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心满意足地离开了慕尼黑，从陆军学校窗前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之后，希特勒并不在乎当天又被送回兰茨贝格监狱。他把控着那个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世界。有利的审判结果给他注入了新的活力。据黑姆里希披露，希特勒回到监狱后“显得格外神清气爽”1。仅仅再过六个月就可获得假释。希特勒目前进入了他的政治生涯中最富有成效的活跃时期。

对希特勒而言，牢狱生活在许多方面是一件好事。他在政治生涯中几乎是第一次不参加集会，不发表演说，不去办公室。一位狱友写道：“他不必在持续动荡的形势下四处奔波开会，直到夜里很晚才回来。”他被安置在兰茨贝格要塞牢狱二楼的七号房间里，在某种意义上说他还是个自由的人。“我越来越感到他并不在乎被迫待在这里，因为这反而使他有机会平静地思考自己的未来。”黑姆里希这样写道。

希特勒在慕尼黑陆军学校的军官学员房间里度过五个星期之后，重新回到兰茨贝格。在希特勒看来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警车在要塞牢狱旁边打开了前门，监狱看守和黑姆里希、典狱长莱波尔德，这些熟悉的面孔都在那里等待着。更多熟悉的面孔，包括希特勒突击队的40名成员，经过审判被裁定为暴动中的叛国罪从犯之后，也将很快在五六月份来到兰茨贝格监狱。

但是目前只有自吹自擂的克里贝尔上校和书呆子韦伯博士同希特勒一起被关押在墙壁很厚的要塞牢狱里。希特勒的这两位狱友住进了希特勒右侧的八号和九号房间里。两个房间不久前经过改造（按着黑姆里希的说法，“仍然散发着灰泥和新鲜油漆的气味”），同希特勒绝食前刚刚来到兰茨贝格监狱时占用的房间几乎完全一样。虽然房间面积不大，却也实用。室内安有高窗，可以看到监狱高墙外面低地远山的悦人景观（有位犯人形容眼前的景观为“和蔼的宁静”2）。犯人的房间全都面对着一个宽敞的休息室，室内摆放一张能围坐六个人的桌子，桌面上铺着白色台布。一个角落前摆放着几把舒适的柳条椅，四周布置着鲜花。希特勒把两幅腓特烈大帝画像和崇拜者送来的月桂花环挂在了墙上（后来在1945年的死亡时刻，希特勒仍然把腓特烈大帝的画像挂在地堡墙壁上）。在另一面墙前面有一个供取暖、热饭用的铁炉，旁边是配有高大镜子的两个水槽。后面有一间浴室，里面的浴缸“就是为我们准备的”，一位犯人惊叹。

房门想开多久就开多久，也没有参加劳动的义务，这些“没被剥夺荣誉的”犯人可以方便地聚集见面，也可以在一起用餐。当下春意盎然，希特勒经常穿着他喜欢的那身全套囚装：配有吊带的巴伐利亚皮裤，白衬衫，有时系着领带，配上袖口链扣，再穿上及膝高的传统长袜。他喜欢坐在柳条椅上阅读报纸。3这些犯人每天可以在附近的花园里自由活动六个小时。

但是希特勒并没有立即过上平静的生活。从一开始他就忙于接待各位来访者，接收各种邮件和礼品。兰茨贝格监狱以前从未收留过这样一位名人。回到兰茨贝格的第一天，希特勒就在要塞牢狱的接待室里接待了11位来访者，第二天又接待13位来访者，包括汉夫施丹格尔和希特勒指定的纳粹党代理党首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眼下被取缔的纳粹党只能转入地下活动，已经呈现出分裂迹象，或者同希特勒反对的团体结盟。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他花费大部分时间会见那些坚持希特勒路线的党内人士。4希特勒在刚到监狱的最初几个月里，几乎每天都有一些来访者，而且每位来访者几乎都带来了礼品和鲜花。他们知道希特勒有爱吃甜食的习惯，给他带来了油酥点心和蛋糕，这些食品在德国差不多被视为必需的食品种类。

适应了监狱生活以后，希特勒在人生道路上便处在了十字路口。在人生的中点阶段（再过一些时日就是他35岁生日），希特勒面临着六个月的空虚无聊时间和变幻莫测的未来。他在法庭审判中踌躇得胜，但是他领导的政治运动仍然遭到取缔，即将崩溃。他面临的一个挑战是：是否应该以及如何脱胎换骨地调整自己，以面对崭新的政治现实。德国当时正处于经济、政治复兴时期，而纳粹党却陷入混乱，名声扫地。政治生涯结束后还能有生机吗？为了东山再起，希特勒将如何定位自己？除了顽固不化的拥护者以外，希特勒的思想——国家社会主义、独裁统治、确保正确领导的元首原则，特别是反犹太主义立场，对其他人还有影响力吗？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品牌还有市场吗？希特勒似乎这样认为，或者至少对前景持乐观态度。“我们的斗争必须，而且肯定会以胜利告终。”他在书信中对一位崇拜者这样写道。

4月20日，复活节那天，希特勒从最关心他的一些人那里也得到了积极的回应。那天是他35岁生日。4月21日，他在兰茨贝格监狱一天之内收到的大量美好祝愿达到了顶峰。据黑姆里希披露，周末寄给他的邮件装了“好几个洗衣篮”，用了好几天时间才接受完监狱检查。他的房间里“堆满了鲜花，好像温室一样”。希特勒站在绿色植物中间，接受了来自克里贝尔和韦伯的生日问候。5

在慕尼黑，3000名铁杆支持者聚集在市民啤酒馆里，庆祝希特勒的生日。那家啤酒馆正是希特勒领导的损失惨重的暴动发源地。希特勒追随者的中坚力量仍然保持强势姿态。希特勒没用多长时间就确定了今后发展方向。他在法庭审判上的出色表现以及信徒们给予的支持，使他确信他应该继续履行拯救德国的使命。他要继续宣传他的思想宗旨。然而由于他无法登上宫廷啤酒馆或者克朗马戏院的讲台，所以他需要通过手中的笔，而不是声音，来接触广大民众。他一直是更多地通过写作而非言谈展开斗争（他同副检察官第一次见面时说得也不多）。他最近经历了一生中耗时最长的写作磨炼，写成了60多页的辩白备忘录，指导他在法庭上慷慨陈词。那次经历使他增强了信心。

首先，希特勒要复仇。他要揭露那几个折磨他的人——卡尔、洛索和塞瑟尔的谎言和欺骗行为。这几个人在审判中漏过了他撒下的大网，溜出了慕尼黑市。他想揭露“十一月罪犯”的背信弃义行为（他将参与创立、管理魏玛共和国的人统统称“十一月罪犯”）。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要算总账。

现在既然已经引起民众关注，希特勒便准备向整个德国宣讲他的思想观点。他在陆军学校里发表的“山顶训诫”仅仅是开场序曲，引出了后来长达782页的鸿篇大论，从中阐述了他的信念、他的行动目标以及他的行动方略。他在那部论著中提出了他的世界观以及他要创造德国未来的“路线图”（如后人所说）。那部论著后来取名为《我的奋斗》。6

不过上述书名毕竟是后来的事情。在回到兰茨贝格监狱初期的那些时间里，希特勒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写文章。右翼出版商尤利乌斯·勒曼邀请希特勒为他的杂志《人民观察报》撰写一篇文章。这是德国宣扬种族思想的著名月刊。7勒曼也是图书出版商，为一些著名的种族主义作家出版过著作，比如休斯敦·斯图亚特·张伯伦、汉斯·F.K.龚特尔、保罗·德拉加德和亚瑟·德·戈比诺等人。这位出版商在政治上明显支持希特勒。发生暴动期间，他同意把位于慕尼黑郊区的别墅用作关押人质的场所。勒曼要求发表在《人民观察家报》杂志的文章不是重述法庭审判之作，更不是评论孰是孰非之作，而是同1923年11月8日暴动有关的阐述了希特勒政治观点的文章。

1924年4月当期《人民观察家报》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为何11月8日暴动不可避免？》(Why Did November8th Have to Happen?)。8这篇常常受到忽视的文章中所包含的许多段落和概念后来又出现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文章公开表述了希特勒咄咄逼人的扩张主义梦想，以及完全以种族主义思想为基础的世界观。虽然希特勒为《人民观察家报》撰写过多篇社论文章，但是他为勒曼的杂志撰写的那篇文章（单词总数为5000）非常详尽地总结了他的思想，尤其是对外政策方面的思想。如今阅读那篇文章就等于是预览第三帝国的思想风貌。

在文章开篇第一句话中，向来好预言大灾大难的希特勒以其恢宏的视角提出了他的观点，使人不禁想起存在主义式的论题：德国的存在与虚无。希特勒下了极高赌注提出如下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启动了一个过程（仍然没有结束），由此将决定“德意志民族未来数百年，也许是永久的继续存在。德国的敌人一心要消灭德国。他们的战斗口号不是‘胜利！’，而是‘彻底消灭，片甲不留！’”希特勒这样写道。

希特勒声称国家政府的最高目标绝不是“为保和平而保和平，而是保护人民，并壮大人民力量”。希特勒突出强调了其政治哲学的中心论点：本国人民、本国大众的社会地位就是一切，应该使用包括战争在内的任何手段增强其实力。在希特勒看来，种族是民族概念的核心。他不仅认为犹太人是一个种族，而且作为完美雅利安人的德国人也是一个种族。希特勒写道，德意志民族的“重要支柱”，即它的“种族与文化”受到了威胁，必须通过“殊死战斗”来加以保卫。马克思主义是“死敌”，马克思主义是犹太人的产物。

除了强调“民族与种族”（后来这成为《我的奋斗》一书中重要一章的标题），希特勒还念念不忘德国的国际盟友这一问题。他在文章中概述了1939年后针对东欧和俄罗斯的征服政策的主要内容。在希特勒看来，战争已经来临。那就是各国之间自然的关系状态。这是个谁反对谁的问题。因此，希特勒必须把盟友问题搞清楚。他认为法国是德国不共戴天的“宿敌”，一心想要把德国分割成许多弱小的小国和地区（在俾斯麦于1870年实现统一以前，德国由300个独立的小国、自治区和公国组成）。因此，德国必须选择俄罗斯或者英国作为盟友。选择本身具有宏观经济意义。德国需要的是“海上实力和国际贸易”，还是“具有较大农业发展空间”的陆地实力？如果需要的是前者，德国就该同俄罗斯结为盟友，共同对付英国这个殖民大国。如果德国需要的是后者——放弃海外野心，向东方进行“陆地扩张”，那么德国就应该同英国结为盟友，共同对付俄罗斯。虽然希特勒以前经常谈到德国需要开拓疆土，却使选择盟友的问题悬而未决。

但是希特勒后来却第一次把开拓疆土在“大陆上扩张”的问题同“刀剑”的凶残与威胁联系在一起。如果只想提高国家的经济地位，“却没有强权政治思想与行动”，结果只能导致灾难。按照希特勒的说法，那就是迦太基人的结局。希特勒还把强权政治同他的种族主义学说联系在一起，开启了后来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所称的“日耳曼民族存在空间”的理论先河。

希特勒在文章末尾随即指出，上述所有严峻的局势以及可能出现的令人痛苦的情况使他相信：1923年11月8日，暴动“时机已到”。他在文中重复陈述了一个他平时很欣赏的不平凡结论：“我们是对是错，并非由州检察官或者法庭来决定，而是将来有一天由德国历史来决定。”在某种意义上他回答了文章标题中所提出的问题。更加重要的是，通过撰写这篇文章，希特勒得到了锻炼，从而使他写出了全世界最有名，也是最臭名昭著的一本书。“在结构、语言和主题思想方面，那篇文章可视为《我的奋斗》一书的先导雏形。”历史学家普洛金格这样写道。

对于在巴伐利亚一个寂静小镇上的简陋牢房里伏案写作的前战地通信兵来说，这无疑是非同小可的想法，也是激进的想法。另外这也表明希特勒作为一名犯人享受着特殊待遇，因为从理论上讲不允许犯人从事政治活动。希特勒16岁辍学，从未获得任何文凭，有关国际关系方面的知识全部来自不系统的大量阅读。他现在居然可以在公开出版物上随意夸夸其谈而不受到指责。显而易见，他颇为心安理得地根据自己的喜好重新安排天下格局。他在全球这盘棋上调动着不同的国家，表现出成熟的政治家，甚至是世界征服者所拥有的信心。

他将许多天马行空的大胆想法和对国际关系的复杂分析塞进了一篇内容比较紧凑的文章里，这使他认为自己可以探讨一些不会引起过多争论的重大思想。诚然，希特勒在文章中有六七处攻击犹太人（“种族肺结核”），攻击战前德国的懦弱政治家（“世界和平主义者”）。不过，他主要是在内容比较紧凑，有时好走极端的文章里阐述自己的观点。当然，他的论证方式仍然有其自相矛盾和论据不足的缺陷。希特勒本来也可能得到专业编辑的帮助，将文章修改润色后再拿去发表。然而为杂志撰写阐述民族主义运动思想的文章，肯定使希特勒觉得他会得到在勒曼那里发表过作品的文化思想界泰斗级人物的重视。由此也很容易萌发完整地写一本论著的想法。

希特勒也许还有一些比较一般的理由使他决定要把浮现在头脑中的许多思想写成一本书。其中一个理由同钱有关系。他需要钱来支付聘请律师的高昂费用。一位名叫尤利乌斯·肖伯的狱友后来声称，希特勒写《我的奋斗》“只是把它当作赚钱的宣传作品”。9另外一个产生写作动力的理由，后来认为是另一位狱友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提出来的。据说此人（在其兄弟并不总是可信的回忆录中有相关叙述）厌倦了希特勒在饭后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他建议希特勒这位纳粹领导人不要没完没了地说个不停，应该把自己的精彩想法写进书里。按照这个不靠谱的说法，《我的奋斗》这本书之所以写成问世，是因为有位狱友想让希特勒闭嘴不再言语，这样其他犯人就能放松聊天、打牌娱乐了。

不过希特勒本人需要自以为是地发表意见以说服影响别人，仅此一点就足以成为他写书的动机。他一返回监狱便开始在笔记本里写一些自传性的回忆文字。10在慕尼黑接受审判时，他曾略带夸张地提到年轻时在维也纳度过的一段艰难时光。希特勒回忆这一段人生经历，意在取悦众人，并且轻而易举地将这段转变过程打上了政治烙印。两个月后，希特勒坐在了兰茨贝格监狱的七号牢房里，决心把这一宣传手法再次运用于他写的书里。

在4月或5月初的某个时段里，希特勒开始在那台接受审判前用过的打字机上打印书稿：

我庆幸自己生长在……

希特勒停止了打字。他把打字机滑架移回原位，又重新开始打字：

今天，我觉得幸运的是，自己生长在……布劳瑙小镇[1]。这个小镇位于两个日耳曼国家的接壤之处，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将它们的统一视为人生的崇高目标。

这些话语后来成为希特勒那本赫赫有名，又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一书的开篇段落。

希特勒在第一次尝试写书时至少写了五页。打字原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从法国士兵占领的贝希特斯加登别墅神密地消失。几十年后，又在美国的一批私人收藏品中重见天日。经学者仔细分析，又经笔迹、打字稿与纸张方面的法医专家确认，那五页书稿由弗罗里安·贝艾尔和奥斯马尔·普洛金格在2009年发表于慕尼黑《当代史季刊》（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的一篇文章中进行了详细描述。11结果证明，那五页书稿是后来出现在《我的奋斗》开篇第一章（题目为《我的家史》）中的希特勒打字原稿。

希特勒现在知道他走上了一条无怨无悔的道路。他坚信自己头脑中装着一本书——至少一本，也许更多。他还认为自己可以很快地写出一本书来。5月初，就在重返监狱以后五个星期，他就开始谈论那本书，好像它已经问世一样。希特勒在5月5日写给西格弗里德·瓦格纳（理查德·瓦格纳的儿子）的书信中说，“他最后要写一本书，彻底清算那些在（1923年）11月9日热情高呼‘万岁！’，紧接着又叛变，把暴动指责为‘疯狂行动’的人。”希特勒当时一心想要找卡尔、洛索和塞瑟尔算总账。他要写的那本书的书名就叫《同谎言、愚昧和怯懦所进行的四年半斗争：清算总账》（Four-and-a-Half Years of Struggle Against Lies,Stupidity,and Cowardice:A Reckoning）。

当这本书在很大程度还只是希特勒的一个尚未实现的写作愿望时，一场小小的投标竞购之战爆发了。显而易见，由叛国罪审判法庭上得胜归来的一名囚犯所写的全面揭秘之作，肯定非常抢手，因为作者本人掌握着巴伐利亚执政三雄和巴伐利亚国防军可疑交易的大量内幕情况。希特勒以前当兵时的一位中士，眼下担任暂时被查禁的《人民观察家报》业务经理的马克斯·阿曼在出版方面可谓雄心勃勃（后来他控制了一半以上的德国出版集团）。作为纳粹党艾耶出版社的负责人，他委托有关专家对希特勒撰写的一本书的市场前景展开调研。他收到的回复令人惊讶。“如果出版商发行500本收藏版希特勒单种著作，配以特殊装帧（采用直纹纸和半皮革装订），每本书上打上号码并带有希特勒先生亲笔签名，这样每本收藏版的售价至少为500马克。”调研评估专家预测道。12

阿曼想要购得希特勒著作的独家发行权，但是缺乏资金。他说图书市场非常不景气。希特勒似乎对于能够影响纳粹支持者以外的市场也有兴趣。他考虑过另一家民族主义出版商——大德意志联营出版集团的竞购要求。这家出版商对于竞购希特勒著作的独家发行权非常重视，并采取了有力措施。从4月初开始，这家出版商的主编、业务经理和其中的一位业主先后五次拜访过希特勒。在同一个月里，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也拜访希特勒五次。他声称很想出版希特勒的著作，但是他却无法说服他的兄弟，后者控制着家族出版公司。最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希特勒放弃了联营出版集团，将独家发行权授予了阿曼。虽然据说还有其他出版商参与竞争购书，比如恩斯特·波普勒的德国大众出版公司，甚至还有国外的出版商向希特勒开出了很高的购书价格，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这种传言。13希特勒对一些保守的出版商朋友，比如尤利乌斯·勒曼和胡戈·布鲁克曼等人，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无论如何，不管最后开出了什么样的购书价格，希特勒还是做出了正确选择，把他的著作留在了纳粹党人内部。他和阿曼因此从中赚了很多钱，腰包鼓了起来。《我的奋斗》从此成为阿曼手下庞大出版企业和希特勒个人财产的基础。这本书的所有版税收入都存在希特勒的个人账户上，同纳粹党账户无关。

希特勒有了自己的出版商。到5月中旬，他对来自萨尔茨堡（在奥地利境内）的探访者们说，他写的书“很快就要出版了”。14为了表明要进入日常写作状态，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监狱的木匠塞巴斯蒂安·施普林格那里订购了一个工作台。5月8日那天施普林格开出了一张15马克的账单，为希特勒制作了一个“涂过油漆的褐色小尺寸打字桌”。15一个房间，一张小桌，安静的环境，充裕的时间。一位作者唯一想要的另一件物品就是一台新打字机。也该着希特勒走运，想什么来什么。守护天使再次降临到他的生活当中。她就是柏林著名钢琴制造商的妻子海伦娜·贝希施泰因。她同丈夫和女儿一起在5月15日那天“乘坐一辆配有身穿制服司机的大型轿车”前来看望希特勒。16关于此次来访，人们只知道这位在慕尼黑四季饭店拥有私人套房的贵妇人同监狱看守闹得很不愉快。让她气恼的是，看守要对她送给希特勒的那包礼品进行常规安全检查。贝希施泰因夫人一怒之下撕开了礼品包装，“精品胡桃糖”散落一地。她高声叫道：“检查吧！看看里面有没有机关枪！”17

海伦娜·贝希施泰因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又来了五次，她已经迷上了希特勒，当时又是纳粹党资金赞助人。因此人们认为是她给希特勒捐赠了一件正好需要的写作工具——一台崭新的美国制造的雷明顿便携式打字机（黑机白键）；18从其产品编号上看来，一个月前刚刚在纽约问世。19这台亮铮铮的小巧雷明顿打字机同希特勒那个配有小尺寸崭新打字桌的狭小房间正好珠联璧合，弥补了缺憾。无论其来历如何，希特勒正是用这台雷明顿便携式打字机几乎打印出了《我的奋斗》第一卷的全部手稿（一开始，希特勒只打算写一卷）。

希特勒平时邋遢，用起他那台新打字机来却是井井有条，令人吃惊。他用那台德国造旧打字机打印出《我的奋斗》开篇自传内容之后，又开始用崭新的雷明顿打字机打印该书其余内容的纲要。此时他采用质量更好的新型纸张，据说是纳粹党印有信头的信纸，每一页左上角均饰有纳粹党党徽图案。（研究人员贝艾尔和普洛金格认为，也许是海伦娜·贝希施泰因把纳粹党信纸带给了希特勒。这暗示着贝希施泰因夫妇在去往兰茨贝格监狱的路上到过慕尼黑纳粹党总部，或者他们在酒店时有位纳粹党代表前来拜访过。）

打印出的纲要共18页，里面有许多下面这样的语句：“解决政策只能出现在欧洲……需要立刻开战”，“放弃国际贸易与殖民地，放弃海战舰队”。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这句话：“我从来就不是和平主义者。”这个纲要条理分明，结构清晰，采用自传式框架讲述希特勒本人的政治经历，宣传其思想观点。使人吃惊的是，希特勒在写作《我的奋斗》一书过程中继纲要之后又写了许多离题的话。

5月末至6月初，整个要塞牢狱里响起了希特勒的那台崭新打字机发出的“噼里啪啦”的声音。据新来的狱友鲁道夫·赫斯披露，希特勒经常在每天早晨5点开始打字。赫斯在一封家书中写道：“早晨5点钟，我为希特勒（他正在写书）和我自己沏杯茶水。”20希特勒还经常自掏腰包支付电费，让自己房间的电灯在晚上10点宵禁以后继续亮上两个小时。希特勒在用铅笔记笔记、写部分草稿时，就把废弃的一些手稿用纸扔进垃圾箱里，每天早晨又由看守很负责任地捡回来。“根据希特勒那种几乎难以辨认的字迹，我们可以断定其内容同政治有关，”黑姆里希这样写道，“起初我们把那些活页纸送到信件检查员那里。不过既然希特勒在离开监狱时必须把写完的那本书送到信件检察员那里，所以我们按照吩咐把废弃的稿纸毁掉就行了。我叫人把垃圾箱里的废物都倒进了火炉里。”21

虽然希特勒仍然处于初稿写作阶段，阿曼在6月中旬却先行一步，制定了一份四页宣传册，宣布要推出一本“近400页”的新书，书名便是希特勒写下的有关“谎言、愚蠢和怯懦”的复仇性冗长书名。第一页几乎用整个版面印着一幅希特勒胡须翘起，留着背头的正式照片。一些支持民族主义的报纸开始刊登有关那份宣传册的报道，以及（6月份）即将出版的新书广告。纽伦堡《大众回声报》刊登了一篇头版大型报道，标题是：“希特勒做出的牺牲！”两天后，该报又以异常激动的笔触报道希特勒新书（还没有写出来）首印五万本的传言。该报已经将希特勒的这本新书称为民族主义运动的“圣经”。22

阿曼在吊起读者胃口方面无疑大获成功。但是到那时为止，根本看不到新书的踪影。

【注释】

[1] 希特勒出生地，位于奥地利的东奥地利州。——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