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六国后，始皇帝非常注重个人权威，有一次，秦始皇到梁山宫，从山上见到李斯的车骑仪仗很是隆重，就表示不满。谁知道这话后来传到了李斯那里，李斯立刻削减车骑。当秦始皇再次见到李斯的车骑仪仗时，发觉已经减少了，马上意识到是有人向李斯泄露了自己说的话，就下令将当时在场的人全部处死。

在秦始皇制造出的中央集权制模式之下有一个官职——太尉，法律规定太尉是武官的首领，然而虽然设有此官职，但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秦始皇非常了解军队对皇帝的重要性，肯定不会让别人取代自己掌握军权，所以据后世史学家考证，秦代未发现有任何一人担任太尉之职，这一角色长期由皇帝兼任。

在军权上进行控严格制的秦始皇最终也发现，一个人的精力确实是有限的，没有了太尉，自己常常要扮演太尉的角色出席各种军方的会议、晚宴，可作为帝国的统治者，他实在没精力再管理更多的事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廷尉的地位就得到了抬升，掌管司法的廷尉被赋予了相当大的职权，以此威慑百官。

秦王朝的三公九卿制，确立了古代中国的一种分权原则，比如，有人将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喻为中国的“三权分立”，的确，从形式上看的确是这样，但是要注意，这种分散的权力最后又都集中到皇帝一人的权力之下。分权，是为了让百官公卿通过互相牵制，更好地服务于皇权，所以也就是为了更好地集权。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除了对国家各种制度进行改革之外，对另外一个问题考虑的是最多的，那就是如何能找出一个办法，使国家长治久安，能传给子孙万代。综合前朝经验，分封制度可以效仿，但是秦始皇不想这么做，他个人倾向于郡县制，于是他让大臣讨论，接下来大臣中便展开了分封制和郡县制大战。

大臣王绾向秦始皇建议，对诸公子分封领地，建立属国，以维护中央。是为分封一派。而另外一派的代表便是才智过人的丞相李斯，坚决反对分封制，善于总结经验的他从前朝灭亡的事实看到这个办法的许多漏洞，认为分封制根本不符合秦国国情，因此赞成郡县制。两派势力争执不下，闹得不可开交。

在夏、商、周三朝确立的分封制，往往在第一代的时候，制度执行得还不错，分封到各地的王侯因为都在建国时经历无数风风雨雨，非常珍惜和国君的传统友谊，对天子非常尊重，分封各地的诸侯王由于都是战友、亲戚关系，甚至有些还有生死之交，所以各个王侯之间能够和睦相处，发生战争的几率很小。

等到诸侯王位传到第二代、第三代以后，各地的王侯与天子的关系已经很疏远了，感情更是没有的，有些二愣子诸侯王就逐渐拿天子不当回事了，甚至有的几年都不朝拜，不进贡，这还算是好的，有些势力强大的，甚至整日叫嚣着要取代天子自己来坐庄，这就让各位天子非常苦恼，但往往还没有办法去控制局面。

分封的诸侯王除了挑战天子的权威之外，这些平行的新王侯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因为各种原因搞得很僵，于是乎各个诸侯国之间就开始产生战争了。秦国之所以能统一六国，其实也是这么一路走来的，战争频发必然导致国力的衰弱，长此以往国家灭亡也就在所难免，秦始皇基于这些原因不想再实行分封制度。

可这只是秦始皇一厢情愿的想法，他不想采用分封制度，他手下的一帮大臣却不答应，毕竟大家跟着你南征北战，整日把脑袋别在裤腰上为给秦国出了那么大的力，哪个不想封侯封王？

正在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和秦始皇谈判封王事宜时，尉缭又一次出现在众人面前，志向远大的尉缭看到六国统一，干戈平息，长叹一口气后潇洒地甩一甩衣袖去山林中归隐了，这本身就是尉缭的终极理想，可在大臣看来却是尉缭对迟迟不能封王的一种无声的反对，因此大家以尉缭为突破口向秦始皇提出了分封建议。

秦始皇知道大家心中的想法，因此就向大臣询问分封的必要性，这种与虎谋皮的问题当然得到大家的一致支持，正在秦始皇无可奈何之际，李斯再次为他解了围。李斯说：“分封制度固然是传统，但缺点也很明显，分封导致权力分散，必然引起祸端，最好是实行郡县制，权力集中到中央，这样国家才能强盛稳定。”

要说李斯作为一个外籍人士，能在秦国混得风生水起，其智慧可见一斑，这次分封制还是郡县制的争论上，李斯的一番话正说到秦始皇的心坎上，秦始皇当即表扬李斯忠心为国，并当时拍板无需再议，就按李斯意见实行郡县制，然后命李斯实施。李斯就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李斯也因此被封为丞相。

虽然郡县制被确立下来，并在李斯的主持下有序实施，但是有关利益分配问题的争论并没结束。大多数的文武百官还在为没能分到一块地盘耿耿于怀，还有一些一根筋的文人儒士也凑热闹坚决反对郡县制。因此郡县制推行起来非常缓慢，有些人甚至打起了非暴力不合作的主意，进行软对抗。

其实在反对郡县制的两拨人中，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目的，那些文武百官反对是因为郡县制阻碍了他们的既得利益，而那些文人儒士反对却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即使封王那些文人儒士是没有份的，他们认为，郡县制对国家不利，分封制对国家有利，应该实行分封制。

虽然秦始皇实行郡县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历史大局着想，可是从客观来说，郡县制确实比分封制进步，便于管理，有利于国家稳定，所以当时的那些文人儒士观点是不正确的。

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有过四次重大变革，一次是废除奴隶制，一次是废除分封制，一次是废除君主制，一次是废除私有制。每一次的变革都遇到很大的阻力，甚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能成功，说到底阻力主要是来自那些利益受损者。

秦始皇虽然坚决支持李斯的郡县制提议，但出于朝廷和谐考虑，在李斯搞试点的同时在朝廷进行了大辩论，当时的朝野以李斯为代表的人支持郡县制，而以淳于越博士为代表的支持分封制，许多朝廷中有威望的人都暗中赞成分封制，这让李斯和他背后的秦始皇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中国历来不缺乏两面派，了解秦始皇性格的人都知道，李斯之所以坚挺就是因为有皇帝的支持，而秦始皇的想法他们也都非常清楚，他们知道得罪了秦始皇的下场是什么，因此很多人表面都是坚决拥护郡县制的，而实际上则对秦始皇的命令阳奉阴违，暗里支持分封派，打击前进派，一些前进派的人物就被他们暗里或捏造罪名处理了。

历史上的始皇帝是以残暴著称的，如果大臣敢反对他的意见，估计也就离收尸不远了，可在这场争论中，并没有看到血腥的场面，虽然始皇帝知道都有谁是坚决反对郡县制的，对于那些阳奉阴违之人的手段也是摸得门清，但始皇帝所做的只是采用心理战术，逐个谈心，各个攻破。

在采取哪种政局结构上，始皇帝保持了巨大的忍耐和克制，不是秦始皇仁慈，而是拿他们没办法，毕竟大臣们没有犯错，不能撤他们，更不能杀他们，要不然就更会落个忘恩负义的骂名，毕竟这些大臣都是为祖国统一立了大功的。况且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何况这些人中还有那么多带兵的将领呢！

最终的结果再次证明了群众的声音再响亮也没有领导的命令管用，虽然为了实行分封制，在这些文人儒士的组织下，请愿上访者接连不断，有的甚至还以自杀相威胁，那个淳于越博士还到处宣传，但最终郡县制还是在秦始皇的坚决支持下，李斯的忠实执行下施行了，从此秦始皇也开始厌恶起一部分读书人了。

在到底实行分封制还是郡县制上，李斯的确负起了作为丞相的责任，因为反对分封制就意味着要得罪始皇帝的一大帮儿子，但李斯和他们真没有仇，他对支持郡县制的阐述不是一味地讲大道理，而是对历史事实进行描述，然后针对历史事实讲了众多坏处等等。而在这场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辩论赛中，他也最终赢得了胜利。

虽然郡县制中郡基本上是县级以上的地方行政区划，但它起到的实际意义很小，郡的存在很多时候只是对县级管理组织中的一个补充，相比县而言权力就小得多了！到了隋唐，郡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其深远影响是不能被磨灭的，比如今日中国的省县制，就是由郡县制逐渐演变、发展而来的。

嬴政通过君主集权制对大权进行了大包大揽之后，又不让郡这样级别稍微比较高的单位掌握实权，而是强化地方与基层政权组织。每一个地方组织的行政官员，都按照中央的模式设置分工明确的官职，各司其职，互不干涉，郡一级的设守、尉、监等。郡的最高长官是郡守，主要掌管政务。

在各个郡中，郡尉负责军事和治安，不干预民事。监御史负责监察官吏，直属中央的御史大夫。相比之下，县一级的设置则略有变化，县设令（或长）、丞、尉。虽然名义上县是最基层的组织，但是县长等领导小组的官职倒挺唬人：分为县丞县尉，听起来跟三公似的，可在实际情况中又有许多变化。

确定实施郡县制的方针后，秦王朝迅速建立了统一的地方行政制度——郡县制。始皇帝把天下由原来的36个郡调整为46个郡，政权分级明确，中央对这些地方郡县统一管理，由皇帝直接派驻官员，监督行政和财物，对地方军政和财政进行控制，从而达到全国政令出于秦始皇一人之口的集权效果。

既然称作郡县制，那么县自然是少不了的。县在秦代那里是非常关键的一级组织，皇帝对县的设立也非常重视，每个县的最高长官必须由皇帝亲自任命才能上任，由于县负责基层的收税、稳定以及教化一方百姓的重任，属于国家的基础，秦朝甚至规定，县级可以组织武装，可见中央重视程度。

作为历史的幸运儿，由秦始皇开创并主导的秦国，在很多方面的建设对后世是有深远的影响的。统一文字和度量衡，国家道路的规划和修建也是，当然也包括郡县制的实行，县的存在及县长的存在使很多在基层的百姓也有机会挤进管理层。毕竟是基层组织，更贴近百姓的管理，让很多人对国家充满了信心。

秦朝根据县的大小不同还采用了灵活机动的官职设置，万户以上的县还设置县令，不满万户的设县长。这样一来基层项目的领导班子就确定了下来：县令（长）、县丞、县尉，分别管理政务、军事和司法。这些官职都需要皇帝直接任免，因此，那些盖着玉玺的委任状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郡县制里除了郡和县，还有乡和亭，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乡和村级组织，亭为治安大队，乡是隶属于县的基层行政组织。其职能主要有四：（1）摊派徭役；（2）征收田赋；（3）查证本乡被告案情；（4）参与对国家仓库粮食的保管工作。

乡长级官职设有“三老”、“啬夫”、“游徼（音教）”。“三老”掌教化，“啬夫”掌诉讼、收赋税，“游徼”掌捕盗贼。多数乡官由当地地主豪绅担任。这些官职不是由皇帝直接任命，委任状上也无须盖上玉玺，主动权都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因此可操作性就大了很多，组成人员大致就是县长的亲信和得力助手。

亭长之下秦朝还设有里。里设里正或里典（为避秦始皇名“政”之讳，而改“正”为“典”）。里中设置严密的什伍户籍组织，以便支派差役，收纳赋税，并规定互相监督告奸，一人犯罪，邻里连坐。

亭属于治安系统的基层组织，其大体情况相当于目前的基层警务室和派出所，系县尉的派出机构。亭有亭长，下面还设有“亭父”、“求盗”各一人。亭除了主要管理治安，还负责接待往来的官吏，掌管为政府输送、采购、传递（文书）等事。

秦朝通过君主集权制和郡县制，建立起了一套严密而完整的地方与基层的政权系统，强化了国家对老百姓的管理。自秦以后各朝代对其制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沿袭。很多领导者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这一套管理系统用起来很方便、很顺手，非常符合当时的封建君主制度，因此这套体系一直在中国延续了近两千年之久。

始皇帝嬴政家传天下的思想确实使后世效仿了又效仿，着眼他精心构造的帝制和一整套国家制度，他确实开创了此后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华帝国的基业。

春秋战国时期，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们集体塑造了一朵极为绚丽的思想奇葩——民本思想。孟子有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也说过：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就是这样一种思想真真正正是代表了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民本思想也从此开始泛滥。

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由于是由自然法则中逐渐延续而来的，它从不试图在制度的层面上排斥和否定君主与君权，而是从另外一个方面上让民权制约君权，两者之间造成一种张力，张弛有度则为和谐，显然这根本不符合始皇帝的统治理念。然而秦始皇建立的政治体系其实从根本上否定和摈斥了民本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本思想还是非常具有时代性和超前意识的，这种民本思想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点：一、君权的根本在于民；二、立君的目的在于保民；三、如果君不称职，民可以批评以至反抗。但是这种理论性的民主思想显然是走不长的，到了秦朝，已逐渐凋谢。

民本思想的没落也代表着儒家思想的衰退，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逐渐站上了统治地位。那些法家代表人物为了符合统治者的口味，渐渐地将君权至上推向极端。他们刻意地宣扬君权至上。再者，统一六国的秦始皇也犯了左倾主义错误，在对自己的才智和力量的估计上，有点儿膨胀，一厢情愿地想“独擅天下之利”。

思想的形成最终都必须和时代风气联系在一起，更是和政治紧密相连，在动荡不安的年代，儒家思想所宣扬的那套仁、义、礼、智、信自然不会占到便宜，而适应于战时特点的法家思想受到政治家们的青睐和采纳，而民本思想的积极鼓吹者儒家却往往不能见容于这个崇生活场景尚攻取的时代。

一些法家人物在为大一统的专制帝国摇旗呐喊时，将君权至上论推向极端。《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说：“冠虽穿弊，必戴于头；履虽五采，必践于地。”照他们看来，君主再坏，终究是君主，臣民再好，终究是臣民。这就好比再破烂的帽子也要戴在头上，再美好的鞋子也必须踩在脚下。

法家也有一些重视“民”的言论。然而为法家所看重的，主要是可直接用于耕战的“民力”，而非“民心”。丝毫不见民心的向背对为政、治国的重要性。他们还将欲“得民之心”的儒家，斥之为“不知治者”，以为“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为政如果想要适合民意、民心，乃是“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

秦始皇和李斯在秦国崛起的过程中一直推崇法家思想，但却没有领略法家的精髓所在。法家思想的本意，显然不是为了造就一个绝对化的皇权，让君主毫无约束，而是为了让天下通过法实现大治，但思想界的这种动向，却在事实上为绝对化皇权的出现，做了舆论上的开路工作，这些法家的创始人们其实是为统一后的国家制度绘了一个雏形。

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军事家、政治家又是比较出色的心理学家的尉缭就评价过秦始皇是个寡恩少义之人，不过，由于国家利益和政治的需要，那个时候秦王嬴政对自己的“虎狼心”还时常加以克制，对别人的批评和指责有时也能接受和容忍。对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他甚至还可以屈尊相待。

在秦始皇没有成就霸业之前，人们可以经常看到一个重视人才，从谏如流，体贴下属的优秀国王所具备的素质，正是由于这一点，洞察秦王嬴政本性的尉缭，最后还是被秦王嬴政挽留在秦国，并担任国尉，为秦的统一大业奔走效劳。

随着秦王专制政权的巩固和发展，特别是在整合六国资源成功上市后，秦始皇的变态性格就完全暴露了出来。秦国统一六国后，再也没有可以与始皇帝为敌的强劲对手，秦始皇以为，凭借自己强大的国家机器和一整套的严刑酷法就可以任意“臣畜天下”。他视人民为草芥，无休止地横征暴敛，肆意地摧残、蹂躏，自己则穷奢极欲，纵情享受，完全不顾及老百姓的感受。

嬴政对周围的大臣从不放心，他每天要亲自处理各种奏章文书，以竹、木简一石（120斤）为标准，不尽此数不休息，并随时召见相关官员垂询。公卿大臣们只是仰承秦始皇的鼻息行事，个个诚惶诚恐。背逆他的意愿或惹他不高兴的，随时会遭杀身之祸。以至后来，全国上下臣民皆敢怒而不敢言。

身为大秦帝国最高领导的始皇帝嬴政显然并没有想到自己的暴政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从横扫天下、一统六合的英雄，突然变成了作威作福、荼毒人民的暴君。这使得本身还对各种法律、各种政策还不是很习惯的天下臣民对其政权开始怀疑起来，他的这一变态暴政把他的“千秋万代”的梦想带入深渊。

从古至今，兴旺由俭败由奢，许多亡国之君都灭亡在挥霍无度、大兴土木上，虽然秦始皇不是亡国之君，但头脑极度膨胀的他却也做出了无限索取民力无限制挥霍的举动，具体表现在大肆修筑宫、穷全国之力修建陵墓等大型建筑，由于劳民伤财，这些举动极大动摇了秦国根本，这为秦朝迅速灭亡埋下了伏笔。

秦始皇在政权巩固之后便开始了兴土木、修宫殿。在发展建筑工程产业的同时，秦朝高层也没忘记对道路桥梁业的发展。公元前212年，秦始皇三十五年，秦始皇再次不顾众人反对决定修直道。这种路桥工程早在平定六国的次年就已经实施过，但头脑发胀的秦始皇认为规模还不够，还要扩大些。

秦国统一六国当年，秦始皇下令修驰道和甬道，连接极庙与咸阳。所谓“甬道”，就是在道路两侧筑起高墙，专供秦始皇从中行走，不让路人瞧见。这目标也太明显了，每当听到甬道里有动静，很大可能就是暴戾的嬴政又出来散心了。

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始皇帝养成了爱好建造宫殿的爱好，每当消灭一国，他就派专人到该国摹绘那里的宫殿建筑，然后依照其式样，在咸阳附近的北阪，筑起同样的宫殿。这种心理就好像是占有了一样东西然后把它存在记忆里，没事儿的时候去回忆回忆自己当年的辉煌一样。

秦始皇的宫殿建造之后自然是不会让他们空着，但是又没有一个发达的室内装饰装修设计产业，只能将缴获的看起来还不错的一些战利品放置其内，另外就是美女了，有人说美女才是男人最好的装饰，据记载，秦始皇的后宫宫殿群里列女万余人。北阪顿时也变成了东方建筑的博览会、东方美女的展示地。

秦始皇的享乐欲望和好大喜功的心理给整个秦国带来了相当大的浩劫。在这些大型工程中，秦始皇无偿征讨民工干活，还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滥征民力，而且在施工过程中不仅没有安全生产保障措施，还对劳力进行打骂，其中流传很广的孟姜女的丈夫就是典型的受害者。残暴的统治，使秦王朝领导高层逐渐的失去了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