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近代中国史，绕不开康有为，因为康有为的成长史，既是一部清末中国的发展史又是演变史。

康有为（1858-1927年），名、号很多，因是广东南海人（现佛山市南海区），所以多称其为“康南海”。

康有为出身于以理学传家的官僚家庭，少年聪颖，加上家庭环境的影响，4岁时就会识字，5岁能够背诵几百首唐诗，6岁入私塾，师从番禺简凤仪，当年就读完了《大学》、《中庸》、《论语》、《孝经》，据说有人出“柳成絮”为题让他作对，康有为应声而答“鱼化龙”，听说这件事的人都觉得“此子非池中之物”，于是得“神童”之名。

由于其祖父悉心教之以诗书礼仪，督其以古代圣贤为榜样，导致少年康有为不知不觉中一言一行刻意模仿，不但不苟言笑，而且言必称“圣人”，同乡人都笑称他“圣人为”，康有为欣然接受，常以圣人自居。自记，“童子狂妄，于时动希古人。某事辄自以为南轩，某文辄自以为东坡，某念辄自以为六祖、邱长春矣。俛接州中诸生，大有霸视之气”。258这种少年才情是李鸿章、洪秀全，更是曾国藩所不能比的。

1876年，19岁的康有为拜南海著名学者朱次琦为师，求学于礼山草堂。在朱次琦独立思考精神的影响下，青年康有为以自己的眼光重新审视各家学说，大胆质疑，认为韩愈学问浅薄，浪得虚名，甚至不把宋明时期的大家放在眼里，认为他们根本没什么学问。这让同学们惊骇不已，认为他目无尊长，言语放肆，逐渐疏远他，老师朱次琦也“笑责其狂”。

郁闷的康有为静坐养心，“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259“哭歌无常”的康有为实在让同学们有点受不了，都认为他得了“心疾”。落寞的康有为只得告别书院，此后，竟然过了一段栖息山林的隐士生活。

1879年，22岁的康有为读了李圭的《环球地球新录》后，专门游了一次香港，英国人治理下的香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写道：“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敌视之。”260

1882年，康有为“高考移民”到北京参加乡试，返乡时路过上海，逛了这个外国人控制下的花花世界，对“西人”治理社会的印象更加深刻，于是他开始认真思考外国人治理国家比中国人先进的原因。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康有为疯狂购买“西书”，“凡上海广学会出版之书报，莫不尽量购取”261，即使是“于政治哲学，毫无所及”的“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类书籍。

后来的一件事情更是推动了他对西学的热爱。1885年3月，康有为突然头痛，很严重，“几乎死去”，在遍请中医毫无效果的情况下，他想到了西医，于是自行钻研，自行配制西药，给自己治病，居然治好了，这次经历使康有为更加信服西学。262

1888年，30岁的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他一生中的第三次乡试（考举人），思想不太正统而又醉心于西学的康有为在正统的八股科举中要想取得好成绩是很困难的。很显然，他后来的发展不如曾国藩和李鸿章顺利。

当时，不败而败的中法战争刚结束不久，他痛感民族危机和朝廷贪污腐败的风气，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一月初八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强调只要“变成法”，“十年之内，富强可致，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属地而雪耻不难矣”263。

但是一个普通“秀才”的上书几乎是不可能上到光绪的桌子上的，这跟“上书”本身的思想性并没有关系。心灰意冷的康有为甚至产生了“浮海居夷”的念头，但是最终还是返回了老家。

1890年，33岁的秀才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的墙壁上贴出了广告，准备招学生，开馆讲学。但是招生广告贴出半个月，也没有一个学生光顾。然而不久，转机出现了。有一天，广州五大书院之一的学海堂先生石星巢因事外出，仓促之间，没有替手，忽然想到康有为，便请他暂代一课。讲堂之上，“学贯中西”的康有为口若悬河，旁征博引，独出新解。一席既终，学生们“无不骇愕”。每天为科举而忙碌那几本教科书的学生们根本没听过这些东西。就这样引来了大弟子陈千秋，陈千秋又拽来了最著名的弟子梁启超。但是梁启超一开始根本看不上康有为，虽然康有为比梁启超大15岁，但此时18岁的梁启超已经考上了举人，而康有为的学历呢？只是个监生264。然而，初次见面，“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康有为就把自以为已经精通上下五千年“旧学”的梁启超打蒙了，感觉“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自是决然舍去旧学，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265举人拜监生为师，其示范效应可想而知。一日之间，康有为声誉鹊起，优秀学子，摩肩接踵，联翩而来，康有为开始了他轰轰烈烈的教书生涯。一年后讲堂搬到邝氏祠，又过半年，驻定文昌后殿，始称“万木草堂”。

康有为像

秀才也没考上的中年康有为，在吸引喜新求异的十八九岁青年学生方面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他讲学的宗旨是“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所以学生夸他“上下三千年，纵横九万里，康先生尽之矣！”266在这里，他经常向学生们讲解时事，介绍中外政治制度的利弊，一起讨论拯救中国的方法，其教学手段与教学内容都是当时社会中较为少有的，梁启超常用“大海潮音”、“狮子吼”来形容康有为的讲课效果。他回忆说，每当康有为“语及国事杌陧，民生憔悴，外侮凭陵，辄慷慨欷歔，或至流涕”，激动时“联臂高歌，声震林木”。在康有为的引导下，万木草堂的学生“懔然于匹夫之责而不敢自放弃、自暇逸”267。就这样，一个学术团体悄然转变为一个具有明确目标的政治团体，在这里，他成就了一支具有近代西学思想的维新变法队伍。

在广东的这段时间内，康有为结识了今文经学家廖平，从廖平的《知圣篇》、《辟列篇》等文中受到启迪，相继写出了《新学伪经考》及《孔子改制考》268，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前一部书把人们历来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民主思想、平等观念的人（细节问题我们后面会谈到）。

知识只有和权力相结合，才能发挥它改造世界的功用。一腔热血的康有为要想使自己的理想作用于现实社会，必须要拥有权力。而在那个时代，想拥有权力，对于他来讲，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行。

1894年，刚考上举人的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师生二人结伴北上，一起来到京城参加进士考试，但两个人都没考中。

1895年，师生二人再次结伴北上，来到京城，会试结束，等待发榜。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纷纷上书声讨李鸿章的卖国行为。深感“士气可贵”，4月22日，康有为、梁启超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上清帝第二书》）然而这次上书仍未能上达光绪。269

经过多次折腾，康有为名气大增，许多官员都知道了这个反动的“狂生”。令康有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895年这次会试的主考官就记住了康有为的名字，他就是“守旧，恶西学如仇”的大学士徐桐270。徐桐在考前就说，无论如何都要把康有为挡住。他跟副考官们通气：凡是广东考生中文章特别“出色的”，肯定是那个康有为写的，见到此卷一定要拿下去。结果，考官们真看到了这样一份“出色的”试卷，经过对文章立意、观点和风格的分析，认定无疑是康有为所作，于是立即“弃置一边”。由于文章写得实在是才华横溢，一位副考官还在这份试卷的卷末写了两句俏皮话：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惜哉惜哉！然而谁知道这份被认定是康有为的试卷，竟是梁启超的。康有为在这次考试中，一反常态，突然间规矩了，老老实实地写了，没被考官们查出来。发榜的时间到了，竟然是第五名。事前的幕后操作没操作成，成绩公布了就没办法了，必须按规矩给进士授官。据说，徐桐当时“既怒且惭，归语门者，康如来谒，拒不纳”。

郁闷的不仅仅是徐桐，康有为也很郁闷，最后被授予的官职几乎令他绝望——工部主事，这个小官对他实行变法、改造社会的伟大理想几乎是不起任何作用的，清帝国给他的这个台阶不够高。

为实现理想抱负，康有为仍以文字为武器，以“上书”为敲门砖，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十一日，康有为又上书光绪帝《请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呈》，这就是有名的《上清帝第三书》。有志者事竟成，《第三书》终于送达光绪帝，并且深深打动了光緒帝，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命令军机处王公大臣对其内容详加讨论，并下令将《上书》抄写4份，一份呈送慈禧太后，一份留军机处，分发各省督抚将军阅读，一份存乾清宫光绪寝处，一份存勤政殿备览。

收效显著，趁热打铁，康有为又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闰五月初八日，写了《上清帝第四书》，正苦于投递无门时，袁世凯主动帮忙交给督办军务处，却又被荣禄拒绝。第四书终究没有上达光绪帝，但康有为却因此对袁世凯有了好感。

上书的门路被堵，康有为的倾诉对象开始转向士大夫，于是创办《万国公报》271，于1895年8月17日创刊，“遍送士夫党人”，使其“渐知新法之益”。11月中旬，成立强学会。12月16日《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发刊一个月零五天，即遭封禁，1896年1月20日停刊。

1895年11月，康有为离京南下，在上海组织了个强学分会，组织发行了《强学报》，宣传维新变法，派送赠阅，并不收费，但仅发行5天，出版第二期时又被查禁了。

1897年11月，德国出兵侵占胶州湾，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康有为在广州听到此消息后，立刻赶往北京。12月，呈《外衅危迫，分割迭至，急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少存国祚折》，史称《上清帝第五书》。因为这个折子情词激烈，刺激人，工部堂官认为他危言耸听，不为代递，心灰意冷的康有为决定移民巴西272。行李都装上车了，却逢翁同龢273来访。一个当朝重臣和一个“基层”主事密谈了什么，史书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接下来的历史事实是：一、康有为留了下来；二、光绪皇帝收到了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的奏折，请皇帝召见康有为“垂问国事”；三、光绪皇帝表示要亲自召见康有为，命令总理衙门安排一下。工作都做到这个份上了，但奕就是不安排，他的理由是：“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见。今康有为乃小臣，皇上若欲有所询问，命大臣传语可也。”274于是工部主事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的西花厅进行了一次“论文答辩”，参加的答辩委员会成员有：北洋大臣李鸿章、总理衙门行走翁同龢、兵部尚书荣禄、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

《上清帝第五书》几经周折到达光绪的南书房。光绪读完这封长达7000余字的奏折，确实被康有为震撼了，从此，他对康有为格外垂青，下令以后康有为如有奏折，即日呈递，不得阻拦。而康有为也懂得知遇之恩，对光绪终生感激，将一生的政治赌注都押在了皇帝身上，并铁定了他对君主立宪的信念。此后，无论中国政坛如何风云变幻，他都对此坚持到底，矢志不渝。

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又上了《应诏统筹全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请求光绪帝发起变法，比较国外诸国形势，强调“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1898年4月12日，康有为在北京又组织了个保国会，设会宗旨是“保国、保种、保教”，即保国家政权，保民族自立，保圣教不失。在北京、上海设总会，各省、府、县设分会，要“合群策、群智、群力”，发愤救亡，推动维新运动。在成立大会上，康有为慷慨陈词，“二月以来，失地失权之事已二十见，来日方长，何以卒岁？”275很是感人！

1898年6月11日，光绪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实行新政，“变法自强”，戊戌变法开始。6月16日，光绪皇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赏六品衔，任“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就是没有编制的总理衙门主管大臣的秘书），同时给他以专折奏事的权力。半月后，梁启超以举人身份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授以办理译书局的事务。

9月5日，光绪给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四人各加四品卿衔，参与新政，代皇上草拟所有有关新政的诏书，因为当时的四大章京颇有实权，所以按梁启超的说法是“名为章京，实为宰相”。

6月11日以后，“很开明”“也很上进”的光绪帝不断发出“行新政”的诏书，甚至“一日数令，倾泻而下”。然而法不是随便就可以变的，法变则人变，法变则权力变，法变则利益变。把别人的利益变没了，把别人的权力变没了，兔子急了也是要咬人的，原来没咬你，主要是还没到那个份上。大量的急风暴雨式的变法惹急了大量的“顽固派”。

也就在光绪把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四人提拔为总理衙门章京的当天，慈禧就和荣禄商量要废掉光绪皇帝。9月14日，光绪在变法期间第十二次去颐和园请安，请示开懋勤殿议新政，被慈禧太后严厉驳回，这是变法启动以来没有过的情况，光绪感觉不妙，回宫以后，就写了一道密谕交给杨锐，其内容是：“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谏，太后更怒，令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期望之至。特谕。”这就是后来传说中的“衣带诏”276。

杨锐接密诏以后，约林旭商筹，让谭嗣同出面冒一个险。9月18日深夜，谭嗣同到法华寺面见袁世凯，拿出光绪皇帝的密谕，要求袁世凯迅速举兵，先杀荣禄，然后包围慈禧居住的颐和园，并许诺说事成以后立即升袁世凯为直隶总督。

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同时逮捕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等六人277。本打算审审，但刑部尚书赵舒翘上奏说：“此等乱臣贼子，杀无赦，何必问供。”于是9月28日，六人被斩于北京菜市口。张之洞“活动”了两天也没“活动”出一个来。

满怀报国之志的康有为后台不够硬，当然，他既没有学谭嗣同“以血唤醒国人变革的希望”，也没有学林旭“为报光绪帝知遇之恩，不顾安危，向慈禧太后力谏，保存光绪”，而是跟他的学生梁启超逃往了日本。

由于“光绪帝尚在”，所以康有为从此一心“保皇”。1898年12月23日，他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宗旨。一面抨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一面颂扬光绪皇帝。这当然引起清政府不满，多次向日本政府交涉，不许康有为在日本居留。

1899年4月3日，康有为离开日本赴加拿大，到处演讲，强调“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希望华侨“齐心发愤”，“洒血以救圣主”。

1899年7月20日，他与李福基等创设了“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保皇会。这既是一个政治组织，又是一个经济组织，所以又称“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先以会员捐款为经费，做宣传、通讯、办报之用，后来以集资办实业为主。为激励华人参加和捐献，康有为不断派出弟子分赴南北美洲、澳洲等有华侨居住的200多个城市做宣传，“功高者莫如救驾，酬劳之厚尤出非常，此千古罕有之遇也，苟救得皇上复位，公司中帝党诸臣，必将出力捐献之人，奏请照军工例破格优奖，皇上必垂谕允。凡救驾有功者，布衣可至将相，古来常见，愿共发愤，立致显贵，不拘出身，无失机会。”278拳拳爱国之心加上对“利润”的美好预期，保皇会迅速发展，总共建立保皇总会11个，支会103个，会员发展至百余万人，招股数百万。以现在眼光看来，不知算不算非法集资？

保皇会成立以后，总会设在香港和澳门，康有为任总会长，梁启超、徐勤任副会长。作为一个以办实业为主的组织，保皇会先后创办了香港公益客栈、中华酒店、渔票公司、墨西哥华墨银行、电车公司、轮船公司、芝加哥琼彩楼餐馆、横滨译书局等一大批公司。此集团公司是否盈利，因财务管理混乱279，不得而知，反正是保皇会经营危机不断出现。

皇没保了，钱没赚到，康有为倒是过得很舒服，“两年居美、墨、加，七游法，九至德，五居瑞士，一游葡，八游英，频游意、比、丹、那，久居瑞典”280，携家带口，前呼后拥，“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十六年于外，无所事事，考政治乃吾专业也。”281当然，在考察政治之余，还是登了埃菲尔铁塔，乘了热气球，访了滑铁卢古战场，上了纽约三十层摩天大楼，住了最豪华的酒店，吃了美味大餐，娶了三太太何旃理（美国华侨）、四太太市冈鹤子（日本人），甚至于1904年，在瑞典买下了斯德哥尔摩东南沿海的一座小岛，并在岛上建起中国式的园林。

晚年的康有为更是生活奢侈，“有别墅三处、妻妾五房和未婚子女六个，每月总开支两千银元左右。”282

康有为全家福，1921年摄于上海。中排右起：五夫人廖定徵，四夫人市冈鹤子、元配张云珠、康有为、二夫人梁随觉、六夫人张光

如果我们因为康有为的生活奢侈就说康有为是个政治骗子，也是有失客观的。他还是一个有着坚定的思想信仰的人，一生努力，只为保皇。1908年光绪皇帝死，消息传来，康有为“泣血呼踊，号于昊天”；辛亥革命成功后，清帝溥仪下诏退位，康有为仍不妥协，创办《不忍》杂志，主张“虚君共和”；1917年，和北洋军阀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虽然十二天后就在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1927年康有为七十大寿，溥仪送亲手书写的“岳峙渊清”匾额和一柄玉如意作为贺礼，康有为受宠若惊，重整前清官服，遥拜天恩，挥笔写下“谢恩折”。

说康有为是一个为达目标不择手段的人是比较客观的。为奠定自己的学术界地位，剽窃廖平《知圣篇》、《辟刘篇》而成《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作为一个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为成帝师，影响光绪皇帝，实现维新变法，七次上书；为利于发行，冒用上海广学会所办《万国公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为拯救光绪伪造“衣带诏”，组织人马搞暗杀，派弟子招人购枪准备兴师勤王，甚至亲自向英国人求援。

说康有为是一个言行不一自相矛盾的人也是客观的。赞美西方的一夫一妻制，却先后娶妻妾达六人；反对弟子不能自立，却处处维护师道尊严；强调人类平等，认为屈抑他人为仆婢“大背几何公理”，可他晚年使用的仆婢竟达数十人之多；“极好西学西路，而礼俗器物语言仪文皆坚守中国”；处处赞美民主政体，但是却始终努力保皇专政；理论上强调世界大同，却在行事上只专注中国。

1927年3月19日，康有为去一位广东同乡家做客回来，喝了一杯柠檬红茶，腹痛如绞，后医生诊断为食物中毒。疼了一天，于1927年3月21日（阴历二月十八）清晨5时断气，没有孔子活得长。

据说死时七窍溢血，尸体不僵。

自信、坚毅、思想狂放，行事偏激，生活中而又热衷名利的圣人死了。无论如何，由布衣而成为戊戌变法的领袖，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