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希特勒的审判在第一天就已经到达了一个转折点。这位主要被告将诉讼过程搞得天翻地覆，使执政三雄成为他在精神上（即使不是事实上）的共同被告。站在专注倾听的众人面前，希特勒已经判决他们有罪——罪在与他观点相同，愿望相同，一起参与策划了暴动。

他把敌人批得焦头烂额，猛烈抨击魏玛共和国的议会基础，并且表示他领导的暴动有其被迫发生的理由。在审判第一天，希特勒已经按着自己的需要设定了反击范围，明确阐述他所领导的运动动机的纯洁性，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一心想当英雄的无私领导者，而非叛徒。自从那个11月的夜晚在市民啤酒馆里取得短暂胜利以来，希特勒肯定是第一次感觉到面对广大公众发表激情演讲时才有的那种兴奋的陶醉心情。这无疑是一次复活。他向全世界，特别是向他自己表明，他仍然宝刀在握，不可小觑。

接下来，执政三雄在暴动过程中的罪责问题开始成为审判的重点。法庭诉讼也开启了一扇窗户，让人们了解到战后处于混乱状态的国防军军事使命不明确的情况，了解到极右民族主义者如何颇为轻视魏玛共和国及其领导人和议会。在以后几周里，有关证词还将揭示出前所未知的旨在推翻德国民主制度的更大阴谋。

眼下希特勒可以堂而皇之地扮演交叉询问员、演讲者和独角演员的角色。在没有遭到法官奈德哈德反对的情况下，希特勒表现得更像一位律师，而非被告。他时而手舞足蹈地提出问题，时而打断别人的陈述，以期增加别人的证词。根据德国诉讼法，被告几乎可以随意质问证人，但是被告提出的问题由法官来掌控，法官有权裁定言语行为属于越轨表现。法官奈德哈德只是在希特勒出言不逊侮辱他人时进行了干涉，此外少有裁定越轨表现的时候。后来即使他提出的警告也遭到希特勒粗暴的漠视。

在接下来的两天当中，希特勒和法庭上的每个人重温了三名关键被告亲自讲述的1923年11月8日和9日那两天暴动事件之前的准备情况。这三位重要被告是：武器精良的高地联盟准军事组织首领韦伯博士、慕尼黑前警察局局长恩斯特·帕纳、战斗联盟军事指挥官克里贝尔。在对外保密的开庭审理过程中，韦伯和克里贝尔首次讲述了国防军、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和各股准军事组织之间所展开的密切合作与秘密训练情况（直接违反了《凡尔赛条约》）。例如，韦伯举例说明了“以前从未面对过的敌人炮火”的新兵重点操练情况。他透露说，实弹“神枪手射击”训练至少每周举行三次，都是在国防军军官的指挥下“进行训练。希特勒也参与进来”。这样就巧妙地暗示政府方面也卷入到他领导的暴动行动中，强调国防军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训练他手下的纳粹冲锋队一事，把卡尔、洛索和塞瑟尔都牵扯了进来。希特勒说自去年10月以后，“我们的部队就在（国防军）兵营进行强化训练，不是为了守卫边境，而仅仅是为了发动进攻，包括训练向北进军不可缺少的所有技术环节”。希特勒还说，他手下的部队通常都是夜间训练，或者在工作之余进行训练，经常穿着国防军制服或者是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的制服。所有这种活动均处在洛索要求进入“最高备战状态”而下令举行演习操练的大背景下。希特勒表示，那种压力是促使他举行暴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已不再可能把日夜奔向兵营，一心只想打仗的那些人拉回来。”1

韦伯、帕纳和克里贝尔各自均为有时变得恶毒的审判氛围增添了一份诅咒。韦伯交代说，暴动一开始他便下令一队他手下的准军事组织成员“阻止那些东方犹太人——外族寄生虫们带着全部外币仓皇逃跑”。当时这项命令从未被执行过，在暴动当晚没有接到有人出逃的报告。这些情况无关审判宏旨。只是命令本身如同暴动当天夜晚彻底搜查抓捕那些姓名听起来像犹太人的人质一事那样，反映出纳粹党及战斗同盟迫不及待地推行疯狂的反犹太主义政策的真实面目。

帕纳留着毛茸茸的蓬松发式，戴着一副无框眼镜，表情严肃，在法庭上表现得更为强势。他在证词中谴责1918年革命，称其为“针对全体德国人民的叛国行为”。他还说这种叛国行为是那些“受国际犹太人共济会驱使的异族人士所为”，其结果为世人所不齿：德国高官们“突然之间在犹太人面前扑倒在地，连滚带爬，称犹太人为‘阁下’”。帕纳的陈述坦率直白，令人深感震惊，又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他毫不犹豫地承认，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最高政治领导层一直在密谋推翻柏林政府。“如果你们指控我犯有叛国罪，那么在过去五年里我们一直干着叛国这件事。”他的话音刚落，法庭里爆发出一片哄堂大笑。

克里贝尔这位强硬的战斗联盟军事首领也讲述了自己在暴动中所担当的角色。但是他又回忆说，1918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投降使他走上了右翼民族主义道路。一战快要结束时，克里贝尔是一名必须在西班牙斯帕市的停火委员会工作的德国军官。他回忆说，那时他成了可以想象到的“最粗野下流的羞辱行为”的攻击目标。他描述了停火问题解决后德国代表团离开时的情景。他回忆说：“一伙喝得醉醺醺、怒气冲天的人向我们扔石头，毫不留情地咒骂我们。”克里贝尔见此情景，将身体探出火车窗外，向那些羞辱作弄他的人挥舞着拳头。在不知道他所讲的话有多灵验的情况下，他高喊道：“再见！过不了几年我们还会见到你们。”

克里贝尔谈到了暴动那个漫长夜晚和第二天上午所发生的事情，尤其当他谈到最后向音乐厅广场行进的情景时，他原本躁动不安的证词中更加充满了感情色彩。克里贝尔当时同希特勒，还有那位后来被枪击身亡的舒伯纳-里希特走在第一排。“克里贝尔上校断断续续地讲述暴动细节时，在法庭里都能听见深深的呼吸声，”有位现场目击者这样写道，“一位被告律师站起身来，说出那个可怕的字眼‘谋杀’。任何人甚至包括主审法官或检察官在内都没有提出异议。”

希特勒证词中那种看似漫无边际的表述范围，再加上克里贝尔的愤怒陈说，到审判第三天已使一些现场目击者不禁在想整个事情究竟是为什么，因为法庭现场无人对传说中的被告的叛国行为留下什么印象。“如果公开审理仅仅是为了让人们听一些反法、反比利时演讲，那么这个诉讼过程肯定没有理由再继续下去了。”伦敦《泰晤士报》抱怨道。2

克里贝尔出人意料地使法庭审判上出现了最令人难忘的激动时刻。然而还是希特勒再次抓住了可以利用的机会，取得了更加明显的效果。当时副检察官埃哈德要求他“简要解释一下”他是如何策划大规模进军柏林行动的。衣食、住宿等诸如此类的后勤保障如何解决？进军在外交政策上又具有哪些意义？

希特勒这位明星被告从椅子上站起来，在他的答复中以其希特勒式的典型探究演讲方式，就对外政策、世界历史和叛国罪等方面的问题滔滔不绝，大发了一番议论。他的“回答”不间断地持续了22分钟，首先猛烈抨击了英国在历史上推行过的“权力平衡”政治理论和法国企图称霸欧洲的勃勃野心。“法国只想瓦解德国，以达到其称霸目的。”在希特勒看来，法国是德国以血相溅的最终敌人。3他在审判第一天的激昂演讲中已经说过：“我宁可在布尔什维克化的德国吊死在路灯柱上，也不愿意在法国统治下快乐地生活。”4

希特勒对法国的猛烈抨击只是一个跳板；他随后又回顾了发生在西班牙、意大利和土耳其的“全国起义”，讲述了19世纪末德国发生的俾斯麦“革命”有多么伟大。他还描绘了由他策划的进军柏林行动而引发的“全国起义”的辉煌图景。“在慕尼黑、纽伦堡和拜罗伊特，会出现难以形容的快乐场面，热情的浪潮席卷全国，”希特勒振振有词地讲道，人民大众将会看到，“德国的苦难即将结束，只有通过起义才能得到拯救。”希特勒再次抨击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有人问我是否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德国不是依靠大多数人的决定建立起来的，而是依靠历史名人的意志和决策建立起来的，而且经常违背大多数人的意愿。德国是英雄（俾斯麦）缔造的，绝不是大多数人缔造的。”

希特勒坚守对于重复、重复、再重复具有强大影响说服力的坚定信念，以叛国罪为议题，重申他此前表示过的观点：“叛国罪是唯一惩罚失败的罪行。”作为一个反面实例，他再次提到了俾斯麦。“在左翼人士看来，俾斯麦犯了叛国罪，发动了政变。”希特勒侃侃而谈，“当俾斯麦解散议会时，《法兰克福报》称之为叛国行为……俾斯麦的叛国行为后来变得合法化了，因为由他创建了德意志帝国。1918年的叛国行为从未变得合法化，他留给德意志帝国的只有苦难。”

上述论断也许经不起仔细的历史检验，但是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之言，不同凡响。希特勒又在驾轻就熟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他唤起了自己对于暴动企图所怀有的一种伟大豪迈的感觉。他甚至开始粉饰那场暴动的失败，为他以后打造的个人传奇埋下了伏笔。“我认为我们当时就要改变德国的命运，可是后来我们的努力失败了。……有时命运以意料不到的方式进行干预。当我观察如今的发展势态时，我得出结论是：更多的世事已成过眼云烟，也许这是一件好事。”上面这句话比较早的暗示出在通过革命手段还是通过政治手段在德国追求权力的问题上，希特勒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变化。

但是在这种即兴演讲的过程中，希特勒也不会放弃从时代的角度进行功过评判的机会。“你们不要以为这次审判会搞垮我们，”希特勒在法庭上这样说道，“你们当然可以把我们关起来，但是德国的人民大众不愿意搞垮我们。我们的监狱也将会打开大门，到时候会让被告变成原告。……未来的人们将会宣告我们无罪，并且认为只有我们才有勇气奋起反抗（1918年）仍在继续不改的叛国行为。”希特勒把话锋一转又回到现实中来，开始对他的宿敌卡尔展开猛烈抨击。“如果让他当政，那就是一种灾难。”他最后说。

希特勒在怒气冲冲地大发议论的同时，可能已经气喘吁吁了。他刚一把话讲完，副检察官埃哈德便说道：“我只想问希特勒一个不算过激的实际问题。”

“我没有故意冒犯你。”希特勒说。

埃哈德：请你原谅——我甚至并不认为有人冒犯我。我要说的意思是，也许没有必要以这样论战的方式回答问题。

希特勒：根本不是这样。不过我的气质秉性与州检察官有些不同。

埃哈德：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件好事。5

他们之间的对话只字未提衣食住宿，也未提及问题涉及的后勤保障环节。首席检察官施滕格莱因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在证词是否切题的问题上，法官没有一点责备的表示。至于谁站在台上掌控着法庭审判进程，人们一刻也没有表示质疑。这次审判实际上变成了希特勒在政治上亮相走秀的机会。“希特勒向众人亮出了他作为下一个俾斯麦的名片，”德国一家新闻社这样评论，“而且猛踹了卡尔先生几脚。”6

与此同时，那些被告律师也纷纷屈尊利用这次诉讼机会在律师事务方面故作哗众取宠姿态，引起审判现场众人颇为不悦。一位名叫卡尔·科尔的律师气势汹汹地无端侮辱施滕格莱因，声称如果这位首席检察官认为卡尔、洛索和塞瑟尔没有参与暴动，他就不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这些话现在听起来无关痛痒，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却近乎对个人的严重冒犯。虽然后来科尔被迫收回自己说过的话，但是施滕格莱因却没有忘记受到的怠慢。

除了希特勒的证词外，最让人热切期待的莫过于鲁登道夫将军的出庭。在检察官把希特勒称为那次暴动的“灵魂人物”之前，有些人认为鲁登道夫在政治地位及象征意义上与希特勒不分伯仲。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鲁登道夫毕竟（同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一道）担任过统帅所有德国军队的司令官。尽管在战争快要结束时他精神崩溃，逃离了战争，他仍被广泛视为德军往日荣耀风采的化身。有些报纸，比如《纽约时报》和《柏林日报》在大标题中称这次审判为“鲁登道夫-希特勒审判”。然而鲁登道夫在这幕好戏中的地位已是摇摇欲坠。有传言说，在最高层可能早已达成了协议，一定要宣布这位英雄无罪。希特勒显然已经崭露头角，既是被告名人，又是在审罪行的主要组织策划者。眼下这位正在衰老的将军终于有机会向众人表明他在民族主义者政变阵营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尽管鲁登道夫只有58岁，但是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苍老。

鲁登道夫那辆配有专职司机的轿车星期四当天陷在了雪地里。因此把他出庭作证的日期改在星期五，在法庭上用了整整一下午的时间。鲁登道夫以军人的强硬语气一连讲了将近三个小时。7但是他讲的内容漫无边际，又是读信，又是引用俾斯麦的话语；既讲述莱茵兰地区的分裂主义趋势，又细说了他朝思暮想的复辟君主制一事。后来他又专门谈到他认为是天主教会对德国的近乎出卖一事。鲁登道夫还无缘无故地冒犯天主教占有优势地位的巴伐利亚州，证明他是站在证人席上的最危险人物。巴伐利亚人早就怀疑鲁登道夫对德国南部的事务不感兴趣（因为他是来自北方的普鲁士移民）。这一回便感到自己的种种怀疑得到了证实。8

更为不妙的是，有些人甚至怀疑鲁登道夫是否同现实已经失去了联系；他那种漫无边际的讲话听起来给人以老迈昏庸之感。他矢口否认在发生暴动那天夜晚事先知道任何有关情况，只是说自己在整个事件中扮演的是极为被动的角色。但是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鲁登道夫了解暴动详情。9（后来鲁登道夫甚至声称“希特勒误导了我，欺骗了我”，并称这位纳粹领导人“只不过是就会使用标语口号的冒险家”。10）“鲁登道夫看上去像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纽约时报》这样写道，“鲁登道夫从未这样很有说服力地证明自己在政治上的无能。……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他都已是一位垂暮老者了。”社会民主党在柏林创办发行的报纸《前进报》不失时机地公开痛责这位将军“完全缺乏政治判断力”，“同战争期间那些目光敏锐的下属们心目中的那位鲁登道夫并无二致，即‘愚蠢的军官学员’”。11希特勒虽然在开庭第一天的演讲中出于政治上的精明考虑热情称赞了鲁登道夫（“我崇拜他”），然而上述那些尖酸刻薄的话语也不会使希特勒感到懊恼。希特勒这位“狂热分子”已经在想方设法疏远那位反复无常的老将军了。

法庭审判本身也有几个非比寻常的小插曲。在第一周里，几位辩护律师同新闻界代表的外界展开了一轮象征性的斗争。第一位律师向法官奈德哈德抱怨说，《慕尼黑-奥格斯堡晚报》（München-Augsburger Abendzeitung）错误地报道了律师在举行秘密审判问题上所持有的立场。这家报纸写道，虽然各名被告一心要避免通过公开审判的形式危及国家机密，“辩护律师们却不这样看”，因为他们强烈抵制全部进行秘密审判的做法。“我以在此的全部律师的名义表示抗议。”那位律师气鼓鼓地说道。他还列举了亲纳粹的《民族信使报》（Völkischer Kurier）上刊登的一篇根据匿名人员提供的情况所写的报道。文章写道：

有人对我讲了下面这样一个故事：“一天我乘坐有轨电车恰巧坐在两位素描画家旁边。我在法庭上特别留意过他们，因为当时这两个人发出了讥笑的声音。他们都在向对方展示着自己画的素描。其中一位看上去像是保加利亚人或匈牙利人，总之像是典型的斯拉夫人，展示着一幅三角形漫画，上面画的是一位非专业法官。另一位是个犹太人，得意扬扬地展示着一幅着实令人作呕的鲁登道夫漫画。画面上的鲁登道夫看上去心烦意乱，面容憔悴，两眼充满恐惧地呆望着前方，活像一个受惊的小动物。”

那位律师要求法官奈德哈德禁止“这样的人”报道这次法庭审判。奈德哈德爽快地答应了。“我们已经采取必要的措施将这种人请出现场。”法官说道。

但是那位律师没有就此罢休，他还要把矛头指向国外新闻界。据他披露，有一家外国报纸报道说，被告们好像对于自己遭到的指控并不在乎，只是“装腔作势”。他补充说：“被告都是地地道道的德国人，他们以最纯洁的动机体现着一个神圣的理想。当然，他们不会揪着头发、撕开衣服走进法庭。在德国法庭上，我们应该严厉禁止国外报刊这样粗暴地对待被告。”鲁登道夫的律师非常反感《纽约先驱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以大字标题称鲁登道夫将军为“啤酒馆革命的领袖”。这位律师也要求法官禁止“如此滥用来访者的权力”。

巴伐利亚州检察官施滕格莱因对此忍无可忍。他也必须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一家报纸声称，在希特勒先生发表抗辩声明的过程中，每个人都非常严肃，只有州检察官除外，他脸上一直带着屈尊的微笑。那完全不符合事实。对于州检察官在希特勒发言时表现不得体这样的说法，我表示反对。”12

律师这样的胡言乱语突出体现了审判希特勒所有的政治化性质，也体现了报纸在20世纪20年代国民生活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希特勒一同组织参与暴动的被告对于暴动过程的陈述不尽相同，但是全都齐整划一地符合希特勒在开庭审判第一天所设定的基本框架。每一名被告都强调这次政变企图树立的好高骛远的目标，大唱爱国主义高调，同希特勒声称的拯救德国论调一脉相承。他们还详尽地讲述了希特勒有时提出的“用刀剑”从事政治活动的模糊暗示。在暴动期间发挥关键作用的希特勒突击队首领威廉·布鲁克纳站在证人席上怒气冲冲地高声叫道，“德国需要那些对祖国怀有炽烈的爱，对敌人怀有极大仇恨的人”，他们也愿意使用暴力手段，就像鲁尔地区那些从事破坏活动的人一样，由消极抵抗转为积极抵抗。13

控方势单力薄，而希特勒这边则有10名被告，11名律师。14另外还有名人希特勒和鲁登道夫（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相反，控方只有两人：施滕格莱因和埃哈德。即使他们背后有国家权力的支持，这两位律师看上去也是毫无锋芒，政治上中立，手段软弱。例如，施滕格莱因从未对被告宣传性的证词长度或内容提出过异议。

拥有九名共同被告和一屋子唠叨饶舌的律师，这对于希特勒而言是个很大的优势，他不必凡事都亲自费力应对。在审判过程中，既不是希特勒，也不是他的律师劳伦兹·罗德，提出了法律上的第一个挑战——正式要求逮捕卡尔、洛索和塞瑟尔，而是布鲁克纳的律师科尔首先出击。本来法庭气氛已经因为执政三雄在酝酿暴动方面所起的作用这个问题变得紧张起来。科尔提出“立即逮捕”这三个人，使得法庭气氛变得更加紧张。科尔是法庭上最具锋芒的人物之一，又因为报纸上经常提到他身体肥胖，所以他也是法庭上最有分量的人物之一。他身材不高，古板迟缓，双眼低垂，就连胡须也是向下微垂，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尊小加农炮。“被告已将重炮安排到位。”《慕尼黑邮报》这样写道，并没有多少开玩笑的意思。15

希特勒及其纳粹党人一直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和国防军开展密切合作，这一点到现在已经确定无疑。他们也得到慕尼黑市警察局（所谓蓝衣警察，因其蓝色制服而得名）的庇护，这一点一开始并不广为人知。帕纳的前首席政治顾问，现在沦为被告的威廉·弗里克出面作证，才使事实大白于天下。弗里克和帕纳在1919年至1922年间执掌着慕尼黑市警方大权。有了强大的政治后台，慕尼黑市警察局才可以在扶植刚刚兴起的纳粹运动方面发挥着秘密作用。“本来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1919年和1920年把它镇压下去，”弗里克说道，“但是我们认识到不应该把这个小小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镇压下去。”因为他们在纳粹党人那里看到了“德国复兴的萌芽”。弗里克侃侃而谈，听上去好像是希特勒的演讲词撰稿人（如果希特勒真有一位的话）。同希特勒一样，慕尼黑警方的这两位掌门人看到马克思主义大潮席卷劳工运动时，便决心消除这股大潮的影响，把工人们拉进民族主义者的阵营。“我们保护着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和希特勒先生。”弗里克坦白地说道。16

随着暴动计划的展开，弗里克和帕纳接到的任务是控制警察机关。但是他们最终在警察指挥部被捕。法官奈德哈德提出了一系列证据，证明弗里克事先得到消息并在暴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对此，弗里克闪烁其词，支吾遮掩，摆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所有这一切似乎并未使希特勒大伤脑筋。他后来任命弗里克为第三帝国内务部长。弗里克在担任这一职务期间发挥着急先锋的作用，为纳粹政权犯下了累累罪行。

到了审判第二周，改建的陆军学校法庭里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法官奈德哈德对于胡言乱语，对于有时出现的恶意旁敲侧击听之任之，不加阻挡，因而引起不满。“人们感到一场雷雨即将来临。”《慕尼黑-奥格斯堡晚报》上的一个新闻栏目这样评论道。巴黎《时代报》甚至把法庭上的气氛形容为“雨暴风狂”。17《纽约时报》写道，有些魏玛共和国的支持者们“称这次审判是有史以来在德国举行的最丑恶可耻的审判”。18

政府部门也开始变得忐忑不安。在希特勒的猛烈抨击迫使他们采取守势以后，3月4日，他们召开了巴伐利亚部长会议（实际上就是政府内阁），会上不少人紧张焦虑得直搓手。让他们感到失望不安的主要原因是奈德哈德在法庭上的表现。他成了与会部长们嘲笑抱怨的对象。内务（警务）部长弗朗茨·施维耶博士说，他不断收到国防军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的投诉，抱怨法官对于法庭上一些人诽谤他们的行为不加制止。有位部长指出，奈德哈德曾经说过鲁登道夫是德国培养出的最优秀人物，不由得使人猜想这位法官要宣布鲁登道夫无罪。还有一位部长表示，显而易见“这位法官有失公正”。有人指出，被告正在享有过多的自由。他们的房间总是敞开着，伙食讲究，每天在庭院里自由活动两个小时，还可以随时接待来访客人。韦伯甚至还享受过“周日度假”待遇，在慕尼黑市里周游一天。最后司法部长弗朗茨·古特纳承认他同奈德哈德会见过几次，并且知道人们对于他允许希特勒“连续发言数小时”19感到不安。（尽管古特纳对这次审判持有保留意见，他后来在第三帝国时期还是做了希特勒的司法部长。）

与此同时，这次审判正在变成令人不可意料的冒险活动。在审判进行到第二周的星期四时，《福斯日报》写道：“发自希特勒-鲁登道夫审判法庭上的报道读起来好像是分期连载的长篇小说。”20这家报纸有所不知，在几个小时之内审判过程又将富有戏剧性地进一步陷入低谷，人们一直被压抑着的情绪突然间爆发出来。好战的律师科尔又成为此次事件的煽动者。科尔当时针对检察官施滕格莱因的办公室在涉及另一个诉讼委托人的案件中滥发逮捕证的做法颇有怨言。21他指责施滕格莱因的办公室对“疯狂抓捕活动”情有独钟。这一下让施滕格莱因无可容忍。他暴跳如雷，使审判过程暂停下来。“在这次审判过程中，我三番五次成为恶意中伤的目标，有时简直是人身攻击。”他几乎压抑不住心头的怒火这样说道，“我始终控制着自己的反应，千方百计使审判过程严肃地顺利进行。我极力避免说话带刺，伤害别人。可是我受够了！今天你们也太过分了。……从今往后我绝不参与使我的个人荣誉不断受到如此攻击的法庭审判了。埃哈德先生，请你主持法庭审判吧。”

施滕格莱因怒气冲冲地大踏步走出了法庭。当施滕格莱因从面前走过时，科尔讥笑道：“能接替你任州检察官职位的人多得是。”22

“太过分了！”法官奈德哈德气急败坏地说道。甚感难堪的审判长把审判延至第二天继续开庭。

施滕格莱因的过激行动立即成为头版新闻。“对希特勒的法庭审判突然中止。”《福斯日报》头版新闻报道宣称。“你们太过分了。”这家报纸的专栏作者以大字标题这样写道。境外报纸也在关注此事。他们认为检察官愤然离去表明，奈德哈德控制审判现场的能力有限，并将其视为德国司法系统的有失颜面的日子。显然审判长没有控制住审判现场，也缺乏镇住个性很强之人的信心和能力。年轻的副检察官汉斯·埃哈德对施滕格莱因的举动大吃一惊。他认为那是一种战术上的失误。“他应该猛拍桌子，对法官大声呵斥，”埃哈德说道，“不过他很可能在冲突中落败。”23

第二天律师科尔赔礼道歉（略作表示），检察官施滕格莱因又回来主持审判。人们又可以再度关注下面这个审判核心问题：卡尔、洛索和塞瑟尔在暴动阴谋中究竟被卷入多深？对希特勒的法庭审判原计划持续两周，现在看来要进入第三周了，主要是回答上述问题。

希特勒采取的以有效进攻为最佳防守的策略正在奏效。他白天站在法庭前面小小的被告席上四处张望，每天晚上在简陋的军官学员房间里阅读大量有关他的法庭审判的新闻报道，希特勒可以看出事情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连续两周大张旗鼓地指责和揭露卡尔、洛索和塞瑟尔，已经极大地赢得了新闻团体和公众舆论的信任。检察官施滕格莱因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在周末，众人期待的堤坝终于决口了。施滕格莱因宣布因卡尔、洛索和塞瑟尔涉嫌犯有叛国罪，决定对他们三人进行调查。法庭审判已经正式变成慕尼黑一家报纸后来所说的“两种不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较量，一方是以卡尔为核心的老派民族主义者；另一方是以备受崇拜、上帝派来的领导者为核心的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新派年轻民族主义者”。24接受调查的执政三雄原本在镇压希特勒暴动行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有望出示针对希特勒最为不利的定罪证据，以其誓言、制服和责任代表着现存社会秩序。但是眼下他们却可能面临被指控犯有叛国罪。

这使得检察官面临着一个奇怪的困境：他刚刚开始调查其犯罪行为的这三个人却是他此前传唤来的证人。正如一家报纸后来在那一周内以大字标题描述的那样，这是“一场奇怪的审判”。

3月10日，星期一，即在审判进行到关键第三周的第一天，每个人都欣喜地发现天气转暖，积雪消融。25然而即使春天在招手，法庭审判也很有可能因执政三雄陈述的对抗性证词而变得昏天黑地。无论他们讲过什么，做过什么，都会对政府的权威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对巴伐利亚州在德国公众中的声誉以及对他们自己也会产生好坏不一的影响。他们的现场表现如何，完全取决于一个人。此人正坐在那里察言观色，了解动向，伺机猛扑，将他们逼入困境。此时法庭审判已经变成一场高风险的“抓把柄”游戏，其政治意义每个人心里都清楚：执政三雄在希特勒布下的共同犯罪之网里陷得越深，希特勒的行市涨得就越高。

洛索首先到法庭陈述证词。他是一位腰背挺直的典型德国军官，年龄56岁，头发稀疏，戴着一副无框眼镜。他出生于巴伐利亚，然而在风度举止上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普鲁士军官。由于受暴动影响，他被革除了军职。这位从前的国防军指挥官到庭时身穿简朴的黑衣长礼服，未穿官方戎装画像中显示的那样饰有宽肩带、佩戴勋章的华丽军装。

尽管洛索是一位中将，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东线和西线战场度过，远离大屠杀行动。他曾经担任德国驻土耳其首席军事代表，协助土耳其成功抵御同盟国军队在加里波利登陆。与经过战争磨炼的冷酷粗鲁军官（比如克里贝尔）不同，洛索在外交和谈判方面经验丰富，手段高明。他毫不惧怕证人席，毫不惧怕希特勒。

洛索径直走向站式讲台（他自己要求过。大部分证人都坐在法官席前的一张小桌旁），把一份厚厚的手稿啪的一声放在讲台上。他前来打一场硬仗。洛索是风度优雅、训练有素的军官阶层化身，比大多数人更有理由对那位军人暴发户表示愤慨。洛索此次出庭有大事要办：他一定要使自己免入牢狱，还要让希特勒继续身陷狱中。

洛索总共陈述近六个小时。“如果有人从别的星球来到法庭上……他一定会认为洛索就是手握发光利剑的圣米迦勒[1]。”对鲁登道夫颇有好感的《德意志新闻》这样写道，“他左劈右刺。……我们很快就吃惊地发现这位将军粗暴固执的口气并没有吓着审判长。”26其他报刊突出报道了洛索傲慢好战的陈述风格。“他的法庭陈述声音洪亮，显得急躁，有时很有说服力。他的证词很有针对性。”一家报纸这样报道说。他满有信心地把左手插在衣袋里，慢慢转过身来面对听众，像是一位老练的演讲家。讲到紧要之处，他便训练有素地挥一挥右手，以示强调。27另一家报纸写道：“作为一名同希特勒唱对手戏的主角，他的表现堪称精彩绝伦！”28

洛索强烈否认对进军柏林感兴趣，他说那是“小孩子把戏”，有可能引来法国和捷克军队出兵进犯。他曾预言，一大批缺乏有效后勤保障（衣食、住宿）、准备又不充分的武装人员很快就会变成一帮鱼肉当地百姓的窃贼。29

洛索承认一开始他同希特勒的关系不错。洛索回忆说，当他们在1923年初首次见面时，这位纳粹领导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那种印象不久便消失了。“我注意到他在所有重要演讲中一直反复说着同样的内容。其中有些内容已经为所有持民族主义立场的人充分理解。还有一部分内容只能说明他完全脱离了现实，对于哪些是切实可行的事情也缺乏了解。”30这位将军认为，希特勒的“动力就是野心”。他的弊病在于“爱国主义热情过高”，跟他理论毫无用处。“在谈话过程中，只有他一个人讲个不停，很难听得进反对意见。反对意见对他不起任何作用。”

洛索表示希特勒还是一个骗子，讲过许多谎话。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列举希特勒在1923年说过的一番话。当时洛索违抗命令，没有因《人民观察家报》中伤泽克特的妻子就将其查封。希特勒对一家报纸说，他第一次看到我“人性的一面”，洛索回忆道。“希特勒声称他保证支持我。他表示向我（没有向其他任何人）郑重承诺不会举行暴动，他会在同柏林的斗争中支持我。”至于有人认为希特勒后来会突然对洛索产生了亲如一家人的感觉，这里将军以嘲笑的口吻说道：“希特勒……对‘残忍’这个词情有独钟。我从没听过他使用过‘多愁善感’这个词。整个说法都是事后编造的。”

希特勒声称洛索和执政三雄中的其余两人在暴动之夜违背了他们的郑重承诺。对此洛索坚决否认，并表示“是希特勒违背了自己的诺言”才导致了目前的审判局面。一位记者写道，这时“整个法庭鸦雀无声，就连坐在大部分听众席上的被告同党也默不作声。希特勒坐在那里，满脸涨得通红。鲁登道夫将军不时地把镶有角质镜框的眼镜从眼部扶到了额头上，一共扶了很多次。”31

洛索将军并没有以胜利的姿态出现在法庭上（眼下他成了刑事调查对象），但是他的证词却使得人们对希特勒的信任遭受到打击。洛索将希特勒贬斥为“虚张声势的冒险家”“政治鼓手”，并表示如果他要纠正过去两周里的虚假言论，“我就得在这里连续不停地讲上好几天”。

在洛索陈述证词的整个过程中，希特勒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到了傍晚6点15分，洛索刚刚把话讲完，希特勒立即跳了起来，断然表示洛索的陈述“失实有误”。但是他要等到洛索的犯罪同谋古斯塔夫·冯·卡尔出庭，然后再质问洛索这位证人。

古斯塔夫·冯·卡尔那时61岁，在开始陈述之前就注定要落败。身材高大、咄咄逼人的洛索退席之后，身材矮小、海龟模样的卡尔出场了。他长着一张肉乎乎的脸，留着海象似的胡须，看上去像是一位另类英雄。虽然他两次成为巴伐利亚州的强势人物（主要因为他官场手腕高明，又属于君主制保守派人物），他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是软弱无能，不好合作，优柔寡断，缺乏主动出击的魄力。他在做法庭陈述时内容单调乏味，声音低得有一半人根本听不见。“同洛索的升调陈述相比，今天全是降调。”一位颇有音乐修养的现场目击者这样写道。固执而又狡猾的卡尔反应迟钝，声称记忆力衰退，总想躲在“官方机密”这块遮羞布后避而不言。他的陈述表现触怒了希特勒及其诸位律师。在卡尔断断续续站在证人席上出庭作证的三天里，他们对卡尔展开了无情抨击。与现场进行反击的洛索不同，卡尔的表现可谓恰如其分：一位可能被判有罪的被告。“人们几乎想象不出还有什么反差能比卡尔的证词陈述同开庭第一天时希特勒证词陈述之间的反差更大。”《慕尼黑-奥格斯堡晚报》这样写道。“希特勒激情迸发，性情外露，卡尔则沉稳平静，不时流露出忧郁悲戚、无可奈何的情绪。”32

卡尔那冗长的开场陈述刚一结束，希特勒就开始发难。希特勒一开始就像是一位优秀的律师那样，首先要问清楚何时，又通过何人，卡尔在1923年秋季被任命为巴伐利亚州主任专员，大权在握。希特勒提出了如下问题：“你何时第一次听说要设立主任专员这样一个职位？”

卡尔：这确实不好说。

希特勒：这不是事关哪一天的问题，而是事关全局的问题。

卡尔：我无法肯定回答。

希特勒：八月末，还是九月初？

卡尔：我说不准。

希特勒又变换了一下方式问道：“最初的提议是部长会议提出的，还是后来在州主任专员办公室任职的某个人提出的？”

卡尔：我无可奉告。

希特勒还想在秋季演习问题上将卡尔逼入困境。秋季演习是个掩人耳目的说法，特指在举行暴动几周前准军事组织同国防军合并一事。卡尔知道些什么？何时知道的？每次重要提问卡尔都拒绝向希特勒透露任何情况。

时间就这样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直到陆军学校的外面天色已经黑了下来。随后卡尔采用的“刺猬战术”（一家德国报纸这样写道33）进一步升级。他拒不直视希特勒和任何其他质问者，毅然坐在证人席上面对律师，背对着法庭上的其余人士。

律师们渐渐地从卡尔口中套出了有关他计划成立的德国执政内阁的更多细节。审判现场目击者们惊讶地发现，就政权更迭一事同卡尔磋商，或者相互磋商过的人士包括鲁尔地区著名商人弗里德里希·米努克斯，东普鲁士贵族、政治家威廉·冯·盖尔男爵，右翼泛德意志联盟领导人海恩里希·克拉斯，以及德国军界两位最知名人物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海军总司令和莱因哈德·舍尔海军上将。有关情况变得越来越明朗：1923年秋季，即使希特勒没有抢先仓促笨拙地举行暴动，德国也很有可能爆发其他形式的政变。无论是由巴伐利亚执政三雄成立执政委员会，还是由泽克特将军在柏林成立一个由商界和军界人士组成的阴谋集团，推翻议会制的势力都很大，而且分布广泛。34“当时正在拟订一个旨在改变德国宪法的重大行动计划，而且这个计划有可能现在仍然会得到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赞同。”伦敦《泰晤士报》这样写道。35

在卡尔出庭作证的最后一天，希特勒无法抑制自己对卡尔那种回避反应表现出的沮丧情绪。他屡次就啤酒馆暴动之夜他们在一起真诚握手一事向这位主任专员施压，描绘出一幅卡尔把左手放在他们紧握在一起的右手之上的动人画面。“你第三次同我握手，”希特勒坚持说道，站在距卡尔只有一码远的地方，嗓门越来越高：“你第三次握着我的两只手！”

紧接着希特勒喊了起来：“我在这里撒谎没有？”

法官奈德哈德：请不要激动。证人会回答的。

希特勒：（厉声高叫，挥舞着双手）我是不是骗子？

卡尔：我只能再说一遍，我确实不记得曾经同希特勒握过手。36

虽然卡尔固执地抵御着希特勒的诱胁，稳扎稳打地在法庭上斥责希特勒，但是在证词陈述结束时他看上去仍然像是丢了魂似的，无精打采。这位身材五短之人在椅子上直往下缩去，头耷拉在两肩之间。有位记者将其称为“少见的痛苦场面”。37

希特勒在找洛索将军算账之前，必须听完汉斯·里特·冯·塞瑟尔的证词陈述。塞瑟尔在暴动前担任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总指挥。塞瑟尔49岁，同洛索一样也具有完美的军人风范，身材细长，留着光头，也有自己的党派归属。但是他的证词毫无故作姿态、激烈争辩之处，更没有冗长的政治性的开场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同洛索一样，塞瑟尔也表示起初觉得希特勒这个人很有魅力。但是当他看到这位纳粹“鼓手”一味地狂妄自大，最终竟然组织“非法的团伙攻击”行动，要举行暴动时，他对希特勒的印象便一落千丈。同巴伐利亚执政三雄中其他两人一样，塞瑟尔也表示反对过希特勒进军柏林的计划。“我们没有重炮，没有飞机，没有毒气防护装备，只有一些心甘情愿的爱国人士。他们最终只能在敌人的毒气进攻中倒下。”塞瑟尔在证词中这样陈述道。他认为，进军柏林会“使法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动员起来”，共同对付德国。

塞瑟尔屡次对希特勒及其他被告的证词提出异议，称之为“捏造事实”。塞瑟尔的法庭陈述语言尖刻，但并无轻蔑之意。其现场发挥在法庭公众舆论中提升了执政三雄的可信程度，削弱了希特勒的强大冲击影响力。“他讲的都是肺腑之言。”有位论者说。塞瑟尔直截了当地否认希特勒对于暴动事件的陈述，既能畅所欲言，没有引得希特勒大发脾气，也没有同律师展开一番争论。纳粹领导人再次败下阵来。

星期五那天，洛索将军再次出庭接受质问。那一周使希特勒大失所望，他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除了在星期四冲着卡尔短暂地大嚷大叫以外，希特勒一直是个陪衬人物，而执政三雄则成为新闻界争相报道的人物。希特勒曾经说过：“我的整个一生可以概括为不断努力去说服别人。”38眼下又到了应该说服别人的时候了。他需要再度反守为攻。星期五有可能是一周之内法庭上最为紧张激烈的一天。

一开始洛索就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带着一种下命令的口气。他在站立式讲台前面来回踱步，先向前走三步，再向后走三步。辩护律师见此情景不由得怒气上涌。“可以说他一边踱步，一边抛出他的答话。”有位记者描述说道，“他说话的声音像是扩音器里放出来的一样。”另一位记者说，洛索简直把法庭当成了阅兵场。39

洛索这位退休中将同辩护律师们唇枪舌剑，激战长达三个多小时。他在每一位律师所提问题的背后都看到了潜藏的陷阱，一一加以躲避。40每一方均轮流扮演被告和原告角色，攻守兼备。41有很长一段时间希特勒只是观战倾听。到最后听够了，他便按捺不住跳了起来，加入了对抗冲突当中。他想知道是谁率先提出在柏林建立执政委员会这一想法。

洛索：我反对这一提问。我连答案都不知道。我是在秘密谈话中才了解到这一情况的。我无权泄露秘密。

希特勒听罢勃然大怒，开始冲着法官奈德哈德大喊大叫，要求法官迫使洛索把秘密公开，回答提出的问题。

法官奈德哈德：希特勒先生，请你说话小声点，好吗？

希特勒没有放低说话的声音。奈德哈德很快再次对他提出警告。最后希特勒谈到了非常敏感的“郑重承诺”这一话题。此前人们很重视1923年1月希特勒做出的“不举行暴动”的承诺。但是没有人提出同另一件事情有关的郑重承诺问题：国防军违背洛索的先前承认，拒绝希特勒的冲锋队在1923年5月1日那天，持有武器对抗共产党人。这件事使希特勒颜面几乎丢尽。

洛索还提醒希特勒回想一下暴动之夜在市民啤酒馆侧厅里出现的对峙局面。当希特勒被指责由于举行暴动而违背了诺言时，他回答说：“请原谅，我这样做是为了祖国。”

希特勒抬高了嗓门，厉声说道：“按照你的说法，刚才请求原谅的人是‘残忍的希特勒’，还是‘多愁善感的希特勒’呢？”

洛索：既不是多愁善感的希特勒，也不是残忍的希特勒！而是良心有愧的希特勒！

希特勒：中将！我大可不必因为违背郑重承诺而良心有愧……因为在这里唯一违背郑重承诺的人就是中将——在5月1日那天！42

整个法庭上众人大为震惊，鸦雀无声。就在刚才，一个步兵居然在大庭广众面前指责将军违背自己的郑重承诺。这无疑是德国现实生活中的奇耻大辱。

整个法庭仍旧寂静了片刻。洛索不由得向后一缩，好像脸上被人击打了一样。最后他收起文件，大步流星向门口走去。然后他又转过身来，向法庭鞠躬致意，随即就消失不见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奈德哈德结结巴巴不知说何是好：“这是公开侮辱，简直不成体统！”他大声地喘着气，刚刚讲出的话语大多湮没在一片嘈杂之声当中。

希特勒：我接受训斥。

奈德哈德：简直不懂规矩，前所未有！

希特勒：这是对证人陈述的回应。

整个法庭上一片哗然，谁也没见过这种场面。法官奈德哈德宣布已到午餐时间，法庭休庭。

有些新闻媒体批评希特勒手段失控，表现得唐突无礼。希特勒羞辱了洛索将军并把他赶出了法庭现场，自己却未受任何惩罚。对于在大街上浏览报纸头版新闻的那位小矮人来说，希特勒现在简直成了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双方连续18天的争论交锋，吹毛求疵，吵吵嚷嚷，相互揭丑，结果打了个平手。法庭不可能把蓄谋推翻政府的罪名只扣在一方头上。显而易见，双方都曾要夺权主政。政府本身是否推波助澜，促成希特勒暴动反叛事件，这一点从未得到确切证实。虽然执政三雄声称他们从来不会考虑进军柏林，这一点同样也从未得到确切证实。被告在一片嘟囔声中承认他们干了那些被指控的犯罪活动，但是这在犯罪量刑和实施惩罚方面又意味着什么呢？整个事件错综复杂、相互矛盾，这一点在著名讽刺杂志《时事画刊》的一幅封面漫画中得到了巧妙揭示。画面中，希特勒坐在洛索将军的肩膀上，手里握着的火炬直指政府大楼。而洛索整个人又压在他的后台老板，执政长官卡尔的肩膀上。卡尔一边给上面那两个人壮胆打气，一边调集警察部队要抓捕那两名犯有革命罪行的罪犯。同时，在高高的天空上，希特勒的纳粹党万字饰党徽已化作一颗流星。

在洛索将军令人惊讶地愤然离开法庭一周之后（为此法官后来罚了他60德国马克），检察官施滕格莱因提出他的最后请求。此时已到了量刑定罪的时候了。如果裁定有罪，量刑年限最短五年，最长多是终身监禁，也可以是中间的任何年限。

希特勒因针对“巴伐利亚自由州”和德意志帝国犯下叛国罪，检察官要求判处希特勒八年“要塞监禁”（不剥夺荣誉逮捕入狱），超过最短判刑年限三年。要求判处克里贝尔上校、韦伯博士和恩斯特·帕纳六年监禁。至于暴动的共同领导者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施滕格莱因请求将他视为叛国罪从犯，仅判两年监禁。他建议将其余被告分别判处十五个月至两年监禁。

施滕格莱因在他的判决请求中赞同希特勒的典型历史观点：叛国罪只有在失败时才被视为一种罪行。他一本正经地指出希特勒及其同党的所作所为明显符合如下说法：“他们的行动没有成功，因此应该受到惩罚。”为了走个过场，这位州检察官又用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重复叙述了暴动全部细节，在确认证据方面白费力气。紧接着，施滕格莱因突然之间使每个人都瞪大了眼睛。

也许意识到将来有一天需要博得希特勒的喜欢，施滕格莱因又出人意料地开始称赞这位他打算判处八年监禁的被告。他的话语把法庭上下惊得目瞪口呆。“希特勒在平凡的环境中成长，但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一名士兵表现勇敢，体现了他的德国爱国主义精神，”施滕格莱因开始称赞道，“他对伟大祖国德国怀有一片赤诚火热之心，在战后经过不懈努力，从细微的一点一滴做起，创建了伟大党派——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2]。他的基本纲领是同国际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主义做斗争，同‘十一月罪犯’算总账……传播德国民族主义。”

法庭上下听得兴致勃勃，津津有味。施滕格莱因接着说，他不宜对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政治主张进行评价，但是这位纳粹党领导人只要“竭诚努力重新唤起民众对德国命运的信心”，这便是最终“他做出的伟大贡献”。即使希特勒的激烈观点及其追随者们的高昂斗志有时变得过激，施滕格莱因继续说道，仍然“不应该在消极的意义上称他们为煽动性的政治家，那样不公平”。至于希特勒的个人美德，施滕格莱因表示：“他应该受到人们的尊敬，因为作为著名党派的领导人自然会遇到各种诱惑，可是他仍然能够保持正直检点的生活。”

唱完赞歌之后，这位检察官又重新开始起诉被告，但其语气带有道歉的色彩。施滕格莱因宣称，希特勒不幸受到过分热情支持者们的影响，“背离了自己的本性”。希特勒被大批追随者捧为名人，又受到党内一些谄媚者的奉承，因此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将自己视为德国的救星。他身边的那些同党总是满心欢喜地不断强化突出希特勒的这一形象。施滕格莱因认为，正是在这一严重错误当中埋下了“他犯罪悲剧”的伏笔。

如果有人怀疑对希特勒的审判既是司法审判，又是政治审判，那么施滕格莱因则给出了明确答案。他为充满矛盾，摇摆不定的法庭起诉树立了新的标准。

真正重要的是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幕，即被告的最后陈述。在审判开始后的一个月零一天，按着德国法庭程序，被告可以讲一番“最后要说的话”。被告中的一些次要人物，比如罗姆、布鲁克纳、瓦格纳和佩尔纳等人，均放弃了各自的发言权以支持自己的上级领导人。至于其余六名被告克里贝尔、帕纳、弗里克、韦伯、鲁登道夫和希特勒，被告律师决定以逐渐增强的阵势先让地位低一些的被告名人出场，最后隆重出场的是鲁登道夫和希特勒。前者要进行一番自我辩白，后者要发表现场演讲。

上午开庭时，法庭里人满爆棚。记者们注意到，到场的女士比平时多，鲜花、礼品也比平时多。“希特勒的女性追随者们把她们的一片忠诚烤进了在希特勒敞开的牢房里堆积如山的糕点和小吃中。”《慕尼黑邮报》这样报道说。43

毫不悔改的克里贝尔上校首先陈述证词，再次承认“参加过那次行动”，但同时又倔强地说：“如果遇到相同的情况，我还会那么做。”44弗里克出庭陈述时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前警察局长帕纳对德国那位社会民主党人出身的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再次给予恶意嘲弄，称他为“艾伯特·弗里茨”——这是一个表示嘲弄的绰号（“这次审判并未教会帕纳懂得礼貌”，一家报纸这样评论道45）。法庭上当天那种激烈抗辩、激烈抱怨的氛围最终随着鲁登道夫的出场得到改观。《纽约时报》报道说，他再次表现得口若悬河，令人惊讶，举止风度翩翩，“全然没有此前那种竭尽全力要粉饰自己，抹黑他人的做派”。46他再次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那位鲁登道夫——就是在1918年德国投降前，在停战前，在战争末期离开战场时的那位鲁登道夫。他又激起“德国人心灵深处对自由的呼唤”。如果民族主义运动（希特勒及其盟友们）“不能获得成功，我们就失败了，”鲁登道夫这样告诫，“（德国）就会继续沦为法国的奴隶，在世界民族之林没有立身之地。”47接着，鲁登道夫又以豪言壮语呼唤历史的审判，并把自己的牌位安放在了瓦尔哈拉殿堂（这是北欧神话主神兼死亡之神奥丁接待英灵的殿堂）。（“鲁登道夫把自己抬到与众神平起平坐的高度。”《纽约时报》第二天在头版新闻中报道说。）

鲁登道夫笼统的政治演说在整个法庭引起一片暴风雨般的掌声与欢呼声。但是所有的陈述演讲都是众人想要看到的下一幕的序曲。上午10点左右，希特勒站在证人席上，直接完全进入在啤酒馆里演讲的状态。“如果说话音量也是一种令人信服的理由，老天作证，希特勒定会在陆军学校法庭上取得辉煌胜利。”有一家报纸这样评论道。48

希特勒的暴动意图，数月牢狱生活，数周法庭审判经历——所有这些全部明确体现在这个寒冷的星期四上午，体现在慕尼黑这个法庭上，体现在这次演讲中。希特勒天生就擅长打造传奇神话与宣传鼓动。他把暴动的惨败描绘成长期的成功。他在长达90分钟的慷慨陈词过程中厚颜无耻地宣称，那些在他领导的暴动中阵亡的年轻人纷纷奔向音乐厅广场，“心情愉快地去赴死”，将来有一天会追念他们为“为了祖国的自由而献身”的英烈。希特勒的这一预言在第三帝国期间变成了现实。希特勒继续说道，这次暴动的成功将明确体现在“迅猛涌现的一大批德国年轻人身上，他们会在庞大的组织团体中崛起，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愿。……将来总有一天，广大民众会高举起我们的旗帜……与那些曾经同他们为敌斗争过的人结成盟友。抛洒过的热血不会永远使他们势不两立。……我们现在建立的队伍一天天地壮大发展，每时每刻都在壮大发展。”他坚定地表示，希特勒的目标绝不仅仅是大权在握。“我的目标要比成为内阁部长大上千倍。我要彻底消灭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我的使命，我也一定会完成这一使命。”

接下来他又把顽强的斗志，从世俗法庭推移到更高的层面，披上了殉道者的外衣。“从我们的坟墓和尸骨中崛起的法庭将会对我们进行最后的审判，”希特勒以其典型的反常比喻对现场的法官们这样慷慨陈词，“宣布最后审判结果的不是你们……而是被称为历史的法庭女神……她不会问：你犯下了叛国罪吗？在她的眼里，我们真心希望国家富强。即使你们裁定我们有罪一千次以上，不朽的法庭女神将会大笑着撕毁检察官的起诉书和本法庭的判决书。她将宣布我们无罪！”

对有些人而言，这纯粹是庸俗透顶（“希特勒熟谙平易近人，投其所好的奥秘，可以本能地感觉到那些不太动脑筋的人想要什么。”《福斯日报》这样写道。他再次表现出傲慢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后来的岁月里使许多知识界人士低估了希特勒）。但是对其他人而言，包括一些新闻记者在内，希特勒的演讲非常感人，他们禁不住热泪盈眶（“这次演讲内容应该公开发表。”有位记者评论道）。最后还是《福斯日报》记者说得对：希特勒知道广大民众想要什么。希特勒的演讲以其颇有心计的对“最后法庭”的祈求，使满怀激情的追随者们有了盼头，有了为之奋斗的目标。发生在音乐厅广场的灾难将来要成为纳粹党具有统一凝聚力量的历史回忆。

希特勒已经赢得了政治斗争，下面只需看他是否也赢得了司法斗争的胜利。奈德哈德承诺要在四天后，即4月1日做出裁决。与此同时，整个城市与新闻界针锋相对地分成意见不同的两大阵营。亲纳粹的《民族信使报》写道：“把希特勒和他领导的这些人带走在监狱里关押几年，使他们无法执行自己制定的任务，这将是对国家的犯罪。”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慕尼黑邮报》自然看法不同，建议由政府牵头“给这个巡演剧团放假”。49许多人同意《慕尼黑邮报》的如下看法：法官奈德哈德在法官审判时的所作所为损害了巴伐利亚州司法系统的声誉。“对巴伐利亚州司法系统唯一剩下来的那点尊重就悬在这次的裁决上面了。”《慕尼黑邮报》在社论中这样写道。50

慕尼黑市的各大报纸总印数在三万至五万份。“对于慕尼黑这样大的城市来说，印数庞大。”《纽约时报》报道说。只要报纸以最快速度刚一印出来，慕尼黑市民就纷纷抢购阅读。甚至那些已被查封的纳粹出版物还组织了“非常高效的新闻与信使服务”，以便让他们的追随者了解最新情况。51

周末紧张形势进一步升级。传言四起，说是可能发生暴力事件。一家极右翼报纸气势汹汹地表示，如果希特勒被判有罪，就会发生严重事件。“如果把一批冒着生命危险捍卫德国荣誉的爱国者判为有罪，那么会激起我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法官奈德哈德收到了一封由一位名叫卡尔·布拉斯勒的纳粹分子从附近的奥格斯堡镇发来的威胁性电报，告诉他：“奥格斯堡的纳粹党人和种族主义活动人士发出如下警告：他们决心以自己的力量和激情共同反对把我们的领袖判为有罪。”（布拉斯勒后因威胁他人被告上法庭。52）

警察和国防军又有一种四面受敌的感觉，于是加强了陆军学校四周的守卫力量。一支骑警队伍（此为控制人群的一种有效力量）严阵以待。周末部队驻扎在兵营里待命，以防可能发生的骚乱。53陆军学校附近严禁三人以上聚在一起。据《纽约时报》报道：“警察到处处于戒备状态……啤酒馆里有人在谴责德意志共和国——在本周指的是动荡的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它的每一根神经都因为兴奋而绷得紧紧的；全城都在等待着法庭裁决。”54

在本来就难以意料的城市氛围中又传来一条小型的爆炸性新闻：卡尔、洛索和塞瑟尔三人已经溜走。据未经完全证实的报道披露（刊登在慕尼黑各家报纸上），执政三雄已经急匆匆离开了近来让他们很不愉快的是非之地。有的报道说他们已经去了意大利；有的报道说他们已经前往希腊的科孚岛。55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们出走的目的都是为了Erholung——在德语里Erholung的意思是“修养，重新恢复健康”。56当然，执政三雄没有出逃的任何理由，即便当时他们正在接受叛国罪的调查。因为他们仍然是自由的人。但是他们逃离慕尼黑反而使得他们显得确实有罪，使得希特勒的胜利光环显得更加夺目。“还有比这更心虚有愧的吗？”《民族信使报》在一篇谴责执政三雄“出逃”的令人读来透不过气的社论中这样质问道。这家报纸还感叹道：“神通广大（的卡尔）却落得如此下场！”（卡尔的真正下场10年后终于到来。在希特勒的命令下，卡尔在1934年的“长刀之夜”被砍杀于达豪集中营附近的沼泽地里。）

4月1日，星期二上午，随着骑警大批出动，陆军学校看上去又像是一个武装营地。在用有刺铁丝网竖起的警戒线附近聚集了一群人，但是没有人将他们赶走。他们像平时一样聚集在那里等待迎接鲁登道夫。随后，鲁登道夫配有专职司机的轿车从他的别墅开到了慕尼黑市边缘地区。希特勒以及以其他囚犯在陆军学校二楼敞门的“牢房”里一听见欢呼声就知道战争英雄到来了。在审判期间，鲁登道夫的轿车上第一次飘扬起黑白红三角旗，那是他忠于民族主义事业的标志。57

今天，也是第一次，鲁登道夫身着全副戎装亮相，头戴尖顶头盔，胸前佩戴着一生中荣获的各种勋章。他又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那位军需总督。除了希特勒和弗里克以外，其他被告一律身穿戎装。希特勒穿着他那件双排扣长礼服，胸前佩戴铁十字勋章。弗里克穿着一件高领、下摆裁成圆角的服装，像是准备参加婚礼。在进入法庭之前，全体被告于9点半聚集在了陆军学校后门台阶上。已成为希特勒私人摄影师的海恩里希·霍夫曼劝说被告众人摆好姿势照相。照片里只有九名被告，帕纳没有现身。鲁登道夫摆出的姿势中规中矩，一把佩刀立在礼服前面，活像一根手杖，双下巴齐整地缩拢在高领之上。58希特勒身披室外摄影时必用的那件褐色雨衣，一只手里拿着宽边软帽，一只脚比另一只脚略微朝前站立着（那是当时流行的典型摆拍姿势）。尽管这一天可能听到好消息，但是他们的脸上都不带微笑，因为这也是当时的一个照相习俗。

法庭上的情景既体现出焦急等待的心情，又表露出难以抑制的喜悦。当时法庭里挤满了观众，新闻记者必须用力往前冲才能来到自己的座位上。许多女士为被告们送来了硕大的花束。鲁登道夫走进老旧的军官住宿处时，“早已聚集在那里的所有人一同起立，表示敬意”。一位记者这样写道。59

法官奈德哈德头戴高大的贝雷帽，引领法官们各自入座，然后便开始当庭宣判裁定结果。奈德哈德宣判道：阿道夫·希特勒犯有叛国罪。法官奈德哈德面对不满情绪和各种威胁毫不畏惧，判处希特勒五年“要塞监禁”。这同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监狱早已经历过的“不剥夺荣誉的监禁”如出一辙。同时希特勒还被处以200金马克罚款。克里贝尔、韦伯和帕纳被判处同样的刑罚。

罪行较轻的犯人罗姆、布鲁克纳、佩尔纳、瓦格纳和弗里克被判煽动叛国罪，而非叛国罪，处以十五个月监禁，立即获得假释。另外，每人还被处以100金马克罚款。

“可恶！”观众席上有些人高声叫喊道，“简直是丑闻！”但是奈德哈德很快以对鲁登道夫的宣判使他们肃静下来。鲁登道夫曾经全力支持暴动，而且也参与领导向音乐厅广场的毁灭性进军行动，结果却被判无罪。他是个自由人。在一片表示赞同的喃喃低语声中，有几位观众高呼：“鲁登道夫万岁！”

法官奈德哈德接下来又使众人大吃一惊：希特勒及其被告同党六个月后可以获得假释。

同检察官施滕格莱因一样，法官奈德哈德也感到有必要为那些被他送进监狱的罪重犯人唱赞歌美言几句。他们的所作所为肯定有错，但是他们的意愿却是最好的。因为他们的行动出于“最高尚无私的动机”，体现出“纯粹的爱国精神”。所以他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给他们处以最低刑罚。

随着这一令人惊叹的理由完全得到理解，还有一个微妙的事情需要处理：如何解释《共和国保护法》第九条？该条法律规定：“（犯有叛国罪的）外国人应驱逐出境。”60法律上写得明明白白，显然适用。作为奥地利人的希特勒四天前在其最后雄辩陈词中明确恳求道：“不要动用第九条！”他毫不避讳地提醒法庭：四年前他曾作为一名军人在法国领土上参战，在那里“我怀着炽热的爱细数每一小时的时光，直到我可以返回”祖国。希特勒认为，只有“劣等民族”才会驱逐偶然冒犯民意的“铁人”。希特勒声称，如果将他驱逐出境，就会使未来的学童“脸上带着火辣辣的耻辱感”读到德国历史上这一不光彩的一页。

奈德哈德听到，并且也格外留心希特勒所讲的话语。“希特勒把自己视为德国人，”这位法官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九条不适用于像希特勒那样具有德国人思维和感觉的人。四年半以前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军队中服役，因面对敌人时表现勇敢屡获殊荣，而且还负过伤，身体健康受到了影响。”61

判决结果是：不将希特勒驱逐出境。服刑时间不长，不上诉。在1919年血腥动乱中作为简易法院而成立的人民法院不准备上诉。此外，他们正处于停业的处境当中。

审判结束了。突然之间，法庭上下变得一片肃静。但见鲁登道夫站起身来，完全是一副军人派头，昂首挺胸，腰背笔直，双唇气得微微抖动，进而谴责对自己的无罪裁决。“我认为这一判决对我的军服和军功章是一种耻辱和侮辱！”话音刚落，法庭里欢腾雀跃，响起一片“嗨尔”欢呼声。

有关法庭裁定的消息好像甩出的清脆鞭声响彻慕尼黑。有些人只听到第一部分内容——判处希特勒五年监禁！——继而满腔怒火。但是不久第二部分内容传来——仅仅关押六个月！——情绪猛然间又转怒为喜。报童手里的号外版报纸被纷纷抢去。11岁的慕尼黑少年奥托·格里施内德在当天去面包店和牛奶店的途中注意到大人们的欢声笑语。“我至今还能听到人们在了解到希特勒的‘判决’结果时爆发出的欢呼喝彩声，尽管我当时并不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事隔多年以后他这样写道。62

法庭外面出现了混乱情况。在距陆军学校有一街区之隔的地方聚集起来的人群遭骑警袭击，数人受伤。但是仍然有不少人在大楼前面齐声欢呼。他们的欢呼声在陆军学校里即使关着窗户都能听见。此时，希特勒的政治直觉立即被激发起来，他迅速找到一扇可以打开的窗户，面带微笑向大街上的那些崇拜者频频挥手。他们挥动着鲜花向他致意，这是胜利的时刻。

但是巴伐利亚州和整个德国都是输家。除了极右势力以外，大多数记者均谴责对希特勒及其他暴动领导人做出的那种轻微责骂式的裁决结果，称其为丑闻。“简直同宣判无罪一样。”一家报纸这样评述道。奈德哈德的所作所为被视为令德国司法系统极为难堪。“这仅仅是名义上的审判。”具有强烈亲巴伐利亚倾向的民族主义者日报《巴伐利亚日报》这样写道。“实际上它更像是一场民族主义者鼓动性群众聚会。”63《柏林日报》宣称，巴伐利亚州司法系统已经“倒闭”。64《纽约时报》报道说：“整个慕尼黑都在暗笑这次裁定结果，将其视为愚人节的绝佳玩笑。”65多年后有位论者将法官奈德哈德称为“完全相反的彼拉多（彼拉多是钉死耶稣的古代罗马犹太总督），因为他把有罪之人判为无罪”66。

对鲁登道夫的免罪判决同对希特勒的轻判一样，使人失望沮丧。这位老将军在国外的知名度更高，特别是在像反应非常强烈的法国那种昔日对手中间。《时代报》指出，判决鲁登道夫无罪表明德国还存在着复仇主义渴望。67甚至法官奈德哈德也对判决鲁登道夫无罪感到有些懊悔。审判结束后不久，一位名叫马丁·德里泽，资历较浅的州检察官在走廊里遇到了法官奈德哈德，问他为什么释放鲁登道夫。“当时我认为他犯有叛国罪，”奈德哈德解释说（据德里泽这样披露），“但是那些不专业的陪审员一致赞成无罪释放，所以我也就顺从了他们。”那些不专业的陪审员喜欢希特勒，认为卡尔、洛索和塞瑟尔有罪，差一点阻止将希特勒判处五年监禁。但是奈德哈德警告他们说，若将希特勒无罪释放定会引起一场争吵，迫使卡尔、洛索和塞瑟尔被带到莱比锡州立法院，这是巴伐利亚人竭力要避免出现的情况。为了说服那些不专业的陪审员接受对希特勒判处五年监禁（每次定罪，奈德哈德必须征得五个陪审员中的四人同意），他不得不许诺同意希特勒在六个月后获得假释。

在整个德国，希特勒声名大震，因为他在审判中扭转了局面，将巴伐利亚州最高级别的将军赶出了法庭，在唇枪舌剑中彻底击败巴伐利亚州政界的对手，使纳粹党在全国扬名立万。纳粹党能否在希特勒离党服刑的六个月里继续存在下去是另一个问题。然而并非许多人都可以说他们再也没有得到他的音信。希特勒把法庭被告席当成了啤酒馆演讲台，还拥有了一批全国（和国际）听众。

由于希特勒在德国政坛上的崛起，以前许多态度不明朗的骑墙派人士现在也从新的视角看待极右思潮。希特勒的狼藉名声在竞争激烈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右翼政治团体中也成为一种招兵买马、扩充实力的号召力量。在巴伐利亚这样的团体至少有50个。许多德国右翼人士在一些问题上同纳粹党人的观点不一致，比如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基督教在政治中的作用等问题。但是他们大多数人都有着反犹太主义立场，以及强烈的德国国民性意识。

在鲁尔区的赖特镇（距慕尼黑西北400英里），有一位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民族主义者每天都阅读有关希特勒法庭审判的新闻报道。他满怀热情，把有关感想写进了他的日记中。“我正忙于了解希特勒和他所领导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他在日记中写道。“共产主义、犹太人问题、基督教、未来的德国……希特勒触及了许多问题。但是他提出的解决办法非常简单。”这位年轻人开始根据希特勒的演讲想象希特勒一定会是什么样的人。“希特勒让人觉得潇洒自如之处就是正直率真性情的投入体现，”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希特勒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为德国人民带来了新的信念。我正在阅读他的演讲词，我要在他的激励鼓舞下树雄心，立壮志。……只有希特勒能够不断地影响我。希特勒算不上才智超群，但是他那种令人惊叹的活力锐气，他的精力和热情，他的德国人情感非比寻常。”68

由于受到本次法庭审判和新闻报道的影响，这位年轻人很快走上了使他着迷的希特勒思想政治道路。他的名字叫约瑟夫·戈培尔。

【注释】

[1] 米迦勒是《圣经》中的天使，其标准形象为右手持剑，左手持秤。——译者注

[2] 也译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