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恺撒任执政官的时期，罗马人就几乎公认几个民主派领袖在联合统治共和国，而在一般人观念中，庞培又显然位居首位。富有阶级称他为“非公开的独裁者”，西塞罗则曾在他面前匍匐而归徒然。毕布路斯最刻薄的嘲讽向他而发，在反对他的人士之私人集会中，最恶毒的言词也以他为矢的。

这是意料中事。依照众人所见的事实，庞培是那个时代无可争议第一将军；恺撒虽然是明敏的政治领袖，演说天才无可否认，却非常不好战，性情几近优柔。这类意见流行已久，不可能期望那些出身高贵的乌合之众会去费心寻找事情的真相，为了传说中恺撒在塔古斯河的英雄事迹而把已经形成的陈腐观念更改。恺撒显得只是在扮演副官的角色，去执行他的主官交下的工作——这些工作是弗拉维乌斯、阿夫拉涅乌斯等能力较差的助手所完成不了的。

即使他做了总督，也未能改变他在一般人心目中的这种地位。阿夫拉涅乌斯不久以前也曾出任类似职务，但并未因之获得任何重要地位。若干年之前，数省往往交在同一总督手上，一个总督也常掌握四个军团的兵权。由于他所执掌的任务远在阿尔卑斯山之外，而日耳曼国王阿里奥维斯图斯被罗马人认作朋友与邻居，因此在那里不可能发生有重要意义的战争。将伽宾尼欧—马维斯尼利亚法规（Gabinio-Manilian law）保护下的庞培地位和恺撒由瓦亭尼亚法规（Vatinian law）所取得的地位相较，处处可见恺撒的不利。庞培所统治的几乎是整个帝国，恺撒却只有两省。全国的军队与国库几乎都绝对听任庞培指挥与运用，恺撒所能动用的军力则只有两万四千人。庞培可以自行择定退休的时间，恺撒的指挥权虽然相当长却是有限的。总之，海陆一切最重要的任务都交托在庞培手里，而恺撒则被派往北方，为首都做守望，以确保庞培的统治可以不受干扰。

庞培和首都的无政府状态

但当庞培被联合执政团选为首都的统治者时，他所接下的实是超乎其能力的任务。庞培不懂治理，只懂下令。首都的骚动势如鼎沸，同时由过去和即将来临的变革所激扰，这个城市颇像十九世纪的巴黎——要治理这样一个城市没有兵力做后盾是极其困难的，而这个刻板而像模像样的军人要想完成这极困难的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结果，事情不久就发展到如此难以收拾的地步，以致不论他的朋友或敌人——其实这两者都让他不便——在关乎他的事情上都可以自行其是起来。在恺撒外调之后，联合执政团仍旧主宰着世界的命运，却不能主宰首都街道。

元老院也仍在维系着一个有名无实的政府，任随事情自然发展，其原因有数端：一，元老院中同情联合执政团的分子缺乏执政团的指令；二，反对联合执政团的元老则怒气填膺，采取了漠然或悲观的态度；但最主要的原因却是，贵族阶级开始感觉到——即或尚未了解到——他们的根本无能为力。以当时的情势观之，罗马没有有决定力的政府，也没有任何真正的权力中心。罗马人生活在青黄不接的状况下，贵族统治已毁，军事统治尚未成熟。罗马共和国固然比古代及近代任何国家更表明了政治的种种原则，它也同样明白地展示了政治的无政府状态。

奇怪巧合的是，当恺撒在阿尔卑斯以北缔造历史业绩的时候，罗马本城却在上演着历史上最杂沓的政治闹剧。共和国的新摄政王并没有统治罗马，而只是把自己关在房子里生闷气，在别墅里自叹，有时在元老院里合叹。凡是仍然渴望自由与秩序的公民，都对这种无政府的紊乱感到恼恨，但由于完全缺少领导者，也无人可做顾问，便只能采取消极态度；他们对政治活动不仅避免，而且尽可能与这个政治上的索多玛保持距离。

无政府主义者

暴民却再也找不到比这个更快乐的竞技场了。小号的大人物成千成万。政治煽动变成了一个大行业，有其专业性的标志——破旧的袍子，蓬乱的胡子，长发飞舞，声音低沉——而得到丰富报酬的也不在少数。为了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说，戏院供不应求。希腊人、犹太人、由奴隶获得解放的自由民和尚未解放的奴隶，是定规的听众，也是公共集会上叫声最大的；投票的处所却极少有有投票权的公民在场。

真正的权力握在有兵力的人手上；他们是出身高贵的冒险分子，他们召募了奴隶为斗剑士与黑卫兵。这些斗剑士与黑卫兵的主人开始时大部分属于民主派，但从恺撒——他是唯一懂得如何领导和控制民主派的人——离开之后，一切规律尽行破坏，党员都各行其是。即使现在，这些人还是在自由的旗帜下兴高采烈地奋斗，但实在说，他们既不是民主派，也不是反民主派。他们在不可少的旗帜上先写上人民之名，然后又写上元老院或某个党派首脑的。譬如说，克洛狄乌斯就轮流为执政党、元老院和克拉苏而战（或自诩为此而战）。这些武装之徒的领袖们只有在迫害他们私敌时才捍卫他们的旗帜——例如克洛狄乌斯反对西塞罗、米罗反对克洛狄乌斯时便是如此——他们的党派立场只是他们公报私仇的工具。这一段政治史上的群魔乱舞，确实可以写一段胡闹音乐来配一配。至于大量的谋杀、围攻住宅、纵火和首都内的其他暴力场面，我们也没有细说的必要了；嘘，叫，吼，啐，踩，以至于丢石头和拔剑相向更是家常便饭。

克洛狄乌斯

这个无法无天的剧场中的主要演员是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好几个摄政王已经利用过他，用他来对付加图与西塞罗。这个人具有影响力，有才分，精力充沛，确实也是个举足轻重的党人；在他任护民官而能自行其是的时候，他追寻的是过分的民主政策。他把谷物免费供应市民，限制检察官对不道德事件的指控，不准行政官用宗教规定阻止民众议会集会的进行。不久之前，为限制政治帮派的猖獗，对集会权订下了限制，他却把这些限制解除，重新设置“街头集会”，这种集会采用几乎军事性的街头清算，无异是把首都的无产阶级——不论是自由的还是奴隶的——都正式地组织起来。当然，以自由之名而行的这些行为，并不排除公民证书的买卖。像恺撒一样，这只恺撒的猿猴也用他大大小小的官职自肥，把自主权卖与属国的国王和城镇。

庞培和克洛狄乌斯的斗争

这种种事情，庞培都无动于衷地看着，若说他没有看出这如何严重损害了他自己的权利，则他的对手却看出来了。为了要求遣回一个俘虏过来的亚美尼亚王子这种芝麻小事，克洛狄乌斯竟有那个脸去跟罗马的摄政王争论，而这争论不久就变成了正式的仇恨，也正显示了庞培彻底的无助。一国元首竟要跟一个党人亲自用兵器来一较上下，可谓破败之极，而他使用武器起来又远不若克洛狄乌斯顺手。亚美尼亚王子的事他是被克洛狄乌斯愚弄了，反过来他则把克洛狄乌斯的敌人西塞罗从放逐中开释，因而使克氏成为他不共戴天的仇人。若说克洛狄乌斯的一派使街道成为危险场所，则这位胜利的将军也同样放出了奴隶与拳击家为狼犬。随之而来的街头战中，将军自然败给煽动家了，而加图则几乎不断地被克洛狄乌斯及其党徒围困在庭院中。这一出奇怪的戏还有另一场特殊的表演，就是摄政王与那流氓竟竞相争取那名存实亡的政府的青睐。庞培，一部分是为了讨好元老院，允许将西塞罗召回，克洛狄乌斯呢，则宣布朱利安法规（Julian law）为无效，并叫马库斯·毕布路斯公开作证，证明这些法规的通过是不合宪法的。

从这黑漆漆的闹剧中自然不会产生积极的成果，因为它最主要的角色根本不知自己演的是什么戏。即使像恺撒这样的天才，也得由经验才明白情绪的骚动已经完全用尽了，政治煽动已不再是通往宝座之途。在现在这共和与君主青黄不接的季节，如果还有两眼发直的人披上恺撒已经抛下的预言家法衣，拿起手杖，搬弄盖乌斯·格拉古式的伟大理想，则充其量只能算是权宜之计。民主的骚动由之而起的那个党派，实际实质已那么空泛，以致在决定性的斗争中它甚至连插脚的余地都没有。

我们甚至不能说这种混乱状态使中立的公民产生了渴望，希望有一个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强大的政府。这类中立公民主要居住在罗马城以外，因此未受首都骚乱的直接影响；而那些深受影响的人，也由于过去的经验——尤其是喀提林阴谋（Catilinarian conspiracy）——也已彻底倾向法治。那些真为首都的暴动而震惊的人，最恐惧的乃是法制被推翻后所产生的巨大危机，相形之下首都表面的无政府状态倒不那般可怕。这种无政府状态唯一明显的结果倒是庞培的痛苦处境，因为他不断遭受克洛狄乌斯党人的攻击，这在决定他未来的步骤时，则有实质的影响。

恺撒在高卢得胜及庞培的反应

庞培尽管厌恶主动，这时他却不得不想办法来改变他跟克洛狄乌斯与恺撒的关系了。克洛狄乌斯使他落入的丢脸处境，必定使天性凝滞的他都感到愤恨了。但更重要的却是恺撒与他之间关系的改变。他与恺撒这两个摄政王之中，他自己在政务的处理上是完全失败了，而恺撒则地位巩固，不再有任何顾虑与恐惧。恺撒不在乎是否可以得到允许，自行在他担任总督的南方一省——此省主要居民为罗马公民——征兵，使他的兵力增加一倍。他原先的任务是在意大利北方为罗马做看守，但他却领兵越过阿尔卑斯山，把辛布里人的一项入侵行动粉碎于伊始；两年之内（公元前58—前57年）他即将罗马部队带至莱茵河及英伦海峡。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贵族们那种惯例装作不闻不问，或仅是说说坏话，显然不发生作用。这个常被讥讽为优柔的人现在已经成为军人的偶像了，是著名的胜利英雄了，他胜利的光辉使庞培陈旧了的桂冠失色——甚至早在公元前57年，元老院就颁给恺撒庞培从没有得过的荣誉。庞培同他的副手之间的关系现在正和以前倒转了。恺撒是今日的英雄，是罗马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的主人；庞培则是曾经著名的将军，但现在已经过气。

不错，在岳父与女婿之间还没有发生公开的冲突，但当两派的权力发生了实质的改变以后，政治的联盟实已从内部崩溃。同克洛狄乌斯的争执只会令人恼怒，恺撒与庞培地位的调换却对后者形成真正的危险了。恺撒及其徒众以往曾寻求军力的支持以对抗庞培，现在庞培则不得不寻求军力的支持以对抗恺撒了。即使高高在上的庞培那般不喜欢抛头露面，却仍旧得争取某种特别的行政官职，使他得以与那高卢两省的总督并驾齐驱，或甚至凌驾其上。

他的策略和他的地位，正和米特拉达悌战争（Mithradatic War）时恺撒的一样。庞培为了平衡遥远但兵力优越的敌人，也想求得类似的军事地位，于是他首先向政府机构要求。一年半以前，其实这是完全在他掌握中的。那时两个摄政王透过民众议事集会和元老院而统御全国；民众议事集会对他们绝对服从，把他们视为街头的主宰，元老院则完全慑于恺撒的威风。那时，庞培作为联合执政团的代表，也是公认的主脑，无疑可以从元老院与公民处获得任何他想要的任命——即使那任命是跟恺撒的利益相违背的。但他同克洛狄乌斯的难堪争执使他失去了统御民众的力量，在民众集会上他的提议不再可能赢得赞许。元老院对他的态度尚不至于如此不利；但即使如此，在长久而致命的静蛰以后，他是否仍然掌握着大多数元老，使他们给予他所需要的任命，仍属疑问。

共和派民众的反对

元老院——或宁说一般贵族——也同时经历了改变。正由于它已经沉沦到最低程度，它乃获得了新力量。在公元前60年的联合执政中，种种事情都已露了端倪，只是成熟的时机未至。加图与西塞罗的退出，恺撒与庞培的姻亲关系，都明显表露出君主政体性的流放和家族联盟。大部分公众，虽然对政治事件较为漠然，却察觉到君主政体的奠基工作越来越明了。

从那时开始，恺撒的目标显然已不是共和体制的修改，而是它的存亡；由于这个认识，许多有见识有地位而原先支持民主党的人，推崇恺撒为该党之首的人，现在都无可避免地倒向相反的一边。谈论“三君王”或“三头怪兽”的，已经不只是沙龙和乡村别墅里的人了。恺撒在发表其执政官演说的时候，拥挤的民众没有一丝声音，当这民主派的执政官走进戏院的时候，没有一个人鼓掌。但是当摄政王的爪牙之一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公众则发出了嘘声，当一个演员说出反君主制度或讽喻庞培的言句时，就连最持重的人都喝彩了。当西塞罗被流放，据说有两万公民，大部分为中产阶级，像元老们一样穿上丧服。当时有一封信说：“现在，没有比对民众党的厌恨更受民众欢迎了。”

摄政者尝试制衡

摄政者们传下暗示，如果这样的反对继续下去，则骑士阶级将要丧失他们在舞台上的特殊新地位，而人民则将不能再得免费谷物。因此，人民在表示不满时开始谨慎，但不满却仍然存在。金钱手段则更为奏效。恺撒的黄金源源流入。产业经营不善的富人，有影响力但经济拮据的贵妇人，无力偿债的年轻贵族，陷于困境的商人与银行家，不是越过阿尔卑斯山，亲领源头之水，就是向恺撒在首都的代理人求援；已经完全破产了的混混儿，恺撒是不予理睬的，但任何尚有体面的人，他却甚少拒绝。此外，他在首都兴建了相当多的建筑，上至执政官下至贩夫走卒，都因之得到利益，同时为了公共娱乐，他也花了大笔经费。庞培也做了类似的建树，但规模较为有限；他建筑了首都的第一座石材剧场，献礼的辉煌则前所未有。

这些措施自然会影响到相当多的反对者，尤其是首都中的，使他们对新秩序的态度趋于缓和。但这种贿赂办法却无法触及反对派的核心。现存的体制之深植人心，越来越为明显，而政治上中立的民众，尤其是乡镇中的，赞成君主政体的极少，甚至根本不愿忍受它的到来。

元老院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如果罗马有其代表性的体制，则公民的不满可以在选举中得到自然的表达。在现存的情况下，立宪派者除了投身在元老院的领导下别无选择；元老院虽然已经败坏，却仍旧是合法共和国的代表与斗士。如此，现在显露了一个事实：元老院在已被推翻之后，却突然发现手上有庞大而可信的军队，比它推翻格拉古和苏拉时都更多更为可用。

贵族们感觉到了这一点，再度开始有动向。正在这时，马库斯·西塞罗在发誓不仅参加元老院的不管派，而且要倾其全力为摄政者们效忠之后，获得了摄政者们的同意回到了罗马。在允许他返回这件事情上，庞培只不过向寡头政府做了一个偶然的让步，一者是为克洛狄乌斯找点麻烦，二者是意图把这个能言善道的前执政官变作工具！因为此人在经过足够的打击之后已经唯命是从了；出乎意料的，西塞罗的回京却被共和派当做宣传工具，正如他被放逐的时候一样。由提图斯·安尼乌斯·米罗的一帮人做保护，抵住克洛狄乌斯一帮人的反对，两个执政官在元老院的紧急命令下向公民提议，要求公民允许西塞罗回京；同时，元老院促使所有支持宪政者参与投票。投票日（公元前57年8月4日），异常多的知名之士——尤其是来自乡镇者——群集罗马。西塞罗由布林迪西到首都的行程也成为一连串公众情绪表露的时机。如此，元老院和倾向宪政的公民之新联合公布了，这对贵族业已动摇的勇气有相当的振奋作用。

庞培束手无策

对这种大胆的宣示，庞培束手无策；而他同克洛狄乌斯的斗争之近乎荒唐的处境，使他大失信誉，他跟元老院的联盟亦然。因此，他的无能使元老院中拥护摄政者的一派士气大丧，而共和—贵族派则自然占据了元老院的上风。如果共和派勇敢而巧妙，这一局派系的斗争并不就此无望。因为现在它具有一个世纪来所未曾有过的力量——人民的坚定支持。如果它能信仰人民和其自身，则它就会以最短、最光荣的途径达到目的。为什么不公开果决地攻击摄政者？为什么元老院不出现一个出众的人物攻击摄政者，并以之为首脑，把摄政者的特殊权力取消，以之为不合宪法，并召令意大利的共和派起来反抗暴君？用这种方式或许可以再度恢复元老院的统治权。这样做，共和派固然冒险，但也可能这最冒险的决心是最明智的——事情往往如此。

由于这个时期的贵族已经几乎没有能力做这种简单而冒险犯难的事情，他们便找出另一条比较确定，或者说，比较适于这些立宪派的性情的途径：他们挑拨离间两个摄政者，以便最后重新掌握国家的船舵。两个统治者的关系松弛了，改变了，而恺撒的优势力量迫使庞培寻求新的司令权位。如果他能如愿，两人的决裂就可能以某种形态发生，而两人的斗争亦将随之而起。如果庞培无人支持，他的失败殆无可疑，而立宪派将发现他们的统治者由两个变作了一个。但如贵族跟较弱的一个联合，则联合派即可能获胜，因为庞培是个干练的将才，而立宪派的兵源众多。胜利后再处置庞培则容易得多，因为在政治上他并非能手。

庞培尝试获取元老院的任命　谷物供应的管理

因此，随着事态的推移，庞培自然与共和派可以产生谅解。至于这种谅解是否可以真正达成，两个摄政者与贵族之间的混乱关系究竟呈现如何的形式，则要在公元前57年秋季予以讨论，届时庞培要建议元老院将异乎寻常的权力交托于他。他的要求之根据和十一年前一样，是首都面包的大幅涨价（这和伽宾尼欧法颁行之前一样）。涨价是否由操纵造成——克洛狄乌斯有时即如此指控庞培，有时又如此指控西塞罗，而后二者又转而指控前者——则不得而知。海盗的劫掠，公库的空虚，谷物分配的监督不当，本身即足以造成首都食物的匮乏——这个大城的粮食几乎全靠海外供应。庞培的计划是要取得全帝国粮食的监督权，而为达此目的，则一方面要握取罗马国库的无限主宰权，另一方面则须握取陆军与舰队大权，同时要取得各行省的司令权，使其权力高于各行省总督。总之，他想求取的是伽宾尼欧法的改良版，依照此法，埃及战争之处理权亦将附加上去，就如米特拉达悌战争的处理权自然要附加于海盗围捕权上。

对于新专制者们的反对不论有何等根据，当这个提议在公元前57年提出讨论时，元老院的大多数却仍受着由恺撒所激起的恐惧之约束。在马库斯·西塞罗的动议下（这是他第一次按照授意表露他从被放逐的经验所习得的奴性），元老院谄媚地接受了这个计划的原则。但在细节的决定上，却跟原先的计划有非常实质的出入。庞培不但未得自由运用国库权，未能掌握海陆军权，甚至连高于各行省总督的权柄亦未取得。元老院们只答应交托他一大笔款项，十五名副官，以及此后五年全罗马帝国有关谷物供应的充分总督权。再者，这个命令还必须经过公民认可。

这几乎是对原计划的驳斥，而导致这种改变有许多原因。在高卢行省，要将与恺撒同等的权威授给恺撒的同事，甚至要比恺撒的权威尤高，这恐怕是连最胆大的人也不敢同意的。克拉苏，这庞培的世袭敌人与不情愿的盟友，也暗地里在反对。元老院的共和派反对任何增加摄政者权威之事，哪怕只是名义上的。而最重要的原因则是庞培本人的暧昧态度；这个人即使在不得不行动的时候，仍不能公开承认自己的动向，必要由朋友出面，自己则以他著名的谦虚表示：即使再低的授权，他也会觉得满意。无怪别人就故意把他的话当真，授予他的少些。

远征埃及

虽然如此，庞培还是因为至少找到了一个重要的差事而高兴，最主要的是他有了适当的借口可以离开都城。再者，他为都城提供了丰富而廉价的粮食——尽管行省为此而感到严重不满。他有权在各省具备地方总督之名——但这却只是空名，因为他没有自己的军队。因之，不久他就向元老院提出第二项建议，要元老院责成他协助被逐的埃及王复位，势若必须，可以武力行之。但，他越是需要元老院，元老院越不尊重他的愿望。不久，从女预言家的神谕中就发现，派罗马部队入埃及乃是不敬神之举，而虔敬的元老院则几乎一致决定避免军事干预。庞培这般低声下气，以致即使没有军队也愿受此任务。但他的装聋作哑却又已到如此无可救药的地方，以致只让他的朋友去为他求取，他自己则说当派另一位元老前往。元老院当然拒绝这个提议，因为这等于是让一个贵重的人去冒性命之险。经过无休无止的讨论后，决定根本不插手埃及事务。

贵族试图复辟　恺撒颁布的法规受攻击

庞培在元老院所遭受的一连串挫折（更糟的是他都忍气吞声地吞了下去），自然使民众认为是共和派的胜利、摄政者们的失败。因之，共和潮流越涌越凶。公元前56年的选举就业已对摄政王有部分不利，普布利乌斯·瓦提尼乌斯和盖乌斯·阿尔夫乌斯落选，而已颓的政府之热烈支持者格奈乌斯·兰图卢斯·马尔赛里努斯与格奈乌斯·多米提乌斯·卡尔维努斯则各自当选为执政官与次执政官。公元前55年，鲁西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求任执政官，由于他在首都的影响力及其财富，要想阻止他当选甚为困难，而他对民主派的反对则明目张胆。

如此，民众议事集会反对，而元老院则与之鼓合。伊特鲁里亚人几个以智慧见称的占卜者提供了某种意见，元老院做了严肃考虑。天启显示，由于上层阶级的不和，全国的军力与财力将转入一个独裁的统治者之手，而国家将丧失自由（众神所指的似乎主要是盖乌斯·麦西乌斯的提议）。共和派不久就从天上落到地上来。由恺撒以执政官的身份所颁布的法规——如有关卡普亚之领土的等等——被他们宣称无效，早在公元前57年，元老院就表示了一个意见，就是这些法规务须废除，因为它们不合规定。如此，公元前56年4月6日，执政官西塞罗在元老院满额元老之前提议，坎帕尼亚土地分配当于5月15日辩论。

这是正式宣战，而由于宣战者是那些稳操胜券始做表示的人士之一，这项宣战便更为重要。贵族们显然觉到斗争的时间已经到来——不是站在庞培一边跟恺撒斗争，而是反对所有的摄政者。继之而来的行动不难看出。多米提乌斯并不隐晦他要以执政官之名，建议公民，立即从高卢召回恺撒。贵族复辟正在进行，以攻击卡普亚殖民地之举，他们实乃向摄政者甩下手套。

鲁卡摄政王大会

首都的事件恺撒天天都取得详细报告，在军事情况许可时，还从近处观察，只是直至此时未做公开干预。但现在贵族已向他的同事——尤其是他宣战；他不得不采取行动，而他行动得十分迅速。那时他正巧在邻近，因为贵族们甚至认为不宜在他越过阿尔卑斯山之后才宣布破裂。公元前56年4月，克拉苏离开首都，跟这个权力更大的同事商议必要的安排。他在拉文纳找到了恺撒，两人同往鲁卡。庞培也以从萨丁尼亚和埃及取粮为借口，在克拉苏之后不久离开罗马。三人会面。摄政体制最热烈的支持者，如近西班牙地方总督梅特鲁斯·奈波斯、萨丁尼亚地方执政官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等多人跟随。一百二十名侍从及两百名元老参加了这些会议，与共和派的元老院对立的一个君主派元老院于焉形成。

决定权完全操在恺撒手里。他用此权重建和巩固现存的联合统治，但其基础则为权力的平均分配。从军事观点言之，除却两个高卢行省的总督职位以外，最重要的便是两个西班牙省和叙利亚省；西班牙省总督指派庞培充任，叙利亚省的则指派克拉苏。这总督职位系以人民的命令颁予，任期五年（公元前54至前50年），各有适当的军事与经济支持。另一方面，恺撒要求延长他的统帅权（原于公元前54年届满）至公元前49年，并将他的兵力扩充至十个军团，由国库支付他自行召募的军队之薪饷。庞培与克拉苏获准于次年（公元前55年）第二度任执政官，而恺撒则保留在公元前48年他的总督任期届满后的最高行政统治权，因为这时已符合同一人任两任执政官之间须隔十年的规定。庞培与克拉苏在首都急需军力支持，恺撒的军队原为做此之用，但由于不能从阿尔卑斯山北撤回，因此，他们需要另征新的军团；名义上这些军团是为派赴西班牙与叙利亚，但他们可以在觉得方便的时候才将军队派离意大利。

如此，主要问题解决了，次要的问题——对付首都中反对派的策略、此后候选人的规划等等——已不致长期留住他们。这位协调大师以其惯有的从容协调了各个人的不同，使最为针锋相对的分子一致行动。在庞培与克拉苏之间至少获致了表面的了解。甚至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也在劝诱之下保持安静了，不再进一步跟庞培为难——这确实是恺撒这位魔术大师的惊人成就之一。

恺撒让步的意图

综合种种情况可以看出，这次的协调并不是各个独立而互相敌对的摄政者们以平等的立足点而达成的，而是出自恺撒的善意。庞培到达鲁卡时是个无权无力的难民，来祈求他的对手的帮助。恺撒可以把他挥开，宣布联合统治解散，也可以接受他，让联合统治再继续下去；然而不论哪一途径，庞培的政治前途都已结束。如果他此时不与恺撒决裂，则他就变成了恺撒的依附者。如果同恺撒决裂——这实则不大可能——而同贵族缔结新的联合统治，则这种临危的结盟对恺撒不会有多大压力，他可以不予理睬。至于克拉苏，他跟恺撒的严重对立是根本不可能。

很难说是什么动机使恺撒放下他超越的地位，自动把第二执政官与军事指挥官的职位让予他的对手——即使在公元前60年，联合统治达于巅峰的时候，他都曾拒绝这种让步，而庞培此后（显然是意在武装以对抗恺撒）也曾不用恺撒的帮助，甚至违背恺撒的意思自行求取这种权位而归徒然。不错，被置于军事力量之首的不仅是庞培，也还有庞培的宿敌与恺撒的长期盟友；而克拉苏之所以获得这举足轻重的军事地位，仅为平衡庞培的新权力。然而，当庞培从一个无权无力的人变为重要的军事指挥官时，恺撒确实还是有重大损失。

可能恺撒觉得自己对部队还没有足够的掌握力，还不足以率领他们发动一场敌对政府的战争，因此担忧会因从高卢被召回而引起内战。但在这个时期，内战是否来临，主要是依首都的贵族而定，而非庞培。由于这个原因，恺撒可能不愿与庞培公开决裂，以免贵族们的反对会因之受到鼓励，但这个原因却不可能使恺撒做出他所做的那种让步。他之所以如此，可能有个人的原因。可能恺撒回想到他也曾处在庞培如今的地位，而只因庞培退一步（不错，是优柔寡断的，而非大度的），才使他免于毁灭。也可能恺撒不忍令他的爱女心碎——他这爱女诚诚恳恳地爱着她的丈夫——因为恺撒的心胸除了政治以外还有容得下很多其他事物的余地。

但决定性的因素无疑是高卢。恺撒认为征服高卢（这一点是跟他的传记作家们的观点不同的）并不是附带性的事业，以作为他攀登宝座之用，而是为了他国家的外在安全与内在重组——总之，是为了未来。他为了能够完成对高卢的征服，为了不致在这段时期缠身于意大利内部的事，果决地放弃了他独特的优越地位，给予庞培充足的兵权，使他能够与元老院及其附和者周旋。

如果恺撒除了尽快成为罗马之王以外没有其他目标，则这样做显然是重大的政治错误。但这个稀有的人的雄心决不止于称王。他有那种胆量同时要完成两桩艰巨的大业——整顿意大利内部，又为意大利文明赢取新土地。这两种任务当然有互相干扰之处，而他高卢的征服之举与其说有助于他取得王位不如说是有所阻碍。他本可在公元前58年发动意大利革命，却将之延至公元前48年，这让他经历了甚多的苦痛。但既为政治家又为将军的恺撒却是这般大胆的玩家，既对自己充满信心又不把他的对手放在眼里，因而总是出步奇伟，有时甚至显得异常。

贵族屈服

现在，轮到贵族尽情大胆地宣战了。但最可悲的事却莫过于懦夫不幸有了机会做大胆的决定。他们根本看不到远处。他们似乎没有一个想到过恺撒会站稳脚步，甚至也未料到庞培与克拉苏会跟他有再次紧密结合的可能性。这似乎令人不可置信，但当我们看一看元老院的立宪派领袖群时，却又觉得情况可解。加图仍然缺席，因之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人便是马库斯·毕布路斯了，此人乃是消极抵抗的英雄，是所有曾任执政官的人中最顽固最愚蠢的。贵族拿起武器，只为了当敌人手搭刀鞘时再立即放下。

仅仅是鲁卡会议的举行就足以压制一切真正的反对念头，让那些怯懦的一堆——也就是元老院的绝大多数——乖乖回他们的臣属地位去。这个地位，在一个不巧的时刻他们曾将之抛却。朱利安法规的有效性，再也没有人要做有计划的讨论了。恺撒自行征募的军队由元老院谕令由国库支俸。要把恺撒执政官统属下的高卢行省从他手上取下的诏令，也于公元前56年5月末被元老院否决。

元老院就是这样表示了痛悔。私下里，这些老爷们由于自己竟曾这般放肆而两腿发软，前往求和，发誓无条件服从——而最快的则莫过于马库斯·西塞罗。他，自言忏悔自己的背逆之行过晚，以“体面”的称号加在自己身上，而这些称号与其说是阿谀，实不如说恰到好处。Me asinum Germanum fuisse——“我真是一头十足的驴”。摄政者们对来求和的，当然来者不拒，因为没有一个有资格被拒绝的。贵族圈的态度转变之速可以一事观之，即西塞罗在鲁卡会议之后马上发行了小册子，公开表示忏悔和善意，跟他前此不久所发行的小册子完全南辕北辙。

新君主政体的确立

如此，摄政者们比以前更能自由地处理意大利的国事。意大利和其首都等于是获得了一支卫戍部队（尽管并未武装集结）和一个卫戍司令。克拉苏与庞培为叙利亚与西班牙而征集的部队，前往东方出发了，但两个西班牙行省，庞培则令其部将统领原先驻守的部队治理，名义上为赴西班牙而征集的部队他则下令官兵休假，跟他自己留在意大利。

无疑，沉默的大众反对日甚，因为他们日益清楚摄政者在逐步结束老体制，并以尽可能温和的态度使现行政府顺从君主政体。元老们只好屈从，因为他们别无他法。举凡重要国事，尤其是军事方面与对外关系，完全不征询元老院而自行处断，有时以人民谕令之名，有时则完全以统治者的好恶。在鲁卡所达成的高卢军事指挥权协议，完全由克拉苏与庞培以人民之名批准，而关于西班牙和叙利亚的军权则由护民官盖乌斯·特雷伯纽斯核准，另有许多重要的官职往往也都以人民谕令之名委任。恺撒业已明示，摄政者们根本无需任何同意就可自行扩充部队，借调则也无任何犹豫。例如，为了高卢之战，恺撒接受庞培支持；为帕提亚战争，克拉苏则接受恺撒之助。波河以北的人在现行体制下只获有拉丁权利，但在恺撒治理期间则实际把他们完全当罗马公民对待。

形式上说，新取得的土地之组织总是由元老院的委员会处理，但高卢的广大征服地，恺撒却照其自己判断规划，他虽未曾取得更进一步的权力，却设置了类如新科莫（科摩）这样的殖民地，殖民有五千之众。皮索指挥色雷斯之战，加比尼乌斯指挥埃及之战，克拉苏指挥帕提亚之战，均未征询元老院，甚至连例常的报告都没有。同样，胜利或其他荣誉的颁发也未经元老院闻问。

显然这并非仅是对形式的忽视，因为若只为形式，摄政者大可取得，因为元老院在绝大部分事情上根本不会有反对意见。他们之所以不征求元老院意见，是有意切断元老院对军事事务与高级政策的干预，而把它局限于金融问题与内政。反对者明白察觉到这种意图，而尽可能提出抗议，有时以元老院的谕令，有时则以刑事诉讼。摄政者虽然把元老院置于一旁，有时却仍运用危险性较少的民众集会，只小心不让这些街头的老爷们妨碍了国家的老爷们的大事就好。然而，很多事情他们连这个空洞的影子也摆脱了，干脆公开独断独行。

新君主政体下的元老院　西塞罗和多数派

那抬不起头来的元老院不管愿不愿意，都只有屈从。屈从的大多教之首脑仍旧是马库斯·西塞罗。他的法律才华使他总是可以为任何事情找到理由——或毋宁说是说辞。他本来是贵族们反对摄政者的代表，而今却由恺撒把他变作了屈从者的代言人，这真可说是恺撒式的讽刺了。也正因此，虽然此人以前曾有短期想脚踢坚石，摄政者们还是原谅他，因他们确定他现在已经惟命是从了。他的弟弟格于义务参军，调至高卢担任军官，因之成为人质。庞培又迫使西塞罗本人接受他的挂名助理之职，而由此掌握了任何时候都可“请”他卸任的机会。克洛狄乌斯无疑受到指示，不要再骚扰他，但恺撒并不会为西塞罗而摒弃克洛狄乌斯，正如不会为克洛狄乌斯而摒弃西塞罗；如此，这位救国的大英雄，这位国家的解放者，就插足了内阁的内战，而其详情则惜乎无阿里斯托芬之类的史家予以披露。

不但那曾经重击过西塞罗的棍子现在仍然悬在他头上，而黄金的枷锁也落在他身上。经济陷于严重困境的他，极为欢迎恺撒的无息贷款，何况那使得货币在首都大量流通的建筑也请他做共同监工。许多不朽的演说都胎死腹中，因为他想到演说过后恺撒的代理人可能会给他递上一张要命的账单。结果，他发誓“此后不再要求权利与荣誉，只为讨好摄政者而效命”、“要柔软得像只耳朵”。因之，他们就尽其所能地利用他，为他们做辩护人。由这个角色，他往往受命来袒护他最恨之入骨的敌人，尤其是在元老院中为然；在元老院中，他往往充任联合君主的口舌，提交一些“别人可能同意，但他却不”的提议。真的，作为没有脊椎骨的一派之首，他在政治上甚至也具有了某种程度的重要性。政府中其他可以威胁利诱的分子，摄政者也用同样的手法对待；整个来说都已使他们处于驯服的地位。

加图和少数派

当然反对者中也有一部分始终不屈，至少也表现出顽强的样子来，是既不受恐吓又不能赢取的。摄政者们已经认定，采取特殊的办法——例如以前处理加图和西塞罗的——对他们自己的害处多于益处，与其把共和派的反对分子变成殉道者，不如忍受他们的反对好些。因此，在公元前56年年尾他们允许加图返回罗马，自此以后，在元老院和广场，他常冒性命之险反对摄政者；这种行为当然是可敬的，但同时也可笑。

对特雷伯纽斯的几项提议他提出争辩。在广场，他又把事情推到大打出手的地步；在元老院，他提议地方总督恺撒应该让位给乌西皮特人和滕克特里人，因为他对那些野蛮民族的措施太背信弃义了。这些，摄政者们都容忍下来。当元老院决定由国库支俸给恺撒的部队后，加图的桑丘·潘沙[1]、马库斯·法沃尼乌斯跳到元老院的门口，向街头宣布此举对国家的危害；也就是这个人，以他低俗的格调讽刺庞培的白色护腿绷带（因为他的腿痛），说是戴错了地方的王冠；而执政官兰图卢斯·马尔赛里努斯在喝彩之下向大会演说：汝等现在当尽量利用表达意见之权，因为机会难再；当克拉苏率兵出发，前往叙利亚，护民官盖乌斯·阿泰乌斯·卡皮托以当日一切呼神唤鬼的仪式，召恶鬼与克拉苏同行。这一切，摄政者们也都容忍了。

不过，这些都只是恼愤的少数派徒然的表示。但这少数派却有一点重要的作用，即暗暗地一直保持着反对情绪的酝酿，有时更会把元老院的大多数带着共同反对摄政者，因为大多数元老内心里对摄政者实在含藏着同样的不满。就连这些大多数，有时也需要发泄一下久经压制的愤怒，至少也要在次要的事情寻找发泄的出口。每当有这种机会，摄政者的爪牙就变成了替罪羔羊。加比尼乌斯要求参加感恩庆典遭受拒绝，皮索则从他任总督的行省被召回。护民官盖乌斯·加图于公元前55年的选举时，宣布只要属于立宪派的执政官在职一天，他就继续抵制选举，于是，元老院披丧。即使经常向摄政者俯首的西塞罗也发行了一本恶毒而又枯燥的小册子，攻击恺撒的岳父[2]。

但元老院的多数这种无力的反对及少数顽固而无效的反抗，只是更清楚地显示了政府现已由元老院转入摄政者之手，就如往日曾由公民转入元老院之手一样。元老院已不过是一个君主政府下的议会，只是用来吸收反对君主政体的分子而已。那已颓的政府之支持者说：“除了那三人以外，再没有任何一个人举足轻重。摄政者大权独揽，他们要所有的人对这一点都确知无疑。整个元老院实际上都变了质，对独裁者言听计从；我们这一代不会看到改变了。”事实上，他们生活的地方已不再是共和国，而是君主国。

选举中的持续反对

但国家虽可说在摄政者的绝对统治之下，政治地盘中仍有一小块地方是易于防守而难于攻占的——这就是一般的行政官选举和法庭。显然，法庭不完全受政治左右，却能部分反映时代精神，罗马的情况更是如此。行政官的选举当然是政治的一部分。但由于在那个时代国家实际是由特别的行政官——或说完全没有职称的人——统治，即使最高的行政官（如果他们属于反君主政体一派）对国事也不能发生可见的影响，则一般行政官当然也越来越接近傀儡了。那些最倾向于反对派的人坦白而正确地形容自己为无能为力的筹码，既然这样，则他们的选举当然也只不过是充充样子。然而反对固然已经败下阵来，敌意却仍可在选举过程中继续存在。

在这个领域，摄政者也倾全力求胜。在选举方面，他们在鲁卡会议上即已决定了次年的候选人名单，并用尽一切办法使候选人获得同意。他们把黄金主要用在对选举的影响上。恺撒与庞培的部队中年年都有大量士兵休假，到罗马参加投票，而恺撒本人则尽可能留在意大利以监视选举的进行。

然而目标还是很难达到。公元前55年，庞培与恺撒确实被选为执政官了，这与鲁卡会议的决定相符，而反对派唯一不屈不挠的候选人鲁西乌斯·多米提乌斯则被搁置一边。但这个结果却是在公开的暴力下才达成的，加图受伤，另外还发生了极为难听的丑事。下一次选举，则尽管摄政者们施尽全力，多米提乌斯还是当选，而加图在争取次执政官的角逐上也获胜；公元前55年的选举，此职则由恺撒的爪牙获得，但丑闻传天下。公元前53年的选举，反对派如此不容置辩地揭发了摄政团的诸候选人（及其他）至为无耻的选举阴谋，以致被这耻辱回泼到脸上的摄政者们没有他法可想，只得把那些候选人放弃。

联合执政团在选举方面这严重的挫败，原因可能有数端。老朽的政府机关难于控制，投票的意外因素难于计算，中产阶级心里潜存的反对，个人因素的复杂。但其主因却在他处。在那个时期，左右选举的力量往往操纵在贵族们所形成的小圈圈。贿赂是由他们在进行，数目大而极度谨慎。在元老院做代表的那些贵族，也正是控制选举的分子。但在元老院，这些贵族总是非常不甘愿地做着让步，而在选举上，他们便施展了他们的力量，因为他们的投票是秘密投票，可以放胆地表达他们对摄政王的反对。克拉苏于公元前55年由公民的同意订定了严格的反选举舞弊法，但贵族对选举的影响却显然未被此法击破，这可以从其后数年的选举看出。

法庭的持续反对

陪审法庭也让摄政者感到同样棘手。以其当时的组成分子而言，陪审法庭主要代表了中产阶级的态度，元老院的贵族影响力则较小。公元前55年，庞培提出的陪审员财产标准案，可以看出摄政者的反对派中心实际在中产阶级，而大资本家则照例比较依从。但共和派并未被完全排出法庭，也从未中止政治弹劾——当然不是弹劾摄政者本人，而是他们的重要爪牙。这类控告相当尖锐，因为依照惯例，控告之责交由元老院的年轻派办理，而可以想见，年轻共和派的热情、才华和攻击精神，总比老一辈的更为有力。

因此，整个说来，在选举与陪审法庭上，摄政者颇不顺利。在这两个地盘，因素难以预测，也因之难以威胁利诱。不错，反对派在选举方面的胜利只有表演价值，因为摄政者拥有取消任何行政官的权力，实际上也做了运用。不过，反对派在刑事犯方面所保留的处决权却剥夺了摄政者一项有力的工具。因之，在选举与陪审法庭上，反对派虽受限制，仍维持了相当的战果。

反对派文学

然而，摄政者还有一个更难摆布的领域，这便是文学。即使法律方面的反对也属于文学性，因为演说词也是当做政治小册子来发行的。诗的箭特别迅速锐利。贵族的青年，尤其是乡镇的中产阶级青年，热烈地发行小册子与警句，非常有效力。这些年轻人之中有乡绅元老之子盖乌斯·李锡尼·卡尔乌斯（公元前82—前48年），他的演说与小册子令人难当，而诗又写得令人喝彩；有克雷莫纳市民马库斯·弗里乌斯·毕巴库罗斯（公元前102—约前20年）；有维罗纳市民昆图斯·瓦勒里乌斯·卡图卢斯（公元前87—约前54年）；他们优美而锐利的警句像箭一样，又快又准，飞遍意大利。

这些年的意大利文学中充满这类反对言论，充满了对“伟大的恺撒”、“举世无双的将军”的愤怒讽刺；讽刺这一对亲爱的岳父与女婿毁灭了整个世界，为的是把从披头散发的凯尔特人掠来的战利品在罗马街头展示，为的是用最西方的小岛上得来的秽物大宴宾客，为的是用大笔的金钱买通年轻人的情妇，取而代之。在卡图卢斯等人的诗中，含有个人与政治的怨恨和绝望，类似于阿里斯托芬和狄摩西尼的著作。

至少那三个摄政者中最明智的一个看得出来，不把这种反对放在眼里固不可能，要用一纸命令把它禁止也同样无效。因此，恺撒尽可能以个人的关系赢取这些作家中最知名的。西塞罗之能够得到相当的礼遇——尤其是得到恺撒的——主要是由于他的文名。即使与卡图卢斯，恺撒也愿缔结特别和约——卡图卢斯的父亲在维罗纳时与恺撒相识，恺撒透过父亲而与儿子缔交。这个刚刚对大权在握的将军发过最刻毒攻击的青年，受到恺撒极尽奉承的待遇。事实上，恺撒的天分足以让他在文学本身的地盘上与文学家相遇（以此挡回许多攻击）；他的《高卢战记》就以很讲究的单纯与匀称的结构记述他的军事行动。

然而实在说，只有自由才有诗与创作；只有它，即使是最蹩脚、奄奄一息的，才能唤起热情。自古至今，一切真正的文学，必然是反专制的。若说恺撒在文学方面敢于进军而竟未失败，则原因仅在于他心中仍旧存着自由共和国的伟大梦想——尽管这个梦想在他既无法传达给他的敌人，也无法传达给他的依附者——实际的政治并未绝对被摄政者所控制，犹如文学并未绝对被共和派所控制。

非常举措的达成

文学的反对虽然无力，却越来越大胆、越扰人，因此必须采取严厉的步骤。公元前54年对加比尼乌斯的判罪，只是杀鸡儆猴。摄政者又协议推出一个独裁者——虽然是暂时性的——以对选举和陪审法庭采取新的强制措施。负罗马与意大利之主要统治责任的庞培，便接受了这个任务。结果，他性格的颟顸和犹豫，在该下令又有权下令时的吞吞吐吐，又使事情不能完成。

公元前54年年末，元老院接到暗示——但并非由庞培本人——罗马需要一个独裁者。其明言的理由是首都帮派杂乱，贿赂与暴力公行，以致对选举及陪审法庭造成有害的压力，使首都长久处于混乱状态。我们必须承认，这些说辞使摄政者们在实施非常措施的时候有所借口。但我们也可了解，未来的独裁者所不敢公开要求的东西，元老们却心里明白，因之即使那些最卑躬屈膝的也不敢给予他。为了选举公元前54年的执政官，发生了最见不得人的丑事，造成前所未有的骚动，以致选举搁置了一整年，在虚君了七个月之后，才于公元前53年7月举行；庞培认为这种状态正是他所需要的机会，乃清楚向元老院表示，快刀斩乱麻的唯一方式便是立一个独裁者。不过，即使这一次，他也没有提到“指挥”二字。如果不是事态另有发展，或许这两个字还要继续保留下去。公元前52年的执政官候选人，摄政者一派所推出的是昆图斯·梅特鲁斯·西庇阿和普布利乌斯·普劳提乌斯·海普西乌斯，而共和派最大胆的分子提图斯·安尼乌斯·米罗却也加入了竞选行列。

米罗　克洛狄乌斯之死

米罗甚具匹夫之勇，在借债与谋略上亦颇有天赋，最重要的还是他有天生的自信心，又细心地把这信心做过培养，他努力使自已成为当时的政治冒险者中赫赫有名的人物。在他那一行中，他仅排名在克洛狄乌斯之后，因此两人自然变成了死敌。由于克洛狄乌斯被摄政者收买，在摄政者的允许下扮演超等民主派角色，因此那米罗当然就非贵族莫属了！现在要与肆无忌惮之徒结盟的共和派，已经承认米罗为他们的合法战士，可由之参与一切暴乱。事实上，在这个战场上他们所得到的胜利都是米罗及其训练有素的斗剑士之功。因此，加图及其友人也反过来支持米罗竞选执政官。甚至西塞罗也不免推荐这一个他的敌人的敌人，他多年来的保护者；米罗本人则不惜一切，包括金钱与暴力；而选举似乎已成定局。

对摄政者来说，这一项新的失败不仅将难以承受，而且含有真正的危险，因为米罗若当选执政官，不可能像多米提乌斯等反对派那般言听计从。巧的是有那么一次，米罗与克洛狄乌斯在罗马城外不远处的亚壁大道上相遇，两者的爪牙发生了冲突，而克洛狄乌斯本人肩受剑伤，被迫退入邻屋躲避。这件事并非米罗授意，但事情既已发展到这种地步，米罗便觉得不如一不做二不休，致克洛狄乌斯于死，比令他受伤，危险性更小。因此他下令手下将躲藏的克洛狄乌斯拖出砍死于乱刀之下。

罗马陷入混乱

拥护摄政派的街头领袖——护民官提图斯·穆纳提乌斯·普兰库斯，昆图斯·庞培乌斯·鲁弗斯和盖乌斯·撒路斯提乌斯·克鲁斯普斯——看出这是大好机会以斩断米罗的竞选，并为庞培求取独裁者之名。社会的渣滓，尤其是由奴隶解放的自由人和未解放的奴隶，因克洛狄乌斯的死而失去了保护人与未来的解放者，因之很容易被煽动。于是，那血淋淋的尸体在广场的演讲台上展示，几个人发表过演说后，暴乱发生了。

那背信忘义的贵族集会之地显然被注定了要做那伟大的解放者之火葬堆，因为暴民把尸体抬到元老院，将元老院纵火烧毁，然后，群众冲向米罗住宅，将其包围，直至米罗手下用弓矢将其逐退。然后，他们又前往庞培住宅及其选定的执政官候选人住宅，齐呼庞培独裁者，候选人为执政官；再往临时执政官马库斯·雷比达处，要求其负执政官选举之责，当后者以职责所在，不允暴民所请时，暴民将其住宅围困五日不散。

庞培独揽大权

但这些暴民的煽动者却做得过火了。他们的主子当然想利用这个机会把米罗摆到一边，并获取独裁者之权。但他是想由元老院来赋予他，而非由手执大头棍的暴民。庞培率军将首都的暴乱敉平，因为这暴乱已非任何人所可忍受。同时，他坦白要求了他所要的职权，而元老院则唯有屈从。在加图与毕布路斯的提议下，庞培除保有各行省之总督职位外，元老院改授他“无同事之执政官”，而非“独裁者”；但实则一样，而元老院也只不过以此聊以自慰而已。

行政官和陪审法庭的变动

庞培在合法独揽大权之后，开始积极对付共和派——这一派在政治社团与陪审法庭中均有相当势力。他重申现行选举法，并由另一特别法来加强；另一项规定，逆自公元前70年，则加强了违法者之惩处。更重要的法规是，总督职只有在执政官和次执政官卸任五年之后始可授予。这样的安排当然必须在四年之后始行有效，而在这四年间，则总督之委派便完全由元老院的指令决定，换言之，也就是由当时主宰元老院的人来决定了。

陪审委员会仍留其存在，但抗辩权则受到限制，尤为重要者，法庭上的言论自由受到限制；因为证人的数目与演说的时间都规定了最大限，除了事实的证人以外，不许再有性格上的证人以利被告。那曲意奉承的元老院并进一步在庞培的授意下发出谕令：亚壁大道上所发生的争执业已危及国家安全，因之，指定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与之有关的一切罪行，而委员则由庞培直接指定。此外，他并企图重赋监察官以重要地位，以此来清除乱民。

这种种措施都是在刀剑的威迫下实行的。随着元老院宣布国家陷于危机，庞培乃召令全意大利人兵役年限之内者全部武装，并宣誓效忠，以应任何事变。一支可靠的部队暂时驻守在首都，反对派的任何举动，庞培都以武力要挟。在克洛狄乌斯被杀案的审讯过程中，史无前例地在法庭派遣了卫护部队。

共和派的耻辱

重振监察官地位的企图失败了，因为不论元老院的大多数何等奴性，却没有一个有勇气有权威能做监察官的候选人，米罗由陪审团定了罪（公元前52年4月8日），而加图求取次年执政官候选人之举则遭挫败。文学上的反对遭受一项新法令的打击，此后永未翻身，因为在摄政者们所惧怕的合法政治辩论已遭驱除，因之文学家们感受到君主专制的压力。当然，不论在大多数国人的心里还是在公务生活中，反对并未消失；若要使反对完全消失，则公共选举、陪审法庭和文学不但须受限制，而旦必须全部消灭。实则在这情势的转变期间，庞培的拙笨与偏执对共和派颇有帮助，使他们即使在他的独裁统治下仍然取得数次胜利，而他则痛感其失败之苦。

当然，统治者们用以强化其权力的种种措施均假借公共秩序与和平之名，以法规颁行之，凡不希望陷于无政府状态的人也一律被认为即同意这些措施。但这睁眼的瞎话，庞培却做得过火；负责调查最近动乱的特别委员会，庞培不派他的死党充任委员，却选各党各派最受敬重的人士，甚至包括加图在内。同时，他又在法庭展示他的影响力，主要目的则是为了维持秩序，因而使得那种时期法庭中惯有的骚乱不得出现，不但阻遏了反对派代表的发言，也塞住他本派人员的嘴。

摄政者的这种中立立场可以在特别法庭的裁判中看出。陪审团不敢赦免米罗，但属于共和党的大部分与事者都被宽赦，而帮助克洛狄乌斯（换言之，即帮助摄政者）的分子则被无情定罪，其中包括恺撒和庞培的几个心腹友人——甚至包括庞培的执政官候选人海普西乌斯，护民官普兰库斯与鲁弗斯。因为他们为了庞培利益而指使暴乱。

为了装得公平，庞培并未阻止他们的定罪，这又是他愚蠢的例子之一。另一个例子则是他在不重要的事上，为了有益于自己的朋友而违背他自己的法规。例如，在普兰库斯的审讯上，他出任性格证人；保护几个跟他有密切关系的被告——如梅特鲁斯·西庇阿——使他们不被判罪。这是他的常态，总是做着自相矛盾的事：一方面想扮作公平无私的摄政王，另一方面又想做党魁，结果是没有一种像样。舆论称他为暴君，他的爪牙则认为他不愿或无能保护他们。

然而，共和派虽然仍时有骚动，甚至有零星的成功（主要是由庞培的错误），摄政者们获取独裁之职权的目的还是达到了，缰绳越来越紧；共和派遭受压制，新的君主政体得到加强。群众开始接受后者。当庞培病重康复之际，举国欢腾庆祝，表现出君主制度下特有的现象。摄政者们显得满意了。公元前52年8月1日，庞培辞独裁职，而与友人梅特鲁斯·西庇阿共任执政官。

[1]　编注：桑丘·潘沙，堂吉诃德的侍从。

[2]　译注：“立宪派”似应为“民主派”；“恺撒”似应为“庞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