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份的一个晚上，天气糟透了。狂风中夹杂着暴雨，疯狂地袭击伦敦城。相信任何没有急事的人都是绝对不愿跨出家门一步的。我和福尔摩斯也不例外，窝在房子里静静地做自己的事情。

那段时间，我妻子回了娘家，于是，我又回到贝克街，和福尔摩斯住在一起。福尔摩斯坐在壁炉一端，编制罪案记录的索引，我坐在另一端，读一本有关海洋的小说。

房间里很静，我沉浸在海洋的世界里不能自拔。忽然，门铃激烈地响了起来。我抬起头来，问：“会是谁呢？会不会是你的朋友？”

“我除了你哪里还有朋友？”

“那是不是出什么大事了？这种天气也有人来？”

正说着，房门开了，一个浑身是水的年轻人带着一股暴雨的味道冲了进来。他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问：“请问哪位是福尔摩斯先生？”

这个年轻人大约二十岁左右，穿着十分讲究，举止大方，彬彬有礼。他边说边焦急地朝我和福尔摩斯来回打量。借着灯光，我看到他脸色苍白，神经紧张，一副被某种巨大的忧虑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神态。

“我就是福尔摩斯。”福尔摩斯站起身来，请来客坐下休息。

他打量了一下来客，说：“您是从西南来的吧？”

“是的，我从霍尔舍姆来。”来客惊奇地问，“您是怎么知道的？”

“不用惊奇，我是看到您粘在鞋尖的黏土和白垩，从那里看出来的。”

年轻人惊奇而敬佩地点点头，热切地望着福尔摩斯说：“啊，您果然像传说中的那么神奇，我是专诚来向您请教的。”

福尔摩斯吐出一个烟圈，静静地说：“我很愿意效劳。”

“那我就放心了！”年轻人长长地舒了口气，“这几年，我的家族中接连发生了一些神秘事故，使我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我能感觉到危险的存在，但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它。”

“我对您说的很感兴趣。”刚才还萎靡不振的福尔摩斯立刻像猎犬发现猎物一样，调动了全身的精力，急切地对年轻人说，“赶快说说是怎么回事。”

年轻人叫约翰·奥彭肖，他所说的那些奇怪神秘的事情是由他的上一代遗留下来的，确切地说是他的伯父遗留下来的。伯父的经历很复杂，他年轻时曾侨居美国，是佛罗里达州的一个种植园主。他非常有经济头脑，把庄园经营得很不错。后来南北战争期间，伯父上了战场，在杰克逊麾下作战，屡立战功，被升任为上校。等南军统帅投降后，他就离开部队，重新返回了种植园。

大概在1870年前后，他伯父忽然回到英国，在偏僻的霍尔舍姆附近购置了一小块地产，稳定下来。伯父是个性情古怪的人，凶狠，急躁，喜欢发怒，又极为孤僻，常常几个星期足不出户，所以他很少有朋友来往，甚至和他唯一的胞弟——约翰的父亲也不来往。

1878年的一天，伯父忽然央求约翰的父亲，让小约翰同他一起来住。父亲看到伯父一个人的确很孤独，就答应了他的要求。

从此，小约翰就与伯父生活在一起，伯父用他自己的方式来疼爱小约翰。他让小约翰代表他跟用人和一些生意人打交道，让他掌管所有的钥匙，随心所欲到家里的任何地方，做他任何想做的事。所以，约翰十六岁时，已俨然成为伯父的一个小当家的了，他对伯父所有房间里的东西都了如指掌。不过，有一间房子是例外的，那就是阁楼那间堆存破旧杂物的房间。这间房子常年锁着，伯父严禁任何人入内。

后来，就发生了一系列奇特的事情。第一件奇特的事情就是有关伯父的，事情发生在1883年3月。

一天早饭时，一封贴有外国邮票的信放在了伯父的餐盘前。约翰好奇地盯着那封信，心想：竟然会有人给伯父寄信？他可是一向什么朋友都没有的。

“从印度来的？”伯父一边拿起信，一边诧异地说，“盖的是本地治里的邮戳！这是怎么回事？”

他急急忙忙撕开信封，忽地，从信封中蹦出五个又干又小的橘核，“嗒嗒”地落在盘子里。约翰差点哈哈大笑了，是谁竟然敢和冷漠的伯父开这样的玩笑？

他正想张嘴发问，忽然，伯父咧着嘴唇，双眼突出，脸色如死灰一般，直瞪瞪地看着颤抖的手中拿着的那个信封，尖声喊叫：“K、K、K！天哪，罪孽难逃呀！”

约翰赶忙过来搀扶他，感到伯父双手冰凉，全身都在颤抖。伯父站起身来推开约翰，喃喃地说了句，“这是死亡的象征哪！孩子！”就回他的房间了。

约翰吃惊地看着伯父离开，顺手拿起信封看了看，发现信封口盖的里层，有三个用红墨水潦草写成的“K”字。信封里除了那五个干瘪的橘核外，别无他物。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伯父吓得魂飞魄散呢？

约翰边想边上楼去看伯父，刚走两步，正好碰见伯父走下楼来，一只手拿着旧得生锈的钥匙，另一只手里拿着一个像钱盒一样的小黄铜匣。

他边走边赌咒般说：“他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我一定会战胜他们的。”

然后，他吩咐约翰，让女仆给他房间里的壁炉升火，再派人去请律师来。

约翰看着伯父神态失常的样子很害怕，赶快照他的吩咐去做了。很快，律师来了，约翰也被召唤到伯父的房间里。他一进房子就发现炉火在熊熊燃烧，炉栅里有一堆黑色蓬松的纸灰烬。那黄铜箱匣放在一旁，敞着盖，里面空空如也。匣子盖上印着和信封口盖里层一样的三个“K”字。

就在那天晚上，伯父立了遗嘱，把他所有的产业，都留给了约翰的父亲。他告诉约翰说：“孩子，这是一份具有双重意义的遗产，有金钱也有危险，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应该把它留给自己的死敌。”

伯父从此后举止异常，把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他的卧室里，甚至在室内上了锁；有时他像酒后发狂一样，从屋子里冲出，握着手枪，在花园中狂奔乱跑，尖声叫喊；有时他又像一个内心深处渗透了恐惧的人，即使在寒冬腊月，也是冷汗淋淋。

终于有一天晚上，他又突然跑出去，再也没能回来。当约翰找到他时，他正面朝下摔跌在花园一端的污水坑里。由于没有发现任何施行暴力的迹象，再加上他平日的古怪行径，陪审团一致断定那是“自杀”事件。

约翰说到这里停了一会儿，低沉地说：“我知道伯父是个怕死的人，但他绝对不会去自寻短见。况且那坑水也不过只有两英尺深。”

“是哦。”福尔摩斯遗憾地搓着手说，“我从您所说的情况中可以明显感觉到，你的伯父绝对不是自杀。”

他顿了顿，打开记录本接着说：“请您把伯父接到那封信的日期和他死亡的日期告诉我。”

“收到来信是1883年3月10日。他的死是在七个星期后的5月2日。”

“谢谢。请您说下去。”

约翰的父亲接收了那座霍尔舍姆房产，他和约翰一起仔细检查了那间长年挂锁的阁楼。发现那个黄铜匣子仍在那里，匣内的东西早已被毁掉了。匣盖的里面有个纸标签，上面写着“KKK”三个大写字母。下边还写有“信件、备忘录、收据和一份记录”等字样。

阁楼上还有一些散乱的东西，有些是关于战争时期的情况和伯父恪尽职守荣获英勇战士称号的记述，还有些是战后南方各州重建时期与政治有关的一些记录。从这些记录中明显可以看出伯父当时曾积极参与反对那些北方政客，也就是现在的美国执政党。约翰隐隐觉得伯父可能得罪了美国现在执政的一些政客。

就在约翰费力猜测的时候，家里又发生了一件大事。那是1885年1月4日，一家人正围着桌子吃早餐，父亲忽然发出一声惊叫，举起一个刚刚拆开的带有敦提邮戳的信封和五个干瘪的橘核。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父亲结结巴巴地喊。

约翰大吃一惊，赶快接过信来，查看信封的内层，果然有“KKK”，他又看了一下信的内容：“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

“这是什么东西？什么文件，什么日晷仪？”父亲问。

“我想已经烧掉的那些文件，至于日晷仪，只有花园里有。”约翰思考了一下说。

“真是莫名其妙，一定是谁的恶作剧！”父亲气愤地说。

“我们报警吧。”约翰提议。

“不，我才不会让那些人的计谋得逞，在背后讥笑我呢。”父亲固执地不肯报警。他坚持认为那不过是一个荒唐的恶作剧，伯父的死也只是个巧合。

自从接到信以后，约翰一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让父亲最近小心一点，千万不要到处乱走。可是，父亲根本就不当回事，还是照样按照他的生活习惯，没有多加丝毫防范。约翰没办法，只好提心吊胆地等待着。

果然，在接到来信的第四天黄昏，父亲就出事了。他在去看望一个朋友的途中跌进一个白垩矿坑里，坑很深，父亲摔得又重，一下碎了头骨，当时就去世了。乡间的道路都很乱，白垩坑又没有栏杆遮挡，四周也没什么明显的痕迹，于是，验尸官毫不迟疑地做出了“意外致死”的判断。

说到这里，约翰握紧拳头，激动地说：“我知道父亲肯定是被人谋杀的。虽然现场没有暴力迹象，没有脚印，也没有陌生人出现的记录。可我能感觉到是有人在他的周围策划了某种卑鄙的阴谋。”

这次事件发生后，约翰认为灾祸应该与上一代人的死亡而一起告终了。他继承了遗产，开始了平稳的生活。可是好景不长，就在昨天早上，他又收到了那些象征死亡的橘核！说着，他从背心的口袋里取出一个揉皱的信封，走到桌旁，摇落出五个又小又干的橘核。

“这就是那个信封，”他指着信封上的邮戳说，“是从伦敦东区发来的，因为邮戳是那里的。”

信封里还是那几个字，和他父亲收到的一模一样，“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

“您采取回应措施没有？”福尔摩斯着急地问。

约翰为难地搓着手说：“我去找过警察，可他们认为这些信纯属恶作剧，我两位亲人的死，也完全是意外。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帮我。可是，可是我觉得自己像是一只可怜的兔子，无法抗拒的掉进了一条毒蛇的陷阱里。”

“天哪，这些人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福尔摩斯激动地喊着，“唔，你接到信件已经过两天了，一定要采取点行动才行啊。”

“警察们答应派一名民警保护我。”约翰说。

“那名民警呢？”福尔摩斯问。

“他奉命只待在房子里，所以我只能一个人来了。”约翰沮丧地说。

“真是太令人不可思议了。”福尔摩斯气愤地挥舞着拳头喊。

约翰感激地看了看福尔摩斯，那是一种被理解的内心激动。然后，他又掏出一张褪色的蓝纸，说：“这是当年在伯父焚烧文件的纸灰堆里发现的，是伯父的字迹，不知道能不能说明一些问题。”

我们都弯下身来看那张纸。纸边参差不齐，上端写有“1869年3月”字样，下面是一些莫明其妙的记载，内容如下：

4日：赫德森来，抱着同样的旧政见。

7日：把橘核交给圣奥古斯丁的麦考利、帕拉米诺和约翰·斯温。

9日：麦考利已清除。

10日：约翰·斯温已清除。

12日：访问帕拉米诺。一切顺利。

福尔摩斯看了那张纸后，对约翰说：“您现在必须马上回家，一分钟都不可以耽搁。赶快把给我们看过的这张纸放进那个黄铜匣子里，然后放进去一张便条，说明所有其他文件都已经被你伯父烧掉了，这是仅剩的一张。最后把黄铜匣子按信封上所说的放在日晷仪上。听明白我说的了吗？”

“听明白了！”

“现在最要紧的是抓紧时间消除你迫在眉睫的危险，至于报仇，”福尔摩斯说，“那是以后的事，你不必担心，我一定会帮助你的。”

“谢谢您！”年轻人站起身来，精神比来时好了许多。他边穿雨衣，边感激地说：“您给了我新的生命和希望。我一定遵照您的指点去做。”

约翰冒着风雨走了。我和福尔摩斯看着窗外，狂风还在呼啸，大雨如瓢泼一样，簌簌不停地敲打着窗户。

福尔摩斯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目光凝注在壁炉内红彤彤的火焰上。随后他点燃了烟斗，背靠座椅，望着蓝色烟圈一个跟着一个袅袅地升向天花板。许久，他喃喃地说：“华生，我想我们经历的所有案件中，没有哪一件的作案手段比这个更为隐蔽和高明了。”

我赞同地点点头，“除‘四签名’外，应该是这样。”

“嗯，除此之外，在我看来，约翰面临着比舒尔托更大的危险。”

“那你要帮帮他呀，福尔摩斯。”

“那当然。”

“可是现在一点头绪也没有，你要从哪儿查呢？”

“你发现那几封信的邮戳有什么特点没有？”

“唔，第一封是本地治里，第二封是敦提，第三封是伦敦。这有什么特点？”

“你没注意到吗？这些地方都是海港。”

“唔，的确。”

“所以，写信的人一定是在船上。这是第一个要点。”

“然后呢？”我兴致勃勃地问。

“本地治里发出的那次恐吓信，前后经过七个星期。而敦提发来那封恐吓信，只过了大约三四天。这说明什么？”

“一次远，一次近呗。”

“不，不，”福尔摩斯说，“信件也需要一个运输过程的，而信号总是在出发之前发出的。你看本地治里那封信，如果他们从本地治里乘轮船来伦敦，那么他们应该与信件同时到达。但是，事实上，一直过了七个星期他们才实施行动。所以，我怀疑他们乘坐的是一条帆船。”

“听起来很有道理。”我说。

“当然，我认为事实就是如此。你看这次的信件是从伦敦发来的，所以时间更加刻不容缓。”

“这么说来约翰非常危险啊。”

“是啊，这伙人很不简单，他们必然不是单独的一个人，否则不可能接连害死两条人命，而且可以瞒过验尸陪审团的眼睛。嗯，我想他们一定是个团伙，有勇有谋。而那些文件显然对他们中的一个人或一伙人有着生死攸关的重要性。这个‘KKK’必然是一个团体的标志。”

“这个‘KKK’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它要一直纠缠着这个不幸的家庭？”

福尔摩斯没有回答，跳起身来翻找出美国百科全书里“K”字头的书，边翻书边神秘地说：“你没有——”他忽然警觉地停下，朝四周看了看，向我俯近身体，放低声音说：“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三K党’吗？”我惊奇地看着他认真的模样，使劲摇了摇头。

福尔摩斯抱着书坐近我的身旁，低声讲，“三K党”是一个恐怖组织。它来源于想象中扣枪射击钢铁的声音。这个可怕的秘密团体是南方各州的前联邦士兵在南北战争后组成的。它的势力主要被用于实现一些人的政治目的，例如对黑人选民使用恐怖手段，谋杀或驱逐反对他们观点的人们。有趣的是，他们在施加暴行以前通常会先向受害者发出警告，寄给他们某种形状古怪的东西，例如，一小根带叶的橡树叶、几粒西瓜籽或几个橘核。受害人接到警告以后，可以公开宣布放弃原有观点，或逃奔国外。如果置之不理，则必将会被某种意料不到的方式杀害。这个团体的组织和杀人计划是非常严密的，几乎从没有哪个与它抗衡的人能够幸免于难，也从没有人能够追查到实施暴行的作案人。直至1869年，不知出现了什么原因，三K党突然垮台了。

福尔摩斯放下手中的书，说：“你一定可以看出，这个团体的突然垮台和约翰的伯父带着文件逃出美国是同时发生的。这两件事很可能互为因果。看来，这个记录和日记可能牵涉到美国某些头面人物的隐私，所以，他们不找到这些对他们有损害的东西是不会罢休的。”

“那么，幸存的那一页……”我想起那张蓝色纸片，那些莫名其妙的话。

福尔摩斯点点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上面写着‘送橘核给A、B和C。’那就是把警告送给他们。后面写：A和B已清除，访问过C，证明A和B已经被杀害，还在继续追杀C。好了，华生，请你把小提琴递给我！让我们轻松一下吧。”

第二天清晨，福尔摩斯一大早就开始吃早餐。我起来时他已经精神抖擞地收拾好东西，准备出发去查约翰的案子了。我坐下来准备吃早餐，顺便看了一下桌上还没有打开的报纸，漫无目的地浏览了一下，突然，一个标题把我的目光锁住了，我失声高喊，“福尔摩斯，你晚了！”

“啊！”他停住脚步，有些激动地问，“我担心的正是这样。是约翰出事了吗？”

是的，约翰已经遇难了！报道中说他可能是急于搭乘从滑铁卢车站开出的末班火车，匆忙间在黑暗中迷了路，误踩一个小码头的边缘而失足落水。尸体上没有任何暴力痕迹，验尸官已经断定约翰是意外遇难。

福尔摩斯看了报道后非常伤心，悔恨地说：“他跑来向我求救，而我竟然把他打发走去送死……”他难过地甩甩头，忽然下定决心似的跑了出去。

接下来这一整天，我都忙于医务工作，很晚才返回贝克街。这才发现福尔摩斯竟然也已经出去一整天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一直快到十点钟时，福尔摩斯才面色苍白、精疲力竭地回来。他一走进房间就跑到碗柜边，撕下一大块面包，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你饿了？”我关心地问。

“饿极啦！一直忙着忘记了吃饭。”

“案子进展如何？”

“不错。”

“有线索了？”

“他们已经在我的掌握之中了。小约翰的仇肯定能报。嘿嘿，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神秘地冲我眨着眼睛，笑了笑，从碗柜里拿出一只橘子，掰成几瓣，把橘核挤出来，从中选了五个，装进一个信封里，在信封口盖的反面，写上“S.H.代J.O.”，最后在信封上写了“美国，佐治亚州，萨凡纳，‘孤星号’三桅帆船，卡尔霍恩船长收”等字样。

“哼哼，当他进港时，这封信已经在那里等他了。”福尔摩斯得意地说，“这封信将使他夜不成眠，天天感受死亡预兆的恐惧，正如约翰一家从前所遭遇到的情况一样。”

“这个卡尔霍恩船长是什么人？”

“是那帮家伙的头头。我要先收拾他，再除掉别的成员。”

我敬佩地望着他，“这么短时间，你是怎么追查出来的呀？”

福尔摩斯从衣袋里拿出一张纸，上面尽是些日期和姓名。他得意扬扬地说：“这是我花了一整天的功夫，查阅了本地船只的登记簿和旧文件的卷宗得到的结果。”

“怎么查的？”

“喏，我就是依据三封信的本地邮戳地址来追查那个美国船只的下落。我发现1883年初在本地治里港停靠过的船只中，其中有一艘叫‘孤星号’，这是用美国一个州的名称命名的，一定是一艘美国船。随后，我又查阅了敦提的记录，发现有1885年1月三桅帆船‘孤星号’抵达那里的记录。这样，我就更坚定了自己的判断。接着，我又对最近停泊在伦敦港内的船只情况进行了查询，证实果然有‘孤星号’上星期到达这里的记录，并且从给他们装货的码头工人那里了解到，船上三个人昨晚曾经离船上过岸。你看，这些资料足以证明凶手肯定就在‘孤星号’上。”

“可是，我们能做些什么呢，福尔摩斯？”我急切地问着。

“我们要去逮住他们！船长和那两个副手，据我所知，他们是那艘船上仅有的三个美国人。其余的是芬兰人和德国人。他们今天早晨已经趁着早潮顺流而下，返航到萨瓦纳港去了。放心吧。等他们到达萨瓦纳港时，邮船也应该把这封信带到了。是的，我要先让他们惊慌一阵，然后萨瓦纳的警察会解决他们的。”

“那些警察会抓他们吗？”

“当然，因为我已经通知了警察，说这三位先生是这里正在通缉的、被指控犯有谋杀罪的杀人犯。”

福尔摩斯的计策堪称天衣无缝，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谋杀约翰的凶手并没有受那些橘核的惊吓，因为他们再也收不到那几个橘核了。那年秋天的风暴特别厉害，他们在航行途中遇到大暴风雨，船沉人亡，远远消失在大西洋的某处。

我们一直等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终于得到消息：有人曾在一次海浪的退潮中看到一块破碎的船尾柱，上面刻着代表“孤星号”的字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