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_苏联的国内战线：最初的裂隙，1953～1968

苏联的国内战线：最初的裂隙，1953～1968

苏联的生活方式可能会给它自己树敌。
它产生并教育了自己的对手。
——历史学家谢尔盖·德米特里耶夫日记
1958年10月

古巴导弹危机这幕大戏开演时，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知识界几乎都没去注意它。1962年11月初，知识界人士和无数的苏联读者都在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一本厚厚的文学刊物，那上面刚刚发表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它讲述的是一位俄罗斯农民在斯大林集中营的遭遇。在冷战的第二个十年，苏联国内战线的社会和文化方面，以及公共舆论和集体认同方面，都开始有了重大的变化。

冷战并不只是大国间的又一次对抗，它还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经济规划之间的碰撞，是文化及意识形态之战。就其本身而言，大卫·考特（David Caute）认为，塑造了冷战的是，“为人们所共享、同时也饱受质疑的欧洲启蒙运动的遗产；尤其是在全球来势迅猛的印刷品、电影、无线电和电视——当然也不能忘了数量猛增的大众剧院和音乐厅，特别是在苏联”。

最近的研究认为，当时，正如美国文化及社会的现代化开始影响其对外政策和国际行为一样，全球对抗以及不同意识形态的竞争也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苏联也存在类似的情形。“新”对外政策和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的苏共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的谴责，正发生在苏联社会迅速现代化之际。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这种现代化还只限于精英分子的小集团和军工企业，而在他去世之后，已发展成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与美国竞争的需要，迫使苏联领导层不仅要促进科学技术，还要发展高等教育，并给予科学和工程领域的精英更多的自由和权力。1928～1960年，在校大学生的数量增加了12倍，达240万。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人员的数量也从23.3万增加到350万。后斯大林时代的统治者们想要证明：苏联模式能够造就一个幸福的社会，拥有受教育程度很高的、有创造力的人民。赫鲁晓夫和主席团的其他成员，一致同意大幅削减劳动时间和税收；他们增加了对公共住房、教育、群众文化及卫生系统的投入。他们还着手进行现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消费导向的工业建设，而这些在斯大林时代都是被忽视或取消的。按照俄罗斯历史学家伊莲娜·祖博科娃的说法，“当时政府的政策似乎真的开始面向人民了”。到20世纪60年代初，政府的社会政策和经济增长提升了苏联人民，尤其是专业人员和学生即数量不断增加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对于未来的信心。

赫鲁晓夫发动的文化“解冻”和去斯大林化，也对苏联的现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它们绝不是不可避免的。斯大林主义文化的千篇一律的阴郁色调也开始消退。苏联公民不再那么害怕政治镇压了，他们中不同的声音开始多了起来。对国家的那些不得人心的做法的消极抵抗增加了，相对来说摆脱了国家宣传的思想“绿洲”也开始变多了。这些新的变化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密切关注。杰里米·苏里（Jeremi Suri）最近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去斯大林化引发了异见运动，而异见运动反过来又与中欧的各种社会运动一起，开始对苏联政权的根基发起了挑战。结果，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就开始采取一种较为保守的、以缓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为取向的外交策略。苏里的观点夸大了异见运动的影响而忽视了苏联缓和政策背后其他的重要动机，不过，就把长期以来不相连贯的各段历史联系起来而言，它仍然是一次有益的初步尝试。

在本章，我要说的是，“解冻”以及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对于苏联的对外政策并没有立竿见影的作用，但与冷战的结局却有着直接的关系。它在苏联受过教育的社会阶层当中造成了深刻的分裂，标志着苏联社会完全孤立于西方之外的状态的终结。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削弱了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共识。分析苏联官僚系统各个特定的群体（军队、秘密警察和党的精英），以及工人、各民族和战争老兵等当中发生的变化，并不在本书的范围。在这里，要关注的焦点是在20世纪50年代崭露头角，并于三十年后——即冷战的最后阶段进入政治、文化生活核心的精英集团与网络。这些自称“六十年代人”的精英，是莫斯科和其他大的中心城市的“开明”官员、知识分子、艺术家和作家。他们锐意改革，想让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加自由。他们的共同努力将为1985～1989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联国际行为的突然转向提供绝对必要的背景。

“解冻”

斯大林政权影响了苏联知识生活和大众文化几十年。在恐怖时期，甚至是在共产主义制度在苏联终结之后，斯大林主义的宣传及大众文化的许多成分还依然存在，并继续影响着当今的俄罗斯人民。从20世纪30年代起，斯大林就试图在知识分子、文化精英和群众当中逐步灌输这样一些观念：为成为一个强国而服务；警惕内部的敌人；做好与外部敌人开战的准备。斯大林准备与美国摊牌，这反过来又决定了苏联宣传及文化政策的方向和重点。官方的宣传本着革命与帝国范式的精神，宣扬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和苏联要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思想。

最近的历史研究表明，斯大林扮演了苏联文化最高编辑的角色，他使用着用以界定集体身份、价值观和信念的官方话语。除了纳粹德国，现代史上还没有其他哪个政权的政治领导人对文化宣传如此关注，而且投入如此之大。许多文化设施，其中包括莫斯科大剧院以及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一些一流的博物馆，都得益于国家的慷慨支持。斯大林培养了一批从事创造性工作的精英，特别是作家——他把他们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1934年之后，苏联作家协会的会员，实际上也是国家宣传机器的一分子，都变成了特权阶层。有地位的作家可以成百万册地出版自己的书籍，而享有特权的艺术家和雕塑家则靠国家的订单发财。俄罗斯文化史家玛丽亚·塞辛娜（Maria Zezina）说，到斯大林去世的时候，“从事创造性工作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真心拥护苏联政权，没有人想要反对它”。

与此同时，也有无数的作家、音乐家、艺术家和其他文化人士沦为清洗的对象，并在古拉格关了数十年。文学艺术的衰落尤其突出，因为自鸣得意的因循守旧、矫揉造作和平庸低俗取代了在20世纪20年代推崇的才华、多样性和先锋派实验。文化先锋派被认为是“形式主义的”和“反民族的”而遭到禁止。所有人都必须遵循官方在1946年推出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该理论对于按照斯大林的意识形态药方制造出一个虚假的世界，一个与苏联现实格格不入的、充斥着“弥天大谎”的世界，可谓功不可没。“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不仅仅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还嵌入到文化生产的所有机制，包括“创作协会”和集体自我审查的层级制。文化领域的权势人物暗中分裂成不同的派系，为了争夺资源和特权而钩心斗角。所有这一切的结果便是苏联“文化产出”的迅速下滑——不仅在数量上，最终也是在质量上。

斯大林对科学领域的干预造成了可以说更加矛盾的后果。一方面，在核武器、导弹和军备的各项计划中，他提拔、重用年轻干部，并给予他们相当多额外的待遇和特权。被任命为原子弹工程科学主管的伊戈尔·库尔恰托夫在与这位领导人交谈后写道：“斯大林同志热爱俄罗斯和俄罗斯的科学。”1945年后，苏联的科学家和大学教授都成了特权等级，他们的薪资远远超过了平均水平。同时，这位克里姆林宫统治者的直接且常常是过分的干预，还让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的伪科学在生物学领域大行其道。结果使得遗传学和控制论成了研究的禁区。

反犹主义也变成了国策的一部分，而这对于知识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宫医生案”出笼之后，反犹运动在1953年1月达到了高潮。苏联的宣传声称，苏联一些有名的医生（“克里姆林宫的医生”）与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相勾结，准备谋杀苏联的政军领导人。斯大林随时有可能下令把苏联犹太人驱逐到远东。反犹主义对苏联精英和受过教育的阶层产生了巨大的分裂和破坏作用。特别是，它在受过教育的群体即医生、教授、教育工作者、作家、记者、专业人员和从事一般性创造工作的知识分子当中，激起了反斯大林主义的以及最终反苏维埃体制的情绪，因为在这些人当中，犹太血统的人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苏联社会的各个受过教育的群体都像1941～1945年战争以来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那样，越来越希望获得更多的自由和过上更好的生活。当时有些敏锐的观察家认识到，在文化、思想和科学领域，就跟其他各个领域一样，斯大林主义政策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在斯大林死后，国家对教育、文化和科学的控制框架以及基本机制实质上都原封未动。不过，反犹主义的政治迫害、群众性的歇斯底里和为集体迫害所做的准备，在斯大林死后就停止了。军国主义和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聒噪减少了；苏联的各位新领导人号召修复“社会主义的合法性”。1953年发生的种种惊人的转变，包括为古拉格的首批政治犯平反和大幅削减秘密警察及告密者网络的权力，一步一步地为文化“解冻”做好了准备。

作为新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并不是又一个可以指引人民的思想并使人民为之神魂颠倒的“伟大导师”。尼基塔显然缺乏良好的教育，而且做事反复无常。他既不想也没有能力去引领苏联文化的方向。在1957年春与苏联作家的首次会议上，他带有明显的醉意。由于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客人们折服，他就试图教训和恫吓他们，结果却非常糟糕。与斯大林相比，赫鲁晓夫就是个笑话；其行为让知识分子们既觉得可笑，又感到震惊和丢脸。关于赫鲁晓夫指责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有句俏皮话是这样说的：“是有迷信，但好歹还有个人格。”

1953年秋，《新世界》（Novy Mir）发表了弗拉基米尔·波梅兰采夫（Vladimir Pomerantsev）的几篇散文，其中含有一个简单的观点：作家要秉笔直书，写出他或她的所思所见。这是首次触及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撒谎成性的斯大林主义文化。波梅兰采夫曾经在国外生活过几年，为苏联驻德军政府工作。也许这使得他没有像自己的许多同行一样，被恐惧和自我审查吓得丧失了勇气。在1954年和195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城市的大学宿舍，都在争论文学和生活中的“坦诚”问题。这种争论很快又演变成对意识形态承诺与苏联现实之间的差距的争论。卷入争论的有未来苏联的异见人士、来自中欧的访问生以及后来在共青团和苏共春风得意的那些人。这其中有两位室友：一位是来自捷克的学生兹德涅克·姆林纳日（Zdenek Mlynar），他将成为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领导人物；另一位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他在三十年后成了苏共的最后一任总书记。

包括戏剧导演、电影导演、杂志编辑、律师、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在内的一群从事创造性工作的少数派，开始试探国家审查制度的极限，为了寻求革新和原创性而冒险越过党的纪律所许可的范围。作家伊利亚·爱伦堡，斯大林用来联络西方亲苏知识分子的特使，写了一本叫作《解冻》的小说，而“解冻”也成了这个新时代的名字。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Alexander Tvardovsky）和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开始对《新世界》杂志进行改造，使之成为有才华的非正统文学作品发表的渠道。电影导演米哈伊尔·卡拉托佐夫（Mikhail Kalatozov）、米哈伊尔·罗姆（Mikhail Romm）和苏联“梦工厂”的其他明星们，拍出了一些赞美人道主义价值观和高尚品德的电影。这些人在抱有比较同情的态度的文化事务官员的帮助下，营造了一种供新一代有才华的人在其中成长并追求更大自由的环境。

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后，文化“解冻”演变成一种更加激进的现象。赫鲁晓夫既没有那种眼光也没有那种心智，可以预见到秘密报告的后果。他的秘密报告的原文被泄露给了西方。美国国务院公布了这份报告，由中情局资助的“自由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也很快作了广播——这令东西方的共产党人非常惊愕。在苏联国内，赫鲁晓夫把秘密报告传达给各地方党组织，并指示要把它向全体普通党员，甚至是更广泛的听众即“劳动集体”宣读，总数可能有2000万～2500万人。报告令整个意识形态和宣传的机器不知所措。在大学和劳动场所，甚至在大街上，人们纷纷表达自己的想法，而官员、克格勃和告密者则集体失语。

苏联许多人想要知道的并不仅仅是报告披露的那些内容。谢尔盖·德米特里耶夫（Sergei Dmitriev）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对于报告中提到的那些事实没有任何严肃的解释。它对于对外政策的影响几乎是无法估量的。而它在国内的意义如何呢？在学校里，学生们开始撕掉墙上的斯大林像，并把它踩在脚下。他们问：是谁制造了个人迷信？如果说只崇拜一个人，那党的其余的人呢？每个行政区、每个地区和每个地方的每个党委，都有自己的‘领袖’和英雄。”

据一位美国观察家说，有些苏联学生觉得自己的信仰被打碎了，他们从此不可能再相信苏维埃政权要他们相信的东西了。1956年5月底，国立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对该大学以伙食恶劣而出名的食堂进行了抵制。这是有意无意地重演了1905年革命期间“波将金”号战舰反叛的一幕——这件事由于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的著名电影而在苏联广为人知。感到为难的当局没有进行镇压，而是与学生进行了谈判。只是到后来，才有一些学生被开除并送到外省

到秋学期，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地的许多大学生，未经当局的批准便纷纷印制海报、公告和杂志。秋季先后在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革命，不仅对西乌克兰和波罗的海这些相邻地区，也对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大城市的学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苏联军队于1956年11月镇压了匈牙利革命之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大学生举行集会，声援匈牙利。有些急性子的还盼着采取行动。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有个年轻人散发的传单认为苏维埃政权与纳粹政权是一丘之貉。传单上说：“斯大林的党是犯罪的、反国民的[组织]。它已经沦为一个封闭的集团，里面都是些腐化堕落分子、懦夫和叛徒。”未来的异见人士、当时还在上高中的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Vladimir Bukovsky），梦想得到武器并袭击克里姆林宫。

就像一个世纪前沙俄时代的先辈一样，思想变得激进起来的学生们也转向了文学，希望它能够指点迷津。他们关注的焦点是刚刚发表在《新世界》上的小说《不是单靠面包》，作者弗拉基米尔·杜金采夫（Vladimir Dudintsev）。小说描写了一位诚实的革新者与让他感到痛苦并阻挠其创新活动的官僚之间的冲突。作家与学生之间的见面会为激进运动火上加油。《新世界》的编辑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公开说，要废除1946年苏共有关党对文艺作品审查制度的决议。广受尊敬的作家康斯坦丁·保斯托夫斯基（Konstantin Paustovsky）说，在科学与文化等领域出现了一个新的保守阶层，它充斥着迟钝而一心追名逐利的人。他表示，自己相信苏联人民“会除掉这群人”。这些话让学生们大受鼓舞，并把它们以手抄本的形式传遍了俄罗斯。也有人把杜金采夫的书当作对整个共产党统治精英的判决书。一封致乌克兰作协的匿名信写道：“杜金采夫非常非常的正确。作为可怕的过去的产物，现在当权的全都是一伙。”写信的人自称是“庞大的苏联普通知识分子阶层的代表”。“我们睁开了自己的眼睛，”这封信在最后说，“我们学会了辨别真理与谎言。现在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了。你们这种人帮着用谎言竖起的大厦正在分崩离析，而且一定会垮塌。”

摒弃斯大林主义的“弥天大谎”并不自动地意味着摒弃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革命的遗产。对个人自由的极度渴望和对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有效性的真诚信仰，还在许多人的内心进行着激烈的搏斗。其他一些资料来源也证明，1956年只是摆脱共产主义乌托邦观念的伟大的“思想解放”的开始。有许多人都把去斯大林化视为一种手段，是为了恢复在革命后最初的岁月中以及在“真正的列宁主义”中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在莫斯科作协的一次为期三天的会议结束时，与会者在讨论了秘密报告之后，自发唱起了《国际歌》。未来的异见分子赖莎·奥尔洛娃（Raisa Orlova）完全陶醉了——“真正的、纯粹的、你可以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它的那种革命理想终于又回来了。”当时是莫斯科知识分子秘密团体成员的马拉特·切什科夫（Marat Cheshkov）回忆说：“对于我以及大多数关心政治的年轻人来说，马列主义仍然是不可动摇的根本。”他还坦承，“一个社会，要是一没有社会主义秩序，二没有政治上中央集权的组织，也就是党，那是无法想象的”。

反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激进运动，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是以大学和受过教育的圈子为中心的。在外省，知识分子无足轻重而且很分散，所以那里依旧风平浪静，循规蹈矩。在从外省的罗斯托夫大学来到国立莫斯科大学之后，日后会成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开明”顾问的亚历山大·鲍文（Alexander Bovin）惊讶地发现，对于自己班上的同学来说，自己简直是太温和了。“我当时还不太适应如此激烈的反斯大林主义的民主氛围。”鲍文不同意“毫不掩饰地”批评党和整个苏维埃体制；他还为苏联在波兰和匈牙利的政策辩护。其他学生打断了他的话并对他喝倒彩。巧合的是，这些小小的争论正是发生在另一个学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妻子赖莎·马克西莫夫娜（Raisa Maximovna）一年前刚刚从那里毕业的哲学系。鲍文后来成了“开明”官员，倡导自上而下的谨慎的自由化。

在党政官员、军方以及秘密警察当中，大部分人都是迫于无奈而支持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的。他们在私下里对这种激进的做法及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深感不满。从1965年3月开始负责军工综合体并担任中央委员会书记的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在赫鲁晓夫下台二十年后仍然余怒未消：“没有哪个敌人像赫鲁晓夫那样，用他对待我们党和国家的过去以及对待斯大林的做法给我们造成那么大的伤害。”军方、外交界和经济管理者当中有许多人都感到自己的生活与成就，尤其是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的，都因为对斯大林的批判而受到连累。也有人觉得，赫鲁晓夫和那些政治寡头们只是想拿斯大林做替罪羊。彼得·格里戈连科（Petr Grigorenko）将军很反感赫鲁晓夫说的“在这位伟人的墓上跳康康舞”。

起初，不知所措的国家官僚机构和克格勃还允许自下而上的自发的去斯大林化。负责审查、宣传和媒体的官员感到无所适从。一方面，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新的激进运动令他们惊恐不安。另一方面，对斯大林的谴责才过去几个月，在没有得到上面明确指示的情况下，他们几乎没人想要采用镇压手段。1956年11月，苏联入侵匈牙利让保守的多数派又恢复了自信。入侵也给激进的反斯大林主义者，尤其是学生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他们意识到——就像他们中有人回忆的——“在这个国家，我们是完全孤立的。群众满脑子都是绝对沙文主义思想。99%的人完全跟当局一样，怀有帝国的野心”。许多知识分子，甚至是那些主张去斯大林化的知识分子，都匆匆聚集在苏联的旗帜下。他们急于证明自己从来没有怀疑过苏联的冷战事业。有近70位苏联作家在给西方同行的“公开信”上签名，为军事行动的合理性辩护。这其中就包括文化“解冻”的领袖人物：爱伦堡、特瓦尔多夫斯基和保斯托夫斯基。

1956年12月，赫鲁晓夫和政治局认定，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发生的骚乱，危及对社会的政治控制。有数百人——也许是数千人——被大学和研究机构开除。克格勃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逮捕以压制异议。当局恢复了对知识分子子女上大学的名额限制；他们还采取措施提高学生中“工农子弟”的比例。

1956年的事态发展暴露了苏联领导人对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的颠覆潜力的恐惧。一群作家在苏共中央总部参加了三天如同西班牙宗教法庭般的特别会议。新领导班子中受教育最多的德米特里·谢皮洛夫告诉作家们：只要冷战还在继续，1946年的文化政策就仍然有效。当《新世界》的编辑康斯坦丁·西蒙诺夫要求党的领导允许写一点国家的实情时，谢皮洛夫拒绝了这个请求。他说，现在就跟以前一样，美国想通过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手段破坏苏联社会，所以文学仍然必须完全为党服务，为党的国家安全政策服务。

在未来的几十年，苏联国内放缓文化教育政策的自由化一直都是拿冷战当作一个根本的理由。苏联文化精英害怕被贴上反苏维埃所以就不爱国的标签。在所谓的帕斯捷尔纳克事件中，这种反动达到了高潮。1956年春，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完成了他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它描写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在革命后的悲剧性的命运。他把手稿交给了《新世界》。与此同时，他又打破苏联的禁忌，把手稿送到意大利，给了特立独行的共产主义者、出版商贾科莫·费尔特里内利（Giacomo Feltrinelli）。《新世界》退回了稿件。1957年11月，《日瓦戈医生》在西方出版并在世界文坛引起轰动。1958年10月，帕斯捷尔纳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赫鲁晓夫对帕斯捷尔纳克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它也成为对整个苏联文化界领袖人物的一次忠诚考验。这就像当局在1956年12月援引的关于冷战的那种非此即彼的逻辑：不跟我们完全站在一起的就是反对我们。斯大林主义似乎又回来了，因为整个国家机器都在用它的力量对付一个个体。夹杂着对失去国家欢心的恐惧，在这种装腔作势的爱国主义狂热中，绝大多数苏联作家都投票赞成把帕斯捷尔纳克作为叛徒开除出作协，甚至还要求把他逐出苏联。帕斯捷尔纳克被迫发表声明，放弃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身体也在强大的压力下垮掉了。1960年5月30日，他死于癌症。

对于那些期待很快会有改变的人来说，“秩序”在1956年的迅速恢复和帕斯捷尔纳克事件可以让他们的头脑冷静下来。不过，去斯大林化在基层的势头还在延续。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机构对年轻人与文化精英的控制力在不断减弱。

变得模糊的敌人形象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慢慢开始了对外开放。1955年，苏联当局批准了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被禁止的外国人的旅游。对于以前几乎被完全禁止的苏联公民的境外旅游，他们也开始放松了。1957年，到苏联旅游的美国人有2700多人，而到国外旅游的苏联公民则有70多万。但在这些苏联人当中，到美国旅游的只有789人。苏联社会的封闭性以及国家对信息的控制，让苏联社会对外部世界十分好奇，尤其是对美国和美国人。为数很少的美国游客和参加文化教育交流的来访者，招来了人们强烈的好奇心。1957年夏，一位年轻的耶鲁大学毕业生（也是未来中情局的分析家和外交史家）雷蒙德·加特霍夫，在苏联各地旅行时就遇到过成百上千的学生。在列宁格勒城外，他和自己的同事被150个学生围在了一所农学院。学生们对于这样的机会非常兴奋，也很高兴。他们甚至有模有样地列队护送这两位美国人去了火车站。

许多苏联公民都作为如饥似渴的读者，在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中找到了了解西方的窗口。在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出版了包括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以及杰罗姆·大卫·塞林格（J.D. Salinger）在内的大量美国作家的翻译作品。苏联各地的许多公共图书馆都有他们写的书。美国的电影成为好奇的公众了解新世界的另一扇窗口。二战后，国家权威部门曾经批准适当放映一些德国和美国的影片。它们是作为战利品在欧洲得到的，其中大多是音乐片和轻喜剧，还有肥皂剧。对于这些电影的放映，苏联民众无论老少都是兴高采烈。美国的电影音乐，尤其是格伦·米勒（Glenn Miller）乐队的摇摆乐，与俄国的经典曲目相比，人气毫不逊色。约翰尼·韦斯穆勒（Johnny Weismuller）的《人猿泰山》系列剧以及迪安娜·德宾（Deanna Durbin）的《管家的妹妹》，与从租借法案得到的美国罐头食品、定量供应卡和没有父亲的童年一道，成了这代人人生经历的一部分。

“解冻”期间进口的西方影片逐渐多了起来。莫斯科和外省的国营电影发行商，考虑到经济效益，都喜欢美国大片，并且赢得了与苏共宣传部门之间的官僚系统内部的斗争——后者对好莱坞产品在城乡观众中的巨大人气感到不安。美国有许多著名的剧情片[由伊利亚·卡赞（Elia Kazan）、塞西尔·德米尔（Cecil B. DeMille）等执导]，由于其文化和宗教内容，广大的苏联观众并没有接触到。尽管这样，还是有许多人看过尤·布里纳（Yul Brynner）的《七侠荡寇志》以及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和杰克·莱蒙（Jack Lemmon）等人的《热情似火》。它们对苏联观众的影响之大，怎么说也不为过。就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当时住在列宁格勒的俄罗斯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回忆的，这些电影“对我们的影响要大过后来所有的新现实主义或新浪潮作品。单是《人猿泰山》对于去斯大林化的作用，我敢说，就要超过赫鲁晓夫在党的二十大上以及之后的所有讲话”。作家瓦西里·阿克肖诺夫（Vasily Aksenov）回忆说：“有段时间，我的伙伴和我谈的基本上都是这些电影里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它就是从臭烘烘的斯大林主义的兽穴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

这种削弱反美宣传的酵素，主要是对受过教育和享有特权的苏联青年起作用。在去斯大林化和文化“解冻”的影响下，许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都想使自己与苏联的过去拉开距离。他们不信任也不理踩苏联的宣传，而且还试图在衣着打扮和行为举止上按照西方的时尚标新立异。国家的媒体排斥他们，说他们是“懒汉”“寄生虫”和“赶时髦的人”。加特霍夫回忆说，他在1957年见到并与之交谈过的年轻人有几种类型。其中有些属于“天真”型，特别是那些刚刚高中毕业的。他们尚未意识到在自己所接受的教育与现实之间存在着矛盾；他们仍然相信有关美国的宣传。在年龄大一点的年轻人中间，有早早就犬儒化的“相信者”，也有在不加掩饰的西方主义和美国主义中寻找逃路以摆脱枯燥乏味的苏联文化生活的“黄金青年”（golden youth）。对“黄金青年”中那些充满怀疑和幻灭感的人来说，美国的一切都是对付国家宣传的强力解毒剂。年轻的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表现出同样的态度。约瑟夫·布罗茨基说他和他的朋友们想要“比美国人自己还要美国人”。

美国的无线电广播和音乐对许多苏联青年产生了巨大的“温柔的”影响力。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摆乐二战前在苏联就一再被禁，冷战开始后又再度被禁。许多年轻人养成了收听“美国之音”的习惯，而且差不多只是为了“美国之音”的音乐节目。苏联家庭中短波收音机的数量，也从1949年的50万部增长到1958年的2000万部。斯大林在其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曾下令到1954年要停止生产短波收音机，但苏联企业反而开始每年生产400万部这样的收音机——主要是出于商业原因。“美国之音”的“爵士时刻”特别受欢迎。该栏目的主持人，有着一副绝妙的男中音浑厚嗓音的威利斯·康诺弗（Willis Conover），成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许多年轻人暗中崇拜的英雄。他们哼着本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和格伦·米勒的歌——尽管有许多词还不理解，听着艾拉·费兹杰拉德（Ella Fitzgerald）、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杜克·埃林顿（Duke Ellington），还有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的即兴演出。后来又有了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美国之音”的听众据说有几百万。美国音乐明星的唱片在商店里是买不到的；要是能搞到一张外国产的黑胶唱片，那就会被认为是个奇迹。20世纪50年代末的磁带录音机开始改变了这一切，苏联青年接触到了更多的西方音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在“铁幕”上戳几个小孔，赫鲁晓夫及其反复无常的政策所起的作用要比其他任何东西都大。尽管强硬派在1956年底又占据了上风，但赫鲁晓夫还是想把去斯大林化继续下去。奇怪的是，要求苏联人民保持“道义和政治上的团结”是拿冷战作为理由，而为了进行温和的改革，以便在西方人面前展示一个善意的苏联形象，也是拿冷战作为理由。在对匈牙利进行镇压之后，赫鲁晓夫、米高扬和谢皮洛夫都主张再次采取“和平攻势”。于是就有了1957年7～8月在莫斯科举办的“世界青年节”，它对于苏联国内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苏联对于外国人实际上一直都是大门紧闭，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合适的旅游设施。这次活动的组织者面临着许多严峻的困难。例如：城市的大部分地区都是一副破破烂烂的样子；酒店不但数量少，设施也不完备；没有夜生活、广告、像样的衣着、节日的服装和器材；缺少快餐店、饭店及购物的机会。与资本主义的西方相比，所有这一切都暴露出苏联社会和经济的相对落后。

赫鲁晓夫让全联盟列宁主义共青团的领导负责此次活动，并指示“要用我们的拥抱让外国客人喘不过气来”。结果，联欢节成了莫斯科的大街和广场自1918年以来的首次“社会主义嘉年华”。甚至连克里姆林宫也为成群结队的年轻人打开了大门。苏联当局没料到活动的规模这么大，所以没能保持对它的集中控制。结果联欢节变成了盛大的草根活动，让所有的舆论导向控制和群体控制的企图都失败了。三百万莫斯科人盛情款待了三万多外国青年。东道主表现出了无比的好奇和热情。首都的许多角落都成了临时的讨论场所——这对于苏联公民来说是一次全新的体验。

联欢节在和平时期做了二战最后阶段做过的事情。1945年，战争让俄国人进入了欧洲。1957年，苏维埃政权自己把世界介绍给了莫斯科。年轻的美国人、欧洲人、非洲人、拉美人和亚洲人出现在苏联首都的大街上，粉碎了宣传部门的陈词滥调。在苏联媒体中，有人在回忆录中说：“美国人被描写成两种样子——要么是衣衫褴褛、瘦骨嶙峋、胡子拉碴的失业穷人，要么是穿着小礼服，戴着高顶礼帽，嘴里叼着粗雪茄的大腹便便的资产阶级。也有第三种人——无望的黑人，他们都是三K党迫害的对象。”苏联人见识了思想奔放、衣着时髦的青年，他们的恐外心理和对告密者的畏惧几乎在一夜间便烟消云散了。联欢节的许多亲历者后来都觉得，这次活动在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就跟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样影响深远。爵士乐音乐家阿列克谢·科兹洛夫（Alexei Kozlov）认为，“1957年的联欢节是苏维埃体制崩溃的开始。在联欢节之后，斯大林主义社会的分裂已经不可逆转。联欢节培育出整整一代过着双重生活的异见分子和知识分子，同时也诞生了党和共青团的新一代官员——这些口是心非的家伙什么都明白，但表面上还是对这个体制表示忠诚”。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回忆说，在联欢节之后，“所有关于‘腐朽的资本主义’的言论都显得荒唐可笑”。影评家迈娅·图罗夫斯卡娅（Maya Turovskaya）认为，在联欢节上，苏联公民能够在三十年后首次接触到世界：“如果没有这次的联欢节，‘六十年代人’也许就是另外一个样子。”

尼基塔·赫鲁晓夫的确认为苏联能够在科学、技术、消费品及总体生活水平上赶超美国。1957年，他提出了“赶超美国”的口号，这是他要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承诺的基石。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斯普特尼克”号的巨大成功，让赫鲁晓夫充满了信心，所以他并不担心让苏联公民了解美国的成就。当1959年7月首届美国国家展览会在莫斯科的索科利尼基公园开幕的时候，有几百万莫斯科市民蜂拥而至，参观美国人制造的产品并品尝百事可乐。赫鲁晓夫对民主德国的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解释了自己的意图：“美国人以为苏联人民看到了他们的成就后，就会对苏联政府背过身去。但是美国人不理解我们的人民。我们要反过来利用这次展览对付美国人。我们要告诉我们的人民：瞧，这就是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花了一百年时间才取得的成就。社会主义会使我们有可能用更快的速度做到这一点。”

不管赫鲁晓夫本来怀有什么样的意图，他这样的吹嘘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苏联的反美宣传。他说要达到美国那种繁荣水平（即这种繁荣在物质上的各种标志），这个承诺倒是让许多苏联人印象深刻。兹德涅克·姆林纳日公正地说：“斯大林从不允许拿资本主义的现实与社会主义进行比较，因为他坚持认为，我们在这里建设的是一个无可比拟的、全新的世界。”赫鲁晓夫提出了一个新口号，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一般苏联人对世界的看法。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人们开始习惯于拿美国的生活水平与自己的生活进行对比，从而形成了一种自卑心理。一代又一代的人都意识到，美国的生活水平实际上要比苏联的高出许多。而且，姆林纳日继续说，那些寻找原因的人可以很容易得出结论，认为妨碍他们过上美国那种生活的主要障碍就在于现存的经济政治体制。

随着赫鲁晓夫时代的展开，在苏联有关美国的宣传中，出现了两种相互矛盾的、令人费解的说法：一种是经过修改的、传统的斯大林主义的敌人形象。其中，美国依然是苏联的主要“对立面”，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美国的生活方式被说成是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及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另一种有关美国社会的说法则是相当正面的：在这个社会里，有敌人也有朋友，而且美国的技术成就是苏联技术进步的蓝图。赫鲁晓夫允许美国人在索科利尼基公园的展览会上展示他们的成就，但苏联报刊却连篇累牍地讲述着有关美国的饥饿、犯罪、失业和迫害黑人的故事。

美国的双重形象给人留下了许多疑问。在苏联，很少有人能够对美国社会和文化给出权威的看法。1957年，苏联作协的官方周报《文学报》发表了原先居住在美国，后来又自愿返回苏联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亚历山大·卡齐姆－贝克（Alexander Kazem-Bek）的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公开指责美国属于和苏联及欧洲相反的“没文化的国家”。随即，反对文化排外的伊利亚·爱伦堡就发表了反驳文章。他写道，在美国这个国家，有许多“进步的”作家和艺术家。这场争论非常难得地让人隐约看到，在国家官僚系统和文化界的权势人物中，排外集团与有“世界主义”倾向的集团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了。

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物质和文化符号开始到处流行开来。音乐与服饰的风格、对大众文化明星的崇拜以及像“垮掉的一代”那样的行为，首先在苏联权贵阶层的子女中生了根。在年轻人那种离经叛道的环境中，美国的无线电广播和文化展览成了回击官方反美宣传的极为有效的工具。约翰·肯尼迪、欧内斯特·海明威和玛丽莲·梦露，代替了那些老套的苏联英雄，成为新的偶像。在文化上有崇美倾向的人有多少，这没办法搞清楚；但在20世纪70、80年代，这样的人特别多，因为当时苏联进入了一个思想封闭、经济停滞的阶段。

乐观的“六十年代人”

“解冻”和对西方的逐步开放，的确影响了许多人，但却不应当夸大这种影响。在1956年12月镇压了学生中的异见分子之后，党和国家投入巨大的资源，用于对人们的意识形态控制，尤其是对年轻人。每有一部宣传自由思想的出版物和西方电影，都会有数不清的报刊文章、书籍和电影来宣扬苏维埃爱国主义和正统思想。在斯大林之后的十年期间迅速普及的高中教育，并没有自动产生自由的价值观；它一度充当的是要把人们变得规规矩矩的教化的工具。学校的历史和文学教科书尽管去掉了有关斯大林的图片和颂词，但还在向年轻人的头脑灌输单一的和经过整合的有关苏联历史、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叙事——在一种经过审查的、严格的框架范围内重建的叙事。刚毕业的学生仍然相信他们生活在最好、最幸福、最强大的国家。到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社会不仅仍旧保持着强烈的冷战共识，而且对共产主义还抱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1959年初，赫鲁晓夫决定利用这些幻想，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宣布：苏联已经完成了“全面和最终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他和一群笔杆子在随后两年推出了一份极端浮夸的纲要，要在二十年内赶上美国并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社会”。1961年7月，赫鲁晓夫在对中央委员会的讲话中许诺：下一代苏联人民会生活在一个繁荣的共产主义天堂之中。这位领导人吹嘘说，苏联将“上升到这样一个伟大的高度，相比之下，就连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要大为逊色，落后一大截”。在经过有460万人参加的全国性“讨论”之后，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一致通过了这份纲要。

为官方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摇旗呐喊的，有一些发行量非常大的报纸，例如赫鲁晓夫的女婿阿列克谢·阿朱别依负责的《消息报》，还有共青团报纸《共青团真理报》。正如阿朱别依后来回忆的，“我们那时总是少不了要用共产主义胜利之类的口号来结束我们的会议。我们感觉不到任何失败、僵局或停滞。我要强调的是，当时的干劲还是有的，许多人都对前途充满了信心”。1960年，一群年轻的记者成立了苏联第一家研究公共舆论的机构。首次民意调查的题目是，“人类会防止世界大战吗？”

电影是另一种强大的媒介。20世纪20、30年代的那些上了年纪的电影制作人及其年轻的学生，想在电影中再现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的浪漫主义精神。在得到上级的批准后，他们企图使革命英雄和布尔什维克重返前台，而实际上，他们在斯大林时代就已经从那里消失了。新电影[例如根纳季·古巴诺夫（Gennady Gubanov）的《共产党人》]还试图赋予钢铁般的共产党人以人性的色彩。

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既经历过战争又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干部在党和国家的官僚系统中得到了提拔。聘用知识分子做“顾问”在党的领导人中间一时蔚然成风。于是就出现了一批“开明”官员，他们一般在莫斯科的中央政府机关工作。这其中就有未来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新思想家”：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Georgy Arbatov）、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费奥多尔·布尔特拉茨基（Fedor Burlatsky）、尼古拉·伊诺泽姆采夫（Nikolai Inozemtsev）、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Georgy Shakhnazarov）等许多人。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是这股提拔潮的受益者。作为一个年轻、受过教育且精力充沛的党员，他很快就从南方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官员中脱颖而出。对于共产党中的年轻知识分子来说，相对而言，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他们中有人回忆说：“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我们圈子开始了一种愉快、高兴甚至逍遥自在的生活。我们年轻。我们都取得了最初的成功，通过了最初的论文答辩，出版了第一批文章和书籍。”所有这些都营造了一种“总体上乐观的风气”。社会、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差异并没有削弱这种同志式的友爱气氛。尽管赫鲁晓夫会干蠢事，而且缺乏教育，但这些年轻人还是支持他，视之为变革的力量，可以扫除那些不得人心的老干部。他们相信这会为自己的事业扫清障碍。

这些新人擅长批判性思维，具有强烈的改革意识。年轻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相信，他们可以通过支持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来推动现政权的自由化。他们自诩为“党的二十大的孩子”，而且还与苏联文化教育界的年纪较大的权势人物一道，努力给他们相信在三十年前曾经有过但被斯大林浪费了的群众性的爱国热情注入新的活力。

一边是自己对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同情，一边是自己的野心、循规蹈矩和爱国主义，那些“开明”官员在这两者之间显得游刃有余。遗憾的是，冷战几乎没有为选择中间立场留下余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得已，只好还是支持苏联的“帝国大业”——实用政治在与他们的人道主义渴望和改良主义的理想主义的斗争中，总能占得上风。1956年，他们中大部分人都不愿意支持波兰和匈牙利的反共的革命行动。在1957年8月的世界青年节期间，阿朱别依——这些新人的非正式的领袖——指责波兰自由派文学杂志《直言》（Po Prostu）的编辑、波兰记者埃利基乌什·利亚索塔（Eligiusz Liasota）：“听着，你在波兰可以为所欲为，但要记住，它也会影响到我们这里。你要来传播这场瘟疫，[你想]颠覆我们。我们是不会容许发生这种事的。”“党的二十大的孩子”想要的是对苏维埃政权进行改革，而不是毁掉它。

在他们眼里，最大的障碍来自僵化的官僚机器，它用钢铁锁链捆住了这个国家并堵塞了革新与变化之路。尽管如此，具有改革意识的共产党人还是希望让“开明”干部掌管并从内部改造它。他们中有人后来回忆说：“我寄希望于党和国家的组织结构的发展，寄希望于党政分开，因为社会经济管理是项越来越复杂的工作。因此，党组织要允许有更大的自主性才行。”在这个时代的一些受过教育的爱国家庭中，非官方的座右铭是：加入党组织并从内部使之“纯洁化”。

在秘密报告之后的几年，苏维埃爱国主义以及相信经过改革的共产主义制度仍然具有潜力，这些都还是合情合理的。通过恢复和扩大其工业力量，苏联还在继续向世人展示其惊人的经济增长力。苏联现代化道路的吸引力在亚非拉国家达到了它的顶峰。苏联在太空竞赛中的领先地位证明了苏联经济模式的有效性，强化了这种模式在全球的吸引力。1961年4月12日，苏联空军少校尤里·加加林实现了绕地飞行并成为进入太空的第一人。这让无数苏联公民的心头涌起了如潮的自豪与期待；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人们自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爱国示威活动。许多“开明”官员都明白，在赫鲁晓夫对迅速来临的繁荣和集体主义天堂的承诺中，存在乌托邦的成分。然而，就像将来担任戈尔巴乔夫助手的切尔尼亚耶夫回忆的那样，他们当时想要相信它。对共产主义新边疆的幻想、与美国竞赛的火热气氛以及官方宣传中强化的造神运动，在苏联社会受过教育且忠心耿耿的那部分人当中营造了一种独特的氛围。20世纪60年代初是苏维埃爱国主义的顶峰，也是“苏维埃集体化”的成熟期。

在其乐融融的工作场所，在私人公寓，在厨房，人们弹吉他、喝酒、恋爱。但在空闲时候，他们也读了很多书。其中既有合法出版的，也有地下出版物的爱好者非法印制的。他们非常严肃地争论着如何在不抛弃共产主义遗产的前提下对体制进行改善和变革。当时的话题有：“意识形态的终结”，技术精英的崛起，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流，控制论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等等。1955年从国立莫斯科大学毕业后便生活在远离莫斯科的斯塔夫罗波尔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赖莎·戈尔巴乔夫，也设法加入了这个知识分子的新的亚文化群体。赖莎开始在农村做社会学研究。夫妇二人能一连几小时地讨论哲学和政治观点。他们阅读并争论有关西方新左派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思想。

许多未来的“新思想家”的晋身之阶都差不多，或者是凭借其在学术机构的地位，或者是作为苏共中央的顾问。另外，他们还经常接触外国人并到外国旅行。1958年，年轻的战争老兵、党的官员、未来戈尔巴乔夫执政时的公开性的设计师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作为首批交流人员来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了一年。党内有些知识分子作为《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的记者和编辑在布拉格生活和工作。这是苏联负责国际宣传的官员以及有关国际事务和世界经济的专家唯一能与西方左派自由地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地方。据切尔尼亚耶夫的回忆，20世纪60年代初的布拉格“与莫斯科相比，乃是世界主义者的天堂”。在布拉格的这群人还包括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根纳季·格拉西莫夫（Gennady Gerasimov）、奥列格·博戈莫洛夫（Oleg Bogomolov）、瓦季姆·扎格拉金（Vadim Zagladin）、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等。他们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构成了改革智囊团的核心。

在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进步人士和年轻人的集体思维中，对科学的崇拜代替了宗教。正如敏锐的观察家们所注意到的那样，那段时期的无神论“不是政府专制的结果，而是以苏联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为基础的。苏联的知识分子朝前看，也朝后看，但就是从来不朝现在看”。当时的乐观主义精神是植根于这样一种强烈的信念：相信人类的理性，相信集体有能力在科学知识的武装下，在不受官僚主义束缚的情况下，克服任何艰难险阻。

科学共同体是苏联乐观主义左派思想文化的主要论坛。得益于军工综合体的发展和与美国的竞争，科学家似乎成了苏联最有影响力的精英集团之一，成了社会中的典范。军工综合体为科学家提供了几十万个新的工作岗位。截止到1962年，综合体共有966个工厂、研发实验室、设计局和研究所，人员总数达370万。许多年轻的科学家都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学术研究中心、数十座保密城市和特殊的学术城市、由原子能部建造的模范城市工程、科学院以及其他与军事－工业－学术综合体有关的机构找到了工作。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拥有稳定的工作、相对较高的薪水和从免费幼儿园到免费住房的极好的社会福利。封闭的保密城市构成了苏联国内超现实的自由空间。一位记者在1963年参观其中的一座保密城市时，遇到了一些科学家，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地谈论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话题。科学家们在讨论中认为，如果在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当中实行“民主”，那将是介于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与西方的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他们中有些人相信，如果科学家与党的“开明”官员结盟，就可以“科学地”改变苏维埃体制。

在科学共同体内部，人们一方面渴望得到更多的自由，摆脱主流意识形态和外行的官僚的干预，另一方面又在总体上依赖于国家的资金和资源，而且还为之钩心斗角。苏联科学史家尼古拉·克列缅佐夫（Nikolai Krementsov）描述了“在研究机构和个人这两个层面，科学共同体与党政管制机构的融合”。科学家，正如他们针对1963年的部分禁止核试验问题给赫鲁晓夫的建议所证明的那样，知道怎么去见机行事并左右当局在意识形态和军工方面的目标。

起初，在这些具有改革意识的群体中，大部分人都支持赫鲁晓夫为扩大苏联在全球的影响力所做的努力，特别是他采取的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殖民运动的方针。20世纪50年代末，有几万名苏联专家、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中国工作，他们为中国的迅速现代化提供了“兄弟般的援助”。在亲历者的记忆中，他们当初的态度是非常真诚和热情的。苏联物理学家叶夫根尼·涅金（Evgeny Negin）回忆说，到1959年，“苏中关系就像在《莫斯科－北京》这首可以说在斯大林时代就开始流行的歌曲中描写的那样好：‘俄中人民永远是兄弟’。那种因为相同的意识形态选择而被神圣化了的友谊似乎是牢不可破的。它似乎要比基于适度的实际利益的联系还牢固”。

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苏分裂，对于苏联的公共舆论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它促使人们用一种更具批判性的眼光去看待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尽管如此，对国际主义的行动主义的普遍支持还是又持续了一段时间。当然了，还有其他许多“朋友”，也就是说，还有可能保持无产阶级的团结。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的激进的阿拉伯政权，以及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那些遥远而奇异的国度，成了充满魅力的新目标。还有后殖民时代的非洲：加纳、埃塞俄比亚、几内亚、马里、刚果。苏联的政治领导层对于在这些国家推广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感到十分兴奋，似乎前途一片光明。这种兴奋跟冷战的策略有关。对第三世界的争夺要在20世纪70年代才进入白热化，不过，它从一开始就在受过教育的苏联精英中激起了乐观的、罗曼蒂克的反响。

1959年的古巴革命重新点燃了莫斯科的希望：共产主义仍然代表着未来。许多苏联公民，包括到古巴考察社会主义新边疆的统治阶层成员，满脑子想的都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Che Guevara）和其他大胡子革命者所取得的胜利。共产党改革派的非官方文学代言人、青年诗人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Yevgeny Yevtushenko），急忙赶赴古巴，歌颂这个他用自己的热情奔放的诗句描绘的“自由之岛”。所有人都在唱《古巴，亲爱的！》这首新歌。欧内斯特·海明威，他的小说《永别了，武器》和《丧钟为谁而鸣》先前在苏联是被禁止的，现在也成了古巴热的一部分。苏联领导层的二号人物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在1960年2月飞往古巴的时候，一路上都在看海明威的小说，并希望能够见到这位当时也住在该岛的伟大作家。

对于年轻的“六十年代人”来说，古巴革命再次肯定了1917年10月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价值。它还给人以一种虚幻的希望：不造成流血和专制也可以有真正的革命。古巴使苏联的对外政策——它已被斯大林犬儒化的帝国主义倾向所玷污——重新获得了救世主式的革命视野。“自由之岛”就在美国的眼皮底下，但还是设法挣脱了这个超级大国的羁绊。拉丁美洲似乎也不是那么遥不可及。“我们的眼光要超出古巴的范围，”共青团领导巴甫洛夫（Pavlov）1961年1月在会见宣传人员时预言，“其他拉美国家随时可能像古巴那样。美国人实际上现在是坐在拉美这个火药桶上。委内瑞拉随时会爆炸。智利也发生了大罢工。巴西和危地马拉也是一样。”即使是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古巴热也没有消退；当卡斯特罗1963年春应赫鲁晓夫之邀在苏联各地参观的时候，所到之处，无不受到苏联人民的热情欢迎。

对苏联认同感的下降

革命浪漫主义为了争夺苏联知识分子的灵魂而与西方的影响展开了竞争。但是，从“铁幕”背后向外的窥视，带来的往往是文化上的震撼。因为人们开始隐约看到了一种自由、多样而又生气勃勃的生活。那里没有被套上制服的思想，没有对秘密警察的恐惧，也没有严格的管制。出生于享有高度特权的家庭的电影导演安德烈·孔恰洛夫斯基（Andrei Konchalovsky）——其父是苏联国歌的作者——对于自己在1962年首次出国参加威尼斯电影节的印象有过生动的描述。对威尼斯、罗马和巴黎这些历史名城的壮丽景色的匆匆一瞥——长期以来，这对受过教育的俄罗斯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便让孔恰洛夫斯基完全惊呆了。威尼斯壮观的运河、宫殿、快乐的人群和各式各样的灯盏，巴黎酒店里系着白围裙的女服务员和擦得锃亮的黄铜门把手，与破破烂烂的苏联相比，越发让人惊愕。多年之后，孔恰洛夫斯基回忆说：“我后来在思想上的动摇和对爱国主义的抵制，全都可以追溯到此事。”孔恰洛夫斯基后来移民到西方并在好莱坞工作。

渐渐地，到国外去旅行不再是为寻找“社会主义边疆”了，而是成了令党政官员和文化界的权势人物垂涎的赏赐。官方甚至还派出少量的“青年观光团”：1961年，有8000名共青团官员到美国、英国、瑞士和西德等国旅游。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西方发现了赫鲁晓夫许诺的未来的消费天堂。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时还是斯塔夫罗波尔的党的官员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出国去了东德。1971年，在他被提拔为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第一书记并成为一名国家要员之后，戈尔巴乔夫去了意大利，租车游览了罗马、巴勒莫、佛罗伦萨和都灵。赖莎·戈尔巴乔夫在国外继续做她的社会学研究，记了许多小本的笔记。她的观察一度归结为这样一个向她丈夫提出的问题：“米沙，我们为什么过得不如他们？”

文化上的变化所产生的另一个长期影响，便是军国主义和侵略主义的衰落。出于对核武器的热情，赫鲁晓夫在1959年建议，彻底放弃普遍征兵和长期服役的做法——那可是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柱石之一。越来越多的男青年，特别是学生，获得了可以让他们完全免除兵役的长期延期许可。在1960年和1961年，苏联军队人数削减了三分之一。数万名青少年得以延期服役，数万名下级军官开始了平民生活。这其中有不情愿的，也有充满热情的。1961年1月取消了专科学校、大学和高中里的苏联版预备役军官训练团。（1965年，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它们又都恢复了）

后斯大林时代的和平攻势，再加上苏联对军国主义和好战宣传重新采取了限制措施，使得反军国主义甚至是和平主义得以在苏联社会再次抬头。红军与白军之间的内战，还有二战，依然是苏联电影、文学、回忆录和戏剧的主要题材；但在对战争的描写上，浮夸的东西少了，真实的东西逐渐多了。曾经作为年轻的军官、士兵或记者目睹过战争的苏联作家，最先开始如实地描述自己的经历，并首次尝试着进行分析。最真实的战争小说包括维克托·涅克拉索夫（Viktor Nekrasov）的《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壕里》、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以及布拉特·奥库贾瓦（Bulat Okudzhava）、奥列格·贝科夫（Oleg Bykov）、阿历克斯·阿达莫维奇（Alex Adamovich）、尤里·邦达列夫（Yuri Bondarev）等人的作品。西蒙诺夫的小说认为斯大林及其对军队的清洗应该为伟大的卫国战争初期的惨败和重大损失负责。持正统立场的《文学报》批评对战争的“去崇高化”（de-heroicizing）；克里姆林宫负责宣传的高级官员尤里·朱可夫（Yuri Zhukov）在《消息报》上写道，“相当多的作品”对战争的描写都“让人感到压抑，仿佛战争就是对人类的持续不断的大屠杀”。

受过教育的公众，特别是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大城市的那些受过教育的公众，逐渐熟悉了1914～1918年大战后在法国和英国，尤其是德国出现的“迷惘的一代”的文学作品。西方的反战作家，如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在苏联青年中享有极高的人气。在改变大众对战争以及军国主义看法方面，电影发挥了重要作用。战争老兵格里戈里·丘赫莱伊（Grigory Chukhrai）的电影《第四十一个》《关于一个士兵的叙事诗》和《晴朗的天空》，以及老制片人米哈伊尔·卡拉托佐夫（Mikhail Kalatozov）的《雁南飞》，都把战争当作个人悲欢离合的背景；其中不仅有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责任，还有背叛、懦弱和追名逐利。这些电影表现的不是刻板的分类，而是选择和机遇。与斯大林时代的军国主义模仿作品截然不同，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电影《我的名字叫伊万》，重点讲述了一个被毁掉的童年的故事。这些电影所传递的信息是爱国的，但又是反军国主义的。它们让无数俄罗斯人想起的不仅是自己最为痛苦也最具英雄色彩的集体经历，还有自己破灭了的在战后过上好日子的希望。

在苏联国内，没有发生任何“禁止原子弹”的抗议活动，公众对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的反响也非常之小。虽然如此，一些受过教育的个人也产生了类似于美国“垮掉的一代”中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和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那种情绪和反应，而那两人对主流文化的异议正是源于对核战争的恐惧。作家阿历克斯·阿达莫维奇和诗人布拉特·奥库贾瓦不仅探讨了自己那代人在二战中所经历的杀戮，而且还鼓励公众改变自己的心态，以避免再次发生战争——如果再次发生，那肯定是更可怕的灾难。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Andrei Sinyavsky）在1961年发表了以核试验和放射性尘埃为主题的短篇小说《冰柱》。1962年秋，诗人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Andrei Voznesensky）在国外接受采访时说：“我敬佩‘垮掉的一代’，他们是原子时代的诗人。”一位经常给《新世界》撰稿的作家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为战争所做的任何准备都令人厌恶。我不是担心我自己，而是担心我的儿子和无数像他一样的人。如果这种信念叫作和平主义，那我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后来，阿达莫维奇回忆说，对于他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理想主义者来说，“我们的和平主义是与我们要实现一个更广泛目标的愿望联系在一起的”。这个目标就是彻底改变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与心态。

苏联科学家中享有特权最多、在政治领导层和官僚机构中人脉最广的核设计人员，当时也试图影响苏联的安全政策。在1955年的热核试验之后，萨哈罗夫向核试验的军方指挥官米特罗凡·涅杰林元帅暗示，如果哪一天要用到热核武器，那将是一场大灾难。涅杰林用一个粗俗的笑话回答了这位科学家——那意思是说，做好你自己的事情，把核武器给我们，由我们单独决定如何使用它们。萨哈罗夫惊呆了。就像他回忆的那样，“那一刻冒出来的种种念头和情绪至今都难以忘记，而且它们彻底改变了我的思维”。在努力打造苏军利剑的科学家与掌握着这把利剑的党和军队的官僚之间出现了裂痕。“从50年代后期开始，”萨哈罗夫回忆说，“人们逐渐看清楚了军工综合体及其不讲原则、牛气哄哄的领导者的集体强权。那些领导的眼中只有自己的‘工作’。”由于对苏联之外的核裁军运动逐渐有所了解，苏联的核科学家对于政府的政策，尤其是在国际舞台上直接和间接地动用武力，也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批判态度。

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有助于削弱军国主义的影响。1945～1966年间的和平时期，苏联新出生的人口有7000万，其中由于持续而迅速的城市化，又以大城市中的数量特别巨大。与20世纪30、40年代的年轻人截然不同，这些人缺乏牺牲精神。他们中非俄罗斯族人的数量在不断增加，而且那些非俄罗斯族人对于苏维埃爱国主义中含有的俄罗斯中心论的主题不以为然。20世纪60年代初的年轻人从他们的父兄那里听说过为胜利付出的惨重的代价。喜欢找战争老兵交谈的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苏联的鲍勃·迪伦”——道出了老兵们极为辛酸的记忆：伟大的卫国战争是人民最大的悲剧。“部队不停地向西前进，老家的女人们也不断在葬礼上发出痛苦的哀号。”那些在军中服役的人们所发现的，不仅有同志之情，还有喜欢摆威风的粗鲁的军士，以及老式的演习——那简直是对训练的嘲弄，尤其是在核时代的背景下。青年作家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Vladimir Voinovich）的《列兵伊万·琼基纳的一生和非凡的冒险经历》是大量关于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爱国主义”文学中的一部精彩的讽刺作品。他用讽喻的手法表达了那种越来越强烈的反军国主义情绪。他于1969年在国外发表了这部小说，结果后来因此遭到作协的开除。

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开始利用一切机会逃避兵役。不过，就像对1956年的学生运动一样，要是夸大这些变化的规模和速度那就错了。它们影响的首先是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城市中享有特权的少数人。而且，只要冷战还在继续，这股反军国主义的新潮流就不会浮出水面。

赫鲁晓夫时代还兴起了强大的民族认同运动，从而戳穿了官方所说的“各族人民的友谊”。这些运动中有一些，例如波罗的海地区、乌克兰和高加索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早在“解冻”前就已开始了。还有一些是在20世纪20年代由于布尔什维克的民族政策而出现的。其他的，包括在苏联那些以俄罗斯族为核心的地区，则是由于斯大林主义的后遗症而导致的新的紧张关系。犹太人问题和反犹主义问题是关键，因为犹太裔在苏联受过教育的群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1953年之后，较为公开的反犹运动停止了，但这个政权从来没有想到要去纠正在反“世界主义”运动中犯下的错误，没想到要为在1948～1952年间遭到清洗的犹太裔和犹太文化名人平反，也没有重新开放当时被关闭的犹太人文化教育机构。制度性的反犹活动，通过许多隐蔽的、非正式的方式仍在继续。在官方的秘密档案中，“犹太族”人永远要被打上不可信赖、不适合在重要的国家机构以及党政高层工作的标志（军工综合体、核能以及科学院显然不包括在内）。苏联在1955年后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这也殃及了苏联犹太人。他们被当作有可能忠于别的国家的移民来对待。与俄罗斯人相比，他们要额外通过一些烦琐的手续，才能获得到国外旅行的批准。赫鲁晓夫以及他身边的那些人，对犹太人的文化特性和文化科学精英中的犹太人感到不爽。而且在乌克兰，基层的反犹倾向根深蒂固，官员也打着“反犹太复国主义宣传”的旗号，创办了反犹出版物。

许多护照上注明是“犹太族”的文化精英，仍然把斯大林主义看作是对建设性的社会主义实验的可悲的偏离。诗人兼作家达维德·萨莫伊洛夫（David Samoilov）在其1956年4月的日记中写道，斯大林主义是“俄罗斯苦难的产儿”；它说是要为底层人民服务，但却“用反人类的沙文主义观念、仇恨、怀疑和反人道主义代替了真实而简单的人类理想”。温文尔雅的犹太人深深地融入了苏联社会，以至于他们很少有人还保有自己的种族特性——实际上也是他们的宗教特性。

不过，更年轻的、受过教育的犹太人，对苏联的这种认同感逐渐疏远了。较高水平的教育和教养让他们与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以及其他族群截然不同。他们也体会到现政权的压迫性，因为他们发现，自己不会再像父辈们在20世纪20、30年代那样，有机会拥有辉煌的职业生涯。米哈伊尔·阿古尔斯基（Mikhail Agursky）的父母是苏共党员，自己却成为一个热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回忆起自己在20世纪60年代的感受时，他说：“难道人们真的以为一个曾经为苏维埃国家贡献过政治领导人、外交官、将军和顶尖的经济管理者的民族，会愿意成为这样一个社会阶层，他们的最大胆的梦想也只是获得实验室主任的职位？”

许多拥有犹太血统的作家、诗人、知识分子、音乐家、艺术家和演员都在反“世界主义”运动中遭过殃，对苏维埃政权以及自己周围的现实几乎不抱什么幻想。这使他们成为文化与政治自由化运动的先锋。在那个年代，做一个犹太人就意味着做一个倡导国际主义、对话和更大宽容的人。1961年，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写了一首名为“巴比亚”的诗，触犯了苏联不准提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的禁令。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Dmitry Shostakovich）随即为这首诗创作了他的《第十三交响曲》。1962年12月，电影导演米哈伊尔·罗姆批评了斯大林俄罗斯中心论的宣传，并呼吁结束自我孤立于西方文化的状况。爱伦堡和罗姆曾经为追求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理想而放弃了自己犹太人的根本，叶夫图申科和肖斯塔科维奇则都是俄罗斯族人，但都憎恶带有种族色彩的民族主义。他们全都宣称自己是“犹太人”，以反对斯大林主义政权遗留下来的恐外症、沙文主义和反犹主义。

对某些希望换一种活法的犹太人来说，以色列成了他们向往的对象。在1956年10月的战争中，以色列成了苏联媒体猛烈抨击的目标。对苏联有着强烈认同感的犹太人也谴责以色列对埃及的侵略。但就在数月之后，以色列代表团却出现在了莫斯科青年联欢节上，并引起了轰动。代表团成员都是参加过最近那场战争的年轻老兵；他们的风度、端庄与无畏，尤其是对生为犹太人的自豪，令人耳目一新。关于联欢节的官方报告则显得十分惊恐：“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继续在莫斯科的犹太人中间散发自己带来的材料”，“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工作人员两天来只拍摄以色列代表团中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等等。一群没有搞到以色列代表团音乐演出门票的年轻人，挤坏了莫斯科苏维埃剧院前的铸铁围栏，冲进了演出大厅。这些小插曲说明，苏联犹太人对以色列重新产生了好奇和同情。他们中有人平生第一次对自己的宗教和文化身份产生了兴趣。尽管反犹太复国主义的风声很紧，但开始申请移民的犹太人还是逐渐多了起来，他们要回到中东那个自己重新发现的“祖国”。

与这个“犹太人”运动相对的是另一个运动，它突出的是传统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而且拒绝接受革命的遗产。“到了赫鲁晓夫时代，”伊扎克·布鲁德尼（Itzhak Brudny）认为，“许多俄罗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都在苏联最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获得了研究或教学职位，或者成为重要的报纸、杂志和文学期刊的工作人员或固定的撰稿人”。这些人反对毁掉俄罗斯的历史遗迹和教堂；他们对俄罗斯乡村的日渐衰败痛心疾首，因为那是俄罗斯传统文化准则与价值观念的宝库。在俄罗斯新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反犹主义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事实上，随着开放程度的加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还引入了生活在西方的白人流亡者的主要的反犹主义观点，尤其是认为革命是犹太人与布尔什维克“合谋”反对俄罗斯人民的观点。

随着受过良好教育的俄罗斯精英的崛起，苏联文化、教育甚至科学界的矛盾以及派系斗争也逐渐多了起来。中东的事态发展助长了这些不良的文化倾向。以色列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战胜了阿拉伯联军，这让苏联犹太人充满了自豪，并使他们开始反对“俄罗斯人”和苏联社会中的其他民族。一些年轻的犹太人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抛弃了自己对苏联的认同并考虑移居国外。

异见运动的兴起

赫鲁晓夫执政后期的行为加速了去斯大林化这项工程的消亡。赫鲁晓夫在自己对斯大林的仇恨与对斯大林主义的管理方法和动员方法的偏好之间举棋不定、反复无常，常常由于自己的信口开河和轻率鲁莽而自乱阵脚。历史学家谢尔盖·德米特里耶夫在自己1961年3月的日记中写道：“所有人都烦透了赫鲁晓夫。他在国外的旅行和不靠谱的夸夸其谈终于进入到白痴状态。在这种公开的政治氛围中，人们逐渐注意到种种完全缺乏活力、缺乏思想、缺乏目标的迹象。没有思想就没有运动。”

赫鲁晓夫在文化政策上不能始终如一，这为他在官员和有影响力的文化精英中制造的敌人比朋友还多。1962年11月，根据他的指示，《新世界》发表了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喜出望外的改革派知识分子一时以为所有的禁忌都解除了，现在可以自由讨论有关斯大林主义的最终真相了。然而，仅仅过了一个月，赫鲁晓夫就于12月1日在苏联文化宣传部门的那些倒行逆施的权势人物的怂恿下，出席了一个现代派青年艺术家和雕塑家的展览会，并公开指责他们是“堕落分子”和“鸡奸者”，他们的艺术就像是“狗屎”。赫鲁晓夫粗俗的胡言乱语，反映了他个人以及他这一代人对现实主义的古典艺术的偏好。但是，这位苏联领导人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已经站到了“俄罗斯”派的一边，加入了这场文化斗争，反对文化领域反斯大林主义的先锋派。在1962年12月和1963年3月的两次苏联知识分子会议上，赫鲁晓夫甚至比先前在1957年的会议上还要信口开河、粗鲁和不宽容。他毫不客气地告诉年轻的作家和诗人，他们的现代主义的、西化的和自由化的倾向，使他们在冷战中站错了队。赫鲁晓夫警告他们说，如果他们还想成为“党的大炮”，就必须停止这种针对自己阵营的“善意的开火”。大部分年轻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都不想再做党的“炮手”，但还是相信自己的艺术可以帮助推进“党的二十大的路线”，也就是去斯大林化。他们指望在赫鲁晓夫的支持下，反对“斯大林主义分子”。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瓦西里·阿克肖诺夫、雕塑家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Ernst Neizvestny）以及其他改革派作家和诗人都成了有组织的恶毒攻击的目标。这些人终于意识到，这个国家所有的粗野无情的力量都在反对他们。这种觉醒成了苏联文化和政治领域中异见运动的源头。

对于1964年10月赫鲁晓夫的免职，无论是斯大林主义者还是反斯大林主义者都拍手称快。支持“解冻”和去斯大林化的人认为：赫鲁晓夫已经没用了，将来的任何领导人都会比他好。不过，他们很快就意识到自己错得有多严重了。克里姆林宫的新的近卫军迅速终止了自上而下的去斯大林化。苏共领导人和理论家大多都对受过教育的社会阶层中出现的变化看不顺眼：个人主义泛滥、对西方的崇拜日益严重、美国音乐和大众文化的流行、反战思想越来越普遍以及多元主义倾向。在党的理论宣传失灵的地方，就该克格勃出手了——它是苏联秘密警察中一个特殊的部门，任务是“引导”苏联文化界和知识界的精英，并“保护”他们“不受有害的影响”。1965年底的一份克格勃报告试图淡化过去十年对现政权造成的破坏：“毫无疑问，个别反苏维埃的和政治上具有破坏性的表现并不能证明国内出现了普遍的不满情绪，或者是人们真的想要建立反苏维埃的非法政治组织。”

然而，就在这一年，新领导层和克格勃激起了更多的反对现政权的言行。1965年5月，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公开称颂斯大林是战争领袖。9月，秘密警察逮捕了作家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和尤里·达尼埃尔（Yuli Daniel），“罪名”是在国外用化名发表自己的小说。突然间，几百名苏联有名的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都开始向党的领导层请愿，呼吁释放被捕的作家，防止滑向新斯大林主义。一个新的运动诞生了，它要求得到公开审判以及由宪法赋予的各项权利。“异见分子”——人们后来如此称呼这一运动的成员——开始通过国外的媒体向世界发出呼吁。

1968年8月的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用事实证明了苏联反斯大林主义知识分子的担忧，即赫鲁晓夫之后的领导层有可能把国家引向新斯大林主义。对“布拉格之春”及其“人性化的社会主义”的镇压，粉碎了许多受过教育的苏维埃爱国者对改革现存体制的希望。这也导致反政府情绪明显高涨起来，甚至在苏联的一些有权势的精英中也是如此。关于这种情绪及异见运动的历史并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可是，必须强调的是，尽管公开的异见分子人数并不多，但是在受过教育的精英当中，同情和支持他们的有数万人。值得一提的还有，相当多的异见分子都曾经是充满热情的共产党改革派。愤怒的他们感到自己被出卖了，因而疏远了现政权。对于广大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因而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转而反对现政权的同胞们，他们也有一种疏离感。与国家之间以及与消极被动的大多数之间的这种越来越强烈的疏离和孤立感，使许多异见分子移居西方。不过也有许多“开明”官员还在坚持，以等待命运的转机。

对1956～1968年这段时期的分析表明，苏联当时还拥有相当多的内部能量，甚至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还能不时地迸发出意识形态的活力和乐观的理想主义的光彩。赫鲁晓夫的十年在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造就了一批新的领导者——“六十年代人”。他们渴望带领苏联走“人性化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的爱国热情和认同感是基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基于对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以及左翼文化的选择性的、理想化的认知。然而，到了赫鲁晓夫统治的末期，那种滋养着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的乌托邦能量已经耗尽。靠着这些能量而回光返照的对苏联的认同，也在国内外因素的强大影响下开始瓦解。在受过教育的社会阶层中，对美国文化的热情崇拜和反军国主义的、反政府的理智主义，以及越来越趋于保守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成为新的潮流。最后但并非无足轻重的是，“开明”官员在失去事业上飞黄腾达的希望之后，逐渐开始沉湎于西方的消费主义。

从根本上来说，在斯大林去世后的相对的自由化进程，由于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和苏联官僚体系的处置不当，结果造成了文化、知识、科学各界精英的离心离德，而他们在“伟大的十年”开始的时候，一度是最乐观、最具爱国精神的群体。从扼杀艺术家的创造力到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种种做法使得苏联国内的爱国阵线遭受了严重的伤害，并在一些精英分子中播下了异见的种子。自戕的伤口起初看来并不会致命，但却没有愈合。

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领导层放弃了改革派的事业。它在意识形态上满足于抱残守缺，并企图压制文化异见运动，强行将该运动的参与者流放或移民。对国内的改革既缺乏意愿也没有能力的勃列日涅夫，开始着手缓和与西方列强的关系。缓和与西方的关系，以及由此给他和苏联领导层在国际上带来的合法性，代替了在这场苏维埃试验中失去的动力。同时，苏联加入缓和的进程，也进一步削弱了作为斯大林主义遗产的恐外症，并使苏联重新融入更广阔的世界。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