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劳拉·贝恩斯打来电话。那时我正在西56街排队领新驾照——我还需要重新拍张照片，一边翻看着什么人留在椅子上的杂志。

“凯勒先生，我已经读了你给我的书稿，确实印证了我的怀疑：理查德·弗林即使不是全篇编造，也是杜撰了其中的大部分。也许他要写的就是一本小说。在过去，作家会说他们的故事并不是纯靠想象拼凑的，而是来自他们偶然发现的一部无主的书稿，或者真正的叙述者确有其人，但是已经去世或者出了别的什么事。也有可能，过了这么多年，弗林渐渐觉得他臆想的事真的发生过。你拿到余下的书稿了吗？”

“还没有。”

“弗林其实从没能写完这本书，是吗？他大概意识到了这是一本多么可悲的书，还可能引起不愉快的法律后果，所以就此搁笔了吧？”

她的声音是平静的，却有种扬扬得意的感觉，这让我很不爽。如果德雷克告诉我的是事实，那么她就是在当着我的面睁眼说瞎话。

“韦思莱克博士，死者为大，韦德教授遭棒击至死的事不是弗林先生凭空捏造出来的，您此后改名的事也不是他想象出来的。是，我是还没有全部的书稿，但是我有很多其他有用的资源。我来问您：韦德被杀的那天晚上您确实见了他，对吧？然后弗林来了。您对他说了谎，说您要在一个朋友家过夜，而弗林就来闹事了。这些我都知道，所以拜托别再想着给我编瞎话。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

她沉默了一段时间，我想象着她是一个四仰八叉倒在拳击擂台上的选手，裁判正在给她数倒计时。可能她没有想到我能够发掘出那晚事情的细节。教授确实死了，弗林也不在人世，而且我几乎确定，她无从知道德雷克·西蒙斯那几个小时里也在现场。我猜想她是否会否认我说的事，抑或是从她的魔术师帽子里再拉出一只兔子？

“你真是一个非常刻薄的人，不是吗？”最后，她说，“你真的知道这整个故事会把你带向何处，或者你只想装装大侦探？过了这么多年，你想让我回忆出这么多细节，这怎么可能？你是不是想要挟我？”

“我有什么可以用来要挟您的吗？”

“在这个城市里我认识很多人，凯勒。”

“您这句威胁听上去像那种老式侦探片里的台词。现在我是不是应该说‘我只是照章办事，女士’，然后委屈地对您笑笑，把我的侦探软呢帽拉下来遮住眼睛，再竖起我侦探大衣的衣领？”

“什么？你胡说什么，是不是喝了酒了？”

“您是否在否认罪案当晚您在现场，而且理查德·弗林为了罩着您，对警察说了谎？”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然后她问我：“我们的谈话你录音了吗，凯勒？”

“我没有。”

“可能你也疯了，和弗林一样。健康保险——如果你上了的话——可以付得起几个疗程，所以现在是时候让你的保险派上用场了。我又没有杀他，所以20多年之后谁在乎那天晚上我在哪里？”

“我在乎，韦思莱克博士。”

“那好吧，你在乎吧，随你便。但是永远别再联系我了，我是说真的。我已经仁至义尽把该说的都说了，没有工夫再和你耗了。如果你再给我打电话，或者企图接近我，我就告你骚扰。再见。”

她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放回口袋里，有点儿懊恼，因为我丢掉了故事的一条重要线索——我确信这次通话之后她再也不会理我了。我为什么反应那么过激？为什么在一次蠢透了的电话交谈中把我所有的底牌都亮出来？德雷克给了我一张王牌，而我就这么把它给浪费了。

几分钟以后，他们叫我去照相。摄影师对我说：“再放松一点儿，老兄。不是我说，你看上去好像肩上扛着整个地球似的。”

“可不，扛了好几个地球，”我告诉他，“而且一点儿也不落好。”

***

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春天渐渐降临在这个城市，我和好几位曾经和约瑟夫·韦德交好的人聊了天，是哈利·米勒把他们的联系方式一个个找到的。

萨姆的感冒恶化成了肺炎，所以她大多数时间都在床上瘫着。她的妹妹露易丝，一个艺术生，从加利福尼亚过来照看她。我坚持要去看望她，但是每次她都让我再多点耐心等等，因为她不愿意以现在的面目示人：擦不干的眼泪、大红鼻子。

大多数时间彼得不是出差就是忙于工作，所以我只和他在电话里聊过，告知他我调查的最新进展。他告诉我奥尔森女士还是没能找到书稿其他章节的任何线索。

我给劳拉·贝恩斯从前的同学莎拉·哈珀打了好几次电话，但是她既没有接，也不回复我的语音留言。我也没能联系上教授的妹妹，英琦·罗西。我找到了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于是打电话过去和一个管家联系上了。他连一句完整的英语都说不出来。费了半天口舌我终于听明白，罗西“希纽尔”和“希纽拉”[1] 近两个月都不在家，他们长途旅行去了南美洲。

哈利查到了提摩西·桑德斯，但不是什么好消息——劳拉·贝恩斯的前男友已经于1998年12月在华盛顿特区去世了。他在自家门前遭到枪击，当场死亡。警察始终没能找到枪手，但是他们认定这是一起持枪抢劫转变成的杀人案。提摩西在无围墙学校[2] 教社会科学，没有结过婚。

我和艾迪·弗林的通话简短而不快。因为他已故的哥哥决定把公寓遗赠给奥尔森女士，对此他非常愤怒，而且说他对那个叫约瑟夫·韦德的教授一无所知。他让我不要再联系他，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我和韦德的几个前同事谈了话，我编了一个故事，说我是受雇于一家出版社的调查员，在筹划一本关于韦德的传记，想从认识他的人身上了解到尽可能多的细节。

我见了一位与韦德同系的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教授，一个73岁的老头，名叫丹·T·林德贝克。他住在新泽西州埃塞克斯郡的一小片松林中的一栋壮观大宅里。他告诉我，韦德曾住过的那栋别墅在闹鬼，鬼是一个叫作玛丽的女人，死于1863年南北战争期间。这让我想到了为《安珀桑德》写稿的日子，我给他讲了自己探访过的一个鬼屋，他边听边在一个老式笔记本上认真地做笔记。

林德贝克把韦德描述成一个非典型的人，对自己的重要性非常在意，全心投入自己的工作。他是一个光芒耀眼的学者，但是在人际关系方面却难以接近。

他模糊地记得韦德当时要出版一本书，但是记不得是哪家出版社买下了书稿。他指出，韦德和校方董事会发生摩擦是让人难以置信的，因为教授无论何时都可以自由出版他们的作品，哪一位教授的作品成了畅销书，都会对学校有利。他不记得韦德那时候在系里面有什么特别的研究项目。

另外两个人给我提供了有趣的信息，但却相互矛盾。

第一个是位叫作门罗的教授，当过韦德的助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他正在准备博士论文；另外一位是个60多岁的女人，苏珊娜·约翰逊，也做过韦德的助理，和他关系很近。门罗仍然在普林斯顿教书，约翰逊则于2006年退休，与丈夫和女儿一起住在皇后区的阿斯托利亚。

约翰·L·门罗是个又矮又瘦、气质阴郁的男人，他的肤色和他穿的西装一样灰。他在电话里盘问了我很久，刨根问底，然后在办公室接见了我。他没有给我倒茶或咖啡，整个谈话期间不断投来狐疑的目光，每次我牛仔裤膝上的破洞进入他的视野，他就抬起鼻头看着它们。他的声音很弱，就好像声带有问题似的。

他的说法异于别人，把韦德说成一个无耻的怪胎，剽窃别人的工作成果时毫不犹豫，以便自己能一直待在聚光灯下。门罗说，韦德的理论还不如一池刷锅水有价值，不过是蒙骗无知大众的江湖玄学。那种学说在广播或者电视谈话节目中谈及时似乎给人醍醐灌顶之感，但是在科学界会被谨慎对待，即使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也是如此。韦德曾经在神经科学、精神病学和心理学上取得的成就，如今只能证明他的理论有多么站不住脚，事实如此明显，只是大家都懒得费事指出来罢了。

门罗的话如此恶毒，令我不禁怀疑他如果咬到舌头会不会把自己毒死[3] 。很明显他对韦德没有一点儿好感。他玷污着关于韦德的记忆，还会有人认真听他说话，他真应该心怀感激。

另外，他回忆起了那家打算出版韦德书稿的出版社，那是马里兰州的一家出版社，阿尔曼-林普金出版社。他确信，学校董事会讨论了这本书，他们指责韦德使用学校资源收集数据，却完全以个人名义将之出版。

门罗告诉我，他不清楚为什么这本书没有出版。可能韦德没有写完，或者出版社想做一些修改却无法获得他的同意。他解释说，一般来讲，作者会交付出版社一份“创作方案”，以此签订出版合同。在创作方案中，作者将提供给出版社关于计划创作图书的全部必要信息，从内容到目标读者。这种文件一般包括书的两三个实际章节，剩下的书稿会在之后的某个日期提交，具体时间由双方商定。合同必须在书稿全部交付、并且按照出版社的意见修改之后才能最终签订。

他没有听说过劳拉·贝恩斯，但是他说韦德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好色之徒，有数不清的风流韵事，其中涉及不少学生。校董事会不打算和他续约了，当时每个人都知道，韦德1988年夏天就要离开普林斯顿了，心理学系已经开始物色一个接替他的教授。

***

我邀请苏珊娜·约翰逊在一家叫作“皇后区雅格南蒂”的饭店共进午餐。我到得比约定时间早了一些，于是坐下来点了一杯咖啡。10分钟之后约翰逊女士到来时，我发现她坐着轮椅。后来她告诉我，她腰部以下是瘫痪的。陪她一起来的是一位姑娘，维尔利特，她的女儿。确认了一切无碍之后，维尔利特就离开了，说她一个小时以后会回来接妈妈。

虽然约翰逊女士身有残疾，但乐观向上，像一阵清风。她告诉我，她的父亲“二战”时参加了诺曼底登陆，是个海军陆战队老兵。10年前她从巴黎租了辆车，重走父亲的征途，却出了车祸。她的丈夫麦克，当时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幸运地逃过一劫，几乎没有受伤。

她说她不仅仅是韦德的助手，也是他的知心朋友，说教授是个真正的天才。他只是碰巧把心理学选作了研究领域，她确信，如果他选择了其他任何领域，也会同样大放异彩的。和任何货真价实的天才一样，韦德就像一块磁石一样吸引着庸人的愤恨，他们达不到他那个高度。他在大学里只有很少的几个朋友，而且在很多地方都遭到骚扰。他的这些敌人不时捕风捉影，散布各种谣言，比如宣称韦德是一个沉溺酒色之徒。

苏珊娜·约翰逊见过劳拉·贝恩斯很多次；她知道劳拉是韦德的学生，但她肯定两人之间没有发生过恋情。她也确认当时教授确实在写一本书，是关于记忆的。就是她把这本书的稿子打出来的，因为教授向来喜欢用手写字，不用打字机或者文字处理机[4] 。她确认这本书在他死前几个星期就已经写好了，而直到今天她也没有在意他死前是否将这本书交给了出版社，没想过为什么它从未出版。

吃饭后甜点时，我提到韦德据说曾涉足一个秘密项目，问她是否知道内情。她犹豫了半晌，但最后承认她确实知道。

“教授从来不用打字机或者电脑，所以他所有的文件都是由我录入的。我知道他参与了一个治疗士兵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项目，但不记得别的事了。我是经济学专业的，不懂得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所以我只是机械地录入文字，对文件的内容并没有多想。我不瞒你，不论实验结果是什么，我相信到实验的最后，韦德教授的精神状况都越来越不稳定。”

“那么，你觉得他的死与他从事的研究项目之间可能会有关系吗？”

“实话说，我当时想过这个问题。显然我只在悬疑小说和电影里面见过类似的情节，但是如果韦德是因为他的研究而被人暗算，那么凶手肯定会努力掩盖他们的企图，让这桩谋杀看上去像是一次暴力盗窃，甚至是一场意外。我认为他是被一个初犯杀害的，凶手很幸运地逃脱了法律制裁。另外，我猜教授和他项目的委托人之间一定出了问题。因为大约在他死前的两个月里，他再没有让我录入新的文件。他可能不再为那些人工作了。”

她停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当时爱上了韦德教授，凯勒先生。我当时已经结婚了，虽然我的话听上去自相矛盾，但是我也爱着我的丈夫和孩子。我从没有向教授坦白过，而且他应该也不曾察觉。可能对他来说我就是一个友好的同事，在工作之余也随时乐意帮他的忙。我希望有一天他会对我青眼有加，但是这从未发生。他的死讯让我无法承受，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的世界也走到了尽头。他可能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男人。”

正当她说到这里时，维尔利特·约翰逊回来了。我邀请她和我们一起待几分钟，她同意了。她学的是人类学，但是现在在做房产中介。她说，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房地产业正在复苏。她和她妈妈就像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看着她们两个，我感觉就像看着处在不同人生阶段的同一个人。我把她们送到停车场，苏珊娜执意要拥抱我，并祝我的书写得成功。然后我们就分别了。

***

第二天早晨我就拨通了阿尔曼-林普金出版社的总机。

我被转到了负责心理学图书的收稿编辑那里。这是一位非常友善的女士，她认真听完我的话，就把他们档案部门的电话告诉了我。她说韦德教授在学术界是一个名人，所以他的书稿创作方案可能还有存档，特别是考虑到当年还不存在电子邮件，与作者之间的来往都是通过信件完成的。

但是我在档案部门并不走运。接我电话的人说，没有管理层的允许，他不能和媒体通话，然后就把电话挂了。

我又去找了之前那位编辑，向她讲了我在档案部门的遭遇之后，又一次列明了我想要调查的疑问:韦德的创作方案是否真的存在？他是否提交过完整的书稿？还有这本书为什么没能出版？我施展我全部的个人魅力，这似乎奏效了——她答应会尽量去解决我的问题。

我并没有抱太高期待，不过两天之后编辑给我发来了邮件，告诉了我她的发现。

韦德是1987年7月寄去的创作方案，其中包含了书的第一章。他在创作方案中提到，书稿已经完成，可以提交了。8月，也就是一个月后，出版社寄给了他一份合同。合同中有一条规定是韦德可以从11月开始与一位编辑合作修改文稿。但是到了11月，教授要求宽限几个星期，说他想在假期的时候再把稿子打磨一遍。出版社同意了他的要求，但之后悲剧就发生了。出版社从未收到过完整的书稿。

邮件的附件里有一份创作方案的副本，是原打字机稿的扫描文件，有将近50页。我立刻去打印，看着纸页一张张被打印机吐出来，落在托盘上。我翻了一下，然后将它们用回形针别起来放在桌上，打算稍后再看。

***

那天晚上，我尽力想画出一张现状总结表，列出目前的调查发现，以及我得出任何最终结论的把握有几分。

半小时以后，我看着自己画的表格，认定自己已经迷失在一座迷宫里了。我一开始想要寻找的是弗林的书稿，现在不仅没有找到，而且被淹没在一堆无法拼凑出一个完整图像的人物和事件信息里。我感觉自己好像置身于一间放满废品的阁楼中，在黑暗中摸索，不能理解此前20年间堆积的这些物品意义何在，也不知道放东西的人都是谁，他们又有什么意义可言。

我发现的很多细节都是互相矛盾的，如同一场信息汇成的无形雪崩，就好像人物和事件都固执地不愿向我透露真相。更有甚者，在我开始调查的时候，理查德·弗林是核心人物，但随着调查推进，他就逐渐淡出了我的视野，退居后台了，韦德这一家长式的形象从而来到前台，如同他在整个学术生涯中一样是个明星，把弗林逼到一个阴暗角落里，几乎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配角。

我努力把弗林书稿里的劳拉·贝恩斯和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遇到的女人联系起来，但就是做不到。她们就好像是两个不同的影像，一个来自真实，一个出于想象，绝无可能强拉在一起。

我也努力对比着两个理查德·弗林：一个是我从书稿里知道的弗林——普林斯顿的年轻学生，生气勃勃，梦想着成为一名作家，并且已经发表了几篇处女作；另一个是离群索居的男人，和达娜·奥尔森住在一间经济型公寓里，过着无聊的生活，成了一个被夺去梦想的愤世嫉俗者。我绞尽脑汁，琢磨着为什么这个来日无多的人，会花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写一本书，却又带着它一起进了坟墓。

我尽力想象韦德，这个被一些人看作天才、却被另一些人看作骗子的人，把自己豢养的鬼怪锁在那栋巨大、冰冷的别墅里，其中萦绕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罪孽。韦德死后留下的谜是一部失踪的书稿，而命运是如此吊诡，20年后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理查德·弗林身上。我本要寻找一部失踪的书稿，毫无头绪，但是最后却撞见另一部失落之书的蛛丝马迹。

所有被我的调查从过去带到现在的人物，我都努力把他们想成行事有前因后果的人，可是他们只是没有确定轮廓的幻影，在这个找不到开始、结局，找不到意义的故事里影影绰绰。我面前是一堆拼图碎片，可是没有哪两块可以拼在一起。

意味深长的是，我越是深挖过去，被大量互相矛盾的信息牵着走，就越觉得现在是如此重要。就好像我进入一口深井，逐渐远离头顶的一圈亮光。那些光亮太重要了，它提醒着我要回到地面上去，因为那是我来的地方，我迟早要回去。

我几乎每天都给萨姆打电话，她的病已经在好转了。在我开始调查工作之前，在她还没有因为生病和我分离的那会儿，我以为自己不会如此想念她，但是我错了。那些困扰着我的阴云蒙蔽我越深，我就越感觉我们之间的感情是如此真切。它获得了一种先前没有的确切感，抑或之前就有，而我一直不愿接受。

所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犹如晴天霹雳。

我正要出门去见罗伊·弗里曼（他是之前调查韦德一案的警探，已经退休了），电话就响了。是萨姆，她二话不说，直接告诉我她想分手。她还挑明说，“分手”这个词可能并不恰当，因为她从不认为我们有过“严肃的”恋情，仅仅是没有牵绊的朋友关系罢了。

她告诉我，她希望结婚生子，她认识的一个人已经追求她一段时间了。她说，他看上去似乎是适合她的终身伴侣。

她说这一切时的语调，就好像是一个电影选角总监在通知一个落选的试镜者，另外一个演员比他更适合这个角色。

我怀疑她劈腿了，背着我搞上了那个人，但转念一想，发觉这是个蠢问题：萨姆是这样一种人，在把她所有的选项都探索完毕之前，她是不会做决定的。

她解释说，卧病在床这几天，她一直在思考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我明白，她和那个人的恋情很可能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

“是你自己说的，你想要一段轻松的感情，没有牵绊，”我说，“我尊重了你的愿望，但是那不代表我不想要更多的东西。”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才告诉我？是什么事让你不曾开口？”

“可能我是正准备告诉你。”

“约翰，我们都太了解彼此了。你无非和别的男人一样——只有在将要失去一个女人的那一刻，才会意识到她对你有多么重要。你知道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担心有一天你会遇见一个年轻女孩，然后和她私奔？你从来不带我去见你的朋友，也不把我介绍给你的父母，就好像要把我们的恋情当作一个秘密来保守，你知道这有多伤我的心吗？我觉得，我只是一个过了气的女人，你只是偶尔想来和我做做爱。”

“我的家人都在佛罗里达，萨姆。至于我这边的朋友，我觉得你可能不会喜欢他们——‘邮报’的一些人，还有两三个我在大学认识的伙计，如今都发了福，几杯酒下肚就开始讲他们搞外遇的事。”

“我说的是原则问题。”

“但我说的都是真实情况。”

“我想，现在开始一场互相埋怨的游戏毫无意义。回忆起所有让你感到挫败的事，然后互投烂泥，这是最糟糕的分手。”

“我没有埋怨你任何事，真的。”

“好吧，抱歉。我只是——”

我听见她在咳嗽。

“你还好吗？”

“医生说再过两三周我就不咳了。我得挂电话了，也许我们可以继续联络吧。你要照顾好自己。”

我本想问问她，难道此刻真的不想和我见上一面，当面谈谈？但是我没有发问的机会。她挂了电话，而我盯着手机看了好一会儿，就好像不明白它为什么会在我手里一样，然后也挂掉了电话。

我走路去见罗伊·弗里曼。突然我开始希望这整个调查越快结束越好。

我知道如果之前我没有让自己陷得太深，没有去扮侦探，可能就会足够细心，看得到我与萨姆之间的恋情风暴将至的前兆。即使我说不出为什么，但她的分手决定着实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是我迷信，但我有种感觉，理查德·弗林的故事掩藏着某种魔咒，就像木乃伊墓穴里的诅咒之类。我决意要给彼得打电话，说我要退出，因为在我看来，那天夜里约瑟夫·韦德教授、劳拉·贝恩斯和理查德·弗林之间最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是永远也无从知晓了，这一点显而易见。

[1] “Signor”和“Signora”：意大利语的“先生”和“太太”。——译者注

[2] 无围墙学校：纽约的一所中学。——译者注

[3] 有人相信如果毒蛇咬到自己的舌头，便会毒死自己。——译者注

[4] 文字处理机：一种电子设备，与打字机类似，可以编写、打印文件，此外还有存储、拼写检查等功能。——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