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死者争辩既令人尴尬，也不太忠实，而且缺席的那个人还是一位潜在的朋友，一位最珍贵的对话者，但这是一个必须经历的过程。我要说说汉斯·梅耶（Hans Mayer），又名简·埃默里，我在前言中提到那名自杀的哲学家，同时也是自杀的理论学家。在他的两个名字之间，展开的是他那缺少宁静，也无处寻找宁静的人生。1912年，他出生于维也纳。他的家庭主要由犹太人组成，但已经融入奥匈帝国之中。虽然没有人正式转入基督教，但每逢圣诞节，全家人都会围着装饰着闪闪发亮的饰品的圣诞树庆祝节日；在小小的家庭事故中，他的母亲也会向耶稣、圣约瑟和圣母玛利亚祈祷。他的父亲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线，而他父亲的纪念照所展示的并非是一个狡黠的大胡子犹太人，而是身穿提洛尔皇家部队（tyrolean kaiserjäger）制服。直到19岁，汉斯都从未听说过意第绪语的存在。

他在维也纳获得了文学和哲学学位，但并非与初期的国家社会党（纳粹党）没有冲突：对他而言，作为一个犹太人并不重要，但对纳粹来说，他的想法和倾向并不重要，血统是唯一至关重要的事情，而他的不纯洁足以让他成为日耳曼精神的敌人。一个纳粹用拳头打掉了他的一颗牙齿，但这位年轻的知识分子为嘴里的缺口感到自豪，仿佛那是学生决斗留下的伤疤。随着1935年《纽伦堡种族法案》的通过，以及1938年奥地利被德国吞并，他的命运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年轻的汉斯，一个天生的怀疑论者和悲观主义者，并没有自欺欺人。他具有足够的清醒（“Luzidität”是他最喜欢的词汇之一）及早认识到每个在德国人手中的犹太人都是“待人宰割的行尸走肉。”

他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他不会说希伯来语，不了解希伯来文化，也不关心犹太复国主义。在宗教上，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他也不感到有能力为自己构建一个他并不具备的身份，那会是伪造、欺骗。未在犹太传统中出生的任何人都不算是一个犹太人，而且并不能轻易成为一个犹太人：顾名思义，传统是在几百年的时间中，代代相传才得以形成的，它无法在事后捏造。然而，为了生存，一个身份——也就是说，自尊——是必要的。对他而言，这两个概念是一致的。任何人失去了一个，便会失去另一个，精神上的死亡；而因此他会失去抵抗的意志，从而导致肉体的死亡。现在，对于他，正如对于其他许多像他一样相信德国文化的德国犹太人，失去了德国公民的身份：在纳粹的宣传中，在施特莱歇尔（Streicher）《先锋报》（Stürmer）令人憎恶的版面上，犹太人被描绘成长毛的寄生虫，肥胖臃肿，罗圈腿，鹰勾鼻子，招风耳，只会伤害他人。他不是德国人，出于自知之明，事实上，他的出现足以污染公共浴池甚至公园的长椅。

从这次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利起——“Entwürdigung”（降格），人们无法再保护自己。整个世界无动于衷地坐视一切的发生。而德国犹太人本身，几乎所有人，都屈从于这个国家的虐政，在客观上感到自己低人一等。他逃脱的道路上充满了看似荒谬的自相矛盾：一方面逆来顺受，接受自己作为犹太人的命运；而另一方面，却同时反抗强加的选择。对于年轻的汉斯，一个已经走出希伯来文化的犹太人，成为犹太教徒既是必要的，同时又是不可能的。他的矛盾心理，从此发源，并伴随他一生，直至他的死亡（事实上，正是这种矛盾心理导致了他的死亡）。他并不拥有躯体上的勇气，却不缺乏道德上的勇气：在1938年，他离开他“被吞并”的祖国，流亡到比利时。从这时起，他改名为简·埃默里，几乎是把原名的字母顺序重新组合。完全出于自尊，没有其他原因，他接受了犹太教，但是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将）长路漫浩浩，多病苦侵凌。病痛虽无甚，必以身亡终”。他，一个受过良好德语教育的人文主义者和批评家，尝试成为一个法语作家，但一直没有成功。在比利时，他参加了一个抵抗组织。但实际上，这个抵抗组织的政治纲领毫无实现的希望。到这时，他在物质和精神双重领域付出巨大努力所培养的道德观，已然改变了——至少，在象征意义下，包括了“以牙还牙”的观念。

1940年，希特勒主义的大潮同样吞没了比利时。而简，尽管他做了选择，却仍然是一个独居而内向的知识分子。1943年，他落入盖世太保的魔掌。纳粹要他说出同志和上级的名字，否则就要遭受严刑拷打。他并不是个英雄；在他的书里，他老老实实地承认要是他知道，他会说出他们的名字，但他并不知道。他的手被绑在背后，通过绑在手腕的一组滑车被吊了起来。几秒钟后，他双臂脱臼，但仍然扭曲向上，垂直吊在他的背后。他的折磨者并未放弃，直至他失去知觉，但简什么都不知道，甚至不能通过叛变来寻求庇护。他的伤被治愈了，却被认定是犹太人，关进了奥斯维辛－莫诺维茨集中营——几个月后，我也将被送进同一个集中营。

虽然我们在解放后没有再见过面，但我们有过几次书信来往，并通过各自的书认出对方，或者更准确地说，开始了解对方。我们对“地狱”的回忆记录在事实细节上有着合理的一致性，但是在一个奇怪的事实上出现了分歧：我，尽管总是说奥斯维辛的记忆是完全难以磨灭的，却忘记了他的相貌；而他却声称记得我，尽管把我认错为卡洛·莱维（Carlo Levi），后者在当时的法国已经是著名的政治流亡者和画家。事实上，他说我们曾在同一个营房里共同生活了几周，而他没有忘记我，是因为意大利人数太少，以至于很少能够在奥斯维辛见到意大利人。而且，在奥斯维辛的最后两个月中，我基本上在从事我的专业，即化学工作，这就更罕见了。

我愿将本文作为他苦涩、朴实的文章的即时诠释、讨论、评价和总结。他的文章有两个标题，分别是《奥斯维辛的知识分子》（The Intellectual in Auschwitz）和《灵魂的极限》（At the Limits of the Spirit）。它来自我多年来想翻译的一本书。这本书同样有两个标题：《超越罪恶和赎罪》（Beyond Guilt and Expiation）和《一个被吞没者的求胜尝试》（An Attempt to Overcome by One Overwhelmed）。

我们可以从第一个标题中看出，埃默里文章的主题有着精确的界定。埃默里经历过许多纳粹监狱，此外，在奥斯维辛之后，他还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和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度过了一个较短的时期。然而，他的观察，根据充分的理由，仅限于奥斯维辛——灵魂的极限，那些难以想象的事实，都发生在这里。作为奥斯维辛中的一名知识分子，是一种有利条件，还是不利条件呢？

当然，我们有必要对“知识分子”做出定义。埃默里对知识分子所做的定义是典型而有待商榷的：

我当然并不是指所有从事所谓脑力劳动的人。接受良好的教育可能是一个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我们都知道律师、医生、工程师，可能也包括语言学家，都必然具有较高的文化和智力水平，甚至可能在他们的领域取得卓越的成果。但我们不能称他们为知识分子。一个知识分子，正如我希望它在此被理解的，是在一个坐标系中能够实现最广度的精神生活的人。他的生活圈子必然由人文学者和哲学家组成。他的审美意识得到良好的发展。在情趣和天分上，他被抽象思维所吸引……如果有人和他谈起“社会”，那么他会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这个词，而不是仅停留在字面的意义上。产生短暂电流的物理现象并不会激起他的兴趣，但他了解奈德哈特·凡·罗伊恩塔（Neidhart von Reuenthal）的一切——吟游世界的优雅诗人。

在我看来，这个定义苛刻得近乎毫无道理。与其说这是一个定义，不如说是对简·埃默里本人的描述，而且考虑它从属的时代和环境背景，我不排除这带有一点讽刺的意味：事实上，埃默里一定知道凡·罗伊恩塔，但知道凡·罗伊恩塔在奥斯维辛没有一点用处。我认为，“知识分子”的范畴中还应该包括，比如，数学家、自然学家或科学领域的哲学家；而且，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个词在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色彩。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去吹毛求疵。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表面上统一的欧洲，而即使我们所讨论的概念置于集中营的背景之中，埃默里的想法仍然具有其意义。我也不希望跟随埃默里的脚步，根据我自己的理解，为“知识分子”制定出另一个概念。（我也许算是当今的一个“知识分子”，尽管这个词让我浑身不自在；我当时肯定不是“知识分子”，因为我精神上的幼稚、无知，以及冷漠；而如果我成为“知识分子”，那正要归功于集中营的经历。）我建议将这个概念扩展至所有将自身教育超越日常工作的人，他们有着活生生的文化，因为他们的文化能够努力去自我更新，自我扩展，自我提高；以及那些面对任何知识分支都不会无动于衷或烦恼生气的人，即使他显然无法学习所有的知识。

无论如何，不管选择哪一个概念，人们都会同意埃默里的结论。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中，受教育者往往要比未受教育者差得多。除了体力更差，他不熟悉劳动工具，也缺乏必要的锻炼，然而，他的工友（或者农民）具备这些劳动技能。比较之下，他就会被一种尖锐的耻辱感和贫乏感所刺痛。“Entwürdigung”，准确地说，就是“失去尊严”。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在布纳实验室工作的第一天。甚至我们这批意大利人（几乎都是专业人员和商人）加入集中营花名册之前，他们临时派我们去加宽粘土地边的一条大渠。他们递给我一把铁锹，而它马上成了一场灾难。我想用铁锹把渠底的松土铲上来，再把土放到渠边。这条渠有两米多深。这工作看起来容易干起来难，如果不使劲（élan）把土扬上去，或者使用的劲头不对，那些松土不会留在铁锹上，而是经常落在经验不足的挖沟者的头上。

为我们指派的“平民”工头也是临时的。他是一个年过中旬的德国人，给人的印象是个好人。他被我们的笨拙吓了一跳。我们试着向他解释——我们中几乎没人用过铁锹。他不耐烦地端了端肩膀：真该死，我们都是穿着条纹囚衣的犯人，而且还是犹太人。每个人必须工作，因为“工作使人自由”，这不是写在集中营的大门上吗？这不是笑话，事情就是这样。好吧，要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工作，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去学习。我们都是资本家，不是吗？这是我们罪有应得，今天轮到我了，明天就轮到你们。有些人拒绝劳动，当“卡波”检查时，他们就迎来集中营生涯里的第一次挨打；另一些人则变得情绪低落；还有一些人（包括我）困惑地发现这里没有别的出路，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习如何使用镐头和铁锹。

尽管如此，不像埃默里和其他人，我并不因体力劳动而感到过分的羞耻；显然我并不是个十足的“知识分子”。但是，为什么不呢？我有学位，货真价实，但我是靠着命运的眷顾（也许我不配享有这份幸运）；我的家庭有足够的钱送我上学。我的许多同龄人从十几岁起就开始从事体力劳动。我不是想要公平吗？好吧，我得到了。几天后，我的手脚就满是水泡和感染，我被迫改变了想法：不，你甚至不能充当一个蹩脚的挖土工。我不得不赶忙学习一些基本的技能，那些不幸之人（在集中营里，他们就成了最幸运的人）从童年起就掌握的技能：抓握工具的正确姿势；手臂和躯体的正确动作；如何处理疲劳和忍受疼痛；什么时候应该停下来，以免让自己精疲力竭，哪怕被“卡波”或法本公司（IG Farben）的德国“平民”拳打脚踢。拳头（我在其他书上说过）往往并不致命，但体力崩溃是致命的。一记技术熟练的重拳，本身便含有“麻醉剂”，同时作用于你的肉体和灵魂。

除了工作，集中营的营房生活更让受教育者感到痛苦。这是霍布斯（Hobbesian）式的生活，所有人与所有人之间的一场不间断的战争。（我重申：这是奥斯维辛，1944年集中营世界的首都。其他地方，或其他时期，情况可能有所不同，也许更好，也许更坏）党卫军当局的拳打脚踢是可以接受的，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force majeur”（不可抗力）。但在另一方面，来自狱友的拳头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这是意料之外的、缺乏规则的，而有教养者往往不知道如何还击。而且，在体力劳动中，可以找回一些自尊，哪怕最繁重的劳动，人们也可以去调整，去适应，甚至把它看作是苦行主义的一种原始形式，或者，取决于不同的性格，把它视为康德拉（Conradian）式的“自我考验”，对于自我极限的认识。而要接受营房常规要困难得多：正如我在上一章（无用的暴力）中所描述的，要用一种完美主义的、白痴般的方式去整理床铺；用一块肮脏的湿布擦地板；一声令下，就穿上或脱掉衣服，在无数次的虱子检查、疥疮检查、个人清洁检查中，展示自己的裸体；拙劣地模仿军国主义的“密集队形”操练，在党卫军军士的猪猡肚子前，利索地执行“向左看齐”和“脱帽”。这的确会让人产生一种贫乏感，恶性地退化到初期的阴郁状态，缺乏教导和关爱。

埃默里－梅耶确认，他也遭受了我在第四章中所描述的语言上的巨大痛苦，但他的语言是德语。他所遭受的痛苦与我们不同。我们听不懂德语，回归到一种又聋又哑的状态：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所遭受的精神痛苦大于肉体痛苦。而他所遭受的痛苦正因为他的语言是德语，因为他是一位语言学家并热爱他的语言，就像雕塑家目睹自己的雕塑被污染或损害一样感到痛苦。所以，知识分子在这方面所遭受的痛苦不同于未受过教育的外国人：对于后者，听不懂集中营里的德语这一事实威胁到他们的生命；而对于前者，这是他能听懂的一种原始的黑话，但在他试图说出这种语言时，他的口舌仿佛受到炙烤。后者是被流放者，而前者是自己祖国的陌生人。

关于狱友之间的拳脚冲突，在他的另一篇文章里，埃默里描述了一段重要的往事，他的语气不无兴致，而且在回想中颇感自豪。这应该包括在他那“以牙还牙”的道德观中。

一名普通罪犯，是个身材魁梧的波兰人，因为一件小事打了爱默里的脸；而他并非因为动物般的本能，而是出于对集中营这个错乱世界的合理反抗，竭尽全力进行还击。“我的自尊”，他说，“完全在击中他下巴的那一记拳头中；但最后，身体过于弱小的我，屈服在无情的打击下。但这并不重要。尽管浑身累累伤痕，但我对自己很满意。”在此，我必须承认我如此的低劣：我从来不知道如何“以牙还牙”，既非出于福音传道般的圣洁，也不是因为知识分子的高贵，而是由于内在固有的软弱无能。也许因为缺乏严肃的政治教育，事实上，并没有哪个政治程序不允许反抗——哪怕最温和的、最排斥暴力的政治纲领，也不会禁止任何形式的积极抵抗。也许是缺乏身体上的勇气。当面对疾病和危险时，我从来不缺乏这样的勇气，但在面对一个人类的侵扰和挑衅时，我就失去了所有的勇气。自我记事以来，就从来没有“拳来拳往”的经历。但我并不后悔缺乏这方面的体验。其实正是因为这一点，才让我作为一名游击队员的生涯如此简短、痛苦、愚蠢而悲惨：我扮演了一个并不属于我的角色。我钦佩埃默里内心的改变，他勇敢地决定走下象牙塔而走上战场，但这在过去以及现在都超越了我的能力范围。我钦佩他的行为，但我必须指出，他的选择延伸至他走出奥斯维辛之后的整个人生，让他归于一种艰苦而不妥协的生活，从而难以在生活（事实上，生存）中寻找乐趣。那些对整个世界“以牙还牙”的人，捍卫了他们的尊严，但会为此付出极高的代价，因为他们必然会失败。埃默里自杀了，在1978年，萨尔茨堡（Salzburg）。就像其他自杀一样，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然而，从事后来看，奋然反抗波兰人的故事也提供了一种解释。

几年前，在一封给我们共同的朋友海蒂·S.（Hety S.,我将稍后介绍她）的信中，我发现埃默里把我称为“原谅者”。我既不把它当作侮辱，也不把它当作赞美，而是认为这个称呼并不准确。我并不倾向于原谅，我从不原谅当时的敌人，我觉得我也不会原谅这些敌人的效仿者，无论他们在阿尔及利亚、越南、苏联、智利、阿根廷、柬埔寨或南非，因为我知道没有人类的行为能弥补一次罪行；我要求伸张正义，但从我个人来说，我并没有能力去“以牙还牙”。

我只尝试过一次。伊莱亚斯（Elias），我在《活在奥斯维辛》和《缓刑时刻》中提到的那个结实的矮子，一个从表面来看“在集中营里快活”的人。有一次，我不记得什么原因，他抓着我的手腕，破口大骂，把我推搡到墙边。就像埃默里，我突然感到自尊高涨，不由自主，超越了无数前辈留给我的远离暴力的祖训，尝试自卫，用我穿着木鞋的脚踢在他的小腿上。伊莱亚斯吼叫起来，并不是因为那狠狠的一脚，而是因为受伤的尊严。眨眼之间，他把我的双臂交叉按在我的胸前，把我推倒在地，把全身重量压在我的身上，扼住我的喉咙，瞪着眼睛看着我的脸。我现在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双眼睛，离我只有一个拳头的距离，死死地瞪着我，带着瓷器般的灰蓝色。他扼住我的喉咙，直到看到我开始失去意识才松开手，没说一句话便离开了。

在这次“成人仪式”之后，只要有可能，我更情愿把惩罚、报复和反击的权利留给我的国家的法律。这是一个必要的选择：我的过去塑造了我，而我不太可能再改变。如果我曾经目睹这个世界在我面前崩溃，如果我被判处流放而失去了公民的身份，如果我被严刑拷打而昏厥，失去意识（并超越意识），那么我也许会“以牙还牙”，像埃默里那些“愤恨者”们一样生活。为此，埃默里还专门写了一篇充满痛苦的长文。

以上论述了文化在奥斯维辛中显而易见的劣势。那么，文化真的毫无优势吗？如果我否认了文化的优势所在，那么我真是对我所接受的适度的（而且“过时的”）中学和大学教育有些忘恩负义，埃默里也不会否认这一点。文化是有用的：不是经常，不是每个地方，不是对每个人，但在有些时候，在特定的偶然情况下，文化就像宝石一样珍贵。文化的确是有用的，它甚至会让人感到如腾云驾雾般凌虚驭空（但有着再次摔到地面的危险）；这种洋洋得意的感觉持续得越久，越强烈，摔到地面时就会越痛苦。

比如，埃默里向我讲述了一位在达豪集中营研究迈蒙尼德（Maimonide）的朋友，只是他的朋友是集中营医务室门诊的一名男性护士。而在达豪集中营，尽管管理严格，仍然有一个图书馆。而在奥斯维辛，甚至看一眼报纸都是耸人听闻的危险事件。一天黄昏，完成工作后，在列队走过波兰的泥浆地时，他试着再次回忆荷尔德林（Hölderlin）的一些诗句。这些诗句曾令他颇为感动，但他这次并没有成功：那些诗句就在那，在他的耳边回响，但它们再也无法让他感动。而另一次（显然是在医务室，额外的一份热汤缓解了饥饿之后），约阿希姆·齐姆森（Joachim Ziemssen）的形象——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魔山》（Magic Mountain）中那个道德败坏却极有责任感的军官——却让他的心中充满了狂喜般的热情。

知识对我是有用的。并非每时每刻，有时可能通过隐秘的、不可预见的途径，但它的确对我是用的，也许还救过我的命。在四十年后，我重读《活在奥斯维辛》中的“尤利西斯之章”。这是我能够印证其真实性（这是一种确认措施：在如此巨大的时间跨度下，正如我在第一章所说的，一个人会怀疑自己的记忆）的少数情节中的一个，因为我当时的对话者，让·塞缪尔（Jean Samuel），是那本书中少数仍然活着的人之一。我们仍是朋友，我们见过几次面，而我们之间的记忆有些分歧：他记得那次对话，但是，可以说，记不得（或者记错了）其中的重点所在。在那时，他对但丁并不感兴趣。我们当时肩头担着汤。而我通过自己冒失而天真的努力，通过我的言语和混乱的学术回忆，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用我对但丁的热爱感染了他。是的，在此处，我写道：“要是谁能告诉我怎么接下去，我情愿把今天的汤给他，我忘记了结尾的地方。”我既没有说谎，也没有夸张。我真的会用汤和面包，也就是说，血液，去拯救虚无中失落的记忆。而在今天，靠着印刷纸张的帮助，我可以随时随地、毫不费力地查阅但丁的诗集，这也似乎因此毫无价值。

在当时当地，它们有着巨大的价值。它们让我有可能重建与过去的联系，从遗忘中拯救我的过去，并强化自我认识。它们让我相信，我的头脑，尽管被必要的日常事务所篡取，却并没有停止思考。它们提高我和我的对话者的眼界。它们让我的灵魂得以喘息，虽短暂却使我不至于陷入麻木，事实上，使我获得精神上的解放，并与众不同：总之，让我找到了自我。只要读过雷·布莱伯利（Ray Bradbury）的《华氏451度》（Fahrenheit 451），都会知道被迫生活在一个没有书的世界将是多么可怕，以及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对书的记忆是多么宝贵。对我而言，集中营也是如此。在“尤利西斯”前后的那段时间，我记得我总是缠着我的伙伴们，让他们帮助我找寻过去世界的碎片，但从他们那里所获不多，反而从他们的眼里看到了恼火和怀疑——这个家伙干吗一直要找他的莱奥帕尔迪（Leopardi）和阿伏伽德罗常数（Avogadro’s number）？他是不是饿疯了？

我也不应该忽视我作为一个化学家从专业中所获得的帮助。从实用的角度来说，这很可能至少在几次筛选中让我免于走进毒气室的命运。根据我后来读到的这方面的资料，尤其是J. 鲍肯（J. Borkin）所写的《法本公司的罪与罚》（The Crime and Punishment of IG Farben），尽管莫诺维茨集中营处于奥斯维辛的管辖之下，但实际上属法本化工集团所有。也就是说，它是一家私营集中营。而德国工业家们，比纳粹指挥官们的目光要稍微远一些，意识到像我这样的专业人员（在我通过相应的考试后）并不易于找到替换者。但我所说的不是获得特权，或在法本公司的庇护下得到显然的好处，不用体力劳动，没有打人的“卡波”，我所说的是另一种不同的好处。我相信我能够反驳，“以个人的经历”，埃默里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将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排除出知识分子的队伍。而根据他的定义，知识分子只能来自于文学和哲学领域。那么自称“不善文字”的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是否也不算是一个知识分子呢？

进入集中营的时候，我不仅带来了从研究中获得的大量实际概念，还有一份难以定义却有着更广泛用途的科学遗产，那就是从化学及其衍生范围内所获得的思维习惯。如果我采取某种特定的行为，那么我手中的物质，或者我的对话者会产生怎样的反应？它（他或她）为什么会表现出（或中断、或改变）某种特定的行为？我能不能预测一分钟后（或明天，或一个月以后）发生的事情呢？如果可以，那么哪些现象是重要的，哪些现象又可以忽略呢？我能不能预知下一个拳头会来自哪个方向？怎么去招架或躲避？

但更重要而且更具体的是，由于我的专业，我形成了一种习惯。它可以多方面判断和定义为人性或非人性的习惯，那就是在面对命运让我相逢的人的时候，我从不保持冷漠。他们是人类，也是“样本”，装在密封信封里，需要被定性、分析、称重的标本。那么，奥斯维辛这本打开在我面前的“标本集”是丰富多彩而新奇的，其中既有朋友，中立者，也有敌人，随时随地有满足我好奇心的食粮。而一些人，在当时，在后来，认为这种好奇心是应该被摒弃的。这些食粮必然构成了我生存的一部分，并在后来为我的思考和著书提供了素材。正如我所说，我不知道集中营的经历是否让我成为了一名知识分子，也许在压力稍有宽容慈悲之时，我在瞬间完成了这一转变。即使我在后来成为一名知识分子，集中营的经历也必然提供了帮助。我知道这种“自然主义”的态度并不仅仅（甚至必然）来自于化学，但在我的经历中，它的确由化学中产生。在另一方面，这似乎并不是一种愤世嫉俗的说法——对我，对莉蒂娅·罗尔菲，对其他许多“幸运”的幸存者，集中营就是一所大学。它教会我们去观察和衡量身边的人。

从这方面来说，我的伙伴和辩论对手埃默里拥有与我不同的世界观，而且我们的世界观互为补充。从他的文章中流露出不同的兴趣：这兴趣属于在感染了整个欧洲，并威胁了（仍威胁着）世界的“瘟疫”中，走上战场的政治斗士；属于奥斯维辛中缺少的灵修哲人；属于被剥夺国籍和公民身份而被流放的学者。事实上，他的目光总是在高处，很少流连于集中营那粗鄙的囚犯，或者其中的典型形象，那些垂死的“穆斯林”，那些精疲力竭的人，因为他们的智力早已枯竭或趋于枯竭。

所以，文化是有用的，哪怕只局限于一些小事上，哪怕只是昙花一现。它能提高某个时刻的质量，建立与同伴稍纵即逝的情感交流，保持心灵的活跃和健康。然而，在自我引导和理解现状中，文化是毫无用处的。在这方面，作为外国人的我和说德语的埃默里意见一致。在禁止逻辑、艺术和诗歌的地方，逻辑、艺术和诗歌就无法帮助你理解这个地方的生存法则。在“地狱中”无聊与恐怖交织的日常生活中，忘掉它们则是有益的，就像忘掉家和家人一样。但我说的不是绝对的遗忘，对于这些事，对于所有人，没有人能够做到完全遗忘。我所说的，是把这些记忆转移到记忆的“阁楼”上，就像把日常生活中用不到的零头碎脑都放在阁楼上一样。

在这件事上，未受教育者要比知识分子表现出更有利的倾向。他们更快地适应“不要试图理解”，这是人们在集中营里不得不学会的第一智慧格言；身处集中营，而试图理解集中营，是一种徒劳的努力，即使对于来自其他集中营的许多囚犯，即使是埃默里这样的人，了解历史、逻辑和道德，而且经受过折磨和监禁。这是对精力的浪费，还不如把力气用在与饥饿和疲劳的周旋上。逻辑和道德让人们难以接受违背逻辑和道德的现实；他们拒绝接受现实。知识分子迅速陷入绝望几乎形成一种规律。但人类性格表现出数不清的多样性，而我目睹并描述了掌握优雅文化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人，抛掉所有这些负担，让自己归于简单化和原始化，并最终得以幸存。

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习惯于不向自己提问，超越了自问“为什么”所带来的徒劳烦恼；此外，他经常具有一技之长或体力劳动的能力，帮助他易于融入集中营的生活。我们难以给出一个完整的清单，因为每个集中营，甚至每个时期所需要的技能都是不同的。举一个有趣的例子：1944年12月的奥斯维辛，俄国人已经打到了大门口，每天都有空袭，冰胀裂了水管，而纳粹这时却组建了一个“Buchhalter-Kommando”，一个会计小队。而我在《活在奥斯维辛》第三章提到的斯坦罗夫（Steinlauf）被要求加入这个小队，尽管这不足以让他免于一死。显然，这是在第三帝国濒临崩溃之际的愚蠢行为中的一个极端案例，而我们可以理解，在一般情况下，裁缝、鞋匠、机械师和泥瓦匠都能找到一个好的职位；事实上，他们的人数如此稀少，在莫诺维茨甚至成立了一个泥瓦匠培训学校（当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专门招收18岁以下的囚犯。

哲学家，正如埃默里，也可以最终接受集中营的现实，但要经过一个更长的过程。尽管他所掌握的常识让他难以接受过于残酷的现实，但他也许能够打破这些障碍；最终，他能承认自己在一个可怕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不仅有好人，也有恶人，不仅有笛卡尔式的逻辑，也存在着党卫军的逻辑：

而根据他们更为强大这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如果那些打算毁灭他的人是对的该怎么办？那么，知识分子必要的宽容精神和合理质疑就成了自我毁灭的因素。没错，党卫军有能力实现他们想做的事，天生的权力并不存在，而道德标准随着社会风气而改变。有一个德国要把犹太人和政治对手置于死地，因为它认为这是实现自我的唯一方法。那又怎样？希腊文明也是基于奴隶制，雅典的军队曾经在米洛斯岛（Melos）建立起营帐，就像党卫军在乌克兰一样。纵然历史的光芒能照亮过去的岁月，也从未有过如此数量的受害者被屠戮。而无论如何，人类素质的长期进步只是19世纪产生的一个天真幻想。“齐步走，一二三四，”卡波的口令是一种仪式，正如许多仪式一样。人们并没有多少能力去反抗这种恐怖：亚壁古道（Appian Way）是由两排奴隶拓宽的，而这些奴隶却被钉死在道路两边的十字架上。比尔克瑙集中营上空也飘满了焚烧尸体的恶臭味。在集中营里，知识分子不再属于克拉苏（Crassus）的阵营，而是斯巴达克斯（Spartacus）奴隶阵营的一员：事情不过如此。

降伏于历史所固有的恐怖，能够使学者实现智力上的放弃，同时用他毫无教养的伙伴们的防御武器来武装自己，“事情总是这样，以后还会是这样。”也许，我对历史的无知，让我免于这种变态；而在另一方面，由于我的幸运，也免于埃默里高度强调的更进一步的风险：由于知识分子（德国的知识分子，如果我可以在他的观点中补充一点）的天性，使其愿意成为权力的帮凶，并因此赞成它的暴行。知识分子们，倾向于跟随黑格尔（Hegel）的脚步，将国家进行神化，任何国家；存在这一事实即证明了存在的合理性。希特勒德国的历史中有许多能够证明这种倾向的事例——他们屈服于国家，并确认国家的存在：哲学家海德格尔（Heidegger），萨特（Sartre）的导师；物理学家斯塔克（Stark），诺贝尔获得者；冯哈伯红衣主教（Cardinal Faulhaber），天主教在德国的最高权威，还有数不清的其他人。

埃默里不仅观察到不可知论者这种潜在的倾向性，还注意到我们所有幸存者都注意到的一个现象：非不可知论者，无论任何信仰的信徒，都能更好地抗拒权力的诱惑，当然，只要他们不是纳粹主义的信仰者。（这个条件并非多余，在集中营里，仍然有些坚信纳粹主义的囚犯，他们的另一个特征是带着政治犯的红三角标志，因为持不同政见或个人原因而失宠。大家都不喜欢这些人。）总体来说，他们也经受了集中营的磨难，并且有着较高比例的幸存者。

像埃默里一样，我在进入集中营时是一个无神论者。解放后，直到现在，我仍然是一个无神论者。实际上，在集中营中对可怕罪行的见证，更坚定了我作为一个无神论者的决心。它阻止我，并仍然阻止我构想任何形式的天意或者至高无上的正义：为什么把垂死之人塞进运送牛马的车厢？为什么把孩子们送进毒气室？尽管如此，我必须承认我经历过（同样只有一次）屈服的诱惑，在祈祷中寻求庇护。这发生在1944年10月，一天早晨，我清楚地感到死亡的逼近。那时，赤身裸体的我挤在同样赤身裸体的同伴中，手里拿着我的身份卡片，排队等着通过“委任”——只要看我一眼，就能决定我是应该立刻走进毒气室，还是足够强壮可以继续工作。有一瞬间，我觉得自己需要请求神的帮助和庇护；然后，虽然我感到巨大的痛苦，却开始镇静下来：一个人不能在比赛结束时改变比赛规则，尤其在你就要输掉比赛时。在这种情况下，一次祈祷不仅荒唐（我有什么权力要求神的庇护？又向谁去祈祷？），而且是对神的亵渎，是令人憎恶的，充满了一个无信仰者能够实施的最大不敬。我知道如果我这样做了，要是我活了下来，那么我将不得不为此感到羞耻。

不仅在筛选或空袭的生死关头，即使在日常生活的折磨中，信仰者都能更好地生存，埃默里和我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信仰什么宗教或政治纲领并不重要。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各种正教的拉比、军事犹太复国主义者、天真或老练的马克思主义者、耶和华见证会教徒——他们都共同相信他们信仰的拯救力量。他们的宇宙比我们的更广阔，在时间和空间上得以延伸，最重要的是更易于理解：他们有一把钥匙和一个支点，一个即将到来的“美满盛世”，从而他们会有一种自我牺牲的感觉。在天堂或地球上的某处，人们赢得了公平和同情（或者在遥远的未来必将赢得）：也许是莫斯科，也许是天堂或尘世间的耶路撒冷。他们的饥饿与我们不同。那是神圣的惩罚或赎罪，或者奉神的斋祭，或者资本家堕落的结果。悲伤，无论在他们身上，还是在他们周围，都是可以解释的，所以不会让他们归于绝望。他们用怜悯（有时，蔑视）的眼神看着我们；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劳动的间歇，试图向我们传递他们的福音。但是，你作为一个非信仰者，怎么能为自己捏造或当场接受一个“适时的”信仰，只因为它正好在那？在刚刚解放的那骤然而至、极端复杂的几天里，在由垂死之人、死人、发臭的风和肮脏的雪组成的一幕可怜的场景中，俄国人把我送到理发师那里，让我在作为自由人的崭新人生中进行第一次理发。理发师是一名前政治活动家，为巴黎环路工作的一名法国工人。我们立刻感到像兄弟般亲热，而我对我们如此出乎意料的获救发表了几句乏味的评论：我们是判了死刑的人，却在断头台上获得了自由，不是吗？他张着嘴看着我，很不以为然地说：“Mais Joseph était là!”（但约瑟夫在那里！）约瑟夫？我用了好一会儿才明白他说的是斯大林。他没有，他从来没有绝望；斯大林是他的堡垒，赞美诗中歌颂的磐石。

在受教育者和未受教育者之间的分界。当然，并不完全符合信仰者与非信仰者之间的分界。事实上，它们呈直角交叉，形成了四个定义明确的象限——有信仰的受教育者、无信仰的受教育者、有信仰的未受教育者、无信仰的未受教育者，这四个象限，就像四个边缘参差不齐、色彩分明的小岛耸立在由“活死人”组成的没有边际的灰色海洋之中。这些“活死人”之前可能有信仰，也可能受过教育，但他们不再问自己任何问题，而且向他们提出任何问题都是毫无意义而残忍的。

埃默里指出，知识分子（而我要具体说明一下，年轻的知识分子，就像被捕和被关押时期的我和他）从他们阅读的文学作品中形成了一个乏味造作、书面上的死亡形象。作为一名德国语言学家，埃默里引用歌德病逝时的哀叹“更多光！”，以及《死于威尼斯》（Death in Venice）中奥森巴哈（Aschenbach）或《崔斯坦与伊索德》（Tristan, und Isolde）中崔斯坦（Tristan）的凄美死亡。在此，我更愿意将他的观察翻译成“意大利语”。对于我们意大利人，“爱与死亡”是不可分离的二项式；它是罗拉（Laura）的、埃芒加德（Ermengarda）的，以及克洛琳达（Clorinda）的脆弱而理想化的死亡；它是战场上士兵的牺牲（“为国家献身者生得伟大”）；它是“荣耀了众人生活的美丽凋亡”。这些诡辩的、魔术配方般的陈词滥调在奥斯维辛（而且，就此而言，在当今的任何一家医院里）是短命的——在奥斯维辛，死亡是琐碎的、官僚作风的日常事务。它无需说长道短，无需“眼泪的慰藉”。在死亡面前，在对死亡的麻木和习惯中，文人与白丁之间的界限消失了。埃默里指出，人们不再思考一个人是不是该死，死亡是已被接受的事实，而是考虑怎样去死，“人们讨论在毒气室里，毒气要用多长时间发挥作用。人们在思考苯酚注射那毫无痛苦的死亡。人们是希望死于狠狠一击打裂头骨，还是在医务室里油尽灯枯？”

在这件事上，我的经历和回忆与埃默里不同。也许因为我更年轻，也许因为我没有他的那份细心、敏锐和清醒，我几乎从来没有时间去考虑死亡。我有太多其他的事情要忙——找到一小块面包、避免精疲力竭的工作、修补我的鞋子、偷一点豆料，或者分析和解释我周围的面孔和迹象。生活的目标是对死亡最好的防御，这不仅适用于集中营的生活。

1. [1] 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Julius Streicher, 1885.2.12—1946.10.16）：纳粹头目之一，反犹刊物《先锋报》主编。

2. [2] 卡洛·莱维（Carlo Levi, 1902.11.29—1975.1.4）：意大利犹太画家、作家、活动家、反法西斯主义者、医生。

3. [3] 奈德哈特·凡·罗伊恩塔（Neidhart von Reuenthal, 1190—1236）：最著名的德国吟游诗人。

4. [4] 法本公司（I. G. Farben AG）：全称为“染料工业集团”。建立于1925年，曾经是德国最大的公司及世界最大的化学工业康采恩，总部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盟国勒令解散。

5. [5]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4.5—1679.12.4）：英国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创立了机械唯物主义的完整体系，主张君主专制和性恶论。著有《论物体》、《利维坦》、《论人》、《论社会》等。

6. [6] 约瑟·康德拉（Joseph Conrad, 1857.12.3—1924.8.3）：波兰裔英国小说作家。代表作有《台风》、《青春》、《水仙号上的黑家伙》等。

7. [7] 迈蒙尼德（Maimonides, 1135.3.30—1204.12.13）：迄今最有影响的一位犹太哲学家，著有《圣诫书》、《困惑者指南》等，并力图使《旧约圣经》的教义和亚里士多德的教义协调一致。

8. [8] 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ölderlin, 1770.3.20— 1843.3.7）：德国浪漫派诗人，代表作有《自由颂》、《人类颂》、《为祖国而死》、《日落》等。

9. [9] 雷·道格拉斯·布莱伯利（Ray Douglas Bradbury, 1920.8.22— ）：美国科幻、奇幻、恐怖小说作家。

10. [10] 贾科莫·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 1798.6.29—1837.6.14）：意大利19世纪著名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语言洗练朴素，格律自由多变，开意大利现代自由体抒情诗的先河。

11. [11] 指1克摩尔中的分子数。——原注

12. [12] 克拉苏（Marcus Licinius Crassus Dives, 公元前115年—前53年）：古罗马军事家、政治家，镇压斯巴达克斯奴隶的古罗马将军。他将斯巴达克斯起义中被俘的6000名奴隶钉死在亚壁古道两旁。

13. [13] 斯巴达克斯（Spartacus，约公元前120年—约前70年）罗马角斗士奴隶，发起起义，多次战胜罗马军。

14. [14] 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8.27—1831.11.14），德国近代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代表、政治哲学家。他对德国资产阶级的国家哲学作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完整的阐述。

15. [15]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9.26—1976.5.26）：德国哲学家，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

16. [16] 让·保罗·萨特（Jean Paul Sartre, 1905.6.21—1980.4.15）：法国作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

17. [17] 约翰内斯·斯塔克（Johannes Stark, 1874.4.15—1957.6.21）：德国物理学家，种族歧视者，19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18. [18] 迈克尔·凡·冯哈伯（Michael von Faulhaber, 1869.3.5—1952.6.12）：红衣主教，任慕尼黑大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