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苏到叙利亚

即使在庞培暂时僭任政治独裁者之前，联合执政团的三人也已成为二人对偶的局面，因为克拉苏在一次罗马史至为惨痛的战争中阵亡。公元前56年的鲁卡会议，使克拉苏得任叙利亚总督，并有权征集充足兵员以整顿东方。当公元前54年初他到达叙利亚时，发现帕提亚等国已对罗马采取敌对立场，部分原因是庞培未能同帕提亚缔结可行的和约。克拉苏固然有万丈雄心，意在作为伟大的征服者，这雄心却未能阻止他劫掠小亚细亚数座富裕的神庙，并执行几个敛财计划，为此使其军事行动延迟数月，至公元前53年始率军投入战场。

据报帕提亚军扎于沙漠边缘，准备逃遁，克拉苏决定率军直接越过沙漠袭击之，这是一个致命的决定。这一项错误又由帕提亚的一项正确战术而变成毫无挽回的余地。帕提亚人完全不用步兵，而采用重装备骑兵。接连两场的沙漠战——一在卡雷，一在辛纳卡——罗马四万大军悉数毁灭，得以逃脱死亡与被俘命运的不及四分之一；而被杀者之中包括克拉苏本人。这证明，亚洲的军队如果有良好的领导，在适当的战场，则不仅可以匹敌战无不胜的罗马军团，而且可以将之击溃；这件事似乎撼动了罗马对东方的无上权威。但帕提亚政治分歧，加上罗马的军事领袖在沙漠以外的战场上的成功，使罗马得以摒回帕提亚对小亚细亚西方的侵略，再度稳住罗马人在该地的统治权。

卡雷惨败对罗马的影响

同时，在罗马，革命的火山又在喷发浓烟密雾，令人窒息。罗马人开始没有一个兵、没有一个钱是用来对付公敌的，没有人再想到民族的命运，最可怕的迹象之一是，卡雷和辛纳卡的国难，在当时政客的心中竟不如一个月后在亚壁大道上党魁克洛狄乌斯之死更令他们耸动；但情况之所以如此，实在易于想象，也几乎情有可原。恺撒与庞培之间的决裂固早在意料中，而现在则以惊人之势正面相对了。就如古代希腊水手的传说，罗马于今的国家之舟也发现置于两座巨岩之间，巨岩相向移动，随时可将船只压为粉碎，水手因无名的恐惧瘫痪，因为他们被漩涡卷下去，越陷越深了；所有的人眼睛都盯住漩涡，无法顾及左右。

摄政者的关系破裂

在鲁卡会议中，由于恺撒向庞培做了相当让步，三个摄政者略似站到了平等地位，因此表面看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没有长期维持之可能性——只要君主权的分划长期可行的话。至于三个摄政者是否打算团结，无保留地互相承认地位平等——至少当前这段时期——则又是另一个问题。恺撒是希望团结的，也愿意对另外两个摄政者以平等地位相待，他所需要的只是征服高卢的时间与余力。但庞培却几乎从心底就不是真正的合作者。他是那种心胸狭小的人，认为慷慨寓含着危险。从他低卑的眼光看来，一有机会就褫夺恺撒的平等地位——这地位本就是他十分不甘愿承认的——乃是明智之举，而他卑鄙的灵魂渴望着报复恺撒因厚待他而让他遭受的屈辱。

固然，以庞培那迟钝怠慢的性格，他或许从未正式承认过恺撒与他地位平等，然而破除联盟的计议却无疑在他心中慢慢滋生。无论如何，当美丽的茱莉亚香消玉殒（她死于公元前54年秋，正值最丰艳的年华，未久，她唯一的孩子也随之共赴黄泉），那比庞培自己把庞培的意图看得更清楚的民众就已看出，茱莉亚的父亲与其丈夫之间的关系业已破裂。恺撒试图重建这种关系，提议将他的大外甥女——这是他现在最亲的人了——嫁给庞培，并求娶庞培的唯一女儿。但庞培却要他的女儿跟着她现在的丈夫浮士德·苏拉，他自己则娶了昆图斯·梅特鲁斯·西庇阿的女儿。

私人关系的破裂已无可置疑了，而将手撤回的则是庞培。民众预料政治的分裂也将会随之出现；但两人的谅解——至少在公共事务上——仍继续了一段时期。原因是恺撒不愿在他完成高卢之征服以前公开决裂，而庞培则也不愿政府机构及全意大利未在他的独裁之下完全低头之前公开决裂。在这种情况下，两个摄政者互相支援固然令人纳罕，但也可解。公元前54年，恺撒在阿杜亚图卡几乎败于高卢，但庞培将其休假中的意大利军团借调与他，而庞培对共和派的压制则也得到恺撒的支持。

庞培的独裁　庞培偷偷打击恺撒

到了公元前52年初，庞培取得了独自执政之权，对首都的影响力超过了恺撒，而全意大利能执兵器者均以他个人之名，宣誓效忠之后，他乃决定正式与恺撒尽快决裂。计划很快就形之于外。随亚壁大道事件而来的骚乱中，恺撒的民主派故友，有不少受到严厉处断的；防患选举舞弊的新法，追溯至公元前70年，也包含了恺撒竞选执政官时的可疑步骤；这些，看来都可能只是无意或处理不当，但恺撒这一派的人却有不少认为其中有确定的计划。

但事态的随后演变却使人民欲视而不见都不可能了。在选择下一任共同执政官时，庞培选择的不是他原先的岳父恺撒，而是他的新岳父西庇阿；但在当前的情势，处处都需要他旧岳父的合作，而他的新岳父则只是一个完全屈从的傀儡。庞培为自己取得了西班牙两省的总督继任权，为期五年（即至公元前45年），亦为他的军队取得国库支薪的协议，可是他不但未为恺撒求得高卢总督的继任权与国库支薪的协议，而且想办法要在本届任期结束之前把他召回。

这些步骤无疑在意图拆毁恺撒的根基，最后把他推翻。时机最好不过。恺撒在鲁卡之所以向庞培让步如此之多，是因为他与庞培若有决裂，克拉苏及其叙利亚部队必定会站在恺撒一边；因为自从苏拉时代，克拉苏就与庞培对立，而也几乎自那时即在私人与政治关系上与恺撒相善，而其特殊的性格则使其会甘愿任恺撒的银行家，受恺撒信任，而永不致跟恺撒的敌人联合。因此，公元前53年6月的灾难——克拉苏与其部队同毁于叙利亚——对恺撒也是严重的打击。不数月，正当高卢已临近全面征服之际，又燃起全面叛变，其爆烈情况前所未有，恺撒首次面临势均力敌的敌人阿维尔尼领袖维钦托利。

命运又一次为庞培铺路。克拉苏已死，高卢全面动乱，庞培已为罗马的实际独裁者与元老院的主人。设若现在庞培不仅是阴谋反对恺撒，而是迫使公民或元老院立即召回恺撒，则其结果当会如何！但庞培是从来不懂得运用时机的人。分裂之意他早已明白看透；早在公元前52年，他的行为就已再明白不过，而次年春天，他则公开表示了他跟恺撒分裂的意向。但他却并不立即采取行动，而任好几个月的时间过去，未加运用。

觊觎王位者

但无论庞培如何拖延，分裂却由外在情势的催逼下迫在眉梢。即使发生的战争不是共和派与君主派之间的斗争（因为这种斗争在数年前即已决定），而是庞培与恺撒争夺罗马王冠的斗争。然而，这两个觊觎者却没有一个会坦承意图，因为那只会把一切仍对共和体制的延续怀存愿望的人推到对方的阵营。格拉古与德鲁苏斯、辛纳和苏拉的老战斗口号，固然已经陈旧空洞了，在两个争夺王位的将军来说，却仍然是很好用的标语；而目前庞培与恺撒虽然都公开声明站在人民一边，日后则无可避免恺撒将以人民与民主为其标识，而庞培将以贵族与合法政府为张本。

恺撒和民主派

恺撒别无选择。他从开始就是热衷的民主派。在他想象中的君主政体，跟格拉古的人民政府实际的不同主要在外表而不在实质；再者，他又是个大度而深沉的政治家，不可能把他的标识藏在别的旗号之下。这种战斗口号给恺撒带来的近期利益是微不足道，主要是免得他直接提到王位的争取，因之也免得因这种令人反感的字句惊动他的依从者及温吞的大众。民主的旗帜从长远看来也未必能产生多少积极成果，因为格拉古的理想已经被克洛狄乌斯糟蹋了，成为荒诞可笑的闹剧。因此，还有什么重要的社团（或许只有波河以北的是例外）会因这民主的口号而参与战争呢？

庞培和贵族派

庞培将以合法的共和政府之将军的名义从事即将来临的战争，这已是不证自明的；而即使仍非不证自明，事态的发展也必将决定他的角色。天性已决定了他是贵族的一分子，而除却偶然的事件之推移与自私的动机之外，他是不会投入民主阵营的。现在他之准备重返苏拉的传统不但是适当的，而且具有种种利益。民主的口号已经破旧了，而保守派的口号，设若由适当的人选发出，必然比民主的口号有力得多。或许大多数人民——至少是公民中最好的部分——仍属于立宪派；这一派的人数及精神力量仍可能对即将来临的王位争夺战发生重大的影响。

所缺的只是领袖人才。立宪派的当前首领马库斯·加图日日冒着性命之险在执行领袖职责（以他所了解的职责而言），也或许并非无成功的希望。他对责任的忠诚令人敬佩，但在弃守的岗位上坚持到最后，只宜于士卒而不宜于将军。全意大利各处都自动冒出力量来准备捍卫已颓的政府派，但加图既无技巧组织这份力量，又无技巧使他们适时行动。他从未自诩为军事领袖，这可说是自知之明，然而军力却是一切最后的决定之所在。加图是既不知如何采取政治行动又不知如何采取军事行动的人。设若有一个政治与军事地位如庞培的人举起宪政的大旗，全意大利的公民必会群涌而至，即使不为庞培争取王位而战，也为反对恺撒争取王位而战。

此外至少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值得一提，庞培的特征之一是，即使做下了决定，也不知如何实行。或许他知道如何指挥战争，但他却不知如何宣战；加图一派，尽管不懂如何指挥作战，却能够为即将来临的王位争夺战提供立场，而且也极愿如此。照庞培的性情，他宁愿摆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用他特有的方式表示他就要出发前往西班牙，不然就是要去幼发拉底河接任军事指挥。同时，合法的政府机构，即元老院，却即将与恺撒决裂，对他宣战，将战争指挥权交托庞培。那时，他就要以众人的意思为意思，走上前来作为宪政的保护者，对抗那煽动者夺取王位的阴谋，以正义者与现行秩序之捍卫者的身份来对抗那些游民与无政府的党徒，以元老院授命的将军之身份，对抗街头的大将，再度救国于危亡。

共和派

如此，庞培由于跟保守派联盟而获取第二支兵力（除去他个人的依附者之外）和适当的战争宣言——当然，这些益处是以高昂的代价取得的，因为他必须跟原则上与他对立的人结合。这种结合的无数坏处中最当前的一个（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是庞培失去了他选择与恺撒对立之时机的权力，而必须依从贵族团体的任性决定与种种意外的左右。

如此，反对的共和派在多年唯唯诺诺之后，终又因两个摄政者之间的破裂而重回政治舞台。这主要是以加图为中心而联合起来的一批人；这些人下定决心不计代价为共和而奋斗，反对民主政治；而战斗越早开始越好，公元前56年的企图所产生的可怜后果，使他们了解到，若只靠他们自己，他们不但不能指挥战争，甚至连发动都不可能。人人都明白，元老除少数例外，都厌恶君主体制，但大多数却只有在恢复寡头政府而不具危险的情况下才肯去恢复——而若想不具危险，就可能需要长久的等待。

加图一派一方面面对着摄政者们，另一方面又面对着不计一切只求平安的大多数元老——这些人厌恶一切断然的行动，尤不愿与任何摄政者决裂——则加图一派为重掌统治权，唯有与摄政者中较不危险的一个联盟。如果庞培承认寡头政府，并为它与恺撒作战，则此寡头政府亦必然任他为将军，并与他联合而迫使胆怯的大多数宣战。当然，庞培并不热衷于共和体制，这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出的。但虽然他凡事犹豫不决，却猜出了恺撒的决意，即要想完成新的君主体制，必须先把寡头政治的一切赘瘤清除。无论如何，这次战争会训练出一支真正的共和军和一批真正的共和派将军。在击败恺撒以后，将可能不仅是摆脱掉一个君主，而是摆脱掉君主制度。寡头政治派的处境如此的绝望，以致庞培与之联合乃是它所能盼望的最佳可能了。

共和派与庞培结盟

庞培与加图派的联盟缔结得相当迅速。在庞培任独裁者的时期，两方实则已有相当趋近。米罗危机中他的整个行为，他对给予他独裁者之名号的暴民的驱逐，他的明白宣称只由元老院的颁予他始受此职位，他对一切扰乱和平者的无情惩处，尤其是对极端民主派的，他对加图及持加图之意见者令人惊奇的礼让，再再表示了有意取悦于严守旧秩序之士，而刁难恺撒。在加图这一方面，显然严厉拒绝赋庞培以独裁者之名，却在做了徒具虚名的细微改变后，等于是亲自把大权交给他，使他由加图及毕布路斯之手接受了“独一执政官”之职。

加图派与庞培固然在公元前52年之初即已有心照不宣的了解，他们正式有效的联盟却是缔结于为公元前51年的执政官选举之际；当选的执政官并非加图，而是加图的一个死党马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塞卢斯（另一个是较不重要的角色，属于元老院的多数派）；马塞卢斯不是狂热分子，更不是天才，却是屹立不摇的贵族派，如果与恺撒的战争势在必行，则他正是宣战的人选。共和派既在不久之前才遭压制，则这次的执政官之选举显然是得到罗马摄政者之允许的，至少也有其默允。庞培缓慢而拙笨但又照例坚定不移地推向决裂。

恺撒的消极抵抗

就恺撒这方面而言，他并不想在这个时节与庞培对立。当然他不可能真正愿意长久与人分享统治权，尤其不愿跟第二流的人物庞培。无疑，他早已决定，在征服高卢之后他要独揽大权，如属必要，不惜一战。但恺撒基本上是个远大的政治家，将领仅是其次要身份；以他的才分，他不可能不看出，以武力来整顿政治机构，必定会深深地骚乱它，甚至会永久性地损坏它。因此，只要有可能，他就会尽力避免内战，以其他办法解决这个困难。即使内战不可避免，他也不希望在这个时刻——此时，在公元前53至52年之冬和52年至51年之冬这一段时期，高卢的维钦托利正在全力叛乱，使他原先取得的一切都濒于危亡，而庞培与立宪派则主宰着意大利。

因此，他想保持与庞培的关系，设若可能，以和平方式取得鲁卡会议已协议给他的公元前48年的执政官职位。如果在凯尔特人的问题得到决定性的解决后，他能够被举为国家元首，则以他在政治与军事方面的优越（尤以政治为最），则他必然不经多大困难即可在元老院与广场上克胜庞培。或许他可以为这个拙笨、犹豫而傲慢的对手找到一个既光荣又有影响力的职位，让他慢慢地沉入默默无闻中。恺撒曾一再想用婚姻来维系他与庞培之间的关系，可能就是为了这样一种解决办法铺路，将旧有的争执透过继承了双方血液的后代平息下来。那时，共和派将再无领导人，因之必将偃旗息鼓，而和平于是可以达成。

如果和平不能获致，必须诉诸武力（而这是确实可能的），则恺撒若能以执政官的身份作战，将可处置元老院中屈从的大多数。那时，他就可阻碍庞培派与共和派的联盟，甚至将之挫败；再者，身为执政官，他要比以高卢总督的身份挥军攻打元老院及其所派任的将军更为有利。当然他的这个计划是否成功要视庞培是否仍愿为他保留公元前48年的执政官之职而定。但即使到时庞培不再为他保留，这件事仍可证明他已一再让步，决裂责不在他——这一点对他极具重要性——他可以赢得元老院大多数的同情，商业团体的同情，甚至对他自己的将士亦可有所交代，师出有名；此外，他更须利用这段时间平服高卢。

恺撒依此观点而行动。不错，由于公元前52至前51年间的冬季所征集的新兵，再加上由庞培借调的一个军团，恺撒现在已有十一个军团的部队。但同时他却公开地赞扬独裁任内的庞培行为和首都秩序的恢复，殷勤朋友的警告则被他视作谤言而拒斥；正面的冲突延后一天，他就视之为成功一步，凡能不放在心上的皆不放在心上，凡能忍受的都予忍受。他只坚持一个决定性的要求：公元前49年年底，当他的总督任期届满时，他可以获得他第二度的执政官职位；这是在法律的规定下许可的，也是庞培允诺过的。

准备攻击恺撒

这个要求变成了现在开始的外交战的战场。如果恺撒被迫在公元前49年12月最后一日之前解去其总督职，或在首都中将他接任执政官的日期拖到1月1日之后，则在他的总督职和执政官职之间就有了间断，而这种情况却可以使他遭受刑事弹劾——而依照法律，这种弹劾是不能对在任者提出的。设若如此，大众就很可以预料他会遭到米罗的命运，因为长期以来加图就已经准备在弹劾他，而庞培当然会鼎力支持。

不让恺撒接任执政官的企图

为达到这个目的，恺撒敌人有非常简单的安排。依照选举法，执政官候选人必须亲自到现任执政官面前，在选举之前把他的名字登记到候选人名册上——也就是说，在就任以前半年。在鲁卡会议时，恺撒可以免除这项义务，因为这只是一个形式，而且经常有免除的先例。但可免除之谕令却直至现在尚未颁布，因此，庞培既然现在统治了政府机关，在这一点，恺撒就得依靠庞培的善意了。

令人不解的是庞培竟然自动放弃了这个完全于他有利的机会。在他的同意下，在他独裁者的任期中，恺撒以护民官法规而得以免除亲自返回罗马的义务。然而，不久以后，当新的选举法颁布的时候，候选人亲临的规定又在总章上重述，并没有像早期的规定一样附加例外之说明。严格地说，原先给予恺撒的特权在这条总章上被消除了。恺撒不满，他所需要的条款后来追加上去了，但并没有由人民的特别谕令来肯定，因此在法律上只能视作无效。因之，庞培可能是蓄意坚持法律立场，但又做了一个随便的让步，然后再取消它，再以最不忠不义的态度来掩饰这项取消的行径。

缩短恺撒总督任期的企图

这是一个间接的方式来缩短恺撒的总督任期，而同时，总督任期法规则意在直接达此目的。透过庞培与克拉苏共同提议的法规，恺撒所获得的总督任期，依照常规当为公元前59年3月1日到公元前49年2月最后一天。然而，依照以往的惯例，总督或副总督（propraetor）之职是在其辞去执政官或次执政官（praetor）之后立即接任的。因此，恺撒的继任者不是由公元前50年卸任的城市行政官中选任的，而是由公元前49年卸任的行政官中选任，但由于如此，他在公元前48年1月1日以前无法去接任。因此，公元前49年，还有最后的十个月恺撒可掌兵权，这不是根据庞培—利西尼亚法（Pompeio-Licinian law），而是依据老规则：有固定任期之指挥官在任期届满后，仍继续留任，直至继任者到任为止。然而公元前52年的新法规，则并非将总督职位给予本期卸任的执政官和次执政官，而是给予五年之前卸任的。这种规定使得任何总督职位都可在任期届满之际立即有人接任。因此，高卢省总督的交接时间可能不是公元前48年1月1日，而是在公元前49年3月1日立即执行。

在这些事情的安排上，庞培可怜的虚饰与拖延跟共和派的狡猾做作与复杂立法手续结为一气。这些法律武器他们已经准备了好几年，迫使恺撒在任期届满之日就必须移交他的总督职务，因为届时他的继任者已经得以到达任所；设若恺撒拒绝卸任，则可以使元老院宣布任何投给他的选票为无效。恺撒由于远在城外，无法阻止这些行动，便沉默以待，任其发展。

是否召回恺撒的争论

法律步骤慢慢展露出来了。依法，如果公元前49年的总督职由前任执政官接任，元老院须在公元前51年年初对总督职做考虑，如由前任次执政官接任，则元老院须在公元前50年之初考虑。公元前51年初的考虑使高卢两省新任总督的提名，在元老院首度有了讨论的机会，因之也使庞培所支持的立宪派和支持恺撒的元老之间有了首度冲突的机会。执政官马库斯·马塞卢斯提议在公元前49年3月1日将高卢的两省总督职交予两位备妥接任的前任执政官。

水闸一旦打开，那长期压抑的愤怒即不可遏止地爆发了，加图派所酝酿的一切反恺撒计划都公开讨论起来。在他们来说有一件事是已成定局的，即由特别法赋予恺撒“缺席”报备的执政官候选人身份，已由人民谕令所取消，插于人民谕令中的保留条款也成为无效。他们认为，现在，当高卢的征服已经完成，元老院应当谕令这个行政官，要他把服役已经逾龄的士兵立刻遣散。恺撒在意大利北部所颁予的公民权，所设立的殖民地，应当视为不合法。为确定这个观点，马塞卢斯下令，科莫殖民地（恺撒派下的）的一位受敬重的元老当受鞭笞的惩罚——而依照罗马法，这种惩罚只能施之于非公民，但这位元老，即使他所属的城市只能具有拉丁权，而无罗马公民权，他本人却是有罗马公民之权的。这当然是为表示恺撒所赋予意大利北部人民的公民权为不合法。

恺撒的支持者（其中最著名的是盖乌斯·维比乌斯·潘撒，原系恺撒属下的军官，现为护民官）则在元老院强调，不论就平等原则还是就高卢实情而言，恺撒不仅不当提前召回，而且应当兼任执政官与高卢两省总督。他们必定指出，数年以前，庞培本人就曾兼任西班牙总督与执政官，何况目前他不仅负监督首都食粮供应之责，而且也是意大利及西班牙的最高统帅；事实上，全意大利能执兵器的男子也都凭着他的名字宣誓效忠，直至现在未曾解誓。

步骤开始采取，但并不迅速。元老院的大多数，懔于破裂的即将来临，不让任何会期得以发出任何谕令，如此数月过去，而由于庞培那庄严的慢板，又有几个月过去了。最后，庞培终于忍不住了，以他又保留又犹豫然而又坦白不过的方式，站到了立宪派的一边，开始打击他往日的盟友。恺撒派要求准许恺撒兼任执政官与总督之职，被他断然拒绝。他粗率地说，他认为这种建议无异是儿子建议鞭打父亲。他原则上也赞成马塞卢斯的建议，宣布他不允许恺撒直接由总督去碰执政官的职位。

不过，他也暗示（尽管在这一点他没有做任何有约束性的诺言），他们可能允许恺撒参加公元前49年的选举，而无须他亲自报名，同时他的总督任期则至多可延至公元前49年11月13日。但同时，恺撒的代表所要求的一个条件却也被这个无药可救的拖延者所答应；这要求乃是将继任者的提名延至公元前50年2月最后一日；他们的这项要求可能是以庞培—利西尼亚法的一个条款为基础，即元老院不得在行政官任期最后一年开始之前讨论其继任者问题。

公元前51年9月29日，元老院乃为此目的而颁布谕令。高卢两省的两个总督履新日期在行事日历上订为公元前50年3月1日。但元老院实已着手在解除他的兵力（正如以前曾由人民之令而解除卢库卢斯的兵权），其法是劝导恺撒的老兵，要他们向元老院申请退役。恺撒的支持者以他们护民官的否决权尽可能地消除这些谕令。但庞培明白宣布，行政官必须无条件服从元老院，而代请与过时的官样文章不能发生影响。

如此，贵族派——其传声筒现由庞培自愿担任——暴露了意图，就是在得胜后重修宪法，扫除一切人民自由。事实上，在攻击恺撒时完全不诉诸公民议事集会，理由在此。庞培与立宪派的联盟自此正式彰明，而对恺撒的判决已然决定，只不过发布日期在拖延中而已。次年的选举对他极为不利。

恺撒的应对

在恺撒的反对派对他备战的这段时期，他却平复了高卢属地各处的叛乱，恢复了和平。早自公元前51年夏季，在保卫国境的方便借口下，他把一个军团调入北意大利，事实上是因为高卢已不再需要如许军团。如果他不曾及早发现，至少他现在已经明白，他已无法避免跟自己的同胞干戈相向。但因在刚刚和平的高卢之地，军队最好继续驻守一段时期，因此他才设法延缓内战的时间；又由于他深知元老院大多数极爱和平，他便并未完全放弃希望，仍期待元老院可以抵住庞培的压力，知所约束，以免宣战。

为了当前不与最高统治机关公开对立，他不惜做重大牺牲，公元前50年春，元老院听从庞培建议，为即将来临的帕提亚之战，庞培与恺撒各应提供一个军团；依此决定，庞培乃向恺撒索回数年前借调给他的一个军团，以便也派往叙利亚。恺撒对两个要求都做让步，因为元老院的谕令有其合宜性，庞培的要求也有理可循，无可辩驳，再就恺撒而言，守法与忠诚，远比数千部队重要。两个军团按时返回意大利，听由政府指挥。然而，他们并没有奉派至幼发拉底河流域，却留在卡普亚，留待庞培运用；公众于是又一次得到机会比较恺撒与庞培的态度：一方是为避免争执而尽量让步，另一方则背信弃义，以备一战。

库里奥

为了同元老院讨论，恺撒不但收买了该年的两个执政官之一，鲁西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更重要的是收买了护民官盖乌斯·库里奥，此人可能是那个时代的浪荡子中最特殊的一个。他优雅无双，辩辞无碍，足智多谋，才思横溢，闲散之际精力益为焕发。他的放浪也是举世无双的，借钱特有天才（他借债据估计有六千万塞斯特斯），在道德与政治上缺乏原则。他原先自求由恺撒收买，但为恺撒所拒。然而此后攻击恺撒时所表现的才华使恺撒决心收买；代价昂贵，但货品确实与代价相配。

库里奥在护民官的头几个月扮演独立的共和派角色，大肆攻击恺撒与庞培。当公元前50年3月，为了次年的高卢总督职，元老院又重起讨论之际，他便利用他由此所得的公平印象。他表示完全赞成元老院的此种谕令，但要求这项命令也当同时用于庞培及其特殊的军事指挥官职位。他论道，在一个法治国家中，一切事务的处理必不可有特例，而仅由元老院任命为总督的庞培，尤不可比恺撒更不遵守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两军之中，但除一个将军之职，只能益增宪法体制的危险。他的这些论点使那些肤浅的政客服服帖帖，更赢得了公众的赞许。库里奥更进而宣布，他要运用宪法所给予他的否决权阻止任何单独不利于恺撒的程序；这宣布不论在院里院外，都得到极大的喝彩。

恺撒立即同意库里奥的建议，只要庞培和他同样进退，他可以在任何时刻辞去总督与军事指挥官（他可以放心，因为庞培如果失去意大利与西班牙的军事指挥权就不再可畏）。而庞培也正为此，必定要拒绝。他的回答是，恺撒必须先辞，他将步随其后；但这个回答不能令人满意，因为他并未提出他退休的确定日期。决定又拖延了数月，因为庞培和加图派察觉到元老院大多数的态度难以预料，不敢将库里奥的议案付诸表决。恺撒利用这个夏季来平复他已征服的地区，在斯凯尔特河检阅他的部队，在忠于他的北意大利做凯旋行军。秋天，他已到达拉文纳——他治下省份的南界城镇。

恺撒和庞培双双被召回

库里奥的议案终不能再拖，结果庞培与加图派大败。以三百七十对二十票的绝对压倒比数，元老院决定西班牙和高卢总督当共同受召令辞职；罗马公民得知库里奥的成就，无限欢欣。如此，庞培之受命辞职并不减于恺撒，但恺撒准备从命，庞培则直接拒绝。马库斯·马塞卢斯的堂兄，首席执政官盖乌斯·马塞卢斯（也如前者，属于加图派）向奴性不改的元老院大多数做了一次严词谴责的演说；在自己的本营被击败，尤其是被一群懦夫击败，确实是恼怒何堪！然而，在这样一个领袖的领导下又何能期望取得胜利？——这个领袖不索性直截了当指挥各元老，却在近于老朽之年拜师学习雄辩之术，以便跟那才华横溢的青年一别雌雄，哪有不败之理？

宣战

这般在元老院败北的联盟，处境极为难堪。那怂恿决裂并意图带动元老院的加图派，现在发现他们的船搁浅在怠慢的大多数之浅滩上了，倍感恼愤。这一派的头目不得不听庞培的苛词责备。他强调，而且言之有理地指出，现在表面上看起来的这种和平是何等危险；而他的盟友们虽然知道若想快刀斩乱麻，唯他是赖，他们却不能在这一点上依赖他，他们必须遵照原先的诺言，把事情推到决裂的边缘。在宪法和元老政府的斗士们已经宣布了公民和护民官的宪法权为不具意义的形式之后，现在他们又迫于情势而不得不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元老院的合法决议，而合法政府既然不允许自己以其同意的方式获得拯救，则便只有以违背其意志的方式而拯救了。这并不新奇：苏拉与卢库卢斯两人都曾不顾政府为其自身之利益而做的决议，以高压手段任行其是；加图及其友人现在所做者亦不过如此。宪法体制的功能实际已彻底作废，而元老院现在（和数世纪来公民议事集会一样）已不过是破旧了的轮子，不断出轨。

公元前50年10月谣传，恺撒已将四个军团从阿尔卑斯山北的高卢省调至山南的高卢，驻守于普拉森舍。这种范围内的军事调动是在总督权限以内的；再者，库里奥也向元老院证言这种谣传全属无稽；执政官盖乌斯·马塞卢斯提议，要元老院令庞培向恺撒进军，但遭元老院拒绝。然而，马塞卢斯却会同当选为公元前49年的两个执政官——此二人也属加图派——以他们的执政官权威要求庞培，接任卡普亚两个军团的司令，并任意召集意大利民兵入伍。以这样随便的权威来发动内战，殊难令人想象，但人民却也再顾不得这种次要的事情，而庞培也接受了任命。军事准备开始，庞培于公元前50年12月离开首都，以便亲自部署。

恺撒的最后通牒

恺撒已完全达到将发动战争之责推在对方身上的目的。他自己站在合法立场而迫使庞培宣战，而后者的宣战又不是出自合法政府的代表，而是以元老院中叛逆的少数所指令的将军之身份，只是这少数震慑了大多数。这结果的重要性不可轻视——尽管人民大众十分了解战争的起因绝不在徒具形式的法律的问题。现在，战争既已宣布，站在恺撒的立场以速战速决为上策。他的对手刚开始准备，甚至连首都还未有驻军。在十至十二天之内，罗马城内可以调集十或十二倍于意大利北部恺撒军队之数，但袭击未有卫戍部队的首都，甚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发制人，于冬季将全意大利攫于掌中未始不无可能。

明智而热忱的库里奥在辞去护民官之职后立即前往驻于拉文纳的恺撒，生动呈报此种态势，而恺撒也定然必知多拖一日便有害一日。然而，为了预防对方的指控，恺撒并未将军队带至拉文纳。因此，现在他别无他法可想，唯令全军火速南驰；他则至少必须等待他驻守于北意大利的一个军团到达拉文纳始得行动。同时，他派人携信至罗马，以极度的退让来使他的对手在众人心目中处于不利立场，甚至意图以他的犹豫使对方的备战迟疑下来。

在这封信中恺撒放弃了一切对庞培的同等要求，他愿意在元老院所规定的时期，独自辞去他的阿尔卑斯山北高卢省总督之职，并将他的十个军团解散八个。他只要求元老院给他阿尔卑斯山南高卢省和伊利里亚的总督职与一个军团，或只任阿尔卑斯山南高卢省总督，而率两个军团，任期并非到他接任执政官职之时，而是在公元前48年的执政官选举举行以后。因此，他实际是同意了元老院派在讨论之始的那些建议，而这甚至也就是庞培本人所中意的意思：恺撒愿意在执政官的选举举行之后至上任之间处于非官职地位。

恺撒这些令人吃惊的让步是否当真？他是否有信心即使在做了这样的让步之后仍旧可以制服庞培？他是否认为他的对手们早已走过了头，只会在他的这些让步中看出他业已失据，而看不出其他的信息？这些，现在都无从考证了。很可能，恺撒的牌是玩得太大胆了些，而不是他有意做虚假的承诺。如果万一他的提议被元老院接受，他是很可能遵守诺言的。

元老院的最后论辩

库里奥再度衔命至虎穴。他从拉文纳三日赶至罗马。当公元前49年1月1日，新任执政官鲁西乌斯·兰图卢斯和小盖乌斯·马塞卢斯第一次召集元老院院会的时候，库里奥把恺撒的信交予元老院全体元老。当库里奥不在罗马的时候，恺撒派在罗马的领导人转由护民官马库斯·安东尼乌斯（马可·安东尼）——此人，在茶余饭后的闲谈者口中，认为他是库里奥的朋友，他一切愚行的同谋，但也曾是埃及之战与高卢之役中精彩的骑兵军官——和庞培以前的会计官昆图斯·卡西乌斯。此二人要求立即宣读该信。恺撒的信语气沉重，用字明确，以不可抗拒的说服力谈到内战的迫临，众人对和平的希望，庞培的傲慢，与乎他自己的让辞；他拟议中的和解之谦让无疑连他自己本派的人均感吃惊；他不容置疑地宣布这是他最后一次为和平伸出手来——所有这些都造成极深的印象。

其时，庞培的部队已涌至首都，造成恐慌，然而，恺撒的信却使元老院的大多数深为感动；因之，执政官不敢让这种情绪找到出口。关于恺撒提议他与庞培均须于同时辞去司令职之事，关于他信中所做的种种和解的建议，关于马库斯·科利乌斯·鲁弗斯和马库斯·卡利狄乌斯提议当促使庞培立即启程赴西班牙之事，执政官不敢付诸表决。甚至于连马库斯·马塞卢斯的建议也不敢付诸表决——他虽然是个派性极强的人，却仍不至于盲目到像他那一派其他的人一样连军事事实都视而不见，因此他建议须等到意大利的兵员召集起来，首都得以保住时再将战争的决定宣布。庞培透过他的传声筒昆图斯·西庇阿表示，他已决定，要就此时此刻为元老院效力，否则便永不相干。执政官兰图卢斯毫不隐晦地说，即使元老院的决意已不可控制，即使元老院坚守其懦弱立场，他自己以及其强有力的友人亦将采取必需步骤。

如此，元老院在威逼之下乃发出它被指派的命令。恺撒须在不久而确定的日期将阿尔卑斯山北高卢省总督之职让予鲁西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将阿尔卑斯山南高卢省让予马库斯·塞尔维利乌斯·诺尼阿努斯，否则即以叛国论罪。当恺撒派的护民官用他们的否决权来反对这个决定时，他们不仅在元老院遭到庞培士兵刀剑的威胁（至少他们这样讲），而且为了保存性命，不得不穿上奴隶的衣服逃出城门；在威逼之下的元老院也把他们合法的干涉视作革命之图，而宣布国家进入危险状态，召令全国公民武装，而一切忠于宪法的、曾任执政官的人皆当担任部队长之职。

恺撒向意大利进军

足矣。当逃出的护民官向恺撒报告他的提议在首都所受的待遇后，他将他的第十三军团召集——此军团刚从的里雅斯特附近的兵营到达拉文纳——将事实的情况展示在他们面前。这已不只是一个深知人心的天才在其自身及世界之危机前所闪耀的辉煌辩才，这甚至也已不仅是恢宏大度的常胜将军在向他自己所召集、并以日增的热忱与信赖追随了八年的士兵所做的演说。在这里发言的乃是一个热忱而一致的政治家，他，不论安危，已有二十九年的岁月为人民的自由而战，他曾勇敢地面对过多少次暗杀，面对过贵族的迫害，日耳曼人的刀剑，茫茫大海的浪涛，而从不动摇；他，曾把苏拉体制撕碎，推翻元老院的统治，以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奋斗来保卫那手无寸铁的民主。而现在，他对之发言的不是那共和热情已成死灰的罗马公民，而是仍能清醒感受人民自由之理想的巨大影响力的北意大利乡镇青年；这些青年仍可为理想而生，为理想而死；他们，为了他们的家国，以革命的方式从恺撒接受罗马政府不肯颁给他们的公民权；对他们来说，恺撒如果倒下去，他们就要再度生活在束棒[1]之下，而他们也已见过实际的证据，寡头政府将会如何使用束棒以对付波河以北的地区。

这样的一个演说家对之发言的乃是这样的听众；他向他们指出，贵族们准备以何种态度来报答他以及他的将士征服高卢之功；贵族如何不屑地把公民议事集会置于一旁；元老院如何慑于某些擅权者的淫威下；列祖列宗五百年前曾如何以武力向贵族取得护民官之设置，他们曾如何为子子孙孙宣誓，即使战至最后一滴血，他们也要保护护民官，而今，护民官已受严重威胁，起而保卫乃是神圣义务，祖先的神圣誓言必须维持不辍。而现在，当和解之法已经用尽，当让步已让至极端，人民派的领袖及将军要求他的将士跟随他，以投入这最后的、不可避免的、决定性的战斗，以对抗那既可恨亦复可鄙，即背信又无能，事实上荒谬得无药可救的贵族时，没有一个官兵是可以拒绝的。进军命令下达。恺撒在前锋的前端渡越那宪法禁止高卢总督越过的窄河。当九年离去之后，他再度重踏他的本土时，他同时也踏上了革命之路。“骰子已掷！”

[1]　fasces，古罗马高级执法官的标志，棒束中捆有一柄突出斧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