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斗争与“和平共处”，1953～1957
大约是1955年底，莫洛托夫指示他的一名工作人员到列宁著作中查找提到对外政策的幼稚等于犯罪的地方。显然，这是要引用该观点反对赫鲁晓夫。
——苏联外交官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的回忆
莫洛托夫的立场是错误的，极其错误，不符合我国的利益。
——葛罗米柯论莫洛托夫的外交，1955年7月的苏共全会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开始采取“新”对外政策，试图重新打开莫斯科在冷战前拥有的外交空间。在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上，苏联领导层公开放弃了对即将发生战争的预期。战争和革命阶段必然到来的斯大林主义命题让位于一个新命题：资本主义体系与共产主义体系长期的“和平共处”和非武力竞争。
然而，东西方的关系不仅没有缓和，事实上，冷战还增添了新的动力。两大对立集团的互相恐惧和猜疑依然如故。
苏联有些回忆录作者认为，西方对于苏联的新对外政策缺乏灵活而积极的回应，结果坐失良机，未能缓解冷战的紧张气氛。的确，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总统、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国务卿以及美国的大多数克里姆林宫观察家，都把克里姆林宫的变化和苏联在外交上所展现的新的灵活性，不是看作机遇，而是看作威胁。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担心，“和平共处”这套说辞可能会妨碍他们建设欧洲权力中心的计划——该中心将与英国一起，承担“遏制”苏联集团的重任。国内的政治状况与反共文化氛围，使得艾森豪威尔政府不愿意与苏联谈判。
对苏联方面更加仔细的观察表明，它其实也不准备谈判和妥协。新的文献资料显示，克里姆林宫的许多统治者虽说是转向了“和平共处”，但仍抱着革命与帝国范式的某些基本观点，在思想上并没有摆脱斯大林对外政策的影响。克里姆林宫的新统治者一心要维护苏联作为全球革命领导者的角色。他们开始与中东、南亚、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革命领袖及团体结为同盟。新的文献资料还显示，在1953-1957年，斯大林的继任者之间的关系对克里姆林宫的决策有着重大影响。这些决策不仅涉及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政策，同样也涉及苏联对其集团内部的政策。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国内的政治形势对革命与帝国话语有利，如果被认为在西方帝国主义问题上态度软弱，那就是在政治上自取灭亡。为了赢得党政精英的支持，领导集体的成员竞相提出种种战略，加强和扩大苏联的力量与国际影响。
谁与西方对话？
在斯大林于1953年3月去世后掌握权力并宣布集体领导的克里姆林宫寡头们，是最终的幸存者。多年来，一边是多疑的暴君，一边是级别比他们低的、带着既尊敬又嫉妒的目光仰视他们的大批党政要员，寡头们在这样的夹缝中学会了如何钩心斗角。斯大林在其统治时期，始终让寡头们感到有如芒刺在背。在1952年10月的苏共全会上，斯大林指责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是叛徒而且可能是西方的特务。同时，他还大幅扩充政治局（它当时变成了中央主席团），吸收了大批更年轻的党的干部。这样做很可能是一种威胁：斯大林随时可以用更年轻的官员取代他的那些老副手。
寡头们也学会了如何应对斯大林的诡计和当他不在时怎样进行统治。在残忍的“列宁格勒案”之后，寡头们相互间变得更加默契。甚至在斯大林去世之前，寡头们就挣脱了他对他们的束缚。莫洛托夫和米高扬重掌外交和贸易大权；“明格里亚案”（Mingrelian affair），即在格鲁吉亚进行的一项针对贝利亚的贪腐调查被撤销了。年轻干部被排挤出主席团。在权力交接的关键时刻，他们对生存的共同愿望压倒了个人间的钩心斗角和政策分歧。有些寡头真的担心，任何不团结都会导致失控和由外部压力引起的崩溃。
寡头统治，由于其带有共识的性质，难得是有利于革新和变化的。不过，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看到的，领导集体却欣然采取新的内外政策。寡头们缺少合法性，需要在国内外证明自己的进取精神和决心。与斯大林的崇高形象及地位相比，领导集体并不显得十分突出。莫斯科的教授谢尔盖·德米特里耶夫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了1955年11月他在家中的电视里看到领导集体时的印象：“整个主席团都是些让人觉得乏味的庸碌之辈。一看到他们，就知道革命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所有的革命干部都死光了才让小官僚们得势。他们说的话没什么鲜活的、发自内心的和富有人情味的东西，一个字也没有，一点值得人记住的表示都没有。所有人看上去都毫无个性、千篇一律、过目即忘。他们只会让人想起但丁‘地狱’入口处的铭文。”
斯大林的继任者不可能靠恐怖手段进行统治，而是必须赢得党的官员、军方、秘密警察和其他国家官员的支持。在党和官僚系统内部，所有人都知道集体领导只是克里姆林宫政局的过渡阶段；寡头中一定会有一个在即将到来的继承权之争中成为最终的赢家。有一位重要的文学刊物的编辑在自己的日记中表达了这样一种心情：“集体领导——那乐队的指挥呢？”
在贝利亚被捕后，赫鲁晓夫很快就走上了指挥席。不过，马林科夫仍然是部长会议主席，那个位置可是万众瞩目。国内仍然有许多人将他视为斯大林的继承人。在1953年8月8日对最高苏维埃发表讲话时，马林科夫宣布了几项轰动性的政策，要在“接下来的两三年”，使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根本的改善。这是自1928年以来这个国家第一次保证，要以牺牲军工综合体和机器制造业为代价，加大农业及消费领域的投入。马林科夫还宣布，不仅要增加农民家庭用地和私有小块土地，还要把沉重的农业税减少50%。这些措施不到一年就使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几乎翻了一番。严重的粮食问题依然在困扰着苏联，但农民至少不再为了逃避过高的财产税而砍掉自己的果树和宰杀自己的奶牛了。相反，他们又开始在集市上出售肉制品和牛奶。当俄国各地的农民（muzhik）用村中的私酒祝马林科夫健康的时候，他就成了自列宁以来最受欢迎的领导人。
马林科夫在讲话中还宣布了一个重大的消息：苏联有了自己的氢弹。苏联的核物理学家，包括原子弹的发明者之一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怀着既骄傲又不安的复杂心情在哈萨克斯坦的试验场收听了马林科夫的讲话。事实上，这颗氢弹要在一周后才试爆成功。宣布这条消息在公众中收到了预想的效果；无论是在外国领导人还是在国内听众的眼里，马林科夫都俨然是一个核超级大国的领导人。但在赫鲁晓夫看来，马林科夫的讲话是以牺牲他为代价来博取民众的欢迎。他尤其不能忘记或者说原谅的是，马林科夫侵犯了自己的权利，他才是农民和农业事务的主要发言人。1953年9月，赫鲁晓夫在为通过新的农业政策而召开的苏共全会上收回了自己的权利。五个月后，他又召开了一次全会，并在会上提出一项有望迅速终结长期的粮食危机的宏大计划：在哈萨克斯坦开荒。事实证明，这项计划是一场代价惨重的生态灾难。但就像威廉·陶布曼（William Taubman）说的，“他在此期间也展示了马林科夫所缺乏的领导才能”。
1953年9月，赫鲁晓夫成了苏共第一书记。没受过什么教育、粗鲁、喜怒无常同时又比较实际、容易相处、机智且精力充沛的赫鲁晓夫，吸引了那些农民出身的苏联官员，觉得他是“他们的自己人”。在马林科夫批评党对经济和文化事务的管制并企图扩大自己在工业管理者以及科学文化精英中的基础的时候，赫鲁晓夫迅速地全面掌控了党组织和秘密警察[此时更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他的老朋友伊万·谢罗夫，斯大林的秘密警察驻波兰和东德的特使，成了克格勃的第一任主席。赫鲁晓夫利用这些权力资源把马林科夫排挤出公众关注的中心，切断了他的信息渠道，甚至还用揭他在实施罪恶的“列宁格勒案”的老底来胁迫他。就连马林科夫个人的部长会议主席办公室也属于赫鲁晓夫控制的党的中央机构。赫鲁晓夫成了中央主席团主席并在领导集体公开亮相时占据了首要位置。
在冷战时代，继承权之争也牵涉到在国际上的领导地位问题。在苏联的政治精英和广大公民的眼中，国务活动家的地位差不多具有超自然的性质。在领导集体中，谁想继承斯大林的世界级国务活动家的衣钵并与其他大国谈判呢？谁将集洞察力、智慧和对世界大势的理解力于一身在国际舞台上维护苏联的利益呢？克里姆林宫游戏中的胜者，不仅会获得对党和国家庞大的官僚体系的绝对控制权，还将领导共产主义世界和“进步人士”与资本主义世界展开殊死的较量。
如果早一点举行峰会，就像温斯顿·丘吉尔1953年5月建议的那样，就有可能削弱莫洛托夫在外交事务上的地位，并把作为政府首脑的马林科夫置于国际关注的中心。不过，到了1954年底，马林科夫的机会之窗正在迅速关闭。赫鲁晓夫开始在主席团其他成员面前说，马林科夫还不够强硬，不能在将来与西方的谈判中取得成功。这个理由使得马林科夫于1955年1月22日辞去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显得合情合理。九天后，苏共全会通过了这项决议。
在全会上，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首次向党的精英们揭露，在1953年5月“出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上，马林科夫曾经支持过贝利亚。赫鲁晓夫告诉全会，1953年春，他“经常对其他同志，特别是莫洛托夫同志说：现在丘吉尔这么急于会谈，我真担心如果他最后与马林科夫面对面的时候，马林科夫会临阵畏缩，举手投降”。事情的关键很清楚：这位主席缺乏骨气，所以不能代表苏联参加与资本主义领导人的峰会。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不得不换掉马林科夫。日内瓦谈判需要另一种类型的人。”事实证明，只有赫鲁晓夫本人才是那“另一种类型的人”。
声称忠于集体领导原则的赫鲁晓夫，拒绝同时担任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而是建议由他的朋友、国防部部长尼古拉·布尔加宁担任后一个职务。这一选择证明了赫鲁晓夫早先对马林科夫批评的虚伪性：新的政府首脑给人的印象恰恰是特别软弱。斯大林是认为他这个人没有危害，才会把武装力量交给他（领袖之所以宁可把如此关键的权力交给一个软弱的人，那是因为他担心碰到一个潜在的波拿巴）。跟这种人搭档，赫鲁晓夫的领导地位不会受到挑战。同时，赫鲁晓夫在1955年2月又得到一个重要职位，成为最高国防委员会这个负责国防事务和武装力量的常设机构主席。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新任国防部部长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他现在是赫鲁晓夫的坚定盟友）、中型机器制造部（这是个为掩人耳目而杜撰的名称，实际上是指核武器综合体）部长维亚切斯拉夫·马利舍夫（Vyacheslav Malyshev）。赫鲁晓夫实际上成了苏联的总司令。从此以后，从莱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这个职务就一直由党的总书记继承。
新的权力基础让赫鲁晓夫得以插手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这些他所不熟悉的领域。他早先反对过“和平攻势”中的某些主张，那是因为他的竞争对手们赞成它们。现在，他又开始回到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提出的、曾经被他说成是卖国的某些对外政策主张，从而使未来几年成为苏联在对外政策上最富有成果、最具革新意识和最温和的一段时期。不过，克里姆林宫的寡头们暂时还要继续遵循集体领导的方式。自己并没有要做领导人野心的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成了第一书记在外交上可以信赖的、忠实的良师益友。另外，就像历史学家艾琳娜·祖博科娃（Elena Zubkova）说的：“马林科夫这个人习惯于妥协，这对冲动而粗鲁的赫鲁晓夫可以起到平衡作用。”中央主席团的新成员朱可夫、马特维·萨布罗夫（Matvei Saburov）和米哈伊尔·别尔乌辛（Mikhail Pervukhin）也都积极地参与到外交事务的决策过程中。
然而，对于赫鲁晓夫此时推动的对外政策倡议，莫洛托夫依然是最坚定的保守的批评者。1954年秋以来，从开垦荒地到防务控制，莫洛托夫与赫鲁晓夫几乎在每一项议题上都相互反对。在1955年2～4月就奥地利中立问题进行谈判期间，两人当真开始了对最高权力的争夺。奥地利政府担心遭遇和德国一样的被分裂的命运，就向克里姆林宫主动提出谈判，就结束苏联占领问题单独达成协议。莫洛托夫表示反对，“对于苏联从奥地利撤军的后果，我们承担不起”。一份由资深外交官提交的1953年11月的秘密备忘录也附和道：“因为这实际上意味着把奥地利交到美国人手中，从而削弱了我们在中欧的中、南部地区的地位。”相反，赫鲁晓夫则表示，奥地利的中立会削弱北约的力量。主席团的多数成员都同意他的看法。在苏联与奥地利达成协议之后，得意扬扬的第一书记利用一次非正式的机会在招待会上向莫洛托夫的外交部副手们摇起了手指。他说，从现在起，他们必须从“党的领袖”而不是自己的上司那里接受指示。
苏联官方代表团对南斯拉夫的访问（1955年5月26日～6月2日）给了莫洛托夫在外交事务上的地位以最后一击。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当时成了国防部部长的格奥尔吉·朱可夫，想要弥合苏南之间的裂痕，并准备为斯大林在1948-1953年发动的反铁托运动道歉。他们相信，与南斯拉夫重归于好将会使该国回到苏联的怀抱，从而提升莫斯科在南欧和巴尔干地区的地缘政治地位。然而，在莫洛托夫看来，铁托政权永远不会成为苏联的一个负责任的伙伴。列宁著作中的话让莫洛托夫底气十足。他声称，任何赞扬南斯拉夫领导层的人都“不可能是列宁主义者”。莫洛托夫执意反对访问南斯拉夫，所以他甚至没有进入代表团的名单。问题的关键是，由谁——莫洛托夫还是赫鲁晓夫——来界定“列宁主义者”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含义。主席团内部的不和越来越严重，赫鲁晓夫只好转而向中央全会寻求支持，反对那位执拗的外交部部长。
1955年7月4～12日，就在各大国十年来的首次峰会，即与美、英、法领导人的日内瓦会议前夕，苏共召开了全会。结果，此次全会对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根本动机进行了非常坦率的讨论。主席团的寡头们第一次在党和国家的广大精英面前，披露了克里姆林宫政治斗争的隐秘细节。赫鲁晓夫知道，在这些精英的眼中，莫洛托夫是个曾经与列宁和斯大林并肩工作过的人。因此，他和他的支持者就选择了在业务和布尔什维主义方面抨击莫洛托夫的权威性。
赫鲁晓夫对主席团在奥地利问题上的争论作了十分详细的说明。他说，莫洛托夫荒唐地认为奥地利可能会再次被西德吞并，因而坚持要求苏联必须保留让自己的军队再次进驻奥地利的权利。南斯拉夫问题触及苏联冷战观的意识形态内核。克里姆林宫决定承认南斯拉夫是“真正社会主义的”，这就意味着斯大林的政策是错误的，莫斯科在领导共产主义阵营方面的绝对权威是可以被质疑的。莫洛托夫认为，这样做会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遭遇危险的滑坡。他的主要论点是，南斯拉夫版的“民族取向的社会主义”可能会传染给其他共产党。莫洛托夫警告说，这将会使莫斯科失去对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的控制。
赫鲁晓夫及其盟友声称，莫洛托夫反对与南斯拉夫和好，证明了这位外交部部长的冥顽不化，没有理解苏联的安全利益。布尔加宁告诉大会说，南斯拉夫重回苏联集团，将使苏联的陆、海军在亚得里亚海获得非常有利的位置。到那时，苏联军队就能够威胁到包括苏伊士运河在内的“英美军队的重要交通线”。赫鲁晓夫进一步肯定了这些看法。
在全会之前，苏联领导人是把1948年的苏南分裂归咎于“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帮”[维克托·阿巴库莫夫（Viktor Abakumov）是“间谍死神”和国家安全部的首脑]。但是在全会期间，赫鲁晓夫突然又说，苏南分裂的责任“在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下面是一段非常直接的对话：
莫洛托夫：真新鲜。我们是代表中央委员会在[给南斯拉夫人的]信上签字的。
赫鲁晓夫：没有经过中央委员会。
莫洛托夫：这不是真的。
赫鲁晓夫：这绝对是真的。
莫洛托夫：现在你可以说说你究竟是怎么想的。
赫鲁晓夫：我是主席团成员，但当时没人征求过我的意见。
赫鲁晓夫告诉代表们，与南斯拉夫的分裂只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1945年后犯下的一连串严重的错误之一。第一书记还作了一个惊人的暗示：这些错误有可能是引发冷战的原因之一。“我们发动了朝鲜战争，到现在还要收拾残局。”“当初谁需要那场战争呢？”赫鲁晓夫反问道。这句信口说出的带刺的话非常具有煽动性，所以在刊发的全会文字记录中被删去了。
莫洛托夫在此次全会上失去了在外交事务上的权威地位，尽管他的外交部部长职务一直保留到1956年6月。从现在起，国务活动家老大的衣钵就传给了赫鲁晓夫。对于这个新的角色，他暂时还没有把握，因而还需要与他人一起分担责任。参加1955年7月日内瓦四国峰会的代表团成员有：作为正式领导人的布尔加宁、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和朱可夫。他们在公开场合的表现，好像是一群相互平等的人。不过，艾森豪威尔和其他西方政治家很快就发现，赫鲁晓夫才是真正的首领。从现在起，他们知道西方该与克里姆林宫中的谁进行对话了。
“新对外政策”
克里姆林宫的寡头们沿用了斯大林看问题的方式。他们也像斯大林一样，感到在与美国的关系中处于劣势，不安全；而美国人也在利用他们的有利地位，不停地在苏联周围建立军事基地，扶植亲美政权[例如，1953年8月，伊朗发生政变，推翻了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sadeq）博士的政权]。他们也清楚，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希望，在斯大林死后，只要不断地对苏联施压，苏联对中欧国家的统治就会瓦解。特罗扬诺夫斯基回忆说，“赫鲁晓夫总是害怕美国会在世界上的某个地区迫使苏联及其盟友后退”。
与此同时，各位新领导人也从各自的观察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赫鲁晓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其他寡头都承认了目空一切的斯大林不可能承认的东西。从封锁柏林到朝鲜战争，苏联的政策在西欧人当中制造了对苏联发动闪电战的恐惧，因而为北约的成立奠定了基础。现在，苏联的各位领导人想要消除这一基础，减少在西欧中产阶级中存在的反苏的恐惧情绪，并鼓动北约成员国内部的反战力量。
由于莫洛托夫在1954年的外交失败，克里姆林宫对苏联的国际行为进行了反思。在由共产党人和戴高乐主义者组成的法国议会多数派挫败了“欧洲军队”（欧洲防务共同体）计划之后，北约各国于1954年11月23日在巴黎达成一致，接纳西德作为新成员国。这就把西德与西方同盟牢牢地绑在了一起。对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而言，显然需要在欧洲采取新的对外政策。从中央总务部部长弗拉基米尔·马林（Vladimir Malin）对克里姆林宫的讨论所做的不完全记录来看，领导集体之所以推出新对外政策，起初是专门为了纠正斯大林的错误方针。不过，它在后来的势头越来越猛，有了自己的理论基础。资深外交官安德烈·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Andrei Alexandrov-Agentov）回忆说，赫鲁晓夫、米高扬和马林科夫是“修正对外政策上的斯大林主义传统、为解决新的世界问题开创某种意义的新路径的发起者”。
在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看来，新路径“主要有三个方面：对于东欧和中欧的‘人民民主国家’要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持，并将其与苏联拴在一起；如果可能，要在两大对立的军事政治集团之间建立中立的缓冲区；要在经济等领域与北约国家逐渐建立或多或少正常的和平合作关系”。就像许多西方领导人担心的那样，赫鲁晓夫的目的是要削弱北约，并最终迫使美国退出欧洲。后来在1960年2月，赫鲁晓夫在主席团会议上承认，那就是他“最热切的梦想”。为了追求“新对外政策”的第一个目标，克里姆林宫于1955年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就像北约为美国在西欧的驻军提供了合法性一样，这个新组织也使苏联在东欧的驻军多了一条理由。而且，匈牙利的事态发展很快将会证明，新成立的这个集团是个有用的框架，可以让苏联为了“拯救”该集团内部的共产党政权而武装入侵自己的盟国。苏联人的行动似乎不仅是为了他们自己，也是为了整个同盟的利益。最直接的好处是，由于苏联即将从奥地利撤军，条约使它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部署军队获得了合法性。
中立概念的出现是在1955年3～4月主席团有关奥地利条约的讨论中，该条约是克里姆林宫新对外政策的首次成功的冒险。与南斯拉夫的重归于好，尽管是为了让它重返苏联阵营，但还有一个直接的目的，就是“防止北约在欧洲的进一步扩张”。具体来说，这是为了鼓励瑞典和芬兰保持中立，从而破坏美国想要成立涉及南斯拉夫、希腊和土耳其的所谓巴尔干公约组织（Balkan pact）的计划。克里姆林宫的思路又从这些具体的问题转为一般地倡导中立，建立泛欧洲安全与合作体系，让西欧无须寻求美国的保护。
新对外政策的目标源自革命与帝国范式，但要比斯大林的政策灵活许多。除了容许中立，它也对经贸合作寄予厚望。斯大林一心想把苏联封闭起来，不受西方的影响。而且他宁可自给自足也不与西方国家有经贸往来。领导集体，尤其是负责对外贸易的米高扬，认为斯大林是错误的。他们回到了从20世纪20年代布尔什维克的外交经验中得出的看法——当时的各位苏联领导人认为，与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不仅可以获得重大的投资与技术，还可以得到大企业对改善政治关系的支持。主席团有许多人都认为，在华盛顿、巴黎、伦敦、波恩和东京，资本家会成群结队地等候在苏联使馆的门前。
新对外政策的拿手好戏还有“公共外交”和裁军宣传。公共外交是让苏联的艺术家、科学家、作家、音乐家和记者访问西方国家，目的是消除人们关于苏联是极权主义社会的反共观念。当赫鲁晓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开始走出国门的时候——最早就是1955年5月的南斯拉夫之行——他们就如同大卫·考特（David Caute）恰如其分地描述的那样，“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身边簇拥着大批演员——芭蕾舞演员、歌唱家和钢琴家”。主席团决定邀请世界各地的青年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联欢节，看看苏联社会是多么友好、开放和热爱和平。在裁军方面的宣传措施上，领导集体也比斯大林走得更远，而且与斯大林相比，对自己新倡议的期望值也高得多。1955年5月，让许多人感到意外的是，苏联同意降低部署在欧洲的常规军力的水平，并在各个军事检查站（铁路、机场等）建立一套检查制度，以减少人们对突然的常规进攻的恐惧。就短期而言，这些举措促使美国调整自身的立场并开始与苏联人谈判。就长期而言，主席团确立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目标：改变苏联在西方的形象，让西方不再将其视为威胁。
1955年苏联对外政策的转变属于去斯大林化的一部分。但要是把它的源头只是说成斯大林遗产的拥护者与反对者之间的斗争，那就把事情简单化了。内外政策的变化首先是源于斯大林去世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在苏共二十大前夕，主席团试图把新对外政策的所有要素整合在一起。与斯大林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相反，主席团成员决定，倡导一种新世界观。按照这种新世界观，资本主义世界将与苏联及其盟友共存并展开和平竞争。他们的主要论点是，新对外政策将有助于说服西方的“小资产阶级”和其他“摇摆不定的力量”，相信苏联的和平诚意。作为这项政策的共同制定者，马林科夫满意地说，“和平力量的阵营得到了巩固”。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尼古拉·什维尔尼克（Nikolai Shvernik）把它概括成一句话：“我们用一年时间做了一件伟大的工作；我们让群众相信，我们并不想要战争。”
党内精英和有影响力的政府官员，都对新对外政策拍手称赞。尽管如此，克里姆林宫的领导集体还是不能指靠他们的习惯性支持。正如1955年7月的全会所显示的，对外政策议题就跟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斗争一样，又一次与涉及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广泛议题纠缠在一起。赫鲁晓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统治者，不得不为各自的外交政策选择而在会议上向党内精英进行解释和辩护。
在党和国家的官员中，“伟大的俄罗斯国家”这个主题对俄罗斯族人依然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但新对外政策的设计师们却开始重申“劳动人民大团结”和“兄弟般的团结”这些在第三国际时流行过而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则无人问津的国际主义主题。赫鲁晓夫的信念及其性格，与削弱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并把意识形态的浪漫主义重新引入苏联的对外政策，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与斯大林不一样的是，赫鲁晓夫的想法不是悲观的、邪恶的；他不是总把事情朝坏的方面想。赫鲁晓夫相信，俄国革命是为了给劳动群众带来幸福与平等，而不是要打着新的幌子重建大俄罗斯帝国。斯大林把自己与俄国的沙皇、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和勇士相提并论。相反，赫鲁晓夫却常常把自己比作犹太男孩平雅（Pinya），那是他喜爱的故事中的人物，一个历经艰险才成为领导者的倒霉蛋。
赫鲁晓夫没受过多少教育，因而在思想上不像莫洛托夫那么教条。他读没读过列宁论帝国主义的著作还不一定，而那些著作对于他对手的思想却有很大影响。在讨论对外政策时，赫鲁晓夫的观点缺乏条理和逻辑性。他的写作班子常常不得不把他的讲稿推倒重来，并删掉那些粗俗、古怪的说法。不过，对于共产主义会在全世界获得胜利，赫鲁晓夫是真心相信的，而且满怀激情。他认为苏维埃国家的力量再加上革命的手段，将有助于埋葬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作为革命浪漫主义者，他拒绝接受斯大林的那种谨慎的横跨欧亚的帝国主义图景。对他来说，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时机已经成熟。
斯大林的外交只是利用共产主义信仰以及怀有这种信仰的人来扩张自己的权力与帝国。斯大林把“无产阶级大团结”和“共产党人的兄弟友爱”挂在嘴上。而赫鲁晓夫相信社会正义和在地上建立共产主义天堂，相信全世界工人农民的休戚与共以及苏联有义务支持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他很珍惜苏联在反抗纳粹主义的斗争中赢得的道义资本与意识形态资本。斯大林从1945年起开始采取的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政策，尤其是对土耳其、伊朗和中国的政策，令人非常失望。尽管赫鲁晓夫坚定地认为，苏联有权保持在中欧的军事存在，但他感到斯大林对波兰、匈牙利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粗暴施压，损害了那里的共产主义事业，损害了当地共产党的声誉。
对于复杂的对外政策议题，赫鲁晓夫拿出了简单的解决办法，并用一个布尔什维克化的工人的语言，一个在党内已上升到最高职位的老同志的语言，把它们表达出来。这在起初增加了他对许多高级干部的吸引力，因为他们都是作为工农子弟成为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中的经济管理者的。不过，当这位夸夸其谈的新领导人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的时候，这些简单的解决办法将给苏联带来很多麻烦。到那时，赫鲁晓夫就会发现，要向党和国家的那些犹疑而谨慎的精英们兜售自己那套罗曼蒂克的全球性革命与帝国范式是越来越难。
日内瓦的考验
赫鲁晓夫总是提起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4月的演讲——美国总统在演讲中呼吁斯大林的继任者不要走斯大林的老路。主席团把演讲说成是最后通牒，但赫鲁晓夫却记住了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的“四点条件”：朝鲜停战、解决奥地利问题、从苏联遣返德日战俘、采取措施限制军备竞赛。到1955年夏，从苏联领导层的角度看，他们在朝鲜和奥地利问题上已经满足了艾森豪威尔的条件，而且在裁军方面也开始提出一些比华盛顿提出的更为影响深远的倡议。
意味深长的是，解决德国问题并不在美国提出的条件当中。西方列强并不指望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不过，他们采取了行动，以便更有效地利用德国统一这个主题。从1954年初开始，英国人便提出了“艾登计划”（Eden Plan）。其实质是要在统一后的德国通过自由选举来决定政府。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家们拒绝了“艾登计划”，虽然这样做会破坏他们在德国和各个北约国家的宣传效果。从贝利亚被捕以后，德国统一，尤其是依照西方的设想实现统一，在莫斯科是想都不用想的。苏联的各位领导人从情报分析人员的报告中得知，美国政府并不准备真的谈判。不过，他们希望通过与英法的接触来分化北约。尤其是法国政府，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让它分身乏术，所以对改善对苏关系非常感兴趣。
在日内瓦峰会上，赫鲁晓夫及其同志们的主要目的是想弄清楚，艾森豪威尔政府是否想要对苏发动战争。对于主席团的各位成员来说，纳粹在1941年6月22日的突然进攻，是他们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他们再也不能误判敌人的意图了。另一个目的是要向美国领导层证明，他们不会被核讹诈和其他形式的压力吓到。在赫鲁晓夫的建议下，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也加入了代表团。理由是，朱可夫和艾森豪威尔这两位军队领导人彼此惺惺相惜（艾森豪威尔在1945年时甚至邀请朱可夫去美国，但斯大林没有同意），谈起来能够比较坦率。在日内瓦，赫鲁晓夫和朱可夫竭力向艾森豪威尔表明，西方认为后斯大林时代的领导层是失败的看法不实；新领导层的地位牢固，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得到的支持也更多。
艾森豪威尔政府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之间是相互冲突的。就如历史学家理查德·伊默尔曼（Richard Immerman）所说，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此次峰会的议程并不是要解决悬而未决的战争与和平问题，而是要为将来迫使苏联收缩或者说削弱苏联的力量做好准备”。对于自己的雄心，国务卿是这样解释的：“要让苏联人滚出那些卫星国……现在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机会。”而新的证据显示，艾森豪威尔优先考虑的并不是这个。他想要控制核军备。形势所迫，艾森豪威尔政府需要重新考虑自己长期实行的抵制与共产党高层领导接触的政策。正如无奈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日内瓦峰会后强调的，“我们从来不想参加日内瓦会议，但是全世界人民的压力让我们不得不那样做”。
1955年7月，克里姆林宫代表团带着既兴奋又忐忑的心情来到了日内瓦。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志们担心西方会用一些出其不意的倡议令他们“措手不及”。据外交部情报分析部门即情报委员会的资深成员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说，随同苏联代表团一同飞往日内瓦的有该委员会的专家小组，他们将在整个会议期间与苏联情报部门密切合作，为苏联代表团提供新截获的对方的通信联系，并帮助对其进行破译。
尽管这样，艾森豪威尔突然提出的“开放天空”，即允许飞机飞越领空进行侦察活动以减轻彼此对核战争的恐惧，还是令苏联代表团措手不及。担心核武竞赛失控的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该提议有可能“在裁军的篱笆上打开一扇小门”。然而，在1955年，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的领导层都不准备那样做。布尔加宁，就像美国人注意到的那样，饶有兴趣地做出了回应，但赫鲁晓夫一口回绝了“开放天空”，认为它是“明目张胆的间谍伎俩”。
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朱可夫这“三驾马车”打道回府了——两手空空，可也如释重负。他们在离开时确信，自己能够像斯大林那样处理好与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关系，甚至也许会处理得更好。西方领导人在峰会上没有吓住他们或者让他们无所适从。关键是，艾森豪威尔在跟他们交谈时不是居高临下，而是把他们差不多当作平等的伙伴。来自美国的情报也证实了后一种估计的正确性。赫鲁晓夫的结论是：艾森豪威尔是个随和而和善的家伙，并不是特别地让人肃然起敬；他把外交事务交给了自己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苏联的其他观察家也有同感。艾森豪威尔与朱可夫的非正式会谈也证实了这位苏联领导人的印象：美国总统害怕核战争。
“日内瓦精神”在峰会后为欧洲带来了缓和的希望。但是，克里姆林宫的寡头们所奉行的革命与帝国范式，无法为苏美之间的一致提供基础。尽管克里姆林宫和军方高层在向世界表示，他们准备采取措施，建立互信，推动裁军，但他们从来没想过要兑现这些承诺。在发出裁军倡议之前，主席团向中共领导秘密通报：不会存在西方军控人员到处检查苏联秘密设施的危险，因为“英美集团不会同意消除原子武器并禁止生产这些武器”。到1955年11月，“日内瓦精神”已渐渐消退。仍然担任苏联外交部部长的莫洛托夫，把任何要求扩大苏联与外界接触的建议都视为“干涉内政”而予以拒绝。
日内瓦峰会未能就德国统一问题达成一致，这意味着德国的分裂仍将成为欧洲不稳定和不安全的根源。甚至早在峰会之前，为了对在西德加入北约和奥地利条约签订后的公众压力做出回应，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就表示，将在日内瓦会谈后到莫斯科进行单独谈判。1955年9月，阿登纳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来到了莫斯科，与克里姆林宫领导层进行了紧张而激动的会谈。会谈的结果就是西德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和苏联释放最后的德国战俘。苏联领导层随即又邀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奥托·格罗提渥到莫斯科签订双边条约，进一步提升东德政权的主权。
这看上去像是一着外交妙手，但苏联领导层其实是在把自己引向绝路。到那时，他们再想全身而退就不可能了。苏联人坚持让德国保持永久的分裂状态，这让正在崭露头角并作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无可置疑的领导人的乌布利希有了可乘之机，可以对苏联的政策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另外，克里姆林宫也把自身置于危险的境地：它使自己看起来倒成了德国统一的反对者。莫洛托夫看出了其中的危险。他在1955年11月建议，在关于德国问题的谈判中，苏联的方针应该是接受“艾登计划”的基本原则。如果苏联同意在整个德国举行普遍的自由选举，作为回报，莫洛托夫告诉主席团说，西方列强就会取消西德的北约成员国资格，并成立全德委员会负责落实德国统一事宜。它们还将不得不与苏联一道，同意在三个月内从两个德国撤出所有的外国军队。莫洛托夫认为西方列强不会同意这样的提议，因为它对北约的团结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同时，他还认为，这将会修复苏联在德国人中的形象。
莫洛托夫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但赫鲁晓夫否定了他的提议。在赫鲁晓夫看来，艾森豪威尔政府有可能跟牌并“同意撤军”。此外，西方列强有可能把苏方态度的转变理解为自己“强硬姿态”的胜利。而且，最重要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共产党人会说：“他们在出卖我们。”赫鲁晓夫在主席团其他成员的支持下，自信地预言苏联人可以同时实现两个目标：既保存社会主义的东德又破坏北约的稳定。这件事再次证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前是实现苏联欧洲目标的工具，现在已成了苏联的主要资产，不能用来讨价还价。
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日内瓦峰会“使我们再次相信，当时的形势并不是大战在即，而且我们的敌人就跟我们害怕他们一样也害怕我们”。克里姆林宫的各位统治者都认为，苏联的外交策略动摇了美国领导层的舒舒服服的优势地位，并且还迫使美国人回到谈判桌前。这一结论让赫鲁晓夫及其同事们胆气倍增。结果，与一开始想奉行谨慎的防御方针相反，他们在冷战的主战场之外采取了攻势。到1955年秋，这将引起苏联在中东阿拉伯地区的一场豪赌。
对激进盟友的支持
斯大林未能制定任何连贯的中东政策。1953年1月，在“克里姆林宫医生案”处于高潮的时候，斯大林与以色列断绝了外交关系；当时他很可能想用捏造的“犹太复国主义阴谋”作为大清洗的借口。1949-1954年，苏联的官方立场是，中东的阿拉伯国家与土耳其和伊朗一样，都是由反动政权统治的，是英美争夺中东的爪牙。有些苏联专家和外交官想让克里姆林宫支持阿拉伯人反对美国在该地区建立反苏集团的企图，但又不敢与官方的路线唱反调。在斯大林死后，官方对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权的看法并没有变化；在给主席团的外交通信和秘密备忘录中，埃及领导人穆罕默德·纳吉布（Muhammad Naguib）将军和他的继任者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将军被称为“敌人”，甚至是“法西斯分子”，虽说他们在冷战中坚持不结盟立场。据1954年3月情报委员会的分析，纳赛尔用与苏联恢复邦交来威胁英国人，要求他们在苏伊士运河控制权问题上做出让步。类似的看法导致莫斯科拒绝了伊朗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在1952年和1953年的主动示好，这很可能使苏联错过了改善与该国关系的机会。
与莫洛托夫的斗争以及追求突出的政绩，促使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重新发掘中东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潜能。1955年7月，就在莫洛托夫刚刚在苏共全会上被批得体无完肤之后，主席团把赫鲁晓夫的新宠、中央委员会书记德米特里·谢皮洛夫（Dmitry Shepilov）派到中东探路。谢皮洛夫与纳赛尔举行了会晤并邀请他访问莫斯科；他还开始与拒绝加入西方集团的阿拉伯国家其他领导人建立友好关系。谢皮洛夫从中东返回莫斯科时，认为该地区拥有巨大的潜力，可以对西方国家再次发动“和平攻势”。在讨论谢皮洛夫报告的当天，安德烈·萨哈罗夫和其他核武器设计人员刚好也被邀请到中央主席团。有位官员解释说，领导们正在讨论对苏联中东政策的原则做出重大调整：“从现在起，我们将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我们的长期目标是破坏阿拉伯人目前与欧洲及美国的关系并制造‘石油危机’——这会给欧洲带来麻烦，从而使之更加依赖我们。”在欧洲和远东陷入战略僵局的时候，该地区为克里姆林宫重新抬头的乐观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浪漫主义提供了新的舞台。
这一政策转向的效果立竿见影。久拖未决的埃及与捷克斯洛伐克的武器销售谈判很快有了圆满的结果，苏联设计的大批捷克斯洛伐克武器流入了埃及和叙利亚。莫斯科为埃及提供了50万吨石油并同意提供原子能技术。西方和以色列的有关官员公开地和私下里都试图抗议苏联的新政策，但不起作用。莫斯科和西方对中东阿拉伯国家的争夺开始了：此后的二十年，它将在该地区造成史无前例的军备竞赛并引发三次战争。在不久的将来，莫斯科将取得胜利并彻底破坏西方在苏联南翼的遏制计划。与此同时，就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情况一样，苏联在阿拉伯扈从国的大量投资将会把埃及和叙利亚变成类似于东德那样的克里姆林宫输不起的最重要的资产。在中东地区的冒险起初是地缘政治的博弈，但到最后，就成了20世纪70年代苏维埃帝国过分扩张的原因之一。
在中东取得突破的同时，苏联人也在试图巩固其与中国的同盟关系。中苏关系依然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重要方面。1950年2月的中苏同盟条约使得苏联的对外政策就像是俄罗斯帝国的双头鹰政策，同时盯着西方和东方。在斯大林死后，克里姆林宫既不可能也不想再把中国的各位领导人当作小伙伴对待了。主席团的领导人彼此争相对北京示好。他们的第一件功劳就是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获邀参加了1954年5～7月在日内瓦举行的有关印支半岛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大会上与美、法、英、苏的代表平起平坐。莫洛托夫对中国人显得十分尊重；他和其他苏联领导人都把让中国重返大国俱乐部作为克里姆林宫在外交上的重要目标。1954年9～10月，赫鲁晓夫成为首位访华的苏共领导人。此次访问是各取所需：赫鲁晓夫得到了从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那里夺取国务活动家衣钵的资本；中方领导在北京与台湾国民党即将展开海岛争夺战之际从莫斯科得到了急需的政治经济支持。
赫鲁晓夫相信，为了使中苏关系走上平稳的道路，他做了所有必要的一切。他终于兑现了斯大林的承诺，把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所有资产都归还中国（即联合公司、铁路及苏联在亚瑟港的基地）。对于苏联给中国的援助，他也没有理踩官员们认为条件过于慷慨而提出的反对意见。历史学家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把苏联在1954～1959年间给中国的援助称为“苏联的马歇尔计划”。这些援助相当于苏联同时期国民收入的7%。成千上万的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帮助中国人实现工业的现代化，打下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并建立教育和卫生体系。到1956年8月，苏联人以牺牲自己的经济计划为代价，把他们正在生产的大部分新的工业设备运往中国。在苏联精英中普遍流行一种罗曼蒂克的看法，认为中苏关系是“真正的兄弟般的”关系，是基于共同的而不是民族的利益。主席团甚至决定帮助中国人创立他们自己的原子弹计划。随后，苏联的核实验室接到命令，要帮助中国人制造铀弹，甚至要给他们提供一个尚能使用的样品。
在台海危机期间（1954年8月～1955年4月），克里姆林宫对于北京想要“解放”台湾感到不安。克里姆林宫的各位统治者已经吸取了朝鲜战争的教训。如果在远东再次发生战争，那就会妨碍到苏联在欧洲的计划。更糟的是，那会把苏联拖进与美国的冲突之中，而当时美国的战略核力量可以覆盖和摧毁苏联境内的任何目标，苏军却没有还手之力。尽管如此，克里姆林宫巩固中苏同盟的愿望还是非常强烈的，苏联的各位领导人在台海危机期间主动为中国提供了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支持。在日内瓦峰会上，苏联代表团还呼吁艾森豪威尔采取行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和解。
中苏关系表面上发展势头良好，但实际上，这其中已经埋下最终决裂的种子。中国人赞成成立华沙条约组织，但耐人寻味的是，他们对于苏联外交中的其他做法，尤其是与铁托的重修旧好却讳莫如深。在中国领导层看来，克里姆林宫仍在扮演高级伙伴的角色，而他们想要的是“平等的关系”。历史学家陈兼认为，北京追求一种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平等”，反映出中国人过于自尊的心态。这就意味着无论苏联的新领导层做什么，都无法让中国盟友感到满意。尤其是毛泽东。他想要挑战苏联在共产主义世界的老大地位，并鼓吹与“美帝国主义”的对抗是替代“缓和外交”的真正革命的选择。与此同时，1955年4月底，周恩来参加了亚非国家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万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会上重申，它拥护潘查希拉宣言，也就是从佛教道德准则中借用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在1952年开始提到这些准则；它们成为1954年6月中印谈判的基础]。事后看来，中国的新政策乃是一个竞争对手对于苏联新对外政策的回应。
危机之年
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25日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的抨击，开启了继承权之争的最后也是最戏剧化的阶段。新的档案材料让历史学家们得以围绕这起非同寻常的事件研究苏联国内的政治斗争。在第一书记的支持下，主席团负责为斯大林受害者平反的委员会准备了一份有关斯大林镇压活动的备忘录。委员会从档案中搜集到的事实，对于布尔什维克的老近卫军依照斯大林的命令所搞的迫害活动，给出了一幅生动的画面；难怪就连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的那些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包括该委员会的负责人彼得·波斯佩洛夫（Pyotr Pospelov）都深感震惊。不过，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都反对向大会公开调查结果。赫鲁晓夫则以向大会代表呼吁相威胁，迫使其对手就范。他采取曾经帮助他打击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的那种手段，召开全会并得到不明就里的代表们的正式授权，发表关于斯大林的特别报告。赫鲁晓夫对平反委员会的备忘录仍然感到不满意，就在大会已经开始的情况下，继续准备自己的斯大林报告。当赫鲁晓夫最后宣读自己的发言稿时，他做了即兴发挥。据当时在场的人的描述，他的即兴发挥要比他原先准备的内容更煽情，更直截了当。一不做二不休的赫鲁晓夫，一旦决定摧毁斯大林的偶像，就要把它打得粉碎。如果遇到阻碍，就会把它铲平。
去斯大林化的政治斗争和新对外政策之间暂时看来是互补的。德米特里·谢皮洛夫的蹿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1956年6月取代莫洛托夫成为外交部部长。谢皮洛夫从《真理报》编辑的位置一下子成为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他帮助赫鲁晓夫修改他的秘密报告。谢皮洛夫拥有赫鲁晓夫所没有的特点：受过教育、博学、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熟知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一书记指望他本着对话、妥协、缓和紧张关系的精神，向国外展示苏联外交的新面貌。
到此时为止，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之间的斗争已经让苏联对外政策的日常运转变得复杂起来。即使在1955年7月的全会之后，外交部的官员依然是夹在莫洛托夫的大锤与赫鲁晓夫的铁砧之间。他们的想法与建议成了外交部部长与第一书记之间斗法的武器。结果，这些建议到头来成了牺牲品，被窜改得面目全非并搁置下来。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与政治斗争以及私人恩怨掺和在一起，这种灾难性的现象在莫洛托夫离任后似乎是不见了。据谢皮洛夫自己回忆说，赫鲁晓夫很尊重他，并给予他完全的信任。
谢皮洛夫来到外交部，这使得苏联的对外政策更注意听取专家的意见，也使得改革外交部僵化的组织结构有了可能。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把负责外交的官僚机构与制定对外政策的实际事务分隔开来。外交官和外交部官员都生活在对“腐蚀”的恐惧之中，因为他们与外国人打交道而容易受到怀疑。1955年在纽约参观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苏联记者和作家报告说，苏联外交官让他们想起了“寄居蟹”：他们避免与他们要报道的国家的代表有任何接触。谢皮洛夫擅长的领导风格更注重互动，也更民主。他鼓励改变现状。
但这种改变是短命的。赫鲁晓夫不想要一个强有力的、有独立思想的外交部部长。这一点在埃及领导人纳赛尔决定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而引发的中东危机期间表现得很明显。1956年8月初，主席团派谢皮洛夫到伦敦参加有关这个问题的国际会议。起初，赫鲁晓夫在主席团讲话中主张谨慎，对运河的所有国英国和法国要“婉转、客观、深入分析”，而不是挑衅和强硬。在朱可夫、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等人的支持下，赫鲁晓夫建议，要让西方列强对苏联的意图放心：苏联并不打算“吞并埃及并夺取苏伊士运河”。他建议苏联要指出，其兴趣“只在于船只[在运河中的]航行畅通无阻”。
谢皮洛夫在大会上执行了这些稳健的指示，为推动美苏共同调停此次危机、避免苏联与英法之间过多的摩擦做了大量工作。不过，当西方列强后来拒绝苏方的倡议时，这一点就变得比较困难了。赫鲁晓夫自然就从稳健转向强硬。第一书记想必是准备趁此机会狠狠教训一下伦敦和巴黎，并证明自己与纳赛尔的团结一致。谢皮洛夫没有按照主席团的指示去谴责西方列强的“明目张胆的掠夺和拦路抢劫”。赫鲁晓夫对自己的被保护人显示出的独立性十分恼怒。在1956年8月27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认为谢皮洛夫的自作主张是“危险的”。当埃及与英、法、以色列在10月底爆发战争时，赫鲁晓夫好斗的天性和受到的意识形态的诱惑就战胜了他的稳健。他将首次采用核边缘政策，以戏剧化的方式展示苏联在中东的政治存在。
从1956年夏末开始，波兰就成为苏联集团内部动荡的温床。苏联领导集体虽然刚刚与铁托的南斯拉夫重归于好，但仍然把“波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口号视为华约组织终结的开始。在主席团的内部讨论中，成员们使用的是与《真理报》同样的措辞：“[西方]帝国主义分子”企图用民族道路这种说法“离间我们”，以便“各个击破”。为了支持忠诚的波兰共产党人，主席团同意从波兰安全机构撤走苏联的克格勃顾问并向波兰提供经济援助。但1953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遭遇还历历在目。
1956年10月19日，克里姆林宫的担忧变成了恐慌。当时，它得悉波共在没有与莫斯科协商的情况下就准备召开全会，要用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取代爱德华·奥哈布（Edward Ochab）做他们的领导人，而前者由于“民族主义的离经叛道的行为”已经被波兰统一工人党（波兰共产党）开除，并从1951年一直关押到1954年。同时，波兰领导层还要求波兰军队中的苏联顾问也离开，其中包括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Konstantin Rokossovsky）元帅。他是波兰裔苏联公民，曾经由斯大林任命为波兰国防部部长。赫鲁晓夫和克里姆林宫的其他统治者立即飞往华沙，企图用强硬的言辞和赤裸裸的暴力——出动驻扎在波兰的苏联军队——迫使哥穆尔卡及其波兰同事屈服。10月20日，克里姆林宫代表团愤怒地回到国内。当天，主席团得出结论：“剩下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结束波兰现在的局面。”弗拉基米尔·马林的笔记在此处变得特别地隐晦，但这很可能是克里姆林宫的各位统治者决定采取初步措施，出动苏联军队并更换波兰领导层。不过，在罗科索夫斯基被取消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资格之后，苏联领导集体也就妥协了。赫鲁晓夫突然建议“宽容”，并承认“鉴于目前的情况，应该放弃武力干涉”。主席团一致赞成。
之所以出现这种意外的变化，主要原因想必是克里姆林宫的代表团离开波兰后哥穆尔卡在全会上发表的讲话。他保证建设“社会主义”并履行对华约组织的义务。克里姆林宫的态度发生变化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人的反应。波兰人向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尤其是中国领导人发出呼吁，恳求他们说情并阻止苏联即将开始的入侵。后来，毛泽东在事后声称：“中国共产党明确拒绝了苏联[主张干涉]的建议，并立即派出由刘少奇率领的代表团到莫斯科，想要直接摆明中国的立场。”在中共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之后，毛泽东认为波兰危机的责任在于莫斯科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他在会后立即要求苏联大使巴维尔·尤金（Pavel Yudin）向赫鲁晓夫转达中方的意见：反对武力干涉。
10月23日，布达佩斯和匈牙利的其他地方都起来反抗共产党政权。鉴于这种显而易见的危险，苏联领导集体捐弃嫌隙，依照共识采取了行动。不过，以前的政治分歧和私人恩怨并没有完全消除。去斯大林化和新对外政策的倡导者们完全有理由反对苏联直接武力干涉匈牙利，因为那会使苏联1955年以来向西方推销自己热爱和平的新形象的努力付诸东流。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都明确表示，目前局面的责任在于这些政策和赫鲁晓夫本人。由于主席团还要继续依照共识采取行动，其内部的不和还不会导致公开的决裂。赫鲁晓夫的支持者，甚至包括赫鲁晓夫本人，都根据这些争论的方向和框架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就像1953年春季和夏季有关德国问题的讨论一样，在匈牙利问题上的决策过程也是混乱不堪，这反映出形势以及克里姆林宫政治家们对于个人的和政治的考量的复杂性。10月26日，在主席团中，无论是赫鲁晓夫的支持者还是他暗中的敌人，都同意把苏联军队开进布达佩斯。不过，到了10月30日，主席团又主张谈判，并就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批准了有关新指导原则的宣言。
长期以来，外国观察家都认为该宣言是莫斯科的一个骗人的花招，但历史学家们近来了解到，该宣言是主席团经过复杂的争论的结果。正是在争论中最后才做出放弃在匈牙利动武的决定。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次出兵没能起到扑灭布达佩斯骚乱的决定性作用，还造成了大量伤亡。身在布达佩斯的主席团特使米高扬，坚决主张谈判和妥协。另一位特使米哈伊尔·苏斯洛夫也只好如此。朱可夫和马林科夫也支持撤军。
在主席团讨论中，一个意想不到的因素是受到来自刘少奇率领的中国代表团的压力。中国人在10月23日来到莫斯科，本来是要讨论波兰问题，但在克里姆林宫讨论匈牙利革命时他们却管起了闲事。毛泽东一开始并不了解布达佩斯街头的情况。他指示在莫斯科的代表团反对苏联干涉波兰和匈牙利的事务。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华约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中国人居然建议苏联领导层遵守万隆会议的“和平共处”等原则。显然，毛觉得此时是个好机会，可以趁调停苏联人与其东欧卫星国关系之际，教训一下苏联人，灭灭他们的“帝国主义”气焰，并提高中共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核心地位。受其支持者以及中共意见的影响，赫鲁晓夫建议谈判并根据中国人的建议发表宣言。
建议对匈牙利采取放任政策造成了主席团的分裂。布尔加宁、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认为苏联有权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这自然意味着苏联可以用武力恢复共产党政权。当时的外交部部长谢皮洛夫发表了雄辩的讲话，赞成撤军。他说，事态发展的过程说明，“我们与这些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出现了危机。反苏分子遍布”中欧，所以，宣言只是在苏联与其他华约国家之间“消除强制命令”的第一步。朱可夫、叶卡捷琳娜·福尔采娃（Ekaterina Furtseva）、马特维·萨布罗夫也一个接着一个发言支持撤军。
第二天，也就是10月31日，不干涉主义的势头被逆转了。当时，主席团通过投票，一致同意命令伊万·科涅夫（Ivan Konev）元帅做好准备，对匈牙利进行决定性的武力干涉。马特维·萨布罗夫提醒主席团注意，如果对匈牙利进行武力干涉，那将“证明北约是正确的”，这一点他们在昨天已经取得了一致。莫洛托夫冷冷地回击说，“昨天的决议只是个折中方案”。主席团的其他成员也都这样认为——这就推翻了他们二十四小时前刚刚说过的话。
有些学者把这种惊人的出尔反尔归因于外部的事态发展，尤其是：有报告说匈牙利共产党人遭受了可怕的私刑；哥穆尔卡担心如果匈牙利共产党政权垮台，下一个就会轮到波兰；法国、英国和以色列入侵埃及。在苏联国内也产生了巨大的“溢出”效应：波罗的海地区和西乌克兰发生了骚乱，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城市的学生举行了反饥饿的罢课和示威活动。在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群体中，对领导层的信任已经下降。不过，所有这些因素和新的情况前一天就已经存在。法英对埃及的宣战不太可能引起赫鲁晓夫立场的转变。例如，在10月28日，这位苏联领导人对于苏伊士运河危机是这样说的：“英国人和法国人正在埃及挑起事端。我们不要跟他们搅在一起。”换句话说，他不希望苏联被看作侵略国，准备入侵别的国家。然而，在10月31日，对于同样的形势赫鲁晓夫却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如果我们离开匈牙利，就会大大助长美、英、法那些帝国主义分子的气焰。他们想先搞掉埃及，然后就是匈牙利。”扭转局面的决定性消息是匈牙利领导人伊姆雷·纳吉（Imre Nagy）的声明：他的政府已决定让匈牙利退出华约组织。
赫鲁晓夫陷入了困境。他不想破坏自己的对外政策和苏联的新形象。同时，他又一直担心苏联有可能退出中欧，那样一来，他在领导集体中的对手就会占得上风。他的担心很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党组织中的多数人以及军队的上层都认为，激进的去斯大林化是赫鲁晓夫在政治上犯下的大错。10月31日，赫鲁晓夫抢在他的批评者之前主张采取强硬手段，要不然，一旦他“丢掉”匈牙利，他们就会掐住他的脖子。与此同时，鉴于莫洛托夫批评他采取单边主义行动，赫鲁晓夫决定，只有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中共以及铁托的南斯拉夫同意的前提下，才会采取武力干涉。经过数日的奔走与磋商，武力干涉的选择终于得到一致赞同。1956年11月4日早晨，科涅夫元帅的军队入侵匈牙利。米高扬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苏联对匈牙利的干涉“埋葬”了缓和的希望。在苏联国内，对学生、工人和知识分子的逮捕和驱逐的浪潮取代了自由化进程。走出危机的第一书记看上去几乎像个瘸腿鸭。在11月初主席团有关匈牙利问题的讨论中，赫鲁晓夫一反常态，默不作声。当他像以往一样想要责备莫洛托夫的时候，后者斥责他说：“你不要再对我们充老大了。”中国领导层对苏联人讲话的声音也开始比以前高多了。据中方对事态发展的描述，中国的干预拯救了波兰，使之免遭苏联的入侵，但后来又帮助犹豫不决的赫鲁晓夫下定决心，在匈牙利恢复“社会主义”。在苏联入侵匈牙利之后，周恩来访问了中欧，然后又在1957年1月18日访问了莫斯科。周恩来向赫鲁晓夫提出了三点批评：缺乏全面的分析；缺乏自我批评；缺乏与兄弟国家的协商。他在离开时的印象是，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还不够老练，政治上还不够成熟。
处于弱势的赫鲁晓夫需要毛的友谊因而容忍了中国人的新角色。在与周恩来会谈时，他接受了中国人的批评。在中国大使馆的招待会上，他要求全体共产党人“向斯大林学习如何战斗”。后来，莫洛托夫带着讥讽回忆说：“当周恩来同志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大讲特讲，所有人都要成为斯大林那样的共产党人；但当周恩来走了，我们就不再提了。”
认为“铁托主义者”永远不会成为可靠的朋友和盟友的莫洛托夫，在苏南关系于1955年和解后又开始变坏的时候，想必有一种既苦又甜的感觉。尽管铁托支持苏联的决定，对匈牙利进行干涉并免去匈牙利领导人伊姆雷·纳吉的政治职务，但当纳吉和他的同志们最后几乎是误打误撞躲进了布达佩斯的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时候，他还是感到很为难。铁托珍惜南斯拉夫在国际上的独立的名声，拒绝把纳吉交给苏联人。在铁托与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之间随后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接着，在1956年11月11日的普拉（Pula）讲话中，铁托谈到斯大林主义的“体制原因”，认为匈牙利悲剧的部分责任在于苏共内部的保守势力。他还说，共产党现在可以分为两类：要么是斯大林主义的，要么是非斯大林主义的。此次讲话激怒了赫鲁晓夫，他有几年一直说它是“背叛的、卑鄙的”。主席团通过表决决定，在《真理报》上与铁托进行公开的意识形态论战。在克格勃设法将纳吉及其同志从南斯拉夫大使馆骗出来并逮捕和关押在罗马尼亚之后，形势并没有好转。后来，罗马尼亚人又把他们移交给亚诺什·卡达尔（Janos Kadar）的匈牙利傀儡政府。纳吉和他的一些同志在经过秘密审判后被处死，此举得到了克里姆林宫和欧洲的各位共产党领导人的同意。铁托在私下里想必是松了口气，而在公开场合，南斯拉夫政府则对处死纳吉等人表示抗议。
无论是在斯大林主义者还是在反斯大林主义者当中，赫鲁晓夫的出尔反尔都削弱了自己作为国务活动家的权威。中央委员会收到大量党员来信，里面充满了对赫鲁晓夫领导能力的失望，甚至是鄙视。有人要求恢复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务活动家的名誉，并警告说，如果赫鲁晓夫继续为所欲为，苏联就会在敌人面前束手就擒。其他人则表示不清楚党中央是不是有“两个赫鲁晓夫”：一个谴责斯大林，另一个却要求苏联人民向他学习。
集体领导体制的终结
赫鲁晓夫的权威遭到削弱，这给了他在主席团的对手联手反对他的勇气。1957年6月，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觉得此时正是扳倒赫鲁晓夫的好机会，于是便在主席团会议上对他发难。赫鲁晓夫是极少数没有看到自己的权威地位处在危险之中的人之一。“他似乎是有意树敌，”米高扬后来回忆说，“但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赫鲁晓夫竟然与自己从前的盟友如马林科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的关系也疏远了，后者都参与到反对他的阴谋之中。就连德米特里·谢皮洛夫也认为，赫鲁晓夫该走人了。但是，对于这些阴谋者来说，问题在于他们在政治观点上不一致：莫洛托夫和谢皮洛夫批评赫鲁晓夫的角度大不一样，原因也不相同。阴谋者们还忘记了一点：赫鲁晓夫手中掌握着所有的国家权力。书记处的大多数成员都是赫鲁晓夫的门徒，他们支持他反对主席团中的统治者。事实证明，国防部部长朱可夫元帅和克格勃主席伊万·谢罗夫，是整个危机期间起到了关键作用的盟友。在书记处成员及朱可夫和谢罗夫的帮助下，赫鲁晓夫紧急召开了中央全会，恢复了自己的最高权威并指责阴谋者是“反党集团”。有关1957年6月全会的材料，尽管明显偏向于获得胜利的赫鲁晓夫而不利于作为他的对手的“反党集团”，还是可以使人对于苏联错综复杂的政治内幕和对外政策有相当深入的了解。
反对派指责赫鲁晓夫破坏集体领导，在对外政策的决策和其他问题上一手遮天。莫洛托夫公开反对赫鲁晓夫处理国际关系的新原则，即苏美两个核大国之间的协议，可以成为缓和国际局势的坚实基础。莫洛托夫的看法是，只要有帝国主义，迟早会再次爆发世界大战。他还声称，赫鲁晓夫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忽视了“除苏联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用。除了国际关系原则的分歧之外，莫洛托夫还很看不惯赫鲁晓夫的土气、粗鲁、不拘小节的作风以及他的个性化的外交方式。
米高扬对反对派进行了最有力的回击。他回顾了最近在波兰、匈牙利和苏伊士运河的一系列危机，认为苏联领导层的团结和赫鲁晓夫的大胆行动，是成功处置这些危机的原因之一。米高扬还指责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对于与中欧共产党国家以及中立国奥地利和芬兰的经贸关系，抱有一种狭隘的、完全从预算考虑的态度。他说，相反，赫鲁晓夫认为对这些国家的补贴是完全必要的，是苏联的安全利益所要求的。“我们认为，为了巩固奥地利的中立地位，我们必须为我们在那里的影响力打下经济上的基础，这样，西德才不会完全控制奥地利[的经济和贸易]。”至于苏联集团，“如果我们让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了[采购]订单，那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就会解体”。
相比于赫鲁晓夫的制造危机和补贴，参加全会的代表有许多人更同情莫洛托夫的保守观点。党和国家的精英并不赞成缓和，他们中许多人都比主席团中“开明”的多数派更为强硬、好斗和僵化。在批判莫洛托夫的教条主义和斯大林对外政策错误的同时，多数人在全会对国际事务和军事安全的讨论中，都使用了带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语言。不过，决定其立场的并不是对外政策。相反，有些代表担心，如果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赢了，“还会流血”。另外，老寡头集团的下台意味着赫鲁晓夫任命的人可以得到提升。有一位发言者指责说，莫洛托夫“还以为我们穿着短裤呢”。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也属于取代遭到清洗的政治寡头的那个集团。正如后来所表明的，1957年后的新主席团充满了庸碌之辈，他们在能力、天赋、知识和眼界方面都赶不上老一代寡头。但是从赫鲁晓夫角度来看，他们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完全依赖他。
10月，赫鲁晓夫到达了权力的顶峰。他解除了自己最大的盟友、国防部部长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的职务——朱可夫有时也扮演批评者和独立派的角色。像以往一样，他在1957年10月28～29日召开了一次特别全会来使自己的行动合法化。全会的文字记录没怎么透露此次事件的细节，但它表明，赫鲁晓夫对朱可夫连同总参情报总局局长谢尔盖·什捷缅科（Sergei Shtemenko）阴谋反对他的怀疑并不是一点根据没有（至少是在当前后斯大林时代权力斗争的气氛下），但更可能是由于赫鲁晓夫从克格勃那里听说了他想要听到的有关朱可夫的事情。就在此前不久，朱可夫和安德烈·葛罗米柯一起向主席团建议，莫斯科应接受美国人提出的“开放天空”的主张。他认为如果苏联开出附加条件，那美国就会打退堂鼓。赫鲁晓夫不相信，于是便在10月的全会上借此事批评朱可夫对艾森豪威尔的建议表现软弱，而且还煽动战争——他声称朱可夫想利用空中侦察准备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内讧扼杀了本来充满希望的外交机遇，而且这还不是最后一次。
撇开那些莫须有的指控，此次全会还是可以使人们对苏联最高军政领导的思想和讨论获得一些深入的、有价值的认识。赫鲁晓夫试图向代表们尤其是军方证明，是他而不是朱可夫更清楚如何把外交上的和平攻势与加强军事实力结合起来。不管对于整个事件有什么样的疑问，苏联军方还是一致支持党的领袖而谴责朱可夫。
在赫鲁晓夫统治时期，这是把对重大对外政策的讨论变成高层权力斗争工具的最后一次全会。集体领导以及克里姆林宫周期性的内讧此时都成了历史。逐渐被一群唯唯诺诺的人所包围的赫鲁晓夫，很快就发现自己成了一个脱离现实的决策者。在搞掉“反党集团”和朱可夫之后，主席团的政策讨论很快就变成了毫无生气的例行公事。作为一个靠自学成才的人，赫鲁晓夫有着不一般的精明与直觉，没有感觉到有多需要外界专家的意见与建议。在克格勃、外交部和中央委员会中仍然存在的不管什么样的分析机构，在赫鲁晓夫时代都逐渐败落了。
从赫鲁晓夫选的接替谢皮洛夫的人选就可以看出他的意图。阴郁而缺乏魅力的安德烈·葛罗米柯是不可能在国际舞台上有所作为的，而且也的确没有。赫鲁晓夫决定亲自上阵，就跟他扮演自己的情报主管、农业部部长和其他许多角色一样，也自己做自己的外交部部长。年轻而又温文尔雅的外交官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在1958年4月成了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助理。他回忆说自己当时立刻觉得，苏联的对外政策即将发生重大变化。那位在国内政治斗争中获胜的苏联领导人，觉得他已经准备好要在对外政策上有所突破。他急于向政治精英和军方证明，在扩大苏联的力量与影响方面，他可以超越斯大林。
Troyanovsky，“Making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213-14.
Immerman，“‘Trust in the Lord but Keep Your Powder Dry’”；Trachtenberg，Constructed Peace，132-45；Mitrovich，Undermining theKremlin；Brooks，“Stalin's Ghost.”
参见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以及Bekes，Byrne，and Rainer，1956 Hangarian Revolution。关于苏联内政与外交之间的关系，参见Richter，Khrushchev's Double Bind；Brooks，“Stalin's Ghost”；Taubman，Khrushchev，chaps.10-14。
在1952年10月之前，“寡头”圈子包括斯大林的中央主席团的下列成员：克莱门特·伏罗希洛夫、尼古拉·布尔加宁、拉夫连季·贝利亚、拉扎·卡冈诺维奇、尼基塔·赫鲁晓夫、格奥尔吉·马林科夫、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和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马特维·萨布罗夫和米哈伊尔·别尔乌辛在这个集团中资历较浅。
参见Mikoyan，Tak Bylo，555-58，572-74；Khlevniuk et al.，Prezidium TsK VKP（b）i Sovet Miriistrov SSSR；1952年10月全会的文件见于RGANI，f.2，op.1，d.21-22；大量关于斯大林1952年10月讲话的回忆，参见Simonov，“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96-99。
Gorlizki and Khlevniuk，Cold Peace，6；Chuev，Sto sorok besed，471；Mikoyan，Tak bylo，584.
参见1955年1月31日的主席团会议，备忘录第105号，见于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37。
Eimontova，“Iz Dnevnikov Sergeia Sergeevicha Dmitrieva，”160.
铭文中有一句是：“进来的人们，你们必须把一切希望抛开！”——译者注
Zubok，“CPSU Plenums，Leadership Struggles，and Soviet Cold War Politics，”28-33；《文学报》主编V.A.科切托夫（V.A.Kochetov）的笔记，大约于1955年，RGALI，f.634，op.4，d.1516，I.13。
Izvestia，August9，1953；农民收入从1953年的130亿卢布增长到1954年的250亿卢布。苏联最高苏维埃党员会议的速记报告，1955年2月8日，APRF，f.52，op.1，d.285，1.1-34，公布于Istochnik 6（2003）；Mikoyan，Tak Bylo，518；Aksyutin，Khrushchevskaia“ottepel”I obschestvenniie nastroeniia v SSSR v 1953-1964 gg，53-57。
Sakharov，Vospominaniia，230；Holloway，Stalin and the Bomb，337.
关于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在这一领域的钩心斗角，参见ElenaZubkova，“Rivalry with Malenkov，”78-81；Mikoyan，Tak bylo，599-600；Taubman，Khrushchev，262-63。
Barsukov，“Rise to Power，”52；Taubman，Khrushchev，258-64.
参见1955年1月22日和31日的主席团会议，见于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35-38
1955年1月25-31日的中央全会，备忘录第7号，RGANI，f.2，op.1，d.127，1.45；CWIHP Bulletin，no.10（March 1998）：34-35；Khrushchev，“Memuari Nikiti Sergeevicha Khrushcheva，”70。
参见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37、887页中布尔加宁、别尔乌辛和伏罗希洛夫的看法；另见1955年2月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党员会议的速记报告，APRF，f.52，op.1，d.285，1.1-34，公布于Istochnik 6（2003）。
中央主席团会议，备忘录第66号，1954年12月20日，以及备忘录第106号，1955年2月7日，见于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29-31，40。
Zubkova，“Rivalry with Malenkov，”76；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36-72.
Fursenko et al.，Presidium TsK KPSS，1：29-31.
关于苏联与奥地利谈判的背景，参见Stourzh，Um Einheit und Freiheit；另见Bischof，Austria in the First Cold War，130-49。
Zubok，“Soviet Foreign Policy in Germany and Austria，”21-24.另见Mastny，“NATO in the Beholder's Eye，”61-62。
有关1955年5月19日主席团会议的评论，参见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41，888-90。
CWIHP Bulletin，no.10（March 1998）：43.
Troyanovsky，“Making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214；莫洛托夫在苏共中央全会的讲话，1955年7月9日，RGANI，f.2，op.l，d.l73，l.3；莫洛托夫在这里是指1948年哥穆尔卡被免去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职务后又以“民族分离主义”罪名被捕。详情及有关文献参见Volokitina et al.，Vostochnaia Evropa，1：505-11。
苏共中央全会，1955年7月9日，RGANI，f.2，op.1，d.172，1.76，87；CWIHP Bulletin，no.10（March1998）：29，38。
在5月25日的主席团会议上，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反对使用这一遁词。布尔加宁说，“那你们就会[指责]斯大林了”。参见布尔加宁、米高扬在1955年5月19～23日主席团会议上的看法，见于Fursenko el al.，Prezidium TsK KPSS，1：43，45，46。
RGANI，f.2，op.l，d.173，1.4.
Khrushchev，“Memuari Nikiti Sergeevicha Khrushcheva，”82，84，85；RGANI，f.2，op.1，d.173，1.40；Istoricheskii arkhiv 4（1993）：77.
转引自Immerman，“‘Trust in the Lord but Keep Your Powder Dry，’”48-49。
Troyanovsky，“Nikita Khrushchev and the Making of Soviet ForeignPolicy，”38.
Prozumenscikov，“Nach Stalins Tod，”750.
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93；另见Troyanovsky，“NikitaKhrushchev and the Making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7。
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93，94.
Stenograficheskaia zapis zasedania Prezidiuma TsK KPSS po voprosu“O direktivakh sovetskoi delegatsii v Komitete desiati po razoruzheniiu，”February 1，1960，见于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424。
沃伊捷赫·马斯特尼认为，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有更为深远的目标：在将来有关欧洲共同安全的谈判中，用华约与北约“对子”。“让虚幻的东欧同盟与真实的西欧同盟一道解散，同时却不触动莫斯科与其附属国之间的双边军事条约网络，这样一种体系将会使苏联作为其最强大的成员，成为欧洲安全的主宰。”Mastny，“NATO in the Beholder's Eye，”66.在我看来，苏联的目标更为直接。
Zubok，“Soviet Foreign Policy in Germany and Austria”；Prozumenscikov，“Nach Stalins Tod，”747-51.
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93，94.
Khlevniuk et al.，Stalin i Kaganovich，159-63；Zubok and Pechatnov，“Stalin and the Wall Street”（尚未发表）。
对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的采访，莫斯科，1994年5月6日；作者与罗斯季斯拉夫·谢尔盖耶夫（Rostislav Sergeev）的交谈，莫斯科，1994年5月14日。
Caute，Dancer Defects，411；Adzhubei，Krushenie illuzii.Vremia v sobitiakh i litsakh，128-35.
Zubok，“Nebo nad sverkhderzhavami，”47-55.
对克里姆林宫政治斗争进行更为仔细的分析可以发现，1955年莫洛托夫在克里姆林宫的各个寡头当中实际上是孤立的（尽管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在某些问题上跟他站在一边），因为他怀疑而且有时候反对“新对外政策”。参见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35-158。
备忘录第184号。Zasedaniie 30 janvaria 1956.有关苏共中央提交给苏共二十大的报告草案的意见交换，见于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90.92。
Taubman，Khrushchev，xvii-xx.
Ibid.，330.赫鲁晓夫在列宁格勒市和列宁格勒地区党组织大会上的讲话，1954年5月8日，APRF，f.52，op.l，d.398，1.222-38；1959年7月1日中央主席团会议的速记报告，见于Fursenko et al.，Presidium TsK KPSS，1：256-87。
Troyanovsky，“Nikita Khrushchev and the Making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5.
在1954年1～2月的外长柏林会议上，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提出了他的计划。艾登计划的实质是，要求在德国各地举行自由选举以成立一个全德政府，并由这个全德政府与四个占领国进行谈判并签订和约。统一后的德国可以自由选择或拒绝与东方或西方结盟。参见Dockrill，“Eden Plan and European Security，”162-89；另见Varsori，“Gouvemement Eden et I'Union Sovietique”。
“关于在即将举行的四国政府领导人会议上美、英、法各国政府在德国问题上的立场”，情报委员会备忘录，1955年6月，AFPRF，f.595，op.6，р O г.51，d.769，d.51，1.29-47；“在即将举行的四国政府领导人会议上西方各国在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问题上的立场”，AFPRF，f.898，op.6，d.769，1.48-63；RGANI，f.89，per.70，dokument7，1.6。
RGANI，f.89，per.70，dokument7，1.6.苏方的估计大体上是正确的；参见安东尼奥·瓦索利（Antonio Varsori）对英国以及科莱特·巴比尔（Collette Barbie）对法国在日内瓦会议上的目标的看法，Bischofand Dockrill，Cold War Respite，75-116。
Khrushchev，“Memuari Nikiti Sergeevicha Khrushcheva，”69；FRUS，1955-57，5：259，417-18；Richter，Khrushchev's Double Bind，71；Taubman，Khrushchev，349-53.
Immerman，“‘Trust in the Lord but Keep Your Powder Dry，’”49.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256次会议讨论备忘录，华盛顿，1955年7月28日，见于FRUS，1955-57，5：534。
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时任该委员会高级分析员，作为随行情报小组的成员也在日内瓦。与作者的晤谈，莫斯科，1990年4月16日。
Prados，“Open Skies and Closed Minds，”224-25，232-33；另见Rostow，Open Skies.
FRUS，1955-57，5：534.
Dobrynin，In Confidence，38.
更多内容见于Smirnov and Zubok，“Nuclear Weapons after Stalin's Death，”16；另见FRUS，1955-57，5：413。
“Zapis besedi N.A.Bulganina s Poslom KNR v SSSR Liu Qiao，”March 19，1955，RGANI，f.5，op.30，d.116，1.19；Eimontova，“Iz Dnevnikov Sergeia Sergeevicha Dmilrieva，”Otechesvennaia istoriia1（2000）：161.
阿登纳认为此次大国峰会不会在德国统一问题上达成一致。苏联之行对他来说只是个策略，以防中立主义情绪在西德抬头。参见Schwarz，Die Ära Adenauer，以及该作者编的Entspannung und Wiedervereinigung；Conze，“No Way Back to Potsdam，”209-10。苏联人对阿登纳的动机十分清楚。例如，可参见《真理报》驻西德记者巴维尔·瑙莫夫（Pavel Naumov）1955年7月3日的备忘录，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在7月20日日内瓦峰会开始的当天看到了这份备忘录，见于RGANI，f.5，op.30，d.114，1.176-77。
类似的看法见于Harrison，Driving the Soviets Up the Wall，47-48，53-57。
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900；更多细节参见Zubok，“Multi-Level Dynamics of Moscow's German Policy”。
主席团会议备忘录第168号，1957年11月6日和1958年11月7日，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58-60，900，
Kolokolov et al.，Sovetsko-Izrailskie otnosheniia，2：430-36；“Omeropriiatiakh SShA poprevrashcheniiu Izrailia v voienny platsdarm naBlizhnem Vostoke，”KI to Stalin on September 19，1952，AVPRF，f.595，op.6，por.8，d.769，1.74-87.
Naumkin，Blizhnevostochnii konflikt，1：114，139-41，148，149-56，170-71，180-81；1952年12月9日情报委员会就埃及的形势问题给斯大林的报告，AVPRF，f.595，op.6，por.8，d.569，1.45-48；1954年3月8日情报委员会有关纳赛尔的情况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AVPRF，f.595，d.769，1.25。
Zubok，“Soviet Intelligence and the Cold War，”466-68.
Mlechin，MID：Ministri inostrannikh del，335-36；Sakharov，Vospominania，247.
苏联外交部近东和中东司的情报，1955年7月18日，见于Naumkin，Blizhnevostochnii konflikt，1：306-7；另见第301，328，333-34，335，340-44，365-67页。
Gaiduk，Confronting Vietnam，15-16；Olsen，“Changing Alliances，”65-66.
参见Qiang Zhai，Dragon，the Lion，and the Eagle，175；美方有关此次危机的战略观点，参见Chang，Friends and Enemies，129-42；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217-18。
Westad，Global Cold War，69；Fursenko，Presidium TsK KPSS，1：154-55，162-63；“USSR-PRC（1949-1983），Documents and Materials，Part I，1949-1963”（Moscow：Historical-Diplomatic Division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USSR，Moscow，1985），AVPRF，145-46，147-48；Negin and Smirnov，“Did the USSR Share Its Atomic Secrets with China？”303-17.
Chen Jian，Mao's Chiria and the Cold War，167-69.在1955年7月的一年一度的飞行表演期间，为了给西方国家的武官留下深刻的印象，苏联人用了一条险计：让唯一一个可用的、由十架M-4轰炸机组成的航空联队在上空飞了三次。Zaloga，Kremlin's Nuclear Sword，24.
FRUS，1955-57，5：416.
参见苏联大使巴维尔·尤金（Pavel Yudin）在1955年3月8日和5月25日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AVPRF，由温格罗夫（Wingrove）翻译并发表，“Mao’s Conversations with the Soviet Ambassador，”28，35-41.
Chen Jian，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42-43；Chen Jian，Mao'sChina and the Cold War，63.
Chang，Friends and Enemies，137；Qiang Zhai，Dragon，the Lion，and the Eagle，173-74.
Eimermacher et al.，Doklad N.S.Khrushcheva O kulte lichnosti；Nikolai Barsukov，“Kak sozdavalsia 'zakritii doklad Khrushcheva，”Literaturnaia Gazeta，February 21，1996；Roy Medvedev and Vladimir Naumov，“XXs'ezd：taina zakrytogo zasedaniia，”Vechernii klub，February 26，1996；Aksyutin and Pyzhikov，“O podgotovke zakrytogo doklada N.S.Khrushcheva XX s'ezdu KPSS v svete novikh dokumentov，”107-17.
关于波斯佩洛夫的反应，参见Mikoyan，Tak bylo，592。
Mikoyan，Tak bylo，594；“lz rabochei protokolnoi zapisi zasedaniiaPrezidiuma TsK KPSS，”February 9，1956，and Stenogramma PlenumaTsK KPSS，February 13，1956，见于Eimermacher et al.，Doklad N.S.Khrushcheva o kulte lichnosti，234-37，241-43。
Yakovlev，Omut pamiati，116.
特罗扬诺夫斯基在自己的书中评论说，在日内瓦峰会期间发生这样的冲突，“对重要国事产生了负面影响”。Troyanovsky，Cherez god i irasstoiania，189；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95.
Chuev，Kaganovich，Shepilov，342，352.
“Opovedenii sovetskikh diplomatov，”代表团成员、作家鲍里斯·波列伏依（Boris Polevoi）给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报告，RGALI，f.631，op.26，d.3826，1.9-10。
主席团会议，1956年8月11日，备忘录第32号，见于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156-57。
Chuev，Kaganovich，Shepilov，352；Fursenko and Naftali，Khrushchev's Cold War，101-6.
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156-59，162-63；Mlechin，MID：Ministri inostrannikh del，343；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在1957年6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没有发表的讲话，见于Kovaleva et al.，Molotov，Malenkov，Kaganovich，678。
不同的看法参见Narinsky，“Sovetskii Soiuz i Suetskii krizis 1956 goda，”54-66。
Fursenko et al.，Presidium TsK KPSS，2：359-62.
主席团1956年7月9日、12日以及10月4日、20日和21日的会议记录，见于Fursenko et al.，Presidium TsK KPSS，1：149，168，173-75；Granville，First Domino，121-23。主席团决定召开华约组织其他成员国共产党的紧急会议。在马林的笔记中还有一些不详的话，如“准备好文件”和“成立委员会”都可以有各种解释。谢尔戈·米高扬声称，他听到自己父亲、赫鲁晓夫以及其他领导人商量对波兰的武装入侵[2001年7月3日他在俄罗斯萨拉托夫（Saratov）的国际研讨会上的报告]。关于波兰方面，参见Gluchowski，Soviet-Polish Confrontation of October，1956。
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146-48·这一段内容也是基于利奥·格卢霍夫斯基（Leo Gluchowski）公开的、存于国家安全档案馆的文件。
该宣言的原文发表在1956年10月31日的《真理报》上。有关匈牙利革命的匈牙利及其他各方的原始材料，参见《1956年的匈牙利与世界：新的档案材料》这本小册子。它是由国家安全档案馆、冷战国际史项目和1956年匈牙利革命史研究所于1996年9月26～29日在布达佩斯编撰的。
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180，181，185，188-90；Kramer，“New Evidence on Soviet Decision-Making，”389-92.
关于中方的作用，参见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178-79，188-89；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150-57。
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1988-91.
Ibid.，1：191-92；Kramer，“New Evidence on Soviet Decision-Making，”393.
马克·克雷默和约翰娜·格兰维尔（Johanna Granville）更强调苏伊士危机和“溢出”效应方面的因素。参见Kramer，“New Evidence on Soviet Decision-Making，”369-71；以及Granville，First Domino。不过，亚历山大·斯蒂卡林（Alexander Stykalin）认为，克里姆林宫的决策最终是受中共、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意见的影响；参见他的Prervannaia revoliutsia；Gluchowski，“Khrushchev，Gomulka，and the‘Polish October.，’”1，38-49。
马林的笔记，1956年10月28日，见于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186，191。
Yakovlev，Omut pamiati，117.
关于铁托和哥穆尔卡的立场，参见Granville，First Domino，100-121。
Mikoyan，Tak Bylo，604；马林的笔记，1956年11月4日，见于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202。
关于中国人对于事态进程的描述，参见Shi Zhe，“At the Side of Mao Ze-dong and Stalin：Shi Zhe's Memoirs，”由陈兼翻译（引文得到了他的许可）；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158-62；Zubok，“‘Look What Chaos in the Beautiful Socialist Camp！’”153。
周恩来在1957年1月24日的有关苏联的评论由张曙光和陈兼翻译并发表，见于“Emerging Disputes between Beijing and Moscow，”153-54；另参见邓小平在1963年7月5～20日的莫斯科会议上对苏联代表团的讲话，复印件见于SAPMO-BArch，JIV2/207698，S."75。据陈兼的看法，毛在国内的几次讲话都强调赫鲁晓夫及其同事不仅放弃了“斯大林的旗帜”，而且也放弃了“列宁的旗帜”。现在轮到中国杠起这面大旗了。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158-62.
莫洛托夫在1957年6月中央全会上的讲话，见于Kovaleva et al.，Molotov，Malenkov，Kaganovich，131。
Kovaleva et al.，Molotov，Kaganovich，Malenkov，128；Pravda，November19 and 23，1956；赫鲁晓夫1962年5月16日在瓦尔纳（Varna）的讲话，发表于Istochnik 6（2003）：136；关于铁托的自相矛盾的行为背后的原因，参见Granville，“Tito and the‘Nagy Affair，’”23-57；Rainer，Nagy Imre，2：347关于赫鲁晓夫对铁托态度转变的反应，参见Tischler，“Poland's October and the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1957年5月3日安东宁娜·彼得松（Antonina Peterson）致谢皮洛夫，1957年1月25日工程师M.彼得雷金（M. Petrygin）致苏共中央，1957年1月30日P.涅斯捷罗夫（P. Nesterov）上校致赫鲁晓夫，RGANI，f.5，op.30，d.189，1.1-6，29-30，及d.190，1.142-62。
Mikoyan，Tak bylo，599，602.
“Posledniaia‘antipartiinaia’gruppa.Stenograficheskii otchet iiunskogo（1957）plenuma TsK KPSS，”Istoricheskii arkhiv 3，4，5，6（1993）及1，2（1994）；至于没有经过编辑的同样的材料，参见Kovaleva et al.，Molotov，Malenkov，Kaganovich。
Istoricheskii arkhiv 3（1993）：74-75.
Istoricheskii arkhiv 4（1993）：27，29.
Istoricheskii arkhiv 3（1993）：79.
有关这两群人的比较，参见Mikoyan，Tak Bylo，604。
Naumov et al.，Georgii Zhukov，297，425；Fursenko et al.，PresidiumTsK KPSS，1：252，263-64，以及1011-1012页的评论；Dobrynin，In Confidence，37-38。至于朱可夫对赫鲁晓夫的批评，参见Taubman，Khrushchev，314。
Naumov et al.，Georgii Zhukov，379.
Zubok，“Soviet Intelligence and the Cold War，”453-72.
Troyanovsky，“Making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