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内容包括与军队行动有关的一切精神手段。如果我们所谈及的政治手段也属于精神手段范畴，那么影响战争进程的方法，还应该包括一些在外交、战略手段和战术手段之外的其他手段。将这些手段统称为军事政治和战争哲学最合适不过了。

“哲学”可划入战争范畴，但因为我们对哲学没有固定的解释，于是把战争哲学和军事政策放在一起来讨论，就有些困难。我明确解释为：“战争政策”就是外交与战争之间的一切关系，“军事政策”是指政府和军事统帅采取的一些军事手段。

军事政策范围很广，它包括除带外交政策和战略性质手段外的、有关战争计划的一切手段。我的任务就是指出这些手段与军事行动的联系。

军事政策还包括，敌对民族的战斗意志、军事组织、现役兵力、预备兵力、经济资源，以及他们对本国政府的忠诚度。此外，军事政策还要考虑国家领袖和军事统帅的才干，以及政府或军事委员会在政治中心所能对战争施加的影响，必须了解督军总参谋部的主要作战原则，双方军队兵力组成和武器装备，企图入侵国家的军事地理和军事实力统计、一切资源、一切障碍。这都是需要研究的，它既不属于外交，也不属于战略。

对这些问题，我不可能规定出固定的法则，我唯一能确定的是，政府绝对不可忽视这些问题，必须在制定战争计划时给予充分考虑。现在我对关于这些问题的一些基本观点进行探讨。

军事统计学和军事地理

利用军事统计，就是要彻底了解假想敌的实力和资源，而军事地理则是研究：战争区的地形和战略形势，可能遇到的天然和人工的障碍，国家边界或幅员所形成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要点。这是内阁、统帅部、参谋部都应该了解的情况，否则，他们就会出现严重失误。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哪怕今天的人类已经在统计学、政治学、地理学和地形学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1796年，法国的莫罗将军在入侵黑森林时，当他率领法军登上与莱茵河相望的陡坡之后，并未出现想象中的高山、隘路、丛林，取而代之的则是辽阔的平原。1813年，拿破仑认为，波希米亚内部山地纵横，可当他率领部队绕过群山后，才发现这里地形的平坦是整个欧洲国家都难以见到的。

所有欧洲军人，对巴尔干山脉和奥斯曼土耳其人都有一种类似的错误想象。他们认为，巴尔干山脉是土耳其帝国无法越过的壁垒和障碍，身为阿尔卑斯山的居民，我从未对此表示同意。因为这些传统偏见，他们认为土耳其人肯定组织了一支可怕的、能顽强抵抗到最后的民兵。事实证明，土耳其边境只是一道没有任何力量的精神障碍。当俄军打破这道障碍，那些传统的幻想就消失了，他们令土耳其帝国措手不及。事实证明，一群武装到牙齿的勇士，仅靠蛮力是无法成为一支精良的军队的，也无法保卫民族不受侵犯。

军事地理和军事统计目前还缺乏基础论著，这有待进一步发展。劳埃德[1]在《回忆录》中总结了从地理上概述欧洲各大国边界的经验，但他的见解和预言还有待检验。他的一些观点，也遭到了事实的批判，比如说他所认为的不可克服的障碍——奥地利边境，就曾被拿破仑和莫罗冲破。

虽然军事地理和军事统计还未发展到可向全民传授的地步，但那时在欧洲各国总参谋部的档案馆里，已经有很多珍贵的资料，足供专门机关和学校学习的。希望善于研习的军官，能利用这些资料，编写一些有关军事地理和战略地理的专著来。我同时也希望，地形学的进步，可以弥补一些地图的不足之处。直至法国大革命开始时，地形学还处于萌芽期。所幸的是，奥地利和普鲁士总参谋部已经创办了相关的院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久前，维也纳、柏林、慕尼黑、斯图加特、巴黎等地出版的地图，以及赫德尔专科学校绘制的地图，都是前人未曾见到的极其珍贵的材料。

普通人对于军事统计和军事地理都不够了解。目前它们也只有一些表面的、不全面的图标，上面胡乱写着一些关于国家军队和军舰数量的文字，以及关于国家预期收入的数字的面貌出现。但是，这还远远不够，构不成联合作战需要的科学资料。这都是军事上制胜的重要因素。

其他影响战争胜败的因素

当人民的激情成为大敌时，政府和军事统帅都应竭尽全力地平息人民的这种情绪。对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在第一章中探讨过，此处不再赘述。

军队统帅应该尽力振奋战士，激发他们的激情，而敌人面对这种激情，则是难以战胜的。所有的军队都具有激情，只是因为各国人民的特性不同，用以激发的手段和原因也有所不同。雄辩术曾是许多著作研究的对象，我在这里只把它作为一种激发士气的方法。拿破仑和帕斯克维奇的训令，古代将帅对战士的训词，都简洁有力，堪称雄辩的典范。与人民攸关的战争起因以及大名鼎鼎的名将，都是鼓舞士气、促使军队取胜的利器。

一些军人对这种士气持否定态度，他们更倾向于在战争中冷静沉着、稳扎稳打。我认为，二者各有利弊。士气虽然产生巨大能量，但不易持久，一旦失利，士气就会变得低落。

交战双方指挥官的积极进取和无畏精神，也是获取胜利的重要因素，但是其作用大小并没有规律。任何政府和统帅，都应该随时考虑军队的内在价值，善于比较双方的力量。当一个俄国将领率领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在开阔地区作战时，他能轻而易举地战胜一支人员勇敢却毫无组织的军队。这里就出现了我要讲述的另一个问题，即“一致”的问题，一致产生力量，秩序确保一致，纪律则是秩序的先导。没有纪律和秩序的军队，是无法取胜的。还是那个俄国将领率领着同样的军队，当他遇到一支纪律和训练与自己相当的军队时，他就要慎之又慎地行动了。最后，运用同样的手段，如果面对的是马可将军，那么他可能取胜；如果面对的是拿破仑，那么他就会惨败。

对于军事行动的激烈程度，政府具有很大的决定性，这种决定性表现在政府对军队的影响上。一个军事统帅的行动是完全自由的，而他的对手则要受到千里以外的最高军事委员会的束缚，在此情况下，后者一定会在战争中处于劣势。

一个统帅的指挥能力无疑是取得胜利的最重要因素，尤其在交战双方其他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当然历史上不乏名将被庸才击败的例子。但是，例外是无法撼动定律的。命令被部下误解，或是其他偶然的情况，都有可能成为改变结局的因素，这是不可预见和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仅仅根据这种情况就否定一般情况下的原理和定律，那该多么可笑！毫无疑问，只有灵活正确地运用原理的一方才能取得胜利。军事科学是一种能使所有可以预见的情况利于自己的科学，但这种科学并不适用于变幻无常的命运，哪怕是因调度得当获胜的次数多于偶然性获胜的次数，也不能否定我的论断。

如果统帅的才智是取得胜利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那么我们就能很好理解，为何选择统帅是国家管理科学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以及它为何是国家军事政策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了。然而，这种选择往往受到外界的影响，以至于在选择统帅时，年龄、私人好恶、党派争斗、忌妒等成为影响最多的因素，而忽视了社会效益。这个问题，我将专门加以分析。

军事制度

军事制度是政府军事政策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凭借它，一支精锐才有可能在平庸司令官的领导下创造奇迹。当然，一支平庸的军队，在一位伟大将帅的指挥下，也能创造同样的奇迹。然而，我们应该追求的是，将高超指挥技能的司令官和精锐结合起来，这样才会创造出更伟大的奇迹。

以下条件可以用来衡量一支军队的制度是否完备。

1.良好的兵员补充制度。

2.良好的军事组织。

3.官兵在机动、内务、勤务方面有良好的训练制度。

4.严明的军纪，以信念为基础的服从和执行命令的精神。

5.赏罚分明。

6.特别兵种[2]得到充分良好的训练。

7.武器装备优于敌人。

8.拥有一个善于利用一切资源、善于组织军官学习和实践的总参谋部。

9.良好的仓库、医院、后勤管理体系。

10.统帅部和高级指挥机关组织体制健全。

11.有效地提高士气的手段。

为了避免重大损失，上述的任何一条都不可忽视。1806年的普鲁士军队，虽然训练良好，纪律严明，但是缺少能干的统帅领导，又缺乏后备军，结果他们在15天内就被拿破仑打败了。历史上不乏拥有精锐部队的国家。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都是善于建立和训练方阵的高手，他们善于调动军队，以少数精兵征服了波斯和印度。腓力二世的父亲阿敏塔斯三世极为重视训练士兵，所以他能拥有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

任何政府，不管以什么借口轻视军队，都将受到后人的诟病，因为轻视军队，会使国家失去胜利，甚至给国家和军队带来耻辱。主张政府应该为军事牺牲一切的观点是荒谬的，但军队应该是政府关注的对象。如果一国之主没有受过任何军事教育，他就很难在这方面有所建树。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富有远见的制度，就成为最佳的解决方案。一个完善的军事制度，首要部分是制定完善的征兵制度和后备军体系。

虽然一些政府形式是不允许国家元首采用最好的军事体制的，但是，我们要看到，罗马共和国、法兰西共和国、路易十四、腓特烈大帝都证明，即使各国政府的组织原则各不相同，却都拥有良好的军事组织和英明的指挥。不管我们承认与否，现在的政府形式，都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家军事力量的发展，可以提高军队的真正军事价值。

当国家的财政大权掌握在代表地方利益或小集团利益的人手中时，政府的种种军事考虑都将要受到严格限制，哪怕是一些微小的要求也会被否决。许多人会误认为，政府是在与人民为敌，没有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这样，政府本可根据本国最大利益和长远利益行事，做好充分准备，哪怕是在面对入侵时也能有组织地抵抗，却也不能不顾及国内人民的情绪，从而疏忽了作战准备。

议会代表们，大多数总幻想着获得那些授予他们权力的纳税人的欢心，所以总是以经济目的为借口——虽然他们并不明白经济原理，削弱为建立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部队所需的制度。他们总是欺骗选民，让他们相信，和平比拥有强大军事力量更好。

我从不主张天天准备打仗，这是对人类的祸害，而且就我们所处的文明世界来说，这也是不可能的。我著书的目的在于告诫人们，一个文明国家的政府应该做好随时作战的准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政府一定要有远见，建立完备的军事制度和军事政策。

在立宪政体下，政府总是受立法议会的牵制，这使得它在建设军事体制和军事政策方面不够有力。但是我们无法否认，一旦国家命运遭到威胁，议会的作用尤为重要。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议会为了振奋士气，拯救国家，采用极端的手段实行独裁或者篡夺国家政权，从而促进国力的增长。罗伯斯庇尔和公安委员会倒台后，法国国民公会的表现就是这样的。此外，当国家面临重大危机的时候，独裁也不失为一种办法。似乎凡是控制在议会手中的国家，政治和军事比君主政体的国家弱。

请原谅我没有得出彻底的结论，因为我不能再谈更多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了，这不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我的地位，也不允许我再涉及这个领域。我只能为政界要人提出一些思考，供他们借鉴。我再强调一次，我只想揭示一些关于战争艺术的真理，仅此而已。

长期的和平时期，保持军队战斗力尤为重要，因为它容易在和平时期减弱。关于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军队的士气，经常举行大规模的实战演习。尽管这种演习与真实的战争还有一定差距，但它是最有效地训练军队、准备战争的方法。为弘扬军队吃苦耐劳的精神，还应该经常令其参加一些益于国防的劳动。

将军队分散，令其作为守备部队分驻各地，是一种极坏的制度，俄国和普鲁士都是按师、军固定建制编组，集中驻防，虽然比团好，但也好不到哪儿去。一般而言，俄国军队在很多方面都堪称军队典范，虽然它的很多制度不适用于他国军队，但它也不失为一个值得学习的榜样。

关于奖励和晋升，资历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忽视功绩的重要性。我认为，每一次晋升，应有四分之三的军官按资历晋级，四分之一的军官应该以个人才能和勤奋程度为晋升原则。在战时，资历晋升应该尽量停止，要将名额分给能力突出、战功卓越者。

武器装备是可以增加胜利机会的，但是仅仅依靠武器无法赢得胜利，武器的优势只能促进胜利。我还记忆犹新，在艾劳和马伦戈，法国人因缺乏炮兵吃尽了苦头；法国重骑兵因为胸甲而获得多次胜利；还有成千上万的枪骑兵觉得长矛不如马刀方便而丧生。

武器的发展日新月异。积极主动发展武器的国家，可以保持巨大的优势。攻防武器的研发都需要得到政府的重视。

近二十年来，军队组织、武器、战术都产生了巨大的变革，唯一不变的只有战略。从西庇阿和恺撒，到腓特烈、彼得大帝和拿破仑，战略是不变的，它不受自然条件、武器性质、军队编制的影响。

武器的发展速度惊人，武器可能成百倍地增加死伤的人数。如果世界各国不举行会议，限制毁灭性武器的研发，那么人们只能以最快的速度来摧毁这些武器，否则，步兵可能还未到达阵地就已经被歼灭。这种情况是很有可能出现的。杀人火器的发展，拿破仑经常采用的纵深战斗队形，是否还能继续坚持？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其他章节中详细阐述。

一个英明政府应采取的基本军事政策的要点如下。

1.国家元首必须既受过政治教育，又受过军事教育。找到精明的行政官员很容易，找到军事家就比较困难了，所以他必须成为这样的军事家。

2.如果国王不能亲自统率军队，那么他应该委托一位最有才干的将军负责维护国家的安全。

3.常备军应该随时可以作战，必要时，它还要能利用后备队扩编，常备军训练和纪律都应该适应先进编制的要求。另外，军队的武器装备至少应该和邻国一样完善。

4.储备优良的、足够的物质资源。抛开不必要的民族自尊心，重视并借鉴邻国所采用和发明的一切有益物质。

5.保护和激励军事科学研究，给予研究者以荣誉和尊重，因为这是吸收人才的唯一方法。

6.总参谋部要倾力为战争做准备。资料室应备有大量战史资料，以及各种统计、地理、地形和战略等方面的文件，由专人保管，保证文件的机密性。

7.由最优秀的军官负责搜集邻国的军事地理和军事统计情况，了解敌人的作战物质能力和精神状态，判断敌我双方在战略上的优劣。此外，国家要对出色完成任务者进行嘉奖。

8.决定战争以后，起码要制定一个概略的计划，明确作战目标，明确作战基地的建立和物资的供应。

9.概略作战计划应包括：战争的目的；敌人的特点，国家可动用的资源，敌人的民族性和军政领导人的特点。概略作战计划还应考虑到敌人用于战争的物力和人力，以及战争期间敌我双方可能争取到的盟国。

10.不要忘了国家的财政状况。它也是影响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在民兵组织良好的国家中，金钱的影响力已大大减低，法国证明了爱国心和荣誉感是可以招来士兵的，但这并不能作为一种制度的基础。我认为，一个国家想拥有最强大的国力，能经受长期战争，就必须拥有完善的军事制度、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巨大的财富。

军队统帅和高级作战指挥机关

对于国王亲自统率军队是否于国家有利，人们各执一词。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如果国王具有和腓特烈大帝、彼得大帝或拿破仑一样的才干和能力，就不应该把自己能完成的事业交给他人去完成。只有不重视国家的利益和自己的荣誉的人才会这样做。

在成功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国王兼任统帅会比不是国王的统帅占优势。国王对自己负责，可以无所顾虑地大胆行动，同时，国王掌握了一切他所需要的资源，可以将其投入战争，他还掌握着赏罚大权。

所有这些因素都足以使国王下定决心，使他在他认为最适合的时机，果断统率军队作战。但是，如果他没有任何军事才能，或者他缺乏坚定的意志，那么他就不适合担任军队统帅。每个将领都会呈报计划，而一个缺乏决断和军事才能的国王，很容易受到亲信的影响。这样，将领就会因此受到各种限制和干涉，国王还能企望胜利吗？有人主张国王随军出战，用自己权力来帮助统帅。国王随军可能有益，但是造成的困难往往更大，如果遇到己方军队被敌人包围，交通线被切断，都有可能酿成悲剧。

若是一方面感觉自己有能力亲率军队，一方面又觉得自己信心不足，那么最好学习普鲁士政府和布吕歇尔[3]的模式，政府给国王配了两个能力超群的将领，一个善于执行命令，一个是最有素养的参谋长。这种三位一体的模式，如果配合得好，就会获得良好的效果。

也可以由国王指定一位王子统率军队。自路易十四起，这种办法被经常采用。事实上，王子往往只是名义上的统帅，他的顾问才是真正指挥作战的人。在都灵会战中，奥尔良公爵和马尔森、奥德纳德会战中的布尔衮公爵和旺多默，都是这样配合的。但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很不合适的，采用此方法就意味着无人对战争负责。都灵会战中，奥尔良公爵显然比马尔森更具洞察力，但马尔森使用国王授予的全权否定奥尔良公爵的意见，最后败给了尤金亲王[4]。如果这位王子有卡尔大公[5]的才干和经验，他就应该被授予全权。如果他没有这种能力，他就需要一个素养高的参谋长和一个经验丰富的顾问。

前文已经说过，国王如果不能亲自统率军队，他就需要指定一个代理人。从历史上看，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尤金亲王就因为其貌不扬而受到国王的慢待，他甚至转而投入了敌人的阵营。一个明智的政府，应该公正地任用人才，但是人类本身的弱点会对此产生不利的影响。那些渴望得到重用的人，有人狡猾，有人谦逊，但后者总是被前者掩盖了光芒。即使不考虑这些偶然因素，我们也要承认，一个充满热情为国家谋取利益的元首，当他在选贤任能时也总是左右为难。

要想选拔出真正的将才，负责选拔的官员必须出身军旅，善于分析判断，否则他就会受别人的影响，或者是受各种派系的影响。如果是由一位曾经在战场上多次建功的名将来负责，那么他在选拔人才时就会顺利得多。战场上没有常胜将军。如果想根据各人的表现来判定哪个将领更好，就比较困难。服役长、资格老的将领一定能胜任军队总指挥的工作吗？我看未必。

国王与部下接触的机会少、时间短，也增加了选拔的难度。即使是一个英明的国王，也有可能在选拔人才的问题上犯错，这也不足为奇。

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像费内隆在小说《忒勒马克思》中所描绘的那样，找一个忠厚老实可靠的费洛克莱斯，他与公众接触得最多，可以帮助国王选出德才兼备的名将。但是，即使他是国王最可靠的朋友，难道他就没有个人好恶了吗？他就不会受到自己成见的影响吗？难道苏沃洛夫[6]不是因为外貌被波将金[7]否定的？

事实上，公众的意见更不可靠。杜木里埃对战争一窍不通，民众却把他当成恺撒一般。如果不是有两个领袖人物了解拿破仑，难道会有人根据民意选他为意大利军团总司令吗？公众的意见是可以作为参考的，尤其是公众经历过严重危机并具有判断的经验。

军队总司令应主要具备以下素质：性格顽强坚毅，可做出重大决断；冷静沉着，具有魄力，不惧怕任何危险；具有一定的学识。此外，总司令的学问不要求广博，而是要求少而精，尤其是深刻透彻地掌握战争艺术。

接下来我们谈谈统帅的品性。那种勇敢、正义、坚定、公正的人，能否尊重别人的功绩，不妒贤嫉能的统帅，太少见了。凡是思想品质低的人，总是爱妒忌贤能，他们喜欢用能力不如自己的助手，怕助手超过他们。这些人根本不懂，军队一切的光荣，都属于统率军队的总司令和整支军队。

时常有人问，一个富有经验并经常指挥军队的将领，一个来自参谋部或其他兵种、没有带兵经验的将领，谁更适合担任军事统帅？毫无疑问，战争本身就是一门科学，一个从未指挥过作战的指挥官，也可能指挥大军联合作战，彼得大帝、腓特烈大帝、拿破仑就是证明。不可否认，参谋出身的将领，也有机会成为伟大的统帅。有能力担任高级统帅的人，必须具备军事天才和军事素质。所以，一个出身军旅的将军同样可以担任军队的统帅。

由此可见，在选择由谁担任军事统帅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其他条件完全相同时，一个出身炮兵、参谋、工兵，指挥过师级、军级将军，比一个仅熟悉一个兵种或一个专业的人更合适。

2.担任过军队领导对战争有所研究的将领，也可担任统帅。

3.军队统帅必须具备顽强的性格，这是绝对必需的品性。

4.一个有着丰富的战争经验、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具有顽强性格的将领，就是一个伟大的统帅。

一般需要给统帅增设一个得力的参谋部，这个参谋部可以采取会议的形式，为作战发挥积极作用。一个能保持并发扬优良传统的参谋部，才是设立它的目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当他们对理论理解有误时，很有可能就会葬送这个机关。腓特烈大帝在创办波茨坦军事学院时，并未料到这个机构会将布吕歇尔将军的“右肩向前”原则理解为，斜形战斗队形是一切交战的护身符，你看，伟大和谬误之间，就是这么一步之差！

另外，还要尽量避免统帅与参谋长之间的冲突。参谋长从总参谋部中最优秀的军官选拔，但是统帅应该有权力选择一个能够与他协作的军官来担任这一职务。如果参谋长与统帅意见相左，那么部队就会出乱子。如果完全由统帅决定选谁担任参谋长，也许危险更大。为了避免这类情况，应由上级提出人选，统帅从中选择。

几乎所有的军队，都会召开军事会议来帮助统帅。如果是一个才能平庸的统帅，他将在军事会议上收获比自己高明的意见，甚至在与会人员的商议下，坚定作战决心。如果这个计划不是由计划拟定者本人执行，而是由别人代劳，那么胜利的概率有多大呢？如果计划不是统帅本人的意愿，他本人完全不理解计划制定者的用意，那么怎么指望他来执行计划并获得胜利呢？

我有过给总司令部充当顾问的经历，没人能比我更好地评价它了。在军事会议进行时，与会人员越多，军阶越高，便越难办，稍微一丁点儿的分歧，就能将真理和理智淹没掉。

即使是拿破仑，当他以顾问的身份参加军事会议，就向阿尔科莱进军，实施里沃利会战计划，越过圣贝尔纳山口行动，以及在乌尔姆或格拉和耶拿实施机动等问题提出建议，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胆小的人会认为这会是疯狂的、鲁莽的，一些人会认为这是困难重重的，他们会一致否定拿破仑的建议。如果军事会议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指派另外的人去执行，那么这些建议能够百分之百成功吗？我看未必。

所以，军事会议对统帅的帮助是微乎其微的。军事会议只有在与统帅意见完全一致的情况下，才能有所帮助。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坚定统帅的决心。只有这样，他才会相信，部下已经彻底领会他的意图，定会竭尽所能地帮助他实现它。这就是军事会议所能起到的作用。如果会议产生了分歧，后果只会是不幸的。

根据我的这些论述，我认为，当我们找不到一个久经考验的天才统帅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按以下原则组建军队的统帅部：

1.由一个在战斗中果敢坚毅、临危不惧、久经考验的将军担任军队指挥。

2.为总司令指派一位能力卓越、坦率诚恳、与总司令步调一致的参谋长。另外，身为总司令，要有宽广的胸怀，不妒贤嫉能。布吕歇尔就是这样与格奈泽瑙[8]等人合作，才获得了他一人无法建立的荣誉。这种方式绝不可以与腓特烈大帝、拿破仑或苏沃洛夫的指挥相提并论，但这是在没有一人能具备伟大统帅的全部条件下，可能找到的最好解决办法。

下面就政府在首都设立军事会议的问题，谈一下我的看法。鲁瓦[9]曾长期在巴黎指挥军队，并且取得了成功。卡尔诺[10]也曾在巴黎指挥共和国的军队作战。他们两人都是自己指挥，都没有召开过军事会议。维也纳的枢密院会议，经常执行指挥军队作战的任务。人们一致认为，就是这种指挥造成了可怕的后果。这种指责是否正确，只有奥地利的几位将军自己知道了。

我认为这种会议唯一的职责就是通过一般的作战计划。而且，这种计划不能规定过细，否则就会束缚将领们的行动自由，从而导致失败。这种计划所规定的范围应仅限于：规定作战目标，作战性质，所需物资数量以保证作战初期的需要、预备队的需要、民兵的需要。我没有否认，这些问题都可以由政府召集将领和大臣一道讨论，但是会议的目的仅限于此。如果会议有权命令军队向某地进攻，并且有权规定其机动方法，那么总司令败定了。在这种机制下，对失败负责的是那群远离战场几百千米的人，他们是纸上谈兵的高手。

民族的尚武精神和军队的士气

一个政府如果不培养人民的尚武精神，那么它为建立军队所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是白费力气的。如果真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伦敦最有钱的银行家要比军功章获得者更为人尊崇，那么这种情况只能发生在依靠强大海军保护的岛国。一个大陆国家要是染上这种风气，就迟早要被邻国征服。罗马人的强盛不正是因为人民的尚武精神吗？当他们丧失了这种美德，不再以服兵役为荣，转而采用雇佣兵，罗马的衰亡已成定局。

我们不应该忽视任何能增加国家利益的因素，哪怕是最平凡的百姓，我们都必须给予尊重，因为他们是国家繁荣的基石。为了增强国家力量，我们必须鼓励英勇的精神。只要效仿恺撒不怕牺牲，就比那些庸人发国难财养肥自己光荣得多。如果那些牺牲生命、健康去保卫祖国的卫士，地位还不如那些生意人，这个国家是多么可悲啊！

鼓励尚武精神的第一点，就是尊重和关怀军队；第二点，对于政府官员的空缺，曾为国家服役的人享有优先候补权，甚至可以规定某些职务必须有服役满多少年者方可担任。对于那些叫嚣着反对军官参加社会生活、转任文职，主张只有文化人才能担任政府高级职务者，我对此的回应是，最利欲熏心的议员们，绝不是军队成员。

诚然，很多职务需要专业知识，但是，军人连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服役期满后的专业的权利都没有吗？如果规定只能由大尉以上的退役军官担任文职，这难道不是在鼓励军人们去争取军衔吗？难道不是促使军官们在营区里努力学习吗？

有人认为，军职转文职太过容易，反而于提高士气有害，他们认为，使军人成为终身制反而更有助于巩固士气。埃及中世纪的近卫兵和土耳其帝国的精兵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有的国家，教育七八岁的孩子，使他们树立终身服役的思想。英国人就曾以终身服役为荣，俄国规定军人的服役期限为25年，这几乎与英国终身服役制规定的期限相等。这在以志愿军兵役制为基础的军队里，的确有益，但在那些把兵役规定为临时义务的国家里，就该另当别论。罗马曾经规定，必须在军队服役满10年，才有权转任文职。看来，这似乎是一种较为有效的保持旺盛士气的方法，特别是在争取物质福利已蔚然成风的时代，更是如此。

无论如何，我总是认为，不管国家实行什么制度，一个英明的政府，必须提高军人的地位，以培养人民的光荣感和尚武精神。否则，这个国家就要重蹈拜占庭帝国的覆辙。

仅仅在民众中提倡尚武精神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在军队中鼓励尚武精神。如果军人不英勇，即使公民尊重军人，提高军人的地位，那又能带来什么好处呢？这样的国家，只会拥有一支人数众多却没有价值的警察部队而已。

军队的激愤情绪和尚武精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它们的效果相同，但是却不能混为一谈。激愤情绪，我在前文已经说过，它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政治或宗教信仰以及爱国热情等暂时感情冲动的结果，而尚武精神，则是统帅领导艺术和国家完备军事制度所产生的结果。环境对尚武精神的影响较弱，政府对它的影响较大。

必须鼓励和提倡尚武精神，必须尊重军人，必须让纪律在全民脑海中生根，而不是流于形式。我们的军官必须坚信牺牲、英勇、责任感，是军人的美德，没有这种美德，任何军队都无法获得荣誉和人民的尊敬。我们还应该让全民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失败时坚定不移，比胜利时精神振奋更可贵，只要还有勇气就还能继续战斗，而在占尽优势的敌人的打击下，进行后撤，更需要英雄主义精神才能临危不惧地撤退。一个伟大的君主，在军队完胜一次巧妙的撤退后，应该像得胜一般给予其奖励。

平时，军队应该艰苦锻炼，发扬吃苦耐劳的作风，对任何敌军都应该保持一种压倒性优势，保持集体荣誉感。简单地说，提高军队士气要靠鼓励勇敢，摒弃懦弱和胆怯。

罗马军团为何衰亡？因为军队日益娇惯。在西庇阿时代，即使是在非洲的烈日下作战，士兵们也不觉得身着甲胄多么辛苦，等到了日耳曼和高卢，士兵们居然觉得甲胄太重了，罗马帝国的末日也就到了。

我曾经说过，不要轻视你的敌人，因为当你所轻视的敌人奋起反抗时，你的军队的士气就会受其影响而动摇。拿破仑在耶拿会战前训话时，一面赞扬普鲁士骑兵的英勇，一面又预言，这些英勇的普鲁士骑兵不是埃及士兵的对手。

我认为，军官应该提醒士兵预防突发事件引起的恐惧。如果部队纪律不够严明，秩序维护也较差，那么即使这是一支最勇敢的军队也会突然陷入恐惧。10万土耳其大军在彼得瓦拉登之役被尤金亲王击溃，并非他们不够英勇，而是他们的攻击被粉碎后，自己陷入混乱，致使军心涣散，指挥官的命令根本无法得到执行。士兵们只想着逃命。只有稳定的秩序和卓越的统帅，才能扭转这种局面。别看法军在良将指挥下多么英勇无畏，他们也有这样的狼狈遭遇。维拉尔元帅的步兵，还曾陷入莫名其妙的恐惧中呢！拿破仑的步兵在瓦格拉姆胜利之后，也曾出现这种情况。在围攻热那亚时，袭击并成功攻占了迪亚曼特要塞的1500人竟然在一支骠骑兵分队面前逃窜。

当部队被打散时，慌乱逃跑比重新组织起来进行抵抗的伤亡更大。俄军在这一方面，可谓欧洲各国军队的模范，它在所有的退却中都非常坚定，这一方面是受其民族性格的影响，一方面则是它极其严格的军队纪律。事实上，混乱很大程度是由军队没有维持秩序的习惯，以及长官未采取预防措施所致。大多数将领在这方面的疏忽，让我很惊讶，他们甚至没有任何预防措施，反而抱怨有人建议他们采取预防措施。秩序往往可以依靠部队集合的习惯，得到迅速恢复。当然，也有例外，如果士兵已经毫无体力或者身受重伤，他们对任何指示都无动于衷时，长官的措施也就无法把他们组织起来。这只是特殊情况，一般情况下，只要平时养成维持秩序的良好习惯，采取巧妙的预防措施，严格遵守纪律，就一定有很大的帮助，即使不能完全避免惊慌，至少也能恢复秩序。

接下来我们将进行纯军事性问题的讨论。

[1] 劳埃德，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军事理论家，曾先后在奥地利军队和普鲁士军队中服役，著有《劳埃德将军军事政治回忆录》等军事著作——编者注。

[2] 如工兵、炮兵等兵种——作者注。

[3] 格布哈德·列博莱希特·冯·布吕歇尔·瓦尔施塔特公爵（1742—1819），普鲁士元帅，在数次重大战役中名声远扬——编者注。

[4] 尤金亲王（1663—1736），神圣罗马帝国元帅、军事委员会主席，被认为是近代最伟大军人之一——编者注。

[5] 卡尔大公（1771—1847），奥地利帝国皇子、元帅、军事理论家，首位使拿破仑一世受挫的抗法名将——编者注。

[6]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苏沃洛夫（1730—1800），俄国伟大的军事家、军事理论家、战略家、统帅，俄国军事学术的奠基人之一——编者注。

[7] 格里戈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波将金（1739—1791），俄国名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编者注。

[8] 奥古斯特·威廉·安东·奈特哈特·冯·格奈泽瑙（1760—1831），普鲁士陆军元帅，军事改革家，滑铁卢战役的胜利者之一。1813年普鲁士参加第六次反法联盟后，在布吕歇尔麾下任参谋，之后任布吕歇尔元帅的参谋长，1825年晋升为元帅——编者注。

[9] 即第二代维勒鲁瓦弗朗索瓦·德·纽夫维尔（1644—1730），路易十四的玩伴，被提升为中将——编者注。

[10] 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治活动家、军事家，著有《论要塞的防御》等——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