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的题目似乎有些让人不安，甚至有些唐突：这世上存在“有用的暴力”吗？不幸的是，没错。死亡，即使不是人为造成的，即使在最仁慈的状态，也是一种暴力。可悲的是，它有其存在的意义——不朽的世界（斯威夫特的“斯特鲁布鲁格”）既无法想象，也无法居住，而且比现在的世界更加暴力——尽管现在已经是一个暴力的世界。一般来说，谋杀也并非毫无意义——拉斯柯尔尼科夫（Raskolnikov）杀死了老放债人，为自己树立了目标，尽管这目标是有罪的；就像普林西普（Princip）在萨拉热窝（Sarajevo），或者阿尔多·莫罗（Aldo Moro）的绑架者在法尼大街（Via Fani）的所作所为。除了嗜杀成性的疯子，任何杀人者都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杀人——为了钱，为了清除一个真正或假想的敌人，为了报复一次侮辱。战争令人憎恶，在解决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矛盾冲突时，它们是非常恶劣的手段。但我们不能称战争是没有意义的——战争有着目的，尽管其目的可能是邪恶或荒谬的。它们不是毫无理由的，它们的目的不是去施加痛苦；人们的确遭受痛苦，集体性的、巨大的、不公正的痛苦，但这痛苦只是副产品，额外的产物。而我相信，在希特勒统治的十二年中，德意志帝国所体现的暴力也同样存在于其他历史时空，但纳粹德国的暴力具有独特的一面，那就是无意义暴力的滥用，它将施加痛苦本身作为其单纯的目的，即使偶尔有其他目的，也无法与它造成的巨大而毫无意义的痛苦相比。

带着事后之明的智慧，再次审视被战火摧残的欧洲，以及最后，德国本土上的那些岁月，人们会感到被两种观点所撕裂：我们是见证了一个灭绝人性的计划的理性实施，还是集体性疯狂的表现（在历史是独特的，而且仍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理性地追求邪恶，还是缺乏理性？正如在人类行为中经常发生的情况——这两种现象是共存的。毫无疑问，纳粹主义的基本宗旨有其理性的一面：向东扩张的需要（德国人古老的梦想）；镇压工人运动；统治欧洲大陆；清除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犹太人，希特勒简单地将两者视为同一件事；与英国、美国分享世界的权力；对精神病人和无用人口进行“斯巴达式”清除，从而净化日耳曼民族。所有这些因素相互一致，且都可以从《我的奋斗》（Mein Kampf）难以否认地清楚阐述的几点假设中推绎出来——自大和激进主义，狂妄和“Cründlichkeit”（彻底）；蛮横的逻辑，但并不疯狂。

仇恨但并不疯狂也可以让我们预见到以下目标的实现：发动军事侵略或残酷的战争；支持内部《种族法案》；转移或清除整个人口，实行降伏、净化或灭绝政策。无论是尼采（Nietzsche），还是希特勒或罗森堡（Rosenberg），他们宣扬“超人”的神话，这“超人”因其教义和天生的优越性而无所不能。他们自己以及追随者们无不陶醉于这神话之中。然而，这时候，他们并不疯狂。但是，值得让我们深思的一个事实是：他们所有人，无论是导师还是门徒，都会渐渐脱离现实，正如他们的道德观渐渐脱离所有文明在整个历史中所共有的道德标准。而这种道德标准，是人类文化遗产的必要组成部分，是所有人类最终必须接收和承认的。

理性凋萎了，而对于毫无意义的暴力的实践，信徒们更充分地超越（和背叛！）他们的导师。我极度厌恶尼采的学说——很难在其中找到一条不与我的看法相反的言论。他玄妙隐晦的风格也让我厌烦，然而，在我看来，在尼采的学说中，并不能找到向他人施加痛苦的期望。冷漠，没错，几乎在他每页著作上，但从未有“Schadenfreude”（幸灾乐祸），即因邻居的不幸而喜悦，或更糟，故意施加痛苦而取乐。民众的痛苦，“Ungestalen”（畸形者）的痛苦，天生低贱者的痛苦，是迎来“超人”统治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是较轻的罪恶，但仍是一种罪恶；其自身也并非所期望的目的。但希特勒的主义和实践则完全不同。

迄今为止，许多毫无意义的纳粹暴力归属于历史的定论：只要想想发生在阿迪泰岩洞（Ardeatine Caves）、奥雷德（Oradour）、利戴斯（Lidice）、博弗思（Boves）、马扎博托（Marzabotto），以及其他太多的地点，“不成比例的”大屠杀。尽管在本质上，报复已是不人道的。在这些大屠杀中，纳粹已经大大超越了报复行为的极限。但是，还有其他规模较小的、个人的暴力，就像一幅巨大画卷的细节，无法磨灭地铭刻在我们每个幸存者的记忆中。

几乎毫无例外的，在回忆过去的时候，总是先想到一列列车，标志着前往未知的远方，这不仅是因为时间顺序的原因，也是因为毫无必要的残忍，便存在于这些出于非常目的，用于押送犯人的（原本无害的）普通货运车厢之中。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在我们幸存者之中，没有一个故事或日记不提到这些列车，这些闷罐车厢是由商用货运车厢改造而成，成为流动的监狱，甚至死神的工具。车厢总是挤得满满的，但每个车厢的人数，在不同的情况下，似乎根据粗略的计算——从50人到 120人，取决于旅程的长度以及纳粹系统负责转运的“人体物资”的级别。从意大利起程的列车往往“只”装50到60人（犹太人、政治犯、游击队员、在街上被抓的倒霉蛋、1943年9月8日的崩溃中被俘的军事人员）——纳粹可能考虑到较远的旅程，甚至这些列车沿途可能造成的印象。而在东欧的押运又是另一种极端情况：斯拉夫人，尤其是犹太人，是更廉价的货物，事实上，毫无价值；不管是死在路上，还是死在集中营里，他们终归要死。运送波兰犹太人的车厢，从隔离区到集中营，或者从一个集中营到另一个集中营，每个车厢被塞进120人。他们的旅程是短暂的……就算车厢里只有50人，也是极不舒适的；他们可以同时躺下休息，但只能紧紧地挤在一起。如果人数超过100人，哪怕几个小时的旅程也像地狱一样可怕：人们必须轮流蹲站，而在这些人里，往往有老人、孩子、病人、哺乳期妇女、疯子和在旅途中（或因为这旅途）发疯的人。

纳粹的铁路运输程序既死板又灵活。我们不知道这些程序是不是基于某种规定，或者负责人员手中有没有灵活的职权。死板不变的是那伪善的建议（或命令）——尽可能带上你的东西，尤其是金子、珠宝、硬通货、裘皮，在一些特殊情况中（来自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载运犹太农民的专列）甚至带上小家畜。“每样东西都会用得着，”押运队员撇着嘴说道，带着同谋的神气。事实上，这是自我掠夺，通过一个简单而狡猾的诡计，让人们自己把东西送到帝国的手中，而且不会引起公众的注意，避免了官僚体系的混乱，不需要专门运输，也不用害怕沿途被盗——相当肯定，在抵达集中营时，所有的东西都会被纳粹篡取。死板不变的还有完全光秃秃的车厢。德国当局，对于可能为期两周的旅程——比如从希腊北部城市萨洛尼卡（Salonika）押运犹太人的专列——名义上不提供任何物品，他们不会费心惊动地方政府或集中营官员以某种方式来提供这些物品，没有食物，没有水，木头地板上没有席子，没有稻草，不提供任何容器用于生理需要。一则告示并没有任何成本：这种体制性的忽略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暴力，蓄意制造痛苦本身就是它的目的。

有些时候，要被遣送的囚犯能从经验中学到些东西：他们已经目睹了之前离开的人们，并从这些人的代价中认识到自己必须尽其所能准备好这些生活中的必需品，并且不违背德国人强加的限制条件。典型的事例是从荷兰威斯特伯克（Westerbork）集中营出发的列车。这是一个容纳上万名犹太囚犯的大型集中营，而柏林希望当地指挥官能够每周发出一列火车，押送大约1000名囚犯。威斯特伯克集中营共发出了93列列车，开往奥斯维辛、索比堡（Sobibor）和其他小型集中营。幸存者大约500人，而他们中没有人乘坐第一列列车。乘坐第一列火车的囚犯们盲目地启程了，他们毫无理由地希望德国当局会在三四天的旅程中满足他们那些最基本的需要。结果，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押运途中遇难，也不知道这样可怕的旅程如何周而复始，因为没有人能回来讲述它的可怕。但是，几周后，在威斯特伯克集中营医务室工作的一个眼光敏锐的小职员发现，来往于威斯特伯克和终点集中营的闷罐列车总是相同那几列列车。因此，被送走的囚犯可以通过空车返回的车厢隐藏一些信件，从而传递消息，从那时起，人们至少有可能为乘车离开的囚犯提供一些食物和水，还有一个桶用于排泄。

1944年2月我被押送上第一列离开福索里（Fossoli）集中营的列车。（之前，其他人已经从罗马和米兰出发，但我们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在出发前，党卫军从意大利警察手中接管了我们，并含糊其辞地介绍了这趟旅程；他们只让我们知道路程很长，并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提出有趣而讽刺的建议（“带上金子和珠宝，还有首先是羊毛衣物和裘皮，因为你们将在非常冷的环境里工作。”）集中营的头子，他本身也是一个被流放者，明智地要求食物的合理供应，并获得了批准。但他没有提到水——水又不值什么钱，不是吗？德国人没有分发任何物品，但他们是优秀的组织者……他也没有想到为每个车厢准备一个容器作为厕所，而事后证明，与干渴与寒冷相比，这个疏忽给我们造成了更大的痛苦。在我的车厢里，有几位老人，有男有女，都来自威尼斯犹太养老院。对于每个人来说，当众排便都是一种巨大的痛苦，而对于他们尤其如此，甚至是不可能的——这是文明并未为我们准备的创伤，在人类尊严上的深深伤口，一种下流而不祥的挑衅，同时也是蓄意而不必要的凶残的体现。我们有着出人意料的好运（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我难以使用这样的字眼），在我们的车厢中，有两个年轻母亲带着她们几个月大的孩子，而其中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尿盆——只有一个，供50个人使用。出发两天后，我们在木头地板的夹缝里找到一些钉子，我们在角落钉了两个钉子，挂上绳子，披上一块毯子作为屏风。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个象征：我们还不是禽兽，只要我们尝试抵抗，我们就不会变成禽兽。

缺乏这种最基本的设施，在其他车厢又发生了什么是难以想象的。这趟列车在旷野中停过两三次车。德国人打开车厢大门，允许我们下车，但不许我们离开铁轨或自由行动。有一次，大门打开了，列车却停在了一个车站。看到男人和女人们，蹲在他们能蹲的任何地方，在站台上，甚至在铁轨中间，押送我们的德军们毫不掩饰他们的兴味。而德国旅客公开表达他们的厌恶：像这样的人活该遭受噩运，只要看看他们干了什么。这些不是“Menschen”，不是人类，而是牲口——这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清楚。

实际上，这只是序幕。而接下来的日子，集中营里的日常节奏对于文明与道德的冲击，至少从一开始便构成了全部痛苦的一个重要部分。在短暂而必要的时间里，适应那巨大的公共厕所是一件相当困难而令人痛苦的事情。等着上厕所的人们，就站在你面前，不耐烦地，时时催促你，甚至恃强凌弱，每10秒就问一句：“Hast du gemacht?”（你还没完吗？）尽管如此，在几周之内，那种不适开始减弱，直至消失；然后取而代之的是习以为常（并不是所有人），这只是宽厚的说法，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人被一步步转变成禽畜。我不相信在纳粹各级党政机关里，在文件档案里，在任何“劳动会议”上，会如此详细地计划或规划这种转变。这是纳粹体制所形成的必然结果——一个灭绝人性的政体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扩展和延伸其非人的罪恶，特别是向下；除非遭遇抵抗或格外坚定的性格，否则它同样会腐蚀它的受害者和对手。这种扭曲文明和道德所代表的毫无意义的暴力在各个集中营里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比尔克瑙集中营的女犯们告诉我，得到一个珍贵的搪瓷大碗后，她们如何将它一物三用：盛汤的碗；夜间的尿盆（夜间禁止上厕所）；洗脸盆（如果水槽里有水的话）。在各个集中营，犯人每天的食物中有一升汤；而在我们的集中营，由于我们工作的化工厂的许可，我们每个人可以分得两升汤。所以，我们不得不排出大量的水。这迫使我们频繁地请求上厕所，或在工地的角落解决问题。有些囚犯无法控制自己，由于虚弱的膀胱、恐惧、神经官能症，他们无法克制小便的紧迫需要，常常把自己尿湿，并为此遭受惩罚和嘲笑。一个年纪同我差不多的意大利人，睡在三层铺的最上层。有天晚上，他又尿湿了床铺，殃及了睡在第二层的囚犯。睡在下层的囚犯立刻把这件事报告给管理营房的“卡波”。“卡波”突击检查了那个意大利人。但是他面对各种证据，矢口否认对他的指控。“卡波”命令他当场小便，以证明他的清白；他自然无法成功，结果挨了一顿痛打。但是“卡波”拒绝了他合理的要求，没有让他换到更下层的床铺。这是一种行政行为，会为营房的书记员带来太多的麻烦。

与排便的强制政策类似的是裸体的强制政策。人们必须赤身裸体地进入集中营，事实上比裸体更进一步，不仅要剥光身上所有的衣服鞋袜（被德军没收），还要剃光头发和其他毛发。毫无疑问，在参军之后，人们或许也要经历同样的程序，但在集中营里，每周都要彻底剃光全身的毛发，而公共的、集体性的裸体是一种周期性的活动，典型并充满意义。这种暴力也具有一些必要的原因（显然，人们必须脱光衣服才能淋浴或进行医学检查），但讨厌的是它毫无意义的重复。在集中营的一天里充满了无数次被剥光衣服的经历——检查虱子、检查人们的衣服、检查疥疮，还有晨洗。同样，还有周期性的筛选，这是一种“授权的”检查，以决定哪些人还适合工作，而哪些人，恰恰相反，应该被一笔勾销。光着身子和脚板的男人，感到全身的神经和筋腱都紧张起来——他只能无助地祈祷。衣服，哪怕发下来的脏衣服，他们原始的木底鞋，都是纤薄脆弱却必不可少的遮羞之物。任何缺少这些遮羞物的人不再把自己视为人类，而仿佛是一只蠕虫——裸体、缓慢、卑贱地爬行在地面上。他自知随时都会被整个体制压得粉碎。

从进入集中营的第一天，勺子的缺乏，也会激发同样无可奈何的极度赤贫的无力感。对于从童年起习惯于哪怕最贫穷的厨房也会拥有充足的餐具的人们，这似乎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但这并非微不足道。没有勺子，就没有办法喝到每天供应的汤，除非像狗一样去舔。只有在许多天的“学徒期”之后（从这我们能看到，立刻理解集中营内的语言和环境，并让自己被他人理解是多么的重要），人们会发现集中营里也有勺子，但只有在黑市使用面包或汤才能换到。一个勺子常常价值半份面包或一升汤，但是对于没有经验的新囚犯，常常需要拿更多的食物才能换得一把勺子。然而，当奥斯维辛被解放后，我们在仓库里发现了上千把崭新的透明塑料勺子，此外，还有囚犯行李中带来的成千上万把铝勺子、钢勺子，甚至银勺子。所以，这并非是因为节约物资，而是出于刻意的羞辱。这让我想起了《圣经·旧约·士师记》第7章第5节的情节。犹太勇士基甸（Gideon）通过观察手下武士在河边喝水的姿势来选择最出色的武士——他拒绝了所有“像狗一样”舔着喝水或跪着喝水的武士，而接受了唯一一名站着把水举到嘴边的武士。

另一种被所有集中营回忆录作者不断重复和描述的困扰和暴力，而我却不愿意将它定义为毫无意义的暴力。这就是发生在每个集中营里，每天一到两次，众所周知的点名。它必然不是普通的点名，因为，面对成千上万名囚犯，普通的点名是不可能的。它已经超越了普通的点名，因为他们从不叫囚犯的名字，而是借助五或六位数的身份号码。它叫做“Zählappell”，一种复杂而困难的点名方式，因为点名时不得不考虑当天转移到其他集中营或医务室的犯人，考虑夜间死去的犯人，也因为当前的人数必须与前一天的人数完全相符，还必须像以小队为单位外出工作时那样以五人为单位点名并上报人数。尤金·科根告诉我，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死人和垂死的人也要在晚间点名时出现。只是这些无法站立的人被放在地上，排成五人一行，以便于记数。

一年四季都要进行这样的点名（在室外，当然），至少持续一个小时，如果人数不符，要持续两到三个小时。而要是怀疑有人逃跑，甚至持续24小时。如果是雨天或雪天，或者严寒时分，点名就成了一种折磨，甚至比日间的劳动更令人痛苦，因为它在傍晚时加重了人们一天的疲劳。人们把它看作是一种没有实际价值、例行公事般的仪式，但很可能并非如此。无论如何，从各种角度来看，这种点名并非没有意义，正如饥饿和令人筋疲力尽的工作都不是无用的，甚至在毒气中成人和孩子的死亡也不是没有意义的（请原谅我的愤世嫉俗——我正在试图通过纳粹的逻辑来进行说理）。所有这些痛苦都来源于一个主题，即假设优等民族有权征服和灭绝劣等民族；点名也是同样，在我们“后来”的梦里，它已经成为集中营的象征，它本身集聚了囚犯们遭受的所有疲劳、寒冷、饥饿和沮丧。它所导致的痛苦，以及在冬天里每天导致的囚犯崩溃和死亡，都符合整个纳粹体制，符合军事化操练（起源于英国）的传统，符合作为一种普鲁士文化遗产的残忍的军事化管理，正如毕希纳（Büchner）在《沃伊采克》（Wozzeck）中描述的永恒不朽。

此外，在我来看，显然在许多痛苦而荒唐的方面，集中营世界只是德国军队的一个缩影。集中营里的囚犯大军不得不成为德国军队可耻的拷贝，更准确地说，一张夸张的漫画。一个军队有制服——士兵的制服整洁、光荣，带有肩章、领章等标志，而“häftling”（囚犯们），他们的制服是肮脏的、灰色的、单调的——但两者都要有五个钮扣，否则就会有麻烦。军队的行军迈着军人的步伐，纪律严明，整齐一致，踏着军乐队的节奏；所以在集中营里也必须有一个军乐队，而分列式必须按分列式的规矩来办，要配合军乐队的音乐，路过检阅台前要“向左看齐”。这个仪式是如此必要，如此明显，以至于竟然超越了第三帝国的反犹法案：利用偏执的诡辩术，这部法案禁止犹太管弦乐队和音乐家演奏雅利安人谱写的乐曲，以免犹太人污染雅利安民族的纯洁。但在满是犹太人的集中营里没有雅利安人的音乐家，在这方面，也缺乏犹太音乐家所谱写的军乐曲，于是，将保证民族纯洁的法案搁置一边，奥斯维辛成了德军占领的土地上，犹太音乐家唯一能够，事实上，被迫演奏雅利安音乐的地方——必要性决定规则。

集中营从兵营继承的另一份遗产是“整理床铺”的规矩。当然，这是相当委婉的说法。在上下三层床铺中，每个铺位有一个塞满木屑的薄垫子，两条毯子，一个稻草枕头，以及两人睡一个铺位的规定。在起床号后要马上整理床铺，整个营房同时进行，因此下层床铺的人必须竭尽全力设法在上铺囚犯的双腿之间固定自己的垫子和毯子，而上铺的囚犯则必须摇摇晃晃地站在床框上，全心全意地做着同样的工作。所有的床铺必须在一两分钟内全部整理好，因为马上就要开始分发面包。那是一个疯狂的时刻：空气在那时会因灰尘而变得模糊，精神紧张，充满各种语言的咒骂，因为按照铁的纪律，“整理床铺”（技术术语为“Bettenbauen”）是必须完成的一项神圣的任务。我们不得不拍松那些布满了霉斑和可疑污点的恶臭床垫。为此，在床垫的衬里上有两个狭长的口子，以便我们能把手伸进去。两个毯子中的一条应折叠放在床垫的下面，而另一条则盖住枕头，这样形成一个简洁而棱角分明的阶梯形状。在这项工作完成时，整套被褥应该看起来是一个边角顺直的六面立方体，上面的枕头则是另一个更小的六面立方体。

对于集中营内的党卫军，“整理床铺”具有难以理解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对所有营房的负责人也是如此：也许它是一种秩序和纪律的象征。如果没把自己的床铺整理好，或忘记去整理床铺，就要当众接受残酷的惩罚。而且，在每个营房里，都有两名“Bettnachzieher”（“床铺整理员”，我相信在正式德语中并不存在这个词，而歌德肯定听不懂这个词的意思）。他们的任务是检查每个床铺，并负责横向对齐所有的被褥。为了完成这项工作，他们装备了一根达到整个营房长度的绳子。他们把绳子拉过所有整理好的床铺，一丝不苟地纠正任何偏离绳子的被褥。与其说这种规定是为了施加痛苦，不如说这种疯狂的秩序是荒唐的——事实上，花费如此精力平整的床铺完全没有任何坚实度，晚上，在身体的压迫下，床垫立刻紧紧贴在支撑它的床板上。人其实是睡在木头上的。

在更广泛的限度内，人们会发现在希特勒所统治的整个德国，军营法典和礼仪已经替代了那些传统的、“资产阶级”的社交礼仪。“军事操练”那枯燥乏味的暴力从1943年起便侵入教育领域，开始针对德国人民自身。这些时期的报纸保留了相当的自由去报告和批评在基础教育框架内，强加在青少年身心的令人筋疲力尽的行军——每天长达50公里的行军，背着背包。落伍者得不到丝毫的同情，而任何敢于反对的家长和医生都会遭到政治上的威胁。

还有不能不说的刺青，奥斯维辛土生土长的创造，完全是另一回事。从1942年起，在奥斯维辛，以及其管制下的其他集中营（到1944年，大约有40座集中营）的囚犯号码不再仅仅绘制在囚服上，而是纹在左前臂上。只有非犹太裔的德国囚犯例外。新的囚犯，无论以前是自由之身，还是来自其他集中营或犹太人隔离区，在入营登记时都要由专业化的“书记员”有条不紊而迅速地进行刺青。归功于典型德国人出色的分门别类的才能，一个真实而端正的编号很快形成——男人在小臂外侧，女人在小臂内侧。“Zigeuner”（吉普赛人）的编号，开头字母必须是“Z”。而犹太人的编号，从1944年5月起（从那时起，大量的匈牙利犹太人进入奥斯维辛），开头字母必须是“A”，但很快被字母“B”取代。在1944年9月前，在奥斯维辛并没有孩子；他们都在刚到的时候就被送进毒气室。而在华沙起义之后，在街上随意逮捕的整个波兰家庭开始被送进集中营，他们所有人都要刺青，包括刚出生的婴儿。

刺青并不十分痛苦，持续时间也不超过一分钟，但它仍带来了深深的伤害。每个人都清楚它的含意：这是一个无法抹掉的标志，你们永远无法离开这里；这是奴隶身上的烙印，牛羊被送到屠宰场才打上的标记，它标志着你们的身份。你们不再有名字，这就是你们的新名字。刺青的暴力是毫无理由的，本身就是目的，单纯地施加痛苦——把三个帆布号码缝在衣服、裤子和大衣上还不够吗？不，这不够，还需要更进一步，一个言语之外的信息，从而让无辜者感到他的判决烙刻在他的肉体之上。这也是原始主义的回归，越发让正统的犹太教徒感到烦恼：事实上，为了区分犹太人和原始人，在摩西律法中，刺青是被禁止的（《圣经·旧约·利未记》第19章第28节）。

四十年已经过去，我的刺青已经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我并不为它感到光荣，但也不为它感到耻辱；我既不展示它，也不把它隐藏起来。我并不情愿把它暴露在单纯好奇者的目光中；然而，如果有人质疑纳粹的罪行，我会毫无迟疑地、愤怒地展示这刺青。年轻人们常常问我为什么不除去这刺青，而这让我颇感惊讶：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在这个世界中，并不是很多人带着这样的证据。

我们有必要对自己施加（有用的？）暴力，从而引导自己去讲述最悲惨无助之人的命运。我再次尝次去揣摩纳粹的逻辑。作为一个正统的纳粹，杀死所有的犹太人一定是显然、明确而清楚的——这是一种教义，一种假定。同样要杀死孩子，当然；同样而且尤其要杀死孕妇，从而避免未来敌人的出生。但是，为什么，在帝国无垠的国土上，在每个村庄和城市里所发生的狂暴围捕中，为什么要侵犯垂死之人的房屋？为什么费尽力气把他们拉上纳粹的火车，让他们远离家园，经过一场毫无意义的旅行，最后死在波兰毒气室的门槛上？在我被押送到集中营的途中，车上有两位九十高龄的老者——德国人把他们从福索里集中营的医务室抬出来，扔上火车。其中一位老人，尽管他的女儿徒劳地护理，仍在途中去世了。就让他们自然而然地死去，或者把他们杀死在病床上，而不是把他们的痛苦强加到成千上万被押送的犹太人的集体痛苦中，这难道不是更简单，更“合算”吗？人们的确会由此想到的：在第三帝国，最好的选择，由统治阶层所强加的选择，是实施最大的折磨，最大的浪费，最大的肉体和道德上的痛苦。帝国的“敌人”不仅要死，而且要痛苦地死去。

关于集中营里的工作，已经有过很多报道和文章，我本人过去也撰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工作并没有报酬，也就是说，奴隶的工作，集中营体制的三大目标之一。其他两个目标是清除政治对手和灭绝所谓的劣等民族。让我们顺便说一句，苏联集中营与纳粹集中营在本质上的区别是没有第三个目标，以及第一个目标的盛行。随着希特勒的掌权，早期的集中营几乎同时出现。而在这时的集中营，工作只是纯粹的迫害，尤其是那些不能产生任何生产价值的工作——仅仅为了恐怖迫害的目的，让营养不良的犯人去挖土或切割石材。无论如何，对于纳粹和法西斯的冠冕堂皇的言辞，是资产阶级花言巧语的继承者，“工作使人高贵”，因此，帝国当局不高贵的对手们不配在“工作”一词公认的范畴内工作。他们的工作必须是折磨，必须不能为专业能力留下空间，必须只能是牲口的工作——拉、推、扛，把他们的腰压弯，让他们的脸俯向大地。这同样是毫无意义的暴力，它的意义仅仅在于打破现有的抵抗或惩罚过去的抵抗。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女犯讲述她们在检疫期那没完没了的日子（在被编入工厂劳动小队之前）都用来在沙堆铲沙子：在七月的烈日下，她们站成一圈，每个被流放者不得不把自己沙堆中的沙子铲到右边人的沙堆上——一个毫无意义、永无终止的“旋转木马”，因为这些沙子最后还会回到它原来的地方。

有人提出，这些对身体和精神的折磨，如但丁《神曲》中所描写的炼狱，是为了防止自我防御和积极抵抗核心的形成。但这种说法颇为可疑——集中营的党卫军是愚钝的禽兽，却不是狡猾的魔鬼。他们在成长中被灌输暴力的思想，暴力就流淌在他们的血管中。这些折磨，对他们来说，显然是最平常的事情。从他们的脸孔、他们的姿势、他们的语言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羞辱他人、让“敌人”痛苦，是他们的日常工作；他们并不会为此提出合理的理由，也没有任何长远的打算——他们的目的很简单。我并不是说他们是由错误材料制成的人，与我们不同（他们中也有虐待狂和心理变态，但这样的人并不多）。很简单，他们在道德观完全颠倒的学校里接受多年的教育。为纳粹的极权政府服务的教育、宣传和信息媒体都毫无阻碍——它们享有无限的权力。而对于生长在多元政府下的任何人，这都是难以想象的。

在我刚刚谈到的那些虐待性的劳动之外，工作有时也能成为一种保护。对于在集中营里仍能从事自己专业的那些人——裁缝、鞋匠、木匠、铁匠、泥瓦匠，他们重新从事自己习惯的工作，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逐渐恢复了他们做人的自尊。但是，对其他许多人来说，工作也是一种保护——它是思想的一种锻炼、对死亡恐惧的一种逃避、每天生存的一种方式。无论如何，工作是人们每天必须关心的共同体验，即使令人痛苦或厌烦，它也能帮助人们不去担心那些更严重却更遥远的威胁。

我常常注意到一些狱友（有时甚至我自己）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做好工作”的雄心壮志如此深深地植根于我们内心，从而迫使我们甚至要把敌人的工作“做好”，哪怕对我们的人民，对我们自己的阵营有害，所以必须有意识地努力才能把工作做“坏”。对纳粹工作的暗中破坏，不仅意味着冒险，也意味着必须克服自身所具有的原始的抗拒心理。来自福萨诺（Fossano）的老泥瓦匠曾经救过我一命，而我在《活在奥斯维辛》和《缓刑时刻》两本书中都提到他的故事。他厌恶德国、厌恶德国人、厌恶他们的食物和语言，也厌恶他们的战争，但当他们要求他去建一道保护性的墙壁以防止航空炸弹的破坏时，他为他们建了一道笔直而坚固的墙——墙砖之间交错的位置恰到好处，灰泥的量符合规定要求，这不是对于德军命令的服从，而出于职业的尊严。索尔仁尼琴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A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中描写了几乎完全相同的情节：书中的主人公伊凡，被无辜判处十年强制劳动，但他仍按照最高标准去建造一道墙，从而在工作中寻求满足。然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建造了一道接近完美的笔直的墙：伊凡“有一个傻瓜般的习惯，而8年的牢狱生活并没有促使他改变习惯——他看重工作中的每件事情和每项任务，不会轻易让它们受到损害”。看过著名电影《桂河大桥》（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的人都会记得被日军俘虏的英国军官那可笑的工作热情，努力为日本人在桂河上建造一座壮观的木制大桥，而后却震惊地发现英国工兵正准备炸毁这座桥。所以，你们看，对“好好工作”的热爱是深深植根于我们内心的美德。然而，这种“美德”能够让人为善，也能够让人作恶。因为这种“美德”，让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在他最后的岁月里坚持工作；也让斯坦格尔，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最勤奋的纳粹走狗，恼怒地回答采访者的问题，“在我职权内所有工作，我都尽力把它们做到最好。这就是我工作的方式。”鲁道夫·豪斯，奥斯维辛的指挥官，在描述自己创造性的艰苦劳动（正是这些劳动让他发明了毒气室）的时候，也吹嘘同样的“美德”。

最后，作为愚蠢和典型暴力的一个极端事例，我想要说的是对人类尸体不道德的利用——以人类的尸体（一种无名的，并且不属于任何人的事物）为对象，通过任意专横的方式加以处理。对于纳粹在达豪（Dachau）、奥斯维辛、拉文斯布吕克，以及其他地点进行的医疗实验已经有过很多报道，而其中的一些责任人（并非都是医生，但常常临时充当医生的角色）也受到了惩罚（但不包括最重要并且罪行最大的约瑟夫·门格勒）。这些实验的范围从一直利用毫不知情的囚犯进行药物测试，到既没有意义也没有用途的科学手段的折磨。比如在达豪集中营，根据希姆莱（Himmler）的命令，代表德国空军进行的人体实验。被选中的人，有时接受特别的护理，使他们恢复正常的生理指标，再被长时间浸泡在冷水中，或被放进模拟2万米（当时的飞机远远达不到这样的高度）高空气压的减压舱中，以了解人血在怎样的海拔高度才会开始沸腾——任何实验室都能以最小的代价，在不牺牲人命的情况下得到这个数值，甚至可以在一张普通的书桌上推导出来。对我来说，现在回忆这些令人憎恶的实验似乎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现在正在讨论应该在多大的限度内允许痛苦的动物实验。这种缺乏明显目的、高度象征性的残忍，正因为它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而延伸到对死者遗体的凌辱——从远古开始，尸体就被所有的文明所尊敬、崇拜甚至敬畏。而在集中营里，死者遗体所遭受的对待是为了宣布这些不是人的遗体，而是不值得同情的畜生般的尸体，最好的用途就是用于工业生产。几十年后，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纪念馆所展出的，从被送进毒气室的女人头上剃下的头发，成吨的头发杂乱地堆积在那里，仍能激起人们的恐惧和厌恶——时间慢慢地侵蚀它们，夺去它们的色彩，但它们仍然默默地向参观者控诉着纳粹的暴行。德国人来不及把它们送到目的地：许多德国纺织企业都购买这种独特的商品，用于生产被套和其他工业布料。那些应用这种材料的企业不可能不知道它的性质。这就像它的卖主，也就是集中营党卫军当局，不可能不从中获利一样，但践踏人性的动机高于获利的动机。

从焚尸炉运出的骨灰，每天以吨为单位。人们可以轻易辨认出入的骨灰，因为其中往往有人的牙齿和椎骨。尽管如此，他们往往被用于以下用途：填进沼泽地；作为木制建筑墙中的隔热材料；作为磷酸肥；而特别高贵的用处，是把它们代替卵石铺在集中营附近党卫军聚居区的小路上，这是出于冷酷无情，还是由于它们的来源而被视为被践踏在脚底的上好材料，我不知道。

我并不幻想能对这个问题追究到底，或者论证这种无用的暴力只是第三帝国的专有特征及其意识形态前提下的必然结果。比如，我们了解的欧洲以外发生的屠杀，便提出了其他解释。但它们离欧洲很远，我们对那里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又如何能对它进行讨论呢？当然，无用的暴力是希特勒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它并不仅存于集中营内。在我看来，姬达·谢利尼（Gitta Sereny）对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前指挥官斯坦格尔的长篇访问中的两句话可以作为它最好的总结。（《走进黑暗》［In quelle tenebre］，阿德尔菲出版社，米兰，1975, p. 135）

“考虑到你原本就要把他们都杀掉……那么为什么还要羞辱他们，残酷地虐待他们呢？”谢利尼问斯坦格尔，后者被判处终身监禁于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监狱，而他回答：“为那些任务的实际执行人创造条件。让他们有可能去做他们正在从事的工作。”换句话说，在死亡之前，必须先损害受害者的人格，从而减少凶手的负罪感。这种解释并不违背逻辑，而它是对苍天的呐喊——这是无用的暴力唯一的有用之处。

1. [1] 此处指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1.30—1745.10.19）的《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在这本游记体讽刺小说中，有一些无法死去的人，称为斯特鲁布鲁格（Struldbrug）。

2. [2] 拉斯柯尔尼科夫（Raskolnikov）：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名长篇小说《罪与罚》中的主人公。

3. [3] 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 1894.7.25—1918.4.28）：波斯尼亚人，塞尔维亚族民族主义者。刺杀了在萨拉热窝进行访问的奥匈帝国王储兼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苏菲，最终导致一战的爆发。

4. [4] 阿尔多·莫罗（Aldo Moro, 1916.9.23—1978.5.9）意大利政治家，两次出任意大利总理。1978年3月16日，被左翼极端恐怖组织绑架，并于55天后被杀害。

5. [5]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0.15—1900.8.25）：德国著名哲学家，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同时也是卓越的诗人和散文家。

6. [6]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 1893.1.12—1946.10.16）：纳粹党党内的思想领袖，曾担任纳粹刊物主编和东部占领区政府局长。

7. [7] 卡尔·格奥尔格·毕希纳（Karl Georg Büchner, 1813.10.17—1837.2.19）：德国作家，自然科学家，革命家。他所撰写的悲剧《丹东之死》（Dantons Tod）是现代思想史上的一块路碑。

8. [8] 海因里希·鲁伊特伯德·希姆莱（Heinrich Luitpold Himmler, 1900.10.7—1945.5.23）：纳粹重要政治头目，曾为内政部长，亲卫队首领，对欧洲大屠杀负有主要责任。被拘留期间服毒自杀。

9. [9] 姬达·谢利尼（Gitta Sereny, 1921.3.13— ）：传记作家，历史学家，记者，出生于奥地利，结婚后移居英国，曾著有《德国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