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我把需要追踪调查的人列了一份名单，可能的话，我要与他们见面。劳拉·贝恩斯的名字排在最上面，但是我对怎么找到她丝毫没有头绪。同时，我开始翻阅我的一堆旧通讯录，想找找什么人是能联系上西温莎镇警察局的。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韦德那件案子以来，警察局一直没有搬地方。

很多年之前，当我还在为《纽约邮报》工作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叫哈利·米勒的人。他是一个布鲁克林的私家侦探，擅长调查失踪案件。他个子矮小，身材肥胖，穿着皱巴巴的西装，领带细到几乎看不到，耳朵上还总夹着一支烟。他活脱脱就像是四十年代黑白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他住在布鲁克林弗拉特布什区，因为始终处于破产的状态，一直在寻找有钱的主顾。他赌博，赌马，基本都是输钱。我拨通了他的手机，他听上去像是在一个喧闹的酒馆里，顾客们都争相提高音量，好盖过别人的说话声。

“你好，哈利，现在如何呀？”我问。

“凯勒？很久不见。我嘛，在这颗人猿星球上又过了一天呗。”他非常玩世不恭地说，“我尽量假装自己不是人，以免被关进笼子里，建议你也这么做。好了，说说你有什么事，小子。”

我把案子的大致情况透露给他，让他记下两个名字——德雷克·西蒙斯和莎拉·哈珀，告诉他关于这两个人我已知的信息。他记笔记的时候，我听到盘子被摆在他桌子上的声音，他对一个叫格蕾丝的人说了谢谢。

“你现在为谁工作？”他怀疑地问。

“一家文学代理机构。”我说。

“什么时候文学代理开始介入这种调查了？其中肯定有不少钱可以赚吧，嗯？”

“当然，钱的事你别担心，现在就能给你汇一部分。我还有其他的人要调查，但是我想让你先查这两个人。”他似乎松了口气。

“我查查看吧。德雷克应该很好查，但是莎拉·哈珀，关于这个女人你给我的全部信息就是她1988年在普林斯顿拿了一个心理学硕士学位。没有什么好继续深挖的，老兄。过几天我给你打电话。”他向我保证再三，给了我一个银行账户，然后挂了电话。

我打开电脑，给他打了一笔钱，接着重新开始思考劳拉·贝恩斯的事。

六七个月之前，一定是什么事情触动到了弗林，他才开始写书。这件事一定很不寻常，有一定的重要性，令他改变了对1987年发生之事的看法。这正是他在给彼得的自荐信里面暗示的。当达娜·奥尔森和彼得见面的时候，她可能为弗林的病情过于心神不宁，因此漏掉一些对我的调查十分重要的细节。作为调查的开始，我决定最好先和她聊一下。彼得给了我她的电话，我拨了过去但是没有人接，于是留言说明了我的身份和来意，告诉她不久后我还会来电。不过我还没来得及这么做，几分钟之后，她就给我打来了电话。

我介绍了自己，她说彼得已经在电话里讲了我的事情，说我正在收集关于韦德之死的信息，要写一本真正的犯罪小说。

她仍住在纽约，但是打算在一两个星期之内搬走。她不打算卖出那间公寓，所以联系了一个房产代理，她一离开，就把公寓租出去。她不想在住着的时候就招贴出租信息，那样人们就会翘起鼻子在公寓的周围嗅来嗅去、说长道短，她一想到这个就无法忍受。她把一些家具捐给了慈善机构，并着手将一些需要带走的物品装箱。她在亚拉巴马州有一个堂兄，会开来一辆货车帮她搬家。她把这些事都告诉了我，就像和朋友聊天一样敞开了胸怀。不过她的声音单调而机械，每句话之间有很长的停顿。

我邀她出门吃午饭，但是她执意要在家见我，所以我步行至宾夕法尼亚车站，20分钟后，按响了她家楼门口的对讲装置。

如同所有搬家前的房子一样，公寓被翻了个底朝天。门厅里摞满了用胶带封好的纸箱，每个纸箱上都用黑色记号笔写着里面装的东西，多数箱子里都装满了书。

她邀我到客厅里去，沏了茶，我们边喝边聊些闲事。她告诉我，“桑迪”飓风[1] 来袭时，她在加油站排队加油，惹上一个年轻女人，打了一架，她当时真是惊魂难定。在家乡亚拉巴马州，她听人讲过以前的洪水与飓风——那都是些史诗般的故事——邻里之间豁出性命相互救助，英雄警察和消防员在大灾大难中拯救老弱病残。但在大城市里，她对我说，在同样的情境下，一边是大自然的愤怒，一边是极端环境里互相倾轧的人们，你会怀疑到底哪边更可怕。

她的头发被精心修整过，皮肤保养得很好，但这些光彩都被她平庸的黑色连衣裙抵消了。猜不出她有多大，但看上去比她已故的48岁伴侣要年轻。她有一种小镇风范，是比较怡人的那种。在她一言一行中透出的是一种古朴的教养，在她年少时，人们应该还会在大清早互致问候，真心实意地关心对方最近怎么样。

一开始，她就要我叫她达娜，我照办了。

“达娜，你远比我了解弗林先生，我只是读过他书稿的一部分。他和你讲过韦德教授或者劳拉·贝恩斯没有？或者他们相会于普林斯顿时他自己的事？”

“理查德不是一个喜欢直抒胸臆的人。他总是阴郁、默默无闻，和人们保持距离，所以他很少有相识的人，一个密友也没有。他偶尔见弟弟一面。在他上大学时，他父亲就去世了，而他的母亲在九十年代末死于癌症。我们同居的时候，有整整5年时间，没有一个人拜访过我们，我们也从未到别人家做客。工作上的人和他完全是业务关系，和他一起上大学的同学，后来也没有任何联系。”

她停下来，添了点儿茶水。

“有一次，他收到一封邀请信，请他参加普林斯顿校友会在西43街办的一场活动。那是一个同学聚会，组织者找到了他的住址。我劝过他，想让他带我去，但是他拒绝了。他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他在大学的那段时间里，没有留下任何愉快的记忆。我知道，那是实话。我读了书稿的样章——彼得给了我一份。可能就是在与那个女人——劳拉·贝恩斯的恋情过后，他把自己所有的记忆都重构了，他关于那段时光的记忆变得非常阴暗。他时常会重构记忆。他没有任何备忘的东西，比如照片、小物件之类，无以帮他回忆那段时光。没有任何东西……除了书稿里提到过的那本杂志《签名》，他在上面发表了几篇短篇小说。他的一位旧友后来在逛书店时偶然发现了那本杂志，当作礼物送给了他。我已经把它打包装进某个纸箱里了，不过如果你想看，我可以再翻出来。我丝毫不想冒充文学专业人士，但是他的小说确实让我惊为不凡之作。

“无论如何，我明白人们为什么会对理查德敬而远之了。也许多数人把他当作一个愤世嫉俗的人，而他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但是当你真正去了解他，你就能够穿透多年以来他为自己建造的冰冷外壳，看到他善良的内心。他很有学问，你几乎可以和他谈论任何事情。他本质上是个诚恳的人，如果有人请他帮忙，他时刻准备着挺身而出。这也是为什么我爱上了他，并且搬到这里住。和他在一起，我不是为了排遣寂寞，或是因为想从亚拉巴马小镇里逃出来，而是因为真心爱他。”

“抱歉我帮不了你太多，”最后她说，“我告诉了你很多关于理查德的事，可是你更感兴趣的是韦德教授，是吧？”

“你说你读过了书稿的样章……”

“是的，我读了。我也努力找了书稿剩余的部分，特别是因为我对接下来发生的故事也很好奇。不幸的是，我一无所获。唯一的解释就是，理查德最终改主意了，从电脑里删去了他的书稿。”

“你认为那天晚上给他打电话的女人是劳拉·贝恩斯吗？那个据他后来说‘毁掉了他的一生’的女人？”

她沉默良久，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她沉吟着，仿佛忘记了我的存在。她四处打量着房间，似乎在寻找什么，接着她站起来走进了另一间屋子，一语未发，也并没有掩上门。几分钟以后，她回到刚刚的扶手椅上坐下。

“也许我可以帮到你，”她带着一种很正式的口吻说，之前她从未用这种语气说过话，“但我要你做些保证：无论你要写什么，无论你调查的结果怎样，你写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损害理查德身后的声誉。我理解，让你感兴趣的是韦德教授，所以理查德的形象并非事关紧要。关于他的某些事，你可以略去，而且只需对与他相关的事情有如此考量。这个你能保证吗？”

我不是什么圣人，甚至有时候作为一个记者，为了收集必要信息写成报道，我经常信口雌黄。但是，我告诫自己，她理应被我诚实以待。

“达娜，我是一个记者，向你做那种保证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我有了关于韦德的生活和事业方面的重要发现，其中和理查德有直接关联，我不可能藏着不报。但是别忘了，理查德写那些事情，正是想把它们公之于世。你说他改主意了，按下了删除键，我不这么认为。我猜，他更有可能把书稿藏在什么地方了。他是一个务实的人，为了写书忙活了一个又一个星期，其间他一定思虑再三，想到了方方面面，然后又把书稿删了？我觉得这不可能。我几乎确信，书稿此时就藏在什么地方，而且直到理查德弥留之际，他始终希望出版这本书。”

“也许你是对的，但总之，关于这部作品他对我只字未提。你能否至少把你的新发现及时告知我？我不喜欢纠缠别人，而且不管怎样都要离开这座城市了，但我们可以电话联系。”

我答应她，一旦发现关于弗林的重要信息，就联系她。她从一个笔记本中抽出一张皱皱巴巴的纸，摊平，放在我们杯子之间的桌面上，指给我看。

我拿起纸条，看到上面写着一个人名、一个电话号码。

“理查德接电话的那天晚上，就是和‘劳拉’争吵的那次，我等他睡着，查看了他的通话记录，记下了对应时间打进的那个电话号码。我是嫉妒使然，这点我确实惭愧，但我看到他那副样子，不能不担心。

“第二天我拨了那个号码，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我告诉她我是理查德的伴侣，理查德有些重要的事要我当面转达她。她犹豫了片刻，然后同意了我的提议。我们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见了面，在一家餐馆里一起吃了午饭。她说自己叫劳拉·韦思莱克。我向她道歉用这种方式接近她。我告诉她，那天晚上理查德和她通话之后，他的行为让我十分担忧。

“她让我别担心：理查德和她是普林斯顿的老相识了，他们在一些过去的事上有重要的分歧。她说他们做过几个月的室友，但仅仅是朋友。我没有鼓起勇气告诉她理查德和她通话之后说了什么，但是我说我已经从理查德那里知道了，他们曾经是恋人。她回答说，理查德可能是想象过头了，或者他的记忆欺骗了他。而且她又强调了一番，他们的关系纯粹是柏拉图式的。”

“她透露她在哪里工作了吗？”

“她在哥伦比亚大学教心理学。我们离开饭店，各走各路，这就是事情的全部了。倘若那之后理查德又与她联系过，我也并没有发现。这个电话号码可能仍然能打通。”

我感谢了她，答应她如果调查中发现任何理查德的新消息便通知她，然后我就告辞了。

***

我在翠贝卡[2] 的一家咖啡馆吃了午饭，用我的笔记本电脑蹭无线网。这一回，谷歌变得慷慨了很多。

劳拉·韦思莱克是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的一位教授，主持一个和康奈尔大学合作的项目。1988年她在普林斯顿大学拿了一个硕士学位，4年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她在苏黎世大学教书，之后回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她的简历里面充满了专业训练和研究项目的技术细节，2006年还赢得了一项重大荣誉。也就是说，她在心理学领域成了一个大人物。

我试了试运气，离开咖啡馆后就给她的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叫布兰迪的助理，她说韦思莱克博士这会儿不在，但她记下了我的名字和电话。我让她转告韦思莱克博士，我有关于理查德·弗林先生的事情要找她。

***

那天晚上我是和萨姆在自己家里度过的，做爱，给她讲调查的进程。晚一点儿的时候，她进入了一种怀旧的情绪中：她想比平时得到我更多的关注，而且有耐心听我讲每一件事。她甚至难得一见地把自己的手机调成静音，放进床边地板上的手包里。

“可能理查德的整个故事就是一场猜谜游戏，”她说，“可能他选取的是一个真实事件，但围绕此事虚构了一系列情节，就像塔伦蒂诺在《无耻混蛋》[3] 中所做的那样，记得吗？”

“有可能，但是记者在乎的是事实。”我说，“目前来讲，我要假设他写的一切都是真的。”

“我们能不能现实一点？”她说，“‘真相’只是编辑和制作人选出来登在报纸上，或者在广播和电视上播出的那些事。如果我们不选，就没人关心在叙利亚人们互相残杀、一个议员养了小三，或者阿肯色州发生了一桩杀人案。他们完全不会知道这些事情发生过。人们从来对真实漠不关心，约翰，他们只在乎故事。也许弗林想写的就是一个故事，就这样。”

“嗯，只有一种方法能证实了，是吧？”

“没错。”她翻到我身上。

“知道吗，一个同事今天告诉我她刚发现自己怀孕了。她是那么幸福！我躲进厕所哭了10分钟，完全停不下来。我想象自己老无所依的样子，在那些20年前我根本不屑一顾的东西上浪费着生命，而那时我已经找不到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东西。”

她把头放在我的胸膛上，我轻轻地抚弄她的头发，发觉她正在轻轻地啜泣。她态度的改变完全在我意料之外，我一时不知如何回应。

“也许你现在应该对我说，我并非无依无靠，因为你爱我，至少有一点儿爱我，”她说，“那些言情小说里都是这样写的。”

“当然。你不是无依无靠，而且我也有一点儿爱你，亲爱的。”

她从我胸前抬起头来，直视着我的眼睛。我下巴上能感觉到她呼出的热气。

“约翰·凯勒，你真是谎话连篇。在旧社会，人们会就近在一棵树上把你吊死。”

“那时候真是艰难时世啊，女士。”

“行了，我已经振作一些了，抱歉。你知道吗？你似乎完全被这个故事迷住了。”

“这是把我吊死的另一个罪名，是不？你不是说它是一个好故事吗？”

“是的，我说过。但是有可能你历尽曲折，辛苦数月，走上的却是一条通向无人街上空屋的死胡同，找不到任何头绪。这种风险你想过没有？”

“这只是一份临时的工作，是应一位朋友之请才做的。你可能会说，我也许最终找不到惊人的东西，激不起什么波澜。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女人，但因为某些原因天不遂人愿，他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度过了余生。另一个男人被杀害，而我甚至不知道这两个故事之间是否真有那么大的联系。但是，作为一个记者，我学会了听从我的胆识与直觉，而且每一次我不这么做，我都会把事情办砸。可能这个故事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每个里面都另藏着一个不同的故事。哈，有点儿荒谬，是吧？”

“每个好故事都有些荒谬。在你这个年龄，应该已经明白了。”

我们互相抱着躺了许久，无意交欢，甚至没有说话，各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直到屋里完全黑下来，夜晚车辆的喧嚣之声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

***

第二天上午我还在开车的时候，劳拉·贝恩斯给我打来了电话。她有一种令人愉悦、略带沙哑的嗓音，甚至能让你未曾与她谋面就为之倾心。我知道她已经50多岁了，不过她的声音听上去年轻多了。她说她收到了我的留言，问我是谁，和理查德·弗林是什么关系？她知道弗林最近去世了。

我自报了家门，告诉她我要谈的话题过于私密，不便在电话上说，提议面谈。

“对不起，凯勒先生，我不习惯与陌生人见面，”她说，“我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你想要什么。如果你想见面，那你必须解释得更具体一些。”

我决定如实相告。

“韦思莱克博士，弗林先生在去世前写了一本书，是关于1987年秋冬他经历的事。我想您明白我在说什么。您和约瑟夫·韦德教授是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应本书出版商的要求，我来调查书稿中记载之事的准确性。”

“我是否可以认为，这部书稿已经被出版社买下了？”

“还没有，但一位文学代理人已经接手了，不过——”

“而你，凯勒先生，你是一个私家侦探或者担任着类似的角色？”

“不，我是一个记者。”

“你为哪家报纸撰稿？”

“我已经做自由职业者两年了，但在此之前我为《纽约邮报》工作。”

“你觉得提一下那家小报的名字会让我更想见你吗？”

她的语调从容不迫、平静如水，几乎没有抑扬变调。弗林在书稿里提到的中西部口音已经完全消失了。我想象着她站在教室里给学生讲课，戴着和年轻时一样的粗框眼镜，她的金发扎成一个很紧的发髻，自信、学究气十足。这真是动人的画面。

我停住了，不知道接下来说什么好，于是她继续说:“理查德在书里用了真名吗？还是你只是推断出来里面的人指的是约瑟夫·韦德和我？”

“他用的当然是真名，他称呼您时用的是您婚前的名字，劳拉·贝恩斯。”

“听到那个名字让我有种陌生的感觉，凯勒先生，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听到它了。这位雇用你的文学代理人，他是否考虑过如果小说内容使我遭受经济或者道德上的伤害，一纸起诉讼便可以让理查德书稿的出版计划落空？”

“为什么您认为弗林先生的书稿可能会伤害您，韦思莱克博士？”

“别想对我耍小聪明，凯勒先生。我没有挂电话的唯一原因就是我好奇理查德在书里写了什么。我想起那些年他还梦想当作家。好吧，那么我提议我们做个交易——你给我一份书稿，我就同意和你见面聊几分钟。”

如果我答应她的要求，就违反了我和代理签订的保密协议；如果我拒绝，她肯定就挂电话了。我选择了当下损失最小的选项。

“我同意，”我说，“但是我应该说明，代理只给了我理查德书稿纸质版的一部分章节，开头的几章。故事从您初次遇见他时开始，总共有70页左右。”

她考虑了一小会儿。

“很好，”最后她说，“我在哥伦比亚医学中心。我们一小时后在这里见面，10点半，你觉得如何？来的时候能带上书稿吗？”

“当然，到时候见。”

“去麦克基恩展馆的接待处找我。那么再见了，凯勒先生。”

“再见，您——”

我还没来得及客套一下，她就挂断了。

我迅速出发，心中暗骂彼得没有给我书的电子稿。我回家拿到样章，出门找复印店，最后在离家三个街区远的地方找到了一家。

复印店里的伙计是个懒洋洋的家伙，左鼻孔上戴着个银鼻环，两臂全是刺青。就在他在一台旧复印机上忙活的时候，我考虑着该如何接近劳拉·韦思莱克。她似乎相当冷漠、务实，而且我时刻提醒自己，她的工作就是窥探人心——正如多年前她警告理查德要小心韦德教授那样。

[1] “桑迪”飓风：形成于大西洋洋面的一级飓风，2012年10月席卷古巴、牙买加、多米尼加、海地等地，2012年10月29日，“桑迪”登陆美国新泽西州。——编者注

[2] 翠贝卡：曼哈顿的一个街区。——译者注

[3] 《无耻混蛋》是美国导演昆汀·塔伦蒂诺2009年导演的一部电影。电影以“二战”为背景，却虚构了一小队由犹太人组成的、绰号“无耻混蛋”的组织刺杀希特勒成功，使“二战”于1944年提前结束。——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