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瘟疫（前430〜前429年）
前430年5月初的时候，阿希达穆斯二世再次率军入侵阿提卡，将战争第一年开始的破坏行动继续开展下去。这一次，伯罗奔尼撒人蹂躏了雅典城前方的大平原，然后进攻阿提卡东西两面的沿海地区。原先的战略——将阿提卡土地作为“人质”——已经没有继续下去的意义了，因为雅典人显然不愿投降，也不愿出战。伯罗奔尼撒军队在阿提卡停留了四十天，这是整个战争期间他们在阿提卡停留时间最久的一次，直到给养耗尽才撤退。
埃皮达鲁斯
5月底，伯里克利亲自率领100艘雅典三列桨座战船和50艘来自希俄斯岛与莱斯博斯岛的战船出征了。这支舰队运载着4000名重步兵和300名骑兵，步兵的数量与前415年远征西西里的兵力相当，也是雅典人曾用船只运输的最大规模部队之一。有些学者认为，出动兵力如此之多，说明雅典的战略从守势转向了攻势。他们相信，这支远征军的目标是占领埃皮达鲁斯城，在那里驻军并守住该城。那样的话，雅典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就会拥有一座要塞，很适合骚扰和威胁科林斯，鼓励阿尔戈斯加入反对斯巴达人的战争。
如果伯里克利此举的目标真的是这样，那么他的战略的确发生了大转变，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此次远征的目的并非如此。首先，修昔底德不曾提及伯里克利的战略发生了变化。一直到伯里克利去世前，修昔底德都这样描述他的战略：“雅典人不动声色，照管好自己的舰队，在战时不要企图扩张自己的帝国（因为那样会让他们的城市陷入危险）。”（2.65.7）另外，如果雅典人的确打算攻克和据守埃皮达鲁斯，那么他们的实际操作就太糟糕了，因为他们大肆蹂躏埃皮达鲁斯人的领土，让敌人早早就知道他们即将杀到，并做好了相应准备。
我们最好将这次远征理解为最大规模地执行雅典战略。在战争最初两年里，雅典人从海上登陆，袭击了一系列敌城，包括墨托涅、厄利斯的腓伊亚、特洛伊曾、赫尔米奥尼、哈雷斯和普拉西埃（见地图1），就是在执行这种战略。在每一次行动中，雅典人开始时都蹂躏敌城周边地区，如果那里的防御薄弱，偶尔还会企图洗劫城镇。对埃皮达鲁斯的进攻仅仅是同一计划的升级，或许是因为雅典国内呼声很高，要求对敌人造成更大伤害，所以当权者受到了很大压力。
洗劫埃皮达鲁斯能够提升雅典人的士气，并帮助伯里克利继续开展他在政治上的斗争，或许还能让邻近的伯罗奔尼撒城邦不敢出兵加入正在入侵阿提卡的伯罗奔尼撒军队；也许还能让一些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沿海城市从斯巴达联盟中叛逃，尽管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么，雅典人的第二次海上远征说明，伯里克利自己也开始意识到，他原先的战略没有奏效。斯巴达人仍然在蹂躏阿提卡，雅典国库资金也因为波提狄亚出人意料的顽强抵抗而不断流失。他认识到，必须采取更咄咄逼人的措施，以说服敌人议和，尽管他还没有放弃根本上属于防御性质的战略。
前430年，雅典远征军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岸只前进到普拉西埃，没有继续征讨。无疑此时雅典远征军已经得到消息，伯罗奔尼撒军队已经从阿提卡回国，这意味着雅典人在半岛的登陆行动可能遭到优势敌人的冲击，因此雅典人必须离开伯罗奔尼撒半岛。即便如此，雅典远征军还可以继续前往西北方，就像前一年做的那样，因为他们的兵力足够强大，可以对科林斯及其在西方的殖民地造成很大破坏。那么，强大的舰队为什么没有取得多少战绩就返航呢？
雅典的瘟疫
伯里克利之所以中断了远征，是因为他得到消息称，本年度作战季节开始时，雅典的瘟疫造成了严重后果。据说，此次瘟疫源自埃塞俄比亚，随后传播到埃及、利比亚和波斯帝国大部分地区，然后蔓延至雅典。修昔底德自己也染上了疫病，他仔细描述了症状，它与肺鼠疫、麻疹、伤寒和其他多种疾病的症状相似，但与我们所知的任何一种疾病都不完全吻合。这次瘟疫一直到前427年才渐渐消失，在雅典导致4400名重步兵、300名骑兵和数量不详的下层阶级成员死亡，夺走了雅典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口。
远征军在6月中旬之后的某个时间返回了雅典，此时瘟疫已经肆虐了一个多月。伯里克利的政策使雅典城内非常拥挤，所以瘟疫特别容易传染，它夺去了一些人的生命，打击了所有人的士气。人人自危，惊慌失措，最神圣的文明纽带也崩溃瓦解，以至于很多人竟不为死者举办恰当的葬礼（在希腊宗教里，葬礼是最庄重的仪式）。雅典人忍受了战争第一年的苦难，但“在伯罗奔尼撒人第二次入侵之后，雅典人的土地第二次遭到蹂躏，再加上瘟疫和战争施加的极大压力，于是他们改变了主意，责怪伯里克利劝说他们投入战争，要求他为他们遭到的不幸负责”（2.59.1）。
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雅典人将刚刚从伯罗奔尼撒半岛返回的部队派去执行一次新的远征，由伯里克利的盟友哈格农和克里奥滂浦斯指挥，目标是粉碎波提狄亚的抵抗，并镇压哈尔基季基半岛的叛乱。波提狄亚仍然负隅顽抗，而原先在波提狄亚的雅典军队不曾受到瘟疫影响，如今却被前来增援的哈格农部队传染了。40天后，哈格农率领残余部队回到雅典，他原先的4000人中已经损失了1050人。
两面受敌的伯里克利之所以决定让哈格农和克里奥滂浦斯出征，主要是因为受到了雅典政治的压力。我们用来描绘希腊城邦政治群体的任何标签都只是为了方便研究，这些群体与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差别很大。雅典的政治群体瞬息万变，往往是围绕着一个人，有时是围绕一件事情，偶尔两者兼有，基本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党内纪律。虽然这些群体的延续性很有限，但在十年战争的最初岁月里，雅典民意似乎主要分为三派：希望立即与斯巴达议和的派系，我们称其为主和派；决心积极对外作战、为了在战场上打败（而非慢慢拖垮）斯巴达而甘冒风险的人，我们可以称之为主战派；愿意支持伯里克利政策，即避免正面交锋、企图拖垮斯巴达人并根据战前局势通过谈判得到和平的人，我们称之为中间派。自斯巴达第一次入侵以来就占上风的主和派再次要求与敌人媾和。主战派指出，阿提卡受到了极大伤害，而对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进攻没有取得多少效果。波提狄亚围城战仍然占用了很大比例的军费预算，这场战争不可能以现在的开支水平维持下去。雅典需要一场大胜利来节约军费、鼓舞士气。而事实上，雅典遭受了痛苦的失败。
伯里克利遭到猛烈攻击
前430年夏末，瘟疫还在肆虐，雅典人转而反对他们的领导人。他们从未经历过如此严重的瘟疫，它对城市的沉重打击此时已经大大削弱了伯里克利的地位，人们对其战略的信心动摇了，责怪他的顽固导致了这场战争。人们不愿意将战争继续下去。
在民意的转变中，传统宗教也起了重要作用。希腊人一直相信，瘟疫是诸神为了惩罚激怒他们的人类而降下的灾难。最著名的例子是荷马的《伊利亚特》开篇的那场瘟疫，阿伽门农侮辱了阿波罗的祭司，于是阿波罗降下瘟疫惩罚他。希腊人往往认为，瘟疫的起因是人们忽略了神谕或者宗教上的玷污行为。瘟疫降临雅典的时候，年纪较长的人回忆起了过去的一条神谕，它预言“将会发生一场多利亚人的战争，并将暴发瘟疫”。这其实是对伯里克利的指责，因为他最坚决地主张以战争反对多利亚人（伯罗奔尼撒人），并且人们都知道，他相信理智，喜欢结交对宗教持怀疑态度的人。虔诚的人们指出，在雅典大开杀戒的瘟疫不曾传播到伯罗奔尼撒半岛。
其他人则指责伯里克利是造成战争的罪魁祸首，并且雅典人原本是散居于阿提卡各地的，若不是伯里克利的战略将大量人口聚集在城内，疫情也不会这么严重。普鲁塔克向我们解释，伯里克利的政敌们说服了人们，是挤在城内的农村难民造成了瘟疫：“他们说，这一切都是伯里克利的责任；由于战争，他将农村的大批暴民迁往城市，并且让这么多人无所事事。”（Pericles.34.3-4）斯巴达人撤军和伯里克利率领的雅典远征军从伯罗奔尼撒半岛返回后，伯里克利已经无法阻止公开辩论，因为必须召开公民大会，以便投票决定远征波提狄亚的军费开支和指挥官人选。这支远征军及其将军的离去使伯里克利丧失了更多政治上的支持。我们可以肯定，在远征军及其将军不在雅典期间，政敌们对伯里克利的攻击终于取得了成功。
和谈
雅典公民大会不顾伯里克利的意愿和建议，投票决定派遣使者去斯巴达议和。这个决定比该时期的任何事件都更有力地驳斥了修昔底德的说法——“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只有民主之名，而无民主之实，或者正在变成首席公民的独裁统治。”弄清雅典与斯巴达的这些谈判的性质对于理解后来的战争进程非常关键，但古代作家对雅典人提出了什么样的和平条件、斯巴达人又如何答复，都缄默不语，所以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复原这些谈判。
斯巴达人可能重申了他们在战前向雅典人提出的建议：撤离波提狄亚，恢复埃吉那岛的自治权，并撤销对墨伽拉的禁运。前430年的局势对斯巴达有利，所以他们或许还增加了最后一个使团提出的条件：恢复希腊各邦的自治权，这意味着瓦解雅典帝国。
这些条件是不可接受的，会让雅典在敌人面前束手无策；而斯巴达坚持这些条件，就等同于拒绝雅典的议和请求。谈判的结果恰恰证明了伯里克利的判断：雅典人要想获得令人满意的和平，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斯巴达人确信，雅典既不会投降，也不会被打败。但雅典的主和派仍然将伯里克利视为和平的主要障碍，他们决心让他出局。
斯巴达拒绝雅典的和谈建议，说明了阿希达穆斯二世及与他持有相同政见的人在斯巴达同胞当中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雅典人拒绝出城应战以保护自己的家园和庄稼，这让大多数斯巴达人愈发坚信，雅典人都是懦夫，只要斯巴达继续施加压力，雅典人迟早会屈服。雅典人对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进攻没有造成严重损害，但非常烦人，令伯罗奔尼撒人更加愤怒。雅典的瘟疫是新的鼓励因素，因为它令雅典衰弱，轻松的胜利似乎很快就会降临到斯巴达人那边。
但斯巴达的主战派严重误判了形势，尽管瘟疫削弱了雅典人，却没有摧毁他们继续战斗的能力。若对当前局势做更理智的分析，斯巴达人就会发现，他们在一场漫长战争中的胜算也不大。雅典人从瘟疫中恢复之后，在舰队和城墙的保护下仍然是坚不可摧的，而且斯巴达人还没有想出战胜对方的办法。更温和的办法或许是，劝说雅典人解除墨伽拉禁运、放弃克基拉岛，或甚至交出埃吉那岛和波提狄亚。这至少能够分裂雅典民意，但由于大多数斯巴达人相信敌人已经走投无路，所以他们提出了敌人哪怕在最绝望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接受的苛刻条件。
与此同时，在雅典，伯里克利的政敌们对其进行了集中攻击，直到他最后不得不为自己和自己的政策辩护。在民主制国家里，他这样的领导人是罕见的：他在奉行有争议甚至不得民心的政策的同时，仍然对人民坦诚相待。伯里克利始终直言不讳，让那些恼怒的听众无法反驳，因为他们不能说伯里克利没有告诉他们实情，也不能说伯里克利欺骗他们。他非常明确地表示，责任既是他的，也是大家的。他对雅典人说：“你们当初觉得，我拥有必要的领导能力，至少我的领导能力比其他人要强一些，所以被我说服，投入了这场战争。那么，你们现在就不应当责怪我做得不对。”（2.60.7）
在这次演讲中，他提出了一个新论据，主张坚持原战略。他赞颂了雅典帝国和海军力量的伟大和强盛。海军是帝国的基石，使它能够主宰整个海洋。他认为，与这相比，损失一些土地和房屋根本不值一提，它们“不过是伟大财富的小小点缀罢了。若雅典能够保全自由，就能轻易地重新得到这些东西。但如果雅典丧失了自由，其他东西就会全都丢掉”（2.62.3）。
尽管他之前劝雅典人不要扩张帝国，但在此次演讲中，他似乎在鼓励扩张主义。我们必须认识到，他此时的演讲是为了应对新形势：之前攻击他的那些人，比如克里昂，想要的是更积极地作战；而如今攻击他的人是那些根本不想再打下去的人，所以他需要新的侧重点。他指出，雅典人拥有独特的力量，所以他们不必担心输掉战争，他们只需要担心缔结的和约对自己不利，以及担心失去自己的帝国。雅典人抓住了一只老虎的尾巴：“到目前为止，你们控制的帝国是对他人的暴政，拥有这个帝国似乎是不道德的，但如果放弃它，肯定会很危险，”因为“之前被你们统治的那些人将仇恨你们”（2.63.1-2）。
伯里克利的这一席话表明，反对派再次拿出了这样的论点：雅典的帝国主义和这场战争是不道德的。伯里克利没有反驳“帝国主义本身是不道德的”，而是用这个观点作为武器，捍卫自己的政策。他指出，考虑道德与否的时间早已过去了，现在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他呼吁雅典人不要将自己的眼光仅局限于当下的磨难，而要眺望未来：
当世的光辉和未来的荣耀会永垂青史。你们可以预知，你们将拥有高尚的未来和心安理得的当下，你们会用现今的热情来获得这两样东西，所以请不要派遣信使到斯巴达人那里，不要让他们知道，你们在为当今的磨难而痛苦。（2.64.6）
伯里克利被定罪
尽管伯里克利赢得了关于政策的辩论，雅典人没有再派使者去斯巴达，但他的政敌并没有善罢甘休。他们没有办法在政坛击败他，于是转向法庭。雅典政治家攻击某人及其政策的手段常常是指控他贪腐。伯里克利的政治生涯就是从指控客蒙开始的。大约在前430年9月，在确认现任行政长官的常规投票表决会议上，伯里克利遭到罢免，并被送上法庭，罪名是侵吞公款。
主和派的力量不足，单靠他们自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当时的局势对他们有利。与斯巴达谈判失败后，哈格农及其残余军队（他们攻打波提狄亚的努力失败了）撤回了雅典。他们的失败促使修昔底德所说的普遍不良状况的出现：雅典人“为自己的苦难而伤心，平民百姓原先的生活条件就不好，如今连那一点点基本的条件都丧失了；富人失去了乡村里的美丽庄园、房屋以及贵重的家具陈设，但最糟糕的是，战争还在继续，和平还没有降临”（2.65.2）。
伯里克利最终被定罪，并被处以大笔罚金。陪审团显然并没有完全确信他有罪，或者不愿意对这样一个领导他们多年的人施加极端措施；因为侵吞公款的罪名一旦成立，被告就可能被处以死刑。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伯里克利很快付了罚金，但他可能从前430年9月〜前429年仲夏（下一个行政年度的开始）都赋闲在家。
斯巴达人出海
与此同时，斯巴达人越来越受挫于雅典人的顽固和他们自己战略的无效。雅典对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进攻使斯巴达盟邦开始质疑，斯巴达究竟有没有能力保护它们抵御强大的雅典海军。于是，前430年夏末，斯巴达人出动100艘三列桨座战船和1000名重步兵，在斯巴达海军司令克涅姆斯的指挥下，攻击了扎金苏斯岛。扎金苏斯岛位于厄利斯外海（见地图11），是雅典的盟邦。他们的目标是铲除雅典在该地区的基地，从而保护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和希腊西北部的盟邦。但斯巴达人未能占领扎金苏斯岛，蹂躏了它的领土后就返航了。
形势越来越明朗，斯巴达人要想获得一场决定性胜利，就需要新的进攻战略。而他们自己的海军实力不足，也没有资金去建造更多的战船和配备相应人员，于是他们派遣使者去觐见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一世，寻求与他结盟。途中，斯巴达使团在色雷斯国王西塔尔克斯的宫廷稍事停留，请求他放弃与雅典的同盟关系，加入伯罗奔尼撒阵营，希望他派遣军队援救被围困的波提狄亚。当时恰好有两名雅典使者也在那里，他们劝说西塔尔克斯的儿子萨多库斯逮捕了斯巴达使者，将他们押往雅典。斯巴达使者到达雅典之后，未经审判，立刻被处死，他们的尸体没有得到恰当的安葬，而是被扔进一个深坑。这场令人发指的报复行动发生时，伯里克利已经下台。因此，这桩暴行可能是主战派做的，他们在前430年秋季掌权，当时中间派失势，而主和派不被信任。修昔底德相信，雅典人之所以犯下这桩暴行，是因为害怕伯罗奔尼撒使者之一阿里斯特乌斯；他是个科林斯人，之前在防卫波提狄亚的作战中起到的作用最大。雅典人担心这个勇敢聪明的人一旦逃跑，会对雅典造成更大伤害。雅典官方的解释是，这次草率的处决是为了报复斯巴达人的暴行。从战争爆发以来，斯巴达人就将在海上抓到的所有俘虏，不管是雅典人、雅典的盟友还是中立国公民，一律处死。双方的残酷暴行预示着未来更恶劣的罪行，正如修昔底德所说：“战争是一个凶残的教师。”（3.82.2）
雅典人攻陷波提狄亚
为了回应斯巴达人对扎金苏斯岛的进攻，以及安布拉基亚人对安菲洛奇亚的阿尔戈斯的进攻，雅典的主战派（其领导人可能包括克里昂）派遣将领弗尔米奥率领20艘战船开赴纳夫帕克托斯，保卫那里的港口，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并封锁科林斯湾。他们还尝试通过扩充帝国境内的税收来增加收入，但他们的最大成就是在前430/前429年冬季占领了波提狄亚。经历了两年半的围城之后，波提狄亚的存粮终于耗尽，城内发生了人吃人的暴行。围攻城市的雅典军队暴露在寒风之中，受到疾病的困扰，而且其中一些士兵可能自部队于前433/前432年冬季抵达那里以来就一直远离家乡。为了攻打这座城市，雅典人已经花费了2000多塔兰同，每天的开支至少还有1塔兰同，国库已经流失了大量金钱。雅典将军们——色诺芬、赫斯提奥多鲁斯和法诺马库斯——向波提狄亚人提出了虽然不算很慷慨但还可以接受的条件：“他们可以带着妇女、儿童和雇佣兵撤离，每名男子可以带一件衣服，每名妇女可以带两件衣服，并可携带规定数量的旅费。”（2.70.3）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算得上合理的解决方案，雅典人肯定会欢迎它；但主战派却抱怨称，将军们应当只接受敌人的无条件投降，于是在法庭上审判了这几位将军。他们受审的罪名似乎是：未与雅典议事会和公民大会商议，便逾越了自己的权限，擅自与敌人媾和。但无疑政治在此案中也起了作用，因为这几位将军都是在前一年冬天与伯里克利一起当选的，当时伯里克利的影响力还很大。起诉这几位将军相当于起诉伯里克利和中间派，但起诉失败了。雅典人为漫长而代价高昂的围城战终于结束而感到欣慰，不愿意为了技术细节而争吵不休。将军们被无罪开释，这也许说明群众对伯里克利的不满情绪开始淡化了。最终，一群殖民者被派去驻守空荡荡的波提狄亚，从此它成了雅典人在邻近色雷斯地区的一个关键基地。
战争的第二年结束时，雅典比一年前虚弱了许多。在斯巴达人的两次入侵中，雅典人保持克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田园和房屋被摧毁。但是，整个阿提卡都已经遭到破坏，斯巴达人没有理由相信，新的入侵会带来更好的结果。而且，雅典舰队已经证明它可以相对轻松而安全地骚扰伯罗奔尼撒半岛沿岸国家。按照伯里克利的计划，现在斯巴达的主战派应当已经失势，应当向阿希达穆斯二世及其温和派同僚屈服，并以合理的条件与雅典讲和了。
然而，斯巴达人比以往更加坚定不移。他们无法在陆地决胜，于是转向海上攻势，威胁到雅典对希腊西部海域的控制，甚至威胁到纳夫帕克托斯的安全。他们的成功对伯里克利自信满怀的预测，即伯罗奔尼撒人“会被排除在大海之外”，发起了挑战。尽管斯巴达派往波斯的使团遭到了拦截，但未来的使者未必就不能顺利抵达波斯。由于雅典人的衰弱，波斯国王也许会被斯巴达说服。如果波斯与斯巴达结盟，那么所有以雅典在船只和资金方面占据优势为基础的谋略都会变得一钱不值。斯巴达人受到这种前景的鼓舞，明确表示只有雅典完全服从他们的条件，他们才愿意议和。
与此同时，瘟疫仍然在狠狠地打击雅典的人力和士气，雅典的财政状况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战争开始时可动用的5000塔兰同储备资金（不包括1000塔兰同的紧急预备金），已经花掉了近2700塔兰同，也就是一半以上。虽然代价高昂的波提狄亚围城战已经结束，它也不再吸取国库资金，但斯巴达人在海上的活动意味着，雅典人为了配备舰队人员和保护盟邦，可能仍然需要继续承担大笔开支。按照前两年花钱的速度计算，他们只能再支撑两年。即便是主战派也应当认识到，他们的城邦在下一年没有资本去开展一场大规模战役，但消极无为的政策是很危险的。尽管斯巴达人的顽固让雅典人恢复了斗志，尽管雅典的城墙、舰队和殖民帝国仍然完好无损，但是雅典的未来险象环生。
在希腊东北部，靠近色雷斯与马其顿。
海军司令（Navarch）是古希腊某些城邦（尤其是缺乏历史悠久的海军传统的城邦，如斯巴达）的舰队指挥官的头衔。雅典的陆海军指挥官均称“将军”（Strategos）。而在斯巴达，根据吕库古的《大公约》（The Great Rhetra）的规定，只有国王才能掌控军队，然而他们通常无法包揽职责。虽然有的行动可以全权由国王委派的长官指挥，但这些都是调动兵力较少的小行动，无法应对大规模作战。因此海军司令的职位就应运而生，以缓解这种局面。从前430年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开始，斯巴达城邦系统地任命海军司令，人选可能是由元老院选举产生，同时参考监察官的推举，但不经过国王。该职位是年度性的，每人只能担任一次，但存在某些折衷的方案。后来的希腊化国家、罗马和拜占庭也有这样的头衔。
注意不要与更著名的阿尔戈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混淆。
注意不是那个最有名的色诺芬（约前430～前354年，史学家、军人、雇佣兵和苏格拉底的弟子）。
卡根对雅典军费开支的计算当然都是根据史料推测的概述，但很难完全吻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