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叫程邈的衙吏因犯罪被关进云阳的监狱，在坐牢的十年时间里，不忘学习，他对当时字体演变中已出现的一种变化（后世称为“隶变”）进行总结。他的这种行为竟鬼使神差地被从不微服私访的秦始皇知道了，并得到了赏识，于是获释。

书法改革家程邈得到秦始皇大力支持，要求他按照自己的创新思路制定出一种新字体。既然是新的，那么就一定要有充足的优势，新字体的特点是，将篆体圆转的笔画变成方形，字形扁平。这种文字书写起来更为流畅、快捷，很受欢迎，这就是隶书的前身。

隶书打破了古体汉字的传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提高了书写效率。这当然要归功于秦始皇，正是他不拘一格下令统一和简化文字，对我国古代文学发展、演变做了一次总结，也是一次大的文字改革，它对我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在我们运用着屡次简化后的汉字流畅书写时，千万不要忘了始皇帝的功劳。

在经济上，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也做了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要数统一了货币。货币不统一的情况下是非常不利于贸易活动进行的，对货物的远距离流通带来了限制，甚至一些人可以利用这种情况从事投机倒把活动。另外，不统一的货币结算也给当时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产生活造成了诸多不便。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从普通老百姓的角度出发，对货币制度进行了大的改革。他规定，货币分金和铜两种：黄金称上币，以镒（音亿，秦制20两为镒）为单位；铜钱为下币，统一为圆形方孔，以半两为单位。金币主要用于皇帝赏赐用，而铜币便作为了主要的流通媒介，后来考古发现的铜币也远远多于金币。

作为全国通用的货币，铜币的样式也经过了专业设计师的精心设计，虽然没有印上秦始皇的头像，但设计理念也还是相当新颖的。比如它的开孔：铜币圆形防空，对应了古代“天圆地方”一说，并且在使用上有很大的方便，可穿、可挂、可缠腰间，以至后来描述一个人有钱可以说他腰缠万贯。

除了对货币的改革外，秦国早在商鞅变法时就已经在国内对度、量、衡的标准做过统一的规定。秦始皇以原秦国的度、量、衡单位为标准，淘汰与此不合的制度。发到全国，与标准器不同的度、量、衡一律禁止使用。在田制上，秦王朝规定6尺为一步，240步为1亩。这一亩制以后沿用千年而大致不变，足见其影响力。

或许是始皇帝从小生活颠沛流离，读书不多，所以他对文化人非常崇拜，秦统一六国后，对许多文化进行了“大一统”，并形成了很多有着深远影响的概念。比如：车同轨、行同伦等。车同轨就是说，统一车辆形制，订车宽以六尺为制，而统一后的车一车可通行全国；行同伦则是端正风俗、建立起统一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

“形同伦”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显得尤为重要。公元前219年，做了28年皇帝的嬴政去泰山旅游，这里原是齐国故地，号称“礼仪之邦”。突然兴起的始皇帝便令人在泰山所刻的石上记下男女之间界限分明，以礼相待，女治内，男治外，各尽其职，从而给后代树立好的榜样，这或许也就是最早的“大男子主义”了。

在秦统一六国之前，中国大地诸侯国林立，各国中民族数量也非常多，仅仅在今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一带就分布着许多部族，很少有人能够全部说出全部民族的名称，只能总称为“百越”，其中著名的分支有于越、闽越、南越、东瓯、西瓯、骆越等。各民族间由于风俗、文化各异，经常发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

秦国统一六国的过程中，秦军左冲右突，指哪儿打哪儿，不分国界，从中原到西北再到西南，地盘越来越大，经过这种途径不断壮大的秦国，也逐渐成为了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后来，秦王朝通过加强了的行政管理对文化也进行了统一，机构逐渐健全，各民族间也互相迁就、少有冲突，相当和睦。

“不到长城非好汉”，长城自古以来都是文人志士黄金周旅游散心的必选地之一，而秦始皇领导下的大秦帝国对长城的连接修建在中国历史中有着巨大的意义和象征作用。在战国时代，与匈奴接壤的赵国为了抵御外族入侵而修建长城，其他各国也纷纷效仿，但遇到“三不管”地区、主权争议地区，长城就因此断开。

秦统一六国之后，非常注重统一和谐，看着断断续续的长城完全不符合大一统的完美规划，而且也不利于有效抵抗匈奴的侵扰，嬴政于是下定决心派人把各国修建的长城沟通连接起来，他的目的是利用秦国统一后的巨大人力物力修成整齐划一的长城。

匈奴这个民族在历史上是非常强悍的。匈奴族是分布在蒙古高原的一个古老的民族，他们主要从事游牧，强悍并精于骑射。由于骑兵作战能力有限，中原各国与之多有冲突，但是都是得不偿失，并且不甘寂寞的匈奴族经常对边境地区进行骚扰，游击战打得相当好。所以修长城对抵抗匈奴是非常有必要的。

熟读兵书、对匈奴多有了解的嬴政对于匈奴也不是毫无主动出击之意。始皇帝曾多次用兵进攻匈奴，并新设44个县，统属于九原郡。公元前211年，又迁犯人3万户到今北河、榆中一带垦殖，同时加强两族人民经济、文化的融合与交流。虽然效果不错，但由于匈奴特殊的地理位置，秦朝对匈奴一直小心戒备。

为了彻底去除匈奴对中原地区的威胁，为了重点巩固北方的边防，秦始皇再三考虑，决定举全国之力，翻新修建长城。秦王朝就将原来秦、赵、燕北边的长城连接起来，并进行修缮补建，最终完成了一条西起临洮，沿黄河、阴山，东到辽东的万里长城。万里长城的修建的确显示出来当时秦朝综合国力的强大。

在当时，匈奴骑兵在秦国边境虎视眈眈，万里长城的修建对统一后的多民族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像一道屏障一样把各民族围在了一个院子里，院子里的人们和睦相处，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改善民生、发展经济，国家统一后，随着贸易的不断扩大，秦国规划建设了各地交通线、重修驰道、直道，从而建立起了四通八达的全国性的交通网。这也是大一统和谐社会的一大体现。

在秦统一六国之前，各国的国道各自沿着各自的地盘随意蔓延，并且，由于长期的战争逼迫，各地还修筑了不少关塞堡垒，大大限制了交通业的发展。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下令“治驰道”，对之前各国修建的国道进行统一整合、编号。公元前215年，始皇帝又下令拆毁各地阻碍交通的收费关卡，一时之间，国道畅通无阻。

当时统一后的秦国，虽然国土西起临眺东到大海，地域广阔，但国内的主要国道只有两条，一条通往过去的齐、燕地区，另一条向南抵达过去的吴、楚地区；这两条国道还连接了一些重要的江、湖，并直达东海，对一些沿海城市的旅游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当时的条件限制下，能做出这么周密的道路规划很是令人叹服。

秦国的国道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规模绿化搞得特别好。据《贾邹枚路传》说，国道宽五十步，路面经过素土、灰土等层层夯实，虽然没有做抗震设计，短时间内也不会开裂。绿化方面，国道边每隔三丈种一棵树，行人在大热天儿走累了还可以在路旁树荫下休息一番，设计相当的人性化。

始皇帝为了完成这项贯通南北、沟通东西的村村通工程可谓是全力支持，从物力、财力到政策都给予最大的最优厚的待遇。公元前220年，国道初成规模之后，始皇帝还专门亲自率领大臣进行质量考察，检查了政策的落实情况。完成巡视后，秦始皇相当满意，对有功人员还进行了大肆的封赏。

国道的修建看似没有现代火车道的修缮工程大，但其深远影响是不可估计的。毕竟在经济不发达的时候，各种交通都是通过公路来实现。而秦国国道的修建过程中，没有大型的施工工具，实属难能可贵。在这种情况下，就在这项伟大的国道建设工程之后，始皇帝的最高指示得到了最快、最及时的传递。

始皇帝的沟通南北贯穿东西的公路交通网这一伟大战略思想一直到今天仍然被中外使用，比如，在美国，就有一条这样的路：66号公路，被美国人亲切地唤作“母亲之路”，成对角线状，从芝加哥一路横贯到加州圣塔蒙妮卡。而对应中国自己的则是318国道，从上海开始，一直通到西藏友谊桥。

秦始皇称帝之后，便开始了对世袭制的经营，他幻想着将嬴氏“家天下”传之永远，他想着自己的子孙后代可以像他一样优秀，所以他给自己命名为秦始皇，渴望帝位世代相传，然而他只不过仅仅做了一场白日梦。事实证明，人在各种诱惑之下能把持住的的确不多，而嬴政恰恰属于没能把住的那一类。

虽然秦始皇的世袭制没有延续多久，但是他从“千秋万代”着眼而精心构造的帝制和一整套国家制度，却开创了延续2000年的中华帝国的基业，最终完成了封建社会的漫长时期。这样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六国统一后，如何称呼自己成了当时秦王嬴政的一个难题，皇帝、天子这些词汇当时是没有的，以前充其量也只是“君”或者“王”，听起来根本不能显示出自己的丰功伟绩。而善于创新的嬴政一统天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重新给自己确定一个霸气十足的称号。“问鼎”的那个层次已经满足不了他的骄傲心理了。

在为如何称呼自己的问题上，始皇帝更是召集很多人商量，其中不乏学士级谋士，各种专业人才群集。给皇帝起名这项荣誉那是相当的有诱惑力，自己的意见即使没有被采纳，但能被召集过去也是实力的体现，因此这些人竭尽全力，拿出很多方案让秦始皇选择。

为了给秦帝国的国王起一个合适的名字，李斯等人动了不少脑筋，他们说，古有天皇、地皇、泰皇，而泰皇最贵，便建议嬴政采用泰皇的头衔。嬴政一听，觉得泰皇这个称呼虽然响亮，但不文雅，所以只采用一个“皇”字。也算是经过了创新，“皇帝”这个词便作为一个新兴词汇写入了秦王朝的字典。

“皇帝”称谓的出现，充分表明了秦始皇的两种心理：第一，说明了他想表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是上天给予的，即“君权神授”；第二，反映了他觉得仅仅做人间的统治者还不满足，还要当神。

加冕之后，嬴政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遂称“始皇帝”。一时之间极度膨胀的始皇帝又出新规：皇位世袭相传，子子孙孙千万年延续。显然他没有唯物主义思想，更是没有预知到家族式管理带来的坏处，最终因为家族内外争权夺利导致矛盾重重。

嬴政是读着孔老夫子的书长大的，而礼仪纲常便是孔老夫子表达的最重要的思想之一。深受他思想影响的始皇帝便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威严与地位，我们称之为神圣化，他说天子要自称“朕”，并且规定了“朕”的使用范围，于是“朕”这个字便从一个人人都可以讲的草根词汇一下便完成了华丽丽的蜕变。

自秦始皇起，“朕”这个字成了皇帝专用的自称，而且还在法律中专门做了规定，其他人如使用是犯法的。除了对“朕”字进行地位提升之外，另外一些词汇也得到了提拔，比如说“制”和“诏”专职代表皇帝的命令；“玺”也成为了只限皇帝使用的、以玉质雕刻的大印。在文字书写方面，不准提及皇帝的名字，要避讳。

对礼仪、规范要求严格的秦始皇是个典型的讲究人，他不但严格制定了自己的称呼和自称，而且还开创了历史上公文格式的先河，在秦始皇时期的文件上要必须出现“皇帝”等字句时，都要另起一行顶格书写。在一系列的规范限制下，秦始皇感受到了无比的尊崇和荣耀。

为了子孙后代能稳坐江山，始皇帝嬴政费劲心机的管理国家、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都是为了替子孙万代奠定基业，他认为在自己独具匠心的伟大格局构建下，帝王之位从此稳稳地落在他及他的子孙手中。为此，秦始皇在国家管理方面借鉴了前朝以及各个诸侯国的先进方式方法，形成一整套体系，并加以创新，为大秦帝国所用。

幼年继位的秦始皇非常清楚，没有合理的政治权力分配体系，再强大的国家也会很快土崩瓦解。在战国时期，有一种巩固君王地位的制度入了秦始皇的法眼，那便是设置官职。在此基础上，秦集团又进行了创新，加强了代表性：代表最少数嬴氏家族的利益！最终建立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中央集权制度和行政机构。

虽然秦始皇的政权体系和权力分配绝大多数都考虑到了他们家族的利益，但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的大秦王朝各级官员分工明确，从长远来看，这种分工明确的管理制度本身是能出效益的。

权力分配体系建成后，始皇帝又开始构建政权金字塔式分配图。从官职来看，国家丞相，是中央政权机构的最高行政长官，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而太尉就是军队的最高长官了，拥有军权，可以管理调动军队，并协助皇帝处理全国军务；其他的有御史大夫等，分别掌管不同的事务。

古代说到一个人的功名的时候，有个词语听起来感觉特别霸气：位列三公。而在中央集权制度下的三公官职确实不小，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并称三公，现在看来，这三公都是拥有实权的重要岗位，工作范围涉及到各个方面，而在当时能做到三公中的任意一个职位的人，都是对国家或者秦始皇有着杰出贡献的。

三公虽然位高权重，位列三公的人当然能力也是非常大，但如果让他们处理所有的公务，也不靠谱，因此三公之下设九卿。九卿分工责任制，明确责任后的各个部门面对出现的问题就不能相互扯皮，这样各个岗位上的官员以及下属就能高效地执行上级发布的每一道命令，责任心也就强了许多。

所谓九卿，即负责宗庙礼仪的奉常、执掌宫廷戍卫大权的郎中令、还有警卫连长卫尉、交通部长太仆专门负责皇帝使用的车马、管理皇族事务的宗正、皇室私家管家少府、财政部长治粟内史、主观少数民族事务的典客主以及掌管刑罚的廷尉。九卿官职看起来不大，但是油水丰厚，是各级官员争取的理想职位。

中央集权制就是在这种森严的等级制度情况下得到了巩固。除了三公九卿以外，秦代还有另外一些比较重要的官职，要么是权重、要么就是大有油水可捞。比如：博士一职在秦朝作用就是“掌通古今”，即通晓古今史事，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了皇帝的专业咨询顾问，自然也成了朝臣中炙手可热的人物。

嬴政统一六国后，随着地盘的扩大，子民当中少数民族也越来越多，对于少数民族的管理嬴政及他的智囊团也没有忽视，除了在九卿中专门设置典客专管少数民族事务外，还设置了典属这样一个职位，为了能让典属和典客能各司其职，秦始皇还对他们做出了明确规定，他们一个搞外交另外一个搞内政，分工明确。

在秦朝，典客主要掌管与秦友好的少数民族交往，什么和亲了、特产贸易来往了，甚至是少数民族的特殊宗教仪式审批、出席等都是他的工作范畴。而典属则负责已投降秦朝的少数民族，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和文化教育，增强他们对秦国的归属感，防止他们因为种种原因发生意外情况导致国家分裂。

秦王朝的这套精心策划的中央集权的政权机构建立起来后，秦始皇使用起来特别得心应手，以至后来一直被历代王朝所效仿。特别是汉代，由于皇帝的出身局限性和朝代的连接紧密性等特点，几乎是完全照搬了秦朝制定的三公九卿制度，为秦始皇创造的这套行政体系起到了发扬光大的作用。

或许古代的皇帝们都患有强迫症，每日都疑神疑鬼担心大臣造反作乱，秦王嬴政则更是强迫症患者的杰出代表。为了集各种权力于一身，同时还得保证让政府部门高效运作，他对如何集权又对如何分权，颇下了一番苦心。虽然是始皇帝，但许多做法都是相当的老练，比如对相权、兵权以及司法权的处理，等等。

作为三公之一的丞相，战国时又称相国，管得相当的宽，权力那可是大了去了，大小事情都得经过他的签字才行，又有“百官之首”之称，是皇帝以下最重要的官职。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丞相作为皇帝的得力助手成了构成了每一届领导班子的核心。

战国时设了丞相这一官职的秦国，对丞相的权力进行了无限制的扩大，其中秦国最著名的丞相非吕不韦莫属了。想当年，吕不韦总揽一切军政大权。在他做丞相的过程中，皇帝都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靠丞相处理政务，这样，相权就很有可能和君发生冲突，有时丞相一不小心就会削弱到君权。这种关系处理起来相当的复杂。

始皇帝很早就从吕不韦那儿意识到了丞相权力过大、管得太宽这一特点。为了削弱丞相的权力，秦社会关系学专家们经过认真研究，提出了设左、右二相，这样好处就有了：领导核心小组扩大了，内部矛盾由两者矛盾转化为了三角矛盾关系，这样左、右丞相最终都不能独断专权，只会相互之间相互牵制。

理论终究是理论，没经过社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实验过的理论终究是达不到应有的高度的。设置左右二相之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相权，但尚不能解决军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虽然三角形是具有稳固性的，但三角关系却是很不稳定的。秦社会关系学专家第一次的试验以失败而告终。

统一六国后，秦始皇认真、透彻、客观地总结了历史经验，他决定进一步缩小相权。首先，他对三公各自的职责进行了明确的划分，武事由太尉掌管，同时设置御史大夫，专管监察，同时参与处理朝政，对丞相也进行了牵制。这样一来，丞相就彻彻底底的成了文官之长，而其他的特权则一律取消。

在削弱相权的政策中，有一个大家很不容易看到的盲点，那就是博士对相权的削弱。博士这一官职专门授予那些通晓古今、博览群书的人，由于这些人经常活动在始皇的左右，他们在皇帝身边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如果和博士产生了分歧，那真是非常严重，他们这种软实力对其他官职的威胁也是相当的严重。

熟悉秦朝历史的人都知道，秦始皇是个相当迷信的人，甚至曾一度想炼长生不老丹。因此，他对号称“通古今”的博士也就相当信赖。秦始皇二十六年刚刚统一六国组建秦帝国，他下令朝臣议帝号时，就规定只有丞相、御史大夫、廷尉与博士商量后才向他那儿汇报。这样一来博士虽没有实权，但却能够影响到国家部分决策。

为了显示对读书人的尊重，秦国在焚书坑儒时，专门下了一个赦令，博士是唯一有权读禁书的人。因此，表面上只是文官的博士依靠这种软实力，在事实上构成了对相权的一种削弱。有说法云：一着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由于“名相”吕不韦的出现，导致了皇帝在各个方面都对丞相存有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