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晚上，希特勒经常给狱友们读一些他正在写的新书段落。他们聚集在他的周围，好像橄榄山[1]上的耶稣信徒一样，聚精会神地听他读着书中的段落。”监狱看守黑姆里希之所以能够描绘出以上情景，是因为他同其他一些监狱看守早就开始偷听并监视希特勒在要塞牢狱里的非正式系列讲座了。随着希特勒在全力以赴地著书立说，兰茨贝格监狱也变得活跃起来。

希特勒、克里贝尔和韦伯博士作为狱友在一起生活了一个月之后，彼此之间便有了一些交情。希特勒突击队的40名成员（就是那些因在希特勒领导的暴动期间使用暴力，劫持人质而遭到逮捕的突击队成员）已经在慕尼黑遭到审判。尽管有40名被告，有些报纸还是将对他们的法庭起诉称为“希特勒小型审判”活动，以区别于审判希特勒这位领导者本人的“大型”审判活动。“小型”审判只用了五天时间。所有这些突击队成员在5月3日那天因是叛国罪同谋被判有罪，平均获刑五个月不被剥夺荣誉的监禁（就像希特勒所获刑罚一样）。但是如果他们表现良好，就有望提前获得假释。

在5月第一周里，这些被判有罪的突击队员开始慢慢走进兰茨贝格监狱，挤满了要塞牢狱一楼楼房。还有一些人分流到主体监狱被特别隔离的地方。主体监狱的牢房比较阴暗，远离要塞牢狱那种社会氛围，每个被押送到主体监狱的犯人都分有两个房间，一个是“起居室”，一个是卧室。还有些犯人（比如那位学法律的大学生赫尔曼·弗布克）主动选择入住要塞牢狱的拥挤大房间（“和另外五个人住在一起”，他在寄给朋友的书信这样写道），而不愿意生活在主体监狱里。1其他犯人不得不弯着身子住在单人牢房里——就好像“待在潜水艇里一样”，有位犯人这样说道。2

不过也有一个例外。曾经给希特勒当过司机，又是希特勒密友的埃米尔·莫里斯被安排在二楼六号大房间里，位于希特勒房间的左侧。身材高大，长得黝黑的莫里斯以前当过钟表匠。在被判罪的突击队员中，他第一个来到兰茨贝格监狱，被认为是个很难对付的犯人。他在搜查《慕尼黑邮报》报社时表现得特别蛮横，被指控随意无礼对待一位编辑的妻子。但是由于他同希特勒关系特殊，而且希特勒也需要一位男仆，所以就给他分到了二楼上一个人人都看着眼热的房间。“我的房间宽大、明亮。”他在寄给朋友的一封书信中这样写道。3莫里斯最初给希特勒既当秘书又干一些杂活，比如领取牛奶和鸡蛋。4后来因为5月15日那天鲁道夫·赫斯的到来，莫里斯不久便失去了希特勒秘书一职。

赫斯的情况非比一般。一战时他当过飞行员，又是一位大学生，性格文静，对希特勒忠心耿耿，后来他成为纳粹日常活动中希特勒这位领导人最亲密的同党之一。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又受过高等教育，所以他的角色不仅仅是一名安排工作的秘书。希特勒在其曲折的思想发展历程中经常向赫斯请教一些问题。暴动期间，赫斯犯下的最严重罪行是绑架两位巴伐利亚政府部长，然后潜逃在外。后来他投案自首，在人民法院存在的最后一天被判有罪。来到兰茨贝格监狱后，他分到了二楼仅剩的一个房间，也就是同莫里斯房间紧挨着的五号房间。

希特勒在写作《我的奋斗》一书过程中有些很能说明问题的谈话就是在五号房间里展开的。赫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所写的大约30封书信中（大部分写给他未来的妻子伊尔斯·普罗尔）披露了上述情况。赫斯在来到兰茨贝格监狱第一个夜晚所写的第一封书信（写给他母亲）中，描述了一战老兵们监狱生活的另一个侧面。这些老兵们的带头人在战斗前线经历了极不寻常的个人成长岁月。“我现在可以听到（希特勒的）声音从公共休息室里传来，”赫斯写道，“他似乎在重温自己的战场经历——他模仿着手榴弹和机关枪的声音，在房间里疯狂地跳来跳去，被自己的幻想冲昏了头脑而无法自制。”5

赫斯在5月中旬来到监狱时，希特勒正在用铅笔和钢笔不停地画着素描和其他图纸。“今天下午他给我带来了一幅非常精彩的陆、海、空和殖民战争博物馆设计图，”赫斯写道，“还有剧院、国立图书馆和大学设计图，以及《特里斯坦》《罗恩格林》《图兰朵》和《乌利尤斯·恺撒》等歌剧布景设计图。由于以前我只看过他画的极为夸张的漫画，因此，看到这一面我感到非常惊讶。”

6月初，汉斯·卡伦巴赫到来了。他身材矮小，长着浅黄色头发，相貌英俊帅气，在暴动期间指挥着一个机枪队。这位一战期间的陆军中尉现年26岁，在情感上非常赞赏“前线那代人”。希特勒的支持者和街头斗士大多出自这一代人。卡伦巴赫这位年轻的退伍军人住进了一楼的十一号房间，就是赫尔曼（赫尔米）·弗布克（狱友们都这样称呼这位雄心勃勃的法律专业大学生）入住的那个拥挤房间。无论是否有意为之，卡伦巴赫一来到监狱就开始搜集素材，出狱后写成了那本回忆录《我和希特勒在兰茨贝格要塞牢狱的那些日子》（Mit Adolf Hitler auf Festung Landsberg）。

有一大队追随者簇拥在身边，希特勒再次成为眼前小天地的主人，成为自己那个小集团备受尊崇的领导人。就像纳粹党体现出军国主义色彩那样——拥有自己的军服、行军靴、旗帜、军乐，以及冲锋队和突击队，在监狱里聚集起来的这些人眼下也拥有一定的军事组织结构与感觉。这不仅仅对于有军事头脑的希特勒颇具吸引力，就连克里贝尔那样强硬的旧军官和卡伦巴赫那样的往日前线战斗人员也很感兴趣。每一个新到的犯人（被判罪的犯人服刑起始日期不尽相同）都要立即向老板报告，就像在新成立的军事组织里向指挥官报告一样（希特勒还没有被称为元首，只是被称为“老板”或“长官”6）。“我的心怦怦直跳”，卡伦巴赫回忆道。他在刚到来的当天登上台阶，走向希特勒的二楼房间就是上述那种感觉。“我当时被他的个人魅力和现场氛围给镇住了，再也想不起他具体说了些什么。希特勒非常详细地询问了我的个人情况，家人情况，还有我们的私人经济情况……强有力的握手，伴随着心心相印的话语。”（卡伦巴赫的书里充满着英雄崇拜之情。7）接下来已经为希特勒所倾倒，正式开始在兰茨贝格监狱生活的卡伦巴赫，又慢慢地回到了楼下十一号房间。他新结识的那些同志们正在忙着用粮食制作代用咖啡，往面包片上涂抹果酱。

兰茨贝格要塞牢狱关押的犯人向来很少，但这一次关押了40多个犯人，生活条件总体上比较舒适。同二楼的那些犯人一样，一楼的犯人也有一个供就餐、休闲放松用的休息室。他们可以在那里读书看报、打盹儿、吸烟、写信，或者什么也不做；他们可以穿自己的衣服（而不是常见的囚服），可以拥有个人物品，包括小折刀。只有钱必须上交到监狱看守那里，由看守把每个人的钱存在自己的监狱账户上。记有个人账户的总账每周更新一次。这些“不剥夺荣誉的犯人”不必干活，甚至也不必整理床铺。打扫房间整理床铺，还有全部室内杂活，包括清理垃圾、擦鞋、送饭这些事情全都由雇来的人负责干了。他们是从兰茨贝格主体监狱中挑选出来的幸运者，获得了在要塞牢狱里充当特殊服务员的工作。8按照规定，他们不能和参加过暴动的犯人说话。不过他们认为在这些犯人的牢狱里工作是一种优待。每天他们给希特勒和他的手下人送过饭后，可以吃剩下的任何饭菜。要塞牢狱的犯人们在一楼和二楼休息室里的公用餐桌上一起就餐。

对于以前参加过暴动的那些犯人而言，兰茨贝格监狱里的生活确实不错（他们也是绑架者、窃贼、破门入室的窃贼、破坏分子。如果把四名警察被杀的罪责算在他们头上，他们还是杀人罪同谋）。他们的日常活动自由自在，丰富多样，不会感到单调乏味，至少在天气温暖的月份里是这样。“我不会抱怨这里的生活单调乏味，”赫斯在寄给父母的书信中写道，“我是个脑力工作者，直到早晨7点半为止。吃过早餐后，从8点到11点，我又是个‘用拳头（手）干活的工人’，干劈柴的活。这种活动对健康非常有益，因为我可以用斧头砍些树根，每小时还能挣20芬尼[2]！希特勒说他写完书也会来干这个活儿。干完后洗个热水澡。11点35分，吃一顿分量很足的午餐。然后小睡一会儿，喝点茶，接着再干‘脑力工作’。7点45分至8点，吃过晚饭后，我们可以再到外面自由活动，玩玩游戏，或者同希特勒边走边聊。接下来我们又聚在室内——希特勒、克里贝尔中尉、韦伯博士，还有我——在一起喝茶，吃些油酥点心。这种点心一直会有人送过来。”9

有人把兰茨贝格监狱的生活比作旅馆生活，比作矿泉疗养地的生活。同一楼狭小房间的拥挤生活条件相比，要塞牢狱二楼可称为度假营。无论怎样称呼，兰茨贝格要塞牢狱是巴伐利亚最舒适的罪犯监狱。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把这一点视为巴伐利亚司法系统具有右翼倾向的又一证据。被判犯有政治罪的左翼人士几乎全都被押送到下肖嫩菲尔德监狱（Niederschönenfeld）。这所监狱位于兰茨贝格监狱以北57英里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

住在二楼的那五名“不剥夺荣誉的犯人”——希特勒、克里贝尔、韦伯、莫里斯与赫斯——过着近乎修士般的生活。他们的主要活动就是阅读、写作和聊天。住在一楼的那些犯人则是一帮吵吵嚷嚷的家伙。他们中间几乎没有军官和专业人员。他们自称为乡村野孩子，在行为举止上也有相应的表现。“房间里总能听见大声嚷嚷，一直有人不停地出入十一号房间。”卡伦巴赫写道。他们相互开一些恶作剧的玩笑，欺凌新来的狱友，虚构戏剧，创编诗歌，按着原有节奏编唱新歌。在十一号房间里，卡伦巴赫提出了《体面行为和生活秩序十项注意》，内容包括“禁止往花盆里扔烟蒂……这里不是贫民窟，不是酒吧”；“禁止把衣物扔在椅子上，因为我们有衣柜”；另外还可以偶带恶意的笔触写道：“禁止大声喊叫……这里不是犹太人学校”。

在娱乐方面，他们甚至还用一把小提琴、一把鲁特琴和一个带响铃的自制“土耳其新月”组建了自己的“兰茨贝格监狱乐队”。担任小提琴手的是约瑟夫·格鲁姆，他原是慕尼黑警察，纳粹党秘密成员，暴动期间被捕入狱。兰茨贝格要塞牢狱完全成了一个欢乐之地。“我们在此受到的待遇无可挑剔，”赫斯在一封家书中写道，“完全符合‘不剥夺荣誉’这个说法。”

遇到特殊场合，比如生日、假日和多个周六晚上，住在二楼的那五位要塞重要人物（他们的住处被一楼犯人称为“陆军元帅山”）便走下楼来，与步兵们共进晚餐。希特勒这位城堡之王坐在长桌首席。每个人都竭力保持着严格的军事风范，立正站立，直到希特勒到来同他们一一握手。然后他们便开始痛快地随意饱餐一顿。他们聚餐时往往默不作声，吃得飞快，直到希特勒最后按照德国传统发出一声进餐时间的问候，"Mahlzeit!"[3]聚餐就此结束，然后大家围坐在餐桌旁开始轻松随意交谈一段时间。香烟、雪茄和烟斗纷纷亮了出来。可以想见，聚餐后的谈话最后常常变成希特勒的个人独白。他从不介意自己在众人面前夸夸其谈。由于坐在餐桌旁边的这些人，在他看来最接近啤酒馆里的听众，于是他常常开始朗读一些正在写的书稿章节内容。据黑姆里希披露，每逢这个时候，前来聚餐的犯人都被希特勒的高谈阔论给迷住了。“我们听着他的话语，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只感觉时间过得飞快。”卡伦巴赫回忆道。

有时，特别是在下雨天无法去花园里散步的时候，希特勒就于上午10点在休息室里举办讲座，给他手下的那些人讲一些政治和世界史方面的内容。希特勒就像一位认真负责的老师一样，甚至还用上了摆在房间里那个安装着木架的教学黑板。据卡伦巴赫回忆，希特勒给身边那些全神贯注的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他在维也纳的贫困生活，讲述了从有缺陷的跨国议会中吸取的重要教训，以及（具有强烈反犹太主义倾向的）市长卡尔·卢埃格尔的伟大业绩。卡伦巴赫写道，希特勒“往我们的头脑里强行灌输”的概念包括“民族与种族，鲜血与土地……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等方面的内容。在希特勒的信念体系中，保护自己的种族是最高价值观，让怒火冲天的德国人接受这种观点并非难事。

但是希特勒已经逐渐放弃完全对抗性的破釜沉舟式武力政治，转而信奉政治行动理念，主张在对抗势力中实现和解，在德国建立一个统一的新社会，即希特勒所说的民族共同体。希特勒在审判法庭上最后所做的辩白陈述中曾经预言，总有一天在音乐厅广场相互以血相溅的那些人会手挽手并肩前进，组建共同的“师”、“团”联盟。他表示，在兰茨贝格他终于认识到“我们再也无法用武力赢得政权；国家早就充分巩固了自己，拥有必备的武器”。放弃武力政治（通过革命推翻国家政府），转而走选举之路，拥抱自己的旧敌，这让许多强硬的纳粹分子难以接受。据希特勒自己披露，当他还被关押在兰茨贝格监狱时，“我的许多支持者从未理解”这种转变。

对于那些同希特勒一起被关押在监狱里的激进分子来说，上述情况看起来肯定属实。卡伦巴赫回忆道：“我们围绕着导师所讲的包罗广泛的德国‘民族共同体’这个概念辩论了好几个小时。我们对此无法理解。……我们只想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老兵专政’取代别人高声宣称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对付敌手……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不会像我们的领导人劝告的那样伸出友谊之手。”

在这些犯人备受关照的舒适监狱环境里举行政治辩论和讲座倒也不难。最让普通士兵和犯人抱怨不满的伙食、饮料，在兰茨贝格监狱反而质好量多。除了通常的饮料以外，这些要塞犯人在吃饭时还能享受到一大优厚待遇：与那500名在主体监狱里服刑的可怜家伙们不同，他们可以搞到含酒精的饮料。按着监狱方面的规定，只要他们的账户上还有余钱，他们就可以每天购买半升啤酒或一大杯葡萄酒。希特勒（后来彻底戒了酒）每天喝一杯啤酒，至少在4月份和5月初是这样。那个时期的监狱档案显示，希特勒的账户上每天会被扣除18芬尼喝啤酒的费用。

对于许多要塞犯人来说，半升啤酒定量显得太小气了。他们都是巴伐利亚人，喝本地出产的名酒就像喝水一样。“我去找Mufti（“法典说明官”，这是他们私下里给典狱长莱波尔德起的绰号），要求多卖给一些啤酒。”突击队犯人卡尔·菲勒披露说。此人后来在第三帝国期间当上了慕尼黑市长。莱波尔德以规章制度为由拒绝了他们。第二天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对这些犯人说，根据规定他可以为他们在花园里干的活每小时付20芬尼工钱。因为夏天炎热，他感到有理由为每天干六小时的人再提供半升啤酒。于是这些犯人又额外买到了一些啤酒。在克里贝尔中尉的指导下，花园的面貌也开始大为改观。克里贝尔有特殊的园艺才能，井井有条地指挥着众犯人挖土，种植花木，拓宽碎石路面。据看守卢克尔回忆，克里贝尔头戴一顶宽大的遮阳草帽，看上去像是一位“巴西的咖啡种植园主”。

除了啤酒和葡萄酒以外，不知何故还允许把烈性酒带进来。有人干脆骗过看守把烈性酒偷运进来。莫里斯披露说，他在床头柜里存放着“烈性酒”，一楼那些吵吵嚷嚷的人也拥有一些德国烈性酒：“一瓶斯坦因海格酒，一瓶恩兹安酒，还有许多瓶德国烈性酒和其他地方产的烈性酒陆陆续续都送来了……看守们看到我们酒柜里摆放的那些酒都开始流口水了。”这些违禁品是如何躲过安全警察的，尚不完全清楚，只有一种情况是例外。那就是卡伦巴赫患有疟疾这种特殊情况。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卡伦巴赫在马其顿的沼泽地带服兵役时患上了疟疾。甚至在多年后有时遇到炎热天气他也会发高烧。卡伦巴赫声称在某处看到过如下这种疗法：如果使用奎宁无法清热，“每天饮用最强剂量烈性酒可以增强疗效”。10卡伦巴赫有证明自己患有疟疾的档案材料，监狱规定又允许用烈性酒治病，因此他便获准购买烈性酒。无论是否确有其事，据说他从家里订购了一瓶法国科尼亚克白兰地酒，很快就收到了，使要塞这帮犯人非常兴奋。

监狱方面规定，病人每天可以领取一杯烈性酒，而且必须由看守把酒倒进酒杯里。当时由于找不到一只盛白兰地酒用的小口大肚酒杯，卡伦巴赫随手抓起一只水杯，然后朝看守室走去。写有卡伦巴赫名字的酒瓶妥善地锁存在那里。卡伦巴赫自己指定的法律顾问赫尔米·弗布克一同前往看守室。这位巧舌如簧的法律专业大学生使看守相信，从法律的意义上讲水杯也属于监狱规定中所说的“杯子”范畴，应该斟满。后来果然斟满了白兰地酒。拿到酒后，这两人赶紧又溜回了休息室。狱友们早在那里等候着靠疟疾计策取得的成果。所有其他犯人均恳求卡伦巴赫让他们把这金色的白兰地酒在他们手里过一圈，让他们至少“离近了看一眼”，也许甚至还能用鼻子“闻一闻”那醉人的酒香。这种游戏的结局不难预测：待到那酒杯在众人手里转过一圈又回到主人手上时，酒早被喝光了。“弗布克和我什么也没得着！”卡伦巴赫回忆道，“我都没来得及用好不容易弄到手的烈性酒润一润嘴唇。”11

第二天夜晚，卡伦巴赫和他那位没有执照的律师想到了一个更高明的点子。他们到达看守室时带去的不是水杯，而是一个半升的啤酒杯。弗布克争辩说，是否符合“杯子”的法律定义不取决于容器的大小尺寸，而取决于容器结构的基本制作材料。使人感到吃惊的是，这种强词夺理的逻辑居然讲得通。这两位狡猾的狐狸把酒瓶里的白兰地都带走了。据卡伦巴赫披露，其他许多犯人突然之间想起了他们曾经得过的各种要命疾病。随后酒精含量很高的烈性酒逐渐装满看守的橱柜。有位“不知足的犯人”派人送来一只金鱼缸，打定主意要将其称为法律意义上的“玻璃杯”。就连弗布克也望而却步，不敢帮这个忙。

兰茨贝格监狱的纳粹犯人在耍花招时还无视监狱方面有关禁用政治象征符号的规定，他们从外面弄到了一面纳粹党万字旗。当无人监视时，他们就把这面旗挂在休息室的墙上。这面禁旗何时被带进监狱尚不清楚。不过有人怀疑是监狱内部的人带进去的，因为很多人都说看守和监狱里的其他工作人员逐渐接受纳粹党的争取，站到了希特勒事业一边。他们甚至在希特勒出狱时还流下了眼泪。这些不守规矩的犯人不得不小心一点，以免被人发觉不轨行为。只要有谁听到看守来了（一位看守习惯于边走边把一串钥匙弄得叮当作响），这些犯人就飞快地把纳粹党万字旗卷起来，藏在带有爪脚的浴缸下面。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被逮着过。

要塞监狱的犯人们除了能把烈性酒和禁旗弄到监狱里来以外，还能订购日常生活用品，比如鞋油和信纸，甚至连奶油和鲱鱼罐头等食品也能订购，只要他们的账户上有钱就行。有位监狱看守每天下午一两点钟都会接到各种订单。黑姆里希甚至还为希特勒买了一只大水杯，因为希特勒说过需要用它来漱嗓子。黑姆里希写道，由于希特勒在一战期间受到过毒气伤害，他的嗓子仍然感到疼痛。12因为对于犯人们可以订购的物品种类没有具体限制，墨守法规的弗布克反倒要试一试司法系统的底线。于是他订购了上面带有发泡奶油的草莓冰淇淋。

这一招令所有人猝不及防。弗布克已经准备了一份复杂的法律文件，根据这份法律文件，如果他收不到那份美味冰淇淋，从医疗方面讲就不宜将他关押在监狱里。巴伐利亚司法系统（既管理着法院又管理着监狱）非但没有叫弗布克滚蛋，反而深感震惊。电话、信件与备忘录应接不暇。还出现了推卸责任的局面。最后由上级部门下达一道指示：“为犯人弗布克的健康及服刑情况着想”，仅此一回，下不为例。弗布克终于能够收到他的冰淇淋了。当然，到那时为止，弗布克也玩得很开心。他告诉他们忘掉这件事情。13

“兰茨贝格监狱俱乐部”拥有的最大特权之一是可以进入那个沿着要塞牢狱附近外墙延伸的长形花园。一片近200码长的长方形草地有一侧生长着一排树木和灌木丛，在远端有一个小菜园。每到初春时节，番红花和朱顶红竞相开放，棵棵果树也花满枝头。“我们出门到那里去时没有人看见，至少我们看不到有人在盯着我们。”莫里斯说道。（其实透过高高树篱后面一个小塔楼里的狭缝，可以时时刻刻把这些犯人观察得一清二楚。园地一端竖有一个木牌，上面写着“不得越界”。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花园里有两条碎石小路，其中一条沿着一排果树向前延伸，宽得可以并排一起走好几个人。希特勒经常在这里同赫斯、莫里斯或其他犯人来回散步，热烈交谈。有一张照片显示希特勒和莫里斯两个人均穿着短裤。希特勒头戴一顶宽边软帽，穿着皮短裤显得略微发胖。两人在开花的果树旁边低着头走过，好像在热烈交谈讨论着什么。14另一条狭窄的碎石路沿着监狱外墙延伸。这条路被称为“希特勒路”，因为希特勒经常在这里独自漫步，陷入沉思。花果园里的这两条路和一张长凳成为希特勒漫步独语的新场所。他在这个适宜的环境里阐述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政治信仰，演练自己的演说方式，并将其记录下来。黑姆里希猜测道：“《我的奋斗》一书中的大部分内容可能就是在这两条路上构思完成的。”15

年轻犯人大部分时间都在花果园里踢足球和打棒球，再就是利用当地体操俱乐部送来的运动器材做体操——运动器材包括单杠、双杠、鞍马和跳高器材。这些犯人们每天可以在园地里自由活动六个小时。早晨8点，要塞牢狱大门一打开，他们就匆匆来到空气新鲜的室外。每天清晨，韦伯博士（就是那位“高地联盟”准军事组织指挥官，也是一位对人体健康非常在行的兽医专家）开始严格点名，率众开展要求和难度逐渐增加的训练活动。“我们在重获自由以后又过了较长时间才算掌握了那些清晨训练的基本要领，当时对我们来说难度太大了，”卡伦巴赫写道，“这些训练活动是对付使人精神麻木的冷漠和‘监狱精神错乱’唯一有效的措施。”16

据赫斯透露，希特勒一开始也参加体操活动，但很快就放弃了，几乎一心扑在他正在写的那本书上。卡伦巴赫认为，由于希特勒脱臼的肩膀还在恢复过程中，所以他不能参加体育活动。但是汉夫施丹格尔的说法略有不同。有一次他去看希特勒，这位纳粹领导人增加的体重引起了他的注意——希特勒自从来到监狱体重增加了11磅，达到了170磅。17汉夫施丹格尔写道，希特勒的房间“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熟食店”，里面摆满了水果、葡萄酒和食品礼物。“您真的应该参加体操训练和监狱的一些体育活动。”汉夫施丹格尔奉劝道。“不，”希特勒回答说，“我要是参加体育训练会坏了规矩，一位领导人可不能在体育活动中败给别人。”18

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希特勒只扮演观众或裁判员的角色。他为手下的那些人担任足球裁判，有一次还观看了一场失控的拳击比赛。有一天，一个练习拳击用的沙袋随同体操器材一起被送到了监狱里。一位名叫埃德蒙德·施耐德的犯人给大家上了几节拳击课。“希特勒对这种特别具男子汉气概的激烈体育运动很感兴趣。”卡伦巴赫写道。于是就举行了一场拳击表演赛。身材矮小但非常勇敢的弗布克向比他高很多的莫里斯提出挑战，要打一场友谊比赛。但是比赛很快就升级出格了。两个人争强斗胜，开始凶猛地打斗起来。弗布克集中攻击莫里斯的中盘，而身高马大的拳击手莫里斯则拳拳打向弗布克的头部。最后，其他人赶紧跳进圈内把两位鲜血直流的斗士拉开。弗布克左眼已被打得睁不开，一片瘀青；莫里斯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希特勒却喜欢看这种打斗场面。“那两位被拉开的拳击手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开心地大笑起来。我很少看到他笑得这么开心。”卡伦巴赫写道。19

在那场流血的比赛过后，拳击运动从室外活动中消失了，先后又增加了摔跤和柔道项目。这两个运动项目经常导致肌肉和肌腱拉伤。

虽然希特勒是要塞犯人中最严肃最勤奋的人，有时他也参加年轻犯人们的娱乐活动和体育活动。6月17日那天是他的“命名日”——这个时候在德国像庆祝生日似的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那天晚上，希特勒被拉去参加一个使他感到惊喜的娱乐活动。要塞犯人们在悄悄地装饰布置完一楼休息室后，又准备了一些素描、歌曲、诗歌和哑剧表演节目。据卡伦巴赫回忆，所有这些娱乐庆祝活动逗得希特勒一连几个小时都在开怀大笑，鼓掌喝彩（有一首诗“判处”希特勒在德国各地旅行，“痛打犹太人和赤色分子”）。晚会结束时，犯人们决定以后每个星期六夜晚都举行这样的开心娱乐晚会，而且还要办一份狱中报纸。

《兰茨贝格荣誉公民报》（Landsberger Ehrenbürger）曾一度成为希特勒手下监狱同党阅读的周报。据几位知情人士讲，这份报纸用胶版誊写机誊写印刷，对监狱官员保密。《兰茨贝格荣誉公民报》通常包括三四版内容，对生活中的怪人怪事给予开玩笑式的评头论足，展望纳粹党将来复兴事业的前景。就像希特勒命名日当天的娱乐活动一样，报纸上还穿插刊登一些新创作的打油诗和妙趣横生的笑话。通常还刊登一篇由希特勒撰写的说古论今的文章，有时也配发他亲自创作的插图。

遗憾的是，除一份保留下来，其余的《兰茨贝格荣誉公民报》全部消失殆尽。由于这份报纸需要对外保密，所以印数有限，只能在暗中阅读。但是有位囚犯一不小心在家信中提到了这份报纸（家信肯定要经过审查人员过目），惊动了监狱看守前来突击检查。要塞监狱里那些吵吵嚷嚷的囚犯一听到看守们来了，急忙把室内的所有小报都扔进了熊熊燃烧的火炉里。结果除一份保留下来，其余全部化为灰烬。

被保留下来的那份“报纸”编号为第六期，内容是纪念8月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十周年。卡伦巴赫后来将其收入自己所写的书中。那期《兰茨贝格荣誉公民报》上刊登有18篇文章和一些诗作，内容均同战争回忆有关。克里贝尔写的是《二连总动员》（Mobilization of the Second Company）；弗布克赋诗一首，题为《死者》（The Dead）。韦伯博士撰文讲述了巴伐利亚第一雪地营在阿尔萨斯地区孚日山脉向被大雪封住的法军阵地成功发起进攻的战斗经过。赫斯写了一首长达120行的诗作，题为《面对凡尔登》（Facing Verdun），回顾了在法国北部他不幸受伤的那次著名战役。20在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十周年而举行的特别晚宴上，他刚高声朗诵了这首诗，在场的兰茨贝格监狱的狱友们无不为之动容。

但是希特勒没有为那期《兰茨贝格荣誉公民报》撰写任何文章。他当时正在忙于撰写准备推向外面世界的长篇大作。

【注释】

[1] 位于耶路撒冷以东，耶稣曾经在那里布道。——译者注

[2] 德国原货币单位，100芬尼等于1马克。——译者注

[3] 德语，意思是“祝您胃口好”，饭前餐后用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