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不喜欢“无法沟通”（incommunicability）这个词。它在20世纪70年代非常流行。我不喜欢它，首先是因为它是语言学的灾难，其次有着更多的个人原因。

对于当今这个正常的世界，出于惯例或对比，我们时常称其为“文明世界”或“自由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几乎从来不会遇到一个全然的语言障碍，换句话说，就是发现自己面对一个人，你必须与对方建立完全的沟通，否则就会死亡，然后却发现无法做到这一点。

一个著名但不完整的例子是安东尼奥尼（Antonioni）的电影《红沙漠》。电影中，主人公在某晚遇到了一个土耳其水手。尽管这水手只会说土耳其语，但主人公仍徒劳地想让对方理解他的想法。说这个例子不完整是因为双方，包括水手，都存在着交流的意愿，或者，至少不存在拒绝沟通的意愿。

根据在那些年颇为流行的一个理论（尽管在我看来，这个理论是轻浮而令人不快的），“无法沟通”应该是不可避免的要素，尤其在工业社会的生活形态中，是人类生活中内在的无期徒刑：我们都是“单胞体”，无法相互交换信息，只能截削信息，错误地发出信息，误会地接收信息。人们的交谈是虚假的、单纯的噪音，用描绘的面纱掩盖存在的沉默；我们是孤独的，即使（或者尤其）两个人同居生活。在我看来，这种悲观的理论起源于思想的懒惰；特别是，它通过一种危险而恶毒的怪圈，鼓励思想的惰性。除非由于病理原因导致残疾，人们可以而且必须交流，并借此以一种有益而轻松的方式维护自己和他人的心理宁静，因为沉默、讯息的缺乏，本身也传递着一种讯息，但这种讯息是含糊不清的，而含糊不清导致不安和怀疑。说人们不可能沟通是错误的，人总是可以交流的，而拒绝沟通是一种失败。在生理和社会角度上，我们都预先倾向于交流，尤其在于其高度进化和高尚的形式——语言。所有的人类成员都有着语言能力，只有动物之间才不存在语言。

从交流的角度（事实上，无法交流的角度）上，我们幸存者有着一个特殊的经验。听到别人（我们的孩子！）说冷、饿或累的时候，我们总是习惯于令人厌恶地进行干预：你知道什么？你该体验一下我们的经历。一般来说，出于高尚品味和睦邻友好的原因，我们试图抗拒这些“自吹自擂”的诱惑。然而，我发现，如果我听到人们谈论沟通的失败或不可能时，总会忍不住插嘴。“你应该试试我们的经历。”哪怕在最困难的沟通环境中，比如，在日本或芬兰的旅行者会发现，即使对方不明白他的语言，也会（同时）具有职业性的礼貌或善意，并努力地理解和帮助他。除此之外，在这个世界的任何角落，谁又不能说几句英语呢？无论如何，旅游者的问题并不多，总是那几个相同的问题，因此无法沟通是罕见的，而相互理解几乎会变得像一场游戏一样有趣。

当然，百年之前，意大利、土耳其或摩洛哥移民在美国，或者当今巴基斯坦移民在德国或瑞典所遭遇的情景可能更富有戏剧性。对于他们，不再有旅行社精心设计的路线，或者被剥夺所有意外的小小探险。他们可能是目标明确的迁移，从事如今看来相当原始的工作。在这种境遇中，书面或口头的交流是人际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补充——与邻居、下属、同事、上级，在工作中，在街道上，在咖啡馆，与那些习俗不同并通常带着敌意的外国人打交道。但在他们的环境并不缺乏矫正物。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具有足够的智慧去理解其社会自身的利益与“外来劳工”的劳动力——因而与他们的身心健康和对新环境的适应——是统一的。他被允许带来他的家人，也就是说，他故乡的一部分；为他找一个或好或坏的住所；他可以（常常必须）参加语言学校。这些移民在走下火车时又聋又哑，但社会给予他们帮助，也许没有爱，但并不缺乏效率，而他很快重新获得交流的能力。

我们在更极端的环境中见证了“无法沟通”的现象。我所说的，是在众多波兰和德裔囚犯，以及一些阿尔萨斯人（他们能很好地理解德语）中，意大利人、南斯拉夫人、希腊人，还有许多来自农村的匈牙利人以及法国人（沟通困难较小），会遭遇特别的沟通困难。对于我们意大利人来说，这种语言障碍的碰撞早已发生在进入集中营之前，在意大利，1944年4月，随着党卫军接管了位于摩德纳（Modena）附近的福希利（Fossili）加工营，意大利警察们，带着明显的不情愿，将我们移交给党卫军。与那些态度傲慢的黑衣人打交道的第一刻起，我们就立刻意识到，能不能说德语是一个分水岭。那些能听懂德语，并能用流利的德语回答问题的人能够建立一种表面上的人际关系，而对于那些听不懂德语的人，党卫军的反应让我们吃惊和恐惧——用平静的口吻发布一个命令，仿佛知道这个命令会被服从，再大声而愤怒地，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命令，然后是用尽全身力气地高声尖叫，仿佛他在命令一个聋子或一只牲畜。人们更多地是对命令的语调做出反应，而不是命令的内容。

要是有人犹豫（每个人都会犹豫，因为他们听不懂德语而且被吓坏了），就会招致拳打脚踢。显然它们表达了相同的语言——使用语言去表达思想，人之所以为人的必要而充分的机制，已经归于废弃。这是一个信号：在党卫军眼中，我们已经不再是人。对我们，就像对耕牛或骡马，一声斥骂和一记重拳之间已经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让一匹马去跑去停，转身，拉车或停止拉车，不需要与它沟通，或给它详细地解释，十几个形式各异但意义明确的信号就足够了，无论是听觉、触觉还是视觉的——拉缰绳、戳马刺、大声喊、打手势、甩鞭子、吹口哨、拍后背都一样可行。和它说话，就像自言自语，是傻里傻气的行为，或荒唐地伤感——无论如何，那匹马又能听懂什么呢？马萨莱克（Marsalek）在他的书《毛特豪森》（Mauthausen）中告诉我们，在这个集中营里，甚至拥有比奥斯维辛更多的语种，而囚犯们在毛特豪森集中营把橡皮警棍称为“der Dolmetcher”，即“翻译”——因为每个人都能听懂它的语言。

事实上，一个没教养的人（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人，尤其是党卫军，极其没有教养，他们要么没受过“教养”，要么被错误地“教养”）分不清哪些人听不懂他的语言，而哪些人听不懂简单的叱令。这些年轻纳粹的头脑里早被灌输了世界上只有一种文化——德国文化。而对于所有其他的文化，无论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只有它们中包含一些德国文化元素，才被视为可以接受。因此，那些不会说或听不懂德语的人一定是野蛮人；要是他坚持用自己的语言（事实上，那可算不上语言），那就必须把他打到闭嘴，滚回他的窝里，推、拉、扛，因为他不是“Mensch”（德语：人），不是人类。我想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在工地上，一个新“卡波”带领着一个主要由意大利人、法国人和希腊人组成的劳动小队。他意识到一名最可怕的党卫军监工正从背后向他走来，突然转过身，立正，用德语报告规定的“Meldung”（德语：讯息）：“第83突击队，42人。”但在慌乱之中，他说的是“Zweiundvierzig Mann”（42人）。那个党卫军用父亲般严厉的口吻纠正他：你不应该这么说，你要说“Zweiundvierzig Häftlinge”（42名囚犯）。他是一个年轻的“卡波”，所以可以原谅，但他必须学会规矩、社交习惯、等级距离。

这种“不要对他说话”有着快速而毁灭性的效果。那些人要么不对你说话，要么高声叫嚷着你听不懂的话语。而你不敢同他们讲话。如果你的运气够好，你会找到一个与你语言相通的同伴，你们可以交换看法，寻求咨询，发泄怒气，信赖对方；如果你没有找到这样的人，那么你的舌头会在几天内干涸，而你的思想也会随之枯萎。

此外，在更紧迫的层面上，你听不懂命令和禁令，看不懂标志和告示。尽管有些是荒唐或无用的，但也有些传递了至关重要的信息。总之，你发现自己茫然无措，在付出惨痛代价之后，你才明白沟通产生信息，而没有信息，你就无法生存。大多数不懂德语的囚犯（也就是说，几乎所有意大利囚犯）在进入集中营的10到15天内死去——表面上，他们死于饥饿、寒冷、疲劳和疾病；但若更仔细地审视，他们的死要归因于信息的缺乏。如果他们能够与更富有经验的狱友进行交流，他们就可以更好地指导自己的行为：在不犯下致命错误的前提下，首先学会如何获得衣服、鞋子、额外的食物，如何避免更残酷的劳动，如何避免与党卫军的、通常是致命的遭遇，如何处理无法避免的疾病。我不是说，这样可以避免他们的死亡，但他们可能活得更久，并有更大的机会回到他们失去的土地。

对于我们所有的幸存者（当然并未掌握多国语言），进入集中营的第一天都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像一部虚焦而疯狂的电影，充满了毫无意义的可怕声音和怒叱：没有姓名，看不清面孔的嘈杂人群被淹没在一片连续的、震耳欲聋的背景噪音中，然而，在这噪音之中，并没有浮现人类的言语，这就像一部黑白电影，虽然有配乐，但没有对白。

在我和其他幸存者的记忆里，我注意到在这种茫然无措和对沟通的需要中产生了一个有趣的效果。尽管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但我们仍然记得，在单纯的听觉范畴中，那些各种听不懂（后来也没学习过）的语言说出的词句。以我为例，是波兰语和匈牙利语。直到今天，我还记得用波兰语说出，不是我的身份号码，而是营房花名册上我前面囚犯的号码：一串声音和谐地结束，就像孩子口齿不清地背诵计算口诀，像什么“stergishi steri”（现在我知道这两个词的意思是“44”）。事实上，在那个棚屋里，分汤员和大部分囚犯都是波兰人，因此“官方语言”是波兰语。叫到你的时候，你必须在那准备好，拿好你的碗，以免错过你的那份汤，或者被弄个措手不及。听到分汤员叫到你前面那个囚犯的号码时就立刻跳起来是个好办法。事实上，“stergishi steri”对我来说，就像是铃声对于巴甫洛夫（Pavlov）的狗的条件反射——立刻刺激唾液的分泌。

这些外语组成的声音仿佛录制在空白磁带上一样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就像饥饿的胃迅速吸收哪怕难以消化的食物。它们的含义无助于我们记住它们，因为对我们来说，它们毫无意义。然而，多年之后，当我们向能听懂它们的人背诵这些声音时，它们的确有了意义，脆弱而平常：它们是咒骂、诅咒，或日常的只言片语，往往是重复的句子，如“现在几点了？”、“我走不动了”或“别烦我”。它们是从难以分辨的语言中撕裂的碎片，徒劳而潜意识地在毫无意义的声音中挖掘意义或含意的成果。我们的精神同我们的身体一样，当身体需要营养时，会驱使我们到厨房寻找土豆皮——聊胜于无。我们缺乏营养的大脑遭受着独特的饥饿。或者说，这种徒劳而自相矛盾的记忆可能有着另一种意义和目的：它是潜意识中对“以后”的准备，为了几乎不可能的幸存。到那时，集中营经历的任何碎片都会成为巨大马赛克镶嵌图案中的一个纪念品。

在《再度觉醒》一书的开篇，我描述了必要而失败的沟通的一个极端案例：三岁的赫比纳克（Hurbinek），也许秘密生于集中营，没有人教他说话，但有着说话的强烈愿望，用他整个可怜的身体去表达思想。从这点来看，集中营甚至是一个残酷的实验室，在集中营里，人们能够目睹绝无仅有、空前绝后的行为和事件。

在二战爆发的前几年，我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曾学习过一些德语词汇，只是单纯地为了理解化学和物理课本，而不是为了主动表达我的想法，或听懂别人的语言。那是法西斯制定种族法案的年头，而我遇到一个德国人，或者到德国旅行，似乎都是不可能的事情。被投入集中营后，尽管我一开始也很困惑（事实上，也许正由于这困惑），却很快发现我极度贫乏的“Wortschatz”成了性命攸关的重要因素。“Wortschatz”意为“词藻的遗产”，但从字面上可理解为“词汇的财富”，从来没有一个词比这更恰当了。会说德语意味着活下去：我只要看看周围就知道这一点。我的意大利同胞们并不懂德语，也就是说，除了来自德里雅斯特（Trieste）的几个人之外，几乎所有意大利囚犯一个接一个被无法理解的风暴所吞没——他们听不懂命令的意思，他们被拳打脚踢却不明所以。集中营的基本道德规定了，一次殴打必须以某种方式提出合理的理由，从而有助于建立犯罪－惩罚－悔改的抛物曲线。所以，“卡波”和他的帮凶们在打人时常常咕哝着，“你知道为什么打你吗？”，接着是总结式的“罪行的沟通”。但对于新来的“聋哑人”，这个仪式失去了作用。他们本能地寻求角落的庇护，从而保护他们的背部；而挑衅可能来自四面八方。他们用困惑的眼神打量着四周，就像被困在陷阱里的动物，而实际上他们的境遇的确如此。

对于许多意大利囚犯来说，来自法国和西班牙狱友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而与德语相比，他们更熟悉法语和西班牙语。在奥斯维辛没有西班牙人，但有很多法国人（更准确地说，来自法国和比利时的流放者），在1944年大约占总人数的10%。其中一些人来自阿尔萨斯、德国或波兰，是在20世纪30年代到法国避难的犹太人。法国被德军占领后，他们又落入德国人之手。他们多多少少都会说德语或犹太德语（意第绪语）。其他法国人，大城市的法国人、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或知识分子，比我们提早了一两年，也遭受了同我们类似命运的筛选——那些不懂德语的人早已退出了舞台。而活下来的人，几乎全是“métèque”（法语：外邦人）。他们过去被法国人不情愿地接纳，现在则进行了令人悲哀的报复。他们自然成了我们的翻译，他们为我们翻译那些日常的基本命令和警告：“起立”、“集合”、“排队领面包”、“谁的鞋破了？”、“三人一排”、“五人一排”等等。

当然，这并不足以让我在集中营活下去。我恳求其中的一个人，一个阿尔萨斯人，对我进行一对一的强化补课。这些简短的课程常常发生在宵禁之时，我们放弃睡眠，喃喃低语。我用面包来支付学费，因为那时并没有其他可用的钞票。他接受了，而我相信面包再没有比这更好的用处。他向我解释党卫军和“卡波”的咆哮，用哥特式字母写在营房衍架上的那些愚蠢或讽刺的格言，我们胸前身份号码上方所佩带的颜色标志的含义。于是，我意识到，集中营里的德语——词汇贫乏、高声嗥叫、充满污言秽语和恶毒咒骂——与我化学课本上那准确、朴实的语言，与克莱拉（Clara），我的一位同学，向我背诵的海涅（Heine）诗歌中那精致、流畅的语言，只存在着含糊的关系。

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这一点）集中营内的德语是一个语言分支：用德语来表达，确切地说就是“Orts-und zeitgebunden”，即“时空之局限”。它是一种变异的、特别原始的，正如德裔犹太语言学家克莱普勒（Klemperer）所说的“Lingua Tertii Imperii”，即第三帝国的语言，而它的缩略语LTI讽刺地对应着当时德语所珍爱的上百个其他缩略语（NSDAP、SS、SA、SD、KZ、RKPA、WVHA、 RSHA、BDM等等）。

关于“第三帝国的语言”以及它的意大利兄弟，已经被语言学者们大书特书。显然，人们会发现，在对人类施加暴力之处，也可以对语言施加摧残。在意大利，我们不会忘记法西斯愚蠢地反对方言，反对“原始主义”，反对瓦尔多斯坦（Valdostan）、瓦尔苏桑（Valsusan）和南蒂罗尔（Altoastesin）的地名，反对“以‘您’相称，因为这是奴态而媚外的”。在德国，又是另一番景象：因为几个世纪来，德语一直自发地排斥外来语，所以德国科学家们急着把“bronchitis”改为“Luftröhrenentzündung”（支气管炎），把“duodenum”改为“zwölffingerdarm”（十二指肠），把“pyruvic acid”改为“Brenztraubensäure”（丙酮酸）。所以，从这件事来看，想要纯化一切的纳粹主义，在语言上并没有多少可以纯化的工作。“第三帝国的语言”与歌德时期德语的主要区别在于某些词汇的滥用和词义的篡改。比如，形容词“völkisch”（国家的）已经变得无处不在，而且充满了民族主义的自大；形容词“fanatisch”（狂热的）的含义已经从贬义变成褒义。但在德国集中营群岛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分支语言，一种术语，“集中营黑话”，其中每个集中营又继续形成特有的黑话系统，而这种语言与普鲁士军营里的老式德语和党卫军的新式德语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不令人意外的是，这些黑话与苏联劳改营里的黑话相互对应。索尔仁尼琴引用了其中的几个词汇——“集中营黑话”中都存在着一一对应的词汇。用德语翻译《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o）一定不会太困难；即使遇到困难，也不会发生在这些集中营的专业术语上。

有一个词汇是所有集中营通用的，“Muselmann”，即“穆斯林”，指无可救药、耗尽精力、濒临死亡的囚犯。这个词的由来有两种解释，但都不太让人信服：宿命论，以及头上的绷带就像穆斯林的长头巾。它正对应着——包括它辛辣的讽刺意味——俄语中的“dokodjaga”，意为“快死了”、“完蛋了”。在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集中营（唯一只收容女犯的集中营），正如莉蒂娅·罗尔菲（Lydia Rolfi）告诉我的，同样的概念通过两个特别的名词“schmutzstück”和“schmuckstück”得以表达，分别意为“垃圾”和“宝石”，两个词汇的读音几乎相同，一个滑稽地模仿另一个。意大利女犯们不能理解它们可怕的含义，把两个单词都读成了“smistig”。同样，“Prominent”也是所有集中营通用的行话。“Prominent”是集中营世界里地位较高的囚犯，我在《活在奥斯维辛》的结尾处提到过。作为集中营社会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们也存在于苏联的劳动营中，被称为“普里杜尔基”（正如我在第三章所说的）。

在奥斯维辛，“吃”被说成“fressen”，在正式德语仅用于牲畜的一个动词。而“走开”则说成“hau’ ab”——动词“abhauen”的祈使形态，在正式德语意为“切，砍断”，但在集中营行话中，它等于“见鬼去，滚开”。战后不久，一次商业会议结束时，我诚心诚意地向贝尔公司（Bayer）彬彬有礼的职员们告别，碰巧使用了这种表达方式（Jetzt hauen wir ab）。那就像是在说：“现在让我们都从这滚出去吧。”他们都惊讶地看着我——那些字词与我们之前所讨论的议题格格不入，仿佛属于另一种语言，并且当然不会在任何“外语课程”中教授。我向他们解释，我的德语不是在学校学习的，而是在一个叫做奥斯维辛的集中营里。这导致气氛特别尴尬，但由于我是买方，所以他们仍殷勤周到地招待我。后来，我也意识到我的言语过于粗鲁，但我故意不让它变得文雅；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从来没有去掉左臂上的刺青。

集中营黑话，自然受到集中营内部和周边的其他语言的强烈影响：波兰语、意第绪语、西里西亚方言，以及后来的匈牙利语。从我进入集中营的第一天起，在人们的嘈杂声中，马上就能分辨出四到五种非德语的表达方式，而且在之后的集中营生活里，总能听到这些声音。我想，它们一定代表着某些基本物品或活动，如工作、水和面包。出于之前我所描述的有趣现象，这些声音铭刻在我的记忆里。直到多年之后，一个波兰朋友不情愿地告诉我，它们的意思只是“霍乱”、“狗血”、“雷”、“婊子养的”、“完蛋”，其中前三个词用于表示惊叹。

意第绪语（犹太德语）其实是奥斯维辛的第二语言（后来匈牙利语成为第二语言）。我不仅听不懂这种语言，甚至对它的存在都半信半疑，只从曾在匈牙利工作过的父亲那里听说过一些意第绪语格言或笑话。波兰、苏联和匈牙利犹太人惊讶地发现我们意大利犹太人不说意第绪语——我们是可疑的犹太人，不值得信赖，此外，自然而然地，在党卫军眼里，我们都是“巴多格里奥”（Badoglio），而在法国人、希腊人和政治犯眼里，我们就成了“墨索里尼”（Mussolinis）。同样，即使不考虑交流障碍，作为一名意大利犹太人也不是惬意的事。到现在为止，由于辛格兄弟的著作以及其他意第绪语文学作品所获得的理所当然的成功，意第绪语已经众所周知，它实际上是一种古德语方言，在文法和发音上与现代德语截然不同。与波兰语相比，它带给我更大的痛苦，因为我完全听不懂意第绪语，但我本应该能听懂它。听到意第绪语让我神经紧张：我往往难以弄清对我说的（或者在我身边听到的）一个句子是德语，还是意第绪语，还是两者的结合。一些好心的波兰犹太人尽量让他们的意第绪语接近现代德语，从而让我能听懂他们的交谈。

在我所听到的所有意第绪语中，我在《活在奥斯维辛》中找到了一处记录。在“卡罗斯”（Kraus）一章中，我记录了一次对话：一个有着波兰血统的法国犹太人戈南（Gounan），对匈牙利人卡罗斯说：“Langsam, du blöder Einer, langsam, verstanden?”逐词翻译为：“慢点，你个傻瓜，慢点，明白吗？”听起来有点奇怪，但我的确认为我听到的就是这个样子（这份记忆并不久远，我在1946年写作的那本书），而我原封不动地把它们记录下来。本书的德语翻译非常怀疑这段记述：我要么是听错了，要么是记错了。经过长期书信的讨论，他建议这段表达应予以修改，他似乎无法接受那段对话。事实上，那本书被翻译成德语并出版后，那段对话改为：“Langsam, du blöder Heini……”，其中Heini是海因里希（Heinrich）的昵称亨利（Henry）。但最近，我读到了一本关于意第绪语历史和语法的好书，J·盖佩尔的《卢森妈妈》（Mama Loshen）。在这本书里，我发现“Khamoyer du einer!”（你个蠢货！）这种句型是意第绪语的典型结构。机械记忆正确地发挥了作用。

并非所有人为沟通失败或交流受到限制而感到相同的痛苦。并不为此感到痛苦，接受言语的丧失，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它意味着彻底冷漠的来临。有些人，要么天性孤僻，要么在“平民”生活时，就习惯于边缘化的生活。他们并不表现出为缺乏沟通而痛苦。但熬过了进入集中营至关重要的最初阶段的大多数囚犯试图保护自己，他们的方式各不相同：有的乞求只言片语的信息，有的盲目散播胜利或灾难的消息，无论真的，假的，还是编造的；有的张大眼睛，支起耳朵，试图抓住并解释人们、大地和天空所发出的一切征兆。然而，与外部世界有限的交流成为对集中营内部世界有限交流的补充。有些集中营完全与世隔绝，从这点上，可以说我所在的集中营，奥斯维辛－莫诺维茨（Monowitz-Auschwitz）拥有一定的优势。几乎每周，都会有来自欧洲占领区中各个国家的“新”犯人。他们会带来新的消息，往往是亲身经历的第一手消息。尽管被明令禁止，我们仍然冒着被人向盖世太保告发的风险，在巨大的工地上与波兰和德国工人交谈，有时甚至和英国战俘交谈；在垃圾箱里，我们会找到几天前的报纸并渴切地阅读它们。我有一个很有魄力的工作伙伴，因为他是阿尔萨斯人，而且是个职业记者，所以能流利地说两种语言。他甚至自夸订阅了一份《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当时最权威的德语日报——还有什么比这更容易呢？他恳求一个值得信赖的德国工人订阅了这份报纸，再用一颗金牙占有了这份订阅。每天早晨，在等待点名的时候，他就会让我们聚拢到一起，准确地向我们报道当天的新闻。

1944年6月7日，我们看到英国战俘在去工作的路上。而他们似乎有些特别：他们的队伍很整齐，胸膛挺得高高的，微笑着，仍然像军人一样。他们的步伐如此有力，以至于看守他们的德军哨兵，一个上了岁数的志愿兵，难以跟上他们的队伍。他们用V字的手势向我们打招呼。第二天，我们发现他们通过一个地下电台得知盟军已经在诺曼底登陆。对我们来说，那也是令人高兴的一天——自由似乎指日可待。但在大多数集中营里，情况要糟得多。新来的囚犯来自其他集中营和犹太人隔离区，同样与世隔绝，只能带来集中营内部的可怕消息。工作条件也不像我们，能接触到来自十到十二个不同国家的自由工人，而是在农场、小作坊、采石或采沙场，甚至矿山。矿山集中营的沟通条件极差。正是这样的沟通条件导致了罗马帝国战争奴隶的死亡和美洲土著在西班牙人面前的降伏——这种与世隔绝如此致命，没有人能从中幸存，来讲述它们的可怕。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们所得到的“来自世界”的新闻是零星而模糊的。我们感到自己被世界遗忘，就像负罪的人被扔在中世纪的“oubliettes”（地牢）中等死。

犹太人，被定义的敌人，不洁之人，淫秽的播撒者，世界的毁灭者，被剥夺了最珍贵的沟通权利，被禁止联系他们的家乡和亲人。任何遭受过流放的人，无论许多形式中的哪一种，都知道一个人要遭受多么巨大的、永远无法割离的痛苦。这导致一种致命的、仿佛被世界抛弃的印象和不公正的怨恨：他们为什么不给我写信？那些自由的人，他们为什么不帮助我？然后，我们便能深深地明白，在自由的大陆上，沟通的自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正如健康，只有失去它的人才能意识到它真正的价值。但“无法沟通”的痛苦并非只停留在个人的层面上：在阻碍沟通的国家和时代中，其他所有的自由都随之凋谢了；由于缺乏沟通的活力，人们之间的讨论枯萎了，对他人观点的忽视变得猖獗，强加给他人的观点却获得成功。著名的例子是苏联的李森科（Lysenko）疯狂的基因学观点（他的反对者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由于缺乏学术讨论，损害了苏联二十年的农业丰收。偏执容易导致审查制度，而审查制度促使了对他人意见的忽视，因此偏执本身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死板而严酷的怪圈。

每周，我们的政治犯狱友都能收到家信，每当这个时候，正是我们最悲伤的时刻——我们感到被冷淡、被疏远，与家乡（事实上，与整个人类）的隔离感的全部分量。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就感到左臂的文身如伤口般炙烤着我们。而确信无人能够生还的绝望，更像泥石流一样吞没了我们。无论如何，即使德军允许我们写信——我们又能写给谁呢？在欧洲大地上，犹太人的家庭早已被吞没、被驱散、被摧毁。

罕见的幸运眷顾着我（我在《缓刑时刻》中提到过），让我能与我的家人书信来往。在这件事上，我需要感谢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一个年迈的、几乎不识字的砖匠和一个充满勇气的年轻姑娘，比安卡·盖黛特·莎拉（Bianca Guidetta Serra），现在已经成为一名著名的律师。我知道这是让我能活下来的因素之一，但是，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们每个幸存者在许多方面都与普通囚犯不同。而我们自身，为了驱避过去的可怕往事，更愿意选择遗忘这个事实。

1. [1]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 1912.9.29—2007.7.30）:意大利现代主义电影导演，也是公认在电影美学上最有影响力的导演之一。

2. [2] 摩德纳（Modena）：意大利北部城市，位于波河的南岸，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摩德纳省省会。

3. [3] 汉斯·马萨莱克（Hans Marsalek, 1914.7.19—2011.12.9）：奥地利印刷工人，政治活动家。战后主持毛特豪森集中营历史的编著工作。

4. [4] 伊万·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Ivan Petrovich Pavlov, 1849.9.26—1936.2.27）：俄国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医师、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创始人，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的奠基人。条件反射理论的建构者，1904年获诺贝尔奖。

5. [5] 纳粹于1935年通过《纽伦堡法案》，剥夺了在德犹太人的公民权利。

6. [6] 德里雅斯特（Trieste）：意大利东北部边境港口城市。位于亚得里亚海东北岸、伊斯特拉半岛的西北侧、的里雅斯特湾的顶端，西距威尼斯113公里，历史上是日耳曼、拉丁和斯拉夫文化的交汇点。

7. [7] 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 1797.12.13—1856.2.17）：德国著名诗人，代表作有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诗歌《西西里亚织工》，论文《论浪漫派》等。

8. [8] 维克多·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 1881.10.9—1960.2.11）：曾做过商业学徒、记者和文学教授。他的日记详细记叙了德国政体的变迁，成为一份珍贵的史料，出版于1995年 ，

9. [9] 皮耶特罗·巴多格里奥（Pietro Badoglio, 1871.9.28—1956.11.1）：意大利元帅，以侵略阿比西尼亚和推翻墨索里尼而闻名。

10. [10] 辛格兄弟：指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 1902.11.21—1991.7.24）和以色列·乔舒亚·辛格（Israel Joshua Singer, 1893.11.30—1944.2.10），兄弟两人都是杰出的意第绪语作家，其中弟弟艾萨克·辛格于197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1. [11] 《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纳粹党报。该报创于1920年，最初以每周一期，从1923年2月8日起变为日报。此后25年，该报代表了纳粹党的官方形象。

12. [12] 李森科（Trofim Denisovich Lysenko, 1898.9.17—1976.11.20）：苏联农学家、生物学家。为了实现政治目的，他提出了与基因学说相对立的遗传学说。在斯大林的支持下，他通过政治手段打击学术对手，垄断苏联生物科学界达20年之久，造成苏联失去了两代优秀的生物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