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自六十年代起，初为强军，大建现代军事工业，造成东亚最大的兵工厂——江南机器制造局、规模仅次于江南制造局的天津机器制造局、远东最大的造船厂——福州船政局，不以营利为目的，都从国家财政拨款，或从海关税收中截取经费支持。

七十年代起，发现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持，强军是难为实现的，于是又为富国，大建民用工业，建成东亚当时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

但是这些企业大都带有一切国有企业的弊病：

第一是冗员充斥，人浮于事。福州船政局，一个1000多人的局厂，仅官府委派的各种管理人员就达100多人，沈葆祯接任船政大臣那天，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荐书盈筐”，“户为之穿”，每月定额经费5万两，“薪水工食”一项开支即达3.9万余两238，也难怪李鸿章批评它，“不足御侮，徒添靡费”。239

第二是行政命令，管理失当。例如张之洞在创办汉阳铁厂选址时既不靠铁矿，也不靠煤矿，而是选择靠近“省城地岸”的汉阳龟山下，主要就是因为“可以时常亲往督察”240，但是此处地势低洼，要建铁厂必须垫高地基九尺，还要修一段江堤，所以光建厂垫地基一项就耗费白银高达百万两以上。241

第三是入不敷出，粗制滥造。江南制造总局仿制的德国毛瑟11毫米前膛步枪，每支枪成本比外国的贵7.4两白银，并且水准不高，性能不佳，据说连李鸿章的淮军都拒绝使用它；1893年，汉阳铁厂建成时，一吨生铁价才20余两白银，而建成后的汉阳铁厂炼一吨铁所耗焦炭一项价格就达白银20余两242。

被李泰国骗了之后，清政府对创建一支现代化海军之事暂时丢下。1874年，日本派兵登陆台湾企图占据，虽沈葆桢带兵赴台将他们赶跑了，但这一事件却引起朝野的警惕，奕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紧急机宜，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拟海洋水师章程六条》入奏，建议建立三洋海军，李鸿章则提出“暂弃关外、专顾海防”。

“海防”论压倒“塞防”论，清政府决心加快建设海军。

1875年5月30日清政府下令由沈葆祯和李鸿章分任南北洋大臣，加速建设南北洋水师，并决定每年从海关和厘金收入中提取400万两白银作为海军军费，因考虑到中国当时的主要假想敌是日本，所以优先创建北洋水师。

1875年，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在英国订造4艘炮舰。

1879年，又向英国订造了巡洋舰扬威号、超勇号。

1880年，经过反复比较向德国船厂订造铁甲舰定远号、镇远号。

1881年，先后选定在旅顺和威海两地修建海军基地。

1885年，海军衙门成立，李鸿章又通过驻外公使分别向英国、德国订造巡洋舰致远号、靖远号、经远号和来远号。

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正式宣告成立，当时海军舰队堪称世界第六、亚洲第一。此后，舰队经费大幅减少，导致技术缺乏更新，设备老化严重243。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洋务运动的初始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军，但是历史的发展，却使洋务派种下了“龙种”，连“跳蚤”也没有收到，既没有实现国家富裕，也没有实现军队强大，人们把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看作是洋务运动结束的标志。

洋务运动结束了，它就没给中国历史留下点什么吗？不可能。历史上的任何一笔都会留下永久的印记，而这印记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可能会决定历史的方向。

持续了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留下的东西很多。

第一，政治格局的变化。

清入关之后，虽然也行儒教大礼，称天子，提倡满汉一家，但是本质上还是带有彻底的民族统治特征的，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说过，他们不仅在经济上“以兵之名额，坐领饷糈”，而且在政治体系上也一直处于上层的位置。

作为不到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的少数民族要完成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必须要依靠汉族士大夫去完成，这一点，满清认识得很清楚。但同时，他们更清楚的认识是，不能完全把政权交给汉族士大夫去管理。于是他们的政策是：既利用又限制，一般衙门满汉夹用，而外省督抚则多用满人，少用汉人，即使是在汉人为主的绿营兵里，其将领基本上也都用满洲人。

但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情况发生了变化，汉族士大夫崛起，逐渐取得了在政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1861年，慈禧发动了“辛酉政变”，夺取了清政府的最高统治权后，对曾国藩湘军集团放手利用，完全改变了过去既利用又限制的方针，曾国藩湘军集团也就得以发展成为清政府中最大的实力派。从1861年到1864年四年多时间，先后有21个湘军集团头目出任督抚，以1863年为例：清政府共设8个总督，15个巡抚，而湘军集团中的人就占了5个总督，9个巡抚。到了七十年代，中国的18个省中，有15位巡抚是汉人，15位按察使是汉人，14位布政使是汉人，同时，较低级的官僚机构也被汉人支配了，在道台以下官衔的官吏中，汉人占90%，满人占7%，蒙古人只占1%强，而汉八旗还不到2%。244

同治中兴之后，汉族士大夫不仅拥有了军事大权，而且掌握了地方的政权和财权，伴随着这种汉族士大夫势力的明显增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900年，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后，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四川总督奎俊、闽浙总督许应骁、福州将军善联、巡视长江李秉衡、江苏巡抚鹿传霖、安徽巡抚王之春、湖北巡抚于荫霖、湖南巡抚俞廉三、广东巡抚德寿、山东巡抚袁世凯等把朝廷之“旨”定为不真实的“伪诏乱命”，并坚决表示不予执行，并和各参战国达成协议，这就是清史上著名的“东南互保”。有意思的是当朝廷接到“东南互保”的奏报后，面对如此公然的抗旨行为，竟然下诏称汉族地方督抚的这一行动与自己的意思“正复相同”，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这一事件的产生充分表现了晚清地方汉族势力的增长和中央控制力量的削弱。

这一削弱的过程一经出现，便走向一发不可收拾的境地。张明在《民国的角落》一书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情：广州黄花岗起义之后，两广总督张鸣岐下令在全境搜捕革命党。一天，一位在广州测量学堂读书的学生放假路过广东偏远山区的紫金县，不留神碰上了几个防勇。由于这个学生没有辫子，所以防勇们就抓了他，准备将他当革命党送到上面请赏。学生急中生智，说，“我是学生，你们要拿我，先要跟我到学堂去通知一声”。于是几个防勇押着那个广州测量学堂的学生来到了紫金县唯一的一所小学堂，找到了学堂从广州聘来的格致（即数理化）兼体育教员甘晖如，虽不认识，但是甘教员出于对剪了辫子的“同志”天然的同情，将他藏了起来，并让几个学生去找学堂的总办——乡绅钟荣山，说大兵闯学堂抓人了。正在喝酒的钟荣山告诉学生抓紧回学堂将防勇捆了，一切有他做主。学生们摩拳擦掌地回学堂捆人去了，而酒场上一个人却勃然大怒，就是一同喝酒的巡防营的负责人陈家裕。当场质问钟荣山为什么纵容学生捆绑他的士兵，双方吵了起来，最后知县出面调停，说好由他负责调查处理。第二天，学堂方面提出，学生方面被抢去白银200两，金表1只，金戒指1枚，要求巡防营如数交还，缺一不可（当然都是胡扯），并要求哨官陈家裕办酒20桌赔礼道歉。防营方面当然不肯，僵持良久，结果是由县署出了300两银子，并办了10桌酒，事情才算平息。245

两件事情，一件大事，一件小事，从这两件事件中，我们明显地看出了政府权威的弱化速度，仅仅十一年，地方乡绅力量的增长已经到了敢于和政府武装叫板的地步，而这些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市民社会产生的基础。

地方势力的增长，不断推动着中国封建专制体制的瓦解。1912年2月12日，在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等人的劝说和逼迫下，宣统帝溥仪的母亲隆裕太后接受了《清室优待条件》，发布《逊位诏书》，宣布清宣统皇帝退位，并授权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至此，大清帝国正式终结，并被中华民国取代与继承，统治了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正式宣告灭亡，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帝制也宣告灭亡了。

而这一切的产生，不能不归因于洋务运动中地方势力的增长。

第二，近代中国工商业的发展。

商品交换的产生，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开始了。在以后中国五千多年的经济发展中，虽然也出现过钱庄、商铺、作坊等资本主义运作方式，虽然也出现过范蠡、吕不韦、沈万三等知名商人，虽然也出现了晋商、微商等商业团体及各种商会，但是资本主义并没有得到大力的发展，也没有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力量。

明末清初在中国手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所出现的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和自由劳动力市场成为中国真正资本主义的萌芽，然而即使是这种萌芽产生了，其发展的速度也是极其缓慢的。阻碍中国工商业发展的因素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重农轻商的传统认识。由于农业在自然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在政治管理中的特殊作用，中国封建帝王和思想家大都推崇“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从商鞅开始，奖励耕战就成为重要的治国之策，汉高祖刘邦就曾强调，“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246。

二是税收制约。由于对商业的轻视，各朝政府对商业都是课以重税的，太平天国战争前后发展起来的厘金制就是这种税收政策的表现，它对国内流通的货物在每个地方关卡都收取2%～10%的厘金。跨省跨区就要缴税，这生意怎么做？所以对商业流通的发展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三是交通运输业的落后。实体经济是以货物为载体的，有市场必要有货物的转运，所以，为了便于货运和客运，市场必须位于水陆交通方便的地方，市场的大小与水陆交通的方便程度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清朝后期，由于缺乏从中央到地方交通运输条件的改进，使得中国被分割成成千上万个互不往来的地方市场，因此分工只能在狭小的地方市场内发展，而不可能形成全国性市场及相应的高层次分工协作。另外，由于交通运输的限制，大城市只能协调邻近区域的分工，而不能成为全国性分工网络和交易中心，这就使城乡之间在生产力水平、收入差距方面都在不断扩大，从而形成典型的二元化社会，同时也使大城市的发展受到了局限。

中国商业发展的限制在清朝后期不断减弱，资本主义开始逐步发展起来。十九世纪中叶，列强为倾销其商品和掠夺中国廉价原料，开始在租界开办轮船修理、原料加工等工厂。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从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军械所和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的三所洋炮局开始，一直到1890年，洋务派在全国共创办了21个军工局厂247，其中规模较大的有5个：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制造局、湖北枪炮局。虽然洋务派兴办的这些军事工业，带有浓厚的封建性，腐败现象严重，但在客观上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民用企业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由于洋务派在兴办军事工业和建立新式海陆军过程中深感财政困难，同时又逐渐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富强不仅是因为船坚炮利的“长技”，更主要是因为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所以，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始洋务派在继续“求强”的同时，又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共创办了民用企业20多个248，除少数采用官办或官商合办外，大都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主要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官督商办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和打破了“洋商”对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垄断，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看到了丰厚的利润，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也开始投资工业，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中国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工业应运而生。从1868年至1894年商办企业有50多个，主要涉及缫丝、轧棉、纺纱、面粉、火柴和造纸等生活服务行业，其中重要的有发昌机器厂、继昌隆机器丝厂、贻来牟机器磨坊、公和永缫丝厂、同文书局、自来火柴公司等。在私人资本发展的初期，虽然这些企业大都是采用半官方的形式存在，但是规模小，常常受到享有种种特权的外国企业的排挤，同时还不断遭受到地方官吏的随意敲诈勒索。虽然举步维艰，但这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开始，它标志着中国社会经济运行方式开始发生重要变化。

从1895年起，民族资本有了大量的增加，1903年，清政府成立了商部，1904年颁布了《公司法》，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从1895年到1913年，中国至少创办了549家近代工商业249，而这一时期的企业也大多是取得官方资助或得到官方的支持的，它们大多集中在轻型制造业、食品加工业和采矿业，也正是这些企业奠定了中国近现代工商业发展的基础。

第三，工人阶级的产生。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廉价商品的大量倾销和封建剥削的日益加剧，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形成了中国工业发展的产业后备军。伴随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广东和浙江，尤其是在香港产生了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他们主要是由掌握了特殊手艺的城市工匠组成的，在造船厂或修理厂里做工。

随着官办企业与外商工厂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逐渐发展，1870年时大概1万人，到了1894年则达到10万人，1910年达到24万人，到了1920年左右则发展到200万左右250，但是后来发展起来的工人阶级与第一代工人阶级明显不同的是他们大都是来自农村的没有技术的劳动力。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本来就是社会上最弱势的“无产者”，即使变成了工人，他们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还是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主要有四个表现。

第一，工作时间长。十九世纪末期开始，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实行8小时工作制，但是中国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却长达12～14小时251，多的甚至达到16～20小时，而且，多数工厂没有星期天。汉学家费正清编著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写道，“在1905年前后，工厂经常是连班倒地开工，即实行每班劳动十二个小时的两班制，全年劳动三百到三百二十天。”252

第二，工资水平低。中国工人劳动时间长，工资却少得可怜。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姜铎在他的《中国早期工人阶级状况初探》中详细分析了1920年以前各类工人的工资水平，指出即使是男工精工的工资水平，也不到美国平均工资的1/7，当然更不用说工资最低的纺织工人了253。情况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工厂按日计算工资，一切例假工资按日扣除，发生事故停工，当日的工资按时计算，如果再加上铜币贬值、粮价上涨等因素，工人群体的生活之困难可想而知，“工人往往只能一天吃上一顿饭”254。

第三，工作条件恶劣。由于当时技术设备落后，工人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经常处于极不安全和极不卫生的工作环境之中，伤亡事故不断发生。在日本资本家控制下的抚顺煤矿，从1906年至1919年的十三年间，共发生大小事故30482次，死亡1468人，伤31625人，平均每年2344次，死亡113人，伤2482人255。其他如棉纺、机械、印刷、化学、卷烟等行业，也因伤亡事故、职业病和职业中毒失去健康甚至被夺去生命者，不计其数。所以费正清说，“严重事故的频繁发生，职业病的盛行，卫生条件的恶劣，这一切使人想起欧洲工业革命初期的状况。”256

第四，政治社会地位低下。中国近代企业中，广泛存在着带有封建奴役性质的用工制度，如学徒制、包工制、包身工制、养成工制等。工人可以随便被开除、罚款、挨打、扣工资和搜身，资本家和工头甚至可以设置刑具，对工人进行拷打和动刑。辛亥革命以前，清政府在官办厂矿都驻有军队，用以“弹压”工人。甚至在1912年，袁世凯颁布的《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中仍规定：“同盟罢工者，首谋处四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0元以下罚金，余人处拘役或30元以下罚金。”257

由于恶劣的生存环境与社会地位，中国工人阶级从诞生那天起就不断地进行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斗争。其最初是个别的或少数的工人采取同雇主吵闹、向官厅告状、破坏机器设备、抢劫库房、烧毁原料或制品等方式进行反抗，后来逐渐发展到数十人、数百人、甚至数千人的有组织和领导的怠工和罢工，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规模和形式不断发展。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在广州出现了最早的搬运工人组织——广州打包工人联合会。1858年，香港20000多市政工人和搬运工人，在反对英、法侵略军占领广州城的斗争中，罢工回广州。这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一次大罢工。此后，有组织的工人罢工运动不断增加，据不完全统计，1840年到1904年的六十多年间，有文字记载的工人斗争共约30次，平均每年不到1次；1905年到1913年的九年间，共约70多次，平均每年约8次；1914年到1919年5月，共120多次，平均每年20多次，呈逐年递增趋势。

中国近代工人罢工的矛头指向两个方面：一个是与资本家的斗争。例如，1914年10月，上海招商局、太古、怡和三个轮船公司的宁波籍海员举行同盟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同年12月，上海黄包车工人举行同盟罢工，反对增收车租；1916年，北京政府财政部印刷局工人、上海翻砂工人、上海英商香烟公司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举行了罢工。等等。

第二个方面方向就是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例如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香港船舶修造工厂拒绝为法国侵略者修理军舰；1903年，云南蒙自万余矿工参加了资本家发动的临安起义；1907年到1909年，安徽铜官山的矿工们在矿务工会的领导下展开斗争，废除了英国在铜官山开矿的合同，收回了矿权；1912年，安庆的工人在孙中山的支持下，积极参加了焚烧鸦片的斗争；1915年，在反对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运动中，上海、汉口、长沙等地日本厂雇用的中国工人举行罢工和游行示威，并积极参加抵制日货的运动；1916年11月，天津法租界全体工人，包括搬运工人、店员、仆役、巡捕在内的1700多人进行罢工，斗争一直坚持到1917年3月，终于取得了胜利；1919年冬，安徽繁昌桃冲铁矿工人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控制和剥削，取得胜利。

中国工人阶级从诞生之日起就表现了较高的反资反帝的政治觉悟，成为推动中国民族独立和政治发展的中坚力量。

而这一切成绩的取得，我们都不能不承认这里面有洋务运动努力的结果，虽然这一切仅只是他们收获的“跳蚤”。

所以，从历史的影响力来讲，洋务运动比太平天国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