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2年，秦始皇以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为由，开始大修阿房宫，据记载，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殿前可树5丈高的大旗。宫前立12个巨大的铜人，各重24万斤，系秦初收缴民间兵器销毁改铸而成。还用磁石做大门，以防有人携带暗器入宫。

在所有新建宫殿建筑群的规划上，秦始皇也请了专业队伍进行了规划、设计。在前殿阿房宫周围，建有大小楼台亭阁相互环绕。并且修建一条阁道，从阿房宫直达南山，在南山之巅再造宫阙。还要筑一条“复道”将阿房宫与咸阳连起来，其中有一段要跨越渭河。

阿房宫的修建是一个神话！唐代著名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里有这么几句就把阿房宫的宏伟、奢华表现的一览无遗：“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这等宏伟，在中国宫殿建造历史上，甚至是在中国古代建造艺术与技术上都不得不说是一朵建筑业的奇葩。

秦王嬴政的宫殿群当中最典型的当属阿房宫，至今，在各大高校建筑学院中，一旦讲到中国古代建筑的时候，阿房宫都是不得不提、不得不先提的建筑案例。只可惜在他老人家去世的时候都没有修建成功。

秦始皇在一边规划自己的建筑群的同时，为了能享受到这些人间罕见的超级建筑，他还坚持派人四处寻找长生不老之方，结果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所处历史时期的医疗水平，落了个带憾而终。结果包括阿房宫在内的兴乐宫、梁山宫等，虽然都修建得富丽堂皇，却始终没有等到自己主人的到来。

在当时的秦国，修建长城是国家的一项超大工程。劳民伤财、用人达30万，还有人说甚至有40万之多。男人不论老少，几乎都被征去当劳力。万里长城下，不知埋葬了多少的屈骨冤魂。

当代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建筑学家都曾对修建长城的难度以及动用的人力的数目做过一番评论。在没有挖机、没有吊车、没有直升机的时代，全凭劳动人民的双手，那得耗掉多少的人工。无怪乎有些无聊的研究人士曾撰文讨论，认为长城和埃及的金字塔等神秘建筑一样，有被外星人建造的嫌疑。

有著作称：不管长城究竟有多长，似乎可以确定地说，建造这样一种连绵延伸的防御工事，其后勤供应一定远远大于建造一座金字塔、堤坝或其他固定的纪念性建筑物的后勤供应。因为随着长城的延伸，筑城活动的中心经常变化，供应线也变得更长，而以秦朝当时的综合国力，提供这么庞大的后勤保障，难度非常大！

就长城而言，由于它越过的漫长的山脉和半沙漠地带，以及这些地区稀少的人口和冬季的酷寒气候，修建条件就变得特别困难。因此对于包括蒙恬在内的每一位建设者来说，都是个巨大的挑战，就是放在机械化程度很高的现在，工程量也是难以想象的。

除了阿房宫、长城等工程之外，始皇帝时期还修建了另外一项目前仍让全世界考古工作组魂牵梦绕的工程——骊山始皇陵。据考古工作者的估计，仅人工挖土方量就不少于1317.7万立方米，按照当代定额计算，需10万人干一年才可能完成，真不知道秦始皇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怎么能组织这么多的民工。

现在的骊山和长城都是旅游胜地，它们都已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为人传颂，阿房宫等也时常作为一种“美谈”为人提及。可是谁又能想象，在这些华丽和光鲜背后有多少弱者的汗与血的流淌呀！

和春秋战国时期相比，秦王朝在短短的几十年间便修建了一大批宫殿群、长城以及皇陵等大量工程，根据一些研究者的估算，秦王朝征发劳役与兵差所使用的民力，总数应该在300万人上下。这对一个两三千万人口的国家来说，是一个怎样不堪负荷的重担，不过浩大的工程也显示出了秦国国力强盛的程度。

秦始皇滥发徭役而置正常的生产、生活于不顾，在历史上实属罕见。他对老百姓无限制的索取，直接导致了社会老龄化严重、社会生产力的极大下降，并且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对以后社会的发展十分的不利，为后代帝王提供一个反面典型。

关于秦始皇的无限制、强制征徭役这件事，有很多著作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状况。清代杨廷烈曾在文中说：有人发现一种全身长毛的“毛人”，他们是当年为逃避秦始皇筑长城劳役而躲入深山老林的民夫的后代。由于在森林里生活、繁衍了千百年，所以他们全身都长出了毛，这些与世隔绝千年的毛人显然已经成了悲剧。

对于杨廷烈的文章人们无法判断其素材来源的真实性，历史上到底有没有“毛人”也无从考证。但是任何传言都不会空穴来风，根据秦国的当时状况，真是出现几个这种人也不足以为奇。倘若社会和谐，老百姓收入可观，当然不会有这种传说的出现。从关于“毛人”的传说上都能看到秦始皇暴政的缩影。

残酷的强征徭役，让普通老百姓们连孩子都不敢生了，别说送孩子去读书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像一股暗流一样正在逐渐形成，这股暗流就像一只巨大的黑手，他终究会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时机，由合适的人蓬勃爆发起来，直至推倒秦朝的暴政统治。

当时的秦朝，两三千万的人口，没有高科技，甚至没有一个稳定的能保证一家几口正常生活的口粮的收成，但是就算是在这种情况下，秦王嬴政还要对养着他的子民们进行剥削。为了维持秦王朝庞大的国家机器，满足秦始皇等少数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秦廷还向全国索取沉重的赋税。

秦代的赋税，主要有田租、口赋和杂赋三种。田租，即土地税，它按土地的多少征收。口赋，即人头税，它按人口征收。秦代的田租按1／10的原则分成计征。口赋则要比田租重得多，所谓“收泰半之赋”，就是要将一年收入的一大半，作为人头税上交国家。无休止的劳役和沉重的税赋，让广大穷苦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始皇帝相信可以寻求到长生不老药，只要能找到这种长生不老秘方，就能让他认为的这种和谐大同统治万年不变，于是他费尽心机，四处搜寻，但始终没有结果。

始皇帝后宫有佳丽三千，有数不尽的嫔妃和全国各地搜罗来的美女。始皇帝常常“纵酒后宫”，寻欢作乐。为了便于他轮流在各宫中淫乐，咸阳附近的宫殿都由复道、甬道相通。这种纵欲无度的生活，极大地消耗了始皇帝的精力，体力的不支更加剧了寻求长生不老仙药的迫切心情。

无论何种时候，马屁精、投其所好的人总是无处不在。了解到了始皇帝寻仙药的迫切心情，一些号称“方士”的江湖术士就开始闻风而动，他们使出各种方法忽悠秦始皇。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二十八年，秦始皇一行浩浩荡荡东巡到琅琊。齐人徐市等上书说，东海之中有蓬莱、方丈、瀛州三座神山，上面居住着仙人，并有长生不死的奇药，请求秦始皇委派他率领童男童女入海寻仙求药。向来迷信的秦始皇听说后非常高兴，立即下令建造大船，征集童男女数千人为他求取仙药。

徐市带着数千儿童，驾船入海而去，后音信全无。求药经历就这么莫名其妙结束了。但是秦始皇还是死心不改，始终相信有长生不老药。加之各种方士的各种忽悠与欺骗，秦始皇终于决定再次派人去寻找传说中的羡门、高誓，随后又派韩终、侯公、石生去探求长生不死之药。

公元前212年秦始皇三十五年，一直没有找到长生不老药的卢生，为了交差，就只能编各种鬼话自圆其说，为了逃避秦始皇的处罚，卢生不知道从哪儿搞了一本鬼神图书回来，上书“亡秦者胡也”，为了能让灭亡秦国的“胡”扼杀在摇篮之中，于是秦始皇便派大将蒙恬发兵30万北击胡人。

卢生为了忽悠秦始皇，他故弄玄虚要求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居处和行踪，这样就可以得到不死之药。卢生还建议秦始皇经过锻炼成为“真人”，并忽悠秦始皇“真人”相当神通广大，可入火入水而安然无恙，可以与天地长久。从不钻研自然科学、又求神心切的秦始皇便不再称朕，不再上朝，并自称“真人”。

始皇帝在寻找仙药的过程中一直听信卢生和众方士的谎言，但仙药仍不见踪影。而一直在编谎言的各种投机方士者也渐渐地难以自圆其说，欺君之罪越陷越深，便一起商量对策，他们在一起对他们的老大首先进行了一番大肆批评：刚愎自用、自以为是、贪欲权势，等等，然后自知前程凶多吉少，便趁早逃之夭夭。

秦始皇耗费无数精力花费大量民脂民膏让卢生等去寻找仙药，结果却听到卢生等人对自己的诽谤。一直心高气傲、行事又及其凶残的秦始皇嬴政大怒，便下令把咸阳所有的文化人全部捉去审问，不团结的这些文人竟然也相互告发，最终牵扯进去的竟有460余人之多。秦始皇下令把这些人全部活埋，这也就是著名的“坑儒”事件。

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天性聪明、性格温和，向来与咸阳城内各方士交好，又见父皇这样大施淫威，就加以劝谏，而此时杀红了眼的嬴政，任谁都不能阻挡他暴戾的性子，哪能顾得上扶苏。听到扶苏的直言劝谏，不但不听，反而立即下令将扶苏发配边疆，去担任正在那里戍边的蒙恬军队的监军。

在“坑儒”的前一年，秦始皇还曾下令“焚书”：凡秦记以外的史书和非博士所藏的“诗、书、百家语”都要烧掉，只准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以后若有再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官吏若知而不检举的，与之同罪；命令下达30日内不焚书的，受黥刑并罚4年筑城劳役。

“焚书”和“坑儒”这两件历史性悲剧事件，在中国人的心中留下了永远的伤痛。众多具有文化、艺术价值的史书及书画等作品从此失传，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大流失。这场焚书坑儒事件作为世界文化史的一次浩劫被载入了各国的文化史册，作为不尊重文化的经典案例流传下来，令国人为之蒙羞。

秦朝统治者的残暴统治，非但没有达到“家天下”的构想，反而促使强大的帝国短时间内便土崩瓦解。天道循环必有因果报应，虽然此时的始皇帝唯我独尊，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但他也不能摆脱这个自然规律。秦始皇对人民及群臣残暴的统治，最终还是激起了民愤。到了秦二世胡亥继位，更是在他老子的基础上变本加厉，疯狂地以严刑峻法谋一己私利。群臣人人自危，秦朝建立之初的一些管理制度已经名存实亡。

秦始皇去世之后，秦二世的继续暴戾统治使老百姓对嬴氏帝国彻底失去了信心。在多重原因的造就下，一个有抱负的年轻小伙子陈胜站了出来，大呼：天下苦秦久矣！并在大泽乡发动农民起义。

揭竿而起的义军一开始民心所向，所向披靡。在陈胜发动起义后的第三年，原本在一小地方的流氓头子刘邦也凑起了热闹，并且闹的动静还不算小，竟然率军攻入了咸阳。到了咸阳的刘邦召集当地豪杰开会，开始收买民心，并“约法三章”“除去秦法”，这一举措竟然让他最后取代秦始皇的子孙建立了自己的王朝。

刘邦作为一个基层的混混级人物，在揭竿起义中仅用了一句“一定革除秦朝法令”就深深地打动了当地的人民，他们听到刘邦起义口号之后纷纷响应，热诚拥戴刘邦。这充分表明了经历过秦朝苛政的人民对秦埋下的深深的仇恨。刘邦部分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汉王朝存在期间的确在国家管理制度方面进步了很多。

秦朝无情灭亡的事实，给社会和各层人民以深刻的警醒。人们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又重新想起了孔孟思想和言论，比如荀子的“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从秦末大起义认识到，人民的力量可以支持一个政权，也有力量推翻一个政权，可惜秦始皇迷信的是他那盗版法家思想，他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在秦始皇的家天下思想的影响下，他自己和二世胡亥都以所谓的天子自居，认为百姓就是自己的私人财产，可以任由他们掠夺索取，他们却没想到会被老百姓给推翻取而代之，所以，说到底人民群众是国家的基础。国家之兴亡，君主之威辱，官吏之贵贱，一切的一切都决定于民心的向背。

不管秦王朝当时做出了如何不靠谱的事，但它的存在在历史上都是有一定地位的，它带领中国走进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特别是，秦王朝统治的15年间，建筑业、农业、商业都得到了发展，制度建立的也相当完善，对后世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从商鞅变法开始，秦国的领导人都十分重视依法治国，尤其在嬴政重用韩非之后，在治国方略中重视了法家理论，形成了“缘法而治”的传统。法令一经颁布，包括国王在内，都不得随意更改，都必须遵法、守法。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也说明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这种理想化的构想。

领导者的艺术中有一条就是在政策的实施上一定要身先士卒，自己都做不到的事儿，怎么能要求别人去做？其实早在秦昭王时期这方面就特别注意。有次，秦昭王生病卧床，老百姓知道后，纷纷祈求神灵保佑昭王早日恢复健康，可昭王听过汇报后，不仅没有表示丝毫的欣喜和称赞，反而指斥那些百姓违反了秦法。

秦法中的《厩苑律》规定每年四月、七月、十月、正月，由政府安排考察耕牛喂养状况。对牛喂养得好的，加以奖励，对喂养不好的，给予处罚。所以当秦昭王听说百姓要为他宰杀耕牛祈祷时，就很不高兴。并解释道：法律规定如此，必须依法行事，不能让制度成了口号！这样一来，他的威信便更高了。

在秦国历代开明君主的努力之下，秦国逐渐形成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社会风气，人民对国家的忠诚的和认同感也达到空前的高度。秦朝统一六国后，虽然说文化无国界，但是统一后的交流还是要真正方便很多。在秦朝经营的15年间，文化、艺术、科学都得到了长足发展就是事实证据。

在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革中，学术思想界出现了诸子并起，学派林立，相互驳难的空前繁荣的文化气象。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纷纷著书立说，各逞胸臆，有的议论政治，有的阐述哲理，进行思想上的交锋，后世称之为“百家争鸣”，这些学派间的学术争论看似混乱不堪，但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活力。

“百家”，表示家数很多。西汉初期的司马谈（即司马迁的父亲），曾将“诸子百家”总括为“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虽然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各家有各家的道理，但对于历史的研究也因思路的不同表现出了精彩纷呈。

在包括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等学派的诸子百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要数儒家了。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则是孟子和荀子，这二老的作品，对时局的判断相当到位。这些文学家都不仅仅是文学家，还是思想家、政治家，对各行各业的发展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墨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非常受欢迎，占据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市场。墨家的创始人为春秋末战国初的墨翟。墨是一姓氏，跟张王李赵除了长得不一样，其他的没什么区别。墨子以及他的墨家思想主张“兼爱”“非攻”，反对战争。

墨家反对旧的贵族世卿世禄制度；主张“尚同”，希望有一个贤德的国君；还主张“节葬”、“节用”，反对儒家的“厚葬”和权贵们的铺张浪费。墨子及其门徒还是个科学团体，他们在天文、物理、数学等方面的研究卓有成效。

道家思想在当时也曾经辉煌一时，道家提出：佛即道，道法自然，如来。这句话的深层意思和现代社会的和谐有异曲同工之妙，简单道出了人与自然、宇宙的本质联系。道家“道”的本义是人走的道路，引申为规律、原理、宇宙的本源等意思。先秦诸子中以“道”为思想核心的学派，被称为“道家”。

在道家看来，人生在世，受到无数外在的束缚，如肌体之累，声色之乐，利禄之欲，死亡之惧，仁义礼乐之羁等，人生无数的烦恼和痛苦的根源也正在于此，只有超然于这一切之上，才能领悟到人生的真谛——道。所以他们讲求“无为”，主张追求个人的精神自由，提出要弃仁背义，废礼毁智。

对于大秦王朝来说，对其影响最深的要数法家思想了。法家主张法治，强调耕战，反对“法先王”，主张建立和巩固新的等级制度。他们将社会秩序、人伦规范等所有的道德范畴之内的东西全部用利害关系去解释，并制定出一整套的体系去规范，以此为出发点，建构起君主专制政治的基本原则。

法家提出的君主专政政治思想，直接把秦始皇带进了沟里，并且万劫不复。但是也正是由于法家思想的带动，秦朝才能建立起一整套君主集权制的专政制度，这对秦之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发展树立了一个榜样，一个范本。

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毫无疑问是中国人进一步摆脱蒙昧意识的思想解放运动。从产生百家争鸣的社会外部环境而论，当时的中国弥漫着一种自由、民主的气氛，统治者对士人自由的议学议政给予相当的宽容，表露出较浓的民主气息。

在百家争鸣时期，既然是争鸣，相互之间就会有冲突，像是一群人握着不同的思想围成一个圈在搞辩论赛一样。思想冲突是常有的事儿，而社会并没有一个管理有效的文化管理局，也没有一个追求真善美的标准。相互争鸣的百家只是以为真理只掌握在自己一人之手，其他的都是异端邪说，必须禁绝。

由于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没有强有力的制度对一些不合时宜的思想进行有效的控制，世间万物，分分合合，先秦诸子的这种唯我独尊意识，看似纷乱却在某种程度上揭开了中国古代思想界“独尊”局面的序幕。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做法，就是吸取了先秦诸子的经验教训而形成的。

儒家思想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笑到了最后。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发展前途一直不被看好，特别是在秦国，一直没什么市场。由于儒家思想不符合一心揽权的统治阶级口味，因此在秦国得到了限制。

秦王嬴政刚刚继位之初，有一本和儒家思想接近的著作非常有影响力，那就是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虽然这本书思想上和儒家思想有着内在联系，但它系统地说明了战国时期各种思想和文化知识，是各种思想的总写，而且还详细表达出了吕不韦本人对国家、国君和政权的各种思考和认识。

事实上，在吕不韦门下有不少儒家的信徒。吕不韦的执政方针，也采纳了不少儒家的某些主张。但吕不韦不能为嬴政所容，吕不韦兼采儒、法的施政纲领，也未被嬴政所接纳。但是不论嘴上强硬的秦始皇，还是站在实用主义立场上的秦始皇，最终还是看到了儒家思想对巩固其统治的重大作用。

儒家学说继承了血缘宗法时代的原始民主和人道的遗风，重视血亲人伦、现世事功、实用理性和道德修养，宣扬忠君孝长、社会伦理。司马谈以为，“其（指儒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虽然儒家思想的独树一帜不免有迎合统治者思想的嫌疑，但也正是这些思想使得社会和谐的发展。

儒家的封禅学说如同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一样，是迎合帝王的政治需要而制定出来的。秦始皇为了表示自己出于“天命”，就成为儒家封禅学说的第一个实践者，当然对自己巩固他们老嬴家的统治有帮助的思想他都看得到，都不排斥。因此，儒家思想也不可能全部被秦始皇所吸纳，他还是更倾向于法家的政治学说。

六国统一之后，出于统治的考虑，秦始皇最终认可了儒家思想，儒家文化开始被统治者重视。儒家代表孔子也被逐渐塑造成圣人，孔子的家乡曲阜至今都是人流量比较大的旅游胜地，世界各国的文化爱好者都要来拜访一下孔老夫子生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