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河流域之征服　凯尔特战争

汉尼拔发动的战争打断了罗马向阿尔卑斯或向意大利的自然边界扩张的行动，也无暇组织和殖民化凯尔特的领土。现在，在迦太基战争胜利以后，显然要从被打断的地方重新开始了，而凯尔特人也很明白这一点。缔结和约的当年（公元前201年），首当其冲的波伊人便与罗马对立；一开始，由于罗马仓促成军，遭波伊人击败，再加上一个迦太基军官——此人名为哈米尔卡，原在马戈部队中，马戈远征军撤退，他却继续留在意大利北部——的鼓动，使得两个最受罗马人威胁的部族波伊人和因苏布雷人群起叛变。利古里亚人也由于燃眉之急而武装起来，即连塞诺马尼族的年轻人这一次也不肯听从酋长们的小心劝告，而奔赴他们血缘同胞的共同命运了。罗马人为阻挡高卢人而在普拉森舍和克雷莫纳构筑的两座堡垒，前者被攻陷——活命者不及两千人——后者被围；罗马军匆忙赶至，在克雷莫纳城前发生一场大战。迦太基军官的指挥虽然老练，也终不能弥补其部属的缺点；高卢人无法抵挡罗马军团攻击，尸横战阵，而其中之一便是那迦太基军官。不过凯尔特人仍继续奋战：这一年在克雷莫纳得胜的罗马军，次年（公元前199年）却几乎被因苏布雷人尽行击溃，考其原因，则又是以军事领袖的愚妄为主。直至公元前198年，普拉森舍才得以部分重建。但为求生而联合奋斗的诸部族却一直存在内部的不合：波伊人与因苏布雷人争执起来，而塞诺马尼人不仅从他们的民族同盟中撤退，而且无耻地出卖了他们的同胞，以此来买取罗马人的原谅；当因苏布雷人在明修斯河与罗马人作战时，塞诺马尼人攻其背部，帮助罗马人毁灭了他们的同胞与同志（公元前197年）。因苏布雷人遭此屈辱与背叛，又失去科莫，乃单独与罗马人缔和（公元前196年）。当然，罗马人向塞诺马尼人与因苏布雷人所提的条件，远低于其给予意大利同盟者；最用心的一点是他们在法律上为意大利人和凯尔特人立下界线，使凯尔特人永无可能取得罗马公民权。但他们允许这些波河以北的凯尔特部族生存下去，并维持他们的民族体制——如此使他们不致形成“市区”，而是他们原先“区域”——再者，罗马人似乎并没有要他们缴纳贡税。罗马人意在让他们成为波河南方的罗马殖民区之堡垒，抵挡阿尔卑斯山民游荡劫掠。再者，这些区域的拉丁化相当迅速，凯尔特的民性与文化当然无法抵挡它的影响，这跟文化较高的萨贝利人和伊特鲁里亚人不同。公元前168年去世的著名拉丁喜剧家斯泰提乌斯·凯基利乌斯便是解放过的因苏布雷人；亲临这些区域的波利比乌斯说，只有阿尔卑斯山中的少数几个村落边残留着凯尔特的语言与文化；这种说法容或有些夸张，却有其相当的可信性。维尼蒂人的民族特色则保持得较久一些。

为防止阿尔卑斯山以北的高卢人之迁徙所采取的措施

在这些区域，罗马人的主要努力自然在制止阿尔卑斯山北的凯尔特族的南迁，并使分隔意大利本岛与欧洲内陆的自然壁垒成为政治界线。实则罗马人已经令附近的凯尔特部族闻风丧胆；阿尔卑斯山北的凯尔特人不仅眼见山南的同胞遭受毁亡的命运而趔趄不前，而且当罗马使者指责某些个别的凯尔特单位在山南企图和平定居时，他们不但立即提出官方否认，而且表示对那些凯尔特单位的责备之意。而这些移民单位本身，则不仅先到罗马元老院恳求土地配给，而且在遭受拒绝之后，一言不发即返回阿尔卑斯以北（公元前186—前179年），任凭他们在阿奎莱亚不远处所建的城镇被毁。罗马元老院下定决心，阿尔卑斯的门户此后永对凯尔特人关闭，不许例外，而意大利境内的罗马属民若意图协助此类移民计划，必严惩不贷。在意大利东北角，亚德里亚海的顶端，有一个最北方的意大利殖民地（公元前183—前181年）；罗马人为了防止外族入侵，为了确保亚德里亚海的航运，也为了制止那时在此海域仍未全然消灭的海盗，又为了阻断马其顿的菲利普的西进——他想从东方入侵意大利，如汉尼拔从西方入侵者然——意大利人在此建立堡垒，结果，导致同伊斯特里亚人的战争（公元前178—前177年），但由于几处要塞的攻取及伊斯特里亚王艾普罗的阵亡，战争随即结束。这场战争中唯一引起注意的是一小撮蛮人偷袭罗马军营，消息传出，使罗马舰队与全意大利扫过一阵寒颤。

波河南方流域之殖民化

波河南岸区域，罗马元老院则决心并入意大利，对这个区域自又采取了不同的措施。首当其冲的波伊人绝命抵抗；他们甚至渡过波河，意图激起因苏布雷人共同反抗（公元前194年）；他们将一个罗马执政官困在军营中，使后者几近投降；在土著的绝死攻击下，普拉森舍处境危殆；最后，在穆蒂纳发生决战；这场战争打得疲困经久而血肉模糊。但罗马人终于胜利了（公元前193年）；自此以后，两方的战争不再是战争，而是猎取奴隶。不久，罗马军营就成了波伊地区唯一一个难民营，当地残存的人大部分都逃至军营避难；而战胜者也可不夸张地向罗马报告：除却老弱以外，波伊人已经绝灭了。这个民族于是不得不接受派定给它的命运。罗马人要求割让其土地的一半（公元前191年）；这个要求波伊人无力拒绝，而即使在剩下的一半领土中，波伊人也不久就消失了，被他们的征服者所同化。

罗马人这样清扫地面以后，乃重新组织与规划普拉森舍与克雷莫纳二堡，派入新的殖民者；因为最后几年的战乱已使此二处的殖民者被扫光。新的根据地，在以前的塞农人区域内及其附近，为波坦蒂亚（在雷卡纳蒂附近，距安科纳不远，公元前184年）和皮萨隆（佩萨罗，建于公元前184年）；在新得的波伊区，则为博洛尼亚（公元前189年）、穆蒂纳（公元前183年）和帕尔马（公元前183年）。穆蒂纳殖民地在汉尼拔之战以前就已始建，但战争将殖民工作打断。照例，堡垒的构筑与军事道路的构筑并行。弗拉米尼大道从北方终点亚里米伦再向北延，名为“艾米利亚道”（Aemilian way），至普拉森舍（公元前187年）；此外，从罗马至阿瑞底姆的道路——名叫“卡西亚道”（Cassian way）——大约在公元前187年，也由罗马社团负责重新修筑；从阿瑞底姆越过亚平宁至博洛尼亚并通向新艾米利亚道的小径，也于公元前171年完成，为罗马与波河堡垒之间提供了比较便捷的途径。由于这些广泛的措施，凯尔特人与意大利人之间的界线就由亚平宁山移至波河。波河以南，主要是意大利人的文明区，波河以北则主要是凯尔特人的地区；若说亚平宁山与波河之间的区域仍旧标名为凯尔特区，则也不过是空名了。

利古里亚

意大利西北部的山区主要由利古里亚人散布其间，对这一带，罗马人也采取类似的策略。这个命运主要落在栖居于亚平宁山与阿尔诺之间的阿普亚尼人身上（他们原先不断劫掠比萨和博洛尼亚与穆蒂纳），能从罗马剑下逃命的，都被遣送意大利南方的贝内文托地区（公元前180年）；利古里亚族曾攫取穆蒂纳，罗马人于公元前176年夺回；其后，经极力奋战，将该族彻底摧毁于波河与阿尔诺河之间的山谷。公元前177年建构的卢纳堡垒（距拉斯佩齐亚不远）可以阻挡利古里亚人，正如阿奎莱亚可以阻挡阿尔卑斯山北的人。同时，使罗马人获得一个良港，成为通往马西利亚或西班牙航道上的要站。从罗马至卢纳的沿海道路——名为奥勒良道（Aurelian road）——在奥勒良道和卡西亚道之间，由鲁卡到佛罗伦萨的道路之构筑，或许也在这段时期。

更为西边的利古里亚人，盘踞了热那亚一带的亚平宁山区和阿尔卑斯的沿海区，罗马人同他们的斗争则是持续不断的。他们对邻族常进行陆上和海上的袭击劫掠。但罗马人跟他们的持续冲突并未产生长久性的战果，罗马人在此地区甚至也并无意追求长久性的战果。罗马人在此地区明显想达到的目的是在海路之外另辟一条陆路，跟阿尔卑斯山北的高卢人和西班牙相通；因之，罗马人致力于疏通卢纳经马西利亚到依波利亚的沿海路，使之至少到达阿尔卑斯山；阿尔卑斯山以外，海路与海岸陆路则由马西利亚人负责为罗马人保持畅通。内陆这些岩石的天险山谷及其贫困但机敏善战山民，则主要成了罗马人的战争训练所，训练罗马官兵的战术，并使他们的心变得冷硬。

科西嘉，萨丁尼亚

对科西嘉人和萨丁尼亚内陆居民，罗马人也进行着他们所谓类似的“战争”。罗马人常向这两个岛屿沿岸袭击，劫掠人口。提比利乌斯·格拉古于公元前177年的萨丁尼亚远征之所以特别值得一书，并不是因为他给该岛带来“和平”，而是如他所说，他屠杀和捕获了八万之众，自此以后拖往罗马的奴隶如此之多，以致“便宜得像萨丁尼亚人”（cheap as a Sardinian）一语变成了成语。

意大利的自然边界

罗马对非洲的政策则可以由一个短视而胸襟狭小的观念以概括之，即阻止迦太基的复兴，而因之就要对这个不幸的城市不断施以压迫，并使它随时恐惧罗马人会对之宣战。和约的条款之一是迦太基当保持其领土之完整，但其邻人马欣尼撒却可获有其本人及其先人在迦太基境内所取得之一切；这个条款的加入看似在为阻止争执，而实则益发激起争执。同一个条约又约束迦太基人，禁止他们与罗马的盟邦作战；因此，即使努米底亚人在迦太基人无可争议的领土之内，迦太基人均不得驱逐之。在这样的条约约束之下，再加上非洲的国界常处于未定状态，而邻邦又强大好战，则迦太基的处境可谓痛苦之极了；但事实却比预料更坏得多。早在公元前193年，迦太基人就发现自己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受了攻击，眼见其最富裕的领土，在小赛耳底的依波利亚省，被努米底亚人劫掠，有些部分甚至被强占。这类行为日益肆无忌惮，平原地区沦入努米底亚人之手，迦太基人备尝艰辛才保住了较大的城镇。只不过两年以后，公元前172年，迦太基人就声明他们的七十个村庄在违背和约的情况下被夺取。使节团一批接一批地派往罗马元老院，请求让他们武装自卫，不然就指定一个仲裁法庭，由权力让努米底亚人归还掠夺之地，再不然就重新鉴定边界，至少可以让他们知道他们究竟还有多少领土需要丧失；再不然，就宁可让他们成为罗马的属国，这样至少胜于把他们逐渐交到利比亚人手中。但罗马政府实则在公元前200年就已允许他们的受保护人领土的扩张，而此扩充当然是以迦太基为牺牲；罗马人似乎不甚反对他们的受保护人用其自己的力量去求取战利品；利比亚人则利用这个机会尽情报复他们往日的折磨者，太过火的时候，偶尔也受到罗马人制止；但罗马人之所以委派马欣尼撒为迦太基的邻人，就是为了折磨迦太基。迦太基的一切恳求与投诉均无任何结果，罗马只派了一个委员会到非洲做调查，却未做成任何结果，另外，当谈判在罗马举行的时候，马欣尼撒的使者装作没有得到指令，因之谈判不了了之。只有腓尼基人才有这样的耐心忍受这样屈辱的地位，甚至对全权大使百般奉承。他们还特别赠送谷物给罗马人，以讨欢心。

然而，在战败的一方，其韧性并非仅表示于这种忍让委屈。在迦太基仍有一个爱国党派存在，而在这个党派之首，仍屹立着那个无论命运把他置于何处罗马人均感惧怕的人。这个党派清楚预见罗马与东方诸国难以避免争战，而它则始终未曾放弃利用这个机会以图救国灭敌的意念；哈米尔卡与他的儿子们的雄图壮志之所以失败，主要就是失败在迦太基的寡头政治手里；因此，其当前主要内在目标便是重振国力以备下一次决战。两派的对立，汉尼拔清明、高贵与令人心服的心灵导致了政治与经济的改革。那寡头政治，竟在其种种祸国殃民的愚行之外，恬不知耻地想陷那伟大的将军于罪，指控他故意不攻罗马城，私用意大利战利品——这样腐败的寡头政府，终于在人民忍无可忍之下，由汉尼拔建议，而被推翻了，成立了民主政府（公元前195年之前）。由于将利息和被贪污的钱收回，经济迅得改善，再加较好的控制，以致摊还罗马的战费无需向公民另加任何特别的税捐就可缴纳。那正要跟亚细亚的大王开始决定性战争的罗马政府，自然对迦太基的这种情势发展深为戒惧；当罗马军团在亚洲作战之际，迦太基舰队登陆意大利，在汉尼拔指挥下第二次发动入侵战，并非只是幻想的危险而已。因此，罗马人乃派出使节团至非洲（公元前195年），很可能是要迦太基交出汉尼拔；鉴于罗马人的担忧，他们这样做自有其道理。那被推翻了的迦太基寡头政府首脑们满怀恶意，一封一封的信送往罗马，向他们国家的公敌告发他们的爱国英雄，说他跟某些与罗马不友善的国家相通；这些密告者的行为固为人不齿，但他们的情报却可能正确；承认迦太基的一个英雄竟然使那般强大的一个国家感到恐惧，确实是件屈辱的事，而扎马之役的战胜者竟需在元老院破例采取这样有失国格的一步，只不过说明了一个单纯的事实：汉尼拔是如此特异的英雄，以致罗马的政治家中，除了情胜于理的之外，都已再无法忍受让他位居迦太基政府的领导者。罗马政府对他的重视几乎没有让他感到意外。由于执行上次战争的是汉尼拔而非迦太基，因此背负战败者之命运的也必须是他。迦太基人除了屈从之外别无选择，而他们感谢汉尼拔的是他迅速而明智地逃往东方，免去了让他们把他亲手交给敌人的耻辱；他的本城迦太基是以只执行了屈辱较小的措施，就是把它最伟大的公民永远放逐于本土之外，没收他的财产，拉平了他的房子。自古就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即众神要降给他们的宠儿无限的喜悦与无限的悲愁：这句话在汉尼拔身上得到全副的印证。

罗马对迦太基余怒未息

在汉尼拔离开迦太基之后，罗马却仍然心神不宁，这就是罗马人的过分之处。对立的党派确实仍像以前一样存在，但在爱国派失去了那几乎改变世界的人物之后，它已经不再有多少作用，不会比埃托利亚或亚加亚的爱国派更有影响了。当时那不幸的城市中翻腾着的种种观念中，最合理的无过于干脆附庸于马欣尼撒，使他由迦太基人的迫害者变为保护者。但爱国派既未占据上风，倾利比亚派也未能获得多数附和；而政府则又落入对罗马友善的寡头政客之手，这些人，固然未曾完全放弃对未来的筹划，但他们所筹划的却只是保持物质繁荣，与乎在罗马的保护下维持通商自由。既然如此，罗马实已可放心了。但罗马的民众与一般的元老却无法忘却汉尼拔战争所带给他们的惊恐；而罗马的商人则眼红于迦太基的繁荣，因为这个城市在政治力量消失之后，仍有广大的经济依附区，拥有无可动摇的财富。早在公元前187年，迦太基政府即要求把公元前201年和约所订的战费之摊还一次付清；罗马政府自然拒绝，因为他们要迦太基摊还战费的用意不在金钱，而在使迦太基处于受制的地位。然而罗马人从迦太基的这个请求上却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迦太基城尽管经受着这么多的忧困，却并没有被灭掉，而且也是毁不掉的。罗马城到处流传着诡诈无信的腓尼基人在进行何种阴谋的风言风语。据说，提尔的亚利斯托出现在迦太基了，身为汉尼拔的使者，为一支亚洲舰队召募人员；另有一次，据说国会于夜间在康复之神的神殿集会，听取柏修斯的使者报告（公元前173年）；公元前171年又有传言，谓迦太基已为马其顿之战配备了一支强大的舰队。这些传言可能都是空穴来风。但它们却是一种讯号，表示罗马方面在外交上将有新的失误，也表示马欣尼撒将有新的侵略，而罗马人则越来越无法放下一个念头：迦太基问题必须第三次迦太基之战始得以完全解决。

努米底亚人

久远以前，腓尼基人在他们的本土曾日渐衰弱，现在，他们在他们移居的土地上又再度倾颓，但在他们身边却有一个新国日渐强盛。非洲北岸，自不可记忆的古代就由一个民族定居，他们自称为“西拉”或“塔马齐格特”，而希腊与罗马人则称他们为“游牧者”或“努米底亚人”，意即“草原人”，又称他们为阿拉伯“夏威”，意即“牧人”，而我们则为他们取名为“柏柏尔人”或“卡比尔人”。以目前对该族语言的研究所知，该族跟已知的任何种族都没有关系。在迦太基的时代，这一族的人除了迦太基城周围和海岸的部分之外，概言之均保持着独立，基本上也仍旧过着草原的放牧生活。这和目前阿特拉斯的居民情况相似，一般说来，他们对腓尼基的字母和文明并不陌生，有时柏柏尔的酋长也会把他们的儿子送往迦太基求学，并跟迦太基的贵族通婚。罗马人的政策并不求在非洲拥有土地，只想培植一个国家，使其国力不致强到不需受罗马保护，而又强得足以使现在被限制于非洲的迦太基穷于应付，使它的一切自由行动均变得不可能。在非洲本土的王间，他们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人物。约在汉尼拔战争期间，北非的本地人分属于三个王，每个王，按照当地的习惯都有许多王子投于麾下；这三个王是：毛利王波卡，其统御范围自大西洋沿岸至摩洛卡斯（现在的摩尔维亚，在摩洛哥与法属领土之间）；马赛西利王西法克斯，其统御之地自毛利王以东至所谓的“孔眼岬角”（塞巴·鲁斯，在德基德基里与朋纳之间），相当于目前的奥兰省与阿尔及尔省；马西利王马欣尼撒，其统御范围西起特利腾岬角，东至迦太基边界，相当于目前的君士坦丁省。三者之中最强大的是西法克斯，但在上次的罗马与迦太基之战中他被俘至罗马，并死于俘囚。他广大的国土主要交给了马欣尼撒；西法克斯之子维明纳尽管由谦卑的请求从罗马人手中要回了父亲领土的一部分（公元前200年），却无法与马欣尼撒这罗马原来的盟友竞争，扮演不了迦太基之压迫者的角色。

马欣尼撒

马欣尼撒成为努米底亚王国的开国者，而历史上像他这般适于做开国者的人少之又少。在身体方面，一直到很老很老还健壮润泽；正像阿拉伯人那样善于自制而头脑清楚；可以忍受一切疲劳，可以在同一个地点从早晨站到晚上，或二十四小时骑在马背；在他年轻的时候，以及西班牙的战场上，他以战士与将军的身份经过一切的历练，不但把许多的家室个个安抚得好，把人民也治理得服服帖帖；在强大的保护者面前，他可以理所当然地跪下，而对较弱的邻人他又可以理所当然地踩在头上；此外，他对迦太基的处境与环境又十分熟悉——因为他在此接受教育，跟该城的贵族家庭相当熟识——而对他本人和其民族的压迫者又切恨不忘——如此种种条件汇集一身的这个马欣尼撒成了他濒于灭亡的民族复兴的灵魂，而他本人又是他那民族的优点与缺点活生生的化身。命运处处惠顾他，特别的是许他以时间，让他得以成就他的愿望。他九十岁才去世（公元前238—前149年），最小的儿子却才一岁；他在位六十年，享尽了肉体的欢乐，展尽了心智的力量，以当代最强的人，最好的、又最幸运的王著称。

如此，罗马人在处理非洲事务上对马欣尼撒尽其偏袒，马欣尼撒在罗马默允下则尽量以迦太基的牺牲为代价，扩张其领土。整个内陆，直至沙漠边缘，似乎都自动归入了他的版图，甚至巴格拉达斯河（迈杰尔达河）上游，包括富镇瓦伽，都变成了他的属地；在沿岸，迦太基以东，直至西顿人旧城大雷普帝斯，以及其他地区，也落入其手，因之其王国西起毛里塔尼亚，东至昔兰尼人之地，在陆上三面包围迦太基，而也处处压迫腓尼基人。无疑，他把迦太基视作他未来的首都；迦太基的倾利比亚派在这一点上是具有其作用的。但迦太基所遭受的尚不止领土的缩减。流动的牧人由于他们国王的努力，已经变成另一种民族了。马欣尼撒将大片土地农耕，让他的每个儿子都得到相当多的农田；他的臣民是以也学取他的榜样，开始定居与农耕了。他不仅将他的放牧民族变为农夫，也将他习于掠夺的乌合之众变为军人，而令罗马人觉得足堪与他们的军团并肩作战。马欣尼撒留给他的继承者丰富的府库，训练精良的部队，甚至还有一支舰队。他的宫室所在地锡尔塔（君士坦丁）成为强国的繁荣首都，也成了腓尼基文明的主要据点之一，因为他努力培植腓尼基文明，或许，这跟他将来建立“迦太基—努米底亚”王国的构想有关。如此，向来就受人轻视的利比亚风俗现在地位上升了，本土的礼仪与语文甚至在腓尼基人的故城——例如大雷普帝斯——据有了地位。在罗马的鼓舞下，柏柏尔人开始觉得跟迦太基人平等了，甚至还优于迦太基人；迦太基的使节在罗马甚至无言以对地被告以他们在非洲只是外地人，非洲系利比亚人之地。北非的腓尼基文明虽然在帝国已趋衰颓时仍然盛行，但那却是马欣尼撒之功，而非迦太基人之功。

西班牙的文化状态

在西班牙，沿海的希腊人与迦太基人城镇，如依波利亚、萨贡托、新迦太基、马拉加和加迪兹，较早接受罗马人的统治，因此如果没有保护，也就更难于抵挡土著的攻击；马西利亚（马赛）的情况亦复如此，但此城地位较前者尤为重要，而对罗马也有其特别的贡献，因为它使罗马人在意大利与西班牙之间获得了一个中间站。西班牙的本地人却给了罗马人无尽的麻烦。伊比利亚人并非本身没有文化，但由于散乱多歧，我们很难获致一个清楚的概念。伊比利亚人的文字很不统一，大致分为两类，即埃布罗河谷区的和安达卢西亚的（两类可能又分为数支）；其文字的起源甚早，在字源上接近古代希腊的，而较不接近腓尼基的字母。图尔德泰尼（塞维利亚附近）有一部传自远古的法律书，文句有六千，此外，甚至还有历史记录。无论如何，这个部族被人认为是西班牙各本土部族中最有文化的，也是最不好战的；而当其从事战争的时候，则照例雇用佣兵。再者，波利比乌斯的一段话大概也是形容这个部族的，就是，西班牙的农牧发达，因之在没有机会输出时，谷类与肉类只需象征性的金钱就可购得；此外，他还提到他们有辉煌的皇宫，有金樽与银樽，装满“麦酒”。西班牙人至少有一部分是热衷于罗马文明的，因之西班牙的拉丁化比任何海外的地方都更迅速。譬如，在这个时期，即使土人也采用了罗马的温水浴。罗马货币在西班牙不但比意大利之外的任何地区流通得更早，而且西班牙的硬币还模仿罗马；这可能与西班牙丰富的银矿有关。公元前195年就出现了所谓的“奥斯卡银币”（奥斯卡即今阿拉贡的韦斯卡），也就是印着伊比利亚刻文的西班牙“迪纳里厄斯”；其铸造的时代之所以不会晚于这个年限，因为其图印系仿制罗马最古老的“迪纳里厄斯”。

南方与东方诸省的情况如此，但西方与北方以及内陆却部族复杂，多少有些野蛮，甚少接触文明——例如在因特卡西亚，到了公元前154年还不知运用金银——这些部族互相之间本不和平，跟罗马也无法相善。他们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骑士精神，男人如此，女子至少亦与之相若。母亲送孩子上战场时，便歌颂其祖先的英勇事迹以鼓舞其士气；而至美的少女会不待追求，即自动将手交给最英勇的男人，个人的决战系常见之事，以之决定英雄属谁，而法律争执亦以此判定；王位的继承往往亦由王储之间决斗决之。某某著名的战士往往站在一列敌人之前指名挑战，站败者将袍与剑交予对手，甚至与之成为好友。迦太基之战结束后二十年，坎卜勒伽的一个凯尔特伊比利亚小社团（在塔古斯河源流附近）派使者见罗马将军，谓，除非他赔偿他们每个阵亡者一匹马、一件袍衣和一把剑，他们就会与之为难。这些人重视军人荣誉，因此如果被缴械，往往无颜偷生；然而，凡能招募他们从军的，他们往往亦不加选择地追随，而可以为任何与其本身不相干的争斗舍命。例如图尔德泰尼人出钱雇用与罗马人作战的凯尔特伊比利亚部队，在一个熟悉当地民情的罗马将军来说，他可以派人带双倍钱去，叫这伙雇佣兵回家，或加入罗马军，不然就指定时地一战。而设若这伙部队没有军官去招募，他们也会自行跟其他部队结合，去劫掠比较和平的地区，甚至会像坎帕尼亚人那样，攻占城池，自立为统治者。内陆地区的野蛮与不安全，可以以一事证之：凡被罗马人派往卡塔赫纳以西之内陆的，都视作严厉的惩罚，在任何骚动的时期，罗马的“远西班牙”（Further Spain）指挥官出行，都要由六千人护卫。更明显的例子是，比利牛斯山东端的希腊与西班牙双城依波利亚中，希腊人与西班牙人维持着一种十分特异的关系。希腊人住在该城的半岛上，与该城的西班牙人区以一堵城墙相隔，这堵墙只有一个门，夜夜由三分之一的民兵守卫该墙，并由最高行政官之一监守该门；西班牙人一个都不许涉足希腊城，而希腊人只有在人数众多的精良护卫下始与本地人交易货物。

这不安与好战的本地人——充满席德（Cid）与堂吉诃德的精神——现在，设若可能，罗马人要将之制服与文明化。从军事观点言之，这个任务并不艰困。确实，作为战士，西班牙人是不可轻视的，不仅在汉尼拔的领导下如此，独自在战场上亦然；以他们的双刃短剑——罗马人后亦采用——和无畏的攻击阵式，他们甚至常有令罗马军团摇撼的时候。设若他们受到军事训练，能有政治团结，他们或许会摆脱外国人加之于他们的轭。但他们的士气是游击队的士气，至于政治的明智则完全缺乏。因之，在西班牙没有重大的战争，但同样也没有真正的和平；西班牙人——日后恺撒说得很正确——和平时不安静，战争时不认真。罗马将军要驱散一批叛变分子只需举手之劳，但罗马政治家要想设计一套适当的办法来平服西班牙人，使他们文明化，却难于上青天；而事实上，罗马也只能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因为唯一适当的办法就是广泛地建立拉丁殖民地，但在那个时期，这跟罗马政治的总目标不合。

罗马在西班牙维持常备军　加图　格拉古

在第二次迦太基之战中，罗马人在西班牙所获得的领土一开始就区分为两个主要部分，即原先属于迦太基人的省份，包括现代的安达卢西亚、格拉纳达、穆尔西亚和瓦伦西亚；另一个是埃布罗省，即现代的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这是在这次战争中罗马军的司令部；这两部分分别构成了罗马的两个行省，即“远西班牙”与“近西班牙”（Hither Spain）。罗马人想要把内陆的土著逐渐降服；这些土著，他们统名之为“凯尔特伊比利亚人”，而其占据的地区大约与两个卡斯蒂尔相雷同。至于西方各省，尤其是现代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埃斯特雷马杜拉之间的卢西塔尼亚人，罗马人则只想制止他们，不要侵入罗马领土而已；北方海岸的加利西亚人、阿斯图里亚斯人和坎塔布连人，他们则全未接触。然而，罗马人在西班牙因战争所得的土地，却是没有常备军便不能保待的，因为近西班牙年年为了驱逐凯尔特伊比利亚人都麻烦重重，而远西班牙为了驱逐卢西塔尼亚人亦复如是。因之，在西班牙必须年年保持住四万人的常备军，也就是四个加强军团；除此之外，罗马占领区还得进行一般性的征兵。这有两个重要原因：罗马人长期军事占领海外之地，以西班牙为第一次，至少是大幅度的第一次；因之，这里的军役也变成了长久性的。罗马的旧有习惯总是何处有紧急状况，便将部队派往何处，而除了非常危急的情况，服兵役者均不超过一年；但这种老习惯却无法适用于骚乱而遥远的西班牙；要把军队从那里撤除，是绝对不可能的，甚至大量换防都相当危险。于是，罗马人开始察觉到，要统治一个别的国家，不但是被统治者苦恼，统治者尤感严重；他们开始怨恨这种可恶的西班牙兵役。新上任的将军们很有理由不让现存的部队集体换防，但他们军变，声言如果不能获准，他们就自动返航。

罗马人在西班牙所从事的战争本身，却只是次要的。这战争从西庇阿离开之后便已开始，一直延续到汉尼拔战争结束。在同迦太基缔约（公元前201年）之后，西班牙半岛短期停战。公元前197年，远近两省均起叛乱；远西班牙省的指挥官处境急迫，近西班牙的指挥官则完全溃败，以身殉国。因此，罗马必须慎重从事；干练的军事执政官昆图斯·米努修斯暂时压住危局，元老院于公元前195年决定派执政官马库斯·加图亲赴西班牙处理。他在依波利亚登陆，发现近西班牙实已完全落在叛军手里，海港和一两处内陆要塞只在极艰困的情况下守住。叛军与执政官的军队发生了一场对阵战，在顽强的抗衡之后，罗马的军事技巧终于取胜了。整个的近西班牙都同意臣服；但其诚意显然十分单薄，因为一旦传说执政官已回罗马，叛变立起。但这传言是假造的；加图迅即将二度叛变的社团制服，把他们集体卖作奴隶；于是，下令从比利牛斯山至瓜达尔基维尔河，所有土著均须在同一天将城墙拆除。没人知道这个命令实施的范围有多远，因为谁都来不及打听清楚。大部分社团从命了，少数则顽固不从，但他们不久就发现罗马军已兵临城下，而敢于接受攻城的少之又少。

这些积极的措施当然并非没有长期的效果。然而，在“和平的行省”里，罗马人却几乎年年都要征服某个山谷或要塞，而卢西塔尼亚人对远西班牙省的不断侵袭有时则使罗马人遭到严重的挫败。譬如，在公元前191年，一支罗马部队在严重伤亡后，被迫放弃营地，以强行军的方式撤至比较和平的区域。到了公元前189年，军事执政官鲁西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打了一次胜仗；公元前185年，英勇的军事执政官盖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在塔古斯河以南战胜，平静的时间才比较长久一些。公元前181年，昆图斯·弗尔维乌斯·弗拉库斯大胜凯尔特伊比利亚人，逼使其邻近地区降服，使罗马人对远西班牙统治从徒具其名的情况下具有了实质。到了他的继任将军提比利乌斯·格拉古（公元前179，前178年），才算获得了长久性的结果；格拉古不仅以兵力降服了三百个西班牙城镇，而且在治理上有独特的方式；他将他的治理办法与这单纯而骄傲的民族的观念与习惯相融合。他使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的杰出分子加入罗马部队，因之形成了一个依从的阶级；对游荡的部族，他给予土地，又把他们集中在城镇——西班牙的格拉古里斯城便是以他为名——因之十分有效地限制了他们自由抢劫的习惯；他以公正而睿智的条约调整了好几个部族跟罗马人的关系，因而尽可能防止了未来的叛变。西班牙人感谢他，自此以后，虽然凯尔特伊比利亚人仍时时想摆脱枷锁，该地却保持了和平。

西班牙的治理

西班牙两个行省的治理和西西里—萨丁尼亚省的治理类似，但并不相同。两者的督察权都交与助理执政官，也同于公元前197年指派，边界的规划与组织形态也于这一年完成。拜比亚律（Baebian law，公元前192年）——西班牙军事执政官任期当常为两年——则未能认真执行，因为对于最高行政官的争取越来越激烈，也更因为元老院对行政官员权力的防范；除非情况特殊，总督也年年更换，在西班牙这种偏远的地方，这些措施，实属不智，因为不但来去困难，到任之后熟悉民情环境尤为不易。依从的社团一般均缴纳贡税；但西班牙不像西西里或萨丁尼亚缴什一税和关税，而是由罗马人对若干城镇和部族课定金钱或其他贡物，这情况和迦太基人统治时一样；公元前171年由元老院明令禁止这种军事税收法，因为西班牙社团群起控诉。除了赔偿以外，罗马人不征谷物，而即使赔偿之用，罗马省长也不得课征二十分之一以上；再者，省长在课征谷物时，必须合于前述最高当局所发布的命令，出以公平的态度。另一方面，西班牙属民要供应罗马部队兵源，这一点是跟西西里非常不同的，并由好几个条约加以严格限制。铸造罗马银币权也常向西班牙城镇让步，在钱币的专断上，罗马政府对西班牙似乎远比对西西里宽大。罗马太需要西班牙归属，因此必须尽量小心，尽量怀柔。有些社团特别受罗马宠恩，其中包括大城萨贡托、加迪兹和塔拉科；这几座大城形成罗马统治西班牙的几个自然巨柱，因之获允加入罗马同盟。整个说来，不论从军事上还是从经济上，西班牙都宁是罗马共和国的一个负担，那么，为什么罗马又不干脆把它甩掉呢？因为在那个时期，罗马政府的政策显然还不想获取海外之地。西班牙与罗马的通商是原因之一，其丰富的铁矿，更丰富的、自古以来即远近驰名的银矿是原因之二——罗马人像迦太基人一样，接掌其矿冶工程，马库斯·加图（公元前195年）更曾加以妥善规划——但最主要的原因却是，在西班牙半岛，没有类如凯尔特人地区的马塞利亚共和国或利比亚的努米底亚王国，因此，如果罗马人放下西班牙，则必会有人把它再度变成巴尔卡帝国之类的地方，成为罗马的祸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