次聚会都是齐刷刷的七个人一起。现实情况是，或者三两人一聚，或者四五人一聚，七个人凑到一起的机会并不多——这和我们今天的情况是一样的，一个小圈子的好朋友，没事聚聚，今天你出差了，明天他生病了，也不是每次都凑齐。当然，聚会中还有一些外围的朋友会参与进来，所以竹林的交游中，也不止这七个人，有名有姓的，还有吕安、吕巽、赵至、郭暇叔等十几个人。
只是出于对“七”这个数字的特殊爱好，比如北斗七星、七为少阳之数等，加之《论语·宪问》中有个“作者七人”3这么一句话，后人选取了竹林交游中最有代表性的七位，合称“竹林七贤”。
山涛、阮籍、嵇康，我们前面略有介绍，这儿说一下其他几个人。
先说刘伶。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淮北）人。提及刘伶，就必然要提及酒。过去酒家常有一副对联：
刘伶借问谁家好，
李白还言此处香！
这对联假设刘伶、李白两位嗜酒如命的大名士，为找好酒一问一答，目的是为自己家做广告。我们知道李白是离不开酒的，而在人们心中，能在喝酒方面和李白相媲美的大文士，就只有刘伶了。刘伶被称为醉仙，简直就是酒的代言人，至今还有一款白酒，就叫“刘伶醉”。
刘伶长得瘦小猥琐，沉默寡言，在注重容貌的魏晋时代，却也能成为大名士，可见其必有过人之处。他对生死看得很开，对身外的名誉、死后的身体，更是不在乎，很得庄子的精神。他经常坐着鹿车，手拿一壶酒，让仆人扛着锄头在后面跟着，并说：“我醉死在哪里，就地挖个坑把我埋了吧！”
他天天喝酒，结果喝得形骸俱废，得了酒精依赖症，甚至有一次差点死去。好不容易救过来，他妻子哭着央求他千万别再喝了。于是刘伶说：“好吧，但是我怕自己毅力不够，要在神明面前发誓戒酒。”他老婆一听非常高兴，赶紧去准备祭品所需的酒菜。结果呢？刘伶跪在神前，举起酒杯祷告道：
天生刘伶，以酒为名，
一饮一斛，五斗解酲。
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世说新语·任诞》）
然后又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很快就又醉死过去。
刘伶还有一个爱好，大约也是吃五石散怕热的缘故，整天在屋子里不穿衣服，赤裸着身子跑来跑去。有人去拜访他，看见他光着身子，就指责他为老不尊。结果刘伶却说：“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没事干吗跑到我裤子里来？”
除了有这么多幽默豁达的趣闻，刘伶的文采也极好！他有一首诗《北邙客舍诗》以及一篇《酒德颂》流传后世。《酒德颂》使刘伶享誉盛名，但凡涉及酒文化，就一定绕不开他。
王戎是竹林七贤中年纪最小的一位。他出身琅琊王氏，是绝对显赫的世家大族。王戎小时候有过人的胆识，魏明帝曹睿曾经把一只老虎的爪牙拔去，关在笼子里任人围观。老虎发怒咆哮，大家都吓得连连后退，躲得远远的。只有王戎神色自若，一点也不怕，那时候他只有7岁。
不仅如此，他还聪明异常，有个关于他的故事很有名。说一群孩子玩，看到路边有李子树，树上结满了李子，大家都跑去摘果子吃，只有王戎站着不动。问他为啥，他说这李子一定是苦的。孩子们不信，摘来尝了之后果然如此，于是大家问他是怎么知道的。王戎说：“李子树生在路边，要是李子甜，早就被人吃光了，还能剩下这么多吗？”
孩童时期就有细致的观察能力，所以他看人也很准，长大后成为名噪天下的人物品鉴大家。阮籍比王戎大二十四五岁，整整大了一辈人，但是很欣赏王戎。有时候阮籍去王家做客，进门就对王戎的老爸王浑说：“你这人太俗，把你儿子王戎叫出来，我跟你聊还不如跟他聊！”王戎十四五岁就认识了阮籍，后来也是阮籍介绍他加入竹林交游的队伍的。
由于王戎年纪小，所以活到了西晋，并且当上三公的大官，但是他后来的表现却让人大跌眼镜，极其贪婪吝啬。他家有棵独一无二的李子树，结的李子非常好吃，他就高价售出。这位老兄还怕别人得到李子核后把优质李子树种出来，居然把每一个李子核都钻掉再出售。
这还不算，他外甥结婚，他送了一件单衣。对，没错！琅琊王氏大家族的大官王戎，给侄子送了一件单衣做贺礼。可是没过几天，他居然又把这单衣给要了回来……
这还不算！他的女儿——亲生女儿结婚的时候，向王戎借了一笔钱，大约几万块，暂时没还。这要搁一般人，就当给女儿的嫁妆得了，你又不缺这几个钱。可是王戎不行，再见到女儿的时候拉着一张脸。女儿知道老爸的心思，就赶紧凑了钱还回来，王戎这才笑脸逐开。
王戎吝啬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为世人诟病，不过，这很可能是他的避祸之举。你想想，在权力集中的社会，皇帝最担心的是什么？是臣子权力过大，威胁到自己。王戎是琅琊王氏家族的人，又是部级高干，在晋朝权倾一时，要是再有清廉之名，免不了被猜忌——你权力都这么大了，还名声这么好、人气这么高，你到底是想干吗？所以他就用贪财吝啬以自污，表示自己没有野心——人眼里只能看到钱，也就不会有更大的政治抱负了。
由此可以谈谈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怪现象：大凡图朝篡位或者权倾朝野的权臣，许多都是一副君子面孔，有清廉勤政的形象，比如王莽，比如曹操。但只要是富甲天下的贪财鬼，一个个就都忠诚得不得了，最典型的就是和珅。
为什么呢？因为权臣有更大的政治目标，所以财物对他来说是次要的；而贪官只有保住自己的地位、保持朝局的安稳，才会获得更大的贪污机会。
所以历史上，一旦有某个大臣被怀疑功高盖主、权力过大，就会表现出贪财以自污名节，用以保全自己，王戎，大约就是这一类。
今天，情人之间经常使用的一个词语，还和王戎有关。
那时候，“卿”是对小辈的昵称，不是敬称，所以地位低下的老婆，一般不能随便这样称呼自己的丈夫，只有父亲称呼儿子或者皇帝称呼大臣，才可以说“卿”——这是一种不那么尊重的昵称。
但是王戎的老婆偏偏不干，她整天“卿长卿短”地称呼王戎。王戎怒了，说你怎么可以这么称呼我呢？王夫人说：
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世说新语·惑溺》）
这两句话实在经典。我没法翻译，里面的俏皮幽默感翻译出来就没了，只能稍微做个提示——第一句的亲、爱都是动词，即觉得你亲近、爱你的意思。后面的“卿卿”，即：以“卿”来称呼“卿”。
由此，还有了一个成语，那就是“卿卿我我”。
王戎活了七十多岁才死去，在魏晋时期，实在算难得的高寿了。
阮咸是个音乐家，阮籍的侄子。今天在民乐中，还有种弹拨乐器叫作阮，形似琵琶，根据尺寸大小分为大阮、中阮和小阮。这种乐器之名就缘于阮咸，因为阮咸当年非常善于弹奏这种乐器。
在当时，还有个精通音乐的人，叫作荀勖，也是名门之后。那时候没有标准音高、没有留声机、没有调音器，音阶关系全凭耳朵和音律学数字的推算。阮咸认为荀勖的音律不准，荀勖很生气，就找了个机会把阮咸贬到外地。但是到后来，有个农夫在田地里耕地，得到一根周代的玉尺，正好是用来校准音律的。荀勖用那根玉尺测量自己所造的乐器，都差了那么一点点，这才佩服阮咸的高明。
阮咸蔑视礼法，孤傲清高。阮家虽然也是大族，但是族内也有穷富。穷富两支住在一起，但是中间隔了一条道，道北的富，道南的穷，阮咸就住在道南。
夏天阴雨较多，衣服容易发霉。到了七月七日这天，就有晒衣服的习俗，但是这也成了一个比赛奢华的机会。到了这天，道北阮氏都把自己家绫罗绸缎搬出来显摆。而阮咸呢？他则把自己的内裤挑得高高的，挂在竹竿上。自嘲说：“大家都在晒好东西，我也不能免俗！”讽刺之意，溢于言表。
阮咸也像他叔叔阮籍一样，很爱喝酒，并且有意效仿之，学习其放荡不羁。比如他请族人喝酒，嫌杯盘碗盏比较麻烦，不如大家围坐一起，围着酒缸把头伸进去喝！喝着喝着，家里的猪闻到酒香，也循香跑来，伸头进酒缸喝酒。阮咸也不以为意，和猪一起畅饮无阻！
再比如他在守孝期间和姑母的一个胡人婢女私通，导致那个胡女怀孕。姑母走了也一并带了胡女离去，阮咸听闻，连孝服也没脱，骑马就追，并说：“人种不可以失去啊！”阮咸在母丧期间的作为，尽管惊世骇俗，却丧失了名士的精神——真正而充沛的情感，比之阮籍、王戎、嵇康等人守孝时的痛苦哀伤，有着天壤之别。
由于阮咸的这种豪放缺乏相应的思想内容做支撑，就总透着一股学了表面功夫的感觉，让人感觉名士精神逐渐丧失。这也成为后来晋朝名士普遍的弊病，徒具装腔作势的形态，而丧失了名士的真正精神和内容。
向秀，字子期。老家就在山阳，是和嵇康关系最铁的人。
向秀是研究《庄子》的大家，曾经为《庄子》作注，自此之后，引起“庄子热”，史称“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
遗憾的是，《庄子》中的《秋水》《至乐》两篇还未注解完，向秀就去世了。那时候向秀的儿子还小，不能将老爸的学问发扬光大。同时代的哲学家郭象看到了向秀的文稿，就以之为基础加以发挥，写了《庄子注》三十三篇，成为今天我们理解庄子最重要的材料。可以说，我们今天通过郭象的《庄子注》，就能基本窥见向秀的《庄子》注。
向秀思想深邃，不像其他几位那么张扬，整体给人的感觉，总是一身白衣，有一种特别阴沉抑郁的气质。他住的地方距离嵇康最近，没事就跑去和嵇康待在一起。
嵇康虽然隐居山阳，但是容止潇洒、气质出群，出类拔萃，神仙中人的名声远扬四海。加之与之交游的，个顶个都是一时文宗，当然少不了崇拜者，少不了有一堆“康粉”。
这些崇拜者，时不时还会去请教嵇康。嵇康是怎么对待其余“康粉”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位“康粉”的来访，却在这段历史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甚至影响到整个魏晋清谈的格局，影响到竹林名士未来的命运。
梁子是这么结下的
写书法的朋友对钟繇这个名字一定不陌生，钟繇是三国时期的大书法家，流传下来好几个书法帖子，其中著名的有《宣示表》《荐季直表》《贺捷表》等，学小楷的人肯定都临摹过。后人将他和汉代大书法家张芝合称为“钟张”，也把他和王羲之并称为“钟王”。
钟繇老先生有个儿子，叫钟会。这个孩子生得非常聪明机灵，见到他的人都认为他将来必成大器，有个故事就充分说明了钟会的聪明。
皇帝曹丕听说钟家的孩子都不错，就想召来见一下，钟会和他哥钟毓当时都还只是孩子，见了天子威仪，钟毓紧张得跪在地上汗如雨下，钟会则淡定自若。曹丕问：“钟毓啊，你怎么出了那么多汗啊？”钟毓说：
战战惶惶，汗出如浆。
曹丕就又问钟会：“你为啥不出汗呢？”结果钟会说：
战战栗栗，汗不敢出。
瞧这脑子，反应得多快！一句话把皇帝的马屁拍得蹦蹦响。
这个故事出自《世说新语》，不过要么是假的，要么就是把皇帝的名字写错了。钟会出生于225年，曹丕226年就去世了，才一岁的钟会还不会说话呢！
不过，钟会小时候就能说会道、与众不同，甚至会揣摩大人心思，是没有疑问的，只是这样的孩子我不大喜欢。这种孩子聪明之余，透着一股成人身上才有的假惺惺，丧失了孩子的天真烂漫。按这种路子发展下去，孩子就很会表现、钻营，变得矫情、虚伪，长大后多数沦为俗物，很难有自己坚持的东西。
钟会就是这类孩子的代表，他尽管聪明伶俐、学识渊博，却积极向权力献媚，起初他深受曹魏政权恩庇，最后却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心腹。
当时，年轻的钟会是嵇康的铁杆粉丝——不过这种“粉”也透着一股子钻营劲儿。他深知，嵇康是天下文宗，如果自己的文章能让嵇康写个评语夸赞一下，自己就立马身价倍增。就像年轻时候的范增找郭沫若给自己的画题字写评语一样，走的是同一个套路。
于是钟会就写了一篇极具时代特色的文章——《四本论》，然后就去山阳寻找嵇康。但是临到嵇康的门前，他有点畏缩了。嵇康不像郭沫若一样是个老好人，愿意提携后进，嵇康性情耿直、言语犀利、嫉恶如仇，万一随口问几句把自己问住了，这人就丢大了！
钟会不敢见嵇康，就在大门外把文章扔进去，掉转头赶紧脚下抹油跑了！
由此可见，嵇康在当时士人的心中，那简直是神一样的存在！
可气的是，嵇康根本没有给这篇文章以任何好评，甚至骂都没骂一句。最大的侮辱，就是无视。不过也能理解，钟会这时候还只是个28岁的年轻小伙子，除非特别对胃口，否则是难以引起嵇康注意的。
但是，对于心高气傲的钟会来说，这梁子，算是结下了。
废天子易如反掌
皇帝曹芳为这事愤愤不平：我跟大臣多说几句话，
你就要把他杀了，你眼里还有天子吗？
左右就给他支招，既然司马师认为您要除掉他，
那就不如假戏真唱，真的找机会除掉他算了。
《四本论》的深意
话说回来，钟会写的《四本论》到底是个啥东西呢？他凭什么拿这个去找嵇康？而嵇康对之不置可否，是否也另有隐情呢？
还记得前面在介绍魏晋玄学时候说过的话吧？魏晋玄学分两派，一派是玄论派，基本上以《老子》《庄子》思想为基础，畅谈玄风，潇洒飘逸，独立自由，强调个性。这一派的言论经常颠覆传统观念，破坏礼制，触及司马政权的意识形态，使得“正人君子”和当政者十分头疼！
另一派是名理派，相对比较务实，循名责实，强调社会性，这一派的主张对政治稳定大有好处，所以名理派的玄学家大多数都混得不错。
由于出发点不同，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这两派在同一个玄学议题上，往往就产生了不同意见。一如今天对“市场经济”的看法，左派右派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比如魏晋玄学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议题——“才”“性”关系。
所谓“性”，就是人的内在禀赋和道德品性，而“才”呢，就是人的才能和功业。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当时社会上就流传着几类观点，分别为“才性合”“才性离”“才性同”以及“才性异”。《四本论》原文没有传下来，但是可以猜出，大约就是对这四种观点的分析和议论。
主张才性合、才性同的，基本是名理派。他们认为人的才能必然和禀赋有关，能干什么也都是禀赋的体现。举个例子，杯子可以用来装水，装水的这个功用和杯子这个本质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假如杯子都不存在，那么“装水”的功用也就不会有了。这样一来，对应到政治上，就会主张选举人才的时候，一定要选那些内在德性好的，只有品德好，方有可能才华出众，要是连品德都不过关，怎么会有才能？
主张才性离、才性异的，基本是玄论派。他们认为禀赋是一回事，愿意不愿意、能不能建功立业是另一回事，所以这两者得分开。举例说，“杯子”这个东西，有个空空的“性”，但是吧，杯子既可以放水，也可以当笔筒，所以，杯子并不一定就只能装水，不能简单地把“本质”和“作用”对应起来。这样一来，对应到政治上，就会主张选举人才的时候，不一定要选道德好的，道德好能力未必强。
大约看清晰了吧？名理派选人才，首先看重品德，但是品德好不好，很多时候是难以判断的。这样做的结果，往往引起弄虚作假之风盛行，人们会“装”，装自己很有品德。结果呢，招来一堆伪君子——不过这样刚好符合了司马氏政权的需要，司马氏就是打着“儒家礼教、仁义道德”的旗号治国的。
玄远派则相对高明许多，他们不强调个人德行，有能力就用。这样的结果，使得人们不必装君子，好好发挥才干就行，最终是能促进社会进步的——但是这样，就会对司马氏政权造成威胁。
所以，从这个问题中，我们就可以知道，魏晋玄学家必然会有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一种被打压，一种青云直上。表面上看只是玄学思想不同，实际上却代表了对司马氏政权的态度。
据记载，傅瑕主张才性同，钟会主张才性合——这二位是名理派；李丰主张才性异，王广（被司马懿所杀的大臣王凌的儿子）主张才性离——这二位是玄远派。
不消说，竹林七贤也是玄远派。
对钟会写《四本论》给嵇康看这件事，后人有很多揣测。其中有一种说法就认为，这是司马氏政权故意派钟会这么干的，目的是探一探嵇康的政治立场。嵇康也深明其义，所以对钟会的《四本论》不置可否，直接忽视。
魏晋第一有情人
“才性关系”也是个老问题，早在钟会刚出生的时候，就有过一次“才性大辩论”。
228年，大名士旬粲（字奉倩）来到洛阳。旬粲的老爸，就是曹操手下第一谋士、大汉忠臣、大名鼎鼎的荀彧荀文若。旬粲就是荀彧的小儿子，善于清谈，才高识远，一到洛阳，就立刻引来首都朋友们的宴饮辩论。最著名的一次辩论，就是关于“才性关系”的。
旬粲主张“才性离”，辩论对手是主张“才性合”的傅瑕，主持辩论的是名士裴徽，作陪的还有大名士夏侯玄等人。
这场辩论很激烈，双方都有十分充足的理由，以至于需要裴徽不断做中间人，帮着调整节奏，帮着解释。
那时候何晏还没死，政治环境还很宽松，学术气氛还很浓厚，所以名理派的傅瑕也宽宏大度。这场辩论，展现了十足的名士风流。辩论的最后，谁也没有说服谁。学术观点的争论，并没有影响到互相之间的交情，他们很快都成为了好朋友。
不过，这次争论为以后的才性关系问题奠定了基调，后人的辩驳分析，都没有跳出这次讨论的框架。
旬粲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观点，深刻影响了后来玄学思想的发展，可惜他英年早逝，死的时候才29岁！关于他的死因，还有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说来让人不胜唏嘘。
旬粲出身极好，长得很帅，又很有文采，又蕴藉风流，所以曹洪就把自己美丽的女儿许配给了旬粲。小两口非常恩爱，你侬我侬，生活极其美满幸福。
但是天公不作美，在一个大雪满宇宙的冬天，他的爱妻生病了，病得特别严重，浑身发烫，怎么都不退烧，良医束手无策。旬粲着急得抓耳挠腮，又心疼妻子，又难过其病痛，恨不得自己能为妻子分担高烧的痛苦。
于是他做出了一个看起来是那样不可思议的举动——他跑到院子里，赤裸身子，把自己冻得冰凉，然后跑回屋子，抱着妻子，用自己的身体为妻子降温。
可是结果呢？《世说新语》的记载用了九个字：
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
旬粲就这样死了，没人知道是因为自己受凉病死的，还是思念爱妻伤心殉情而死。总之，在他的妻子死后没多久，他也死去了。
我想起另一个人。
一千多年后清朝的大词人、大名士纳兰容若。纳兰和旬粲一样，同样是帅哥，同样是贵族子弟，同样文采风流，同样夫妻和睦，同样也是爱妻早故，为爱而亡。
大约是老天不愿意看到人间太美好，人生来就是要受苦的，怎么可以有这么多美好的事物集于一身呢？所以，对于接近完美的旬粲、纳兰，老天给了狠狠的一击。又或是老天太爱惜他们了，趁他们还都年轻，就终结他们的生命，让他们成为人间难以再有的风景，成为庸人们永远的记忆。
总之，238年，旬粲美好的生命结束了。第二年，就迎来了曹爽、司马懿共同辅政的时代。魏晋苦难的黑幕，也就此拉开。
旬粲是幸运的，因为早亡，所以没有赶上被司马氏残害。早得一步走，片叶不沾身。
夏侯玄之死
旬粲是玄远派名士，他在洛阳的时候，和同为玄远派的何晏、夏侯玄都是好朋友。
249年高平陵事变，司马氏夺权，玄远派的名士被杀了许多，何晏也没能躲开厄运，这些前文都交代过了。
何晏被杀了，誉满天下、同为玄学领袖的夏侯玄的命运又如何呢？高平陵事变中，夏侯玄正在外地做官，所以侥幸逃过此劫，并没有受到株连。但从此之后，夏侯玄谨言慎行，不再参与交游清谈，不再写文章。
251年8月司马懿病死后，有个叫许允的人高兴地对夏侯玄说：“老谋深算的司马懿一死，这下您用不着再担心了！”
夏侯玄苦笑说：兄弟啊，你怎么看不明白啊！司马懿是上一辈的老人，他活着，还会念及故人的情谊把我们当晚辈看，我们还没多大危险，他一死，恐怕他的两个儿子就容不下我们了！
事情发展果然如夏侯玄所料，尽管他三缄其口、低调做人，麻烦还是找上门来！
当时还有个大名士，叫作李丰，也属玄远一派，前面介绍过，就“才性关系”问题，他是主张“才性异”的代表。
李丰也算皇亲国戚，魏明帝曹睿的大女儿齐长公主，嫁给了李丰的大儿子李韬，所以李丰和曹睿是儿女亲家。曹睿死后，儿子曹芳即位，曹芳还得管李韬叫姐夫，所以李丰也是绝对的高官显贵。在曹爽和司马懿斗争中，李丰保持中立，所以高平陵事变中，李丰并没有受到牵连。
司马懿夺得政权后，对李丰这位名士也是采取拉拢的态度，司马师当权后，还擢升李丰任中书令。曹魏时期的中书令是天子近臣，负责研究制定国家政策，职位非常高，差不多相当于全国人大委员长。
不过李丰并不买账，他对残忍诡异的司马家极其反感。
强权之下，皇帝曹芳已经形同傀儡。司马师不但虚伪残忍，而且安排了无数眼线在曹芳身边，堂堂皇帝，身边竟没有几个人可以信任。可以信任又能倾吐郁闷的大臣，就只有李丰了。
李丰任中书令两年间，经常被曹芳召去谈话，谈话的内容也严格保密。猜忌成性的司马师认定这些谈话都是针对自己、要除掉自己的计谋，就请李丰相见，然后诘问谈话内容，不料李丰就是不透露他们谈了什么。司马师暴怒之下，竟然用刀柄猛烈撞击，把李丰一下一下捣死了！
而后，打击面迅速扩大，又一场腥风血雨铺天而来！
李丰的长子李韬，以及和李丰关系要好的夏侯玄、张缉都被司马师逮捕起来，然后交到司法部，授意廷尉（最高法院院长）钟毓来审理。张缉是当朝国丈，皇后的老爹，钟毓呢，就是钟会的哥哥。
这种案子一般不用审的，所谓的“审”，只是走流程，然后琢磨一下怎么构陷一套说辞而已。但是，流程还是要走的，聪明要面子的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喜欢做表面文章。
夏侯玄入狱后，虽自知难以幸免，但是即便死，也要死得有尊严，他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钟会曾经想和夏侯玄亲近交往，但是夏侯玄鄙夷钟会的为人，并没有和他做朋友。这时，夏侯玄成为阶下囚，钟会则高高在上，协助哥哥钟毓审理这件案子，手握生杀大权。钟会认为自己有了资本，就主动向夏侯玄示好，表示亲近。
要是一般人，当然求生要紧，陪审官主动和自己套近乎，那还不给点面子？
可是，在有些人心中，苟且活着并不是最高目标，他们还有更高的追求！钟会虽然也风流，也文采出众，但他至死都没能理解这一层，至死都把眼光局限在了功名富贵权势利禄上，所以，终其一生，他也没能成为一流人物。
面对钟会的亲近，夏侯玄坦然拒绝，而且拒绝地那么尊贵：
虽复刑余之人，未敢闻命！（《世说新语·方正》）
钟毓只好亲自审问夏侯玄。
夏侯玄说：“我有罪没罪你还不知道？我有什么罪？！”
钟毓语塞。
夏侯玄继续说：“你枉为部级高官，却屈身做大将军府的奴才！你非得要口供，那你自己随便写好了！”
钟毓知道夏侯玄一代名士，节操高尚，不可能使他屈服，可自己对上面又不能没有交代，于是连夜伪造了一份口供笔录。第二天钟毓拿着这份口供给夏侯玄过目时，自己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夏侯玄看后，只是点头而已，不再说话，直到赴难东市，始终面不改色。
夏侯玄在当时同何晏齐名，而气质肃朗，更让人佩服，时称“朗朗如日月之入怀”。魏明帝曹睿的小舅子毛曾经也是一枚帅哥，有一次和夏侯玄坐在一起，人们就比喻说“好比蒹葭倚玉树”。蒹葭就是芦苇，二人的差距可谓天壤之别。
李丰一案，牵连到的人有夏侯玄、张缉、李韬、苏铄、乐敦、刘贤等，他们全部被灭了三族。屠戮之重，与高平陵事变的惨烈几乎不相上下。
皇帝曹芳为此事愤愤不平：我跟大臣多说几句话，你就要杀，你眼里还有天子吗？左右就给他支招，既然司马师认为您要除掉他，那就不如假戏真唱，真的找机会除掉他算了。
刚好这时候，蜀汉大将姜维发兵伐魏，司马师的弟弟司马昭带部队路经洛阳，准备西行大战蜀国姜维。曹芳的左右就说：“这是好机会啊！趁司马昭觐见您的时候，把他杀了，然后用司马昭这支部队去攻打司马师。”曹芳也觉得这主意不错，但是真要做起来，曹芳就胆怯了，诏书都已写好，他却犹豫了。
俗话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关键的机会稍纵即逝。曹芳一犹豫，这机会就错过了，密谋诛杀司马昭的事情，也泄露了。此时司马昭的军队已经过了洛阳，收到密报后，立刻调转大军，入驻洛阳，先把曹芳给软禁了。
这给司马师发动政变找了一个很好的借口。254年九月，司马师以“曹芳荒淫无道、迷恋俳优、品德不端”为由，废掉曹芳，贬为齐王（曹芳当皇子时的爵位）。由于曹芳是“品行不端”“没资格做皇帝”而被废掉的，所以他没有谥号。史书称呼他的时候，一般就称他为“齐王曹芳”。
紧接着，十月份，司马师迎请曹氏宗亲曹髦入京，继承大统，曹髦成为曹魏政权的第四位皇帝。
夏侯玄被杀，钟会却青云直上，进一步成为司马师的心腹。史载，钟会还会跑去询问阮籍对时局的看法，想套阮籍的话。但凡阮籍说点什么、发点牢骚，那他就完了。所以阮籍的做法就是喝酒！喝得酩酊大醉。钟会什么也没套出来，只好作罢。
又一次起义
夏侯玄被杀、天子被废，一时间，朝野震惊，大家纷纷避祸自保，白色恐怖笼罩曹魏政权。可以想象，那个时候，连空气都是刺冷而凝固的。名震天下如夏侯玄、尊贵如天子，司马师都是说杀就杀、说废就废，一般朝臣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
夏侯玄的好友、镇东将军毌丘俭，更为警惕小心。毌丘俭的儿子毌丘甸对老爸说：“您手握重兵，镇守一方，有维护国家的责任。现在天子被黜，咱们却像没事儿人一样享受着高官厚禄，恐怕不是人臣之道，将会受到天下人指责。”
毌丘俭觉得这话很对，一方面为了自保，一方面也是大义所在，便在255年春天在寿春起兵，通告全国州县，讨伐司马师。此时毋丘俭觉得，进攻或许是最好的防守。
消息传到山阳，嵇康立即表示支持。早在司马师废黜曹芳的时候，他就气得不行，发誓与贼子势不两立。毌丘俭起兵讨伐国贼，正是他报仇雪恨、一快人心的大好机会，嵇康甚至想趁此机会拉起一支队伍，响应毌丘俭的号召。
这时候，山涛却站出来，极力反对嵇康的做法。山涛的政治眼光非常敏锐，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禀赋。他认为毌丘俭虽然有计谋，但是不够老到，恐怕还不是司马师、司马昭的对手，毋丘俭这次起兵，必然失败。
嵇康依旧心有不甘，结果仅仅一个月时间，毌丘俭就被司马师打败了。毌丘俭被屠了三族，其同党七百余人全被收押，重要人物全被杀死。
不过司马师也付出了代价。废黜曹芳之后没多久，司马师就患了严重的眼疾，眼内长了个肿瘤。动完手术没多久，毌丘俭起义就爆发了。司马师抱病上阵，虽然平定了叛乱，但也加重了病情。255年闰正月二十八日，距离毌丘俭兵败被杀只有一周的时间，司马师就死在了许昌。
说来有点意思，司马懿杀了何晏、曹爽，引得王凌起义，等他平定了战乱，回来就病死了；司马师杀了夏侯玄、李丰，废黜曹芳，引起毌丘俭起义，等他平定了战乱，回来也就病死了。看来天理昭然、报应不爽，祸国殃民做坏事，终究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司马师一死，曹魏大权就落入了司马昭的手里，于是，著名的司马昭先生就出任曹魏大将军一职，郑重其事地登上了历史舞台。
知识分子的本能
在司马氏的统治下，
士人们受着身、心两方面的戕害。
比之当年曹操赤裸裸地挟天子以令诸侯，
司马氏更为阴毒。也正是因为如此，
曹操挟持汉献帝的时候，不断有儒家士人站出来反抗，
而司马氏掌控朝局的时候，士人直接反抗的声音就小了许多。
儒家信仰的四个层次
司马懿、司马师，虽然号称自己是儒家门第，但行为做事丝毫没有儒家的仁厚正直之风，反而充满了权谋诡诈和血腥暴力。至少在人们看来，他们两个与儒家都不太沾边，而更像城府深沉的阴谋家，更具备法家人物的特点。所以在他们掌权的时候，政治空气冷固，一片白色恐怖。
司马昭却不同，他表露于人前的始终是一副忠厚的面孔。比起他的父亲、兄长，他似乎更加“服膺”儒教，也更加“信奉”儒家的信条。
司马昭坚决打起“仁义”的旗帜，以和为贵，不随便杀戮，怎么看都是忠厚君子。他注重声誉、爱惜羽毛，在乎民心向背，在乎历史的看法，所以愿意倾听民意、尊重大臣，无论干什么都要给天下人有个交代。
所以，他“爱惜”名士，供名士们好吃好喝伺候着；他“提倡”孝道，以孝治国、以德治国，表彰孝子贞妇；他爱国忠君，努力维护国家统一，并消灭了敌人蜀国；他谦虚和蔼，对待下属没有架子，坚决推辞皇帝赏赐给他的礼遇。
由此，司马昭获得了很好的声誉，甚至举兵反对司马师的毌丘俭，都认为司马昭“忠肃宽明，乐善好士，有高世君子之度，忠诚为国”，并上表说，自己举兵只是反对司马师，希望罢免司马师，让司马昭做大将军！
司马昭做了大将军，一度让许多人非常开心，认为司马昭是君子，从此就“周公辅政、天下归心”了。
天下确实“归心”了，司马懿、司马师执政的时候，时不时还有反对力量出现；司马昭执政的时候，曹魏国内一片和谐，甚至连反对的声音都听不到了。
真是一个君子在位的和谐盛世之貌！
宽厚的君子司马昭执政，像阮籍这样的名士自然少不了好处。司马昭不但继续让阮籍担任闲职，还要和阮籍拉近关系，结成儿女亲家。
天啊！这么大的好事啊！跟司马昭结成儿女亲家，就等于傍上了大树，从此再无性命之虞了！但阮籍却不知道哪一根筋不对了，愣是打心里不愿意。
但这是君子兼大将军司马昭的要求，你怎么好意思拒绝呢？你又怎么能拒绝呢？于是，阮籍继续发挥酒的妙用，他连着喝酒连着醉，醒了继续喝喝了继续醉。
司马昭派去的媒人每次登门，都看见阮籍烂醉如泥睡在地上，一连七十多天，媒人愣是没找到开口说媒下聘礼的机会！于是，这件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现在流传的古琴曲中，有一首特点显著、节奏明快、非常好听的曲子，叫《酒狂》，已故老琴家姚丙炎先生打谱，相传就是阮籍所作。《酒狂》反映的情感背景，就是这次拒婚事件中，阮籍似醉非醉、似狂非狂的“佯狂”状态。
仗着司马昭是“君子”，阮籍表现得更为放肆。
他有一次很不经意地对司马昭说，自己曾经去过山东的东平，很喜欢那里的风土人情。司马昭一听大喜，巴不得你主动要求做官呢。你这一开尊口，等于是向我示好啊，我求之不得！立刻满足你，封你去做东平相！
于是阮籍就骑着一头驴晃悠晃悠去上任了，干了他这辈子唯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官差。
到任之后，他转来转去，却只干了一件事：把官署内的隔墙、屏障啥的都给拆了，然后大家不分官职大小，在一个大屋子下一起办公，互相都看得见。在今天，这个做法有个词，叫“透明化办公”，能显著提高工作效率。在一千五百多年前，阮籍就想到了这一招。
不过，阮籍去东平的时候，东平的民风已不似当年淳朴了。看到现实和想象中的差距如此之大，阮籍非常失落，还写了一首《东平赋》，其中充满了对理想中东平的怀念，于是，他只待了十天左右就返回了。
回来之后，他也没有对君子司马昭有更近的举动，依旧我行我素，喝酒喝醉，开小差出溜，找朋友聊天。
阮籍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道德君子司马昭既是自己的上司，还对自己有知遇之恩，怎么你对他这么冷淡呢？估计当时也有人这么问过，阮籍在《咏怀·六十七》中，给出了答案：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
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
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
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
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
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
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
洪生，指的是学问渊博、很有名气的儒生，类似“鸿儒”。洪生说话办事都按照礼仪制度，穿戴也都要符合规章，设定尊卑次序，使得万物都能归于纲纪伦常。平时呢，仪表整齐、颜色肃穆，卑躬行止，手持玉圭玉璋，堂上放置着祭祀用的酒，屋里也备着稻粱这些祭品。
前面这几句都是对大儒“洪生”形象的白描，接着笔锋一转：
洪生在人前一套一套的，在私底下却灭芬芳——没有半点美好形象！一面说话恣意任性、信口开河，一面却还用仁义道德的大道理欺诳世人。
所以洪生这种人呢，表面上处处逢合礼仪，实际上却鄙陋虚伪一肚子坏水！
这首诗描写了一个在人前假扮谦谦君子、内里却糟糕透顶的“洪生”，全篇充满了嘲讽的口气。洪生这个人物形象，刻画得很有代表性。
司马氏家族，以及围绕在司马氏家族身边的一群人，那些所谓的“礼法之士”，大多都是这种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的伪君子，对他们来说，仁义道德、礼仪制度，只是用来谋取私利的工具而已。
阮籍对这种“君子”的厌恶，一半是出于天性的真诚，另一半，则源于其思想的深邃。
一般来说，一个成体系的学说一旦在社会上流传开，就已经变得比较复杂，需要分层次分析。比如儒家思想，在孔子那里是一回事，在孔门弟子那里又是一回事，到了孟子、荀子，甚至再到汉武帝那里，各自呈现的都是不同的状态。
大致而言，从内容的角度讲，儒学基本可以分四个层次。
核心层次，是孔孟仁爱忠恕的人格理想，并由此衍生出的道德规则，以及对之汲汲追求的那种精神。
第二层次，是建立在正名、礼制基础上的一套礼法纲常和政治制度，比如荀子、董仲舒的思想都属于这个层面。
第三层次，是掺杂了法家、权谋家思想的儒家，外儒内法，为驭民之术，比如历代帝王眼中的儒家就都是这样的。
第四层次，是仅仅借用“儒家”的帽子，内里的东西乱七八糟，比如厚黑学、成功学、“国学管理学”等等，实为“伪儒家”。
儒家思想如此，其他学派的的思想也面临着相同的困境，所以常听到人们动辄谈“儒家如何如何”“佛家如何如何”，我就想问一句：您说的是哪个层面的儒家？又是哪个层面的佛家呢？
很显然，司马昭所信仰的儒家，就是第三、第四层面的儒家，他只不过是借着儒家的帽子，披着儒家的外衣，用这种方式笼络士人，目的则是继续把持大权。
围绕在司马昭身边的所谓“礼法之士”，多数信奉的也都是第二、第三层面的儒家。他们一方面确实尊儒，另一方面却也懂得权宜奉承值道。在他们看来，“儒门礼教”更多的是护身符和粮票。这些人哪里懂得儒家仁爱拙直的精神？他们所能理解的，就是恪守教条、屈服现实，徒具“儒者”之名。
更为不幸的是，这些粗俗的“伪儒家”却霸占了话语权，打着儒家的旗号，去攻击一切意见不同者。他们占据了舆论的制高点，一般士人就很难鼓起勇气反对之。
为什么呢？举个例子。某人打着“孝道”的名义惩罚自己的儿女，女儿明知其父不对，却缺乏反抗的勇气，因为只要反抗，就会被冠以“不孝”的罪名。
司马昭名义上是用“礼教”来统治天下，行为却残忍恶毒，可是一般士人却很难反抗——因为只要反抗，就会被冠以“反对儒家”“不仁不义”的罪名。那么，只要还对儒家有感情，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所以，在司马氏统治下，士人们受着身、心两方面的戕害，比之当年曹操赤裸裸地挟天子以令诸侯，司马氏更为阴毒。也正是因为如此，曹操挟持汉献帝的时候，不断有儒家士人站出来反抗，而司马氏掌控朝局的时候，士人直接反抗的声音就小了许多。
哲人总是孤独的，恰恰因为真正信奉儒家，却被世俗的所谓“儒家信徒”所不容。这，大约也是人类永恒的一个笑话吧！
阮籍不仅深受老庄思想影响，也深入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在一定程度上，他所坚持的，恰恰是儒家最真实的东西。
出于对虚伪道德本能的厌恶，出于对虚伪礼教本能的憎恨，阮籍对当时一切标榜礼教、标榜道德的人都嗤之以鼻！
阮籍以他独特的方式昭告世人：你们这些虚伪的东西，是有多么低等和无知！
男女不设防
男女之事，历来是礼教花最大力气来设防的，讲究男女授受不亲、男女不能随便交流。今天看来，这是男权社会对女性权利的践踏，他们把女性当作私人财产而强行占有，所以才会有这样不正常的“礼教大防”。
司马昭提倡礼教治国，大家更是把这一点发挥到极致，阮籍偏偏不理这一套。
阮籍邻居中有个美少妇，当垆卖酒。阮籍经常和王戎到这家酒垆喝酒，喝醉了，就睡在少妇的身边。少妇的丈夫开始很怀疑阮籍这样做的动机，就悄悄观察，但是发现阮籍喝醉了就睡，没有丝毫逾矩的行为，便就也放心了，任其大醉乱睡。
有个兵卒的女儿死了，阮籍根本不认识人家，结果跑去灵堂放声大哭。兵卒在当时的地位很低，阮籍身为贵族，去平头百姓家吊丧已经很不合规矩了，跑去哭一个没见过面的女子就更不寻常。这兵卒不知所措，问阮籍：“您认识我女儿吗？”
阮籍说：“虽然我没见过她，但是早听说她有品貌、有才智，像这样值得欣赏的女子，这么早去世，难道不让人心里悲伤吗？”
还有，阮籍的嫂子要回娘家待一阵子，阮籍却跑出来送别，显得非常伤心。叔嫂关系历来微妙，礼教时代尤其敏感。战国时期有人就问过孟子，嫂子溺水了小叔子该不该伸手去救，可见在人们的观念中，叔嫂之间得有多严重的避讳。
阮籍不仅不避讳，还堂而皇之表现对离别的不舍和难过，这让人觉得怎么都不合适，就有人对阮籍说：“你这样做太不合礼制了！小叔子怎么能对嫂子有这么深的情感呢？”
结果，阮籍借此说了一句睥睨天下的话：
礼岂为我辈设也？
是啊！虚伪的礼教、束缚人情感的礼教，难道是为我们这些敢于流露真性情、不做作的人准备的吗？
振聋发聩，名震千古！
单纯地欣赏美丽、单纯地惋惜美好生命的流逝、单纯地表达对嫂嫂的不舍，这都是人最本真最真实的自然反应，这有什么错呢？
在人性的真情面前，一切违反人性的名教礼制，都是枷锁。阮籍要追求的，是最真诚的情感，是敢作敢当的气魄，是逍遥天地的自由！在异化人性，把人变成机器、变成木讷的没有情感的行尸走肉的礼教前，只有阮籍用自己的真实情感，给那个冰冷僵死的社会，带去一丝温暖的人性光辉。
吃人的孝道
与礼教一样，“孝道”也是代表那个时代主流价值观的名词。
孝敬父母，本来是对父母亲情的自然反应，也是在生产力不发达时代保障老人晚年幸福的必然手段，但是，“孝道”一旦上升为“国策”，就开始脱离本质，变得恐怖无比。
由于孝顺父母，必然会牵挂父母的安危，从而不敢做有半点危险的事；也很容易养成忍辱的脾气，从而不会制造社会动乱，比如《论语》中就有很精辟的说明：
其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是个孝子，就不会冒犯长辈；不冒犯长辈的人而喜欢制造社会动乱，这种情况是十分罕见的。
汉儒看到了这一点，就大力提倡孝道，把孝道进一步拔高，“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以孝事君则忠”，孝道成为忠君的基础，忠君成为孝道的延续。所以自汉以来后，以孝治国就成为驯化顺民必不可少的手段，至于最初对待亲人的情感，早已经变得无关重要了。
那么，“孝子”怎么才能让大家知道他是孝子呢？在具体的行为方面，就得有超越常人的事件。
比如王祥。据传王祥有个后母对他很不好，但是后母想吃鱼，王祥就大冬天趴在冰面上把河冰化开，搞出鲜鱼给后母炖汤喝，就这样，王祥成为了天下人学习的榜样！
司马氏家族非常看好王祥，于是，王祥的仕途平步青云，最后活到西晋，活了84岁，遍享荣华富贵，幸福地死去。不过我就想问一下，不就钓一条鱼嘛，干吗非得趴在冰面上？难道不可以把冰面砸开吗？这样作秀是给谁看呢？
作为一个孝子，对待活着的父母得百依百顺，对待死去的父母也得表现孝心！于是，丧礼成为儒家最重要的礼仪之一。父母死都死了，这时候再有孝心又有什么用呢？不管！必须表现得极为悲痛，必须按照丧礼的规范来。——其实，人的公众行为，从来就是表演给活人看的。
司马昭提倡儒家，自然少不了以孝治国，针对这一点，阮籍又有惊人之举。
阮籍自幼丧父，全仗母亲一手抚养大。后来，阮籍的母亲去世了，阮籍大为悲恸。按照丧礼，居丧期间不能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必须让自己看起来消瘦悲伤才可以。但是阮籍在埋葬母亲的时候，先蒸了一头小猪，吃完后又喝了两斗酒。吃饱喝足后，到母亲遗体前，哀号了一句“完了”，竟难过得吐出血来，此后身体一下子就垮了。
对待自己最亲的人，这种真实的情感，怎么可以用僵硬的标准来衡量呢？
比较一下当时的“礼法之士”的居丧情况吧。和峤是当时出了名的礼法之士、大孝子，他的母亲死后，他严格按照丧礼来，包括哭泣多久、什么时候哭、哭多大声，甚至每天吃多少米都按照礼制要求，用秤量出，不多一点。但是呢，他“神气不损”，所以被称为“生孝”。
这种虚假的套路，难道真能表达对自己母亲的情感吗？可惜人们就偏偏吃这一套，并且礼法之士还就只认这一套。
阮籍在居丧期间受到司马昭的宴请，席间，阮籍大吃大喝。当时有名的正直君子何曾也在场，何曾就非常看不惯阮籍的做法，觉得你在居丧期间，饮食都该控制，这么大吃大喝，怎么能符合礼制呢？于是当着阮籍的面就告状：
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世说新语·任诞》）
就像郭跳跳对范跑跑有莫名其妙的恨一样，何曾对阮籍也恨之入骨，他建议直接把阮籍流放海外——这几乎是仅次于死刑的惩罚。
好在司马昭还算清醒，他替阮籍挡了一箭：“算啦，你看阮籍因为悲伤消瘦成这样子，吃点东西补一补也是应该的，这也算符合丧礼吧。”
这算是司马昭做得不错的一次，为此，给他加五分（满分一百）。
当时所谓的“君子”，表面喊着要宽宏大量、教化百姓，其实内心阴暗狭促，无比恶毒，难怪阮籍不屑这些礼法之士呢！
阮籍以自己的行动向世人证明：不守礼教并不等于不孝，对美好容貌的喜爱，并不等于淫乱！尊老爱幼、欣赏美好，本来就是人最真实的情感。这些最真实的东西被“礼教”压抑，那么“礼教”还有什么合法性可言？
不过礼法之士中也有个别明白人，中书令裴楷就是一位。按规矩，有人来吊孝，孝子就得赶紧跪着陪哭。裴楷去吊丧的时候，阮籍刚喝醉酒，披头散发、敞着腿坐在地上，也没陪哭。裴楷自己拿了个垫子，哭泣尽哀，吊唁一番，然后起身离去。
有人问裴楷：“按照丧礼，孝子见到客人，孝子先哭，吊客再哭，可是今天阮籍没哭，您哭什么啊？”
裴楷回答说：“阮籍是超脱世俗的人，所以不受世俗礼法约束；我们还是俗人，所以自己要遵守准则。”
裴楷虽然说自己是俗人，但是他已经表现得很不俗了。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给别人留下自由的空间，这一点，他已经做到了。别说比之当时的人，即便比起今天中国大多数人来说，裴楷的做法都是令人敬佩的！
阮籍还有一项特殊本领，就是眼珠子转动幅度超大——他可以翻起黑眸子，让自己的眼珠完全留白。居丧期间，各色吊客前来吊唁。要是来的人阮籍看不上眼，就翻白眼对之；要是来的人还不错，阮籍就用正常的黑眼看他，时称“青白眼”。
嵇康的哥哥、时任扬州刺史的嵇喜也是一名礼法之士，他来吊唁的时候，规规矩矩进香行礼、规规矩矩干哭几声，阮籍就示以白眼。但是嵇康就不同乃兄，同为吊唁，嵇康却拿着酒、抱着琴跑来。阮籍一看，立刻起身相迎，并以青眼视之。两人就在灵堂弹琴、喝酒，高声唱骂，恍若无人。
音乐和酒，是最能宣泄情感的东西，可是大多数人是音乐的门外汉，更缺乏打破规矩的勇气，又怎么能懂琴的奥妙，又怎么敢在丧期喝酒呢？放眼望去，衮衮世间，万人一面，都戴着面具生活，都活在别人的影子里，都是缩头缩脑、畏手畏脚的可怜虫！能明白阮籍的，数来数去，也就那么几个人了。
所以有时候，阮籍会坐着马车，任由马儿四处走，走到没路了，他就下来大哭一场。他到底哭什么，没人知道，但我知道的是，率性之人，往往内心最是凄凉。
数行英雄泪，千古几人知？
忠奸周公旦
256年四月，即位刚半年左右的新皇帝曹髦临驾当时全国最高学府——太学，去给太学生们讲课。
据记载，曹髦是曹丕的长孙，所以曹芳被废之后，曹髦接任，大家也没有异议。当时他被接到洛阳，已经摆明了要他继承大宝之位，但是年轻的曹髦却表现出异常的冷静、稳健和聪慧，显得非常有教养、识大体。
在他接到天子印玺之前，他的一举一动，都遵循一个臣子的礼仪，也不接受大臣们的参拜，也不住天子行宫，没有半点越矩。所以有一些忠于魏室的大臣非常欣慰，觉得这个孩子说不定能成大器，夺回曹魏大权。
但是“周公”司马昭实在太强大了，表面上一副宽宏大量的样子，但在关键问题上丝毫没有放松，年轻的皇帝行动处处受掣。或许正是有感而发，曹髦给太学生们讲的内容，也就有非常明显的象征意味。
讲的到底是什么呢？
据《史记》等典籍记载，早在西周建国初期，周武王去世，年幼的周成王即位，周公旦在朝辅政。周公旦的几个弟弟管叔、蔡叔，想趁机作乱，就散布流言说周公旦想篡位夺权，于是起兵讨伐周公旦。周公兴兵镇压，很快平定了战乱。这件事，史称“三监之乱”，也叫“管蔡之乱”。
但周公旦到底是忠心还是想篡位？管叔、蔡叔到底是忠心护卫周王室还是想作乱？历史上一直有争议。
不偏不巧，曹髦和太学生们讨论的，就是“管蔡到底是忠是奸”的问题。这个问题很敏感。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很明显，司马昭就是权倾朝野的周公旦，前面起义的老臣王凌、毌丘俭，完全类似管叔、蔡叔。
曹髦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讨论，言下之意很明白，管叔、蔡叔有可能是忠臣，那么周公旦镇压了他们，就说明周公旦其实有问题。对应到现实，就把矛头指向了司马昭。
这件事很快传开，司马昭知道后，对这个小皇帝刮目相看，于是管控更严格了。
嵇康则在这一年写了《管蔡论》，文中就替管叔、蔡叔辩驳，认为管、蔡是忠臣，周公旦处理问题不合适，这件事应该由周公旦负责。这篇文章出来，他的政治立场尽露无遗。
司马昭可以容忍甚至包庇行为怪诞、不屑礼法的阮籍，但是绝对不能容忍口诛笔伐、嫉恶如仇、直接批判自己的嵇康。
厄运，就这么一点一点走进超尘脱俗的竹林。
成功了，一定要给仇家显摆
257年，又有一员大将举起反抗司马氏的义旗，他不是别人，乃是魏国重臣、镇守扬州的镇东将军诸葛诞。诸葛诞这名字，一看就知道和诸葛亮有关系吧？没错，他是诸葛亮的亲表弟。
毌丘俭起义的时候，诸葛诞还帮助司马师镇压了毌丘俭。但是一扭头，他也要举起义旗反对司马氏，我们可以想象，司马昭是怎样做“君子”的。真正的君子是裴楷那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温和，给别人留有空间，是不会给别人带来危险感和压力的。
诸葛诞就是明显感觉到了潜藏的危险，所以才甘冒大险，以地方之力反抗中央。诸葛诞的反抗，足足支撑了一年多，在258年二月，兵败被杀。至此，曹魏大臣中，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具备武力反抗司马家族的力量，全部被消灭。司马昭彻彻底底控制了曹魏政权，不留一点余地。
在一系列的事件中，钟会展现出了卓越的才华和高度的忠诚，成为司马昭的心腹宠臣。
比如在镇压毌丘俭起兵时，钟会随军出征，掌管机密文书，出了几个计谋，立了大功；司马师刚死的时候，他又为司马昭献策，阻止了曹髦夺权的企图；后来诸葛诞起义，又是钟会帮着判断时局、制定方略，并凭借高超的书法水平，伪造敌军将领的书信，引起慌乱，使对方不战而降。尤其在平叛诸葛诞起兵的过程中，钟会功劳最大，被称为司马昭的张子房。
所以，平定叛乱后，他就被拜为司隶校尉，相当全国政法委书记兼公安部部长。这官实在够大了，而这时候的钟会，仅仅33岁。
一般来说，人在发迹之后，都会想起自己未曾发迹时的恩仇，有仇的报仇，有恩的还恩。厚道一点的就还恩，仇就不报了。
年轻气盛的钟会，就想到了当年和嵇康结下的梁子。钟会认为，权势能解决一切问题。比如当年对待夏侯玄，就觉得自己权势在手，夏侯玄便会屈服。夏侯玄不买账，钟会就认为是自己权势不够大。
现在自己是司马昭的心腹，又是司隶校尉，正是如鱼得水、权势熏天的时候。他的自我感觉又膨胀起来，于是，就想一雪当年嵇康轻视他的耻辱。
你不是轻视我吗？我现在权倾天下、衣轻乘肥，我成功了！你还敢轻视我吗？
成功了，一定要给仇家显摆显摆！——我们大多数人活着的目的，其实不是为了自己舒服，而是为了让别人嫉妒。
于是，这位老兄浩浩荡荡，摆足了排场，带了一大堆随扈，乘着高头大马，趾高气昂地前去山阳，寻找嵇康。
嵇康实在是个有趣的人。
除了名士必备的长相帅气、气质出众、能喝酒、文采好之外，他还多才多艺，他弹得一手好琴，并作了诸如《风入松》《长清》《短清》《长侧》《短侧》等好几首曲子，至今都有琴友在弹；他还会画画，据说也是一绝，在唐代还能看到他画的两幅真迹《巢由洗耳图》和《狮子击象图》；他还精于书法，工于草书，相传其墨迹“精光照人，气格凌云”，被唐人品为天下草书第二。可惜除了琴曲之外，他的书画作品都已经失传了。
非但如此，他还有一门特殊爱好、特殊技能——锻铁！这个可是需要体力的。想象一下，能打铁的嵇康，可绝对不是一个文弱书生，能写文章画画弹琴的打铁汉子，那得多迷人！无怪乎嵇康成为“偶像级文宗”。
嵇康家门口有一棵大柳树，嵇康围着柳树挖了一个水池，在旁边筑起铁炉，时常锻铁于大柳树下。村民们有需要锄头马掌啥的，就来找嵇康帮忙，有钱给钱，没钱嵇康也无所谓。打铁的钱，就用来换酒，然后又和朋友们弹琴唱歌，把酒言欢！
向秀一袭白衣，不爱说话，他住的地方距离嵇康也近，经常到嵇康这里，一住就是很多天。嵇康在大柳树下打铁，他就在旁边拉风箱。
一个午后，两个人就这样打着铁、拉着风箱。斜阳的影子里，慢慢走出一队人马，为首的高官锦带，环佩叮咚，一边说说笑笑，一边斜睨着嵇康、向秀二人，来到大柳树前。
而嵇康呢，照旧专注地打铁，一锤一锤，似乎根本不知道前面来了这些人。
这跟钟会预想的场景完全不一样，他想到嵇康对他笑脸相迎，他想到嵇康对他大声呵斥，他更想到嵇康扭头离开……但是，他没想到，嵇康对待他的态度，还是像几年前一样，根本无视！
被无视，是对人最大的伤害。
向秀则稍有停顿，抬眼看了看钟会，又看了看嵇康，然后低头继续鼓风。
钟会感到脸在发烧，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才好。待了一会儿，只好调转马头，准备离去。可就在这时候，嵇康突然说话了，打铁的节奏依旧没变，充沛的声音传来：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就是说，你听到了什么所以来？来了之后又看到了什么呢？
钟会回答说：
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打哑谜一般的对话结束了。
嵇康的铁锤没有停止过，钟会的人马也渐渐离去。大柳树下，还是两个身影，打铁的嵇康，拉风箱的向秀。
没有情商的回诗
钟会离去了，史书没有记载他都做了什么，但很快就有消息传来，司马昭要征辟嵇康做官。
嵇康知道自己言语耿直、性情刚烈，远离朝局犹有一腔愤懑，更不要说在司马昭手下做个奴才了。朋友们劝他暂时离开山阳，避开司马昭的骚扰，嵇康答应了。
临行之前，有郭遐周、郭暇叔兄弟二人，前来送行。二郭纷纷作诗赠别嵇康，郭遐周作了三首五言古诗，郭暇叔写了一首四言诗、一首五言诗，都是别离之语。这几首诗，为嵇康避难河东，做了最真实的记录。
嵇康也作了三首诗回赠二郭，这就是嵇康的《答二郭三首》，我们选其中最后一篇，简单看下。
详观凌世务，屯险多忧虞。施报更相市，大道匿不舒。夷路值枳棘，安步将焉如。权智相倾夺，名位不可居。鸾凤避罻罗，远托昆仑墟。庄周悼灵龟，越稷畏王舆。至人存诸己，隐璞乐玄虚。功名何足殉，乃欲列简书。所好亮若兹，杨氏叹交衢。去去从所志，敢谢道不俱。
这首诗极尽铺陈表达之能事，用大量篇幅，或白描或比喻，猛烈抨击现实的罪恶，抒发对现实的不满。
从开篇到“越稷畏王舆”，都是这种抨击和铺陈。大意是说：看这个社会啊，艰难险恶让人惧忧。一切善恶的行为背后都是交易，正道隐匿无法显现。大路上都长满荆棘，让人何去何从？各凭权势才智互相倾轧，名誉高位都是火坑。凤凰为了避免罗网之祸，只好远远躲到昆仑山。
“庄周悼灵龟”和“越稷畏王舆”是两个典故。前者说的是《庄子》中的故事，庄子钓于濮水之上，楚国使者来请庄子做官。庄子用楚国的灵龟做了个比喻，说灵龟打扮得漂漂亮亮最后被杀了献祭，与其这样，还不如在泥潭里游来游去。后者也出自《庄子》，越国人连着杀了自己的三任君王，越国的王子稷（一作搜）因此逃到山里，死活不肯出来做国君。
嵇康用这两个典故自比，形容世道昏暗，逃避功名利禄、保全自己才是最好的选择。司马昭让自己出去做官，这明显就是火坑，自己怎么能跳进去呢？他是坚决不去的！所以，嵇康借庄子的话表明态度，“至人存诸己，隐璞乐玄虚”——那些最高境界的人啊，都是保全自己、隐迹俗世、喜好玄虚。
最后三句是对二郭的回馈。郭遐周的赠诗中有一句“所贵身名存，功烈在简书”，有劝进之意，希望嵇康能够积极进取。嵇康对此回应说：“功名有什么好留恋的？更何况还要所谓的名垂青史？”
接着，嵇康让人哭笑不得地写：“但是没法子，你们两的志向就是功名啊，难怪战国道家思想家杨朱说过，路太多让人无从选择！此后我避祸远去遂了我的心意，咱们的路终究还是不同的！”
人家来送别你给你写诗，结果你回的诗还把人家批评一番，这嵇康的性子也真够耿直的！在今天成功学家们的眼里，嵇康肯定属于情商超低的一类人。
然而，他的可贵也正在于此，最真诚地表露自己的情感，这样的人，才能作为真正的朋友。想必郭氏兄弟能和嵇康关系这么好，也是欣赏他的耿直的。
广陵绝响
竹林集团解散后，很快进入两晋南北朝的混乱时代。
隋唐科举取士，士人彻底沦为权力的附庸，
皇权一步步集中到了巅峰。此后一千五百多年中，
再也没有嵇康那样慷慨激烈的声音，再也没有嵇康那样潇洒自由的身影。
自《广陵》绝唱后，知识分子的那颗头，至今，都跪在地上！
活神仙孙登
离开山阳，嵇康暂避汲郡。在这里，他潜心从事道家养生练气之法，经常登山采药，攀岩挠壁，纵跃其间，有时候遇到好景好水，得意之时，竟忘记下山。他潇洒出尘的样子，被砍柴的樵夫们见到，纷纷相告，都以为碰到了神仙。
嵇康当然不是神仙，不过在汲郡的苏门山，确实有个神仙一样的隐士——道士孙登。嵇康就在这里追随他，待在他身边，这一待就是3年！
孙登在当时大为有名，历史典籍关于孙登的记载很多，基本大同小异，但是也有明显的神化色彩。
《晋书·隐逸列传》记载，孙登字公和，河南汲郡人，在苏门山土窟石洞中居住。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精研《易经》，善长啸，擅抚一弦琴。葛洪在《神仙传》中，对孙登的故事记载得多一点，有对未来的准确预言，也有死而复生的异状，不过这明显是道教的文学加工。
魏晋时期，“啸”很流行。据说阮籍精通啸艺，他的“啸”声，百步之外都能听到，但“啸”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谁也说不清楚。不过想来，“啸”无论如何也得具备两点：第一声音得大，第二还得好听。
阮籍就曾经专门拜访过孙登，据《世说新语》《水经·洛水注》等典籍载，阮籍见了孙登后，跟他说话，这位老先生却闭目不语。阮籍知道和这位老先生沟通，语言是多余的，于是，阮籍就“大啸”。结果呢，孙登睁开眼，笑眯眯地说：“复作向声！”阮籍就又大啸了一次，老先生听后又闭目不语了。
阮籍知道这次交流已经完成，于是辞别下山。走到山腰，突然听到山顶传来一阵长啸，那声音如“数部鼓吹，林谷传响”“声震山谷”，回头看去，乃是孙登的啸声也！
这次拜见孙登，阮籍有什么收获，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他在回去的途中，路过楚汉之争的遗址时说了一句话：
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晋书·阮籍传》）
然后，阮籍还写了一篇著名的散文，也是他的代表作——《大人先生传》。文中描写了一个博通天地、完全超越世俗的“大人先生”，体现了老庄思想的精髓。这位大人先生，是阮籍心中的理想人格，而其原型就是孙登。
嵇康在山中采药的时候，偶然遇到了孙登，一见之下就知道不是常人，遂以弟子之礼师之，《晋书·孙登传》对嵇康和孙登的交往有一段记载。
嵇康在孙登身边待了3年，孙登没有跟嵇康说过一句话。好容易碰到个活神仙，谁不想知道点前世未来啥的？所以嵇康也每每叹息。最后嵇康快要离开了，也同我们一样，忍不住想要临别赠语，就对孙登说：“老师您没有一句话送给我吗？”
孙登这才说：“康儿啊！你知道火吗？火有光芒，但是自己不用光芒，最后才能有光芒。人也一样，人有才华但是不显露他的才华，才华才能有用。所以，发光的关键，得有木柴；使用才华的关键，得能够识人。你现在才华太高，性情又太过刚烈，但是识人的本领不够，在这样的社会里，你恐怕难以保全自己啊！”
孙登的人物形象，肯定是不断积累附会而成，他和阮籍、嵇康的交往，也经过了无数的文学夸张。但是孙登的出现，却给我们帮了一个大忙。以他为参照系，可以更好地理解阮籍、嵇康的思想特征。
阮籍、嵇康都与孙登有过密的来往，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出，二人在内心深处都是偏向道家的。尤其是阮籍，《大人先生传》就是他的理想追求。
嵇康则略有不同。尽管嵇康也采药、炼丹，追随孙登，但是他本性的耿直刚烈，他对是非善恶的爱憎分明，他直拗真诚的棱角，让他不由自主背负更多的社会责任，所以鲁迅说，嵇康在本质上实在是个真正的儒家。这些优良的特性，恰恰是他取祸于恶世的根源。
伤哉！潜龙
259年正月，地方奏章上报，在河南宁陵县的一口井中，发现了两条黄龙。在此之前，河南顿丘、冠军、阳夏等地的水井中，不断发现黄龙。文武百官一致认为这是祥瑞，是吉兆，都上表庆贺。
古代好多史书都有个问题，就是记载了太多神奇古怪的事情，让人有时候不知所措，难道当时真的有这么多超自然现象吗？比如发现黄龙这事儿。按说，龙是图腾形象，不是现实有的物种。而史书却堂而皇之记载了，就让人怀疑到底有没有龙。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同名不同物”，古人也有可能把鳄鱼、大蛇之类的，都叫作“龙”。
总之，无论如何，在259年前后，洛阳附近县市的水井里，不断能发现黄龙。
龙，在古代，从来是天子的象征。和皇帝有关的事物，经常被冠之以“龙”字，比如龙床、龙椅、龙鳞等等。到了明、清两代，龙图案更是只能和皇帝或宗教相关。
非但如此，《易经》的第一卦，象征着至大、至善、至刚、至健的“乾卦”，其卦象卦辞，就都是用龙来比喻说事儿。比如咱们常听到的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等成语，都源自这一卦。
尽管百官都认为掘井见龙是大祥瑞，但是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曹髦却不这么认为，他说：“龙，象征君王。可是这些龙不但不能飞在天上，也不能游走在田野，却委屈无奈地掉到深井底下，这是把龙给困住了，哪里是什么好兆头！”
联想到自己的处境，看到专横的司马昭，于是，曹髦就做了一首《潜龙诗》，哀叹这些掉到水井的黄龙，也哀叹处处受制的自己。
伤哉龙受困，不能跃深渊。
上不飞天汉，下不见于田。
蟠居于井底，鳅鳝舞其前。
藏牙伏爪甲，嗟我亦同然！
这首诗很直白、很明显了，典型的托物言志。大意是说：真可怜啊，你这条受困的龙！没法子逃离深渊，上不能翱翔九天，下不能游走田间，结果困在井底，让泥鳅黄鳝这些货色在你面前耀武扬威。你现在蛰伏井底，空有爪牙鳞甲，却不能施展，而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从中我们完全可以体会到小皇帝自嘲中带着悲哀的心情，他对司马昭这条泥鳅黄鳝，可谓恨到家了。
不过他还是缺乏政治经验，这首诗，把自己的心志暴露无遗。政治，从来不是率真的人可以玩的游戏。
司马昭看到这首诗之后，大不高兴，双方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
这年四月，百官请奏，一定给相国司马昭加九锡。
还记得曹操吗？曹操当年也是加九锡。臣子加了九锡，就意味着天子该玩完了。
此前，百官就已经奏请要给司马昭加九锡了，可是司马昭死活不受，连辞九次——瞧这戏演的，完全是一副“我是大忠臣，尽管功劳无比，但我依旧谦虚”的样子！一连推辞九次！我就不信，没有你的授意暗示，没有你的默许，谁能上赶着要给你加九锡？
记得那谁谁说过的，“过分的谦虚就是骄傲”。装，也装得太过了！
这次旧事重提，司马昭就顺利接受了。诏书擢升大将军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加九锡。
曹髦不是傻子，他眼睁睁看着司马昭一天一天蚕食自己的权力，忍不住心头怒火，积累多年的愤怒终于爆发。
259年五月八日，曹髦召集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对他们说：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不能坐在这里等着被罢黜的羞辱。今天，我要和你们一起行动，亲自讨伐司马昭！”
伪君子骗得了天下人，也骗不了他直接蚕食的对象，能把小皇帝逼上梁山，司马昭也真够本事。
尚书王经劝他忍耐一下，不要意气用事，毕竟司马昭的势力已经遍布天下，单凭小皇帝宫中的一点门卫军队，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可是曹髦已经再也忍不住了，看过恐怖片吗？那种死亡来临前的恐惧和压抑，让人恨不得立刻痛痛快快地死去，曹髦大约就是这种心态。与其苟且活着等待被废，不如直接和司马昭干一架，还能死个痛快！
于是他从怀中掏出已经写好的诏书，扔在地上，说：
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三国志·三少帝纪》）
然后进宫报告郭太后。
王沈、王业一看，赶紧连夜跑去给司马昭报信，临走前叫尚书王经一起报信，却被王经拒绝了。
于是曹髦身披甲胄，抽出宝剑，登上车辇，率领着奴仆、侍从以及一些贴身禁卫，擂鼓呐喊，冲出皇宫，直奔司马昭府邸。
司马家族有两个人天性纯良，与司马懿等凶狠残暴的行径截然不同。一个是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一个是司马懿第五子、司马昭的弟弟司马伷。司马伷当时任屯骑校尉（骑兵总司令），曹髦的部队还未冲出外宫宫门，首先与司马伷的部队相遇，曹髦左右大声呵责，司马伷没有做丝毫抵抗，部下四散而去。
但是总有恶心的人，司马昭的心腹、中护军（相当于禁卫军司令）贾充听闻消息，率领部队从宫门外杀入，和曹髦的随扈混战成一团。毕竟还是皇帝，曹髦挥剑驱车前进，畅通无阻，贾充的部众不敢冒犯。
太子舍人成济问贾充：“事情紧急啊，怎么办？”
贾充大声说：“司马公平日厚待你们，就是为了今天！今天的事，有什么可问的？”
成济听后，抽出长矛，直接就把曹髦刺死了，曹髦死时，年仅19岁。
宫内混战，消息早就传开了。太傅司马孚急忙驱车赶去，等到了现场，曹髦已经气绝身亡，倒在辇下。司马孚抱起尸体，放声痛哭，大喊：“我之罪也！我之罪也！”极为悲痛。贾充等人不知怎么处理，连忙派人告知司马昭。
司马昭听到消息后，惊得从床上滚到地上，继而急忙进行军事部署，以防新的变故，接着赶马入宫，在金銮殿召集百官会议。
重臣都来了，但是偏偏就有人不肯来。司马昭一看，缺的是尚书左仆射（副总理）陈泰。陈泰是魏国后期重要的大臣，多次抵御姜维的进犯，后来调回中央，不断高升。他文武双全、德行昭著，在群臣中威望极高。
陈泰是副总理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善后，得听老臣意见，他必须得来参加，司马昭只好让尚书（总理）荀把他叫来。
荀既是陈泰的主管上司，又是陈泰的舅舅。他到了陈泰家，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甚至发动陈泰家的妻小奴仆，一起逼迫陈泰进宫。陈泰对荀说：“一般品评，都认为我不如舅父，今天看来，你比我差远了！”
真是龙生九子各不同，荀彧是当年大汉的忠臣，为维护汉室不惜冒犯曹操。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小儿子荀，竟是这么一个没有气节的软骨头。
陈泰一路大哭着进宫，司马昭也痛哭流涕着迎上去，问陈泰说：“玄伯（陈泰字玄伯），你看我该怎么办？”
陈泰说：“只有杀了贾充，方可略平天下之愤。”
可是司马昭怎么舍得杀贾充呢？要不是贾充鼓动莽夫成济刺死曹髦，自己这会儿还不知道在哪里呢！于是他迟疑了很久，试探着问：“要不你再想想？还有什么办法？”
陈泰斩钉截铁地说：“难道还能让我说别的吗？”
于是讨论到此为止。
伪君子就是这样干的。他自己早有主意，偏偏不说，非得别人说出来，好推脱自己的责任，意见相合最好，意见不合则依旧我行我素。
眼见诛贼无望，陈泰大为愤慨，加之过于悲恸，竟当场吐血而亡，死在大殿之上！
最后是处理的呢？就是层层推诿，把责任归在太子舍人成济身上，下令诛杀成济全家。这类手段至今都能看到，但凡出了事，最后顶包的一定是“临时工”。
成济以为自己立了大功，正坐在家里等封赏呢，突然闯进来兵士要杀自己。他终于明白自己当了替罪羊，愤怒不已，撕破上衣，逃上房顶，边跑边骂司马昭，结果被底下的士兵们乱箭射死。
还有尚书王经。王经劝曹髦不要轻举妄动，最后也没有向司马昭告密。这样的人司马昭当然不会放过，很快，就传来逮捕王经的命令。
兵卒围了王经府邸，王经整顿衣帽，跪在地上，向母亲叩头请罪，请求原谅他的不孝，闯下大祸，连累了家人。
王老夫人面不改色，微笑着对王经说：“人在世上，有谁能不死？怕的是死的不是地方。为天子之事而死，有什么遗恨？又哪儿来的罪啊！母亲怎么会怪你呢？”
王老夫人和王经一起被绑赴刑场，行刑之时，百姓围观者非常多。王经的旧部向雄，跪在刑场放声大痛，围观的百姓都被感动，哀声遍地。
告密的王沈，却因通风之功，封安平侯。
高贵地死去
就这件事，还得有个官方说法。
司马昭遂用太后的名义下令，宣布曹髦不敬太后、自寻死路等罪状，并以太后的名义撤销他皇帝的称谓，贬为平民，用平民的礼仪埋葬之。太傅司马孚实在看不过去，就上表请奏，还是以天子礼仪安葬曹髦。这相当于给了司马昭一个台阶，司马昭就顺势答应了。
很多史学家批评曹髦“轻躁忿肆，自蹈大祸”，对这种功利主义、现实为上的思考方式，我能说什么呢？
曹髦因为有“罪”，被“贬”为平民，所以他也和曹芳一样没有谥号。历史上就按照他没有当皇帝时候的爵号称呼他——高贵乡公曹髦。“高贵乡公”，或许是对曹髦最好的谥号。他的死，是因反抗强权而死的，这，确实是最高贵的行为。
这年六月，司马昭又派人去邺城，迎请了燕王曹宇的儿子、15岁的常道乡公曹奂（一作曹璜）继承帝位，于是大赦天下，改元景元元年。
两封绝交书
司马昭害死天子，为收买人心，又上表辞掉自己的封爵——这个把戏让人怎么看怎么恶心。即便辞掉了这些爵位封赏，最高权力还是他把控着。真有心认罪，你怎么不把兵权交出来呢？
他对自己也有点心虚——尤其在陈泰这类刚强正直的士人面前，所以他变本加厉管控舆论、管控士人。
山涛当然明白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了，这时候，山涛出来做官已久。他做官是以进为退，目的是保全性命，不过山涛毕竟和阮籍还有不同。
司马懿的丈母娘，也姓山，不错，他们确实有联姻关系。实际情况是，山涛管司马懿的丈母娘叫姑奶奶。那么，山涛和司马师、司马昭，也有一层远房表兄弟的关系。因为这层关系，在司马师当政的时候，山涛就不再隐居，出山为官。
对于大名士山涛的投诚，司马师、司马昭当然是举手欢迎，司马师感慨地说：“想不到当代姜子牙也愿意出来做官！”
在暴力的高压和权力的诱惑下，山涛没能继续坚持竹林之志，后人因此说山涛投诚变节，十分不该。但是设身处地想想，在集权制度下，在那种环境中，知识分子的选择实在少得可怜。
山涛没有如嵇康般旗帜鲜明地反抗到底，所以他也没有嵇康那么高的声誉——历史是公平的。但是不得不说，山涛为官后宽宏大体、器量洪雅，尤其在掌管吏部的时候，不偏不倚、敦厚公正，举荐了许多被埋没的人才。
司马昭对士人的监管越来越严，山涛非常担心好朋友嵇康的安危。或许在他看来，天下大势已经如此，积极反抗也只是白白牺牲，不如暂时屈身保全性命，有用之身还可以做很多事。
于是，他怀着最朴素的善意，请求嵇康出来做官，甚至举荐嵇康代替自己的位置，这件事，刚好给满腔愤懑无处发泄的嵇康一个最好的出气口！
嵇康大怒，就给山涛写了一封好长好长的信，大骂山涛，与之绝交！这就是历史上最著名的绝交信——《与山涛巨源绝交书》。
这封绝交书，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篇真正体现文人独立性格的讽喻佳作。嵇康文风犀利、大胆言说，信中态度鲜明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坚决不出仕做官。并且用各种嘲讽揶揄，挖苦批判当时的礼法制度多么荒谬，说明自己坚决受不了这种虚伪、无聊的约束。
这与其说是一封与山涛的绝交书，不如说这就是一封羞辱司马昭、与司马氏政权坚决划清界限的表白信。
真要和一个人绝交，直接拉到黑名单不再联系就是，何必这么恣意汪洋写这么多东西？其实嵇康并不真的恨山涛，他也明白山涛的用意，他真正恨的，是残忍虚假血腥弑君的司马昭，真正恨的，是虚伪的名教礼制。
这封信的内容，让司马昭恨得牙痒痒，但他毕竟还是“君子”，装君子装得久了，他自己就真的装进去了。钟会趁机挟私报复，劝司马昭杀掉嵇康，但是司马昭为示宽宏，还是忍了。
不过，嵇康并没有因此逃过厄运。
参与竹林交游的人中，还有一对兄弟也是核心成员——吕安和他的庶兄吕巽。
吕氏兄弟也是官宦大族子弟，他们的父亲官至镇北将军、冀州牧，绝对部级高官。吕安是一个潇洒出尘的名士，志量开旷，也挺有趣。有一次他来找嵇康，嵇康不在家，嵇康的哥哥嵇喜就殷勤相迎，不过吕安并未进门，在门上写了一个“凤”字，就转身走了。
嵇喜挺高兴，觉得凤凰是吉祥的象征，以为是在夸自己，他没看出吕安的真实意思。繁体凤字的写法，是一个“凡”里面一个“鸟”字，吕安这是嘲讽嵇喜只是一只凡鸟、一个俗人而已。
《晋书·向秀传》记载，向秀、吕安和嵇康曾一起在山阳灌园，可见三人关系的密切。
但是261年发生的一件事，结束了这一切美好的潇洒和风流。原来，吕安的妻子徐氏非常美貌。吕巽趁吕安不在家，居然将自己的弟媳妇给强奸了。这事儿在标榜着礼教制度的司马昭时代，那还不葬送了他的声誉？至少也得断送他的前程。
所以，吕巽很害怕，就央求嵇康帮忙，做中间人调解。吕安也把这事儿告诉了嵇康，打算休了徐氏，并告发吕巽的禽兽行为。
吕氏兄弟都是嵇康的朋友，嵇康本着最质朴的想法——毕竟还是兄弟，不要搞得你死我活、变成仇人。于是就出面当了一回和事佬，劝吕安放吕巽一把。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就让人大跌眼镜了，这边善良质朴的嵇康、吕安，都打算饶过吕巽了，而吕巽却小人之心，不相信弟弟能放过自己，加之又想长期霸占徐氏，竟然恶人先告状，反咬一口，诬告吕安打了母亲！
打母亲！在“以孝治国”时代，那还了得？
吕巽是司马氏集团的高官，而吕安则是异见名士。这场亲哥哥诬告亲弟弟的案子，居然就被受理，结果不出意料地判了吕安败诉，并把他流放到边郡。
嵇康得知消息后如遭雷击。他怒不可遏，立刻给吕巽写了一封绝交信《与吕长悌绝交书》。
同样是绝交信，这封信就简短明快多了，没有洋洋洒洒的分析批判，只有简短明快的叙事，告诉吕巽，你弟弟当初怎么放你一马，你有多么卑鄙阴暗！你这么做，根本侮辱了“朋友”两个字！最后不无愤恨地说：
古之君子，绝交不出丑言。从此别矣！临书恨恨。（《与吕长悌绝交书》）
这才是绝交的正常口气！
天真义气的嵇康后悔不已，他觉得是自己当时劝吕安息事宁人，才导致了这场灾祸。他不但写了绝交书，还亲上公堂，为吕安作证辩驳。司马氏争权一看，嗬！正想办法找你茬儿呢，你倒好，亲自送上门来！岂能轻易放你走？
于是，嵇康和吕安一起被下入大牢。
中国之君子
尽管嵇康一直没有出仕，站在政府对立面不断批判司马昭，但是嵇康名满天下，一代文宗，把他随便逮捕入狱，这还了得？此事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朋友们奔走相告替他解围自不用说，许多豪杰名士争相请求要随嵇康一同入狱，以此来表示抗议。
全国最高学府——太学的太学生们，也都纷纷自发联名为他请命，请求饶恕嵇康，请嵇康去太学执教，做他们的老师，一时间，整个社会兴起营救嵇康的浪潮。
但是，在集权社会里，来自下层的民意呼吁又能起到多大作用呢？
司马昭看到这么多人为嵇康求情，心里也有点动摇，担心杀了嵇康会失去民心、丧失长久以来营造的君子形象，这时候，钟会出现了。
很多时候，言语比任何武器都更为可怕。假如知识分子丧失独立性，成为权力的附庸，带来的灾难是无可估量的。希特勒的成功，宣传部长戈培尔就功不可没。司马昭的“戈培尔”钟会，就说了几句极有分量的话。
这些话，出自刘孝标注解《世说新语·雅量》“嵇康临刑”条目时，所引用的晋朝张隐写的《文士传》中，为表对钟会的“敬佩”，兹将原文引出：
今皇道开明，四海风靡，边鄙无诡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议。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
我对钟会的才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太会说话了，太能琢磨人的心思了，太会切入要害点了！瞧这些观点，没有一句是关于案件本身的，全部都是拔高到政治层面来说话，看似忧国忧民、有理有据，实则偷天换日、落井下石！
他对司马昭说，现在天下太平，百姓和谐，下面人都爱戴您啊，都是称赞您的，没有一个老百姓说您的坏话。但是你看这嵇康，他不敬重天子，不敬重王侯，独立自由，不服管教，这样的人对社会没有半点益处，而且还起到负面作用，把好人带坏。
可怕吧，看，句句都是把嵇康往死路上逼，把嵇康说成是煽动人民群众的大恶人，这还不够，钟会还借用了古代两个典故，证明诛杀嵇康是合理的。
一个是姜子牙诛杀华士的事，出自《韩非子》。姜子牙被封为齐国国君，百姓都受教化，但是有个隐者华士，不愿出来做官，姜子牙就把他杀了，原因是他太独立，不和政府合作，要是人人都这样，政府还怎么管理百姓？
还有一个，是孔子杀少正卯的事，出自《荀子》。4少正卯是鲁国大夫，能言善辩。孔子任大司寇没几天，就把少正卯杀了，原因是少正卯犯了五宗罪，分别是“内心明白却心肠险恶”“行为邪僻而顽固不改”“言论虚伪而说得有理有据”“专门记诵一些丑恶的东西而且十分博杂”，以及“专门赞同错误的言行还进行润色”，有惑众造反的能力。犯了这五宗罪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杀！
这两个故事，都是法家思想的产物。尤其是孔子杀少正卯，简直就是给文字狱、腹诽、引言获罪提供了理论依据，是极其丑恶的做法。
钟会的这番话，句句戳中司马昭的要害。司马昭之所以做面子工程，就是担心有人不服他，有人反对他，所以才要辛苦地做君子。他大权在握，最怕的就是有人煽动人心，和他作对。说到底，他才不关心吕安、嵇康到底犯了什么罪，但是既然危及到自己大权的稳定性了，那没得说，就得杀！
在狱中，嵇康反思自己的经历，写了人生中最后的诗作《幽愤诗》。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茕靡识，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慈无威，恃爱肆姐，不训不师。爰及冠带，凭宠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托好《庄》《老》，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
曰予不敏，好善暗人，子玉之败，屡增惟尘。大人含弘，藏垢怀耻。人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显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创痏。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昔惭柳惠，今愧孙登，内负宿心，外恧良朋。仰慕严、郑，乐道闲居，与世无营，神气晏如。
咨予不淑，婴累多虞。匪降自天，实由顽疏，理弊患结，卒致囹圄。对答鄙讯，絷此幽阻，实耻讼冤，时不我与。虽曰义直，神辱志沮，澡身沧浪，曷云能补。
雍雍鸣雁，厉翼北游，顺时而动，得意忘忧。嗟我愤叹，曾莫能畴。事与愿违，遘兹淹留，穷达有命，亦又何求？
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时恭默，咎悔不生。万石周慎，安亲保荣。世务纷纭，祗搅余情，安乐必诫，乃终利贞。煌煌灵芝，一年三秀；予独何为，有志不就。惩难思复，心焉内疚。
庶勖将来，无馨无臭。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神养寿。
这首很长的四言诗，是嵇康生命中的最后一篇诗作。诗中他回顾了自己一生的经历，是我们后人研究嵇康生平经历和思想的最重要文献之一。
这首诗大致可以分为四段。
第一段从“嗟余薄祜”至“养素全真”，概述了的成长经历。自己年幼失怙，仰仗母亲和哥哥把他抚养成人，并总结了自己桀骜不驯的性格和放逸自由的志向。
第二段从“曰余不敏”至“岂云能补”。这一段，主要自责在吕安一事上的粗疏，表达了悔之莫及的伤痛。其中还想起孙登对他的劝诫，所以提到“昔惭柳惠，今愧孙登”。
第三段从“嗈嗈鸣雁”至“心焉内疚”。这一段集中抒写作者对于自身悲剧的愤叹，慨叹自己有志不就、一生悲剧，感情十分沉痛。
最后一段，则再次申明他的“志在守朴，养素全真”的本志，依旧倔强地表明坚决反对司马氏政权的耿介态度。
同时，他还给两个孩子写了《家诫》。在这篇文章里，他甚至不耐其烦一条一条给孩子列出行为规范，那些规范都是教孩子怎么做个老实人的。
鲁迅对此说：
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和酒的关系》）
不过在我看来，并非仅仅如此。
嵇康也和普通的父亲一样，更希望他们能庸碌却平安，而不希望他们高洁却不幸福。面对可爱的小孩子，怎么能忍心他们受一点点委屈呢？他知道当时社会的险恶虚伪，人只有磨光了棱角才能苟活下去，所以满纸庸俗的做人规则的《家诫》，又何尝不是对司马昭治下黑暗社会的控诉？
嵇康在最后没有把孩子托付给哥哥嵇喜，也没有把孩子托付给阮籍，而把孩子托付给了自己曾经绝交的“山涛”，他对儿子嵇绍说：
巨源在，汝不孤矣。
山涛后来也确实对这两个孩子倍加呵护，视如己出。
对此，我没有多余的话可说，只觉得鼻子十分酸楚，朋友间的信任，大约就是如此吧。
《庄子》中有句话：“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就是说中国的一些“真正的君子，懂得礼仪，但是却不懂得人心”。
今天看来，这实在是对真正的君子——即士人、知识分子非常恰当的评价。尽管有人认为这是对知识分子的讽刺，认为他们只懂得钻研道理思考问题，却不善于搞人际关系，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知识分子最可贵的一面。中国自古就是“君子国”，很少是“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君子”，大多是“凭借礼义而摧残人心的伪君子”。
中国文化的糟粕之一，就在于教人处处钻营，随时揣摩别人心理，这导致人们把很多精力都花在搞关系上，从而丧失了学术的独立性，使得学术思想不能独立进步。
真希望能多几个嵇康一样耿介质朴、桀骜不驯的独立知识分子，而少些钟会一样精于经营关系、落井下石的御用文人，如此，这个民族才会获得真正的救赎。
行文至此，我不禁想起王小波在《思维的乐趣》中说的一段话：
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
这段话，可作为嵇康以及一切真正“讲理”的知识分子的挽歌。
《广陵散》，从此绝矣
263年的一个中午，嵇康临刑东市，刑场早被围得水泄不通。
嵇康神气不变，回首看了看太阳的影子，距离死亡，他还有一点时间。在这生命的最后一点时间里，我们都能干些什么呢？电视上经常看到人喊“冤枉啊”！然后带着冤屈悔恨死了；还有的喊“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也充满豪情壮志地走了。
而嵇康，将刑东市，平静如常，“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嵇康说：“袁孝尼曾想学这个曲子，我没有教给他。《广陵散》，从此绝矣！”
嵇康，让死亡变得凄美而绚丽。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却让很多人一辈子都无法企及。
琴曲《广陵散》的来历，也充满了谜一样的传奇色彩。
据《晋书》记载，嵇康早年曾游历洛西，到了晚上投宿在一个叫“华阳亭”的地方。万籁俱静，一天星沉，嵇康引琴而弹。突然，听到黑暗处有个声音夸赞他弹得好，嵇康就请其出身相见。这神秘人自称是古人——所谓古人，那就不是现在的人，言下之意，要么是鬼魂，要么是神仙。嵇康也不畏惧，两人探讨音律十分投机。聊到最后，神秘人要过琴来，弹了一首曲子。这首琴曲风格迥异、声调绝伦，慷慨悲昂、世间罕有。然后他把这首琴曲教给了嵇康，并要求嵇康发誓，不能再教给第二个人。这首曲子，就是《广陵散》。
这段故事本身已经很传奇了，《太平广记》《神奇秘谱》等，把这个故事讲得更加神怪诡异。有的说嵇康碰到了一堆鬼，嵇康嘴里念还念着“元亨利贞”咒，把鬼镇住，鬼才教给他曲子；有的说嵇康碰到的是黄帝时候的乐官伶伦，总之更加像聊斋故事。
嵇康学了曲子之后，只自己弹，从不教人。他的外甥袁孝尼夜里趴在窗下听，记住了曲调，《广陵散》这才得以流传。
《广陵散》，又名《刺韩》《止息》，是古代一套非常大的叙事曲，讲的是春秋四大刺客之一聂政刺韩的故事。
春秋末期，韩国的大臣严仲子与丞相韩傀（字侠累）产生了仇隙。为防报复，严仲子打算请刺客刺杀侠累。但是侠累位高权重，常人不能近身，于是严仲子只好请聂政相助。
聂政本是市井之辈，但是身怀绝技，又义胆忠肝。严仲子花重金和聂政交往，聂政因为有老母在堂而拒绝了他的请求。3年后，他的母亲去世，聂政找到严仲子，对他说：“足下知遇之恩，没齿难忘。先前只是因为要奉养老母，所以不能前来。现在已经了无牵挂，可以帮你完成心愿了。”
于是聂政手持利剑，只身闯入相府，杀了侠累。为怕连累姐姐，他剜眼、割鼻、毁容，然后自杀身亡。侠累被杀，韩国大乱。韩王下令把聂政尸体挂在街头，悬赏百金以寻找线索。聂政的姐姐聂荣听说后，知道这个面目血肉模糊的人一定是自己的亲弟弟，伏尸痛哭，说：“为了避免株连我，竟然自破面相。我不能因为怕死，使聂政的声名无以流传后世啊！”
聂政刺杀侠累是当时很有影响的政治事件，晋、楚、齐、卫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纷纷赞赏聂政“士为知己者死”的无畏气概，又赞扬聂荣是烈女，一个弱女子，不惜“绝险千里”，从而使聂政得以名扬天下。
到了蔡邕笔下，聂政刺杀的对象从韩相变成了韩王，刺杀的原因和过程也变为“聂父为韩王铸剑被杀，聂政学琴替父报仇”。故事不断被传诵、演绎，到了鲁迅先生手中，糅合《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宝剑》《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列异传》《搜神记》等书的相关故事，把它改写为《铸剑》（原名《眉间尺》），收录在《故事新编》中。
据今人考证，《广陵散》在汉末已经在民间流传，即《聂政刺韩王》这首曲子。可是为什么又叫《广陵散》呢？它和“广陵”有什么联系呢？
广陵，即今天的扬州市。在司马氏把持曹魏政权时，曹魏大臣共有三次大规模的兵变起义。第一次，是老臣王凌起义，被司马懿所平；第二次，是毌丘俭起义，被司马师所平；第三次，是诸葛诞起义，被司马昭所平。
大家是否注意到，这三次起义的地点都是相同的，都是寿春——而寿春，在当时属扬州管辖。王凌、毌丘俭、诸葛诞在起义前，身上的职务都是“扬州牧”。聂政刺韩王，象征着王凌等人对司马氏父子的反抗，所以，把《刺韩》称为《广陵散》，背后深意便在于此。
也难怪嵇康临刑前别的曲子都不弹，偏偏就挑《广陵散》来弹。一方面，这首曲子慷慨激昂，符合当时悲壮的心情；另一方面，嵇康死前都在表明自己的态度——即便我死，我依旧桀骜不驯，我依旧独立反叛！
《广陵散》因为嵇康得以闻名天下，嵇康也因为《广陵散》平添无数魅力。他们已经融为一体，谈及嵇康，必然谈及《广陵散》；提及《广陵散》，也必然离不开嵇康。
他们都是反抗暴力的载体，他们都是独立自由的象征。
嵇康临刑前的潇洒，让钟会、司马昭等人显得如此龌龊、如此狭小！
《广陵散》真的绝迹了吗？不！我们今天仍然能够听到《广陵散》的古声。可是，后人却在不断怀念《广陵散》，不断怀念嵇康。他们怀念的，何止只是一首曲子、一位名士？
《广陵散》或许真的成了绝唱，嵇康之死，象征着独立反抗的知识分子精神，从此绝迹。
竹林集团解散，很快进入两晋南北朝的混乱时代。隋唐科举取士，士人彻底沦为权力的附庸，皇权一步步集中。此后一千五百多年中，再也没有嵇康那样慷慨激烈的声音，再也没有嵇康那样潇洒自由的身影。自《广陵》绝唱后，知识分子的那颗头，至今，都跪在地上！
我们难道不需要怀念那个午后的《广陵散》吗？
《广陵散》，从此绝矣！
伤逝
嵇康被杀，天下震惊，一夜之间，司马昭伪善面具背后的狰狞面貌毕露无余。杀鸡儆猴从来就很有效，在没有公平正义可言的时候，有良知的士人们选择了集体沉默。
与之相对的是，钟会、贾充等人则兴奋无比。他们积极主动，努力推动司马昭加九锡、封晋王。集权、独裁，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暴露在台前的独裁者，当然是权力利益的攫取者，但是独裁者身后成千上万的帮闲、帮凶，有时候恐怕比独裁者更加渴望权力！
263年冬十月，大臣们又力劝司马昭进爵受封，为表隆重，这次的劝谏表，竟然要让阮籍写。
早在258年，阮籍为了远离政治斗争中心，借口步兵司令部有好酒，去请求做步兵校尉。司马昭当然答应了，所以人们也称他为“阮步兵”。
这阵儿，拍马屁的官员要劝司马昭受爵，必须得有一种“四海归心”“天下人都巴不得你赶紧受封”的感觉。写这个劝进表的，那一定得是大名士，能够代表知识分子的心声。如果嵇康活着并效忠司马昭，这事儿没准儿得找嵇康；现在嵇康死了，够资格算天下士人领袖的，只有阮籍。
阮籍做了步兵校尉，依旧逃不脱政治的漩涡。
《晋书·阮籍传》载，阮籍不断喝酒，根本没有把劝进表的事放在心上。直到第二天要用了，他头一天晚上还宿醉不醒。第二天一大早，使者奉命去拿文章，看见阮籍还醉卧案头，急忙把阮籍喊醒。阮籍于是提笔疾书，一气呵成，文辞清壮，竟让人没法改动一处。
这一次，各方面准备工作都做足了，司马昭就“安然受爵”。
阮籍在哲学上的思索，可谓当时第一人。严格来说，他的政治倾向并不是简单的亲曹或者亲司马，他对政治事件的判断，也不是单凭情感趋向，而具备了卓越独立、不偏不倚的认知，具备了最朴素的公正、悲悯、自由和良知。
然而，他精神上的超越，并未能使他在现实中获得自由。受高压环境和盛名之累，他也只能在酒醉中做毕生消极的抵抗。
写完劝进表后没过几天，阮籍就怀着无奈和彷徨，死在酒醉中。
至死，他都是痛苦而纠结的。
嵇康被杀、阮籍醉死，竹林交游最核心的两个成员都已离去。向秀突然觉得极其孤寂，他茫不知措，被迫无奈，他也于这年冬接受了郡里的举荐，入洛做官。
路过嵇康故居——他们曾经自由自在、畅饮纵酒的地方，听到邻人吹笛子的声音，向秀无比想念嵇康。他写了一篇悼念嵇康、吕安的《思旧赋》，这篇赋写得极短，鲁迅就说“年轻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个中缘由，谁又能真正体会呢？
看见闻名遐迩的向秀也终于屈服了，司马昭内心的窃喜溢于言表，他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带着一种近乎嘲讽、挑衅的口吻问道：
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世说新语·言语》）
面对杀了至交好友的刽子手，向秀却回答说：“巢父、许由这类狂狷的隐士，并不值得羡慕！”
这句话，竟然出自竹林七贤之一向秀的口中，让人怎能不唏嘘感叹！司马昭听后，也“大为咨嗟”。或许在那一瞬间，他良知闪现，大约感到，用权力手段对付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是不是太过分了？
集权暴力之下的士人，要么被消灭肉体，要么被交出灵魂。
王戎当然也做了官，一如前文所说，他做官后表现得极为吝啬，简直可以和四大吝啬鬼相媲美！不过，这也是自污名节以自保的手段。后来有一次，他身着公服、坐着轻便的敞篷马车外出，经过“黄公酒垆”时，突然停下来，对后面的随从说：
“我曾和嵇康、阮籍，在这个酒垆畅饮醉酒，竹林的其他朋友们也参与其中。自嵇康故亡、阮籍去世，我就为官场所累，成为俗人。今天又见到黄公酒垆，虽近在咫次，却邈若天河！”
这则故事，记录在《世说新语·伤逝》中。或许有后人捏造的成分，但是情恳辞切，痛彻心扉。
几百年后，唐人陆龟蒙写了一首诗，名为《和袭美春夕酒醒》。诗写得情趣盎然，脍炙人口，但字里行间却透着一丝酸楚，他祭奠的，正是竹林风流。
几年无事傍江湖，
醉倒黄公旧酒垆。
觉后不知明月上，
满身花影倩人扶。
真小人vs伪君子
265年阴历秋八月，司马昭寿终正寝，享年54岁。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接替老爸的位置，继续操控大权。
四个月后，曹魏政权的最后一任皇帝——曹奂，就把帝位禅让给了司马炎。这一出戏，是那么眼熟，竟和曹魏篡汉的过程一模一样！曹操也是生前铺好了路，刚一死，曹丕就篡汉自立了。
司马氏也是弄权，曹操也是弄权，为什么司马氏控制下的政局，会比汉末更为残酷、更为凝固呢？为什么人们会对司马氏更为反感呢？本质上说，两者都是谋朝篡位，别无二致啊。
但是，在古人看来，区别还是非常大的。
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曾经论及“魏晋禅代不同”，对此问题做了很好的分析，可视为古人主流的观点。
赵翼认为，曹操起兵时候，汉朝气数已经到头了，反倒正因为有了曹操，汉室还得以多存在二十多年，然后曹氏才起而代之。司马氏则完全不同。司马氏夺权之际，正是曹魏政权发展的时候，司马氏的行为，属于机诈窃权，司马昭还为此废了一个皇帝、杀了一个皇帝，这是赤裸裸的打劫，所以和曹操的行为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曹操代汉，好比继承了一个濒死之人的财产；司马家族则是直接把一个壮年谋杀了，进而霸占了他的财产。其间分别，一目了然。
在我看来，赵翼的分析固然有理，可司马氏比曹操更令人反感的，是他们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虚伪作风。
司马氏出身儒家，整天念叨着“为国为君为百姓”“仁义礼智信”，但做的事是欺凌天子，用的手段是阴谋权术，伪善卑劣远超前人——典型的伪君子作风。曹操虽然霸道，但是至少言行一致，桀骜不驯，但他不虚假。可以说，这是真小人的做法。
“真小人”与“伪君子”相比，明眼人都知道伪君子危害更大，也更令人生厌，所以，这是司马懿父子一直被知识分子更为厌恶的原因。
但是，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使很多人认同“胜者为王败者寇”的逻辑，只要成功了，道义尽可弃之一旁。所以，分析曹操、司马氏成功学的书籍，也是一堆一堆，实在让人觉得悲哀。
无论如何，曹魏的政权是被司马氏搞掉了，西晋王朝，也终于建立起来了。
265年，西晋建国，司马炎称帝，国号大晋，定都洛阳，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