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的核教育，1953～1963
要把这个装置[核弹]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资本主义者头上。
——赫鲁晓夫致苏联核设计人员，1961年7月
1957年10月4日，苏联用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了一颗运行轨道经过北美上空的卫星——“斯普特尼克”号。这是一颗没有危险的、用于和平用途的卫星，但美国分析家还是认为，同样的导弹可以携带数百万吨级的核弹。这些专家几乎立即就发出警告，说这种“在导弹上的差距”最后有可能使苏联能够以突然进攻的方式摧毁美国的战略力量。这勾起了美国人对珍珠港事件的黑色记忆，让他们一下子失去了安全感。在美国各地，中产阶级家庭都在省钱建造防核辐射的掩体。儿童们要参加可怕的民防演习，学习怎样在核爆炸中用桌子保护自己。我的一位朋友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纽约长大的。他回忆说，有一次演习，他还朝曼哈顿方向看了看，看看帝国大厦是否还在那儿。
实际上，害怕受到核攻击的应该是苏联人。当时的战略军事力量对比对美国极为有利。斯蒂芬·扎洛加（Steven Zaloga）写道，苏联的战略防御力量“耗资巨大，但技术上不可靠，肯定要提前报废”。要是美国人率先发动打击，苏联人就没有可用来反击的战略核力量。同时，美国依靠的是“首先使用”原子武器的战略。为了防止苏联人占领西欧，美国人计划用核武器对付苏联。五角大楼不仅在美国本土，还在英国、西德、意大利和土耳其这些盟国的领土上建立了战略轰炸机和导弹基地。
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于苏联对热核革命以及与美国的核武竞赛的反应所知甚少。有些学者认为，核武器方面的因素迫使莫斯科在冷战中采取了更加负责、更加谨慎的行为。实际上恰恰相反。美国人采取的遏制战略和他们拥有的战略优势，让苏联人在抵抗和无条件投降之间别无选择。反复无常的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了抵抗。他决定打出核边缘政策（brinkmanship）这张牌，也就是在国际危机中最后用核导弹说话，来压过美国人的核优势。他的选择把苏联拖进了整个冷战中最危险的冒险活动。
核弹与教条
在斯大林去世的时候，热核革命才刚刚开始。到1953年，苏联已经制造出几个型号的原子武器、中程导弹、反导防御系统、巡航导弹和核潜艇。但事实证明，它仅仅是提升苏联战略核力量的第一个阶段。苏联核工程的老兵维克托·阿达姆斯基（Viktor Adamsky）回忆说，“1953-1962年这几年，热核武器的发展成果是最多的”。
斯大林在世的时候，政治局对原子弹计划的讨论，即使有，也是很少的；有关美苏核试验的情况，一向只有少数官员知道，包括拉夫连季·贝利亚、国防部部长贝尔加宁和军队高层。后来就有消息说，即将进行核裂变炸弹的大型试验。那是由安德烈·萨哈罗夫和维塔利·金兹堡（Vitali Ginzburg）在代号为“阿尔扎马斯-16”的秘密实验室里设计的。1953年7月，核工程的副主管阿夫拉米·扎韦尼亚金向出席苏共全会的代表们报告说：“美国人按照杜鲁门的命令开始研制氢弹。我们人民和我们国家也不差。氢弹的威力要超过普通原子弹几十倍，它的爆炸——现在正在准备中——将意味着结束美国人的第二项垄断。那将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件大事。”
苏联的首次氢弹试验是在1953年8月12日，这给了苏联各位领导人以巨大的信心。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一度误以为苏联在核竞赛中变成了领先者。赫鲁晓夫在回忆自己当时的热情时说：“其他任何人，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都没有这样的炸弹。这令我激动不已。我们倾尽全力，确保萨哈罗夫计划的迅速实现。”安德烈·萨哈罗夫马上就成了克里姆林宫的宠儿。据一份由部长会议主席团在1953年11月20日批准的计划，已升级到一两百万吨级TNT当量的萨哈罗夫炸弹将搭载到一种巨型的洲际导弹上。该导弹的设计交给了斯大林建立的另一个大型军工综合体。洲际导弹的首席设计师谢尔盖·科罗廖夫（Sergei Korolev）保证，到1957年底进行最后试验。
热核权力立即成为克里姆林宫政治斗争的目标。在贝利亚这位斯大林时代的“原子弹沙皇”被捕之后，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声称，他企图利用核试验的成功来获得权力。不管这种说法是真是假，核计划显然太重要了，不能让它成为任何政治家个人的禁脔。贝利亚被捕后，负责核计划的主要机构，原子能特别委员会和第一总局，立即合并为中型机器制造部，并由二战时负责坦克生产的维亚切斯拉夫·马雷舍夫担任部长。尽管他与马林科夫的关系很近，但他并不是主席团的成员。围绕原子弹的政治纷争并没有到此为止。
在此期间，美国打消了莫斯科自以为在热核武器的研发上已经占据优势的想法。1954年1～2月，国务卿杜勒斯“大规模反击”的论调叫得最响。3月1日，美国开始了一连串新的核试验，试爆了一颗150万吨级TNT当量的氢弹，其爆炸威力比科学家预想的还要大三倍。爆炸在太平洋上空形成了巨大的云团，覆盖面积达7000平方英里。日本的一艘拖网渔船因此而受到辐射，这引发了全球性的强烈抗议，要求禁止继续进行类似的试验。在3月1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艾森豪威尔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斯特劳斯（Lewis Strauss）承认：一颗超级炸弹可以摧毁整整一个大都会区；热核战争可能危及人类的文明。早在三个月前，即1953年12月8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就向联合国提出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建议，目的是消除人们认为美国准备发动热核战争的想法。该建议要求，要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共同努力，以帮助世界上的不发达地区。不过，从美国随后的试验来看，该建议言不由衷，它不过是想用来遮掩自己暴露出的核优势的无花果树的叶子而已。
苏联核武器设计人员意识到，在制造数百万吨级TNT当量的武器方面，美国人已经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而萨哈罗夫的炸弹还无法产生那么大的威力。于是，伊戈尔·库尔恰托夫（Igor Kurchatov）和其他核物理学家就对萨哈罗夫的设计失去了兴趣，并很快把注意力转向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和斯坦尼斯拉夫·乌拉姆（Stanislaus Ulam）于1951年1月在美国提出的辐射内爆压缩原理。大约在同时，原子能部部长马雷舍夫要求库尔恰托夫草拟一份对艾森豪威尔的“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回应。苏联科学家借此机会让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注意到了有关热核革命的惊人事实。结果，一篇题为“原子战争的威胁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提议”的文章，在1954年4月1日交给了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基于对热核反应的利用，现代的原子能实践，”物理学家们写道，“可以无限增加炸弹中实际蕴藏的爆炸能。这种武器实际上防不胜防，因此，大规模使用原子武器显然会造成参战各国的彻底毁灭。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可以消灭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威胁。”作者们建议揭露艾森豪威尔提议的两面性，并将热核战争的危险性公之于众。
马林科夫很可能提前就知道了这些观点，所以他就再次决定抢在领导集体的其他人前面，发表权威性的意见。1954年3月12日，部长会议主席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说，苏美之间的冷战倘若继续下去，就会引发敌对行动，而“使用现代武器的敌对行动意味着世界文明的终结”。这种说法严重偏离了苏联在核武器问题上的政治话语。例如，米高扬在同一天的讲话中就老调重弹，说“苏联拥有的氢弹是一种防止侵略、维护和平的手段”。
马林科夫的讲话反映出克里姆林宫的核恐惧在不断增加。1954年2月4日，苏共书记处批准对军队和政府部门的防空洞以及掩体进行升级，以防发生核战争。不过，莫洛托夫和赫鲁晓夫利用马林科夫对党的路线的偏离，指责他是思想异端。他们声称，他的悲观主义论调会削弱苏联人民以及全世界盟友的士气，因为它怀疑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他们还从“现实主义”立场抨击他的讲话。他们提出的理由是，任何对原子武器的担忧，都可能被敌人理解为软弱的征兆。马林科夫接着就在下一次公开讲话中承认，核战争实际上将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
据莫洛托夫说，如果再次发生战争，那将导致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最终胜利”。国防部部长尼古拉·布尔加宁和苏军高层大部分人也都同意这种说法。他们仍然拒不承认热核武器的革命性影响。1954年9月，主席团批准在靠近乌拉尔山脉的托茨科耶（Totskoye）进行军事演习。为了训练部队，那里引爆了一颗与广岛的同一类型的原子弹。观摩此次演习的布尔加宁等一群元帅和将军们乐观地认为，在采取某些预防措施之后，苏军有能力进行原子战。
赫鲁晓夫尽管在公开场合对核战争表示乐观，但他起初对热核武器显示出的威力非常不安。他的儿子回忆说，在1953年8月苏联的核试验之后，赫鲁晓夫看了一部有关核爆炸的保密影片，回家时情绪低落，好几天都无法平静下来。影片显示，在距爆心投影点几十英里的地方，房屋被摧毁，人也被击倒。试验的一位目击者回忆说，爆炸的影响“显然有点儿超过了心理的承受能力。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还不像这样令人毛骨悚然，虽然它当时的可怕程度要超过那场仿佛还历历在目的战争中所见到的一切”。1941～1944年间有过恐怖的战争经历的赫鲁晓夫，想必是又一次感到不寒而栗。后来，在与一位埃及记者交谈时，他承认他当时深受震动：“当我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并了解到有关核武器威力的全部实情时，我好几天都无法入睡。”
在最初的震撼过后，赫鲁晓夫意识到，如果苏美之间彼此都对热核武器的威力心怀恐惧，那就可以防止未来发生战争。他觉得艾森豪威尔政府虽然做了许多准备，口头上也很强硬，但不会动用如此可怕的武器，尤其是在美国人害怕可能会遭到还击的情况下。作为一个生性乐观的人，赫鲁晓夫把自己的焦虑转化成克服美国优势的决心。在他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之后，便马上开始对苏联的武装力量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到1955年初，他中止了斯大林建设一支庞大的海军的计划，理由是它经不住新武器的打击，不管是常规武器还是原子武器。他就像艾森豪威尔早先那样，开始相信导弹将主导未来的战争。
对核战争的恐惧并没有改变赫鲁晓夫对革命与帝国范式的信念。的确，他不再像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那样，认为未来战争将把世界变成共产主义世界。但他认为核恐惧彼此抵消，对美国比对苏联更不利。它意味着“美帝国主义”虽然在经济、财政、技术和军事方面占有优势，但不敢挑战共产党对中欧的控制。再者，在双方都怀有核恐惧的情况下，苏联及其盟友会有更多的机会推动去殖民化、反帝国主义斗争和共产主义等各项事业，使之远远超出苏联的范围。在赫鲁晓夫看来，苏联的领导体制也有一点胜过美国的政府，那就是它相对来说不会受到“国内的阻挠”。也就是说，公众对核战争的恐惧可能会与美国政府的全球目标发生冲突。苏联的宣传机器形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对哪怕一点点的反战迹象都要加以压制。它还利用雄厚的资源，防止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精神的退化。除了马林科夫的讲话之外，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都有意回避核战争的后果问题，以免苏联人民会产生恐慌情绪。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学校没有民防演习（虽然苏联儿童要接受大量的准军事化训练），报刊和电台也很少报道核试验的消息——不管是美国的还是苏联的。物理学家们在1954年4月的那封有名的信件从来没有发表。
不过，苏联民众对原子弹实际上是有所了解的，而且也知道广岛被毁灭的情况。不仅是值班士兵，就连许多平民看到空中的飞机也都感到不安，生怕它们是“艾诺拉·盖伊”。核武器时代的现实与苏共此前的意识形态教条之间存在明显的不一致。这种明显的不一致引发了疑问和怀疑。1954年夏，苏共书记处书记彼得·波斯佩洛夫向赫鲁晓夫报告了象棋世界冠军米哈伊尔·鲍特维尼克（Mikhail Botvinnik）在其给党的领导人的信中所犯的“错误”。鲍特维尼克问，人们该怎样把核战争有可能造成的灭绝的危险与官方意识形态认为战争是由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为追求利润而发动的观点协调起来？苏联是否应该与这些帝国主义分子达成和解？这种和解是否是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背叛？这些问题正好切中苏联意识形态以及冷战宣传的要害。
1955年11月22日，苏联的核武器设计人员成功试爆了一颗160万吨级TNT当量的炸弹。与1953年8月试爆的那颗不同的是，这是颗真正的“超级炸弹”，利用的是核辐射压缩原理和核聚变。伊戈尔·库尔恰托夫和他的设计人员知道，他们现在可以像美国人一样制造几百万吨级TNT当量的威力更强大的武器了。试验之后，安德烈·萨哈罗夫向此次试验的军事指挥官米特罗凡·涅杰林（Mitrofan Nedelin）元帅暗示说，如果有一天要用到热核武器，那将是一场大灾难。感到怀疑的并不只是萨哈罗夫。就连库尔恰托夫，苏联核武器工程的科学主管，也有了反战的想法——这让赫鲁晓夫极为不满。
在军队高层，意识形态上的乐观主义和军人的好勇斗狠盖过了对核战争的恐惧。取代布尔加宁成为国防部部长的朱可夫元帅是个例外。他同意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5年7月所说的随着原子弹和氢弹的出现，许多在过去是合理的观念都变了。朱可夫强调，“他个人明白这种武器的危害性有多大”。总统与元帅还一致认为，只有通过逐步建立互信和控制军备，才能使双方摆脱目前的困境，克服彼此的恐惧。
赫鲁晓夫的“新面貌”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及其领导集体中的同事，准备让他们的意识形态教条跟上核武时代的形势。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宣布放弃斯大林关于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观点，并制定了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实行“和平共处”的原则。但是，对斯大林有关马列主义的解释，赫鲁晓夫的修正工作只做了一半。一方面，他说帝国主义的确是战争的温床，而且还重弹只要资本主义再次发动世界大战它就会被埋葬的老调；另一方面，他又说，“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了，因为现在存在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它们拥有令人生畏的手段，可以防止帝国主义分子发动战争”。赫鲁晓夫最后还说，西方的一些有影响的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原子战争没有赢家。
赫鲁晓夫表示，苏联对西方帝国主义的看法没有变化，但苏联的热核力量可以让帝国主义分子的头脑不得不冷静下来。在1955年11月超级炸弹的试验之后，新展示出来的力量让这位苏联领导人有了指靠。1956年2月20日，第一颗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弹道导弹发射成功。赫鲁晓夫对核导弹巨大的破坏力充满敬畏，但他就像1953年一样，又一次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开始寻找利用这种新获得的力量的方式。他给公众的说法是：“让那些想发动战争的人为这些炸弹提心吊胆去吧。”
赫鲁晓夫的当务之急是造成一种核僵局，以削弱北约和由艾森豪威尔及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1954年和1955年策划或赞助的其他反共同盟，尤其是中央条约组织（中东条约组织或巴格达条约组织）。美国在中东条约组织成员国之一的土耳其境内部署了导弹。赫鲁晓夫想要除去这个心头之患。他还想要美国把苏联作为一个平等的大国而予以认可。在赫鲁晓夫看来，美国人只有在战争与和平的严峻选择面前，才会那样做。“只有两条路，”第一书记在苏共二十大上说，“要么是和平共处，要么是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没有第三条道路。”要让美国人接受这一点，赫鲁晓夫就要让他们相信，他准备使用那些可怕的新武器。因此，要把他新的想法付诸实施，结果必然不会是一种温和的核威慑，而是核边缘政策和危险的虚张声势。
从某种意义上说，赫鲁晓夫的政策和说辞其实是在效仿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国务卿——他们私底下对核大战的可能性极为憎恶，但为了实现某些特定的对外政策目标，又竭力维护美国的核优势。最近的研究认为，杜勒斯是想“利用核武器，而不是要使之成为悬在整个世界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1955年的日内瓦峰会上，赫鲁晓夫意识到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两人对核武器都极为恐惧。他看得出他们（他误以为首席战略家是杜勒斯而不是艾森豪威尔）是想吓唬苏联但又不想显得过于具有挑衅性，于是就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觉得，“作为一个战争老兵”，艾森豪威尔是不会允许苏美之间的对抗失控的。既然面对的是这样的对手，赫鲁晓夫相信，核边缘政策的安全性是有保障的。
由于苏联当时还没有洲际弹道导弹和可靠的战略轰炸机对美国发动打击，所以苏联核威胁的最初的目标，是北约的西欧成员国。从苏联人的角度看，第一次明显的成功是在1956年11月的英、法、以色列联手入侵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按照赫鲁晓夫的建议，克里姆林宫为了使美国保持中立，便向美国主动提出派遣苏美联合代表团到中东“维和”，同时又威胁要对入侵者实施核打击。实际上，正是美国对伦敦和巴黎的施压才结束了那次战争，但赫鲁晓夫却断定，是苏联的威胁产生了效果，“杜勒斯成了那个挺不住的人”。1957年6月，米高扬告诉参加苏共全会的代表说，“大家都承认，我们是用这个办法才决定了埃及的命运”。
埃及事件的结局让赫鲁晓夫的胆子更大了。他相信，与核力量相比，国际关系中的其他所有因素都无足轻重。在那之后，他便开始把发展核力量不仅仅视为一种威慑手段，而是像19世纪的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说的，看作通过其他手段对国家政策的延续了。1957年5月，赫鲁晓夫在一次采访中说，归根结底，冷战的对抗显然就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苏联与美国。
1957年8月，苏联在导弹技术上终于取得了期待已久的突破。谢尔盖·科罗廖夫领导的苏联航天航空研究团队成功试射了世界上第一颗洲际弹道导弹——R-7导弹。9月7日，赫鲁晓夫视察导弹试射。他让科罗廖夫继续开展其开创性的空间探索计划。10月4日，“斯普特尼克”号让美国人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大吃一惊。从长期来看，在“斯普特尼克”号的影响的刺激下，美国为了恢复公众对其优越性的自信，启动了耗资巨大的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不过，赫鲁晓夫达到了他想要达到的目的，即美国人现在对核战争甚至比苏联人还要害怕。1960年2月，他对主席团说，有了洲际导弹，就有可能与美国达成协议了，因为“保守的美国人平生第一次因为害怕而开始动摇了”。
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苏联的军工综合体集中了可以说更多的力量生产更大、更多的核武器和导弹。即便如此，多年来苏联对美国也只是拥有假想的战略打击力量。R-7导弹低效却极为昂贵。作为一个靠液氧燃料推动的300吨重的庞然大物，它的每次发射都如同梦魇一般。每座发射场要耗资五亿卢布。1959年，苏联导弹设计人员开始研发另外两种导弹，R-9和R-16，但这两个哪个都不太好，不能用来批量部署，因为它们都是靠液态燃料推动的，极易受到空袭。第一代可靠的洲际导弹只是在1962年4月才开始部署。在此期间，科罗廖夫的庞然大物必须通过铁路运送到俄罗斯北部的普列谢茨克（Plesetsk）发射场。到1959年底，只有四个这样的庞然大物和两个发射场可以投入使用。万一美国率先发动打击，苏联人只有一次发射机会，而据谢尔盖·赫鲁晓夫说，他们瞄准了美国的四座准备报复的“人质城市”——纽约、华盛顿、芝加哥和洛杉矶。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是较为慎重的领导，就会等几年再去夸耀新的战略力量，但赫鲁晓夫不会这样。1959年12月15日，克里姆林宫宣布建立苏联武装力量的一个新兵种——战略火箭部队。赫鲁晓夫之所以如此迫不及待，其中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因为他多次承诺，要赢得与美国的经济竞赛并使得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大幅度的提高。苏联的计划经济当时在全球尤其是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及以及处于去殖民化过程中的其他国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然而，对计划经济的罗曼蒂克的幻想所收到的实际效果却越来越小。就在战略火箭部队成立的时候，苏联经济已经开始下滑。从1953年以来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势头消失了。赫鲁晓夫曾经夸口苏联人的消费会超过美国人，但事实令他的大话不攻自破。在经济领域，非军工产业部门都不景气；农业的垦荒计划在最初的成功之后结果也令人大失所望；赫鲁晓夫限制农民个人副业的那些草率的措施，造成了肉类、牛奶和黄油的短缺。对中国的大规模援助、对埃及的越来越慷慨以及1956年之后迅速提高的对波兰和匈牙利的补贴，都给苏联的经济和预算带来了新的负担。为了“纠正人民的经济生活中严重的比例失调”，苏联政府不得不放弃五年计划的后三年，并宣布了一个新的“七年”计划。事实证明，既要生产枪炮又要生产黄油的承诺，要比赫鲁晓夫预想的还要困难。
与此同时，对新式装备的需求以及各种研发计划都在激增，远远超过了所拨付的资源。1958～1961年，苏联的军工产量增长了一倍多，从占苏联国民收入的2.9%增加到5.6%。事实证明，战略导弹要比赫鲁晓夫原先想的还要费钱。建造发射场和发射井，包括在哈萨克斯坦秋拉塔姆（Tyuratam）的新的巨型综合体以及用于大批量生产战略武器的巨型工厂，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核武器和导弹计划要求建造“保密城市”，要能够吸引最优秀的劳动力并为他们维持高水准的生活。乌拉尔地区车里雅宾斯克附近的斯涅任斯克（Snezhinsk），作为苏联的第二个核试验室所在地，也是其中之一。到1960年时，其人口已达两万。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Krasnoiarsk）附近的另一座“保密城市”，在1958年开始生产武器级的钚。反应堆和22个车间就位于地下200-250米深的巨大的人造洞穴；该综合体有自己的地铁系统和能够容纳数万名科学家、工程师和工人，以及为之提供服务的高质量的城市基础设施。
鉴于承诺的与能够办到的差距越来越大，赫鲁晓夫迫不及待地想尝试一下他的“新面貌”。他希望在德国问题上取得突破，并利用核武器和导弹计划大大节约苏联的国防开支。
“新面貌”在柏林的尝试
1958年11月，赫鲁晓夫给美、英、法发出最后通牒：要么在六个月内把西柏林变成“自由市”，要么他将采取单边行动，把西方进入柏林的通道交给东德政府控制。起初，这位容易冲动的苏联领导人准备宣布作为西方列强在柏林存在的基础的波茨坦协定作废，因为西方人违反了这些协定。不过，他意识到这个极端的做法从长远来看有可能损害苏联的外交，于是就把重点放在“自由市”这个想法以及莫斯科可能与东德单独达成和约协议上。正如事实证明的那样，最终期限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一再后延。由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拒绝同意最后通牒中的要求，赫鲁晓夫的这着棋造成了东西方之间的僵局，也称第二次柏林危机。一开始，他的办法似乎取得了预想的效果。北约在苏联新的压力之下，出现了明显的分裂。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于1959年2月匆忙到访苏联与赫鲁晓夫会谈，公开表示要调解他与艾森豪威尔之间的矛盾。5～8月，搁置已久的有关德国问题的外长会议在日内瓦召开。最后，艾森豪威尔在7月份向这位苏联领导人发出了访美邀请。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的戴维营会谈的各项成果，从赫鲁晓夫的角度看是乐观的。艾森豪威尔承认，处于东德腹地的柏林成为一个被分割的城市，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他似乎同意在定于1960年春的四国峰会的框架范围内，重新探讨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德国问题的办法。
关于此次冲突的缘由，人们的看法存在分歧。霍普·哈里森认为：“在危机期间一直影响赫鲁晓夫的是他对民主德国的关切，再加上他想通过与西方的成功的谈判去赢得声誉。”其他学者则认为，此次冲突乃是这位苏联领导人为了反击西德与北约的逐渐一体化以及美国的“核共享”计划，是北约主张“率先打击”的核原则引发的，因为这些都威胁到了苏联的安全。有证据表明，克里姆林宫对西德有可能获得核武器非常担忧。
关于柏林危机，赫鲁晓夫有着多重动机。首先，他要维护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的存在，这是他在批判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时候一再公开声明的。其次，他决心证明他的“新面貌”能够让西方列强放弃遏制战略并开始与苏联谈判。最后，正如其言论所暗示的，他希望在柏林的胜利会导致西方帝国主义在全球的瓦解，从而有助于推动亚非各国的革命进程。
至于自己的儿子谢尔盖的担忧，赫鲁晓夫嘲笑说，“没人会为了柏林发动战争。再说，当时正是把战后现存的力量均势稳定下来的时候”。据他的儿子说，赫鲁晓夫希望能够吓唬吓唬西方列强，让它们“坐下来谈判”。这位苏联领导人觉得苏联的核力量使他有可能在斯大林十年前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实现与美国关系的平等化。他想要恢复被广岛原子弹和美国的遏制战略所毁掉的大国外交的雅尔塔－波茨坦格局。
核导弹是这次冒险的核心。这位苏联领导人想把这样一种严峻的选择摆到西方各国的政府和公民面前：要么为热核战争的后果负责，要么拆除反苏堡垒。对于赫鲁晓夫在1958～1961年间采取的核边缘政策和制造危机的外交策略，人们有时候忽视了它还有另一面，那就是他的裁军运动。这位苏联领导人想要消除人们认为苏联人好斗的印象。1957年4月，赫鲁晓夫对主席团说，苏联要加紧开展禁止核武器的宣传运动。否则在西方，他说，“我们就会失去广大群众的支持”。1958年11月，苏联宣布单方面暂停核试验（几天后，美、英也宣布这样做）。1960年2月，赫鲁晓夫向主席团建议：向美国人提出，只要他们撤销在苏联周边地区的军事基地并销毁他们的战略轰炸机，苏联也会销毁他们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核武器。“那样一来，北约、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这些美国在欧洲和亚洲打造的同盟，“就都完了”。他还错误地以为，对于美国和西欧的担惊受怕的公众来说，该建议是无法拒绝的。
1959年9月，应艾森豪威尔总统之邀，赫鲁晓夫抵达美国。他在联合国大会上首次发表讲话时，出于宣传目的而披露了一个“全面而彻底的裁军”计划。一方面，赫鲁晓夫想必是感到他的赌博起到了作用。他在美国到处观光，显然是很享受让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放下身段来接待“头号的共产分子”。他的女婿阿列克谢·阿朱别依（Alexei Adzhubei）和一帮苏联记者在苏联发起了对赫鲁晓夫的小型的个人崇拜，把他说成是不屈不挠的和平斗士。这是“新面貌”的额外收获，但也许是赫鲁晓夫最渴望得到的东西。另一方面，“与美国面对面的”碰撞，暴露出赫鲁晓夫对外交游戏还缺乏准备。赫鲁晓夫对美国的强大和富裕既钦佩又沮丧；他在内心深处感到局促不安并想找个借口拒绝总统的邀请。而且在西柏林问题上，他也不可能从艾森豪威尔那里得到任何具体的让步。
赫鲁晓夫特别急于向他在国内的支持者证明，他的办法可以立刻带来经济上的好处。在其极受欢迎的美国之行之后，为了给1960年在巴黎再次举行的峰会做准备——届时他希望在德国问题上迫使西方让步——这位主席决定阐明自己的主张对于经济的影响。1959年12月，在给主席团成员的秘密备忘录中，赫鲁晓夫提出了一个极为彻底的裁军计划。他认为，苏联不再需要庞大的陆军，核武器和导弹部队会对潜在的入侵者构成足够的威慑。这项改革在政治、道义和经济上对苏联“大有好处”。1960年1月12日，赫鲁晓夫在对最高苏维埃讲话时宣布，三年内裁军120万人。有25万军官不得不退伍，许多人都没有得到适当的物质补偿、再培训、养老金或住房。在赫鲁晓夫看来，这次军队改革只不过是一个月前成立战略火箭部队的必然结果。
没人敢批评赫鲁晓夫的这些草率的举措。但在私下里，一些高级军官却极为担忧。缺乏实实在在的力量的支持，把重点放在核导弹和扩张计划上，这种做法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不久便遭到怀疑。后来，赫鲁晓夫的批评者提出：“我们在大战后刚刚喘了口气。我国还没有从与希特勒的战争中恢复元气；人民不想要战争，不希望战争。幸运的是，一切都还好，而赫鲁晓夫同志马上把这说成是他天才的产物。”高级军官不可能公开反对赫鲁晓夫的军队改革，但他们抱怨“尼基塔做的蠢事”，并想方设法抵制它。总参谋长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Vasily Sokolovsky）元帅为了抗议赫鲁晓夫在1960年的裁军而辞去了职务。一些最有才智的将领则利用在保密杂志《军事思想》（Military Thought）上进行“理论讨论”的机会，对赫鲁晓夫过于依赖核武器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在1960年和1962年，彼得·库罗奇金（Petr Kurochkin）大将、阿马扎斯普·巴巴贾尼扬（Amazasp Babadzhanyan）上将及其他作者，都赞同马克斯维尔·泰勒（Maxwell Taylor）在《音调不定的号角》中和亨利·基辛格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所说的，把重点只是放在核报复上，那就在投降与自杀之间失去了选择的余地。
赫鲁晓夫没能说服他的元帅和将军们，但他迫使他们接受了他的“新面貌”。国防部部长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总参军事学院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小组，准备就核武器时代的军事战略问题写一本保密书籍。他命令由不太愿意的索科洛夫斯基元帅来完成这个项目。该书详细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下次战争将会是核战争；该书还认为，战争的开局（第一波打击）具有巨大意义。它还表示，苏联拥有核武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吓阻美国，而不是为了发动核战争。核战争的破坏性太大，因而必须避免。这本书数易其稿，直到赫鲁晓夫最后满意了才在1962年获得批准以《军事战略》作为书名公开出版。在这位苏联领导人看来，这对美国人“发热的头脑”来说，是个“冷静的”提醒。
出乎意料的是，赫鲁晓夫的做法遇到了另外一个批评者，那就是中国的领导层。1957年I1月，在世界共产党大会上，毛为苏联的新的核导弹的威力喝彩，认为这让共产主义力量有理由对西方帝国主义更加有所作为。同时，他还要赫鲁晓夫与中国分享核武器及导弹的技术。1957～1959年，中国人得到了R-12中程导弹和巡航导弹的技术，以及制造原子武器的整个技术资料。苏联人甚至保证向中国人提供原子弹的实物样品。然而，毛永远无法原谅赫鲁晓夫，因为他在没有与中国人协商的情况下就发表了谴责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他认为去斯大林化是个严重的错误，甚至也许对他自己的权威也造成了威胁。而毛也很不喜欢赫鲁晓夫幻想的核力量的两极化，因为那等于是把中国降格为二等大国。
当苏联军方要求北京为苏联在太平洋的海军和潜艇舰队建造联合基地的时候，毛的怨恨终于按捺不住了。毛愤怒地拒绝了这一建议。1958年7月31日，为了平息这位中国领导人的怒火，赫鲁晓夫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乘飞机来到北京，但他却受到东道主接二连三的羞辱和无礼对待。他还震惊地发现，在他对核武器时代的想象与毛的野心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毛对赫鲁晓夫就像斯大林在广岛轰炸后对美国人一样：他对核武器不屑一顾，说它是“纸老虎”。“我努力对他解释，”赫鲁晓夫回忆说，“一两颗导弹就可以把在中国的所有军队化为齑粉。但他甚至连听都不愿听，而且显然是把我看作胆小鬼。”赫鲁晓夫没有把自己的担忧透露给主席团的同事，但中苏之间漫长的蜜月期结束了。
让苏联人吃惊的还在后头。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既没有向莫斯科也没有向华盛顿发出警报的情况下就开始炮击金门——一个仍由国民党控制的近海群岛。毛曾对身边的人说，“这些岛屿是两根让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跳舞的指挥棒”。通过策划这次挑衅行动，这位中国领导人把美苏两国的领导人都拖进了一场核边缘政策的游戏——但这次不是按照他们的意志而是毛泽东自己的计划。在与克里姆林宫的官方通信中，中国的各位领导人建议，尽管在1950年就签订了中苏条约，但美国要是使用战术核武器打击中国，苏联不要对美宣战。这让赫鲁晓夫和主席团的其他成员大惑不解。他们写信给北京说，这样的安排是“在全世界工人阶级面前的犯罪”，会让敌人“觉得他们能把我们分开”。
只要中国人的行动与莫斯科的战略保持一致，赫鲁晓夫并不介意帮助中国对付这个群岛。然而毛在核武器问题上的虚张声势让他觉得这要么是不负责任的教条主义，要么是“亚洲人的狡猾”。赫鲁晓夫讨厌与东方的共产党盟友共享核力量。1959年6月20日，主席团不声不响地取消了中苏在原子弹方面的合作。本来准备用船运往中国的一套原子弹装置连同整个文件资料都被销毁了。毛对赫鲁晓夫权威的挑战让这位苏联领导人非常不安。据特罗扬诺夫斯基说，赫鲁晓夫一直在考虑中国问题。与此同时，尽管中国人炮击金门未能取得任何成果，赫鲁晓夫还是希望他的核恫吓会在德国和西柏林有所收获。
核边缘政策的动摇
就在赫鲁晓夫提议苏联单方面裁军的时候，他的“新面貌”开始动摇了。问题又是首先出在中国。这位苏联领导人于1959年10月出现在那里，就在他成功的美国之行之后。显然，这位苏联领导人认为自己到北京是属于胜利归来。他已经得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承诺，各大国要在巴黎就德国和柏林问题召开会议。然而，毛泽东却公然嘲笑那个看起来似乎像是雅尔塔－波茨坦“体系”的第二版的东西。正在庆祝革命胜利周年纪念的各位中国领导人，决定教训一下这位苏联领导人。他们指责他以牺牲他们为代价去迎合美国。正中毛下怀的是，赫鲁晓夫很快就控制不住自己的火气，于是会谈就变成了争吵。在场的安德烈·葛罗米柯和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徒劳地想使会谈回到积极的轨道上来。赫鲁晓夫从中国回去时情绪非常低落，不停地咒骂毛。在接下来的苏共全会上，他指示苏斯洛夫报告有关中国同志的恶劣行径，但他在主席团和国家机关的许多同事，都把中苏关系的恶化归咎于他的粗鲁与笨拙。
毛的批评加剧了赫鲁晓夫的自我怀疑。这位苏联领导人正在冒一个巨大的风险。裁军得罪了军方，并使得巨型军工综合体的前景变得模糊起来——这牵扯到苏联80%的工业企业，尽管程度不等。他的那些老对头——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仍然是党员，他们在迫不及待地等着他的计划破产。对于赫鲁晓夫即将开始的巴黎之行以及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苏联的国事访问，苏联官员尤其是民众的期望很高。万一巴黎之行失败，那这位主席在政治上的权威地位，甚至是他对苏共精英的控制力，都会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害。这位从来就不是一个老练的谈判专家的苏联领导人，喜悦之情一下子就没了，而且还开始产生怀疑：要是西方领导人让自己空手而归怎么办？
1960年5月1日，苏联的防空导弹打下了一架正在苏联导弹基地上空执行侦察任务的美国U-2侦察机。赫鲁晓夫借机显示出自己的强硬——不仅是对西方，也是对中国人和他自己的军队。当艾森豪威尔出乎意料地声称对此事负责的时候，感到自己被出卖的赫鲁晓夫变得极为愤怒。在巴黎，他要求美国总统亲自道歉，从而彻底破坏了他与这位美国领导人的关系。到1960年底，所有缓和对美关系的计划都失败了。这位苏联领导人让长期施压和谈判的成果毁于一旦。许多苏联外交官都对此感到惋惜。然而，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和军方是满意的，因为赫鲁晓夫的“新面貌”此时看来是注定要失败了。
这件事反映了赫鲁晓夫在外交上的不够老练。他希望与美国达成某种意义上的和解，然而对于与艾森豪威尔等西方领导人的谈判，在意识形态上和心理上又缺乏准备。巴黎峰会的破裂让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只有部分还可以发挥作用，那就是积极对西方施压。这位苏联领导人决定等到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出来，看看他的下一位谈判对手是谁。
此次惨败还证明了赫鲁晓夫的意识形态世界观的顽固性。在西方帝国主义问题上，他无法容忍毛和他自己的国内同事开始怀疑他的“软弱”。甚至在U-2事件之前，也就是1960年1月，赫鲁晓夫就向在莫斯科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保证，他采取的通过核威慑来防止战争以及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对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战争”的支持只会多不会少。在巴黎的大国外交破裂之后，他便开始释放自己所有的革命冲动。他长期持有的信念，即苏联的核力量会加速世界革命的进程，现在变成了倡导去殖民化的狂热活动。他亲自领导苏联发起运动，支持从阿尔及利亚到刚果的非洲民族解放事业。一位在第三世界工作的苏联专家格奥尔吉·米尔斯基（Georgy Mirsky）回忆说，“在西方国家的革命进程停滞不前的时候”，赫鲁晓夫的领导班子希望“抓住后殖民主义的契机，突破‘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并赢得许许多多觉醒过来要求新生的人民的同情”。
“革命”外交的这种几乎是照着第三国际风格的古怪复活，高潮出现在赫鲁晓夫著名的纽约之行——参加1960年9～10月的联合国大会。由于被美国政府“出于安全原因”限制在曼哈顿岛的范围内，这位苏联领导人在岛上奔波了将近一个月。他刮起了一股强劲的旋风：建议彻底改革联合国；在联合国讲台上严厉谴责西方殖民主义，并用自己的鞋来引起重视；赶往哈莱姆区会见古巴革命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向任何愿意倾听的人谴责美帝国主义。在他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电报中，他写道，他很喜欢“咒骂资本主义者和帝国主义分子”，但无奈要待在这个“该死的资本主义国家”，待在纽约这个“金魔鬼的老巢”，这让他感到度日如年。他在纽约的行为，尤其是鞋子事件，让他自己的代表团丢尽了脸面。
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的胜利让赫鲁晓夫受到了鼓舞，因为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这个眼中钉输了。可是，他还开始认为，肯尼迪是个纨绔子弟，对严重的对抗缺乏准备。种种迹象表明，肯尼迪并不是“下一个富兰克林·罗斯福”，即苏联人从1945年以后就失去的那种伙伴。赫鲁晓夫觉得可以用自己的核边缘政策吓唬吓唬新总统。在1961年4月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的首次太空之行取得成功后，他的信心增加了。相形之下，由于接受过中情局训练的游击队员在猪湾入侵古巴的行动失败，肯尼迪的声望却急剧下降。这是用核力量对白宫施压的良机，赫鲁晓夫不容错失。
1961年5月26日，赫鲁晓夫告诉主席团，苏联应该与民主德国单独签订条约。那样一来，西方列强将不得不在撤退与核战争之间做出选择。他坦承自己无法保证美国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猪湾入侵，他说，证明了美国政府并不是牢牢地掌握在单个的领导人手中，而是“受各种集团和特定形势的影响”。然而赫鲁晓夫认为值得冒这个险。“我想说，有超过95%的可能不会发生战争。”主席团的成员没有反对，因为此时他们都是赫鲁晓夫的唯唯诺诺的同伙。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和葛罗米柯都支持赫鲁晓夫的立场。谨慎的米高扬说美国“有可能在不使用原子武器的情况下采取敌对行动”，但他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在这种虚假的一致同意的怂恿下，1961年6月3～4日，第一书记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峰会上，对肯尼迪表现得极为无礼。在得知赫鲁晓夫对肯尼迪说最好是现在，在新的、更可怕的战争手段出现之前就开战的时候，苏联外交官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被惊得目瞪口呆。这话太嚣张了，所以美苏两国官方的文字记录都把它删掉了。
许多研究柏林危机的学者都以为，赫鲁晓夫是被肯尼迪强硬的反措施吓得不敢在西柏林问题上采取单边行动了。他们还援引肯尼迪在1961年7月25日的演讲作为证据。在那次演讲中，美国总统采取了动员武装力量的措施，而且宣布，西方盟国会使用一切军事手段维护其在西柏林的权利。他们还援引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Roswell Gilpatric）在1961年10月21日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披露，美国在核导弹方面对苏联拥有巨大的数量优势。“我们具有二次打击的能力，”吉尔帕特里克说，“而且打击的范围至少跟苏联首先发动打击的范围一样广。所以，我们相信苏联人不会挑起较大的核冲突。”
实际上，对于要跟民主德国签订单边条约的威胁，赫鲁晓夫从来没有付诸行动，尽管他想要提升东德的政权和主权。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对美国人行为的理解与白宫想要造成的印象也是不同的。苏联情报机构不断把五角大楼想利用美国的战略优势对苏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攻击的计划通报给这位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显然，这只会强化他采取核边缘政策的冲动。让这位苏联领导人印象深刻的不是肯尼迪的决心，反倒是肯尼迪在国内的弱势。1961年8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华约领导人秘密会议上，赫鲁晓夫一再抱怨说，跟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不同，肯尼迪这个伙伴在核边缘政策游戏中不可预测。如果肯尼迪在危急关头退缩，就像杜勒斯有许多次那样，那他在国内就“会被骂作懦夫”。
如果是这样，挑衅肯尼迪有什么好处呢？赫鲁晓夫的首鼠两端甚至连他的朋友和盟友也开始担忧了。华约组织的许多领导人，包括民主德国的瓦尔特·乌布利希和罗马尼亚的格奥尔吉·乔治乌－德治（Georgy Georgiu-Dej），本来就对这位苏联领导人的去斯大林化一肚子意见，此时对他的对外政策也开始产生怀疑。苏联军方的不满依然如故。在1960年开始为英美情报机构充当间谍的总参情报总局的高级官员奥列格·佩尼科夫斯基（Oleg Penkovsky）向中情局报告：苏联军方有些人抱怨说，“如果斯大林在世，他做任何事情都是不声不响，但这个傻瓜口无遮拦，把他的威胁和意图都说了出来。这是在逼着我们可能的对手加强他们的军事实力”。其他迹象也表明，核恐吓战略正在达到它的极限。要保持恐惧的平衡，就要展示威力越来越强大的核武器的可怕潜力。可是，有保护的发射井的建造以及可靠的弹道导弹的试验，虽然在紧张地进行之中，投入也很大，却还远远没有完成。1960年10月，一枚新型的R-16导弹在哈萨克斯坦秋拉塔姆发射台意外点火，战略火箭部队司令涅杰林元帅和其他73名高级设计人员、工程师及官员身亡。在缺乏可靠威慑的情况下，任何权宜的措施都会引起克里姆林宫的注意。苏军总参谋部和克格勃都竞相献策，以打消美国动武的念头。1961年7月10日，赫鲁晓夫通知原子能综合体的管理者和科学家，决定放弃自1958年11月以来一直遵守的暂停核试验的政策。他非常热情地支持核设计人员安德烈·萨哈罗夫和雅科夫·泽利多维奇（Yakov Zeldovich）的想法，试验一种新的1亿吨级TNT当量的装置。据萨哈罗夫说，赫鲁晓夫说：“要把这个装置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资本主义者头上。”
美苏峰会的失败引发了对永久关闭东、西德之间边界的担忧。从东德逃往西方的难民越来越多。民主德国国内形势的迅速恶化给了乌布利希向这位苏联领导人发出其最后通牒的机会。这位苏联领导人要么必须与民主德国单独签订条约并结束这种不确定的状况，要么“失去”民主德国。赫鲁晓夫面对的一方面是与美国的长期对抗，因为他看得出来，肯尼迪不准备放弃西柏林。另一方面，要是与民主德国单独签订条约，又可能招致西方的反措施。赫鲁晓夫并不害怕爆发核战争，但他的确担心对民主德国的经济制裁。这位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知道，那样的话，严重依赖西德物资供应的东德经济就会崩溃，而苏联为了挽救它的卫星国，将不得不付出极高的代价——估计是高达400吨的黄金和至少20亿卢布的贷款。这可是赫鲁晓夫无法接受的。于是他就选择了别的办法，决定建一堵墙把西柏林围起来。1961年8月13日，柏林变成了一个被分隔开来的城市，建造柏林墙这座永久性建筑的准备工作开始了。在赫鲁晓夫眼里，柏林墙是个替代性选择，那样就可以不用采取具有挑衅意味的单边行动与乌布利希政权签订条约了。这位苏联领导人认为，西柏林的经济会衰败下去。他还以为，西德在失去自己在东德的防波堤之后，其立场就会从对抗慢慢转为与苏联集团进行谈判和经济合作。与此同时，这位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还在继续维持其核施压政策。为回应吉尔帕特里克的演讲，10月30日，苏联在北极圈内的新地岛引爆了强度减半的1亿吨级TNT当量的巨型炸弹。兴高采烈的赫鲁晓夫对党的代表大会说：“当和平的敌人用武力威胁我们的时候，他们必须而且将会受到武力回击。”
若干天前，也就是在9月25日，美国人和柏林的查理检查站的东德边界警卫发生了口角，结果美国人出动了军队。赫鲁晓夫立即下令苏军坦克开往检查站。这些坦克据守在那里，引擎轰鸣，与美军坦克对峙。
最重要的是，尽管苏联人在柏林的行为明显有点鲁莽，尽管苏联人违背了暂停核试验的承诺，但赫鲁晓夫却证明了，是他而不是乌布利希在控制着东德。在查理检查站的冲突当中，这位苏联领导人表现得十分镇定。10月26日，总参情报总局的格奥尔吉·博利沙科夫（Georgy Bolshakov）上校——克里姆林宫与肯尼迪家族的联络人，报告说美国总统想要恢复关于德国问题的谈判并在西柏林问题上找到一个折中的解决办法。赫鲁晓夫从查理检查站撤走了坦克，而美国人也很快做出了回报。在赫鲁晓夫看来，肯尼迪的行为证明了美国人不会为了西柏林而发动战争。这位苏联领导人对核施压的信心依然非常坚定。1962年初，赫鲁晓夫告诉主席团的成员：“我们必须进一步施压，要让我们的对手感觉到我们的实力在提高。”他向自己的同事保证，他知道该何时收手。“这场游戏现在仍然值得玩一玩。”
赫鲁晓夫核边缘政策的一大问题在于，缺乏清晰的战略目标。他对革命与帝国范式的忠诚使得苏联的对外政策就像20世纪20年代那样摇摆不定，一方面想要支持亚、非、拉的激进分子和革命者，另一方面又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想与西方达成和解。赫鲁晓夫想让西方“帝国主义”在包括西柏林在内的所有战线上全面退却，但这种期望完全是不现实的。赫鲁晓夫的核威胁无法弥补苏联能力上的缺失。这位主席变得越来越冲动，从而使形势更加恶化。他完全凭自己的判断来决策。实际上，他的同事、外交部、克格勃或者国防部的分析他都听不进去。而他对肯尼迪仍然抱着一种既蔑视又不耐烦的态度。他告诉主席团，就德国问题而言，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也许是“一路货色”。萨哈罗夫回忆说，赫鲁晓夫说：“1960年我们用我们的政策为肯尼迪的当选帮了忙。但是现在，哪怕他的手脚全被捆住，我们也毫不在乎。”看来核边缘政策让赫鲁晓夫用不着在外交事务方面寻找更加复杂而微妙的解决问题的途径了。就在此时，加勒比地区的形势出现了新情况，导致赫鲁晓夫下了一步最危险的棋。1962年5月21日，他决定把核导弹部署到古巴。
古巴飓风
1962年10～11月的古巴导弹危机是核边缘政策的最后一次运用，而且这一次本来很可能引发世界大战。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把导弹万里迢迢运到那么远的地方？人们对此一直有争议。有些学者认为，赫鲁晓夫在古巴的冒险与他想在西柏林问题上突破西方的阻力有关。也有人断言，部署在古巴的导弹有助于这位苏联领导人恢复他的镇定。近来的研究将危机的原因追溯到这位苏联领导人容易冲动的个性和越来越急于寻找解决问题的万应灵药，也就是一种戏剧性的姿态，以拯救自己正在走向失败的内外政策。威廉·陶布曼认为，古巴导弹是赫鲁晓夫的“什么也治不好的灵药”。只是在最近才有学者开始承认，保卫古巴，防止美国可能的而且确信会发动的侵略，对赫鲁晓夫具有重要的意义。相信共产主义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并且想要加快这种胜利的进程，始终是赫鲁晓夫的动机和行为中的两个因素。他的核边缘政策不仅仅是一种要为苏联争取地缘政治优势的策略，也是限制西方帝国主义、推动去殖民化并最终推动共产主义在全球传播的工具。
古巴安全问题是与赫鲁晓夫在共产主义世界以及国内权威地位的开始动摇联系在一起的。古巴革命当时已经成为苏联国内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在苏联领导层、精英分子和一般民众当中，尤其是在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当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同情卡斯特罗和他的“大胡子朋友们”。国内对第三世界“反帝国主义”革命的期待越是高涨，赫鲁晓夫就越是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推动这些期待的实现。特罗扬诺夫斯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赫鲁晓夫一直担心美国会在世界的某个地区迫使苏联及其盟友后退。他不无道理地认为，那样他就有责任了”。当赫鲁晓夫听到来自北京的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指责，说他是在讨好帝国主义分子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历史学家亚历山大·福尔先科（Aleksandr Fursenko）和蒂莫西·内夫塔利（Timothy Naftali）证明了这一因素在赫鲁晓夫决定在古巴部署导弹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并不是只有赫鲁晓夫一个人相信美国迟早会——最有可能是在肯尼迪执政时期——入侵古巴。苏联和古巴的许多情报评估报告都指出了这种可能。美国现已公开的有关“猫鼬行动”（针对卡斯特罗的古巴的秘密行动）的原始资料表明，赫鲁晓夫的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肯尼迪政府中一些很有势力的人的确想要“找到能够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富有想象力的新办法”。
与此同时，提高苏联在超级大国中的战略地位的诱惑力也很大。特罗扬诺夫斯基认为，赫鲁晓夫想要矫正——“至少是部分地”——苏美之间核力量的失衡。1962年，美国开始部署“民兵”导弹和“大力神”导弹，它们的质量和数量要远远超过苏联武库中的导弹。战略力量的差距正在迅速拉大，从而削弱了赫鲁晓夫核施压政策的可信性。“除了保卫古巴，”赫鲁晓夫在主席团面前辩称，“我们的导弹还可以弥补西方人喜欢说的‘力量均势’”。美国人用他们的导弹和空军基地把苏联包围起来。现在“他们也将尝到让敌人的导弹瞄准你是个什么滋味”。当然，古巴处于美国人视为其专属势力范围的腹地。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加勒比地区占有绝对的优势。这就意味着导弹及大量支援设备和部队的运送与部署不得不在美国人的鼻子底下进行。赫鲁晓夫向主席团建议，苏联先暗中运送核导弹，等它们运抵目的地之后再宣布。不管主席团和书记处的成员有什么疑虑，他们都没有显露出来，而是一致通过了赫鲁晓夫的计划。为了迷惑西方的情报机构，军方用一条西伯利亚河流的名字将该计划称为“阿纳德尔”行动。
肯尼迪政府忽视了苏联人动机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即美国针对古巴的行动带有挑衅的性质。在华盛顿形成的共识是，苏联人永远不会把自己的核导弹部署到苏联境外。美国人不知道，以前就有过一个重要的先例：1959年春，苏联人在柏林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把中程导弹和核弹头运到了民主德国，然后又在8月份把它们运回去了，因为当时赫鲁晓夫正在准备自己的美国之行。这个小插曲似乎进一步证实，赫鲁晓夫想要建立核导弹部队，不是为了挑起战争，而是准备万一有必要，就用来在谈判中为自己撑腰。
1962年7月，当劳尔·卡斯特罗（Raul Castro）率领的古巴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准备就导弹部署和古巴的其他防务问题签订苏古秘密协议的时候，赫鲁晓夫显得胸有成竹。但古巴人觉得赫鲁晓夫过于自信和夸夸其谈。他告诉他们，即使美国佬在协议公开之前发觉了有关导弹的事情，那也没什么好担心的。“我要揪住肯尼迪的小辫子。如果有什么麻烦，我就给你们发电报——那就是要你们邀请波罗的海舰队访问古巴的信号。”苏联军方虽然先前对赫鲁晓夫的自大和鲁莽暗中有些意见，但此时的态度也是一样。到古巴执行侦察任务的战略火箭部队司令谢尔盖·比留佐夫元帅认为，苏联导弹可以容易地隐藏在古巴的棕榈树丛中。正如后来事实所证明的那样，军方高层把他们的总司令完全引向了歧路，因为他们想在靠近自己的头号敌人的地方有一个基地。起初，“阿纳德尔”行动是建议在古巴部署“一个由苏联武装力量各兵种组成的集群”，同时还派遣一个潜艇中队和一个波罗的海舰队的水面舰艇中队。要是行动成功，苏联在该岛就拥有51000人的部队、若干导弹基地和一个海军基地。赫鲁晓夫的核政策再加上军方的议程，这让“阿纳德尔”行动再也无法阻止了。
“阿纳德尔”行动虽说有点冒险，但与军方讨论的其他令人毛骨悚然的计划相比，就显得黯然失色。1960～1962年，由于受到加加林太空之行后铺天盖地的宣传的鼓舞，苏联空间计划的领导者开始游说建立军事空间站——它们据说能够发射核导弹打击美国的任何地方。军方高层和赫鲁晓夫没有看到太空军事化的潜能，这让负责太空计划的苏联空军副司令尼古拉·卡马宁（Nikolai Kamanin）将军极为沮丧。他在1962年9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马利诺夫斯基、[安德烈·]格列奇科（Andrei Grechko）和[总参谋长马特维·]扎哈罗夫，错过了让我们成为首个建立太空部队的国家的机会——我甚至要说，这是一支绝对的军事力量，它有助于确立共产主义在地球上的统治地位。”
1959年5月，一个以工程师A.叶罗什尼科夫（A. Iroshnikov）少校为首的军方研究小组向赫鲁晓夫建议：在美国周围建造20～25个人工岛，作为苏联“发射中程核导弹”的基地。该计划的制订者希望，“就在靠近美国那些极其重要的中心城市的地方建造我们的岛屿”，这样可以迫使美国政府“在进一步的谈判过程中，同意撤销它在与苏联接壤的国家中的机场和导弹发射坪”。计划被交给了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他觉得整个计划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不明智”。1961年10月超级炸弹的试爆催生了另外一些疯狂的计划。未来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安德烈·萨哈罗夫建议，类似的装置也可以用大型鱼雷从潜艇上发射。后来，在1962年，米哈伊尔·拉夫连季耶夫（Mikhail Lavrentiev）院士给赫鲁晓夫写了一份备忘录，建议使用1亿吨级TNT当量的装置沿北美海岸掀起巨浪，类似于地震引发的海啸。万一与美国开战，拉夫连季耶夫认为，就可以给敌人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经过一系列的试验之后，苏联科学家发现，大陆架会保护纽约和美国其他城市免遭这种超级海浪的破坏。这项异想天开的计划被否决了。
1962年10月22日，根据U-2侦察机在空中拍摄的照片，肯尼迪公开谴责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做法。对于美国人一旦发现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起初会作何反应，这位苏联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失算了。苏联人想必是希望，如果美国人发现了苏联的导弹，他们会首先试图通过秘密渠道与克里姆林宫接触，也许还会要求用部署在土耳其的“木星”导弹来做交易。各种迹象也都支持这种幻想，直到肯尼迪把事情公之于众，宣布苏联人“背信弃义”。危机一下子成了公共事件，这就像双方都清楚的那样，大大增加了领导层的压力。肯尼迪在将危机公开之前，在他的小圈子中反复秘密商讨了至少一周时间。而赫鲁晓夫只是提前一天才得知肯尼迪要发表公告。
就在肯尼迪发表讲话数小时之前，赫鲁晓夫召开中央主席团紧急会议以商讨对策。他称这种新的形势是“悲剧性的”。苏联的远程导弹以及它们所携带的核弹头还没有抵达古巴。而且克里姆林宫已经错过了机会，没有公开苏联与古巴的防卫条约，因而对于部署自己的导弹缺少国际法依据。美国人有可能入侵古巴或者对该岛发动空袭。“如果我们不使用核武器，”赫鲁晓夫说，“那他们就会占领古巴。”“实际上，我们并不想发动战争，”赫鲁晓夫解释说，“在古巴问题上，我们原本想吓唬并遏制美国。”而现在，“他们可能会攻击我们，我们也会还击，”他最后说，“这也许会以一场大战而告终。”正如主席团的争论所显示的，赫鲁晓夫并不想排除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这也是其核边缘政策的实质。军方站在他的一边；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安德烈·格列奇科元帅等人不主张单方面放下武器，他们认为自己的美国同行会毫不犹豫地率先使用核武器。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向主席团宣读了给驻古巴苏军司令伊萨·普利耶夫（Issa Pliyev）将军草拟的命令：“如果有[美军]登陆，就[使用]战术原子武器。”如果没有莫斯科的命令，不能使用战略核导弹。在接下来的讨论中，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提出了反对意见：“使用这些[战术]导弹难道就不意味着发动热核战争了吗？”赫鲁晓夫犹豫不决。尽管这样，在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之后，他还是同意对给普利耶夫的命令作一些改动：即便古巴受到攻击，也决不允许使用核武器。结果，苏联部署在古巴的战略导弹永远也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它们携带的核弹头躺在数英里之外的专门的仓库里，并且在危机期间自始至终都躺在那里。在马利诺夫斯基的坚持下，赫鲁晓夫命令四艘苏联潜艇的指挥官——这些潜艇都装备了带有核弹头的鱼雷——向古巴海岸靠拢，以加强苏联的核威慑。军方又一次错误地声称，此举不会被美国人发觉。试图突破美军反潜防线的这四艘苏军潜艇的指挥官和政治委员，并不清楚如果遭到美国海军或空军的攻击，该怎么处置自己的核武器。他们的有些领导人觉得，他们可以使用它们。幸运的是，当美国海军驱逐舰探测到这些潜艇并迫使其浮出水面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那样做。
10月23日，赫鲁晓夫从最初的震惊中恢复了镇定，并得知肯尼迪总统和他的弟弟、总检察长罗伯特·肯尼迪也感到犹豫和害怕。在10月25日的主席团会议上，他说：“毫无疑问，美国人害怕了。”他承认在形势达到“沸点”之前，必须把战略导弹撤出古巴，但这个时刻尚未到来。
10月27日，在对肯尼迪的意图还缺乏清晰了解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就决定向肯尼迪开出条件了。在他给总统的信中，他说如果美国“从土耳其撤走类似的武器”，那苏联也会从古巴撤走它的导弹。之后，美苏就“向联合国安理会保证尊重”土耳其和古巴这两个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赫鲁晓夫开始放弃核边缘政策，这让苏联对外政策领域的许多实权人物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就像外交部高级官员维克托·伊斯拉埃良（Viktor Israelyan）在他最近的回忆录中所说的，赫鲁晓夫的信让人如释重负，也让“莫斯科的广大民众”如释重负。伊斯拉埃良和他的同事们对赫鲁晓夫提出的谈判条件也很满意，认为那是为达成妥协而提供的平等、体面而且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条件。
10月27日夜，在罗伯特·肯尼迪与阿纳托利·多勃雷宁的第二次会谈中，双方达成了一致。美国做出两点让步。一个是公开的，即保证不会入侵古巴；另一个是不公开的，即从土耳其撤走导弹。而作为回报，苏联将从古巴撤走导弹。肯尼迪解释说，有关导弹交易的情况如果泄露出去，那会在国内及北约盟国中引起轩然大波，从而削弱其哥哥的政治地位。对苏联人来说，这个交易看起来是可以接受的、公平的。但此时的事态发展却让苏联人体面地摆脱危机的希望破灭了。从苏联和古巴的情报机构、驻美大使馆和驻古巴的苏联军队发来的种种信号表明，局势正在迅速失控。在一封写于10月26～27日夜里的电报中，菲德尔·卡斯特罗建议这位苏联领导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攻击，以防美国即将入侵或对苏联导弹发动打击。1992年在哈瓦那的一次会议上，卡斯特罗解释说，他写这封电报是要防止“二战的一幕重演”——当时纳粹就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不过，赫鲁晓夫十分惊恐。卡斯特罗没能理解他的核边缘政策的逻辑
赫鲁晓夫突然之间终于明白，他所开始的这场游戏是多么危险。这位主席对核战争的看法很明确：它一旦开始，就收不住了。7月的时候，赫鲁晓夫曾愤怒地拒绝过美国人提出的新原则：把军事设施而不是城市作为目标。“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在主席团会议上，他感到不解。他的回答是：“让全体人民习惯于这样的想法，即核战争是会发生的。”有了那样一个原则的撑腰，美国军方现在就可以说服肯尼迪发动这种战争了。他给驻古巴的苏军司令普利耶夫将军发去了一封紧急电报，“明确”确认了关于动用飞机空投核武器和关于战术及战略导弹的禁令。同一天，苏联的地空导弹操作人员击落了一架在古巴上空的U-2飞机，飞行员丧生。赫鲁晓夫在星期天即10月28日知道了此事。他感到是卡斯特罗下令这么做的。就在此时，民主德国向苏共主席团通报，肯尼迪将再次发表电视讲话。后来的情况表明，这其实是对“隔离演说”的老调重弹，但赫鲁晓夫当时误以为它是要宣战，便立即接受了美方的条件：在莫斯科时间早晨六点，就在肯尼迪发表讲话前的两个小时，苏联电台向全世界宣布单方面从古巴撤出“苏联的所有进攻性武器”。该声明对于从土耳其撤走美国导弹一事提都未提。
后来，赫鲁晓夫又开始虚张声势；他坚持说苏联从古巴的撤退并不像卡斯特罗和中共认为的那样是个失败。而且他在把战术导弹、巡航导弹和轰炸机携带的核弹头运回苏联之后，还想把这些武器继续留在古巴。10月30日，他对于所发生的一切向刚好在莫斯科的捷共代表团给出了他自己的说法。“我们当时知道美国人想要进攻古巴，”赫鲁晓夫声称，“那时我们和美国人都在讨论柏林问题——双方有一个相同的目的，就是转移对古巴的注意力；美国人想要进攻它；我们则拖延美国进攻的时间，不想让它轻易得手。”这位苏联领导人接着又说，美国人本来要在海上开展一场有两万名海军陆战队参加的大规模演习，代号为“奥尔特萨克”（ORTSAC）（这是把Castro倒过来拼），实际上就是一个入侵古巴的阴谋。“我们认为，就在演习即将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情报人员发现了我们部署在古巴的导弹，所以美国人非常恼火。”卡斯特罗建议苏联采取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电报，促使赫鲁晓夫摆明了他对核战争的看法。“显然，率先发动打击在今天是不可能使对手丧失战斗力的。肯定会受到反击，而这种反击有可能是灾难性的。在这个地球上，毕竟还有情报机构不知道的导弹。潜艇上也有导弹，而这些潜艇是不可能一下子就被打得失去还手之力的。如果我们自己发动了战争，我们会得到什么呢？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也要死许多人。只有那种不了解核战争意味着什么的人，或者是像卡斯特罗那样因为革命激情而失去了理智的人，才会说出那种话。”这位苏联领导人急忙又补充说，输掉这场核边缘政策游戏的人并不是他。“从我们得到的情报来看，我们知道美国人害怕战争。他们通过某些人明确表示，如果我们帮他们摆脱这次冲突，他们会非常感激。”赫鲁晓夫最后又提出下面这个挽回颜面的看法：部署在古巴的导弹对于苏联来说，“实质上军事价值很小”，而且“是为它们的主要目的服务的”。
从战争边缘的退却
米高扬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评论说，这场危机起初纯属赌博，但结局却“好得出奇”。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声称自己取得了胜利，然而他们又都对自己在危机中的经历感到后怕。他们瞥见了核战争的深渊，并且发现对于核边缘政策，哪怕是经过精心考虑的计划也可能造成悲剧性的结局。他们还认识到，在这样的危机中，有多少事情可能会出现差错。特罗扬诺夫斯基在10月的事态发展中始终密切观察着赫鲁晓夫。在他看来，那些事态发展“对于苏美双方和两位领导人而言，都有着巨大的教育意义”。危机“使他们意识到——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实践中——核灭绝是真的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核边缘政策绝对不能考虑”。最重要的是，赫鲁晓夫彻底改变了他对美国总统的看法。从此以后，他就开始把肯尼迪当作受重视的谈判伙伴，而不是可以用核边缘政策轻易击败的对象。这是双方朝着缓和美苏关系方向发展的开端，它将克服重重阻力在十年后开花结果。
古巴导弹危机的结局终结了赫鲁晓夫的“新面貌”，虽然他从来不承认这一点。在苏联国内，公众对危机的反响很小。关于“美国军国主义”对加勒比自由之岛的“挑衅”的新闻，许多苏联公民都已经习以为常。所以直到危机最紧张的阶段都过去了，他们也没有为此操过心。不过，政治精英对古巴导弹危机非常紧张。莫斯科的一些党的干部决定把自己的家人送到农村。当外省官员了解到更多细节的时候，他们非常震惊。乌克兰的党的领导人彼得·谢列斯特（Petro Shelest）在其1962年11月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当时处在战争的边缘。总而言之，我们制造了这种无法收拾的军事紧张局势，然后又想从中脱身。”谢列斯特和自己的许多同事都感到“疯狂的尼基塔”使他们处境非常狼狈。
古巴导弹危机也终结了赫鲁晓夫的核边缘政策与有关西柏林的最后通牒。1962年7月，这位苏联领导人似乎正在计划对那里的西方列强施加更大的压力。如果在古巴的冒险成功，赫鲁晓夫就可以赢得对肯尼迪的巨太的心理和政治优势。然而，从10月22日起，赫鲁晓夫就拒绝了自己下属提出的所有通过封锁西柏林来反击美国对古巴采取的行动的建议。
对赫鲁晓夫来说可惜的是，他无法公开自己与肯尼迪的关于从土耳其撤走美国导弹的秘密协议。美国媒体在庆祝肯尼迪的胜利，而赫鲁晓夫在国内的声望却一落千丈。许多高级军官和外交官都确信，赫鲁晓夫当时是慌了神，才在没有得到任何让步的情况下就匆忙接受了美国人的最后条件。在苏联副外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Vasili Kuznetsov）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以及肯尼迪的私人代表约翰·麦克洛伊（John McCloy）之间的谈判更是加重了这种印象。美国人巧妙地利用了赫鲁晓夫的困境，拒绝苏联人挽回颜面的任何企图。另外，他们还利用赫鲁晓夫做出的有关撤走“进攻性武器”的模糊的承诺（克里姆林宫在其公开讲话中固执地拒绝提起苏联导弹在古巴的存在），逼迫苏联人撤走他们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莫斯科已经答应移交给古巴人的伊柳申轰炸机。莫斯科权力圈子中的许多人都认为赫鲁晓夫首先就不该在古巴部署导弹，但既然这样做了，就不要让步。苏联的武器在美国的严密监视下撤离了古巴，这让军方高层很不是滋味。
对于古巴领导层以及赫鲁晓夫在北京的敌人而言，危机的结局就像是可耻的投降。赫鲁晓夫在公开宣布苏联撤走武器之前忘记了与卡斯特罗商量，也没有对他透露自己与肯尼迪秘密交易的性质。因为他有理由担心，这位易怒的古巴领导人会把它当作是对古巴主权的侮辱，并向国际社会泄露这个秘密。反过来，卡斯特罗又觉得自己被出卖了，并认为赫鲁晓夫也背叛了共产主义事业。当赫鲁晓夫在1963年春卡斯特罗访问莫斯科时不小心说漏了嘴，提到与肯尼迪的导弹交易的时候，这位古巴领导人因为愤怒和难堪而脸色铁青。
这次危机的影响深远；此后的苏联领导人再也没有以赫鲁晓夫那样的方式，冒“两种体系”迎头相撞的危险。在古巴的这次严厉的教训之后，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开始更加认真地考虑军控问题了。军方以及大型军工综合体的领导人，特别是核工业部部长叶菲姆·斯拉夫斯基（Efim Slavsky）和军工委员会主席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依然对限制军事发展持反对态度。但是，科学界的一个有影响力的游说团体为这种变化提供了依据。许多苏联核科学家都同情世界范围的反核运动。伊戈尔·库尔恰托夫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直到他在1960年2月去世为止，一直在努力游说暂停核试验。1963年初，当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政府开始打算就部分禁止核试验问题达成协议的时候，核科学家是重要的推手。萨哈罗夫的代号为“阿尔扎马斯-16”的核设计局理论小组成员维克托·阿达姆斯基，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建议信，强烈要求他接受美国人早先给出但遭到苏联人拒绝的条件。萨哈罗夫赞同这封信中的看法并在第二天就飞往莫斯科，将它交给了核工业部部长叶菲姆·斯拉夫斯基。后者同意把信转交给赫鲁晓夫。科学家们的建议正合赫鲁晓夫的心意。几天后，斯拉夫斯基告诉萨哈罗夫，赫鲁晓夫接受了建议。
当时，对于北约核查人员在苏联领土上的存在和那些烦人的检查，苏联人还无法克服自己的不信任感。就连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大谈斯大林主义恐外症的赫鲁晓夫，在这一点上也是坚决不肯让步。他告诉主席团的同事说，哪怕是两三次检查——这是他一开始与美国人会谈的谈判立场——也会“让间谍”混进苏联。即使西方列强同意，“我们也不需要”。到1963年，苏联的原子弹计划已经不再需要通过大规模的大气层试验来制造战略武器，苏联在战略力量上也已经与美国人势均力敌。最重要的是，部分禁止核试验并不需要现场检查。在检查问题排除后，达成协议的最后障碍也就消除了。1963年8月5日，美、英、苏的谈判以在克里姆林宫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而告终。赫鲁晓夫的儿子回忆说，这位苏联领导人对此结果感到“非常高兴，甚至可以说幸福”。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公开抨击中国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革命”高调。在1962年12月对最高苏维埃的讲话中，他对中国人有关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看法冷嘲热讽。“可不能小看了这只纸老虎，它长着原子弹做的牙齿。”1963年7月，苏联领导层决心“公开与中国人一争高下”；他们在当月的华约会议上的主要目标，是要得到盟国的支持，反对北京。正如美国大使馆当时得出的正确的结论，1963年春在莫斯科与北京之间“实际上是不宣而战”，“所以苏联才会接受部分禁止核试验的协议，而这个协议它本来在上一年的任何时候都可以签”。
苏美关系中由此出现了一段奇怪的插曲。在肯尼迪政府就禁止核试验问题与赫鲁晓夫进行交流和磋商的时候，它或明或暗地建议，联手挫败中国的核计划。7月15日，肯尼迪指示其谈判代表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摸清楚赫鲁晓夫对于限制或防止中国的核发展有什么办法，以及他是否愿意由苏联采取行动或同意美国对此采取行动”。这几乎就是在毫不掩饰地试探：是否考虑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预防性打击。哈里曼和其他美国代表在7月15日至7月27日这段时间与赫鲁晓夫举行了数次会谈并讨论了此事，但令他们失望的是，“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显得不感兴趣，而且实际上几次都不愿意谈及这个话题”。巧的是，美国人的建议提得很不是时候——当时在莫斯科正在召开华约组织会议并进行秘密的中苏意识形态讨论。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赫鲁晓夫不可能冒险与华盛顿秘密结盟。
事后来看，赫鲁晓夫属于一个少有的核乐观主义者。其核边缘政策异常鲁莽并具有攻击性、不计后果和受意识形态驱使的特点。这位“新面貌”的设计师手段强硬，但他更多是靠自己的直觉而不是战略上的考量。而且他并不擅长通过外交手段寻求折中的办法。他的信口开河、不够圆滑、粗鲁和心直口快，在交了几次好运之后便开始让他丢脸。他的意识形态信念，加上他总是在缺乏安全感和过于自信之间摇摆不定，使他成为一个失败的谈判者。还有，这位苏联领导人一直未能形成一种系统或一贯的核战略。在苏联的政治和军事思维中依然存在一个非常突出的矛盾，即一方面强调核武器是预防战争的手段，另一方面又把在未来战争中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胜利”作为官方的军事原则。在古巴导弹危机后的几次内部会议上，总参谋长扎哈罗夫、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和战略火箭部队司令比留佐夫都认为，超级大国间的战争结局取决于大规模的核打击。同时，他们显然又想推翻赫鲁晓夫大量削减常规武器的计划。1963年2月7日，马利诺夫斯基在一次内部军事会议上说，苏联武装力量的所有兵种都应该保留并得到发展，因为可能会发生“不使用核武器的局部战争”——例如在越南南部——因为即使“在热核战争中”，也必须“消灭敌人的残余部队并控制被占领的领土”。所以，毫不奇怪，在赫鲁晓夫于1964年10月下台之后，其继任者们便开始寻求在数量上与北约保持均势。这样的选择需要耗费巨资，并最终导致苏联经济的不堪重负。
赫鲁晓夫对西方的威胁和他在苏联军队中强制推行的在核战争中争取胜利的军事原则，对苏美关系产生了长期的消极影响。赫鲁晓夫利用导弹来虚张声势，给美国的政治领导层和战略分析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赫鲁晓夫的继任者们用了十二年的时间，通过谨慎的外交和耗资巨大的军队建设，才抵达了那个他在1960年5月没能好好利用的、与西方国家谈判的舞台。但是，即使是那么多年的缓和也不可能弥补赫鲁晓夫造成的损失。他在维也纳企图对肯尼迪吹胡子瞪眼的那一幕让美国的几任总统都耿耿于怀。出于类似的原因，长期以来，美国人对苏联在古巴周围的任何活动都十分敏感，结果便引发了1970年和1979年的几次小规模的危机。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新保守主义的权威们还在利用赫鲁晓夫时代的出版物，包括《军事战略》一书，去证明苏联人确实打算发动并赢得核战争。
本章利用了我与霍普·哈里森合写的《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核教育》一文。对于哈里森教授允许在本书中使用我们共同发表的部分文字，我深表谢意。
参见Weart，Nuclear Fear。
Zaloga，Kremlin's Nuclear Sword，21.艾森豪威尔政府采取“新面貌”战略是在1953年。该战略的重点在于利用核手段对苏联的威胁造成威慑，所以才会为了对苏联的侵略进行“大规模报复”而在西欧部署各种类型和射程的核武器。1957年底，艾森豪威尔为了减缓“斯普特尼克”号的发射在西欧引起的震动，宣布把中程弹道导弹部署在北约愿意部署它们的国家。参见Bundy，Danger and Survival，245-55；以及Trachtenberg，History and Strategy，138-39，156-62，and202。
有关核武器稳定效应的学术争论，参见Mearsheimer，“NuclearWeapons and Deterrence in Europe，”19-46；Gaddis，“Long Peace，”99-142；Gaddis，Gordon，May，and Rosenberg，Cold War Statesmen Confront the Bomb。
关于“遏制”理论的这一缺陷，参见Logevall，“Bernath Lecture，”475-84。
V.B.阿达姆斯基，见于Lebedev，Aadrei Sahharov，31。最近对战略武器竞赛中苏方的描述，见于Zaloga，Kremlin's Nuclear Sword。另外，关于苏联氢弹工程采取了与美国人截然不同的路线，参见Holloway，Stalin and the Bomb，294-319。
参见Ryabev，ed.，Atomnii Projekt SSSR：Dokumenti i Materiali，vol.2，book1，639-43；亚历山大·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就预防原子武器和生物武器问题致斯大林，1950年9月，手写文件的复印件，Volkogonov Collection，LC。
1953年7月3日苏共中央全会的文字记录，Izvestia TsK KPSS 2（1991）：166-70。
N.Khrushchev，Khrushchev Remembers，68；S.Khrushchev，Nikita Khrushchev：Krizisi i rakeri，1：45；S.Khrushchev，Nikita Khrushchev and the Creation of a Superpower；G.Goncharov，“Khronologiia，”247；Sakharov，Memoirs，180-81；Holloway，Stalin and the Bomb，324.
Zubok and Smirnov，“Moscow and Nuclear Weapons，”1.14-18.
关于此次试验对国际舆论的巨大影响，参见Holloway，Stalin and the Bomb.337。另见Weisgall，Operation Crossroads，302-7；York，Advisors，85-86；Hewlett and Holl，Atoms for Peace and War，168-82。
G.Goncharov，“Khronologiia，”249.
“原子战争的威胁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提议”，V.马雷舍夫给N.赫鲁晓夫的备忘录，1954年4月1日，RGANI，f.5，op.126，d.126，1.38。
Ibid.，1.39，40，41；另见Zubok and Smirnov，“Moscow and NuclearWeapons，”14-15。物理学家们在把自己的担忧形成书面报告之前，可能与领导层已有过口头沟通，至少是跟马林科夫。
马林科夫的讲话，参见Pravda，March 13，1954；米高扬的讲话，参见Kommunist（Yerevan），March12，1954。
Pravda，April27，1954.
Volkov and Kolesova，“Soviet Reaction to U.S.Nuclear Policy，”6-9.
S.Khrushchev，Nilcita Khrushchev：Krizisi i raketi，1：45；后来有许多纪录片都利用了这部保密影片中的一些片段，例如20世纪90年代在莫斯科制作的《科学主管：尤里·В.哈里顿传》；Vlasov，“Desiat'let riadom s Kurchatovym，”42；Holloway，Stalin and the Bomb，307；Heikal，Sphinx and Commissar，129。
S.Khrushchev，Nikita Khrushchev：Krizisi i raketi，1：62-67.
Zubok and Pleshakov，“The Soviet Union，”见于Raynolds，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Europe，71.
Enola Gay是二战时在广岛上空投下原子弹的那架美军轰炸机的名字。——译者注
“Turnir dlinoi v tri desiatiletiia，”Istoricheskii arkhiv 2（1993）：58-67.
Wittner，Resisting the Bomb，23-25，105-6；Sakharov，Memoirs，194-95；Holloway，Stalin and the Bomb，316-17.
“Zapis besedy G.K.Zhukova s Prezidentom SShA Eizenkhauerom，”July 20，1955，RGANI，f.5，op.30，d_116，1.122-23，发表于Naumov eal.，Georgii Zhulcov，38-40；美方有关此次会谈的记录见于FRUS，1955-57，5：408-18。
Pravda，February 15，1956.
谢尔盖·赫鲁晓夫想起了一段小插曲。“大概是在1956年1月”，他陪同他的父亲去参观科罗廖夫的企业里正在制造的导弹。赫鲁晓夫问当时担任部长会议军工委员会主席的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摧毁英国”要多少核弹才够。当乌斯季诺夫说“五颗”的时候，据说赫鲁晓夫讲道，“威力太可怕了。上次战争充满了血腥，但要是有了这样的炸弹，它就完全不可能了”。S.Khrushchev，Nikita Khrushchev：Krizisi i raketi，1：103；Pravda，November，18，1955；Holloway，Stalin and the Bomb，343.
Pravda，February 15，1956.
Rosendorf，“John Foster Dulles’Nuclear Schizophrenia，”83；以及Erdmann，“‘War No Longer Has Any Logic Whatever，’”98-110.Dobrynin，In Confidence，38；“Conference of First Secretaries of Central Committees of Communist and Workers Parties of Socialist Countries for the Exchange of Views on Questions Related to the Preparation and Conclusionof a German Peace Treaty，August 3-5，1961，”CWIHP Bulletin，no.3（Fal l1993）：60.关于赫鲁晓夫仿效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以及他与杜勒斯兄弟的“决斗”，参见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190-91；以及Zubok，“Inside the Covert Cold War，”25-27。
Taubman，Khrushchev，359-60；195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文字记录，Istoricheskii arkhiv 4（1993）：36；Immerman，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Diplomacy of the Cold War。实际上，从1957年起，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就开始对自己“大规模报复”理论的可行性产生了严重怀疑，因为，就像他曾经讲过的那样，“如果美苏之间用核武器互相攻击，那整个北半球都将无法居住，或者居住至少要冒风险”。在国家安全会议上的谈话备忘录，1958年4月7日，国家安全档案馆。感谢威廉·布尔（William Burr）让我注意到这份文件。
赫鲁晓夫了解克劳塞维茨的哪些观点，这一点现在还不清楚。不过，苏军总参谋部一向十分看重这位普鲁士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遗产一向属于苏共意识形态评注中的一部分，因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很欣赏他关于战争的观点，列宁也对它有过评论。斯大林在1947年回到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以证实他对马列主义如下观点的先见之明，即“战争与政治有着直接的联系，政治引发了战争，而战争是政治借助于暴力手段的延续”。Stalin，“Otvet tovarischu Razinu，”February 23，1946，Bolshevik 3，1947.另见苏联出版的Clausewitz， O voine（Moscow：Voenizdat，1941）；以及Kokoshin，Soviet Strategic Thought。
Pravda，May14，1957；195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文字记录，Istoricheskii arkhiv 4（1993）：5。
1960年2月l日的中央主席团会议，见于Fursenko et al.，PrezidiumTsK KPSS，1：424。
国家计委的统计数据证明，在1958年，导弹只占国防部总的装备经费的8.5%。1959年，这一比例几乎增加了三倍，达到21.5%。1962年它又提高到将近44%。Simonov，Voienno-promishlennii kompleks，247；S.Khrushchev，Nikita Khrushchev：Krizisi i raketi，1：384；P.L.Podvig，ed.，Strategicheskoie iadernoie vooruzheniie Rossii（Moscow：IzdAt，1998）；Bystrova，“Sovetskii voennii potentsial perioda‘kholodnoi voini’v amerikanskikh otsenkakh，”132-36；另见莫斯科物理与技术学院的“裁军、能源及生态研究中心”的资料，http：//www.armscontrol/ru。
Engerman，“Roma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ew Histories of theCold War，”29-42；Taubman，Khrushchev，364-65，480.
Simonov，Voienno-promishlennii kompleks，249-50，303，307；[http：//www.vriitf.ru/begin.phtml]；Viktoriia Glazyrina，“Krasnoiarsk-26：A Closed City of the Defense-Industry Complex，”见于Barber and Harrison，Soviet Home Front，196；Ladyzhenskii，“Krasnoiarsk-26，”125-51。
这就意味着要把西德进入西柏林的通道交给乌布利希管辖西方各国担心民主德国政府会关闭这些通道，从而使西方左右为难：要么撤出西柏林，要么开战。关于宣布放弃有关德国问题的1945年协议，参见Fursenko et al.，Presidium TsK KPSS，1：338-39.
Troyanovsky，“Making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221；Burr，“Eisenhower's Search for Flexibility.”
参见Adome，Soviet Risk-Taking and Crisis Bvhavior；Schick，Berlin Crisis；Catudal，Kennedy and the Berlin Wall Crisis；Slusser，Berlin Crisis of 1961；Beschloss，Crisis Years；Harrison，Driving the Soviets Up theWall，114。阿登纳和国防部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斯特劳斯（Franz-Joseph Strauss）确实想让西德拥有核武器。参见Kosthorst，Brentarto und die deutsche Einheit，137-43；关于西德核武化的问题，参见Kelleher，Germany and the Politics of Nuclear Weapons，43-49；以及Trachtenberg，History and Strategy，252-53。
S.Khrushchev，Nikita Khrushchev：Krizisi i raheti，416；Hope Harrison，Driving the Soviets UP the Wall，116-17.1958年11～12月，按照赫鲁晓夫的命令，苏联在民主德国境内新建的阵地上部署了中程导弹，来为他的威胁撑腰。Uhl and Ivkin，“Operation Atom，”299-307.
Wittner，Resisting the Bomb，278-80；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KPSS，1：252.
Stenograficheskaia zapis zasedaniia Prezidiuma TsK KPSS po voprosu“O direktivakh sovetskoi delegatsii v Komitete desiati po razoruzheniiu，”February 1，1960，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423-24，427，431，432，434-35.
关于赫鲁晓夫内心的紧张，参见Taubman，Khrushchev，423-39。
Zubok，“Khrushchev's 1960 Troop Cut，”416-20；Nichols，Sacred Cause，71-83；Hansen，Correlation of Forces，67.
“苏共中央主席团给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不迟于1964年10月14日”，Istochnik 2（1998）：112。
奥列格·佩尼科夫斯基曾经把《军事思想》杂志复印并传递给美国中央情报局。它们在1992年6月都已解密并公布，现在在国家安全档案馆可以查到。
Sokolovskii，Military Strategy，对瓦连京·拉里奥诺夫（Valentin Larionov）中将的采访（他参与了《军事战略》一书的写作），莫斯科，1991年5月29日；Valentin Larionov，“Tiazhkii put poznaniia（Izistorii iadernoi strategii），”未发表手稿的第9～10页（承蒙瓦连京·拉里奥诺夫的好意）。
关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不和的背景，参见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the Kremlin's Cold War，210-35；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64-67；Taubman，Khrushchev，336-42，389-95，470-71。关于在核武器方面的合作，参见Yuli Khariton and Yuri Smirnov，“Otkuda vzialos i bilo li nam neobkhodimo iadernoie oruzhiie，”Izveslia，July 21，1994，5；Negin and Smirnov，“Did the USSR Share Its Atomic Secrets with China？，”303-17。
N.Khrushchev，Khrushchev Remembers，467-68；Schecter and Luchkov，Khrushchev Remembers，147-50；Fursenko et al.，Presidium TsK KPSS，1：326-27.
Li Zhisui，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270-71；1958年9月27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发表于CWIHP Bulletin，6-7（Winter 1995/96）：219，226-27；Zubok，“Khrushchev-Mao Conversations，”243-72.
Negin and Smirnov，“Did the USSR Share Its Atomic Secrets with China？”311-12；Troyanovsky，“Making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229.
Taubman，Khrushchev，393-95.
关于克里姆林宫1960年3～4月辩论的大概情况，参见Oleg Grinevsky，Tysiacha i odin den Nikity Sergeevicha，154-64；Taubman，Khrushchev，454-55。
关于U-2事件的背景和赫鲁晓夫在1960年采取的行动，参见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202-9；Taubman，Khrushchev，442-79；Israeyan，Na frontakh kholodnoi voini，76。
Davidson，Mazov，and Tsypkin，SSSR i Africa，1918-1960，99；Mirsky，“Polveka v mire vostokovedenia，”130.
Taubman，Khrushchev，474-77；赫鲁晓夫致中央主席团，1960年10月10日，Istochnik 6（2003）：116-17。
更多细节参见Taubman，Khrushchev，491，495；Dobrynin，In Confidence，44。
1961年5月26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备忘录第331号，以及“Vyskazyvaniia N.S.Khrushcheva v khode zasedaniia Prezidiuma TsK KPSS ob obmene mneniiami k vstreche tov. Khrushcheva N.S.s Kennedy V Vene，”May 26，1961，见于Fursenko et al.，TsK KPSS，1：498-99，502-3。
Korol，“Upushchennaiia vozmozhnost，”102-3.
Beschloss，Crisis Years，330.
克格勃和总参情报总局有关美国进攻计划的报告——第一份这样的报告是在1960年6月29日——参见Fursenko，“Neobychnaia sudba razvedchika G.N.Bolshakova，”94-95。这些成员国的中央第一书记1961年8月3～5日的会议摘要的译文见于CWIHP Bulletin，no.3（1993）：60。
Harrison，Driving the Soviets Up the Wall，116，164，195；Tismaneanu，Stalinism for All Seasons，144，163，167，177-81.1961年7月18日，佩尼科夫斯基向他在中情局的上级说，“如果考虑到目前的形势，苏联军队并没有做好在许多地区开战的准备”。佩尼科夫斯基的情况汇报，1961年7月18-19，14，NSArch；Schecter and Deriabin，SpyWho Saved the World，205-13。
Zubok，“Inside the Covert Cold War，”26-27.
该决定是从退役少将瓦季姆·马卡列夫斯基（Vadim Makarevsky）援引的文件中推知的。参见“O premiere N.S.Kruscheve，marshale G.K_Zhukove i generale I.A.Plieve，”Mirovaia ekonomika i mezhdunarodniie otnosheniia8-9（1994）：193；Lebedev，Andrei Sakharov，602-3；Adamsky and Smirnov，“Soviet50-Megaton Test in 1961，”3，19-20。
Fursenko，Rossiia i mezhdunarodniie krizisi，248-49，252-53；Fursenkoand Naftali，Khrushchev's Cold War，372-75；Harrison，Driving the Soviets Up the Wall，178-86；赫鲁晓夫关于德国问题的笔记，1961年12月11日，Istochnik 6（2003）：123-27。
XXII S'ezd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Sovetskogo Soiuza. Stenograficheskii otchet（Moscow：Gospolitizdat，1992），2：571-72.
关于查理检查站事件，参见Troyanovsky，“Making of Soviet ForeignPolicy，”233，以及赫鲁晓夫于1962年1月8日对主席团所作的说明，见于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546；Fursenko，Rossiia i mezhdunarodniie krizisi，243-44；以及Fursenko and Naftali，Khrushchev's Cold War，403-4。对于坦克对峙事件不那么乐观的解释，参见Falin，Bez Skidok na obstoiatelstva，88-89；Falin，Politische Erinnerungen，345-46；以及Garthoff，“Berlin1961”。
“Stenograficheskaia zapis zasedaniia Prezidiuma TsK KPSS po voprosu o pozitsii Pravitelstva SSSR na dalneishikh peregovorakh s pravitelstvami SShA，Anglii i Frantsii po germanskomu voprosu，”January 8，1962，见于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545，547。
Naftali，“NATO，the Warsaw Pact and the Rise of Détnete”；参见内夫塔利的评论[http：//www.cia.gov/csi/books/watchingthebear/article06.html]。
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536-37；Sakharov，Sakharov Speaks，33.
有关战争威胁有多么严重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最近的争论参见Kramer，“Tactical Nuclear Weapons，Soviet Command Authority，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Blight，Allyn，and Welch，“Kramer vs.Kгаmег，”40，41，42-46，47-50；Lebow and Stein，We All Lost the Cold War，94-109。
Ulam，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668-72.
Blight，Allyn，and Welch，Cuba on the Brink，348.
Fursenko and Naftali，“One Hell of a Gamble，”170-71，182-83；Taubman，Khrushchev，406，414，531-32.
苏联档案中有关美国秘密策划入侵古巴并对古巴采取其他颠覆行动的证据材料参见Hershberg，“Before‘The Missiles of October’”。
1963年春，当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导弹危机后访问苏联的时候，苏联公民表现出诚挚的、巨大的热情。卡斯特罗本人也说，“古巴革命的问题是多么深入地渗透到苏联人民的感情中啊。我们简直无法理解，如果美国入侵古巴，他们（苏联领导人）将如何面对这个消息对苏联人民产生的巨大影响，那将是一种爆炸性的、无法控制的影响”。Blight and Brenner，Sad and Luminous Days，63.
Ibid.，38；Fursenko and Naftali，“One Hell of a Gamble，”167-70.
福尔先科和内夫塔利认为，赫鲁晓夫的决定并不是基于有关美国反古巴活动的具体情报，而是基于他对从白宫传出的政治信息的错误解读。Fursenko and Naftali，“One Hell of a Camble，”152-53，156-60，176-77.
引文出自“猫鼬”特别行动小组的会议记录，1962年10月4日，出席会议的有罗伯特·肯尼迪、林登·约翰逊、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兰斯代尔（Lansdale）将军、中央情报局局长麦科恩（McCone）等人，以及中情局的麦科恩与总统会谈的备忘录，1962年8月23日，见于Blanton et al.，Primary Source Documents。
Troyanovsky，“Making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234.苏方有关战略均势的原始资料讲得比较模糊。有一位作者声称，在1962年秋，有48枚洲际弹道导弹可以从苏联领土打到美国。福尔先科给出的数字是20枚。当时美国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至少有93枚，而且还在欧洲和亚洲的基地部署了火箭和中程轰炸机。A.P.Leutin，“V pogone za paritetom（Iz istorii amerikano-sovetskoi gonki iadernikh vooruzhenii），”见于Sovetskoie obshchestvo：budni kholodnoi voini：Materialy“kruglogo stola，”ed.V.S.Lelchuk（Moscow-Arzamas：IRI-RAN-AGPI，2000），91；Fursenko and Naftali，Khrushchev's Cold War，429-31；Fursenko，Rossiia I mezhdunarodniie krizisi，338.美国的独立智库“国家资源保护委员会”声称，到1962年，苏联有36枚洲际弹道导弹和72枚潜射弹道导弹。美国有203枚洲际弹道导弹和144枚潜射导弹，美国的战略空军司令部拥有1306架远程轰炸机；而苏联只有138架。数据资料来源于[http：//www.nrdc.org/nuclear/nudf/datainx.asp/]。
Fursenko and Naftali，“One Hell of a Gamble，”179-80.
1963年5月21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备忘录第32号，见于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71：556；Garthoff，Reflections onthe Cuban Missile Crisis，12-17；Hansen，“Soviet Deception in theCuban Missile Crisis”。
Uhl and Ivkin，“‘Operation Atom，’”299-304.
劳尔·卡斯特罗在1968年1月23日古巴共产党中央全会上的回忆，见于Blight and Brenner，Sad and Luminous Days，43。
Fursenko and Naftali，“One Hell of a Gamble，”191-92；2002年10月12日在古巴哈瓦那召开的会议上尼古拉·列昂诺夫（Nikolai Leonov）将军与作者的谈话。
1962年6月24日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和马特维·扎哈罗夫给赫鲁晓夫的备忘录“苏联军队在古巴的部署”，Volkogonov Collection，LC，发表于CWIHP Bulleiin，no.11（Winter 1998）：254-56。
N.P.Kamanin，Skrytii kosmos，vol.1（Moscow：Infortekst-IF，1997），174-75.
Neizvestnaia Rossiia.XX vek.Kniga 3（Moscow：Istoricheskoie nasledie，1993），229-56，转引自Adamsky and Smirnov，“Moralnaia otvetstvennost uchenikh i politicheskikh liderov v iadernuiu epokhu，”334-35。
Sakharov，Vospominaniia，294；Adamsky and Smirnov，“Moralnaia otvetstvennost uchenikh i politicheskikh liderov v iadernuiu epokhu，”335-37.
Fursenko and Naftali，“One Hell of a Gamble，”195，232；Taubman，Khrushchev，553-56.
1962年10月22日中央主席团会议，备忘录第60号，见于Fursenko etal.，Prezidium TsK KPSS，1：617；Fursenko，Rossiia i mezhdunarodniie krizisi，358-59；Fursenko and Naftali，Khrushchev's Cold War，467-74。
这一点多次得到阿纳托利·格里布科夫（Anatoly Gribkov）的证实，他在危机前和危机期间是苏军总参谋部驻古巴的代表；例如，参见2002年10月11～12日的古巴会议以及作者于2002年10月12日在会上与格里布科夫的交谈。Gribkov and Smith，Operation Anadyr，183.
留里克·克托夫（Ryurik Ketov）艇长的回忆，见于Cherkashin，Povsednevnaia zhizn rossiiskikh podvodnikov，143，146；Mozvogoi，Cuban Samba of the Quartet of Foxtrots。
多勃雷宁发给苏联外交部的电报，1962年10月24日，见于Blantonet al.，Primary Source Documents；1962年10月25日中央主席团会议，备忘录第61号，见于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621-22。
赫鲁晓夫主席致肯尼迪总统的信，FRUS，1961-63，6：178-81；Fursenko and Naftali，“One Hell of a Gamble，”275-77；Israelyan，Na frontakh kholodnoi voini，81-82。
多勃雷宁等人叙述此次会谈的原文参见Hershberg，“Anatomy of aControversy，”75，77-80。
Blight，Allen，and Welch，Cuba on the Brink，361-65；Schecter andLuchkov，Khrushchev Remembers：The Glasnost Tapes，177；赫鲁晓夫与卡斯特罗之间的电报交流见于Cuba on the Brink，481-91。
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569；Trostnik-Pavlovu，October 27，1962，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的解密电报，见于Blantonel al.，Primary Source Documents。
Troyanovsky，“Caribbean Crisis，”147-57；作者于1993年3月2日在华盛顿特区对特罗扬诺夫斯基的采访。关于卡斯特罗和古巴人表现出来的愤怒情绪，参见Blight and Brenner，Sad and Luminous Days，49-56。
Trostnik-tovarischu Pavlovu，November 20，1962，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的解密电报，见于Blanton et al.，Primary Source Documents。
1962年10月30日捷共代表团与苏联共产党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谈记录，材料来源于国家中心档案馆（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档案，Antonin Novotny，Kuba，box 193，由奥尔德里希·图玛（Oldrich Tuma）提供并由琳达·玛斯塔利尔（Linda Mastalir）翻译，见于Blanton et al.，Primary Source Documents。
Mikoyan，Tak Bylo，606.
参见托马斯·布兰顿（Thomas S.Blanton）对此的讨论，“Cuban Missile Crisis：40Years Later，”Washington Post，October 16，2002；另参见Sagan，Limits of Safety：Organizations，Accidents，and NuclearWeapons。
Troyanovsky，“Making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238-39.
Shelest，Da ne sudimi budete，161.
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2：569；Fursenko and Naftali，Khrushchev's Cold War，470.
Israelyan，Na frontakhi，82-83；Fursenko and Naftali，“One Hell of a Gamble，”301-2，307-8.
在1994年9月27～29日于莫斯科召开的关于1962年加勒比危机的会议上，作者对经历过此次危机的前苏联资深官员的描述以及与他们的非正式的交流的概括。
Taubman，Khrushchev，579；卡斯特罗对自己的苏联之行的回忆，见于Blight and Brenner，Sad and Luminous Days，63-65；作者于2002年10月11～13日在古巴会议上的笔记，卡斯特罗在会上证实了他当时的印象。
Sakharov，Memoirs，204；关于库尔恰托夫的“开明”外交，参见Smirnov and Zubok，“Nuclear Weapons after Stalin's Death，”16；Evangelista，“Soviet Scientists and Nuclear Testing”；Wittner，Resistingthe Bomb，278-80。
关于各种层次与渠道的禁止核试验的谈判，参见Bunn，Arms Controlby Committee，26-35。关于阿达姆斯基，参见Lebedev，Andrei Sakaharow，38-39；另参见Sakharov，Vospominaniia，307-8。关于跨国科学家共同体发挥得更大作用，参见Evangelista，“Soviet Scientists and Nuclear Testing”。
Stenograficheskaia zapis zasedaniia Prezidiuma TsK KPSS，April 25，1963，见于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705，706；S.Khrushchev，Nilcita Khrushchev：Krizisi i raketi，2：458。
赫鲁晓夫当时对于中国人的批评相当敏感，这一点现在已经得到中央委员会内部人士的承认。Arbatov，System，95；Burlatsky，Khrushchev and the First Russian Spring，185-86.
尼基塔·赫鲁晓夫1962年12月12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当前的国际形势与苏联的对外政策》，见于Current Digest ofthe Soviet Press 14，no.52（January 23，1963）：3；1963年7月23日主席团会议，备忘录第107号，见于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734；另见Mastny，Documentation on the PPC of Warsauw Treaty Organization in Moscow；Bunn，Arms Control by Committee，37关于中国的核计划，参见Lewis and Litai，China Builds a Bomb。
Seaborg and Loeb，Kerinedy，Khrushchev，and the Test Ban，239；福瓦·科勒致国务院，莫斯科，7月18、19日，1963，FRUS，1961-63，7：808，814；Burr and Richelson，“Chinese Puzzle”；Zubok，“‘What Chaos in the Beautiful Socialist Camp！’”152-62。
Selvage，“Warsaw Pact and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10.
关于马利诺夫斯基的报告，参见卡马宁1963年2月8日的日记，见于他的Skrytii kosmos，220；关于在赫鲁晓夫“新面貌”“革命”之后，更为传统的军事政策与指导原则“复辟”的情况，参见Nichols，Sacred Cause，84-86。
指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1937年10月5日在芝加哥发表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呼吁国际社会对侵略国采取隔离孤立的政策——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