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2年始，秦始皇开始整治交通。

公元前221年，秦国施行郡县制。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泰山封禅，正式提出“行同伦”。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处死460名术士。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下令焚烧书籍。

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开始修建阿房宫。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逝于东巡途中。

《荀子·王霸》讲：“天下归之之谓王。”意思是说，谁能做到天下归心，谁能完成统一的“王”业，就能为王。公元前221年，秦国平定六国，不管归没归心，反正归一是归了。秦王嬴政名义上完成了天下一统，而嬴政也成为了真正的王者，但包括始皇帝在内的很多人都清楚，统一和天下归心还有着相当的距离。

在东方国家看来，秦军跨过自己的国境大肆攻伐杀戮、通过非常规手段得到了天下是很不道德的，实质上并没有达到天下归心的那种程度。由于统一后的国家地盘太大，全国个地方机构来自不同民族，方言迥异，管理起来特别麻烦，作为第一任统一后的领导者，怎么样能管理得好是一个大难题。

用现代企业的眼光看，始皇帝以前也就是一个分公司经理，然而六国一统后，始皇帝一跃成为公司总经理，那么如何管理这么大一个盘子成了摆在始皇帝面前的重要问题。既然是管理，方方面面都要顾及的到，特别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交通、贸易、语言、习俗、制度以及民族等的发展，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靠武力征服的统一，是不牢靠的，要想让列国真正融合在一起必须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作后盾，怎么运用综合实力实现融合？要想富、先修路，这似乎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因此，在初次走到大团圆的秦国，首先考虑到的就必须是连接中原与东、西、南、北四方交通的贸易网。有贸易才能有利益，才能有人民生存的平台。

在秦国一统天下之前，早在战国时期就形成过交通贸易一体化的趋势。荀子在自己的书里曾经描述过这样的情况，说是四海之内若一家，中原人能吃到南方的特产，南方人也能买到北方生长的犬马牲畜，各个民族如同一家，其乐融融。

战国时期之所以形成这么好的贸易网络与各个大国的贡献是分不开的。虽然各方面黑道大哥在地盘上掐的厉害，但是民生还是比较自由的，并没有限制人民的行动范围。出行的便利给各国人民往来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那个时候的小摊小贩是幸福的，有什么东西就可以拿到街道上去卖，起得早就能占到好的摊位，不用交房租，也从来没有城管，那个时候的道路虽然不够宽阔，但一点也不堵。自己老家消化不了的商品他们可以拿到大城市去卖，于是在一些交通要地就慢慢地形成了商业集散点构成的贸易网。

在齐国的东部，就有以今天的平度、海阳、即墨、诸城、日照等为中心的一些商业集散点构成的贸易网。尤其在临海一带，由于人口稠密、交通便利，已经形成了当时齐国东部一个重要的海上商业中心。这些足可以见证海上运输对当时贸易的影响，看来沿海城市的发达也都是历史逐渐沉淀下来的结果。

在齐国的西部，也同样有和东部一样的商业集散点。比如今天的济南、历城、章丘等地；而北部也有以牟平为中心的海上贸易集散地，主要与燕国进行商业往来。当时齐国的主要精力没有放在军事发展上面，而是集中精力大搞了经济建设，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战争和经济的发展建设是桥归桥路归路，互不影响。

提到商业集散地、经济发达区，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的都是都城。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城临淄，是当时齐国最大的商业集散地。据不完全统计，临淄有7万户居民，并且未经计划生育的家庭多为大家庭，若以每户5口人计，就有35万人之多，人流量不比现在的一个地级市少。

然而再来看这个当时的超级都市的基础建设，我们就不得不惊叹当时人的宽容度之高，当时拥有35万人口的临淄，道路并没有八车道那么宽敞，并且多为单行道，虽然街上车水马龙，人流摩肩接踵熙熙攘攘，街道一直拥堵不堪。但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土特产、手工产品齐集市上，景象很是繁华。

在南方，楚国的许多城市也是频繁的商业交通枢纽。最大的城市莫过于郢都了，此外有鄢（今湖北宜城）、宛（今南阳市）、城阳（在今信阳地区）、陈（今河南淮阳）、上蔡（今河南上蔡）、下蔡（今安徽寿县）、吴（今江苏苏州市）等。故都鄢更是当时以冶铁业著称的重工业城市，对全国的兵器制造业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古有繁华的商业，今有学识渊博的考古学家。在楚地，考古发现的有天平、砝码、钱币和舟节、车节，处处都透露出楚国的贸易和交通的繁荣景象。更令人称奇的是湖南战国楚墓出土的琉璃珠，多有蓝白色圆圈纹，不但没有楚国风格，反而酷似西亚和南亚的琉璃珠，从而可以判断当时楚国与西亚、南亚之间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

燕国在战国时的地理位置与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接近，而辽西郡又是中原各国人民去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旅游的必经之地，估计燕国也因此挣了不少车旅费，而了解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文化的辽西人民也主动去朝鲜、日本谋求导游的职业，时间长了，拖家带口在那定居，对两地的文化影响深远，至今都可见端倪。

韩国和燕国相比之下旅游业不太发达，但靠山吃山，在发展经济方面他们也不甘落后，它地处中原腹地，是南北商旅和贸易往来的中转站和集散地，屯留、长子、宜阳等城市四通八达，与赵国接壤又与楚国相邻，属于免税经济区。作为国际物流中心和贸易集散地，韩国从早就知道了无商不富的道理。

战国时期，东、南、西、北、中四面八方的联系和交往已经相当频繁，各地物资彼此得到交流，商人们在交通线上往来不绝，从前那种各地区间比较闭塞的局面已被打破，长时间的贸易交流使各族人民的文化交流特别密切，一时之间竟形成了人心、民生大一统的趋势，从而为秦统一六国后的统一管理垫定了感情基础。

经过春秋、战国、秦、汉，华夏族与兄弟民族不断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中华民族中人数最多的汉族。由于长时间的贸易来往，各地的土特产齐聚于市，长时间的砍价还价使各族人民方言慢慢地统一起来。战国时期的交通贸易大繁荣给华夏族经由与兄弟民族的交融而向汉族演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平台。

“华夏”亦称“诸夏”，传说出自黄帝，意思是居住在中原地区的中国之人，与“蛮夷”对称。经过春秋、战国各国之间的相互征伐，中原地区的人们巩固了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加速了与其他一些民族的融合，于是正式形成华夏族。

和平主义者始终认为战争是残暴违背人性的，而且还严重破坏生产力的发展。战争是把双刃剑，春秋战国时期过于频繁的战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减缓了经济的发展，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也产生了一些积极的效应，比如，由于战争的原因促进了各民族积极融合，所谓不打不相识，不无道理。

经过春秋战国时期民族间和列国间的战争与交往，可以看到：燕国势力扩展到辽河流域，结果有力促进了东胡族与华夏的交融；齐国为了国家发展需要，扫灭了境内的少数民族；秦国不仅由原先“杂戎、狄之俗”而逐渐实现了“华夏化”，还收复渭水流域的很多地区，又兼并巴、蜀，扩大了华夏族的范围。

在蛮夷之地的吴国，贵族们开始承认自己是周朝的后代，曾被中原列国视为“蛮夷”的楚国，也完成了自身的“华夏化”，并且融合了南方的苗、彝，又统一了越国（越国先灭吴国），甚至将势力深入到两广和云贵地区；韩、赵、魏兼并了包括中山国（属白狄族）在内的许多部族、小国……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经历了统一、分化、再统一的各族人民，差异渐趋缩小，乃至消失。只要能给提供好的生存环境，至于政治的更迭，对自己的生活、待遇没有决策权的老百姓们也不会去想那么多，本本分分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似乎是他们唯一的追求，民风民情也都相当的淳朴。

从春秋到战国，华夏族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政策，经历了一个由“尊王攘夷”到“以夏变夷”的变化。春秋时期，各领导集团便深知了喊口号的重要性，更是旗帜鲜明地宣传这个口号。其中，以齐、晋为首的华夏族各国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与周边的戎、狄、蛮、夷作斗争，这使华夏族的称呼更加响亮。

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华夏族也越来越像正规军，旗帜鲜明，但这同样也显现出了它的弊端，就如闭关锁国一般，不接受外族文化，就关起门来生活，对民族的融合造成了十分的不便。到后来一些著名的古代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认识到了民族封锁对国家和民族的危害，因此中国古代就出现了很多民族政策。

进入战国时期后，华夏族首次提出要“改革开放”，不仅扭转了“不绝若线”的境况，而且势力范围大大拓展，力量远胜于夷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华夏族文化以其相对的先进性，吸引和改变着周边文化，逐渐地完成了“尊王攘夷”向“以夏变夷”转变，为民族文化大融合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以夏变夷”意味着夷、夏之间的民族意识趋向模糊、不分你我，不管是哪个民族同胞聚在一起，都能大口喝酒大块吃肉，畅所欲言，民族情感趋向和谐，民族壁垒趋向消解。而在“以夏变夷”的同时，华夏文化也不断吸收、融汇周边文化精华于自己的体系之中。最典型的例子，当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公元前325年，赵武灵王成为赵国的第六个国王，作为一名有着一腔抱负的君王，他把重要精力投入到了奖励耕战和改革军制上。而“胡服骑射”就是赵武灵王在军事制度上改革的产物，一不小心名垂了青史，而“胡服骑射”在当时恰恰代表了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对战国时期的文化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所谓“胡服”就是胡人的衣服，那个时期的胡人作战时最鲜明的特点是身穿短衣，骑在马上动作灵便，一边疾驰、一边还能射箭，战斗力那是相当的强。思想先进的赵武灵王也看到了胡人的这些优点，自己一亲政便下令向胡人进口胡服，并高价聘请胡人教练，向他们学习骑马射箭、建立骑兵，大大地增强了赵军的战斗力。

公元前307年，正值春暖花开，赵武灵王召见大臣肥义，在一番客气之后，赵武灵王向他展示了记载胡服优势的国外典籍，并向他说出了自己憋在心里许久的想法，并提出了自己的顾虑：怕引起非议。肥义也是非常懂味，一眼便看出了赵武灵王的决心，于是顺着他的意思说：“疑事无功，疑行无名。”

赵国大臣肥义是个很有超前意识的人，他不但同意武灵王的服装设计，还举了舜的例子给赵武灵王，说是有个落后的部族叫苗，舞跳得很好。舜就向他们学跳舞；禹也向倮这个部族学习过跳舞。所以大王不要有什么顾虑，就下决心学胡服骑射吧！简单的几句话便打消了赵武灵王所有的顾虑。

人口众多难免众口难调，自古以来，每一项政策提出，总会有支持、有反对，甚至还有些弃权的。赵武灵王提出“胡服骑射”的第一时间就遭到了王族中一些人顽固派的全力反对。他们的思想还是基本上停滞在“尊王攘夷”的水平上，于是纷纷发表声明，表示不肯丢弃自己先进的文化、向蛮夷学习。

第一次表决大会就这样在争论与非议声中不了了之。但是坚持己见的赵武灵王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他私下去找公子成做说服工作。他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加之自己对国外文化的了解，有理有据地向公子成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经过一天的辩论，赵武灵王终于征得公子成同意胡服，并表示愿意带头实行。

有了自己家亲王的支持，赵武灵王便召开了第二次表决大会。非议之声还是不绝：他们认为衣服习俗，是祖宗传下的古法，变更古法，是一种罪过。而此时心里有底的赵武灵王发挥了自己的霸气，批驳他们是因循守旧，头脑僵化的高富帅公子，赵文、赵造、赵俊等人再无言以对，只好同意改穿胡服。

几经努力，赵武灵王终于在大会上通过了“胡服骑射”思想，在赵武灵王的带领下全国改穿胡服。对于迟迟不肯着胡服的那些人马上变成了另类，加之赵武灵王严厉警告，最后也不得不接受改革。

在适应胡服后，赵武灵王便开始施行自己改革的初衷——发展军事。他亲自训练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改变了原来的军队装备。经过改革开放的赵国国力在第二年就开始强大起来。所到之处，所向披靡。到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退位，留给了儿子赵惠文王大片江山，并杀进了战国七强，成为七雄之一。

接受了胡人的短衣、长裤，不仅是在军事方法使赵国逐渐强大起来，而且各族人服装统一，便大大地推动了文化的统一，女人们在一起不仅仅是聊天的内容不再局限于男人和饭菜的做法，还加上了衣服的设计，这种习惯一直延续了2000多年，至今不只是汉族穿短衣、长裤，各个民族也都效仿了起来。

在军事发展方面，赵武灵王组建的骑兵，大力地推动了中原地区国家骑兵兵种的发展，也使中原各国走向强盛。由此可见，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必须不断地从外部世界汲取营养，与时俱进，锐意创新，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正是有了这种开放的、兼容并蓄的思想与机制，华夏文明才得以发展壮大。

秦国统一进程中，虽然人们都对战争抱有不同程度上的反对和偏见，但在统一的王朝出现之前，真正的有志之士便已经在呼唤大一统局面的到来。

春秋时期，政令不一，各个代王各自为政，没有进行文化上的交流，各片区管理者定下的日期计算方法也不尽相同。夏正建寅，以寅月为正月；商正建丑，以阴历十二月为正月；周正建子，以阴历十一月为正月，是谓“三正”，文化的混乱无序为各民族真正融合设置了障碍，而大一统的思想正是有助于解决这种混乱的问题。

大禹治水时，把神州大地分为了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战国时期，虽有九州之名，虽然九州之说只是《禹贡》中一个理想中的区域划分，只是一种向往和规划。但大禹这种创新性思维，长时间影响着中国人民，时隔两千多年，这种观念仍根深蒂固的存在着。

战国后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和很强的统治力。秦国一统天下后也一度把儒家思想作为治理国家的理论根源。如果儒家思想不利于统治者的管理也是不可能被提上日程的，它好就好在了其思想的出发点在管理者的位置上。其中儒家思想的代表作之一《周礼》把这种管理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

《周礼》的作者不知是为人特别低调，还是根本就是一个知识产权法的法盲，反正是写了此书但并没有落款儿和署名，这也为后来搞研究的学者出了一个大难题。经过现代学人郭沫若、范文澜、顾颉刚、杨向奎等的研究，只能确定此书系战国人所作，姓甚名谁却一无所知。

如果说《禹贡》是画了一张“大一统”的饼的话，那么《周礼》则是把这个饼画得更加详细了。它不仅刻画出了大一统的轮廓，还通过理论勾画出了一个完整的政治体系，涉及到了有关国家政体形式的问题，包括：国王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和权力；国家权力的划分和各级权力主体的组织形式；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等。

《周礼》一开篇便表明了清晰的立场：王者建立都城，辨别方向，制定宫室居所的位置，分划城中与郊野的疆域，分设官职，治理天下的人民，设立天官家宰，率领他的部属，掌理天下的政务，辅佐王者统治天下。并提倡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官，而且明确了王的权力：为一国之主和六官的统驭者，是为天子。

从未经历过等级森严的宫廷制度的人突然能写出像《周礼》这么一本表述详细、制度完善的政治类书籍是很难让人相信的，有人甚至怀疑过它为外星之作。作为全书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六官之制表述的体大思精、结构缜密，有总有分，有当官之属，有冗散之属，条理清晰，令人读起来耳目一新。

其实《周礼》中叙述的种种结构和制度，在当时的战国时代还是非常理想化的，是典型的理想之国家体系，如此庞大而又整齐划一的官制，未必能在现实中推行，但确实表现出了“大一统”的浑然气象。所以，顾颉刚说《周礼》的中心思想是组织人民，充实府库，以求达到统一寰宇的目的”，确有道理。

看到《周礼》这本对于统治者来说简直就是圭臬的书后，秦始皇带领自己的精英力量经历了数年的征战，建立起统一的政权，在各个方面进行强化统一。从此，“大一统”就由一种观念变为现实，加之秦始皇又提出“建设有大秦王朝特色的大一统帝国”的方针，“大一统”观念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新的升华。

从古至今，人与人的交流从原始的肢体语言逐渐发展为文字。文字的发展道路也比较曲折，从殷商的金文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器刻款、陶文、帛书、简书等民间文字，这些文字都存在着区域间的差异。这种情况也大大妨碍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一旦影响到了赚钱，大多人都会另想办法的。

刚刚一统六国的秦王朝认识到没有文字的统一就没有良好的交流，没有良好的交流，经济就势必遭到影响。于是，在复合型人才李斯带领下以战国时候秦国通用的籀文为基础，加上齐鲁等地通行的蝌蚪文笔划简省的创意，创制出一种形体匀圆齐整、笔划简略的新字体，称为秦篆。

在李斯带领下的技术创新部的带领下，秦篆别名小篆这种官方通用字体就开始流行起来，类似于现行的简体字推广，为了推广新式文字，李斯等人还决定从娃娃抓起，他们分别用新颁布的流行性文字，编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等，作为小学的教材，向全国强制推行，很快，其他国家文字逐渐被人们淡忘。

由于秦国的行政干预，小篆这种字体在当时的中国大地成了文化的流行风，但既然是流行，就说明流动性比较大，行动也比较迅速，所以终将会被代替的，果不其然，一个偶然的事件让小篆这种字体在秦朝还没有流行多久就遭到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