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快发现敌人”成了驻阿富汗苏军的首要任务，调整原有编制和作战方式成为当务之急。1980年7月，苏军从阿富汗撤走了一批多余的部队，其中包括1个坦克团、3个战术导弹营、3个反坦克炮营、1个高射炮兵旅和1个防空导弹旅，留在战区的部队进行大规模编制和战术调整，将结构臃肿的摩托化步兵师改编为旅，下辖灵活机动并能独立作战的营或战斗群，并以营确定为基本战斗单位。后来的实践证明，一个营基本能完成战场上大部分任务。按照具体情况，一些步兵连或空降兵排也可确定为基本作战单位。为应对突发事件，苏军还将一些加强营改造为作战值班分队，它们装备较多的装甲车辆，以保证人员和武器输送，人员编制也可随时增加。

不过，这些措施只是临时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阿富汗游击队还是能一如既往地躲过苏军扫荡。1980年10月，土耳其斯坦军区司令员在写给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元帅的报告中说：“（阿富汗）爆发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正在降低，我认为我军下一步行动应当做出调整，侧重于号召当地人发起打倒‘反革命武装’的群众性运动……”然而，“军人就应当打仗”的思想仍在莫斯科占据上风，他们要求苏军继续用简单粗暴的武力清剿行动解决敌人；这种策略只能使阿富汗的抵抗运动越来越激烈。苏军驻阿富汗战役集群司令员索科洛夫大将曾向莫斯科保证，在1981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前结束对阿富汗“反革命武装”的清剿工作。这无异于天方夜谭，因为苏军无论在组织结构还是人员装备上都没做好准备。

1980年3月，在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安排下，白沙瓦的六个逊尼派组织的首领第一次坐在了一起。他们共同谋划联合反苏的策略，决定成立一个同盟组织。但这一设想刚一提出就遭到了伊斯兰党领袖希克马蒂亚尔的强烈反对，他不愿意将自己的兵力交由他人指挥，其他几个领导人也显得不很情愿。但在最后，由于美巴两国的极力促成，其余五个党的领导人还是勉强联合在一起，共同宣布成立“解放阿富汗伊斯兰同盟”，并推举刚刚从监狱里逃出来的穆斯林知识分子阿卜杜勒·拉斯·萨亚夫教授为领袖。

五个党的联合实际上是貌合神离的。各党的领导机构并没有合并成统一的组织，五个党的领导人仍然各自保持独立，不断发生争吵，各自领导着自己的一派人马，不承认萨亚夫的权威地位。虽然这次合作并没有取得实质上的成绩，但毕竟从形式上为反苏的各派组织提供了一个合作的模式。

随着白沙瓦内几个领导人对联合的探索，在阿富汗国内的各个游击队也得到了迅速壮大，到1980年上半年，游击队的兵力已由1979年的4万人发展到了10万人。苏军的侵略和保卫家园的热情使阿富汗人纷纷选择了参加游击队的道路。游击队人数的迅速增加，带动着游击战的战场也在迅速扩大。到1980年中期，阿富汗城市和农村的游击战都开展起来了。

抵抗苏军的游击战争是以“圣战”的名义进行的，阿富汗游击队员被称之为“穆贾希丁”，意即“进行圣战的人”或“圣战者”，外部世界常常将他们意译为——“自由战士”。

阿富汗的城市建筑众多，街巷复杂，是开展游击战的有利地形。在喀布尔、坎大哈、赫拉特等地，战斗尤为频繁和激烈，这些地方，黑夜和白天轮流掌握在游击队和苏军的手中。白天，苏军在各大街道上巡逻，阿富汗政府官员们也都沉稳自如地走入自己的工作部门；但是太阳刚一落山，他们无不惊慌地逃入由苏军严密守控的住宅区，尽管那里偶尔也会遭到一阵枪击或是几枚火箭弹的偷袭，但相比较而言，那里仍是最安全的地方。

因为在夜晚，城市已成了游击队的天堂。他们成群结队，攻击政府大楼、广播电台，暗杀阿富汗政府官员和苏联军人。而白天一来，他们则不见了，街上走着的仍是阿富汗市民和巡逻的苏军士兵。

阿富汗游击队员神出鬼没，城市游击战开展得如此成功，更主要的是得益于城市中组织严密的联络网和游击队领导人的指挥。

秘密联络网大部分是由阿富汗政府各部门中同情游击队的公务员组成。他们利用苏联人的信任，建立了苏军绝对不会搜查的武器贮藏处。而那些潜伏在阿富汗政府军中的游击队联络员经常偷偷到郊区去会见游击队的领导人，送去情报，带回信息或补给品。

拥有阿富汗政府军身份的潜伏者参与游击战时也要使用游击队提供的武器，并不是他们不愿携带自己的武器，而是因为最适合城市游击战的武器是手枪和炸药。这些东西或者来自于巴基斯坦境内，或者由游击队员自己制造；前一种方式获得的武器往往更为精良，但由于获得有限和运输艰难，游击队员还是经常要靠自己动手。

这些城市游击战尽管从外表上看并不太惊人，但游击队的地下组织能力和保密能力却相当强。地下游击队每个小组的成员一般不超过8个人，每个小组至少都有一两个武器贮藏处，即使属于同一个抵抗组织，几个小组的成员也互不认识。

在喀布尔地区，最有名的城市游击战组织者叫阿卜杜勒·哈克，他属于伊斯兰党哈利斯派，在喀布尔城内外共有200名正规的游击队员服从他的指挥。当时他只有21岁，却指挥着一大批与他父亲同龄的分队领导人。他成功组织了几起在喀布尔影响较大的城市袭击行动，获得了大批的拥护者与支持者。当一些阿富汗政府军的军官要求公开参加游击战时，他劝告说：那样只会增加伤亡，留在原来的位置上参加地下斗争，比公开参加战斗更能发挥作用，因为这样可以提供关于苏军和阿富汗政府军调动或作战计划最可靠的情报，并能向各地的游击队提供弹药和有关线索。

但由于人员活动、武器输送等方面的困难，以及苏军实力的强大，阿富汗城市游击战的难度远远大于发生在广大山区的游击战。有时候，为了更好地攻击城市目标，城市游击战还采用城外夹攻的方法，即先在城外聚集一批游击队兵力，袭击城市，吸引住苏军和阿富汗政府军的注意力后，城市游击战再展开，往往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粗略地罗列一下阿富汗游击队在城市游击战中的战果，便可以发现，这样的城市游击战行动对苏军和阿富汗政府军的打击实际上相当巨大：

1981年11月21日，用火箭筒袭击喀布尔的洲际饭店。

1981年4月14日，暗杀阿富汗国家情报局第二号人物吉拉姆·萨希·阿塔尔将军。

1981年4月，暗杀洛加尔省省长。

1981年5月1日，暗杀帕克蒂亚省省长。

1981年5月6日，暗杀坎大哈省省长穆罕默德·雅蒂米。

1981年9月，暗杀马扎里沙里夫市警察局长。

1982年1月19日，暗杀苏联将军奇德钦科。

1982年8月3日，袭击喀布尔的巴拉希萨尔堡军火库。

1982年8月，攻击巴格拉姆机场，击毁22架苏军直升机。

1982年10月26日，在喀布尔暗杀苏联将军伊斯特诺夫。

1982年12月21日，袭击贾拉拉巴德机场，击毁10架苏军直升机。

1982年12月24日，武装骚扰苏联大使馆。

1982年12月28日，破坏向喀布尔供电的马希帕尔水电站。

1983年8月，再次重创巴拉希萨尔苏军司令部。

1983年12月，袭击加兹尼监狱，释放400名犯人。

1983年12月4日，暗杀阿富汗政府军将军阿卜杜勒·库杜兹·拉希德。

1983年12月22日，袭击喀布尔电台和军事学院。

在阿富汗的反苏游击战中，进行面更广、取得更大战果的还是发生在广大农村和山区的游击战。在农村及山区的游击战，由于各游击队的派别不同，而且在民族、地理、宗教等方面也各自具有自己的特点，所以他们一直没有统一领导作战的中心，在作战中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在阿富汗南部和东南部的游击队主要由传统的部族和山区居民构成，在伊斯兰教毛拉的支持下，由有名望的、受人尊敬的家族成员担任领导者，这些游击队一般在8—12月，也就是等到庄稼收割之后，采取各种军事行动。这些游击队的作战计划、行动方法等经常通过全体成员的共同讨论，在所有参与者都同意的情况下才能付诸实施，每个人都有发言权。

他们的战斗计划在行动前就已经预先拟好，大多以阿富汗政府军为袭击目标，袭击苏军较少，而且行动都是在夜间；袭击之后，他们便会迅速地撤回到自己的村子中。这些人进攻时都很勇敢，但也比较轻率，所以损失也相当严重。

在阿富汗北部和西北部，前阿富汗政府军大尉伊兹马伊尔·汗的作战方法极为流行，各游击队大多按照他的观点组织战斗。从广大的农村选几个主要村落，在那里固定集中300人左右的游击队员，以守株待兔的方法打击一切来犯的敌人。他们一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但由于山区的交通不便和工具的粗劣不足，他们往往只能固守在一定的区域，既不能参加固定区域外的战斗，也难以支援相距较远的其他村庄的战斗。

尽管各个地区游击队的战斗能力和作战方法不尽相同，但作为游击战，他们的战术还是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游击队或者是沿着公路干线破坏苏军的运输，或者是打击苏军的逐步推进，巩固自己的根据地，或者是主动出击，打击苏军和阿富汗政府军的孤立据点。

由于阿富汗国内山区极多，因此主要的交通线极少。苏军只能靠公路来推进摩托化部队和运输主要的军用物资。这样，阿富汗游击队就将破坏公路运输作为一个主要的作战目标。这些战斗一般规模都不大，持续时间也较短，但由于出现的路段较多，战斗的次数频繁，它严重地阻碍了苏军进展的计划，给苏军造成了不小的伤亡。

为加强对交通线的控制，苏军在主要公路干线上的一些重要路段大量设立交通调整哨、检查哨，检查过往行人和车辆，防止阿富汗游击队对重要路段和桥梁进行破坏，在有些路段还派出了流动巡逻车。在最易受阿富汗游击队攻击的地段，苏军每隔一定距离就修建一个驻兵的小碉堡，四周布设地雷场。一些容易被阿富汗游击队利用的设伏地段，往往被苏军指定为“自由射击区”，任何活动物体都会遭到轰炸和枪击。只要苏军在路边遭到伤亡，就把邻近的村庄夷为平地，将居民赶离公路。如此做的代价是，大量苏军兵力被牵制。

查普查勒山口之战是阿富汗游击队的宝贵经验。在交通要道上，游击队有时在公路两侧利用有利地形构建工事，夺取对交通的控制权；有时在公路必经的险要路段，如隘路、山口等地设伏击，搞破坏；有时则利用公路两侧的村庄、树林、壕沟、丘陵等地设下埋伏，攻击公路上的小股苏军；有时则直接在苏军通行之处设路障、埋地雷、炸毁涵洞或桥梁，挖下深沟或陷坑。针对苏军的逐步推进、侵袭根据地等做法，游击队则常常利用山区的有利地形，构建多层防御阵地，层层阻击苏军的地面部队，一待苏军大部队或是空中力量赶到，他们便迅速地撤进隐蔽地点。

在对付苏军的航空兵和武装直升机方面，喀布尔北部山区伏击战的经验被不断推广。在苏军直升机可能经过的山谷中，阿富汗游击队的对空伏击分队分为两组。第一组驻守在山谷坚固的阵地上，引诱苏军直升机前来攻击。第二组配置在比第一组高约2300米的地方，装备大口径机枪和RPG火箭筒，任务是击毁直升机。苏军直升机飞来时，第一组在最大射程上开火，吸引苏军飞行员注意。当直升机飞临第一组上空实施近距离攻击或投下步兵时，第二组就一齐开火，从侧面或上方击毁直升机，消灭投送的步兵。

为了保护根据地，阿富汗游击队经常在根据地外围埋设地雷或设置各种障碍。阿富汗游击队常常分成几股力量，苏军向西挺进，游击队就在东面进行袭扰，苏军扑向东面，这股力量就利用山区地形巧妙地转移。与此同时，另一股游击队又在西面出现，这种声东击西的战术经常令苏军疲惫不堪却毫无收获。

阿富汗游击队有时也主动攻击苏军孤立的据点。这种进攻的规模大小不一，有时十几人，有时几百人，多在夜间进行，袭击后迅速撤离。这些孤立据点包括苏军占据的机场、雷达站、军火库、后勤仓库、兵营及临时营地等。总之，阿富汗游击队采用各种方法，只要存在有利于己的条件，他们就会奋力一战，从而不断地牵制和打击苏军。

当一个国家全民皆兵反抗入侵时，各种各样的点子几乎是层出不穷的。

1982年夏末，贾拉拉巴德反苏游击队的一位领导人通过各种关系，与阿富汗政府军喀布尔卫戍部队司令阿卜杜勒·沃杜德将军取得了联系。游击队领导人向沃杜德将军说，他和他的游击队愿意归顺阿富汗政府军，放下武器不再与苏军为敌。为了证明他的诚意，这位游击队领导人向沃杜德将军出了一个主意——愿意帮助政府军诱捕自己的上司，逊尼派伊斯兰党领袖尤尼斯·哈利斯。

这位游击队领导人担保说，只有他才能抓到哈利斯，只要向他提供资金，再派一支政府军的装甲部队协助行动。他的话说服了沃杜德将军，后者果真向他提供了他所要的一切。就这样，一支阿富汗政府军的装甲部队出发向贾拉拉巴德飞奔而去。游击队领导人接待了他们，把他们安置在一块偏僻的草原上，吩咐他们设好陷阱，准备伏击哈利斯。

即将“归顺”阿富汗政府军的游击队一连两天劝设伏的政府军要耐心等待；等到第三天，游击队完全取得了这支政府军的信任。游击队领导人一声令下，游击队员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那支阿富汗政府军部队全部消灭，缴获了一批装甲车辆和其他武器弹药。

倒霉的沃杜德将军被苏联顾问怀疑私通游击队，以“叛徒”罪名于9月29日遭到处决。

阿富汗游击队还常这样干：一些游击队员装扮成阿富汗政府军，在公路干线拦截公共汽车，把乘客统统赶下车，然后宣布要把这些同情“反革命匪帮”的人枪毙。要知道，这是苏军和阿富汗政府军常干的事。

车上的许多阿富汗政府军军人和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党员一听此言，赶紧出示自己藏得很严的证件。接下来的事就十分方便了——游击队员们将出示证件的人全部枪毙或关押起来

这样的计策简直是用不完的。一支小规模反苏游击队的领导人逃到了阿富汗政府一边。他向阿富汗政府和苏军保证，自己一定幡然悔悟，痛心疾首地说自己是上了帝国主义和大封建领主宣传的当；他还做了一系列事情来表明诚意。于是，阿富汗政府军给他武器装备和资金，要将他的部下改编为维持地方治安的民兵武装。没想到，一拿到武器装备和资金，游击队领袖立即就回到山里，再也没有露面。原来，他当初来向阿富汗政府和苏军投诚，目的不过是搞钱搞枪而已；现在武器装备和资金都到手了，他便回到山里继续打苏联人。

残酷的战争使阿富汗人发挥了极大的聪明才智。游击队在喀布尔附近的马伊丹搞到了一颗尚未爆炸的炸弹，他们给炸弹装上了电控系统，炸毁了苏军运输车队必经的大桥。他们从苏军装甲运输车里搞来的炸弹不久就被派上了用场，经过一番摸索和改装，游击队用土炮将炸弹全部又送回了苏军的营房里。

在某次交火中，游击队缴获了苏军装甲车上的一挺重机枪。游击队的机械师立即给它装配上一个三脚架，变成了一挺轻机枪。在阿富汗北方的游击队里，有人在城市游击战中发现，近距离发射的苏制RPG火箭弹能穿透苏军装甲车辆的装甲，但无法杀伤车内的苏军士兵；经过一番思考，游击队员们找到了窍门——把弹头里的两个塑料垫摘去，问题就全解决了。在同一次城市游击战中，游击队员们发现，在火箭弹的套接管里加一点汽油，没有发射筒也能使用。

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阿富汗战争负最终责任的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谢尔盖·索科洛夫元帅变得焦急不安。勃列日涅夫大力提倡的速战速决没有达到目的，而且苏军对付这些无所不在的游击队开始感到力不从心。多年来，苏军的战术方法与训练方向一直是，与北约组织在西欧平原展开超大规模机械化作战。但在遍布山地的阿富汗，这一切根本无从应用。

勃列日涅夫彻底放弃了“部分撤军”的想法，再也没有机会重新提起过。目前的紧迫问题，是如何采取一种最有效的办法尽快消灭阿富汗境内的反苏游击队组织。

经过多方讨论，一份决策方案送到了索科洛夫的手中。

1980年下半年，苏军改变了“拳头战术”，开始推行被称为“搜索与歼灭”的新战术，把打击重点依次放在阿富汗北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同样不能放松，必须确保苏联与喀布尔之间的联系，确保喀布尔及其周围地区的安全，并竭力切断阿富汗国内反苏各游击队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往来。

苏军开始对游击队活跃的地区进行重点清剿和分区清剿。打击的方法往往是先派出飞机侦察，确定目标区后再进行反复的轰炸，甚至将目标区的村庄炸平，将林区毁灭，以消除游击队的一切掩护物；为了切断平民百姓与游击队间的协作，苏军还对游击队活跃地区的平民实施了灭绝式的轰炸。而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交界地区，苏军则加强了对国界间交通线的封锁，力图使游击队从巴基斯坦境内获得的支援物资无法运送至国内。

为了增强对阿富汗游击队的打击强度，1980年中期，苏军第16摩托化步兵师和第54摩托化步兵师又从苏联境内的铁尔梅兹经阿姆河大桥开进阿富汗，增补到负责整个阿富汗战区主要作战任务的第40集团军。与此同时，苏军又将阿富汗全国29个省重划分为7个战区，即喀布尔战区（驻有第105空降师和第360摩托化步兵师）、加兹尼战区（驻有第8摩托化步兵师）、昆都士战区（驻有第201摩托化步兵师）、马扎里沙里夫战区（驻有第16摩托化步兵师）、赫拉特战区（驻有第66摩托化步兵师）、信丹德战区（驻有第54摩托化步兵师）、坎大哈战区（驻有第357摩托化步兵师）。各战区除了负责协调指挥本作战区内驻守军队的军事行动外，还掌握一定数量的机动力量，可以独立进行一些作战任务。

另外，苏军的指挥机构也得以有了进一步的完善，第40集团军的总部设在喀布尔，并成立了空军司令部、防空军司令部、炮兵司令部以及后勤指挥机构。为了便于指挥，苏军还分别在喀布尔和信丹德设立了东、西部两个战区指挥所。

到1980年底，驻阿富汗苏军人数已达8.5万人，其中75％是作战部队，其余为后勤保障部队和阿富汗政府军中的教官与顾问。此外，在土耳其斯坦军区，还驻有5万苏军，长期处于战斗准备状态。

与此同时，苏联的“同化政策”也在不遗余力地推行。利用阿富汗人对伊斯兰教的信仰，苏联在阿富汗的每一处占领区全面地收买各个部族，只要依顺卡尔迈勒政府，苏联人就将向他们提供最为完备的伊斯兰信仰保证，同时对各部族首领采用罕见的高薪、诱人的特权来加以拉拢。到1983年，喀布尔市内已经新建了230座清真寺，其余地方也建了30余座为了收买各个部族，1981年，阿富汗政府“边境和部族事务处”改组为“民族和部族事务部”，并在6月份建立了由库纳尔、捕格哈尔、帕克提亚、帕克蒂亚、查布尔、坎大哈、赫尔曼德和尼姆鲁兹等省组成的“阿富汗部族最高会议”。“边境和部族事务处”与“阿富汗部族最高会议”专门负责说服、劝导各个部族服从卡尔迈勒政府，其主要对象是广大的普什图人，而辅助说服工作的方法则是利诱。苏联人通过这两个机构告诉部族首领们——卡尔迈勒政府的土地改革可以不触及大地主的利益，并且部族首领和毛拉们还可拥有比法律规定的6公顷还要多的土地。

苏军和阿富汗政府还向所有部族和个人保证——只要服从新政府，曾经同游击队合作过的人可得到赦免，而且被充公的土地将归还原主，战争中所受的财产损失将获得补偿。

对于已经服从新政府和苏联的阿富汗人，苏联着手在他们中间建立一个拥护卡尔迈勒政府的新社会阶层。这个阶层必须在苏联的绝对支配之下，应该有跟苏联同样的思想，同样的文化。苏联的新闻社承担了这项工作。他们执行用阿富汗的普什图语和达里语出版小册子的计划，仅仅1980年就出版了28种小册子，总发行量64万册，其中有《政治读本》《列宁文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关于合作化、关于武装力量的作用、关于新型政党、关于青年的论述》以及《勃列日涅夫回忆录》等。在苏联的命令下，喀布尔印刷厂用普什图语和达里语出版《团结》杂志，这份杂志的主要内容包括苏联共产党的文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取得的成就，以及国际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文章和现实状况，杂志发行的主要对象是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党员。同时，他们还出版面向阿富汗青少年读者的《青少年时代》周报。

由于青年人受到阿富汗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浅，并且将在未来起到主导作用，所以苏联将希望更多寄托在阿富汗青年人身上。于是，数以千计的大中学生被派往苏联深造，或者在国内获得来自苏联的奖学金。这一政策在阿富汗开展得极为迅速，1980年，仅在大学生中，去苏留学或获得苏联奖学金的人就已达到大学生总人数的10％。苏联每年拨出大批公费名额，让阿富汗青年学生到苏联中亚地区的几个伊斯兰加盟共和国去旅行，以便阿富汗青年人亲眼看一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发展，让他们知道苏联就是“可耻的、落后的阿富汗”应当效法的楷模。

阿富汗大中小学校的教学大纲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阿富汗教育制度中的苏联味道正一点点浓厚起来。1981年，阿富汗小学开始修改课本，增加了大篇幅的苏联共产党党史及苏联常用口号等内容。1981年，喀布尔综合工科大学取消英语课，改为俄语课。苏联人甚至还计划将阿富汗各种语言统一用西里尔字母来书写，因为在塔吉克斯坦加盟共和国，苏联人已成功地将波斯语改成由西里尔字母构成的语言。另外，大批的阿富汗儿童被直接送往苏联接受教育。这些儿童年龄都在5—12岁之间，学成归来之后，他们将成为阿富汗的新兴骨干力量，在这个国家中完全体现苏联的意志和利益。

一系列先锋队之类的青年组织也纷纷在阿富汗全国各地出现，苏联人通过这些组织，教育阿富汗人去仇视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苏联人设立了一所名为“祖国的未来”的学院，专门培养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党员的子女和死亡政府军军人的孤儿；还有“爱国阵线”，负责召集和教育阿富汗国内一切“革命分子”。在“同化政策”的传授下，阿富汗社会渐渐有了一些苏联特有的东西。比如，政府官员慢慢习惯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说，正式的开幕仪式和落成典礼多了起来，喀布尔街头经常能见到有组织的、拥护政府的“群众游行”。

为了把阿富汗完全控制在手中，苏联专门派出一批高级顾问陪同卡尔迈勒奔赴阿富汗。这批人组成“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中央顾问小组”，由苏曼佐夫担任组长，直接受苏共中央的领导，主要负责制定阿富汗国内的各项同化政策，然后由卡尔迈勒出面向阿富汗全国推行。到1983年12月，这个小组共有80名顾问和50名翻译人员。此外，在喀布尔还有总数为50人的其他顾问小组，包括“阿富汗民主青年组织顾问小组”“阿富汗民主妇女组织顾问小组”“阿富汗工会顾问小组”等，这些文职顾问组织的存在，保证了苏联的“同化政策”始终在一个稳定的轨道上进行。

还有“经贸合作”，这更是“同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80年起，苏联开始开发阿富汗赫尔曼德的铀矿，将矿砂运回苏联。苏联还控制了坎大哈的金矿、巴达赫尚的天青石矿、哈吉加克的铁矿、基纳克的铜矿，这些矿区只有苏联人在开采，矿区禁止任何阿富汗人入内。苏联惟一与阿富汗签有购买合同的是天然气，而且还是在苏联控制了阿富汗国内全部天然气田的前提下，苏联只付给阿富汗国际市场价格的一半，每1000立方米只有83美元，其支付方式却是以阿富汗的欠债和苏联的驻军费用来结算。经过苏联人的计算，阿富汗在1981年就已欠苏联约30亿美元的债务。交易过程中，苏联将天然气开采后，直接通过输气管道送回自己国内，阿富汗方面没有管理甚至监督同苏联的经贸往来账目的权力。仅在1980年，苏联就从阿富汗进口了25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同时，苏联还通过各种协定垄断了阿富汗的对外贸易。仅1980年，苏联就以低价从阿富汗进口了价值1100万美元的水果和植物油，而这笔钱也完全用来抵债。据苏联对外贸易部称——“苏联是阿富汗的主要贸易伙伴”，“1981年阿富汗的国营经济成分在对苏联的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为70％”。

阿富汗向苏联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原料和半成品，比如天然气、尿素、棉织纤维、毛料、皮革制品、油料种籽、柑橘、葡萄干、核桃、油橄榄和毯制品等，这些商品只能用来换取苏联提供的国家贷款，供阿富汗方面用于建设“苏阿合作项目”。至于那些无偿援助项目，苏联则在履行过程中经常“遇到一些困难”。苏联不仅拖欠对阿富汗的无偿援助，还倚仗自己对阿富汗进出口的垄断，大规模地从阿富汗进口原材料，然后再向阿富汗出口制成品，比如石油，苏联一面在阿富汗进行大量的开采，一面却又大量地向阿富汗出口石油制品。这种做法，在国际上遭到一致谴责。按照统计，阿富汗的机器和交通设备进口84％依赖于苏联，棉织品生产65％依赖苏联进行，96％的石油产品靠苏联供应。

苏联的确在阿富汗开工兴建了一系列基础设施工程。比如，苏联建造了铁尔梅兹—喀布尔输油管，在阿姆河上修建了连接铁尔梅兹和阿里雅坦的铁路公路两用桥，在加拉巴和海拉顿之间修筑了边境铁路。不过，仔细看一看便能明白，这些工程无一不利于苏联和阿富汗之间的大宗货物运输；而且，这些工程全在苏联的绝对控制下。

同时，苏联在阿富汗境内新建和扩建机场。苏联方面主持了喀布尔机场的扩建工程，机场主跑道的长度将从2800米延长到3500米。欣丹德机场已经可以供苏联空军的战略轰炸机起降。从1981年，苏联在喀布尔以外的法扎巴德、克瓦汗、达尔瓦兹、谢格曼、克拉诺蒙杰安和卡拉潘贾等地建造了6个机场。无一例外，这些都是军民两用机场，不但用来镇压阿富汗反苏游击队，还可以用来向阿富汗以外的目标靠拢。

1982年2月6日，苏联与阿富汗又签订了一项新友好条约，规定苏联对阿富汗的经济计划全权负责。至此，阿富汗的经济命脉完全掌握在了苏联手中。按照苏联的计划，在平原上，阿富汗人要大力发展农业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在贾拉拉巴德、昆都士、巴格兰、巴尔赫和赫拉特等地十分普遍，与苏联的集体农庄毫无二致。同时，还要大力营建工业中心，发展工矿业。这一切活动都是在阿富汗政府军和苏军严密监督下进行的。

由于苏联对阿富汗经济计划的控制，1982—1983年的发展项目中，37.6％的资金都用于工矿业和运输业，而农业投资仅占10.4％。本来粮食可以自给自足的阿富汗出现了缺粮现象，面粉和大米在阿富汗已被禁止自由买卖，只能由政府实行定量配给制度，大量玉米、大麦、大米、白糖都要从苏联进口。到1982年底，阿富汗的农业已被破坏得不成样子，同1978年相比，1982年农业播种面积仅为原来的一半，由330万公顷下降为115万公顷，主要粮食作物产量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小麦的产量仅为1978年的20％，玉米、水稻、大麦和棉花的产量也分别下降为1978年的23％、26％、26％和12％，而喀布尔市的通货膨胀率已高达200％，卡尔迈勒也不得不在10月份发表的一次讲话中承认，阿富汗的物资缺乏正在“日益严重”。

苏联还从阿富汗手中夺走了瓦罕走廊。瓦罕走廊又称阿富汗走廊，是阿富汗巴达赫尚省至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呈东西向的狭长地带，位于帕米尔高原南端和兴都库什山脉北段之间的一个山谷。瓦罕走廊长约400公里，东西走向，其中在中国境内长约100公里，南北宽约3至5公里，最窄处不足1公里。其余300公里在阿富汗境内，最宽处约75公里。中国与阿富汗在狭长的瓦罕走廊东端相毗邻，边界线只有不到93公里。

瓦罕走廊重要的战略位置，令苏联人对这里极为重视。1980年下半年，苏军开进瓦罕走廊地区。从此，瓦罕走廊实际上被苏联并吞，居住在那里的吉尔吉斯人统统被驱赶出去。被赶出的吉尔吉斯人共计4000名，他们先是流亡到了巴基斯坦，后又转到土耳其。苏联在瓦罕走廊地区大兴土木，加宽了从苏联穿过卡拉潘贾山口通往瓦罕的公路，重新铺设了路面，沿途安装了先进的通信联络系统，并在高原上建造直升机停机坪，在深山中修建军火库。苏联还通过布设地雷和设置边防巡逻队的方法，封锁了阿富汗通往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各个山口，实现了对瓦罕的实际控制。从此，这里成为苏联遏制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前哨。

1981年6月16日，阿富汗与苏联在喀布尔签订了《关于从佐尔湖西岸到波瓦洛一什维伊科夫斯基峰地段边界走向的条约》，正式将瓦罕地区划给苏联。瓦罕划入苏联后，苏联边境向南推进，直接与巴基斯坦接壤，中国也失去了一个领土接壤的邻国。直到8年后，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瓦罕走廊才再度重归阿富汗。

“同化政策”最重要的一环，自然是全力加强阿富汗政府军的建设。

阿富汗政府军的雏形是地方部族武装。直到1929年，当时的阿富汗国王纳迪尔才第一次组建了近代意义上的阿富汗政府军，由于成员来自不同的部族，军队整体协调性很差。在苏联的援助下，到1972年，阿富汗政府军兵力保持在8万人左右。1973年达乌德发动政变后，对政府军进行了大清洗。此后，大批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渗透到阿富汗政府军的各个部门。苏军入侵阿富汗时，阿富汗政府军大约有10万人，实际上已处于瘫痪状态。在苏军入侵初期，大部分阿富汗政府军基本上未进行抵抗就归顺了卡尔迈勒政府，一部分政府军参加了游击队，成为阿富汗抵抗运动的成员。

1980年底，苏军开始着手重建阿富汗政府军。除了按苏军编制划分军队组织、提供先进的武器装备外，苏联方面还为阿富汗开办了各种军官学校和政治学院，并选派阿富汗政府军军官到苏联接受全面培训，以提高其指挥官的自身素质和管理部队的水平。在阿富汗政府军中，苏联的军事顾问渗透到了营连一级；而在执行作战任务时，苏军逐渐由担负正面作战任务转向了担当阿富汗政府军的后盾。在苏联人的布置下，“阿富汗人打阿富汗人”的局面渐渐形成。

为了保持实力，充分利用阿富汗政府军，苏军多次对阿富汗政府军进行改组、整顿和调动。苏联将阿富汗政府军划分为相应的几个大军区，分别负责所在区域内有限的反游击战任务。在各军区内，按苏军的编制方法，由卡尔迈勒政府派出一名官员负责政治及行政事务，由苏联派出一名将军担任军区司令，并建立了指挥机构，统一指挥和管理当地的军、警及行政事务。

不过，征兵始终是阿富汗政府军的大问题。阿富汗人不愿为苏联和卡尔迈勒政府卖命，有许多适合应征年龄的人在游击队的影响下逃到伊朗和巴基斯坦，到反苏游击队的营地受训；而且在政府军内部，逃兵现象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卡尔迈勒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他们制定了特别奖励制度，对自愿留下超期服役者，每月薪金定为3000阿富汗尼，每年付13个月工资；同意超期暂留部队3个月者，每月薪金定为2000阿富汗尼。在当时的阿富汗，这算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同时，还加强了征召新兵的措施，吸收更多年轻人参加阿富汗政府军。但是这些措施始终不尽如人意。为了让阿富汗政府军保持足够的规模，苏联不得不要求卡尔迈勒下达“强制征兵”的命令。

1981年9月7日，阿富汗政府正式下令，强征35岁以下的退伍士兵，再次服现役，同时还增加了军队的薪金；如果有符合条件而拒不入伍者，将遭到逮捕。在此之前，卡尔迈勒政府也曾进行过一次强行征召青年人入伍，以填补军队人员的空缺，其征召范围甚至包括12岁的儿童，结果造成大量青壮年男子逃跑，喀布尔的各个机构陷入瘫痪，甚至政府大楼里的一些办公人员也跑光了。喀布尔街头掀起大规模群众抗议游行，卡尔迈勒只得放弃原命令，宣布各行业的工人免服兵役。这一次强制征兵的效果比上次还差，问题丝毫未能得到解决。

1982年8月，阿富汗政府再次征兵，将服役期由一年延长到三年。此外，还征召一部分后备役军人，并把最低服役年龄由20岁降到19岁。卡尔迈勒政府采取了挨家挨户搜查的方法，反抗者遭到一顿毒打后被扔进卡车中强行拉走，有的反抗者被当场枪杀。留下来的青壮年毕竟是越来越少，屡次征兵都未能符合苏联的要求。无奈之下，卡尔迈勒只好于1982年9月再次下达命令，要求所有10岁至16岁的阿富汗男女少年一律接受使用武器的训练，以充当正规军的后备力量。

为了弥补阿富汗政府军的不足，同时为了减轻苏军的压力，阿富汗民兵武装在各地建立起来。这些由苏联建立的“自卫民团”和“保卫革命民团”总人数大约为2万人。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苏联顾问将他们改组成“反游击部队”。他们用“抗苏游击队”的身份伪装起来，采用游击队的战斗方式和习惯。这些民兵在各城市郊区和公路干线上袭击真正的抗苏游击队，还用敲诈勒索等手段，在阿富汗人中制造混乱。苏联人给他们的任务，是破坏游击队的根据地和群众基础。

苏联试图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全方位的战略，重新掌控阿富汗局势，将反苏游击队逼入绝境，一举消灭。勃列日涅夫要杜绝胜利脱离苏联一方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