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45年3月7日

地点：东普鲁士

人物：中士卡伦

部队：苏军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秘密警察部队

我们接到上级的命令，来到了东普鲁士，这次计划被称作“大清剿行动”。我们是一支秘密的部队，直接受最高领袖领导，我加入到这个特殊的队伍中，见到的一切都让我感到遗憾，我还是怀念在独立坦克团的日子，那时让我更舒服一些。

我们刚刚搜索了一片树林，在一个很隐蔽的战壕内我们发现了一个碉堡。里面的3个德军士兵被当场击毙，我们就像猎人一样寻找着不同的猎物。

“全体警戒，前面发现一个村庄，肯定会有德国人企图伏击我们！”基里连科上尉紧张地喊道，并示意大家俯下身子前进。

我跟在小队后面，紧张地握着冲锋枪。我们来到了一间屋子前，整个村子异常安静，这让我们更加紧张。突击兵一脚将门踹开，手持冲锋枪直接进行扫射。女人的哭喊声让他停止了射击，大家纷纷闯了进去。

这是一间很大的屋子，尽管村庄已经经受过炮火的洗礼，但是屋里的陈设依然整齐，显得很富有。我听同志们说，东普鲁士的村民与苏联农民一样幼稚，只要盯着他们的眼睛看，你想得到的东西马上就会浮出来。

整间屋子只有一个妇女，她抱着头紧张地蜷坐在一个大箱子上，不时偷眼看着我们。基里连科看着她走了过去，大声地说道：“不要害怕，我们只是在找德国人，如果你敢把敌人藏起来，我立刻枪毙你！”说着他拉了一下枪栓。

妇女大哭起来，显得非常不自然，基里连科一把将她从箱子上拉下来，对着箱子开始扫射。一梭子子弹过后，大家纷纷聚过来，打开箱子，里面一个男人已经身中数弹而亡，很显然，这是个德国人。

就这样，我们继续搜索，这里有很多德国人和国家的叛徒、逃兵。由于东普鲁士人的“幼稚”，我们能很容易找到德国人的藏身之处。有的床垫下是个能移开的床板，由于床板非常高，很显然这里面就有人。当我们把里面的人揪出来后，发现是个穿着女人衣服的德国人。而在另一间屋子里，一个男人藏在了衣柜里，他用一条皮带系在腋下，把自己吊了起来，藏在衣架上挂着的大衣下面。这非常滑稽，这样他的脚也能藏在大衣底下。

大部分的德国人都藏得不深，干草堆、谷仓、棚舍都是他们的藏身之处。我们在几条军犬的配合下，俘虏了很多德国人，那些反抗的直接枪毙。当然还有一些藏在了地下，我们搜索起来非常困难。依靠军犬的嗅觉，我们锁定了一座房子，然而里面根本没有人。基里连科命令将房子烧毁，我带领几个士兵抱来了干草，一会儿工夫，房子燃烧起来。渐渐地火势越来越大，忽然一个男人从窗户跳了出来，显然他是被火和烟逼了出来，士兵们毫不犹豫地将他击毙。就这样，我们继续下一个搜索行动……

后方清剿

苏军迅速突进奥得河，德军的防线就这样轻易地溃败了。就在2月14日，苏军多路进攻的同时，本来是驶往拉斯登堡方向的一支苏军车队，却忽然掉转车头驶向通往昂格贝格的小路。这是一条岔路，前面是一片茂密的松树林，整个地区显得那么悲凉而恐怖。再往前走是一个布满铁丝网的高墙，一道路障挡在了车队的前面，再看旁边，有一块用德语标注的公告牌，上面写道：军事禁区！平民止步！苏军士兵欣喜地得知，前面就是希特勒的一个重要指挥所——“狼穴”。

这支车队就是苏军第57步兵师的警察部队。所有的军官都不受军事指挥控制，尽管他们都穿着苏军军装。他们只受命于斯大林，因为他们是反间谍机构——“锄奸团”的成员，他们在对待自己人时也是没有丝毫感情可言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秘密警察部队和“锄奸团”组织所不满的，那就是他们只能驾驶从各部队淘汰下来的破旧车辆，尽管即使是前线的苏军也很缺乏各类机动车辆。

阿巴库莫夫是这支队伍的领导者，他是二等国家安全委员。1943年4月，阿巴库莫夫被贝利亚任命为“锄奸团”组织的最高长官，那是在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后不久。作为“锄奸团”组织的首脑，贝利亚派阿巴库莫夫到东普鲁士来，作为“清剿行动”的环节，在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后方执行秘密行动。这支秘密警察部队有1.2万人，他们直接受控于阿巴库莫夫。他们的人数比任何一支跟随苏军的警察部队都要多，甚至也超过了朱可夫的军队下辖的秘密警察部队人数。

德国境内的道路满是积雪，十分泥泞。阿巴库莫夫领导的秘密警察部队此时已经开始下车封锁道路。接着，他又给贝利亚写了报告，而他的“锄奸团”也开始组织军官们进行检查工作。面对一些即将来临的突发事件，他们显得非常小心，特别是德国人在拉斯登堡设下了一个圈套。在“狼穴”的入口处，左边是个兵营，右边有几座碉堡，走到里面可以看到一些地雷和伪装物。随后，“锄奸团”开始组织士兵四处搜寻一些希特勒亲卫营的军装和肩章。虽说这仅仅是一支亲卫营，但是它的兵力早已达到了一个加强旅的水平。因为早在1年前，希特勒就担心苏军的空降兵会突然到达这里，这曾让他感到惶惶不可终日。

“锄奸团”继续前行，道路逐渐延伸到了森林里，尽管十分隐蔽，但道路两旁的路标还是清晰可见。翻译官跑上前去认真看着路牌上的字，然后回到阿巴库莫夫身边说道：“小心地雷，不得走下公路。”阿巴库莫夫认真做着笔记，并且把这些细节全部写进了给贝利亚的报告，当然这些报告最后还是要交给斯大林。这位苏联领袖最喜欢研究希特勒的各种生活细节，所以一切相关内容都必须写进去。

从斯大林格勒会战开始，一直到1945年初，苏军俘虏了大批的德军军官。尽管对他们进行过多次审讯，但苏军对这里仍然一无所知。苏军花了2个星期的时间，才找到这个4平方千米的小地方。这里的伪装非常完美，为了对抗空中侦察，道路建筑上方都覆盖了一层绿色的伪装网，而一些道路上布满了树木。甚至高达30多米的观察哨也被伪装成松树，露在外面的照明灯都安装了蓝黑色的灯泡。

“锄奸团”越过了第1道外围区域。高大的围墙，密集的铁丝网，大片的雷区，这就是最真实的写照。经过一号门的时候，所有的地堡都被炸毁，这是在去年11月份，希特勒离开这里后做的决定。可是阿巴库莫夫并不知道这些碉堡究竟是什么时候被遗弃的。此后，“锄奸团”又越过了第2道、第3道高墙，最后他们来到了中心区域。一座安了装甲铁门的巨大碉堡挡在他们面前，当他们走进去的时候，发现里面是个能容纳80辆汽车的地下车库。

阿巴库莫夫带着“锄奸团”继续往里走，径直来到一个房间，里面的装饰非常简单，旁边是一个空的保险柜。他们发现，这里是集中营和修道院的混合体。阿巴库莫夫非常兴奋，他带着“锄奸团”的军官们继续寻找，然而他们不敢肯定这就是他们要找的地方。忽然一个写着“元首国防军副官”的牌子映入大家眼里。而另外一间屋子的墙上挂着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合影，阿巴库莫夫和他的“锄奸团”终于肯定这个房间是纳粹头子的住处。

他们走进屋子，看着曾经是希特勒指挥他的德意志军队对苏联发起战争的地方，阿巴库莫夫不知道怎样形容自己的感受。面前这座钢筋混凝土的建筑规模简直让人吃惊，他忽然有个想法，也许斯大林同志也该有一座同样的建筑。他在给贝利亚的报告中称：“如果我们伟大的领袖斯大林来到希特勒的司令部，亲眼看到设计精良的碉堡，他一定会造一座同样的碉堡。”因为阿巴库莫夫知道，即使现在他们离胜利已经不远了，但他们的领袖同他们的敌人一样，依然缺乏足够的安全感。

斯大林非常重视秘密警察部队和“锄奸团”的作用，他们对消除占领区的各种不稳定因素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样的特殊部队没有重型武器，但他们有很轻巧的自动武器，还有非常灵活的防弹汽车和轻型装甲车，通信和侦察装备也非常先进。

进入德国的领土，秘密警察的步兵团接到的最重要任务，就是在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消灭沿途仍然负隅顽抗的德军残余势力。这里面最难对付的就是德军的人民冲锋队，他们由15—50岁的男性组成。斯大林对他们非常重视，认为他们所具有的威胁不亚于德国国防军。然而，那些没有逃走的人民冲锋队队员，不论年龄大小，其主要职责也就是搞搞破坏和进行小规模的偷袭而已。在秘密警察部队的一次扫荡任务中，共有200多名“恐怖分子”被击毙，后来的报告称实际的死亡人数绝对要超出这个数字很多。

斯大林此前一直强调的“不稳定因素”，实际上指的并非仅仅是少数与德国人串通的波兰人。他真正想要消灭的是那些支持波兰流亡政府和国内军的波兰人，正是这个难缠的组织在1944年发动了华沙起义。尽管这是一次反抗德国的起义，但是在斯大林看来，这与反抗苏联无异，因为波兰起义军的目的无非就是在苏军到来之前夺回华沙的控制权而已。波兰人并不信任苏联这个宿敌，1939年，斯大林与希特勒达成了瓜分波兰的协议。在卡廷森林，贝利亚对波兰军官进行了残忍的大屠杀。波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损失非常大，这是个不争的事实，甚至比苏联的损失还要大，有20%的人口在战争中丧生。

斯大林一直认为，波兰应该是他的战利品，他的这种想法也在苏军中蔓延。“我们终于夺回了自己的土地”，这是经过波兰达到德国时，所有苏军官兵的感叹，因为他们已经把波兰当作了苏联领土的一部分。

美苏关系微妙

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主张在波兰建立共产主义临时政府，这是波兰人民所希望的，然而他似乎忽略了，其实这只是他的一个主观臆断。朱可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临时政府的成立说明，其中一部分波兰人还是忠于苏联的。而那些反对苏联统治的波兰人被冠以‘恐怖分子’之名，即使他们曾经在抗击纳粹的战斗中立过许多功劳，现在也只能被看作是叛徒。实际上国内军是盟军的一部分，但苏联予以否认。”为了加强波兰的部队管理，朱可夫对他们进行了思想教育工作。在驻扎波兰的日子里，那些士兵没有做出出格的举动。但是他们所形容的“驻扎”实际上长达45年。

3月20日，贝利亚任命希洛夫为波兰安全部的顾问，这完全体现出了他对波兰临时政府的控制程度。希洛夫非常适合这个职务，他监督过高加索地区的驱逐行动，1939年苏联就已经占领了波兰东部地区，他亲自领导了对利沃夫的镇压行动。

古拉格集中营大概关押了200万的波兰人，这里开展了一次集体化的运动。为了消灭波兰国内军，斯大林制订了非常周密的计划。苏联将波兰国内军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说成是“一丘之貉”。如果没有更好的证据，还可以说他们之间联系紧密。而另一方面，每一支反抗苏军的游击队都被戈培尔认为是国内军的组织。这其中，反对苏联的抵抗军势力，爱沙尼亚有4万人，立陶宛有1万人，最严重的乌克兰则多达5万人。如果这些不足以打动那些怀疑者，他还引用了1944年《真理报》的一篇文章，其中描述的是在德国的部队中，有一群波兰国籍的纳粹分子。

不久后，苏联与美国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很大原因是斯大林铲除国内军的决心造成的。

就在2月5日，美国空军中尉金乘坐的B-17“空中堡垒”式轰炸机紧急降落在库夫莱夫机场。这时，一个波兰青年请求他们将其一起带走，金答应了他的要求并在休钦的苏联空军基地降落，目的是进行飞机检修。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金借给波兰人一套军装，并让他假扮成机组人员。在后来的会议上，安东诺夫在抗议中指出，金中尉到最后才承认这个人不是他们的机组人员。这还是苏联司令部出面后，他迫于压力才承认的，而那个波兰人被他称作是遇到的一个陌生人，只是顺便把他送往英国。安东诺夫非常气愤，他肯定地指出，根据“可靠情报”，这个陌生的波兰人正是伦敦送往波兰的“恐怖分子”。对于此事，美国政府还特意向苏联道歉，甚至在波尔塔瓦附近的苏联空军基地对金进行了军事法庭的审判。可是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斯大林仍有意将这起事件扩大化，称所有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美国人正在帮助波兰的“恐怖分子”，他们企图攻击苏联红军。

更有甚者，那是在3月22日，苏联的米莱克空军基地再次发生了一件让美苏不愉快的事。自从上次事件以后，这里的苏联指挥官就提高了警惕。恰巧，1架美军的B-24“解放者”式轰炸机由于燃料不足在这里迫降。苏军指挥官非常敏感，特意在飞机上安排了许多警卫，而飞机上的美军飞行员和机组人员都被安排到一个特定的屋子里居住。

但是过了2天，苏军也没有让美军士兵离开。为此，美军的布里奇中尉私自率领10名美军士兵来到了飞机前，以取私人物品为借口登上飞机。当他们登上飞机后直接起飞，离开了苏军基地。

事情并未结束。在得知此事后，当时负责接待这些美军士兵的技术上尉梅拉梅德耶夫非常愤怒，以致在当天引咎自杀，安东诺夫向莫斯科的里德将军报告了此事。“锄奸团”的军官们则更加不满，他们把这起事件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目前有一批敌对势力正在利用美军的这些飞机，那些位于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人员、恐怖分子、破坏分子都在一批批地被运往波兰”。

自从这起事件之后，美苏关系更加微妙。安东诺夫将军下令，任何飞过苏联上空的美军飞机都必须降落，很显然，这都是斯大林的指示。

国家背叛者

在东普鲁士，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后方，有一支上千人的德军部队正在发起进攻。如何完成森林中的清剿行动成了秘密警察部队首先要面对的难题。

在一般情况下，这些人只是伏击一些摩托车、卡车和马车，看得出他们都是藏匿在树林中的人民冲锋队队员，他们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获得一些食物。经过严密的搜查，秘密警察部队在克雷贝格找到了一些线索，这里隐藏着一个秘密的面包房。后来，苏军得知，这里为城外树林中的德军提供面包。当然，他们也抓到了一些送面包的年轻妇女。

在2月21日的一次清剿行动中，第127前线警卫团的第14警戒小队在希斯马图林少尉的率领下开始搜索一片茂密的树林。在搜索过程中，扎夫戈罗德尼中士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双长袜挂在了一棵树上。于是部队紧张地加大面积搜索整个区域，终于发现了3条伪装良好的壕沟。而接下来，他们顺藤摸瓜，很快找到了一个地堡，那里藏着几个手持武器的德军士兵。苏军后方清剿行动中，一个重要的任务便是扫雷。为了提高他们的扫雷能力，上级为他们配备了20条军犬。同样，这些军犬也能搜索躲在东普鲁士丛林中的德军士兵。

各地方长官都对清剿行动进行了夸大，他们所递交的报告多数是想突显自己的成绩，并谎称大多数被捕的德国人都出生在1900年以前。而其中一名被捕的德国人贝尔，出生于1906年。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的秘密警察部队长官安德烈在报告中指出：“贝尔在1945年2月被德国间谍机构人员施拉普发展成为一名间谍，在红军后方解救情报人员、开展破坏、谍报和恐怖活动是他的任务。当然，在他手下获救的情报人员多达12人，他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在大多数情况下，被留在苏军后方执行破坏任务的情报人员并不都是德国间谍，但苏军将所有人民冲锋队的队员和一切抵抗者都看作是间谍。当然，有的时候，苏军的清剿行动简直达到了“神经过敏”的程度。西里西亚发生的“兴登堡输电线路破坏事件”简直就是一场闹剧，秘密警察在经过一番搜索行动后，才断定这是一场误会，是苏军练习的炮弹碎片切断了电线。

同时，秘密警察部队在科瓦由瓦村发现的一所德国破坏分子训练学校，让整个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的“锄奸团”成员都感到振奋。因为这次发现让苏军可以肯定，确实有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曾经接受过破坏训练。很显然，现在的德国人只能依靠战俘来帮助他们实行对苏联后方的破坏活动，其实这些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都是自愿加入的，不过他们的目的可不是帮助德国人，而是想尽快地回到家乡。

秘密警察部队的搜索还在继续，当他们在房屋和谷仓搜索时，要比在树林里困难得多，花费的时间更长。其中又有一条传闻，一支秘密警察部队在一处房屋的草堆上发现了8名“德国妇女”，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因为他们是穿着妇女衣服的德军士兵。

在苏联的清剿行动中，“国家背叛者”这个词应运而生。但是它不仅仅指那些为德国人卖命的战俘，也包括那些在1941年被俘的红军士兵，那些人只是由于伤势过重而无法战斗到最后一刻。

所有的苏联士兵，无论是没有被俘的幸运儿，还是被俘的不幸者，都不会原谅那些穿上德军军装的苏联人，不管当时他们的处境如何艰难。他们加入了不该加入的队伍，无论是党卫军志愿兵、弗拉索夫部队的成员、乌克兰和高加索集中营的守卫、潘维茨将军的哥萨克骑兵、反游击队、警察部队，或者其他任何曾经帮助德国人杀死苏联人的部队。这些人总共有100万—150万人，但是红军则坚持说德国国防军中的俄罗斯志愿兵人数就超过100万人。这些被强迫为德国工作的人或者自愿投降的人，经常会被立刻或在逮捕后不久被红军杀死。但是这并不奇怪，因为每一名士兵都要对所有的背叛者毫不留情，这是红军战争法规的要求，这同样也与地区荣誉感有关。执行处决的人通常都是来自一个地方的人，比如奥廖尔的人会杀死奥廖尔的叛徒。

那些曾经当过集中营守卫的乌克兰人和高加索人，为什么在被捕后，秘密警察部队对他们那么残忍？因为这些人通常会比德国人更加凶残。可实际上，无论是红军战俘，还是那些穿上过德军军装的叛徒，下场都是一样的。苏军士兵被要求对所有的犯人一视同仁。无论是强盗、叛徒还是以前的战俘，都被要求按照对待“叛国者”的标准来对待。

虽然他们很难让人产生同情心，但从历史上看，大多数的志愿者都是被强迫加入或者由于饥饿而不得不屈服的。在这两种人之中，无论他们来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乌克兰、哥萨克还是高加索地区，都曾为德国党卫军或国防军效力。其实，他们真正痛恨的还是苏联的统治。甚至弗拉索夫将军的“俄罗斯解放军”士兵都没有为加入到敌人的部队而感到后悔，因为他们不会原谅1941—1942年苏联将领们对被围苏军将士的抛弃。

还有一些是普通的弗拉索夫部队的士兵和俄罗斯志愿兵，在他们中有一些人是痛恨强制集体化的农民，他们都非常天真无知。一次德国战俘营的宣传会上，在例行征兵的时候，一个苏联的俘虏询问加入德军是否就可以每日都能领到香烟。很显然，对于这些战俘来说，加入军队只是为了生存，只要能吃饱，不用在集中营里挨饿受罪，加入哪个军队都是一样的，哪怕是穿上了敌军的军装。

一封曾经在德国军营里服役的苏联战俘所写的信，更能深刻地讲述当时的清剿行动在人民心里所产生的恐惧。这封信写在了一本德文图书的封底，上面这样写道：“我亲爱的同胞们，苏维埃的同志们，现在我们再次落入你们的手中，请帮助我，告诉我，为什么你们要杀死德国监狱里的苏联人？我们因为不同原因不幸被俘，他们让我们为纳粹工作，为了不被杀死，我们别无选择。现在我们又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军队，而你们却要杀死我们。我们只是想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是什么让你们有这样的仇恨？是因为苏联将领们在1941—1942年背叛了那些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