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僵局，1945～1953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资产阶级德国，只要它是和平的。
——贝利亚，1953年5月
一个头脑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处在与社会主义或者说苏维埃政权关系密切的位置上的人，怎么能相信四大国管制下的和平的资产阶级德国？
——莫洛托夫，1953年7月
德国的分裂是苏联与西方民主国家发生冲突的最引人瞩目的后果。然而，只是在最近，才有人对西方的干预进行批判性的重估，而即使到现在，斯大林的整个作用也无法得到有关文件的证实。许多小范围决策的细节及其执行情况依旧模糊不清，斯大林的密码电报及许多谈话的录音在俄国档案中仍然没有解密。尽管如此，从现有的文件来看，东德事态的新发展中许多都带有斯大林的独特印记。如果没有他的明确同意，其中有些根本就不会发生。苏联驻东德最高政治委员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Vladimir Semenov），在20世纪60年代回忆说，为了实行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政策，斯大林采取了“巧妙的外交措施”。
对东德和苏联档案检查的结果让一些学者确信：斯大林本来更希望建立一个非共产主义的、统一的德国，而不是一个分开的东德卫星国。有些专家认为，苏联人从来没有打算把东德苏联化，只是于匆忙混乱之中，阴差阳错走到了那一步。在这一章，我的看法恰好相反。证据显示，斯大林和苏联的精英们从来没想过要建立一个中立的德国。至少，苏联人是想让德国受西方控制的那一部分保持中立，而在自己的占领区建立社会主义。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在东部占领区建立社会主义，可以把20世纪20年代布尔什维克的国际主义梦想与20世纪40年代建立帝国的梦想结合起来。
从经济上来看，占领区可以提供巨大的战争赔偿，可以为苏联精英带来自肥的机会，为实业家和科学家提供高技术，为苏联核武器提供几乎所有武器级的铀。德国的分裂也是在中欧构建社会主义帝国的好借口。二战的巨大伤亡让苏联的精英和普通公民觉得，自己有资格在德国的未来问题上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而且这样的看法持续了几十年。
最后但并非无足轻重的是，斯大林从来不想把苏军撤出东德。随着对抗的加剧，无论是从军事还是从地缘战略来说，东德都是苏联在欧洲的真正的中心。几十万苏军最终被部署在那里，准备一有风吹草动就杀向英吉利海峡。
正如后来所证明的，在苏维埃帝国中，东德是麻烦最多的一个环节。作为“民族问题专家”，斯大林小心翼翼地不让德国的民族主义势力卷土重来；他感到问题的关键是把德国的分裂归罪于西方列强。因此，苏联人对东德与苏维埃帝国的逐渐一体化秘而不宣，并让东、西德的边界保持开放。这就使德国成为自由市场制度与共产主义制度展开相对开放的竞争的场所。在占领的头几年，苏联当局在巩固“他们的德国”方面，似乎是成功的。然而，到了斯大林生命的晚期，形势就明朗了：对这个作为欧洲中枢的国家的争夺才刚刚开始，而苏联人毫无胜算。
建立占领政权
在首批苏联士兵进入东普鲁士之前很久，苏联当局就制订了占领计划（文件显示始于1943年）。不过，可以理解的是，这些计划都非常模糊。伊万·麦斯基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们的目标是防止德国再次发动侵略。”这个目标的实现，如果不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并“在德国建立一个强大的苏维埃政权”，那就只能通过“持久而全面地削弱德国，使之在物质上无力发动任何侵略”。二十年后，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Rodion Malinovsky）元帅和谢尔盖·比留佐夫元帅表示，他们认为斯大林在1945年的意图就是要摧毁德国的经济：“他不认为我们会常驻德国，而且他担心整个德国会再次反对我们。”
总是怀疑西方居心叵测的斯大林，想要防止德国与西方列强在最后时刻结成同盟。在雅尔塔会议上，他甚至都不想显示出苏联对战争赔偿的极强烈的兴趣。据麦斯基说，斯大林“不想让盟国被我们的要求吓着了，从而使他们想另做打算”。对于苏联计划利用德国的战俘作为强制劳动力进行苏联城市与经济的重建，他也故意轻描淡写。实际上，苏联对于从经济上剥夺德国有着浓厚的兴趣。1945年5月11日，斯大林指示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国家计委主席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麦斯基等官员，必须以最快速度把德国的军事与工业潜能转移到苏联，以确保工业区——“尤其是顿巴斯[煤矿]”的经济恢复。莫洛托夫在讨论时强调，在把西柏林交给西方列强之前，苏联人必须把它所有的工业资产都弄走。“我们为柏林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对于德国的未来，克里姆林宫首先考虑的是边界和占领问题。斯大林和他的副手们重绘了德国的版图，从上面抹掉了被称之为“德意志军国主义策源地”的普鲁士。东普鲁士连同哥尼斯堡成了苏联的一部分。西普鲁士连同但泽则归重建的波兰。斯大林还决定把德国的西里西亚和波米拉尼亚移交给波兰，以补偿苏联在1939年吞并的而且在战争结束时也没有归还的波兰东部的领土。苏联人还怂恿波兰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驱逐德意志族人。西方盟国并没有反对。到1945年底，总共有360万德意志难民从东欧迁到苏联占领区；也有许多人逃到西方占领区。这一着在地缘政治上很厉害，它改变了中欧的版图。
虽然西方列强一开始都持合作的态度，但斯大林还是做好了争夺德国的准备。1945年3月底，他告诉来访的一群捷克斯洛伐克官员，西方盟国会与德国人“合谋”，设法让其逃脱自己的罪行所应得的惩罚，会对其“较为宽大”。1945年5月，斯大林说，“争夺德国灵魂的战斗”将会是“旷日持久的、艰难的”。而在1945年6月4日，斯大林在会见德国共产党人时告诉他们：英美打算肢解德国，而他斯大林反对这样做。此外，他还说，“别看同盟国很团结，但会出现两个德国”。为了在德国的政治事务中占据牢固的地位，斯大林力主德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成倡导“德国统——”的党，以便将其影响力延伸到西方占领区。1946年2月，德国社会统一党（SED）在苏联占领区成立。
要追求苏联在德国的目标，关键力量并不是当地的共产党人，而是苏联驻德军政府（SMAG）。1946年初，在与西方占领当局的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苏联驻德军政府已经成为一个到处伸手的官僚机构，其官员总计达4000人，拥有相当于“帝国政府”在殖民地的特权：苏联卢布和德国马克的双薪；比苏联国内最高级的官员还要好的生活水准；可以对欧洲以前的“优等种族”颐指气使；能够经常接触到西方占领区的各种各样的影响。那位克里姆林宫的领袖让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这两套相互竞争的秘密警察机构帮助驻德军政府，同时也替他监督其活动。
驻德军政府第一任领导人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很快就丢掉了自己的工作：他的巨大的声望，再加上他的固执，让斯大林很不放心。他的继任者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Vasily Sokolovsky）元帅，是苏军指挥官中最有经验、最有教养同时也是最谦逊和低调的人。斯大林还设立了驻德政治委员一职。1946年2月，这项工作落到了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一位34岁的哲学博士和中级外交官的头上。他过去的生活并没有让他为这项艰巨的任务做好准备。他的第一反应就是研究有关拿破仑19世纪初占领德意志各国历史的档案文件。可惜，对于这位被委以重任的年轻人来说，历史并没有给他提供有关将来活动的洞见。
德国的政治局势以及与西方列强的关系的不确定性，使斯大林给驻德军政府和谢苗诺夫的指示显得比较谨慎和模糊。对于德国会有一番争夺，这一点斯大林没有疑问，但对于美国介入的程度，他则不能肯定。1944年10月，丘吉尔在与斯大林会谈时说，“美国人很可能不打算参与[对德]长期占领”。但是，从1945年秋开始，无数的事件表明，美国人想要留在德国。广岛轰炸后，美国人显得更有底气了。这让莫斯科觉得，他们想要挑战苏联对中欧和巴尔干的控制权。从那时候起，对斯大林来说，问题与其说在于美国在德国的军事存在，不如说在于维持苏联在中欧尤其是东部占领区的军事存在。
1945年9月，斯大林拒绝了美国国务卿詹姆斯·拜恩斯的提议：签订条约，让德国保持20～25年的非军事化。1945年12月，在与拜恩斯的莫斯科会谈期间，斯大林对美国决意维护雅尔塔与波茨坦的合作准则表示满意，并决定“在原则上”同意讨论德国的非军事化问题。这样做其实是一种策略。斯大林仍然强烈反对拜恩斯的建议，而且，这样的立场在苏联的高级官员中也开始得到认可。1946年2月，事态明朗了。当时拜恩斯给苏联人拿出了一份有关德国非军事化的协议草案。斯大林和苏联官员对这个草案讨论了很长一段时间。1946年5月，包括政治局委员、军方和外交官在内的三十八位官员，向斯大林提出了他们的最终意见。朱可夫写道：“美国人想尽快结束对德占领并撤走苏联的武装力量，然后就要求我们从波兰撤军，再然后就是从巴尔干撤军。”他们还想干扰苏联拆除德国工业设施和索取战争赔偿的工作，想“保存德国的军事潜力，以作为将来实现其侵略目标的基础”。外交部副部长所罗门·洛佐夫斯基在自己的备忘录中态度更明确。他写道，如果接受美国人的计划，结果就是对各占领区进行清算、撤走苏联军队和在美国主导下实现德国经济、政治的重新统一。这反过来又导致，“不出几年，德、英、美就会联合起来对苏开战”。外交部准备的一份综述认为，在提出有关德国非军事化的建议时，美国政府追求的是以下几个目标：结束对德占领；不让苏联再从德国获得战争赔偿；破坏雅尔塔与波茨坦准则并削弱苏联对德国的控制力以及对欧洲事务的影响力；加快德国经济力量的复苏并使德国转而反对苏联。在外交通信中，这些结论成了评估美国对外政策的套话。
在苏联有关德国问题的文件中，看不出美国的原子潜力对苏联的安全考虑有什么重大影响。不过，广岛蘑菇云的阴影在苏联对德国问题的考虑中，肯定是存在的。1946年5月5日，莫洛托夫在与拜恩斯交谈时问美国为什么“不放过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为什么要在冰岛、希腊、意大利、土耳其和中国等地“到处建立自己的空军基地”。从这些基地出发——就像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苏联军方理解的——携带原子武器的美军轰炸机可以轻而易举地攻击苏联的任何地方。后来，在20世纪50年代初，这方面的因素将促使苏联大幅增加其在中欧的军事存在，以反击美国可能发动的核打击。
斯大林与苏联的高级官员都认为，如果过早从德国撤军，就会否认苏联在中欧和巴尔干地区有驻军的权利。那样一来，满目疮痍的德国以及中欧其他国家，就会自动依赖于美国的经济与资金援助，也就会接受这些援助所附加的政治条件。苏联人剩下的最好的选择就是让共同占领体制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朱可夫、索科洛夫斯基和谢苗诺夫打算，“无论如何，要利用美国人的动议，将来在德国问题上捆住他们的手脚（以及英国人的手脚）”。那样一来，他们至少还可以寄希望于战后必然会发生的经济危机，寄希望于美国放弃其在欧洲称霸的计划并回到孤立主义政策。
在此期间，美国人却转换到“遏制”模式，不再热衷于在德国与苏联合作的想法。拜恩斯和贝文达成协议，把美英两国的占领区合并起来，实行共管。在共和党参议员亚瑟·亨德里克·范登堡（Arthur H. Vandenberg）和民主党参议员汤姆·康纳利（Tom Connally）的陪同下，9月6日，美国国务卿在斯图加特的演讲中说：“我们不会撤走，我们要留在这儿。”总的来说，拜恩斯认为，德国主权与民主前景的主要支柱是美国而不是苏联。除了保证德国对鲁尔区和莱茵兰的主权之外，拜恩斯还暗示，美国并不认为德国与波兰（沿奥得河和尼斯河一线）的新的边界线是不可改变的。
拜恩斯的讲话强化了苏联官方的共识：美国政府想要消除苏联在德国的存在并拒绝承认苏联在中欧拥有势力范围的权利。尽管如此，“较软”和“较硬”的解读空间都还是存在的。莫洛托夫的副手谢尔盖·卡夫塔拉泽站在“强硬路线”的一方。他写道，美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具侵略性的国家”并想把德国变成他们“在欧洲发号施令”的基地。按照这样的评估，上述演讲乃是反苏战略计划的一部分。外交部的其他官员认为拜恩斯想要动员德国“反动的”民族主义势力来反对苏联，但他们没有把美国的行动说成是侵略计划的一部分。他们中有些人仍然认为，在德国问题上达成政治及外交妥协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不过，对于这种妥协的性质，从官方的讨论中还看不出来。
只有斯大林的指导才能纾解该问题给人们带来的苦恼。这位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与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弗拉基米尔·杰卡诺佐夫（Vladimir Dekanozov）、朱可夫、索科洛夫斯基以及其他官员讨论了德国事务。在其1946年2月给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和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的指示中，斯大林使用了与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用来描述其政治战略的相同的措辞：“最低纲领”是维护德国的统一；“最高纲领”则明确规定要沿着“民主的道路”在德国建设社会主义。仔细考虑一下这样的口号就可以发现：它意味着斯大林准备在苏联占领区的苏联化问题上做出妥协，以希望共产主义影响力能够传播到德意志其余的地方。如果战后真的发生经济危机而美国也真的从西德撤军，那斯大林分两步走的计划还能够说得通，但在1946年或者在那之后，那一切并没有发生。
谢苗诺夫在自己的日记中回忆说，斯大林每隔两三个月至少要见一次他和德国共产党人。他还声称，自己直接从斯大林那儿得到指示：要心无旁骛，把精力放在重大的战略问题上，在苏联占领区逐步建设新德国。据他说，关于战后德国的政治战略问题，与斯大林的谈话有“不下一百次”。但斯大林的会客日志显示，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与东德人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见只有八次，其余的在档案中都查不到。从1946年开始，由于健康原因，斯大林逐渐把德国事务交给自己的副手和有关机构处理了。
斯大林的指示模糊甚至没有指示，这种情况令人费解。这可能是因为德国问题一直不确定，也可能是因为其他方面的原因。克里姆林宫的领袖像他在较早时惯常的那样，在自己下属中间怂恿权力斗争，并在官僚主义冲突中扮演调停人的角色。至于苏联的对德政策，他容忍甚至鼓励不同的、有时是相互冲突的观点。结果，官僚系统的内斗使苏联驻德军政府的活动变得更加复杂。苏联的驻德官员隶属于包括国防部和外交部在内的莫斯科的不同机构；同时，他们中有些人又享有特权，可以与中央各部委的首脑，甚至是斯大林及其副手直接联系。苏联驻德军政府的官员根据其职能与任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权力范围，其职责相互关联，但有时也彼此冲突。他们与德国人中不同群体的工作联系以及他们在莫斯科的不同靠山，再加上斯大林身边那些人的钩心斗角，使局面更加混乱。
并没有证据可以表明，谢苗诺夫在德国可以对苏联的政策制定说一不二。苏联在占领区的政策设计师还另有其人。其中之一就是苏联驻德军政府政治情报与宣传处处长谢尔盖·秋利帕诺夫（Sergei Tyulpanov）上校。他是军中的知识分子，专长是国际经济与宣传。秋利帕诺夫在莫斯科的后台似乎很硬，包括斯大林的两个很有影响力的副手列夫·梅利斯（Lev Mekhlis）和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后者是“列宁格勒帮”即安德烈·日丹诺夫手下党的官员之一。结果，直到1948年，秋利帕诺夫的工作一直独立于谢苗诺夫及其在驻德军政府中的上级，负责管理占领区的媒体与审查、影院、政党与工会以及科学与文化。尽管他多次受到许多苏联高级官员的批评，说德国社会统一党和共产主义宣传在西德失败的责任在他，但他仍然能够安然无恙。
苏联在德国存在如此多样的、彼此冲突的利益集团，这让索科洛夫斯基、秋利帕诺夫以及驻德军政府的其他官员不得不始终小心翼翼。一方面，他们试图按照自己所知道的唯一的方式，即苏维埃方式去组织东德；另一方面，他们以及他们在党内领导层的靠山也知道，在苏联占领区拆走工业设备以及虐待平民，只会使对德国的争夺更加复杂。为了部分地补偿拆走的工业设备，东德人得到了更多的食物。在苏联战后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斯大林并没有让德国人拿农产品来支付战争赔偿，尽管如果那样许多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就不至于饿死。1945年10月，斯大林决定对掠夺东部占领区工业设备的行为加以约束。11月，他告诉来访的波兰共产党人，苏联人打算给德国留下一些工业设备，只要求得到他们的最终产品。苏联人在原本打算搬走的119座德国工厂的基础上成立了31个股份公司（SAGS）。“截止到1946年底，”诺曼·奈马克写道，“苏联人占有了东德全部产品的将近30%。”最具战略价值的股份公司是下萨克森维斯穆特（Wismut）的铀项目，它生产了苏联首批原子弹的燃料。
拆走设备、在占领区建设新德国、争夺整个德国，这些不同工作重点之间的矛盾依然没有解决。把工业资产运往苏联的工作还在继续，这不仅是由庞大的军备计划所决定的，也是由苏联各工业部门的需要所决定的。西方盟国不让苏联从西方占领区得到任何资源和设备，苏联就只好在自己的占领区拆走更多的设备。与此同时，冷战的加剧以及由美英管理的西方占领区的合并，让斯大林、苏联驻德军政府以及东德共产党人继续对东德进行改造并加强对它的控制——这项任务成了苏联人的重中之重。
把东德融入苏联集团
从苏联占领的第一天起，改造占领区的单边主义行动就开始了。1945年初，苏联人与德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对大地产进行切分，并在中、小农民中分配财产。谢苗诺夫回忆说，斯大林对土地改革的计划与实施投入了大量精力。布尔什维克相信，他们之所以能够保住政权并在内战中赢得胜利，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支持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同样的做法对德国共产党人也管用。德国的农民并不介意得到容克地主的土地，只要这样做合法就行。对于苏联人及其委任的共产党官员来说，东德的土地改革和中欧其他地方的一样，无疑是一场政治上的胜利。
1946年2月，在会见乌布利希和皮克时，斯大林赞同“德国特殊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提法，希望德国社会统一党的成立“为西方占领区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不过，在许多德国人尤其是妇女的眼里，社会统一党依然与苏联人在占领区的拆走设备、暴力及强奸联系在一起。1946年10月，在占领区特别是大柏林地区的战后首次地方选举中，该党遭遇了耻辱性的失败，当时有49%的选民投票支持中间和右翼政党。从那以后，苏联人简直什么都不放手，驻德军政府的专家帮助社会统一党对此后的选举结果弄虚作假。这个新的政党成了东部占领区依照苏联模式建立政权的必要工具。当斯大林在1947年1月底会见德国社会统一党代表团的时候，他指示东德共产党人在占领区建立秘密警察和准军事部队，而且“不要声张”。1946年6月，苏联人为各安全机构成立了一个协调部门，称为德国内政局。
斯大林打算在德国打出的另一张牌是德意志民族主义。几十年的经验让斯大林懂得，民族主义可以成为比革命浪漫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更有效的力量。莫洛托夫回忆说：“他知道希特勒是怎样组织德意志人的。希特勒领导着他的人民，这一点，我们从德国人在战争期间的战斗方式中就领教了。”1947年1月，斯大林问社会统一党代表团：“德国的纳粹分子多吗？他们代表了什么样的力量？在西方占领区的具体情况怎样？”社会统一党的领导人坦承他们对这个问题并不清楚。然后斯大林就建议他们，“用一种不同的政策”取代消灭纳粹合作者的政策，“目的是留住他们，以免把所有的前纳粹分子都推向敌人的阵营”。他还说，要允许前纳粹积极分子组织他们自己的政党，这些政党将“在与社会统一党同一个集团中运作”。对于苏联驻德军政府是否会允许组建这样的政党，威廉·皮克表示怀疑。斯大林大笑着说，他会尽可能为此事提供方便。
谢苗诺夫做了会议记录。他记得斯大林说：“纳粹党总共有一千万党员，他们都有家庭、朋友和熟人。这是个庞大的数字。对于他们的关切，我们要忽视到什么时候呢？”克里姆林宫的领袖建议为他们的新党取名为“德国国家民主党”（NDPD）。他问谢苗诺夫，驻德军政府能不能从某个监狱找出一个前纳粹地方领导人并由他来领导这个党。当谢苗诺夫说他们可能全都被处死了的时候，斯大林表示很遗憾。接着他又建议说应当允许前纳粹党员有他们自己的报纸，“甚至也许可以名为《人民观察家报》”——那是臭名昭著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官方报纸。
斯大林的这些新策略不但与他早先在中欧斯拉夫国家中宣扬的“德国威胁论”有明显的矛盾，也不符合共产党精英的核心信念和俄国人的反德情绪。建议与前纳粹分子合作，这让德国共产党人和苏联驻德军政府的官员很是失望，后者拖了一年才执行这个建议。只是在1948年5月，在经过适当的舆论准备之后，苏联驻德军政府才解散了负责清除纳粹分子的各个委员会。6月，“德国国家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柏林召开，谢苗诺夫秘密出席了大会，只是他用报纸遮住了自己的脸。谢苗诺夫回忆说，这只是“一连串重要行动中的第一环节”，以便在德国的政治斗争中培养亲苏的、反西方的新力量。对前德国国防军的军官以及前纳粹分子的彻底平反，要等到1949年民主德国成立的时候。
斯大林想必认为，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统一而中立的德国，这个想法对于德国的民族主义分子来说，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因而他们会打消对苏联人和共产党人的敌意。而且在拜恩斯和美国人开始利用德国人的民族感情对付苏联的时候，他肯定想使德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把矛头转向西方。按照斯大林的指示，苏联在外交和宣传上不遗余力地推动建立中央集权的德意志国家的想法，并用西方建议的联邦化和地方分权来突出苏联的立场。1947年1月，斯大林说，西方列强“实际上是想让德意志一分为四，但他们千方百计地隐瞒这一点”。他还重申了苏联的路线：“必须成立一个中央政府，它要能够签署和约。”正如一位俄罗斯学者所说，斯大林不愿意“承担分裂德国的责任。他想让西方列强扮演那样的角色”。所以，他有意“跟在西方列强的后面慢一拍采取行动”。实际上，在占领区建立军队和秘密警察，苏联人的每一步都是跟在西方列强朝着分裂德国的方向采取它们自己的决定性措施的后面：美英合并占领区、“马歇尔计划”以及成立西德。
在阻止东德共产党人和苏联驻德军政府中的某些狂热分子想在占领区迅速“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直到1947年为止，斯大林一直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他可能是在等待：随着经济危机、美国的选举或其他方面的新的发展，欧洲的经济政治环境会有急剧的变化。在此期间，德国问题开始引发大国的对抗。杜鲁门政府的政策在继续发生转变，由撤出德国转向对西方占领区的长期的经济重建。在莫斯科第二次外长会议（1947年3～4月）未能就德国问题达成一致之后，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认为，“病人已奄奄一息，而医生们还在不慌不忙地商量”。于是，杜鲁门政府启动了“马歇尔计划”，推动欧洲经济的复苏。
对于美国为什么采取这个新的举措，克里姆林宫起初摸不着头脑。苏联经济学家猜测说，也许是美国预计到会发生重大经济危机，就想再搞一个“租借法案”，为自己的商品建立新的市场。苏联经济管理者的心中也再次燃起希望：苏联这次也许会得到美国在1945～1946年间没有兑现的贷款。苏联人一开始并没有把“马歇尔计划”与德国问题联系起来，因为莫洛托夫得到的指示只是，防止有人企图用削减德国的战争赔偿来换取美国的贷款。在与南斯拉夫共产党各位领导人协商之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决定，让其他中欧国家代表团到巴黎参加即将召开的有关经济援助的会议。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及罗马尼亚各国政府，都宣布它们将参加此次会议，但就在此时，斯大林改变了主意。
1948年6月29日，莫洛托夫在与英法领导人协商之后从巴黎向斯大林报告：美国人“一心想利用此次机会渗透到欧洲各国经济的内部，特别是为了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而改变欧洲贸易的流向”。到7月初，来自巴黎和伦敦的新情报，尤其是美国与英国背着苏联人进行的秘密谈判，让克里姆林宫明白，杜鲁门政府考虑的是关于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的长远计划：“马歇尔计划”的目的是遏制苏联的影响，并按照美国人绘制的蓝图，推动欧洲尤其是德国经济的复苏。1947年7月7日，莫洛托夫给中欧各国政府下达了新的指示，“建议”他们取消参加巴黎会议的计划，因为“在欧洲复兴计划的外表之下”，“马歇尔计划”的组织者“实际上想要成立一个包括西德在内的西方集团”。当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提出他们在经济上依赖于西方的市场和贷款因而拒绝遵从这一指示的时候，斯大林把他们叫到莫斯科并向他们下达了最后通牒：他们哪怕是参加巴黎会议，都会被苏联视为敌对行动。在威逼之下，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只好表示从命。作为补偿，斯大林也承诺，他将命令苏联的各个工业部门购买捷克斯洛伐克商品，并保证立即提供20万吨小麦、大麦和燕麦的援助。
苏联在“马歇尔计划”问题上的突然变卦，显示出斯大林对美国越来越多地插手欧洲事务的反应模式：从怀疑和敷衍到猛烈回击。斯大林对“马歇尔计划”的解读没有为德国中立留下任何余地。能够反映出克里姆林宫的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的是，苏联驻美国大使的报告把美国的计划说成是要建立一个包围苏联的集团，“西边要经过整个西德”而且更远。来自伦敦和其他西方国家首都的报告也持同样的看法。斯大林给外国共产党的命令是要它们从议会活动转向政治暴力，并为战争做好准备。1947年秋，克里姆林宫试图通过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及工会，组织罢工和示威，破坏西欧的稳定。对捷克斯洛伐克人的严厉斥责表明，斯大林终于意识到，他对德国和中欧采取的等等看的策略必须放弃。中欧各国共产党被告知，要听从克里姆林宫的号令，加入总部设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的共产党情报局（Cominform）。不过，斯大林给中欧各国共产党的指示也是兼顾到果断与审慎。他希望加快“苏联化”的进程要显得像一个渐进的、自然而然的过程，尽可能不要让人看出莫斯科的影响。
从1946年以来，斯大林一直在考虑如何加强自己对欧洲各国共产党的控制，但是，“马歇尔计划”加快了共产党情报局成立的步伐。这表明，斯大林确信从那时候起，苏联人仅凭思想和组织的铁的纪律就可以管理中欧了。各国共产党不得不声明放弃“本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它们迅速被斯大林化并刻板地服从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强制推行斯大林主义的控制，导致了对铁托的南斯拉夫的“清洗”。这一事件烙有斯大林个性的鲜明印记。斯大林突然发作的对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层的憎恨，出乎人们的意料，甚至对他的下属来讲也是如此。不过，在其巩固自己的权力期间，这曾是斯大林在苏联政治斗争中的典型做法，当时他对自己在政治上的朋友和支持者是又拉又打。斯大林对待中欧共产党领导人的方式，与他对待像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这样的自己最亲近的副手的方式并无明显的不同——它把富有欺骗性的个人魅力、没来由的施虐、猜疑还有轻蔑都混合在一起。在南斯拉夫这件事上，斯大林的待人之道却适得其反，惹得苏联在中欧最有价值的伙伴造反了。
就这样，按照斯大林的方式加强对中欧的控制，不仅制造了外部的，也制造了内部的敌人。1948～1949年对“铁托主义”的猛烈批判所起的作用，就跟1935～1938年炮制的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一样，有助于巩固斯大林的绝对控制。对于反对和违抗其意志的可能性，哪怕是微乎其微，也不允许存在。在此期间，斯大林还一直想暗杀铁托，就如同他曾经一心想暗杀托洛茨基一样。
中欧的苏联集团迅速得以巩固给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政策带来了重大变化。这些政策以牺牲德国的统一运动为代价，坚定地转向了建立一个苏联化的东德。斯大林没有让德国社会统一党加入共产党情报局。不过，德国社会统一党的各位领导人，包括前社会民主党人，都明确表示忠于苏联并公开谴责“马歇尔计划”。1947年秋，斯大林说服东德共产党领导层，在德国内政局也就是苏联占领区的警察机构的支持下组织军事力量。1947年11月，在内政局内部成立了情报部，目的是用法律许可之外的手段侦测和根除任何反对东德政权的力量。1948年7月，随着柏林危机的日益加深，苏联领导人批准了一项计划：装备和训练一万名东德士兵，作为住在兵营里的“担任警戒任务的警察力量”。所有这些措施的计划与实施都是高度保密的。斯大林完全清楚，它们公然违反了雅尔塔与波茨坦的决议，而且这项政策也完全背离了苏联在宣传和外交上倡导的德国统一、中立和非军事化。
1948年9月，德国社会统一党公开批判其自1946年创立以来一直坚持的德国特殊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观念，说它是“腐朽而危险的”，是通向民族主义的“邪路”。在批判南斯拉夫的狂热气氛中，东德共产党人更愿意站在安全的一方，而且即便没有得到克里姆林宫的邀请，也千方百计地想加入到忠诚的斯大林主义者的行列。
从1947年12月到1948年2月，西方领导人撇开苏联在伦敦单独举行了多次会谈，之后就开始组织西德联邦国家。它将借助“马歇尔计划”接受美国的援助，并修改鲁尔区的生产计划，确保西方占领区的经济快速复苏。斯大林也许仍然寄希望于发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破坏西方的计划，但他不能再拖了，必须对西德的成立做出回应。他在柏林这个苏联对西方优势最大的地方采取了行动。1948年3月，针对德国社会统一党官员不满西方在柏林的存在，斯大林说，“也许我们可以把他们撵走”。他决定封锁西柏林，以便把盟国赶出这座城市，或者迫使它们对自己的伦敦协议进行重新磋商那就更好。
除了在伦敦达成的协议之外，促使斯大林采取行动的另外一个诱因就是在西德和西柏林开始采用新的货币。如果采用新的货币，苏联在德国的占领成本就会大幅增加（1947年是150亿卢布）。直到当时为止，苏联驻德军政府一直可以印制那种在占领区使用的旧马克，这些旧马克在西方占领区也还在流通。在财政上把苏联占领区与西德分开，有断绝这一财源的危险。
针对西方的分离主义计划，斯大林以西柏林为要挟，是希望自己有合适的机会一石二鸟。如果西方列强选择谈判，就会使它们建立西德国家的计划复杂化。这些谈判还会让苏联驻德军政府有更多的时间在占领区落实自己的战争赔偿工作。如果西方列强拒绝谈判，它们又会有失去其在柏林的基地的危险。这位苏联领导人信心满满，觉得自己有能力妥善使用武力包围西柏林，既避免挑起战争，又让此次危机的责任看来像是在于西方列强。意味深长的是，他还下令把为苏联占领区印制新钞的时间延迟到西方列强开始在柏林使用它们的德国马克之后。
封锁柏林是斯大林的又一次试探。每当力量对比比较有利的时候，谨慎而冷酷的决心就会让他蠢蠢欲动。欧洲其他地区的形势发展也为苏联封锁西柏林的行动提供了启发。1948年2月，克里姆林宫的这一策略获得过成功。当时共产党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夺取了政权，自由民主政府不战而降。不过，斯大林认为，美英不会让共产党武装在希腊取得胜利。2月10日，在会见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领导人的时候，斯大林说，在希腊，“如果缺乏取胜的条件”，那“就勇敢地承认这一点”。他建议说，“游击队运动”——在1947年得到过克里姆林宫和南斯拉夫的支持——该“结束”了。正是由于南斯拉夫不同意斯大林的看法，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才使得斯大林与铁托的关系突然破裂。
当柏林危机还在酝酿的时候，1948年4月，意大利共产党（PCI）胜利在即，这威胁到了欧洲力量的均势。历史学家维克托·扎斯拉夫斯基发现了充分的证据，证明意共中的好斗分子准备如有必要就通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不过，意共领导人、在斯大林主义的“现实主义”氛围中培养起来的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对这种冒险活动的结果非常怀疑。3月23日，陶里亚蒂通过秘密渠道给斯大林发了一封信，征询他的意见。他向克里姆林宫的领袖发出警报，说意共与政治反对派的武装冲突可能会“引发一场大战”。陶里亚蒂告诉斯大林，万一在意大利发生内战，美、英、法都会支持反共的一方；届时意共将需要南斯拉夫军队和其他东欧国家武装力量的支援，以维持它对意大利北部的控制。斯大林对陶里亚蒂的信立即做了回复。他指示意大利共产党，“无论如何都不要通过武装暴动”在意大利夺取政权。根据他对实力对比的谨慎考量，斯大林决定：对于英美势力范围内的意大利，他鞭长莫及；不过，西柏林是在苏联占领区内，而德国问题又至关重要，值得冒险。
1948年5月，正如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佩恰特诺夫发现的，斯大林策划了一场反对杜鲁门政府的迂回的“和平攻势”。其目的是要破坏美国的欧洲政策，让这些政策看起来像是欧洲和德国正在出现的分裂的唯一原因。他利用与亨利·华莱士（他在与杜鲁门竞选总统）的秘密渠道向他传达，并通过他向美国公众传达，苏联人“没在进行任何冷战。是美国在进行冷战”。斯大林想要制造一种印象，即通过谈判克服美苏之间的矛盾是可能的。在写给华莱士支持其和平倡议的“公开信”中，这位苏联领导人继续暗示存在这种幻想的可能性。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苏联对西柏林的封锁，在宣传和战略上一败涂地。暖冬、英美对空运的巧妙组织以及西柏林人民的坚忍，挫败了苏联的意图。西方对苏联占领区实行严厉的经济制裁，给了斯大林一个狠狠的教训，并让苏联人为损失埋单。最终，西方在西德和西柏林的货币改革大获成功，而之所以如此，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苏联的抵制。对于苏联在西柏林和西德的影响力来说，柏林封锁的心理与政治后果是致命的。它帮助西德人与盟国尤其是美国人结成了新的友谊和反共同盟。美英在西德和西柏林的存在，从民众那里得到了以前所没有的合法性。美国、加拿大和10个西欧国家在1949年4月9日宣布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也要拜柏林危机之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使美国在西欧和西德的军事存在有了永久的、正式的合法性。1949年5月11日，在经过短暂的谈判之后，苏联解除了封锁并与西方三大国签署了协议。该协议事实上承认了西方在柏林的永久性政治权利，并在一份单独的议定书中同意把这座城市分成东、西两半。1949年5月23日，就在解除封锁的数天之后，西方占领区变成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事实证明，斯大林基于两次大战间的经验所形成的有关德国的几个基本假定，都是不成立的。首先，与泛德意志民族主义分子结盟的策略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好处。斯大林未能认识到，纳粹政权在1945年春的垮台让大部分德国人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都心怀警觉。正如1948年之后西德政局的新发展所证明的，在那里，最有力的因素并不是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对经济正常化的渴望、传统的地方分权观念以及与德国东部地区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感可以追溯到对普鲁士在德意志第一帝国中的统治地位的抵触情绪。从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在莱茵兰中、上阶层中得到的支持，就可以看出这些因素。正是这种支持使他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
在西德，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不仅没有民族主义的紧张关系，驻西德的美军士兵与德国平民尤其是妇女之间，还存在一种互利关系。许多德国妇女喜欢美军大兵，因为他们可以提供稀缺食品和基本用品。在民众看来，苏联人是“索取者”、掠夺者和拆走他们东西的人，而美国人则是“给予者”。在柏林封锁期间，德国舆论更加一边倒地变得支持美国而反对苏联。
其次，20世纪40年代最后并没有发生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危机。斯大林对这个假定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预言在西欧国家与美国之间会产生激烈的竞争，这反映了列宁主义对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看法。实际上，从1948年开始的战后经济衰退，完全不像预料中的那样严重。苏联人曾经梦想，如果大萧条重现，美国就会再次采取孤立主义政策并对莫斯科想要的东西表现出更愿意和解的姿态。但这种梦想没有成真。
斯大林又一次拒不承认自己的误判。1948年3月，他告诉德国社会统一党的官员：德国的统一将是个“漫长的过程”，要花“几年”的时间。他接着又说，推迟统一对德国社会统一党是有利的，因为共产党人可以加强他们的宣传工作，“让群众为德国的重新统一做好准备”。一旦人民做好了思想准备，那“美国人就只有认输”。1948年12月，在与东德共产党人的另一次会谈中，斯大林装作很乐观的样子。德国社会统一党的各位领导人坦承，他们及其盟友已经毁掉了自己在西德的政治声誉；所有人都把他们看作“苏联的代理人”。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在回答时言不由衷地责备乌布利希和他的同志们放弃了德国特殊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为什么要像曾经与罗马军团战斗过的古日耳曼人那样“赤膊”上阵呢？“必须要利用伪装。”他说。斯大林建议，应该让西德“一些优秀的共产党员”退党并渗透进德国社会民主党，以便从内部瓦解社会民主党，就像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党对付他们的反对党一样。
德国社会统一党的各位领导人利用苏联惨败和西德宣布成立的机会，要求苏联占领当局给予他们更多的自主权。鉴于事态发展的压力，斯大林允许德国社会统一党筹备成立一个正式的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49年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式诞生。1949年，斯大林还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或CMEA）——这是苏联对“马歇尔计划”和西方经济集团的回应。它的首要任务是发展“基础生产，使我们[苏联集团]摆脱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必要的设备和原材料的状况”。民主德国很快就被允许加入这个组织
有证据表明，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感到他在德国问题上的退却让自己蒙受了耻辱。就在柏林封锁即将以不光彩的方式收场的时候，斯大林又一次开始指责莫洛托夫并逮捕了他的妻子。莫洛托夫差点儿崩溃，这就像历史学家戈尔利兹基（Gorlizky）和赫列夫纽克（Khlevniuk）说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莫洛托夫为苏联在德国的政策失败所付出的代价”。1949年3月，莫洛托夫丢掉了他的外交部部长职务。一年后，斯大林仍然在为“美国在欧洲、巴尔干和中东的不诚实的、背信弃义的、傲慢的行为，尤其是它成立北约的决定”愤恨不已。他报复背信弃义的美国人的方式就是支持金日成（Kim Il Sung）吞并韩国的计划。
朝鲜战争与东德
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使冷战完全军事化了，实际上也把在欧洲通过和谈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降低为零。据莫洛托夫说，战争是“朝鲜人自己硬塞给我们的。斯大林说过，要回避一个统一的朝鲜这个民族问题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开战的决定仍然是斯大林的决定；而一旦做出这个决定，德国的和平统一就没有任何机会了。
斯大林与毛泽东结成的新的同盟，为朝鲜战争铺平了道路，同时也是斯大林的战略眼光从欧洲和德国转向远东的最主要原因。迄至1949年为止，克里姆林宫对包括中国的毛泽东和越南的胡志明在内的亚洲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帮助很少。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使斯大林不得不重新考虑他的战略重点。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取得了胜利，这与德国的僵局以及共产党人在意大利和法国的失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49年7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中国代表团。他承认自己过去曾错误地怀疑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的可能性。还有一次是在1949年12月，毛泽东到莫斯科为这位苏联领导人祝寿的时候，后者也不太情愿地承认了这一点。只是在毛不达成明确的中苏协议就不离开苏联的时候，斯大林才同意建立新的中苏同盟并签订一系列的新协议。米高扬和莫洛托夫在改变自己领袖的想法方面也起到了作用。在斯大林与毛随后的会谈中，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郑重承诺结束“雅尔塔体系”，也就是各大国之间基于实用政治的安排，它使苏联在欧洲和亚洲拥有了国际上的合法性和外交上的有利地位。“让雅尔塔体系见鬼去吧！”这位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告诉毛。他还表示，中国人应该在推动亚洲革命进程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不过，谈判自始至终都伴随着激烈的讨价还价和互相争吵。出于意料的是，中国人请求苏联把它在中国东北拥有的一切，包括铁路和亚瑟港基地，都还给中国。这让斯大林非常恼火，但最终他还是觉得，与中国的同盟要比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更重要。1950年2月签订的新《中苏条约》成了苏联多年来在外交政策上的最大成就。同时，它也为日后的中苏对抗埋下了隐患，因为斯大林的居高临下和拒绝把中国作为平等的伙伴对待，让毛泽东觉得受到了羞辱。
这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斯大林第一次不得不把外国共产党当作独立的力量甚至可以说伙伴来对待，而不仅仅是当作苏联对外政策目标的工具。这使得斯大林主义的国际谈话与政策，重现了相当多的革命“浪漫主义”成分，即便那并非完全是真心实意。在印支半岛，中苏同意为越南的胡志明军队提供援助。在朝鲜，斯大林也不再像先前那样要求朝鲜共产党人保持克制——他们恳求苏联人帮助他们从亲美的李承晚（Syngman Rhee）政权手中解放朝鲜半岛。1950年1月，斯大林同意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着手准备国家统一战争，并保证提供充分的军事援助。历史学家叶夫根尼·巴扎诺夫（Evgeny Bajanov）对有关这一决定的新的证据作了准确的概括。斯大林之所以改变他对朝鲜战争的看法，是因为：（1）共产党人在中国的胜利；（2）苏联人得到了原子弹（首次试爆是在1949年8月）；（3）北约的成立和苏联与西方的关系全面恶化；（4）华盛顿武力介入亚洲的态度和意志都明显减弱。尽管这样，当金日成与另一位朝鲜领导人朴洪瑛（Pak Hong-young）于3月30日～4月25日就计划发动战争一事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告诉他们，苏联不会直接插手，特别是如果美国人对韩国出手相救的话。
朝鲜战争的爆发在西欧引发了新的战争恐慌；许多人觉得苏联坦克随时都会闯进西德。不过，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估计，欧洲不可能发生战争。他们认为苏联会继续试探，以寻找西方在亚洲和欧洲的弱点。为了挫败这些试探，美国人把他们的军事预算提高了四倍，大量增加原子弹的储备，并向不太情愿的法国和其他北约成员国施压，要它们同意建立西德武装力量。苏联观察家和情报人员毫不费力地就可以监测到西欧的地缘政治状况正在发生变化：法、德煤钢业的一体化；准备承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主权；计划以西德各师为核心成立“欧洲军队”。美国人对苏联意图的评估总体上是正确的。小心翼翼的试探依然是斯大林的招牌政策，尽管他在口头上仿效毛的革命浪漫主义。
美国的介入让朝鲜迅速取得“革命”胜利的计划没有得逞。尽管如此，正如苏联档案表明的，斯大林已经吸取了过去的教训，准备发动凶猛的突袭。1950年8月27日，在给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共产党人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Klement Gottwald）的电报中，这位苏联领导人解释了他对亚洲战争的看法。他说，在联合国宣布朝鲜为侵略国的关键表决中，苏联有意投了弃权票。这一步是经过精心算计的，为的是用对朝鲜的武装干涉“缠住”美国人，联合国也会因此而“浪费其军事上的声誉和道德上的权威性”。如果朝鲜在战争中撑不下去，中国就会开始帮助它。而“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不可能对付得了拥有庞大军队的中国”。在斯大林看来，如果中美发生旷日持久的战争，那是件好事。那会使苏联有更多的时间增强实力。另外，它还会“分散美国的注意力，使之从欧洲转向远东”。而“第三次世界大战会被无限期地推迟，这就为巩固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必要的时间”。
在接下来的两年，这位苏联领导人依照上述想法采取了行动。他成功说服了毛和中国共产党人入朝与美国作战。他告诉他们，美国不敢使战争升级。他甚至夸口说苏联不怕与美国人对抗，因为“我们加起来要比英美更强大，而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德国除外，它此时还不能给美国提供任何帮助）在军事上不足为虑”。
实际上，这位谨慎的阴谋家是打定主意不跟美国在亚洲和欧洲过早地发生冲突。和在朝鲜上空与美国人战斗的数百名苏军飞行员一样，斯大林对美国的空中力量也十分忌惮。苏联的飞机工业以及雷达和防空能力在1951～1953年间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仍然落后于美国。苏联核武库中的炸弹很少，而且没有办法把它们投放到美国。就像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Sergei Akhromeyev）元帅在23年后告诉外交官阿纳托利·多勃雷宁的那样，对于美国的核打击，斯大林仍然必须依靠核打击之外的反击手段。这实际上就意味着苏军必须在东德维持一支装甲力量，以便能够对北约军队发动闪电战并占领直到英吉利海峡的整个西欧。据阿赫罗梅耶夫说，斯大林相信，可以用装甲威慑反制美国的核威慑。除此之外，斯大林还在1951年1月指示所有的中欧卫星国，要在两三年内“创建一支强大的现代的军事力量”。这支辅助力量会让苏联在陆上的优势看起来更加明显。
对于将来可能发生的战争，苏联的这些军事计划把德国变成了主战场，从而大大提升了民主德国的战略地位。随着雅尔塔国际秩序的瓦解和斯大林与毛在远东采取革命激进主义，这种新的形势预示着苏联的对德政策需要有所改变。起初，民主德国是被排除在这场紧急的军事动员和生产运动之外的。斯大林仍想利用德国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去实现各种政治目标：扩大北约内部的分歧；拖延并干扰西德重新武装的过程；为在东方的备战做掩护。苏联宣传人员对几位纳粹时代的将领参与西德军队的创建工作大肆渲染。1951年9月，斯大林和苏共政治局指示德国社会统一党的领导层给西方列强出点难题——建议举行“全德选举，以建立一个统一、民主、和平的德国”。这是个宣传性的试探。克里姆林宫从来没打算举行这样的选举，因为共产党人肯定会输掉这种选举。
东德领导层以其一贯的笨拙开展了这场运动。就如诺曼·奈马克和霍普·哈里森（Hope Harrison）两人所言，民主德国的各位领导人不过是莫斯科的意志的工具和传达者。他们暗中想把民主德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像在中欧其他国家一样，搞清洗和改造。临时政府的角色——把与西方的谈判拖下去——对他们毫无吸引力。而牵涉到西德武装力量的欧洲防务共同体（EDC）计划给了乌布利希及其同事以新的理由，要求民主德国全面融入共产主义政治军事集团。特别是在1952年初，他们试图利用西方列强即将签署提升西德主权的协议（“一般性条约”）和欧洲防务共同体协议的机会，要求莫斯科采取行动。
苏联在东德的占领当局[1949年10月，苏联驻德军政府更名为苏联管制委员会（SCC）]——瓦西里·崔可夫（Vasily Chuikov）将军和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认为，为了应对西方出现的新形势，关键是要加强民主德国的合法地位并使其领导层显得独立于苏联。然而，取代莫洛托夫担任外交部部长的安德烈·维辛斯基并不想有任何大动作。甚至对于东德人得到的“一般性条约”的复印件，他也怀疑其真实性。外交部送呈政治局的备忘录继续把民主德国当作“战败国”的一部分看待，反对承认它是行动者而不是德国和约的接受者。显然，最后一点说明，即便是在朝鲜战争期间，在苏联领导层当中仍然有人认为，雅尔塔的国际框架让苏联拥有在德国的合法存在。在莫斯科的外交界和军界，承认民主德国主权的愿望并不强烈。
斯大林仍然拒不承认——也许就连他自己也不相信——在德国问题上，苏联已经失去了战略主动权。受苏联管制委员会报告的影响，他决定在争取德国统一的运动中再上演戏剧性的一幕。1952年3月10日，他给西方三大国发布照会，提出签订和约的新条件。未来的德国将通过自由选举产生并保持中立，但要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可惜的是，对于斯大林当时的想法，现在没有任何第一手的资料。不过，按照他先前的政策，几乎可以断定，这是想再次搬出苏联关于德国统一的那一套语无伦次的宣传，以破坏西方的同盟并在西德人当中挑拨离间。长期以来，奥地利一直受到德国问题和苏联军事计划的绑架。对苏联有关奥地利的计划的详细分析也显示，当时，克里姆林宫的外交只不过是为备战做掩护。但苏联人的新倡议未能对建立欧洲军队的计划造成影响。西方各国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很快就拒绝了这份照会，认为它是宣传。
在照会遭拒数日之后，1952年4月7日，斯大林向东德共产党各领导人透露了他的真实意图。他说，民主德国现在可以加入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备战工作中。对于受过反战宣传的东德青年，现在必须教育他们，要为“保卫”自己的国家、防止西方侵略做好准备。“不管什么样的军队，只要你们有了，”他对东德人说，西方列强“跟你们说话的方式就不同了。你们会得到认可和关照，因为所有人都喜欢力量”。斯大林建议成立一支综合性的东德军队：30个师的步兵和海军陆战队，一支空军，一支潜艇舰队，再加上数百辆坦克和数千门大炮。这支军队将被部署在西部边境。在这些力量的后面，斯大林打算部署苏联军队。
在与民主德国各位领导人的第二次会谈中，斯大林不只是彻底改变了自己先前的政策，他还透露了从占领之初自己一直没有停止考虑过的问题。“为了把西欧掌握在自己手里，”他说，“美国人需要在西德驻军。他们说他们的军队是用来防御我们的。但这支军队的真正的目标是要控制欧洲。”斯大林看上去情绪低落而又无可奈何。“美国人会让西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他们会建立西德军队。阿登纳是在美国人的掌握之中。所有以前的法西斯分子和将军们，也在他们的掌握之中。”最后，克里姆林宫的领袖承认，在德国陷入了僵局。他对东德共产党人说了他们想要听到的东西：“你们必须组织你们自己的国家。要把划分东、西德的那根线看作是边界线，而且不是一条简简单单的边界线，而是一条危险的边界线。”换句话说，斯大林开始不把民主德国当作一种临时安排了，而认为它具有永久的战略价值。不过，斯大林并没有把事情做绝，他没有关闭与西柏林的边境。柏林封锁的惨败让他心有余悸，所以他只是“建议”，人们出境要受到限制。西方的特务，他说，在民主德国各地的行动太自由。他们也许会采取极端行动，暗杀乌布利希和苏联管制委员会的领导人瓦西里·崔可夫将军。
由于年事日高，斯大林的工作能力也在下降，但他的思维还很敏捷，充满活力。几年来，他一直计划把东德变成未来与西方作战的前线。同时，他也按照自己对德意志民族主义的认识，极力向居住在西德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民族主义分子呼吁，以削弱对美国在联邦德国的军事存在的支持。“争取德国统一的宣传运动要一直搞下去。你们现在握有这个武器，永远也不要放松。为了揭露美国人，我们也会继续拿出有关德国统一的建议。”
历史学家路德·范·戴克（Ruud van Dijk）认为，斯大林1952年4月的决定，“解决了在其对德政策中的基本矛盾”，即占领区的现实与在德国问题上已经公布的政策之间的矛盾。这些决定随即也带来了其他麻烦。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乌布利希按照与斯大林达成的一致，把民主德国从温和的苏联化转向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和速成的社会主义建设。1952年7月9日，克里姆林宫通过政治局决议，正式批准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后来，莫洛托夫声称，乌布利希错误地把这理解为同意早日建成社会主义。不过，斯大林从来没有反对过乌布利希的行动。总之，这位德国社会统一党领导人觉得自己的行动得到了莫斯科的批准，而且他在做的时候也是满腔热情。民主德国的全面军事化涉及财产充公、逮捕破坏分子以及公开谴责西方的“战争贩子”和“内部敌人”。这个政权摧毁了私营工商业，并在农村开展了集体化运动。
即便是一个更健康的经济体、一个没有经受战火蹂躏和苏联掠夺的经济体，也不可能完成莫斯科下达的天文数字般的生产计划。斯大林和乌布利希的新政策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急剧的通货膨胀、农业危机以及遭到极端扭曲的经济发展。更糟糕的是，斯大林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减轻东德战争赔偿的支付等负担。截至1953年，民主德国已经支付了超过40亿美元的战争赔偿，但仍欠苏联和波兰27亿美元，也就是每年超过2.11亿美元的预算支出。另外，民主德国还要继续支付给苏联每年约2.29亿美元的占领费用。最后，斯大林用他与对待中、朝共产党人同样的精明和无情（他们要用美元购买苏联的军用物资，用来与在朝鲜的美国人作战），卖给东德这个共产党国家66座他们早先没收的工厂。苏联人把它们作价1.8亿美元，付现金或大批货物。
实际上，民主德国的人民日子比苏联人民的好多了。在苏联国内，备战的开支使得生活条件始终停留在一个极低的水平。但东德人并不清楚，与其苏联同志相比，自己有多么“幸运”。他们是拿西德同胞的生活水准与自己的相比。在速成的军事化之前，东、西德的生活水准相差无几。在联邦德国1950-1951的“经济奇迹”开始之后，西德人的生活水准迅速提高，把东德人远远地抛在后面。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以及其他项目，为西德提供了大量经济和资金援助。最重要的是，德国的商品可以进入美国的消费市场。西德有更好的经济机遇，再加上东德的压迫和艰难日甚一日，这让许多受过职业训练和教育的人离开了民主德国。1951年1月～1953年4月，有近50万人离开东德，逃到了西柏林和西德。他们中有职业工作者、农民、被应征入伍的人，甚至还有许多社会统一党和青年团的成员。在那些留下来的人当中，不满情绪也在滋长。瓦尔特·乌布利希成了民众怨恨甚至仇恨的对象。
斯大林1952年在德国采取的政策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讲得通，那就是全面的战争动员。斯大林在其生命行将结束时的举措，与其政权的那些有案可稽的举措一道，表明这位独裁者相信战争不可避免。1952年春，就在对德政策发生转变的同时，这位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下令建立拥有10000架中程喷气式轰炸机的100个空军师。这一数字几乎是苏联空军指挥官认为战争所需的两倍。在极北地区和远东的西伯利亚地区，苏联人进行了大规模的备战，研究了大规模入侵阿拉斯加的能力。要是斯大林活得再长一点并想把这些异想天开的计划付诸实施，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斯大林正在失去其对德国事务的控制。他同时要做的事情的确太多了。除了备战，他还要忙于谋划新一轮的残忍的政治斗争，其中包括对秘密部门的清洗，对“克里姆林宫医生案”的调查，策划公开的反犹运动，策划对国家安全机构的清洗，也许还要除掉贝利亚。斯大林也要花时间进行有关“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和语言学问题的理论写作。与此同时，民主德国领导层在继续朝着政治经济的危机大步前进。
有关民主德国的激烈斗争
斯大林1953年3月5日的去世使对德政策的危机浮出了水面，也让修正斯大林许多错误的和已经破产的政策成为可能。斯大林在政治局（1952年更名为苏共中央主席团）的继任者，尤其是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为了降低战争危险，立即发出新的和平倡议。他们与中国领导层一起，就朝鲜问题与美国开始停战谈判。他们还停止对土耳其施压，并允许嫁给外国人的俄国妇女离开苏联。“三驾马车”开始讨论的还有其他国际议题，其中包括奥地利的中立、改善与伊朗的关系以及民主德国的前途。总的来说，这些变化远非仅仅为了宣传。
苏联人之所以提出新的“和平倡议”，是因为克里姆林宫各位领导人的不安全感。赫鲁晓夫回忆说：“在斯大林即将去世的那些日子，我们都认为美国会入侵苏联，认为我们会开始战争。”美国在军事上的巨大发展，包括1952年11月的首次热核武器试验，使克里姆林宫感到与美国的冲突迫在眉睫。斯大林的继任者想要避免这种冲突，以获得喘息之机，加强苏联的国防建设。
促使克里姆林宫改变其对外政策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民主德国，那里的新政策引发了社会经济危机。1953年3月，社会统一党领导层要求苏联允许关闭与西柏林的边境，以阻止人们逃往西柏林。同时，它还呼吁莫斯科提供大量经济援助。后来，在7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莫洛托夫对东德危机的原因总结如下：“他们采取了急于求成的工业化道路，制订了过于宏大的建设计划。除此之外，他们还要支付我们军队的占领费用和支付战争赔款。”从西德也在不断传来坏消息。4月18日，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报告说，阿登纳政府“明显加强了复仇宣传，并用来自东德的威胁恐吓西德人民”。专家们向主席团表示，没有什么特别的政策可以用来阻止波恩条约和巴黎条约在西德议会的两院——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得到批准。
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等了将近三个月才在德国问题上采取行动。之所以耽搁这么长的时间，可能是由于各位新统治者要面对其他紧迫的问题。朝鲜战争还在继续吞噬许多朝鲜人和中国人的生命，而且战争升级的危险依然存在。没有人能够保证，在苏联人民当中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不会在斯大林死后引发抗议和骚乱。按照苏联新的政府首脑格奥尔吉·马林科夫的说法，新领导班子的主要任务是：“在我们的党员中，在工人阶级中，在我们的国家中，避免发生混乱。”
重新担任外交部部长的莫洛托夫牵头对德国问题进行了评估。他把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从民主德国召回莫斯科，参加外交部对德国政策的检讨。谢苗诺夫、雅科夫·马利克（Yakov Malik）、格里戈里·普希金（Grigory Pushkin）和米哈伊尔·格里巴诺夫（Mikhail Gribanov）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莫洛托夫在1953年7月的讲话中说，“根据我们最近了解的情况，十分清楚，民主德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不妙”。不过，外交部的档案显示，他和他的专家们还在纠缠于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专家中最了解情况的谢苗诺夫大胆地建议苏联人，结束对民主德国的占领并与乌布利希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专家中谁都不敢提起乌布利希在东德实行的“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的政策。
内部讨论的记录现在还没有公开，但所有的迹象表明，莫洛托夫认为关于德国问题的和谈是东、西方之间的零和游戏，而且他对此从来没有怀疑过。他同意谢苗诺夫的建议：削减战争赔偿和其他对苏经济义务，为民主德国“创造更有利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5月5日，莫洛托夫向中央主席团建议，在1954年之后，民主德国就不再支付战争赔款。同时，莫洛托夫还明确表示，反对民主德国领导层关闭柏林地区边境的建议。
负责外交事务的“三驾马车”，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表面上几乎没有分歧。实际上，在这种团结的假象之下，克里姆林宫内部的权力之争正在酝酿之中。贝利亚在斯大林死后执掌了由两个秘密警察及情报机构合并而成的内务部。他在自己的副手中组建了一个智囊团。该智囊团帮助他在国内外的许多政策议题上提出了数量惊人的倡议。从一开始，贝利亚就试图撇清自己与斯大林的累累血债之间的关系，并向那些还半信半疑的中央委员揭露斯大林的罪行。在中央主席团内部，他向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寻求支持，并希望操纵他们两人。相比之下，他把在党内精英中最有权威的莫洛托夫视为威胁，并想暗中破坏他的声望和政策。
至于贝利亚当时对德国问题的看法，这方面的证据模糊不清。谢苗诺夫在自己写于十多年后的日记中认为，贝利亚和斯大林两人都把民主德国视为争夺德意志的工具。贝利亚只是“想在1953年夏加快这种争夺的步子”。苏联情报机构的高级官员阿纳托利·苏多普拉托夫（Anatoly Sudoplatov）回忆说，就在1953年“五一”节前夕，贝利亚命令他检验一下统一德国的可行性。他告诉苏多普拉托夫，“要巩固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最好的方式就是建立一个由联合政府管理的中立而统一的德国。德国将成为美、苏在西欧利益的平衡力量”。按照上述设想，民主德国在统一后会成为德国的一个自治省。“紧接着，贝利亚就想不向莫洛托夫的外交部通报，而是利用自己情报机构的非正式渠道，与西欧主要政治家接触。”贝利亚当时是否也在考虑与美国建立秘密渠道，这一点现在还不清楚。
5月6日，贝利亚给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送去了一份关于东德难民大批外逃的报告：自1952年以来，已有22万人离开，其中包括3000名德国社会统一党和青年团成员。与其他报告截然不同的是，该报告把大量外逃的现象归咎于民主德国领导层的政策。贝利亚建议，让在民主德国的苏联管制委员会就如何减少外逃拿出方案，“以便向我们的德国朋友作必要的建议”。
就在此时，乌布利希犯下了一个大错，使得莫斯科减少了对他的支持。他在5月5日宣布，民主德国已经“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新阶段”。当这种社会主义的豪言壮语从东柏林传来的时候，恰逢温斯顿·丘吉尔在下院提议与苏联新领导班子召开会议。在贝利亚、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以及克里姆林宫统治集团的其他某些成员看来，乌布利希的方针是与分裂北约的新机会明显冲突的。这使得主席团就民主德国问题进行了讨论。5月14日，在莫洛托夫的建议下，主席团指示乌布利希，要他克制自己，不要发表这种挑衅言论。同时，莫洛托夫和外交部的专家也承认了在贝利亚的报告中提到的那些事实。谢苗诺夫在自己的内部备忘录中认为，东德的农业集体化以及大逮捕和大镇压的做法应当停止。他甚至建议赦免一部分人。同时，在他看来，苏联的主要兴趣在于加强而不是削弱共产党人在民主德国的领导地位。在5月20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莫洛托夫加入到对民主德国领导层的批评中。看来他当时没有表露自己的怀疑，也不想在领导集体中造成分裂。乌布利希的日子似乎屈指可数了。学者们现在一致认为，1953年5～6月是苏联领导层考虑彻底改变其对德政策的唯一一段时间。
在领导集体内部突然爆发了争论。争论的核心是这样一个问题：苏联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德国？在5月27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莫洛托夫建议说，德国社会统一党“不该搞什么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现在看不到此次会议的任何记录，但是在贝利亚被捕后，莫洛托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说，贝利亚在会上插了这么一句：“我们为什么需要在德国的这种社会主义？那是什么社会主义？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资产阶级德国，只要它是和平的。”据莫洛托夫说，领导层的其他成员都十分震惊：他们不相信资产阶级德国会是和平的，因为就是这个国家曾经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莫洛托夫最后说：“一个头脑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处在与社会主义或者说苏维埃政权关系密切的位置上的人，怎么能相信某种据说会是和平的并在四大国管制下的资产阶级德国？”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站在莫洛托夫一边。
米高扬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似乎是一致的。“他们本来想得到中央主席团的领导职位，却一下子就垮掉了！”据说贝利亚会后给布尔加宁打电话并告诉他：他如果站在赫鲁晓夫一边，就会丢掉自己国防部部长的职务。贝利亚在他从狱中写的信中承认，在5月27日的会议上，他对待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的方式是“粗鲁、傲慢、令人无法接受的”。
对零零散散的材料和事态发展的逻辑的仔细重构发现：在5月27日，不仅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还有莫洛托夫、赫鲁晓夫和克里姆林宫领导层的其余成员，都投票赞成彻底改变在民主德国的政策。但是在后来，当这个领导集体要除掉贝利亚的时候，他们却决定，一定要把在德国问题上的“叛徒”罪名也加到他的诸多罪行当中。
根据领导集体内部的讨论，结果就有了6月2日的政令——“关于加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治形势健康发展的措施”。这份文件在内容和语气上都与外交部的所有草案不同，也比在德国的苏联管制委员会5月18日的建议走得更远，而且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采用了贝利亚备忘录中的大部分内容。它说，民主德国的这次危机，主要原因在于“东德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是错误的，它缺乏国内外的现实条件”。文件含蓄地承认斯大林对该政策负有责任，并建议彻底采取“新方针”，结束集体化，放缓“重工业发展的极度紧张的步伐”，并“大幅提高大众消费品的产量”。它还提到要削减“行政性开支和特殊开支”，稳定民主德国的货币，停止逮捕并释放被捕者，停止宗教迫害并归还被没收的教产。
“新方针”颠覆了斯大林的政策。斯大林是想把东德变成即将到来的与西方的战争的堡垒。现在，民主德国的未来与“一些根本性的国际问题的和平解决”联系在了一起。克里姆林宫领导层指示民主德国领导层，“要把恢复德国国家统一和签订和约的政治斗争，置于德国——包括民主德国和西德——广大人民关注的中心”。
6月2～4日，德国社会统一党代表团秘密抵达莫斯科，接受有关政策变化的指示。感觉到自己遇到危险的乌布利希，试图建议做一些面子上的改革。然而，就在此时，主席团接到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发生骚乱的消息；这个消息看来让克里姆林宫领导层更加倾向于立即颠覆斯大林对欧洲卫星国采取的政策。根据奥托·格罗提渥（Otto Grotewohl）的笔记，贝利亚说：“我们大家[在1952年]都犯了错误；所以怨不得别人。”不过，在场的另一位东德人记录下了贝利亚对乌布利希的蔑视和愤怒。在记录中，马林科夫也说：“要是我们现在不纠正形势，那就会大祸临头。”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大幅缩减了斯大林有关民主德国的军备计划。“没有飞机，没有坦克。”格罗提渥在自己的会议笔记中草草记道。
最糟糕的是，莫斯科命令德国社会统一党领导层立即采取“新方针”。社会统一党领导层从莫斯科打电报回去，指示从图书馆和书店撤掉有关东德“社会主义建设”的文献。苏共中央主席团任命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为驻东德的高级专员，让他和德国社会统一党代表团同机回去执行克里姆林宫的命令。这些新指示让德国社会统一党领导层在政治上十分尴尬：搞了一年的全面动员和斯大林主义的极端宣传，现在却不得不立刻打退堂鼓。但他们没时间顾及颜面了。莫洛托夫甚至建议媒体对1952年7月以来社会统一党的政策进行“坦率的批评”。苏联的各位领导人对于这些措施所具有的煽动性是多么无知，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在逮捕了贝利亚之后，赫鲁晓夫指责他企图“出卖”民主德国。后来，他又声称马林科夫是贝利亚的同伙。在马林科夫澄清自己的立场时，他的辩护词中有一段很重要：“在对德国问题进行讨论期间，我认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在我们开展大的政治运动的时候，为了德国的统一，我们不应该在民主德国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如果把“新方针”放到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其激进性就会凸显出来。斯大林去世后的头几个月既充满变数，也充满新的机遇。6月3日，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向苏联大使雅科夫·马利克暗示，他乐意与苏联的新领导班子进行秘密谈判，就像以前跟斯大林有过的那样。他告诉马利克，他即将与艾森豪威尔会见，并向他建议立即召开大国峰会以改善国际形势。丘吉尔说他相信他会“成功地改善国际关系，并至少为接下来的三至五年营造一种充满信任的气氛”。
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似乎是想看一看有没有可能缓和冷战的气氛。尤其是贝利亚，他喜欢通过秘密警察的渠道实现对外政策目标。他试图与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元帅建立秘密渠道，而后者在苏联的宣传中仍然被诋毁为“法西斯小集团”的首脑。在贝利亚从狱中写的一张充满绝望的便条中，他提醒马林科夫，自己“为有关南斯拉夫的任务所做的准备”是征求过他的意见并得到他同意的。这张便条还提到在法国的另一项“任务”，那是指让苏联特工皮埃尔·科特（Pierre Cot）同法国首相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es-France）联系，并建议就德国问题进行秘密谈判。当时，法国的舆论和精英们在建立“欧洲军队”和重新武装西德的问题上有分歧。
在此期间，民主德国爆发了危机并改变了整个局势。6月16日，东柏林的工人举行了反对民主德国政权的示威活动。群众集会很快就演变为全国性的政治暴动；西柏林的人也成群结队地越过边界进入东柏林，加入到抗议者的行列。当局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6月17日，苏联军队出动并很快驱散人群，恢复了首都的秩序；民主德国的形势也逐渐稳定下来。这是斯大林死后动摇苏联集团的首次严重的混乱。
起初，这些事件对苏联领导层及其在“新方针”问题上的共识，影响还不太明显。苏多普拉托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声称，即使在民主德国国内发生叛乱之后，贝利亚也“没有放弃德国统一的想法”。展示苏联的力量，“有可能只会增加苏联与西方列强达成妥协的可能性”。他把自己的特工派往西德与那里的政治家秘密接触。同时，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及其副手、高级专员谢苗诺夫，还有帕维尔·尤金（Pavel Yudin），给苏联领导层呈送了一份有关此次暴乱的详细报告，并对乌布利希提出了尖锐批评。苏联驻德管制委员会的领导层建议，解除乌布利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职务，“让他专心”于党务工作，同时必须取消总书记职位，缩小党的书记处的规模。
最后这条建议恰好触及克里姆林宫内部权力斗争的实质，而这种斗争即将迎来其关键时刻。1953年5月底，时任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负责人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判定：贝利亚太危险了。他怀疑这位秘密警察头子正准备在他的背后捅刀子并削弱党的书记处的地位——那可是赫鲁晓夫的权力基础。还有迹象表明，贝利亚正背着赫鲁晓夫在国内的苏共政治斗争中采取行动。赫鲁晓夫意识到，他必须对贝利亚动手了。这种想法有可能是在5月27日主席团讨论民主德国问题之后产生的。最后，就连马林科夫也流露出自己对贝利亚的恐惧并加入到反对他的阴谋之中。
6月26日，贝利亚在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期间被捕。这一事件深刻地改变了克里姆林宫内部的权力平衡。赫鲁晓夫声称自己是贝利亚下台的英勇的组织者。包括军方在内的苏联精英都为他欢呼，将他视为摆脱恐怖岁月的救星。在7月为谴责贝利亚而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得意扬扬地宣布，党的机构的重要性在国家的官僚机构尤其是秘密警察机构之上。当时仍是政府首脑的马林科夫郑重宣布：他永远不想成为头号人物，苏联将永远实行“集体领导”。
驻德国的苏联官员继续送来报告，指责乌布利希及其统治机器在暴动期间缺乏政治勇气和主动精神。然而，这样的批评在苏联领导层内部再也得不到赞成和支持了。赫鲁晓夫尊敬乌布利希，相信他是个好同志。更重要的是，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公开反对有关“统一而中立的德国”的想法，说它是贝利亚的阴谋。赫鲁晓夫宣布，贝利亚“在德国问题上是个内奸，而不是共产主义者，当他为向西方让步而建议放弃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他就暴露了自己的嘴脸。我们要问他：那样做是什么意思？那是要把1800万德国人交给美国人。而在美国人和我们之间，怎么可能会有一个中立的、民主的资产阶级德国呢？条约如果没有武力的保障，它就什么也不是，而且所有人都会嘲笑我们，嘲笑我们的天真”。出席全会的苏联党政精英，大多都对赫鲁晓夫的话拍手称赞。他们多数都经历过战争，而且和赫鲁晓夫一样强烈地感到，在“资产阶级”基础上去统一德国，将会葬送1945年的胜利。其他人则认为，由于东德在苏联军工综合体中的作用，它对于苏联集团来说意义重大。苏联原子弹工程的负责人阿夫拉米·扎韦尼亚金（Avraami Zaveniagin）代表该工程对全会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炼的铀是很多的，也许不少于美国人所掌握的”。他谈到了苏联对来自下萨克森维斯穆特铀的依赖性。
风向的转变对于苏联在民主德国的政策立即产生了影响。在苏联的对外政策方面，莫洛托夫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而贝利亚在德国以及南斯拉夫和奥地利问题上的倡议则被自动否决并取消。政治局坚决拒绝苏联驻德管制委员会当局的建议，认为替换乌布利希并使党的书记处脱离国家事务的建议“不合时宜”。在莫洛托夫看来，“谢苗诺夫变得右倾了”。察觉到形势有变的乌布利希立即对其国内对手进行无情的打击。社会统一党政治局委员鲁道夫·赫恩施塔特（Rudolf Hermstadt）和威廉·蔡斯勒（Wilhelm Zeissner）在暴动期间赢得了苏联管制委员会的高度赞扬，而且在霍普·哈里森看来，“如果不是受贝利亚事件的干扰，[他们]可能就把乌布利希赶下台了”。然而，在这种新气候下，苏联领导层却支持乌布利希有关罢免他们的决定，因为他们，尤其是蔡斯勒，是贝利亚的人。
在东德发生叛乱期间，美国人的行为也是克里姆林宫政策转变的原因之一。一方面，美国利用此次叛乱大做文章，为东柏林人提供食品，并强烈要求把“自由选举”作为德国统一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最终并没有动用武力去拯救东德人。即使西方的确像有些苏联分析家很快将宣称的那样，准备对民主德国实施核打击，西方领导人也不敢公然支持反叛。
在贝利亚被捕和东德发生骚乱之后，作为民主德国“新方针”之合理性基础的整个“和平倡议”便戛然而止。实际上，如果不通过谈判来解决德国问题，就不可能削减欧洲的军事力量。德国问题会成为苏联领导人在接下来的35年中也无法解决的难题。赫鲁晓夫的上台、乌布利希的安然无恙和“新方针”的终结，所有这些都让苏联从根本上改变其在东德问题上的政策的希望化为泡影。许许多多的德国人还要忍受几十年的冷战煎熬，等待奇迹再次发生，给他们带来主权、自由和统一。
Eisenberg，Drawing the Line.
Chuev，Sto sorok besed，95；Israelyan，Na frontakh kholodnoi voini，60.
Loth，Stalin's Unwanted Child，7-12，170-74；Kramer，“Soviet Unio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1132；Smyser，From Yalta to Berlin，32；Creuzberger，Die sowjetische Besatzungsmacht und das politische System des SBZ；Wettig，Bereitschaft zu Einheit in Freiheit？；Filitov，“SSSR i Germanskii vopros，”223-56.
Naimark，Russians in Germany.
麦斯基日记，1943年1月5日，AVPRF，发表于Kynin and Laufer，SSSR i Germanskii vopros，2：701。
Semenov，“Ot Khrushcheva do Gorbacheva，”110.
关于经济利益在1945年被放在首位的观点，参见Eisenberg，“OldCold War，”802-3；Laufer，“Stalin and German Reparations，”23。
麦斯基日记，1945年2月6日，转引自Rzheshevsky，Stalin i Cherchill，499；Koval，“Na postu zamestitelia Glavnonachal'stvuiushchevoSVAG”。
Koval，Poslednii Svidetel，63；及其“Zapiski，”126，142-43，144-45；Laufer，“Stalin and German Reparations，”11-12。
参见Kynin and Laufer，SSSR i Germanskii vopros，vol.1中各个特别委员会关于德国计划的文件汇编。这些委员会包括伏罗希洛夫的和约委员会、麦斯基的战争赔偿委员会和李维诺夫的战后秩序委员会。
Naimark，Fires of Hatred，108-38；Kynin and Laufer，SSSR i Germanskii vopros，2：66-67.
“Proidet desiatok let i eti vstrechi ne vosstanovish uzhe v pamiati”（维亚切斯拉夫·马雷舍夫日记），1945年3月28日的记载，lstochnke 5（1997）：128；莫洛托夫给苏联驻伦敦大使费奥多尔·古谢夫的电报，1945年3月24日，公布于Kvnin and Laufer，SSSR I Germanskiivopros，1：626；Kynin，“Anti-Hitler Coalition and the Post-WarSettlement in Germany，”100。
Koval，“Zapiski，”143.
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48；Gaddis，We Now Know，116.关于斯大林1946年5月26～27日与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会谈，原始资料之一是Djilas，Conversations with Stalin，153-54.据说，斯大林说：“德国全都必须是我们的，也就是说，是苏联的，是共产主义者的。”然而，南斯拉夫档案中有关此次会谈的记录却没有提到这段话。参见Arhiv Josipa Broza Tita，Fond KabinetMarsala Jugoslavije，I-1/7，1.6-11，原稿由冷战国际史项目的L.吉比安斯基译成俄文。关于1945年6月4日的会谈，参见Badstubner and Loth，Wilhelm Pieck，50-52，SAPMO-BArch，NL36/629，62-66。
谢苗诺夫冋忆说，秘密警察首脑阿巴库莫夫、谢罗夫和科鲁格洛夫几次阴谋对付他；作为斯大林的特使和莫洛托夫在德国的“耳目”，他的地位引起了他们的嫉妒和敌视。Semjonow，Vom Stalin bis Gorbatschow，279-81.
索科洛夫斯基除了拥有二战期间在总参谋部协调指挥的经验之外，也受过良好的教育。他还可以凭记忆援引《圣经》中的话和吟诵歌德的“魔王”。参见Semjonow，Vom Stalin bis Gorbatschow，216。
Kynin and Laufer，SSSR i Germanskii vopros，2：19-22；Semjonov Vom Stalin bis Corbatschow，207，218·谢苗诺夫的回忆录对这个问题轻描淡写而对自己的威信和可以接近斯大林却大肆吹嘘。
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由V.巴甫洛夫记录），1944年10月日晚10点，Istochnik 2（2003）：52。
“Discussion in the USSR of American Proposal to Conclude a TreatyDisarmament and Demilitarization of Germany（1945-1947），”Mezhdunarodnaia zhizn 8（1996）：70-71.
朱可夫致全联盟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1946年5月24日，于“Discussion in the USSR，”73。
Kynin and Laufer，SSSR i Germanskii vopros，2：517-24，543-51，574-82.这份总结报告提到了A.A.安德烈耶夫、K.E.伏罗希洛夫、M.I·加里宁、L.M.卡冈诺维奇、N.M.什维尔尼克、A.J.维辛斯基、V.G.杰卡诺佐夫、K.V.诺维科夫、L.A.戈沃罗夫（L.A.Govorov）、N.N.沃罗诺夫（N.N.Voronov）这些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在1946年9月从苏联驻美国大使馆给莫斯科的著名的“诺维科夫电报”中，这份总结再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参见Jensen，Origins of the Cold War，3-67。
Kynin and Laufer，SSSR i Germanskii vopros，2：477.
Ibid.，2：452-53，473-75；朱可夫、索科洛夫斯基、谢苗诺夫致V.M·莫洛托夫（未注明日期），见于“Discussion in the USSR，”76。这份备忘录很可能写于1946年2月后、5月前。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15（September 15，1946）：496；Leffler，Preponderance of Power，119-20.
Kynin and Laufer，SSSR i Germanskii vopros，2：693-703.
Badstubner and Loth，Wilhelm Pieck，68.
Semenov，“Ot Khrushcheva do Gorbacheva，”85，117.
在苏联驻德军政府中，具有影响力的官员包括：负责政治情报与宣传的谢尔盖·秋利帕诺夫上校，柏林驻军司令亚历山大·库季科夫（Alexander Kotikov），作为东德各州检察官的D.杜布罗夫斯基（D. Dubrovsky）、P.克列斯尼琴科（P. Kolesnichenko）和V.沙罗夫（V. Sharov），还有负责财政和经济——包括拆除工业设施和战争赔偿事务的帕维尔·马列京（Pavel Maletin）和康斯坦丁·科瓦利（Konstantin Koval）。Bokov，Vesna Pobedy，391-94.
起初，这位政治委员在苏联有关德国问题的政策制定方面权威性与影响力都非常有限。与苏联驻德军政府的庞大机构相比，谢苗诺夫手下的工作班子并不大。斯大林在1946年甚至一次也没有召见他，而驻德军政府的领导层却与党的最高领导层和中央的各个部委有直接的联络渠道。作为一个文官，谢苗诺夫必须要同一群在最近的战斗中功勋卓著的元帅、将军、上校和老兵们打交道，这是一个艰巨的挑战。
关于秋利帕诺夫的得势与失势之“谜”，参见Naimark，Russians in Germany，327-52；Bordiugov，Chrezvychainii vek Rossiiskoi istorii，236-46。更多关于“日丹诺夫帮”兴衰的内容，参见Gorlizki andKhlevniuk，Cold Peace；以及Boterbloem，Life and Times of AndreiZhdanov，特别是第269、273和286～288页。
Kynin and Laufer，SSSR i Germanskii vopros，2：24；Koval，Posledniisvidetel，59，278.
谢罗夫致贝利亚，并由贝利亚转交给斯大林的秘书A.N.波斯科列贝舍夫，1946年10月20日，RGASPI，f.558，op.11，d.732，I.50-51。
Kynin and Laufer，SSSR i Germanskii vopros，2：34-35；Werblan，“Conversation between Wladyslaw Gomulka and Josef Stalin，”137；Koval，Poslednii svidetel，333；Naimark，Russians in Germany，48-49，189-90；2002年7月1日在沃罗涅日由维斯穆特项目的一位老工作者S.阿加米罗夫（S.Agamirov）提供的信息。
转引自Eisenherg，Drawing the Line，182。
Naimark，Russians in Germany，150-51；Semjonow，Von Stalin bisGorbatschow，237-39.
Badstubner and Loth，Wilhelm Pieck，33；Bokov，Vesna Pobedy，403-4.
Naimark，Russians in Germany，327-29；Kramer，“Soviet Union andthe Founding of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1100；RGASPI，f.17，op.128，d.1091，1.43-54；另见Bonwetsch and Bordjugov，“Stalin und die SBZ，”279-303。
Chuev，Sto sorok besed，45-46.
斯大林与W.皮克、O.格罗提渥、W.乌布利希、M.费希纳（M.Fechner）和F.厄斯纳（F.Oelssner）的会谈记录（参加会见的有莫洛托夫、苏斯洛夫和谢苗诺夫），1947年1月31日，APRF，f.45，inv.1，d.303，L7，I.8-11，引自Volkov，“German Questionas Stalin Saw it，”7-8；另见Volkov，Uzloviie problemi noveishei istorii stran Tsentralnoi i Yugo-Vostochnoi Evropi。
Semjonow，Vom Stalin bis Gorbatschow，253-54.
Naimark，Russians in Germany，394；Semjonow，Vom Stalin bisGorbatschow，254-57.
RGASPI，f.17，op.128，d.1091，1.43-54，见于Bonwetsch and Bordjugov，“Stalin und die SBZ，”294-301；Volkov，“German Question as Stalin Saw it，”8。
Naimark，Russians in Germany，467；另见Scherstjanoi，“PoliticalCalculation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Western Positions，”5；Semjonow，Vom Stalin bis Gorbatschow，262-63。
参见引自AVPRF的电报，公布于Novaia i noveishaia istoriia 2（March-April 1993）：14-15。
莫洛托夫的电报引自Vladimir O.Pechatnov，“The Soviet Union and theOutside World，1944-1953，”见于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ed.Melvin P.Leffler and Odd Arne Westad（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即将出版）；1947年7月8日全联盟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致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和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的电报，CSA，f.146，op.4，d.639，NSArch.
“Stalin，Czecholoslovakia，and the Marshall Plan：New Documentationfrom Czechoslovak Archives，”Bohemia：Zeitschrift fur Geschichte undKultur der bomischen Lander 32，no.1（1991）：133-44；1947年7月9日斯大林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就他们对“马歇尔计划”的立场及与苏联经济合作的前景等问题的谈话记录，见于Volokitina etal.，Vostochnaia Evropa，1：672-75。
N.V.诺维科夫的报告。引自他的Kospomimmiia diplomata，394。
详情参见Zubok and Pleshakov，l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114，125-33。
Boterbloem，Life and Times of Andrei Zhdanov，321-22.
详情参见Adibekov et al.，Soveschaniia Kominforma，特别是第xiv-xxi和第3-20页；Gibiansky，“Sovetskiietseli v Voslochnoi Evrope vkontse vtoroi mirovoi voiny i v perviie poslevoennie gody，”197-215。
Kramer，“Soviet Unio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1101-2；Thoss，Volksarmee schaffen ohne Geschrei.
Maier，Dissolution；Bordiugov，Kosheleva，and Rogovaia，SVAG，115-16；Bordiugov，Chrezvychainii vek Rossiiskoi istorii，204-7.
Smyser，From Yalta to Berlin，75-76；Narinsky，“Soviet Policy andthe Berlin Blockade，”5-8；Volkov，“German Question as Stalin Sawit，”10.
此处的论述是基于Laufer，“UdSSR und die deutsche Wahrungsfrage，”460-71。
Ibid.，483.
Gibiansky，“Soviet Bloc and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Cold War，”112-34.
M.科斯特列夫（M.Kostylev）致莫斯科，1948年3月24日，APRF，f.3，op_3，d.198，1，55-58；V.莫洛托夫致M.科斯特列夫，1948年3月26日，APRF，f.3，op.3，d.198，1.59，参见Zaslavsky，Lo Stalinismo e la.Sinistra Italiana，尤其是其中第84～85页的引文与分析，另见Aga-Rossi and Zaslavsky，Togliatti e Stalin。
Pechatnov，Stalin，Ruzvelt，Truman，527-50.
Smyser，From Yalta to Potsdam，87；Laufer，“UdSSR und die deutscheWahrungsfrage，”f，474-85.
感谢迈克尔·图曼（Michael Thumann）（《时代周报》）、迈克尔·莱姆克（Michael Lemke）博士（波茨坦当代史中心）和汉斯·赛特（Hans Seit）博士（柏林东欧研究所）的富有启发性的交谈让我了解到上述观点。
Naimark，Russians in Germany，129-40；Goedde，Gls and Germans，尤其是第85～86和203～210页。
斯大林与英国下院工党议员的会谈记录，1947年10月14日，CSACH，f.1206，op.2，d.326，1.14，15，16.
Volkov，“Za sovetami v Kreml，”9-25；Volkov，“German Question as Stalin Saw it，”11.
斯大林与W.皮克、O.格罗提渥、W.乌布利希和F.厄斯纳的会谈记录，1948年12月8日，AVRP，f.45，inv.1，d.303，1.57-58，公布于A.D.Chernev，Istoricheskii arkhiv 5（2002）：5-23。
Pechatnov，“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Outside World”；Harrison，Driving the Soviets Up the Wall，18.
Gorlizki and Khlevniuk，Cold Peace，75，76-78.莫洛托夫的继任者安德烈·维辛斯基，是斯大林的溜须拍马的心腹、1936～1938年“大恐怖”中的迫害者。Vaksberg，Stalin's Prosecutor；Westad，Global Cold War，66；斯大林1950年4月在莫斯科与金日成会谈中讲的话引自DPRK Report（Moscow），23（March-April2000）。
Chuev，Sto sorok besed，104.
关于越共直到1949年为止一直不受待见和缺少援助的情况，参见Duiker，Ho Chi Minh，420-22；Olsen，“Changing Alliances，”26-28，37-39。
Zubok，“‘To Hell with Yalta！’”；Westad，Brothers in Arms.
对中苏谈判的不同解读，参见Shen Zhihua，“Stolknoveniie iuregulirovanie interesov v protsesse peregovorov O kitaisko-sovetskom Dogovore 1950 goda，”126-29；Ledovsky，“Stalin，Mao Tsedun i koreiskaia voina 1950-1953godov，”81-86；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58-62；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52-53。
关于通往朝鲜战争之路，参见Weatbersby，“To Attack or Not toAttack，”及其“Should We Fear This？，”15；Bajanov，“AssessingPolitics of the Korean War，”40-42；Ledovsky，“Stalin，Mao Tsedun i koreiskaia voina 1950-1953 godov，”93-85。
Leffler，Preponderance of Power，361-90；Hitchcock，France Restored，134-47.
苏联外交部[部长秘书处和欧洲第三司（德国）]的文件清楚地表明，苏联领导层和外交官预先从情报机构那里对协议内容知道得一清二楚（尽管有些人，例如安德烈·葛罗米柯，担心是假情报），并且在内部通信中提到波恩条约中还有“秘密军事条款”。葛罗米柯给斯大林的备忘录，1952年1月21日，见于AVPRF，f.07，op.25，pap.13，d.144，1.27；第三司给斯大林的备忘录，1953年2月26日，关于苏联政府对“欧洲煤钢共同体”的立场，见于AVPRF，f.084，op.11，pap.275，d.51，1.3。另见Ruggentbaler“Novyie sovetskie dokumenti”；Ruggenthaler，Stalins grosser Bluff。
RGASPI，f.558，op.11，d.62，1.71-72.这份电报由列多夫斯基（Ledovsky）发现并披露于他的“Stalin，Mao Tsedun i koreiskaia voina 1950-1953 godov，”96-97。
斯大林[通过什特科夫（Shtykov）]给金日成的电报，1950年10月8日（7日？），引自APRF，f.45，op.1，d.347，1.65-67，由亚历山大·曼索洛夫（Alexander Mansourov）发现并翻译；斯大林与周恩来的会谈记录，1952年8月20日，两份文件都公布于CWIHP Bulletin，no.6-7（Winter1995/96）：13，116。
斯蒂文·扎洛戈（Steven Zaloga）写道，截至1953年，苏联只造出了847架图-4远程轰炸机。而它们要比自己模仿的美国B-29轰炸机差了许多。扎洛戈的结论是，苏联的空中力量“几乎只能对美国发动一些骚扰性的攻击”。Zaloga，Kremlin's Nuclear Sword，15.
Dobrynin，In Confidence，525；Cristescu，“Ianuarie 1951，”15-23.
我没有看到决议原文，但其引文可见于1952年1月21日外交部给莫洛托夫的备忘录（署名为A.A.葛罗米柯），AVPRF，f.07，op.25，pap.13，d.144，1.28. Ruggenthaler，“Novyie sovetskie dokumenti，”20。
Naimark，Russians in Germany，470；Harrison，Driving the Soviets Upthe Wall，4.
AVPRF，f.07，op.25，pap.13，d.144，1.27-29.关于苏联把民主德国作为政治工具对待的更多事实见于Loth，“Origins of Stalin'sNote，”66-89。
Hitchcock，France Restored，167；Soutou，“France et les notesovietique，”261-73；Wettig，“Stalin-Note vom 10 Marz 1952：Antwort auf Elke Scherstjanoi，”862-65；另见他的Bereitschaft zu Einheit in Freiheit。关于斯大林在奥地利的政策，我的看法是基于Karner，Ruggenthaler and Stelzl-Marx，Die Rote Armee in Österreich中得到翔实的文件佐证的研究；另见Kamer and Ruggenthaler，“Stalin und Österreich：Sowjetische Österreich-politik 1938 bis 1953”（2006年的一份研究文件）；以及2006年5月20日在奥地利的格拉茨（Graz）由路德维希·波兹曼研究所举办的“冷战是在奥地利开始的吗？”研讨会上讨论的观点。
引自APRF，f.45，inv.1，d.303，1.168-69，Volkogonov CollectionLC；另见皮克有关1952年4月7日最终讨论的笔记，见于Badstubner and Loth，Wilhelm Pieck，396。
Volkov，“German Question as Stalin Saw It”；有关摘录也见于Narinsky，“Stalin and the SED leadership，”34-35，48。
引自APRF，f.45，pap.1，d.303，1.187，Volkogonov Collection，LC.
Dijk，“Bankruptcy of Stalin's German Policy，”19.
苏联的官方数据来自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1953年5月5日给莫洛托夫的备忘录，“Spravka po germanskomu voprosu，”AVPRF，f.082，op.41，pap.271，d.19，1.37-38。
赫鲁晓夫在1953年7月的全会上透露说，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对这种悲惨状况完全清楚。Naumov and Sigachev，Lavrentii Beria，93-94.
苏方有关该问题的最乐观的估计见于费德金（Fadeikin）将军应拉夫连季·贝利亚之请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准备的备忘录，CWIHP Bulletin，no.10（March 1998）：74-78；另见1953年6月2日部长会议决议的附件“On the Measures to Ameliorate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GDR，”no.7576-rs，公布于Naumov and Sigachev，Lavrentii Beria，55。
Naumov，“Cold War，”3-5.西方当局从来不了解这些计划。Zaloga，Kremlin's Nuclear Sword，12-21.
此事参见Khleviuk，Politburo TsK VKP（b），342-97；Thome，“Stalin，Beria，and Mingrelian Affair”，关于斯大林对有关语言学和其他科学的讨论的异乎寻常的兴趣，参见Pollock，Stalin and the Soviet Science Wars。
参见Richter，“Reexamining Soviet Policy，”671-91；Wettig，“Befinnende Umorien-tierung der sowjetischen Deutschland-Politik im Fruhjahr und Sommer 1953/'495-507；Ostermann，“‘This is not a Politburo，But a Madhouse，’”61-110；Ostermann，Uprising in East Germany；Scherstjanoi，“Sovietische Deutschlandpolitik nach Stalins Tod 1953，”497-549；Scherstjanoi，“In 14 Tagen werden Sie vielleicht schon keinen Staat mehr haben，”907-37；Kramer，“Early Post-Stalin Succession Struggle and Upheavals in East-Central Europe，”3-55；Harrison，Driving the Soviets Up the Wall，chap.1。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1953年4月26日，莫洛托夫给外交部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和谢苗诺夫送了一个“包裹”，里面有三份文件。第一份文件是雅科夫·马利克和格里戈里·普希金的备忘录，“关于德国问题的建议”；第二份文件是马利克的备忘录，“关于奥地利问题的建议”；第三份文件是普希金的备忘录，“关于伊朗问题的建议”。AVPRF，f.082，op.41，pap.271，d.19，1.1.
Schecter and Luchkov，Khrushchev Remembers，100-101.
Richter，“Reexamining Soviet Policy，”676.
1953年7月2日莫洛托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见于Naumovand Sigachev，Lavrentii Beria，101。
普希金和格里巴诺夫致莫洛托夫，1953年4月18日，“Zapiska pogermanskomu voprosu，”AVPRF，f.082，op.41，pap.271，d.18，1.15。
Naumov and Sigachev，Lavrentii Beria，219，220.
Ibid.，243.参见情报委员会1953年4月18日的备忘录“论西方国家在德国问题上的政策”中有关德国问题的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AVPRF，f.082，op.41，pap.271，d.18，1.13-29；普希金和格里巴诺夫致莫洛托夫，1953年4月21日，AVPRF，f.082，op.41，pap.271，d.18，I.30-43；马利克和普希金致莫洛托夫，1953年4月23日，“Predlozheniia po germanskomu voprosu，”AVPRF，f.082，op.41，pap.271，d.19，1.20-30；马利克、谢苗诺夫、普希金和格里巴诺夫致莫洛托夫，1953年4月28日，“Onashikh dalneiskhikhmeroprikatikhakh po germanskomu voprosu，”AVPRF，f.082，op.41，pap.271，d.18，1.44-47；XX（姓名无法辨认）致谢苗诺夫1953年5月5日，“Spravka po Germanskomu voprosu，”AVPRF，f.082，op.41，pap.271，d.19，1.31-38。
专家们还建议邀请民主德国领导层到莫斯科进行首次正式访问。在经济领域，这份备忘录还建议“把在苏联海外资产总局名下作为联合股份公司运作的德国工厂移交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监管”。普希金和格里巴诺夫致莫洛托夫，1953年4月18日，“Zapiska pogermanskomu voprosu，”AVPRF，f.082，op.41，pap.271，d.18，1.15。
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成了外交部欧洲第三司（关于德国问题）的负责人。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他的建议是与自己在苏联驻德军政府的同僚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一起写的。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当时是总参谋长。Semjonow，Vom Stalin bis Gorbatschow，290；谢苗诺夫致莫洛托夫，1953年5月2日，“Zapiska p ogermanskomu voprosu，”AVPRF，f.082，op.41，pap.271，d.181.54-55，58。
“O dalneishikh meropriiatiiakh Sovetskogo pravitelstva po germanskomu voprosu”（写于1953年5月4日之前），AVPRF，f.06，op.12，pap.16，d_259，1.45-46；关于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观点的交流，参见莫洛托夫在1953年5月8日给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和米高扬的备忘录，AVPRF，f.06，op.12，pap.16，d.259，1.48，49-55；“Proekt ukazaniitt.Chuikovu i Semenovu，”1953年5月18日，封面上带有V.莫洛托夫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说明，AVPRF，f.06，op.12，pap.18，d.283（是由霍普·哈里森得到并翻译的）。
Beria，Beria，My Father，262；Mikoyan，Tak bylo，581-84；Naumov and Sigachev，Lavrentii Beria，17-66.我较早的解释见于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156-57；Zubok，“‘Unverfroren und grob in der Deutschlandfrage，’”32-34.对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角色的不同解释参见Kramer，“Early Post-Stalin Succession Struggle”。
Semjonow，Vom Stalin bis Gorbatschow，290；谢苗诺夫日记，1964年5月31日，见于Noraia i nove i shaia istoriia 3（2004）：112。
Sudoplatov et al.，Special Tasks，363-65；扩充的俄文版见于Sudoplatov，Tainaia zhizn generala Sudoplazova，2：369-70。贝利亚的某些行动很难解释。例如，他把苏联秘密机构驻东德的高级代表都召回莫斯科并建议召回东德国家机构中除安全部的苏联顾问之外的大部分秘密警察顾问。据贝利亚的副手说，内务部驻民主德国的代表在莫斯科等了“三个月之久”，那就是说，从4月份开始就在等待自己机构的改组。参见谢尔盖·科鲁格洛夫在贝利亚被逮后于1953年7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见于Naumov and Sigachev，Lavrentii Beria，155。
Report no.44/B，1953年5月6日贝利亚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Archiv Sluzhbi vneshnei razvedki（SVRA），pap.2589，vol.7，d.3581，引自Murphy，Kondrashev，and Bailey，Battleground，156-58。
参见Neues Deutschland，May7，1953，3；Sudoplatov，Tainaia zhizn generala Sudoplatova，370，
“Protokol No.8，zasedaniya Prezidiuma TsK KPSS ot14maya 1953 goda，”RGANI，f.3，op.10，d.23，I.41，引自Kramer，“Early Post-Stalin Succession Struggle，”24-25。
1953年5月8日外交部未署名的文件草案“O dalneishih merakh sovetskogo pravitelstva po germanskomu voprosu，”AVPRF，f.06，op.12，pap.16，d.259，I.39-46。
Semenov，“Po voprosu o predotvrascheniia ukhoda naseleniia iz GDR v Zapadniiu Germaniu，”May 15，1953，AVPRF，f.0742，op.41，pap.271，d.92，1.99-102.
Naumov and Sigachev，Lavrentii Beria，98.
较早重构这一场景的可见于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160-61；莫洛托夫1953年7月2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见于Naumov and Sigachev，Lavrentii Beria，102，103。
Mikoyan，Tak bylo，584；1953年7月1日贝利亚从狱中给马林科夫的信，APRF，f.3，op.24，d.463，1.165，公布于Isiochnik 4（1994）：5以及Naumov and Sigachev，Laiventii Beria，73；另见我译成的英文，CWIHP Bulletin，1，no.10（March1998）：99。
Wettig，Bereitschaft zu Einheit in Freiheit？；1996年11月阿列克谢·菲利托夫（Alexei Filitov）、格哈德·韦蒂希（Gerhard Wettig）以及埃尔克·舍尔斯佳诺尼（Elke Scherstjanoi）之间在波茨坦的名为“1953年的危机与欧洲的冷战”会议上的交流与讨论；Kramer，“Early Post-Stalin Succession Struggle，”28。
正像谢苗诺夫回忆的，贝利亚“宣读了关于德国政策的草案，而该草案与我口袋里的那份根本不一样。为了欺骗贝利亚，赫鲁晓夫建议采纳他的草案。莫洛托夫示意我保持沉默‘同意，同意。’会议室里的听众也都这样说。我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外交部”。Semjonow，Vom Stalin bis Gorbatschow，291.
“0merakh po ozdorovleniiu politichsekoi obstanovki v GDR，”Prilozheniie k rasporiazheniiu Soveta Ministrov SSSR ot 2 iiunia 1953 f.No.7578-pc.，APRF，f.3，op.64，d.802，I.153-61，见于Naumov and Sigachev，Lavrentii Beria，55-59。
“O merakh，”见于Naumov and Sigachev，Lavremii Beria，58，59。
5月3日在保加利亚的普罗夫迪夫（Plovdiv）和哈斯科沃（Khaskovo）、6月1～2日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比尔森（Plzen）发生了示威和罢工，这引起了莫斯科的严重关切。Kramer，“Early Post-Stalin Succession Struggle，”15-22；Ostermann，Uprising in East Germany.
“Lavrenti Beria：‘Tcherez 2-3 goda ia krepko ispravlius’（Pisma L.P.Berii iz tiuremnogo bunkera，1953），”Istochnik 4（1994）：5；comparre with CWIHP Bulletin，no.10（March1998）：99；另见Herrnstadt，Das Hermstadt-Dokument，59。
Zapiska ministra vnutrennikh del SSSR S.Kruglova v TsK KPSS G.Malenkovu s preprovozhdeniiem soobscheniia otvetstvennikh rabotnikov MVD SSSR Fedotova i Fadeikina，July9，1953，APRF，f.3，op.64，d.925，1.156-65，由国家安全档案馆的列昂尼德·雷辛（Leonid Reshin）提供给国际冷战史项目的复印件。
Naumov and Sigachev，Lavrentii Beria，97，102-3；Stenografichsekiiotchet o Plenume Ts KPSS，January31，1955，RGANI，f.2，op.1，d.127，1.65-66.
“Iz dnevnika Yakova Malika 30 iiunia 1953，Zapis Besedi s Premier-Ministrom Veliko-britanii Cherchillem，June3，1953，”公布于Istochnik 2（2003）（在政治局档案中发现的、记录了与丘吉尔的这次会谈的笔记，日期为6月30日，也就是说，是在贝利亚被捕之后）；关于华盛顿没有理会丘吉尔的建议，参见Immerman，“‘Trustin the Lord but Keep Your Powder Dry，’”36-41。
日期为7月1日的信可见于APRF，f.3，op.24，d.463，1.170-170ob，公布于Naumov and Sigachev，Layrentii Beria，407；Sudoplatov，Tainaia zhizn generala Sudoplntova，2：372-74。关于皮埃尔·科特。参见Andrew and Mitrokhin，Sword and the Shield，108-9；Smyser，from Yalta to Berlin，128。
关于这起事件的详细的文献证据。参见Ostermann，Uprising in East Germany，1953。
Sudoplatov，Tainaia zhizn generala Sudoplatova，2：372-74.
V.Sokolovsky，V.Semenov，P.Yudin，“O sobitiiakh 17-19 iiunia 1953 v Berline i v GDR i nekotorie vivodi iz etikh sobitii，”June 24.1953，AVPRF，f.06，op.12a，pap.5，d.301，1.1-51，其选段公布于Christian Ostermann，“New Documents on the East GermanUprising of 1953，”CWIHP Bulletin，no.5（Spring1995）：10-21。
马林科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的笔记（贝利亚就是在那里被逮捕的），“Kresheniiu voprosa 0 Beria，”Protocol no.10 of June 26，1953，见于Naumov and Sigachev，Lavrentii Seria，69-70；Mikoyan，Tsk bylo，565-66；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 theKremlin's Cold War，140-55。
参见Naumov and Sigachev，Lavrentii Beria，93-94，207，353中有关此次全会的文字记录。
Zapiska ministra vnutrennikh del SSSR S.Kruglova，July 9，1953，APRF，f.3，op.64，d.925，1.156-65.
Naumov and Sigachev，Lavrentii Beria，97，189-90；另见Stickle，Beria Affair，22-23，134-35。
例如，在奥地利，苏联当局在1953年6月9日不再搜查经过苏联与西方占领区分界线的人和货物。另外，他们还停止对苏联占领区内的媒体的审查，并把无线广播设施交还给奥地利，而且还决定，从1953年8月起，奥地利将停止支付苏联在其领土上的驻军费用最后一批奥地利战俘也返回了家园。在贝利亚被捕后，这些“友好的”姿态仍在继续，但只是半心半意。Michail Prozumenscikov，“Nach Stalins Tod. Sowjetische Österreich-Politik 1953-1955，”见于Karner et al.，Die Rote Armee in Österreich，733-34。
Semjonow，Vom Stalin bis Gorbatschow，297；普希金1953年7月9日给维辛斯基的备忘录，AVPRF，f.82，op.41，pap.280，d.93，1.63-68，公布于CWIHP Bulletin，no.10（March 1998）：105。更多关于赫恩施塔特和蔡斯勒“集团”以及乌布利希采取的措施的情况，参见Harrison，Driving the Soviets Up the Wall，42-43。
关于对民主德国实施核打击的计划，参见Bezymensky，“Kto i kak gotovil v Germanii den'Iks，”22-26；Zubok，“Soviet Intelligence and the Cold War，”4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