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5月15日，《纽约时报》发布了孙文去世的消息。实际上他并没有离世，此时的他正在计划前往北京，去跟当时控制这座北方都城的军阀商谈合作事宜，以免爆发战争。

控制华北地区的军阀派系已经被“基督将军”冯玉祥给赶走了。冯玉祥表示，他已经准备好让孙文来北京就任中国大总统，而不仅仅是在广州当个非常大总统。就是在这种妥协的气氛下，孙文受邀前往北京“就成立新政府提出自己的意见”——这不过是私下谈判的一种委婉说法。

冯玉祥是个潘乔·比利亚[1]式的人物，他曾用消防水枪给他的部队进行基督教施洗仪式。虽然他本人不识字，但他强迫手下的战士们每天晚上要学一个新汉字，不然不给晚饭吃。他到处夸耀，说他教导战士们做人们的仆人。在道德行为方面，他也以身作则，给战士们做出了榜样。但与此同时，他参与了各种阴谋、宫廷政变和地盘之争，逐渐成了一个表里不一的阴谋老手。1924年，厌倦了这种无休无止斗争的冯玉祥自己占领了北京城，然后转向苏联请求援助。莫斯科此时虽然已经在支持华南的国民党，准备帮助孙文发动北伐战争，但克里姆林宫还是决定同时支持冯玉祥。随后，苏联教官和顾问们以及大量军火和其他援助开始抵达北京城。

冯玉祥十分清楚国民党的实力在日益壮大，孙文也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普遍欢迎，与他联合有很多好处。1925年年初，冯玉祥与鲍罗廷举行了“多次漫长而成功的会谈”，最终达成了协议，接下来怎么做就要看孙文的了。

但此时的时间已经不多了。1924年11月12日，孙文已经58岁。他的消化系统不好，因此不能沾酒。离开广州之前，为了以防万一，他把事情都进行了妥帖的安排。政府中的重要职位都安排了他的主要助手们担任。为了让上海那些支持国民党的心烦意乱的保守派们放心，他任命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成员之一的胡汉民担任“副大元帅”。

11月17日，在庆龄、鲍罗廷和18名国民党官员的陪同下，孙文在上海登上了一艘日本轮船前往北京。他们到达的第一站是神户。在日本，孙氏夫妇受到了公众的热烈欢迎，但官方的反应很冷淡。看到孙文与苏联人交好，日本人很不高兴，因此日本政府对他的到来不予理会。在神户一所学校发表纪念演说时，孙文对此提出了温和的批评：“这个问题仍然存在：日本将成为西方文明之鹰，还是东方力量之塔，这是摆在日本民众面前的选择。”

1924年12月4日，两手空空但满怀热情的孙文抵达天津。在与东北军阀进行私下会谈时，由于身体剧痛，他倒下了。庆龄在他的病榻旁照看了三周。12月31日，一辆专列拉着孙文急驰北京。在北京车站，他受到10万支持者的欢迎，由于病情的原因，他没有发表演说。1925年1月26日，他住进了协和医学院附属医院，经专家诊断，他患的是肝癌，并且已经无法进行医治。随后，他搬进了曾代表中国参加凡尔赛和谈的外交官顾维钧的一栋宽敞的公馆里养病。

孙文患上不治之症的消息传出之后，平日里与他亲近的那些同僚们都匆匆赶到他的身边。由于在南部都城的根基还不牢靠，他的三个最重要的助手——右派胡汉民、“左”派廖仲恺和军方的蒋介石则继续留在广州。

在黄埔军校，蒋介石把学员们都集合起来，传达孙文生病的消息：

我们的大元帅现在在北京患了重病，还没有康复。他病得很严重，可能已经治不好了。他为什么患病了呢？因为数十年来他一直致力于中国革命，却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能够把他的计划付诸实施，所以他得了癌症。我们是大元帅最靠得住的部队，我们知道他得了重病，国家的命运处于危机之中，人们正在遭受苦难——我们必须继续进行艰苦的斗争，拯救国家和人民，只有这样才能医好药物已经无法医治的大元帅的病。

孙文在病榻之上组建了一个中央政治委员会，代表他在北京开展活动。英俊潇洒、油头粉面的汪精卫是这个委员会的高级成员。汪精卫因在1911年“试图暗杀”清政府摄政王而声名鹊起。实际上，那次暗杀不过是一场闹剧。真正实施暗杀的那几个人把一颗自制炸弹藏在摄政王府邸附近的一条沟里，后来才知道他们把引爆线剪得太短了。炸弹被发现了，循着它的包装，巡捕们找到了暗杀者在北京的藏身之处，并在那里抓到了汪精卫。汪精卫确实知道这个计划，不过他并没有参与其中。他被关押了几个月，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后才从清政府的大牢里放了出来。后来，他声称是他策划了那场暗杀活动，此后他的生活便开始顺风顺水。汪精卫在任何原则问题上都可以妥协，这种能力使他在国民党中一直屹立不倒。他身边的人一个个被杀害，而他却安然无恙。现在，他有幸站在孙文的病榻旁，非常有可能成为大元帅的继承人。

在这位伟人生命垂危之际，国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会面临着两个问题：第一，孙文同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的联盟是否继续下去；第二，也是最重要的，谁将以国民党新任大元帅或最高领袖的身份来收割孙文长期奋斗获得的果实。权力之争开始了。

大家对此似乎都没有准备。在莫斯科，列宁已经去世，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正在为争夺权力闹得不可开交。鲍罗廷着急地等待着克里姆林宫传来的指令，却什么都没等到。

围在孙文病榻两边的都是宋氏家族的主要成员。庆龄旁边站着的是孙文那不争气的儿子孙科。此外还有庆龄的弟弟、少年得志的金融家宋子文，专横跋扈的大姐霭龄以及她那位为人忠诚、态度恭顺而又心地善良的丈夫孔祥熙。

所有在场的人以及一部分不在场的人都声称，这位伟人临终之前非常在意他们。霭龄传出话说，孙文认为自己须臾离不开孔祥熙，孔祥熙和庆龄之间已经建立了“永久的联系”，鲍罗廷声称博士在头脑还清醒的时候曾说过“只要苏联人继续支持我们……”的话，那些急于安抚西方国家的人则称，孙文气喘吁吁地说，“不要给基督徒带来麻烦……”。即便是那些置身千里之外的人，比如蒋介石也声称自己听到了孙文的临终遗言。这位野心勃勃的黄埔军校校长告诉大家，孙文拼着最后一口气喊出了“蒋介石”这三个字。

汪精卫宣读了一份孙文的由他人草拟、经他签字的政治遗嘱，其他所有人都站在两边专心聆听。宣读完毕之后，孙文费力地说道：“很好，我完全赞同。”汪精卫还宣读了一份私人遗嘱，把孙文的藏书、文件、个人用品以及位于莫里哀路的那栋房屋都留给了庆龄。多年以来，孙文募集并花掉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而他留下来的全部物品却只有这些。1925年3月11日，庆龄扶着孙文的手，在这两份遗嘱上签了字。

孙文的政治遗嘱内容如下：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从此之后，这份被称为“总理遗嘱”的文件，成了对孙文日益增强的偶像崇拜的必读文件，在国民党的任何一次政治会议上都要宣读。鲍罗廷和孙文那位特立尼达出生的属下陈友仁[2]用英语撰写了一份《致苏联遗书》，由宋子文读给孙文听了听，随后便在苏联的党报《真理报》上发表出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3月11日，星期三，孙文要求把他从舒适的大床移到一张行军床上。3月12日，星期四，上午9点30分，他离开了人世。

苏联使馆立刻降下半旗，中国其他地区的苏联办事处也紧随其后，降下半旗。其他的几个国家直到第二天才降下半旗，这是一种有意的冒犯。苏联人还从莫斯科定制了一口特制的精钢棺材，这口棺材通体被漆成黄色，上面带有一个透明的玻璃盖，跟列宁遗体供人瞻仰时用的那种一样。这口棺材设计得有点儿奇怪，最后并没有派上用场。在中国，棺材一般用硬质木料雕制而成，最好的木料来自云南省西部的深山老林之中。庆龄选了一副传统的上等楠木棺材。

3月19日，先是由宋氏家族的成员们低调地举行了一次私家悼念仪式，随后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小教堂里举行了公开的悼念活动，由加拉罕同志担任主祭人。孔祥熙对前来祭奠的人说，孙文临终前曾对他说：“如同上帝把基督派到这个世界上来一样，他也把我派到了这个世上来。”民国前司法总长徐谦致了悼词，字里行间闪烁着孙文自己对于基督的追随：

“他是个革命者，我也是。”“他来到世间拯救那些贫穷、不幸和被奴役的人们，我也一直在尽力这样做。”“他谴责犹太立法者们坚持的那些传统，倡导‘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点。正是因为同样的桎梏束缚着中国，我才发起了自己的改革运动。也正是因为组织严密的教会变得支离破碎，我才在很早之前就脱离了它。但我相信基督和他的教诲，并且一直在努力使这些教诲成为我的人生准则。”

美国记者埃德娜·李·布克当时也在场：

一片肃静之中，一队由身穿白色法衣的燕京大学学生组成的唱诗班走了过来。他们手持点燃的蜡烛，唱着孙文生前最喜欢的歌：“甜美的和平，上帝挚爱的礼物。”（独唱部分由《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的连襟莱斯利·赛维林豪斯演唱）优美、庄严而又简朴的仪式继续进行，他们则一直站在灵柩两边。……教堂外面，数千人在那里静等着唱诗班的男孩子们领着前来悼念的人出来。身着丧服、面笼黑纱的孙夫人精神憔悴、满面悲痛，在两边搀扶着的是她的小妹宋美龄和她的继子孙科。一起出来的还有孔祥熙夫妇以及孙文的其他亲友。在最后面的是由24个护柩人抬着的巨大棺椁。

孙文的遗体庄严地停放在那里供人凭吊，大约有50万人列队缓慢地从他的身边走过，为他送行。两周后，那副巨大的棺材穿过一条条两边挤满人群的街道，最后被运到了松林环绕的北京西山碧云寺。（此时苏联人定制的那副棺材也不合时宜地到达了北京，并被匆匆运到碧云寺，结果被寺里那些机智的僧人们藏到了寺庙的一条通道里。）

根据孙文的遗愿，他希望葬在南京郊外的紫金山，那里靠近明代第一位皇帝的陵墓。建造陵墓的计划很快就付诸行动，但过了漫长的5年时间才最终完工。

鲍罗廷没有参加葬礼。预感到情况不妙的他已经返回了广州。在那里，麻烦确实就要来到了。

孙文去世之时，国民党正准备发动进攻，清除曾于1922年将孙文和庆龄逐出广州的那个令人厌烦的广东军阀陈炯明。制订这个惩罚性讨伐计划的是新来的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

加伦是个浑身充满干劲儿的人，他喜欢像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们那样，坐在敞篷汽车里，在手持上膛的左轮手枪、脚踩汽车踏板的卫兵的护卫下，在广州城里巡视。有人说他是个叛变的法国人，有人则说他是个奥地利人，被布尔什维克抓住后才投靠了共产党。实际上，他本来是个俄国农民，1916年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其他在中国的苏联顾问大都是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毕业生，而加伦却从没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他是位天生的战术家，曾4次获得苏联最高军事奖章“红旗勋章”。（不过这些都毫无用处，在1937年的大清洗中，斯大林让嗜血成性的矮个子叶佐夫杀了他。）

加伦治军非常严格，这给蒋介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做的每一件事都能给蒋介石脸上增光。他以过人的军事才能指挥了1925年讨伐陈炯明的战斗，给蒋介石争夺国民党控制权添加了资本。在当时大多数观察者的眼里，蒋介石接班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有很多人的名气都比他大。

公认的最主要的几个竞争对手有右派的胡汉民、中间派汪精卫和“左”派廖仲恺。此外还有一个躲在幕后的第四候选人，公众并不熟悉他，但他跟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都很熟悉，他就是好斗的上海右翼分子中的头号人物——青帮首领杜月笙。

杜月笙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控制国民党。第一，直接被提名成为孙文的继承人。从正常程序来看，这种可能性很小。第二，通过选举，找一个能代表自己利益的傀儡接班。作为一个瘾君子和黑帮大佬，杜月笙肯定早就明白，最好的办法是通过一个代理人来实现他的野心。他有两个人可以用——培养了15年的军队门生蒋介石，以及他在上海的商业伙伴、瘸腿的百万富翁张静江。不过，杜月笙必须间接行事，由于鲍罗廷的存在，任何明显反共的候选人都不可能当选。

优柔寡断的中间派小白脸汪精卫缺乏坚实的权力基础。他充其量只能当一个过渡人物，担任临时教皇的角色。他和瘦弱精干的右派胡汉民是死对头，谁都瞧不起谁，估计他俩的力量会彼此抵消。

他们当中明显占优势的是在美国出生的“左”派廖仲恺，他是杜月笙间接夺权路上的最大障碍。廖仲恺是鲍罗廷的最爱，也是胡汉民的密友，所有人都喜欢他，孙文的遗孀宋庆龄更是如此。

廖仲恺是旧金山一位中国商人的孩子，后来他去日本继续求学，对孙文倡导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兴趣。崭露头角的“左”派分子廖仲恺偶然遇到了雄心勃勃的右派胡汉民，两人后来成了终生好友。胡汉民主张个人独裁，廖仲恺更钟情于激烈的社会改革。廖仲恺认为，中国已经被自私自利的金融资本剥削得太久了，他认为应该限制资本主义，允许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并且可以通过消费合作社购得各种制成品。他要求最大范围地实现民主，却没能说服孙文直接从农民那里获得支持——在20世纪20年代，即便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个想法也有点太激进了。那时候中国共产党希望效仿苏联模式，依靠工人阶级发动革命。

最终说服孙文寻求苏联支持的人是廖仲恺。鲍罗廷喜欢他，无论什么事总喜欢让廖仲恺来替他办。孙文去世时，廖仲恺担任黄埔军校的高级党代表，政治地位与蒋介石不相上下。同时，他还担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的省长。如果按照事态的自然发展，廖仲恺最有可能成为孙文的继任者。

孙文去世后的数周里，趁着混乱，两支曾经与国民党联盟的军阀部队进攻并夺取了广州城，鲍罗廷逃到了黄埔军校避难。在加伦将军的帮助下，蒋介石和廖仲恺对敌人发起反攻，很快收复了广州。在48小时内，国民党俘虏了17 000人，缴获了16 000支枪，包围被瓦解了。

广州局势安定之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举行紧急会议，商定孙文的继承人。会议最后决定不搞个人继承，国民政府将由“左”、中、右三派（廖仲恺、汪精卫和胡汉民）联合执政。汪精卫被授予基本上是礼仪性的代理主席的头衔，胡汉民则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执行权仍掌握在廖仲恺手中。实际上，这是“左”派搞的一次“宫廷政变”。

但是，“左”派的这种做法为自己树立了强大的敌人。1925年的春夏两季，到处发生工人运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积极组织工人和学生运动。他们在全国各地举行的抵抗外国人的游行示威激怒了工厂老板、银行家和外国大班们。5月15日，上海一家纺织厂的日本工头在罢工中开枪射杀了一个工人。5月30日，共产党号召大家举行抗议示威游行。那一天，有大批的人员走上了街头，公共租界的警察们也出动了。一支英国军队朝着人群射击，打死工人12人，打伤50多人。“五卅惨案”引起了国内其他地方的罢工、抵制活动和游行示威。在广州，有52名抗议者被法国和英国的机枪手打死。枪击事件发生之后，驻广州的苏联顾问薇拉·弗拉基米罗芙娜·维什娜雅科娃·阿基莫娃写道，广州沙面岛上的外国租界就像“这个城市活体上的一块碎片”：

它静静地摆在我们面前，戒备森严。一条人工挖开的河道，还有一堵中国人民仇恨与愤怒的墙壁，把它与路堤隔开。桥上摆放着一些锯木架似的缠着带刺铁丝网的路障，上面还装着铸铁大门，只在中间留出一条狭窄的通道，直通里面外国领事们的住所……两个头戴软木头盔，身穿卡其布短裤，手握步枪，腰里别着一把军刀的英国士兵在桥上路障的旁边迈着均匀的步子走来走去。对岸一点声音都没有，整个沙面岛如同死去一般。实际上，这里几乎已经没有人住了。就连那些从陆地上逃到这里的传教士们也早就离开了。

此次事件在香港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罢工，引起英国人深深的仇恨。香港那些一向直言不讳的报纸公开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号召刺杀国民党“左”派领袖。英国人甚至提出，只要停止罢工，他们愿意“贷款”1 000万美元给宋子文。不过，发现国民党“左”派和右派正在进行一场权力之争后，英国人又取消了这一提议。“左”派分子的煽动所带来的这些负面后果让蒋介石的支持者们烦恼不已，这更坚定了他们除掉党内“左”派的决心。

第二年，在一个由共产党新组建的总工会的帮助下，上海的工人们组织了500多次罢工活动。这个新出现的工人组织对青帮领导的工人同业行会是一个直接的威胁。杜月笙和黄金荣可不想让别人在这上面分得一杯羹。杜月笙老早就是中国决心最大、办法最多的反共分子，现在，他开始迅速采取行动了。他策划了一系列带有不祥征兆的活动，其中的第一件事，就是派张静江去广州通知蒋介石，准备夺权。

1925年8月20日，身在广州的廖仲恺乘车去参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他刚下车，大楼门前的柱子后面闪出5个貌似黑帮分子的枪手，开枪将他击倒在地。到底是谁策划了谋杀廖仲恺的计划，一直没有定论。不过传言将矛头指向了温和的右派胡汉民。尽管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都不相同，但此事绝不可能是胡汉民干的，因为自1905年开始，廖仲恺和胡汉民就已经成了至交。尽管如此，为了避免遭到报复，胡汉民和他的家人以及其他许多国民党保守派官员们都逃离了广州。

鲍罗廷和蒋介石展开了契卡式的调查，追查内部的叛徒。一个嫌疑人被带到了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办公室里接受审讯，结果跟他们吵了起来，蒋介石一怒之下，掏出左轮手枪把他打死了。

尽管大家想尽办法想在“左”、中、右三派中找到凶手，但从谋杀廖仲恺的方式来看，此事极像青帮分子所为。这起刺杀活动直接除掉了国民党内的“左”派领导人，接着又吓跑了党内那些温和的右派，如此一来，国民党领导层便出现了权力真空，这为蒋介石的上位打开了大门。然而，在之后重组领导体系的斗争中，又出现了一些难以预料的怪事。

杜月笙长期的商业伙伴张静江之前一直不被人们看好，却于1926年5月19日被选为廖仲恺的继任者，担任了国民党常务委员会主席一职。他在这个拥有决定权的岗位上只待了几周时间，但这已经足以为蒋介石的当选铺好道路。1926年7月7日，蒋介石接任了他的位子。

就这样，身居广州的这位深藏不露的青帮分子，喜怒无常的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在突然之间超过了跑在他前面的所有人选，成了孙文的继承者。

蒋介石接管并成为中国独裁者的道路现在已经扫清了。为了防止出现可能会干扰他上台的强烈抵制，他必须亦步亦趋，小心行事。

[1] 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1878—1923），墨西哥民族英雄，资产阶级革命中著名的农民领袖。——译者注

[2] 陈友仁（1875—1944），祖籍广东兴梅，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曾任孙中山外事顾问、英文秘书、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等职。——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