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托西惩戒中心是一个红砖砌成的巨物，被带刺的铁丝网和电网围绕着。它坐落在大草原的中央，远看就像一头困在陷阱里的巨兽。这是一座最高保安级别的监狱，里面有800名犯人，由100名警卫和后勤人员管理着。访客的停车场周围有几棵瘦弱的树，是这片伤心景色中唯一的一抹色彩了。

马特停下车，我们一同走向西面的员工通道。我们穿过一个由血红色石片铺成的院子，然后进入一条通向建筑物深处的走廊。马特向我们路上经过的每一个穿制服的人敬礼，都是些面色冷硬的粗汉，见识过太多的严酷。

我们经过了一个安检口，存好所有的个人物品以后，我俩来到一个房间——没有窗户，地上铺着油布，所有的桌椅都固定在地板上。

一个叫盖瑞·莫特的警官操着浓重的南方口音，给我们讲了一些寻常的规程：“见面不能超过一个小时。如果你们想早点儿走当然没问题，跟陪着犯人的警官说一声就行了。身体接触在整个会面过程中都是不允许的。任何东西，不管是你们想给犯人的，还是犯人想给你们的，都必须先经过检查。会面当中，你们都会在录像监视下，你们拿到的任何信息，必要时都可以被纳入法律程序里面。”

这一套程序我早就熟悉了，但还是听完了他的长篇大论。然后他就离开了，马特和我坐下。

“所以这就是你工作的地方。”我说。

“不是世界上最开心的地方，”他冷冷地说，“而且多亏了你，我的一天假期就这样付诸东流了。”

“中午出去之后我请你吃顿大餐。”

“你或许应该请我喝几杯。”

“那你还是自己喝吧。”

“你可以朝那边打个手势，”他说，并且用下巴指了指房间一角一直盯着我们的监视器，“朱莉娅正在监控室值班。”

他站起来。“我得出去走走，有些东西要买。一个小时之后我回来带你出去。表现得好一点儿，别闹出什么乱子。”

走之前，他朝监控器挥挥手。我想象着他老婆坐在椅子上，望着一墙监控画面的样子。她是一个强壮的女人，几乎和马特一样高，在南北卡罗来纳州的某个地方长大。

我等待了几分钟，然后门吱呀一声开了。弗兰克·斯波尔走了进来，身边一左一右是两个带枪的警官。他穿着一件灰色的连体衣，左胸前有一个白色的名牌，上面写着他的名字。他的手被铐在背后，脚上也戴着脚镣，使他迈不开步子，并且一动就哗哗作响。

他个子不高，骨瘦如柴，如果在大街上见到他，你不会再多看他一眼。但是很多因为血腥谋杀而锒铛入狱的人，其实都是他这副德行——几乎没有特别之处，就像一个机械师或者大巴司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只有进过监狱的人才有文身，你一眼就能看出来谁是罪犯，但是现在每个人都在他们的皮肤上乱文乱画。

斯波尔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咧嘴笑了一下，露出和炒蛋一样黄的牙。他的髭须是黄沙一样的颜色，从嘴的两边延伸下来和络腮胡子连在一起。他的头几乎全秃了，脑壳上仅剩的一些头发茬儿，也让汗给糊住了。一位警官说:“你可要当个好孩子啊，好吗，弗兰克？”

“要不我就要和假释说拜拜了是吧？”斯波尔头也没有转一下地回答说。“你觉得我能干吗？”他继续反问道，“掏出我的老二，捅开手铐吗？”

“说话注意点儿，小公主。”那位警官回嘴说，然后他转向我:“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就在门口。如果他开始耍花招，我们立刻就会赶到。”

两人说完便出去了，留下我和犯人待在一起。

“嘿，”我说，“我叫罗伊·弗里曼。谢谢你同意和我谈话。”

“你是警察？”

“之前是警察，已经退休了。”

“我就打赌你是个警察。1997年在印第安纳，我遇见过一个怪人波比，他有一只叫‘酷儿’的狗，它能闻出条子来，即使对方没有穿制服，知道吗？真是一只很屌的杂种狗。现在都想不通它是怎么做到的，它一闻到条子的味道就开始叫。”

“真是条好狗。”我点头称是。

“可不……听说你对新泽西的旧事感兴趣。”

“我是当时参与韦德一案的警探之一，韦德就是那位被打死的教授。”

“是的，我记得他的名字……有烟吗？”

我已经15年不吸烟了，但是我听取了马特的建议，带了一条骆驼香烟来。我知道在监狱里，烟是用来交易的主流货币，仅次于毒品和安眠药。我把手伸进包里，抽出那条烟，让他看到，然后又塞了回去。

“我走以后你就能拿到，”我说，“他们要先检查一下。”

“多谢。我在外面没有人，我20多年没见过的我亲人了，甚至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活着。再过三个月我就上路了，说我不害怕，那肯定是假的。所以，你想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是吧？”

“弗兰克，你说你杀了约瑟夫·韦德，这是真的吗？”

“是的，警官，是我杀的。坦白说，我不想这么干，我不是一个杀手，至少那个时候不是。我只想教训教训他，知道吧？把他送进医院就够了，不用去太平间。那家伙手还挺狠的，所以我想回敬过去，但是不巧下手重了，杀了人。不过，我在精神病院见过两年世面以后，应该不会有什么东西能再让我失态了。”

“把事情完整讲讲怎么样？我们有一个小时可以聊。”

“门外的老兄可能正替我缝裹尸布呢。”他说，强颜欢笑，“那就说说呗。要跟你说的，我也已经和另一个老兄讲过了，他说他在写一本书。”

***

弗兰克·斯波尔15岁的时候从高中辍学，开始和一群开游戏厅的人混，他是给他们跑腿的。他爸爸在一家加油站工作，妈妈是个家庭主妇，还有一个小他5岁的妹妹。两年之后，他的家人搬到新泽西去了，弗兰克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20岁的时候，他已经把自己看作一个行走江湖的骗子了，做着各种偷鸡摸狗的勾当：偷点儿东西在布鲁克林的黑市上出售，还卖一些走私香烟和假冒伪劣的电子产品。有时候他替放高利贷的要要账，或者去帮几个妓女拉拉客。

在黑帮里面像他这样的小伙计总有不少，从贫民区的背街小巷到带游泳池的百万豪宅，由一组复杂的链条联系着，而他就是这片网络中的一条小鱼。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始终做着同一种活计：20块钱的欠条一张接一张地追讨，越来越老，越来越无足轻重。他们中的一些则能拾级而上，最后穿上名贵西装，带上金表；还有一些会犯下重罪，在监狱里面烂掉，被众人遗忘。

1985年的秋天，斯波尔卖给普林斯顿的一些人两箱烟，他们用一些法国香水跟他交换。他不久就发现，这批香水中有一半是假的，所以就想讨回自己的钱。他找到了其中一个人，揍了他一顿，拿走了他口袋里所有的钱。但是一个巡警恰巧经过，把斯波尔当作抢劫犯逮捕了。他只字未提香烟的事，因为那样他的麻烦就更大了。

法庭给斯波尔安排了一个名叫特里·丹恩的公设辩护律师。事有凑巧，斯波尔打的这个人并没有犯罪前科，他是一个38岁的小店店主，已婚，有三个孩子。斯波尔呢，辍学青年，并且收到过好几次违法警告。丹恩试图和受害人谋求私了，但是没有结果。

斯波尔面临两种选择：要么作为一个健全的成年人受审，这样的话他将面临5至8年的监禁；要么由一个医学专家鉴定他在作案时暂时性突发精神病。弗兰克的律师建议他选第二个。丹恩暗示说，他认识一个业界专家，不出几个月，弗兰克就能走出精神病院重获自由。特伦顿精神病医院虽然不是世界上最宜人的地方，但还是比海湾国家监狱要好一些。

约瑟夫·韦德和另两位专家为斯波尔做了检查，确诊他患有躁郁症，建议将他收治于一家精神病医院。所以几天之后，他被送到特伦顿，并被告知过几个月他将康复出院。

“为什么你没有被放出来？”我问。

“你进过疯人院吗？”

“没有。”

“永远也别去，太可怕了，老兄。我进去不久，他们给我喝了杯茶，我两天后醒过来时，连自己的名字都他妈不记得了。那里的人像畜生一样嚎叫，或者突然莫名其妙地把你扑倒，揍你一顿。一个人在护士试图给他喂食的时候，把她的耳朵咬了下来。都是我亲眼看见的，天啊……我听说在六十年代，他们还曾经把病人的牙都拔下来，声称是为了防止感染。感染个屁啊……”

他讲了他的故事。他经常挨打，看守和病人都会对他拳脚相加。他说，看守们的心眼儿都坏透了，如果你有钱，你可以让他们做任何事情；如果你没有，就把你往死里打。

“人们都以为，人在最困难的时候心里面最想的是女人，”他说，“告诉你，根本不是的！当然，你会很想找个姑娘爽快一下，但是相信我，最重要的东西是钱。如果你没有钱，那你基本上就死定了——没人会在乎你，只有在揍你之前会看你几眼。我一毛钱都没有，天啊。在监狱里面，即使家人不给你送东西，你也可以干活，挣两个钱。但是在疯人院里面，如果没有人给你送点儿金银细软，你就只能整天盯着墙。没有一个人给我送一毛钱。”

斯波尔说，他入院三个星期后，被转入了一间特殊病房，其中有十几个病人，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全是暴力罪犯。他后来发现，他和这些人都被用来进行一项药物试验，这个项目是由一个叫约瑟夫·韦德的教授主管的。

“我和我的律师见过几次面，但是每次他都只是让我再忍忍。最后，他直接告诉我，一年之内他会向法官申请放我出去，或者至少把我转到一家管理不是那么严的医院。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难以置信：两个人骗走了我的东西，我把其中的一个人打了，拿走了他钱夹里的80块钱，根本补偿不了我被偷走的香烟，然后我就被关起来了，至少得在疯人院里待一年。”

“你有没有机会见到韦德教授？”

“当然有，有时候他会到我们的病房里来，问我们各种问题，让我们认颜色，填问卷，做各种事情。我们只是荷兰猪，知道吗，老兄，懂吗？我和他直说了：‘丹恩那个烂人跟我说他认识你，所以我才同意去疯人院，想避免更重的判决。但是我的头脑其实和你一样清醒。你想搞什么？’那家伙只是用他死鱼一样的眼睛看着我——我甚至现在都完全记得他的样子，然后你知道他说了什么吗？他说他听不懂我在说什么，说我被关到这里是因为精神问题，所以在这里接受治疗是为了我好，我得在这里待到他认为合适的期限。狗屁！”

接着，斯波尔说他开始做非常恐怖的噩梦，甚至分不清他是醒着还是在睡梦中。他吃的药对他的伤害多于好处。病房里多数的病人有严重的头痛，而且随着治疗的进展，到最后很多人困于幻觉之中，大多数时间都被捆在床上。大部分人吃什么都吐，并且染上了皮疹。

一年之后，另一个叫肯尼斯·鲍德温的律师来找他，说他从丹恩那里接手了这个案子，丹恩已经离开新泽西了。斯波尔告诉鲍德温他如何身陷疯人院，而最开始的协议又是如何如何。他不知道这个新来的律师是否相信他，但即使这样，鲍德温还是向法官申请重新审查这个案子。斯波尔发现自己面对的是另一个专家团，为首的还是韦德。释放他的要求被拒绝了，将他转院至马尔波罗精神病医院（那里的管理不至于这么严酷）的提议也被拒绝了。斯波尔被送回了特伦顿。

“大约是我被放出去的六个月前，”他接着说，“我们被移到了其他的病房，那个实验病房关掉了。他们更换了对我的疗法，我开始感觉好一些了。没有噩梦或者头痛了，但是我有时候仍然会一觉醒来忘记自己是谁。我的神经反应就像蜗牛爬一样慢，但是我努力掩盖这一点，把正常的一面给人看，显示我自己没有疯。他们怎么能这样对我！啊？是的，我不是个好小伙，但是我没有杀死任何人，而且如果那个人没有骗我钱，我也不会揍他。现在他们把我当成个畜生，没有人真正鸟我。”

当他的案子又一次被复审时，斯波尔发现韦德不在专家席里面了。他“释放并接受法律监督”的要求得到了通过。几周之后，他离开了医院。

那是1987年10月。当他走出医院的时候，甚至不知道该住在哪儿。他被拘之前租住的是一间破屋子，房东把他所有的东西都卖了用来抵房租。他的同道都不想认他，因为怕和他一起会招致警察的注意。只有一个人，一个他入院前就认识的华裔美国人可怜他，供了他几天食宿。

几周之后，他在普林斯顿车站附近的一个酒吧里找到了一个洗碗工的活儿。酒吧老板是一个善良的人，允许他睡在储藏室里。他立即开始追踪同样住在西温莎的韦德。他已经决定搬到别处，开始新的生活，但是在这之前他要找教授复仇。他肯定，韦德、丹恩，或者还有别的同伙，一起策划了一个阴谋，为某种秘密实验提供对象，而他就掉入了他们的陷阱。他要他们付出代价，但是因为丹恩已经不知去向，账就要由韦德来付。

他找到了韦德的住址，发现他是一个人住在一所与世隔绝的别墅里。开始他只是打算在夜色的掩护下到街上揍他一顿，但是自从他找到了教授的住所，他就觉得那里是展开攻击的最好地方。他没想杀了教授，只想结结实实痛打他一顿，斯波尔又强调了一遍。所以他从几个小孩那里拿了一根棒球棒，缠上旧毛巾，以便能打得轻一点儿。他把球棒藏在了教授家附近的那个湖边。

他说当时他已经和一个吧台招待交了朋友，那是一个从密苏里州来的男人，叫克里斯·斯莱德。斯莱德打算离开新泽西，他在圣路易斯的一个宿营公园[1] 里找到了工作，并且建议斯波尔和他一起去。他想在冬季假期结束后就走，所以这让事情的进程被迫加快了。

一连几个夜晚，斯波尔都在韦德的别墅盯梢。酒吧10点钟打烊，所以10点半他就跑到韦德家的花园里躲着，监视整栋房子。他注意到有两个人经常来——首先是一个年轻的男孩，看起来像是学生；然后就是一个人高马大、络腮胡子的男人，可能是个修理工什么的。但是他们都不会过夜。

“12月21日，我从酒吧辞了职，告诉老板我要去西海岸。他把工钱给我结了，还给了我两包烟。我不想在这一带被人看见，所以去了阿森平克溪，在一间小木屋里等到了天黑，然后前往教授的别墅。我想我到那里时大概是晚上9点，但是教授不是一个人待着，他和那个年轻人一起在客厅里喝酒。”

我问斯波尔还记不记得那个年轻人的长相，他说他描述不上来，只记得他和其他所有靠爸妈养活的年轻人长得一样，都是一副被惯坏的样子。大概案发前三天，当斯波尔在韦德家附近盯梢的时候，那个年轻人几乎透过窗户看见他了：他径直看着斯波尔，他没来得及躲藏。不过幸运的是，雪下得很大，他可能以为自己看错了。

“我敢肯定他就是那个叫理查德·弗林的人，”我说，“你确定没有一个年轻女人和他们在一起？”

“确定，只有他们两个。我说了，我到那里时大概是晚上9点，那个年轻人到11点左右才离开，然后教授就一个人在家了。我又等了大概10分钟，以确认那个年轻人已经走了。我本想去按门铃，然后等韦德开门的时候照他脸上来一拳，但是他自己让事情更好办了——他把窗户打开了，看了看后院，然后上楼去了。所以我偷偷溜进屋子，躲在过道里。”

韦德回到客厅，关上了窗户，然后坐在沙发上读些东西。斯波尔偷偷绕到他背后，用球棒打了他的头。可能这一下打得不是很重，因为教授尚能站起来和他对峙。斯波尔绕过沙发，开始疯狂地击打他，打了10下到12下，韦德就倒在地板上了。他正要找现金，突然听见有人开门的声音，于是他拉开了玻璃门，绕到屋后，逃进了风雪中。

他把球棒扔进了半冰封的湖水里，然后回到阿森平克溪的木屋里躲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在普林斯顿车站遇见了斯莱德，两人就出发去密苏里了。后来他听说教授被打死了。

“可能我打得太重了，”他总结道，“所以我最后成了杀人犯。知道吗，从那以后，每当我做什么坏事的时候，都好像是从一个梦中醒来一样，我不相信我是做坏事的那个人。我一直认为，我是因为吃了那些烂人给的药，才会像这样失去理智的。我不是说这么讲就不用担罪了，不过无论如何，说这些都没有用了。”

“你当时还是处在警方监控之下的，”我说，“你要离开新泽西的时候，有没有人开始警觉了呢？他们没有来找你吗？”

“我不知道啊，老兄，我就是走了而已。那之后也没有人问我任何问题，而且我也没再有过什么法律上的麻烦，直到2005年因为超速行驶，他们把我从高速公路上拦下来。我告诉我的律师，几年前我是特伦顿的病人，所以他要求法庭为我做了个精神方面的检测。法庭委托的专家认为我精神正常，所以就把我送了审，定了罪。你知道这事的讽刺之处了吧？我在精神正常的时候——我说过我一开始精神是正常的——被送到了疯人院去；但是当我确信自己脑子不太对的时候，他们却拒绝把我送进疯人院，而是决定直接给我打一针，弄死我。”

“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可能不是每一个细节都记得很清楚，所以让我再问你一遍：你是否确定，教授那晚和一个20岁左右的白人男性在一起，没有别人了？可能你看得不是很清楚——外面下着大雪，你藏在后院里，可能你的视线不是很好——”

“我真没看见别人，老兄。你说你是当初被派去调查这件案子的……”

“是的。”

“那你可能还记得那个地方的样子。客厅有两扇大窗、一扇通往后院和湖的玻璃门。当屋里开着灯、窗帘没有拉上的时候，屋里的东西你能看得一清二楚。教授和那个年轻人在桌边吃东西，聊天。接着年轻人走了，剩下教授一个。”

“他们吵架了吗？”

“我不清楚。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

“你说那个年轻人走的时候是晚上11点？”

“大概是11点，我不确定。也可能是11点半，但是不会比那再晚了。”

“接着10分钟以后，你袭击了韦德。”

“就像我说的那样，我先潜进屋子，躲起来，然后他回到客厅，我就开始抡他。打了可能不止10分钟，有20分钟，不会再久了。打他第一棒的时候我的手还是冻僵的，所以我又补上了几棒，说明我在室内藏得不太久。”

我看着他，心想当年推测谋杀可能是教授之前的病人前来复仇时，怎么会完全忽略了他？

教授做过证的案子有一大串，这没错，而且当年那个检察官愚笨、没有章法，他让我们去调查每一条线索，第二天就改了主意，不再让我们去探寻那些可能是正确的线索。所以可能是我没有得到机会把每件事的细节都摸清楚。记者不断骚扰我们，在报纸上刊登各种荒诞不经的报道。而我自己开的车里面一直藏着酒，担心自己会因为喝得太醉被警局开除。当我回顾那段日子时，我怀疑自己对找到杀害韦德的真凶一事并没有多大兴趣——那个时候我只顾着自己可怜自己了，不断为自己的无能找借口。

“那么你一点儿都不知道在你打了教授之后，进屋的那个人是谁？”

“不知道，我立马就跑了。我没想到会有任何人在那个时候到他家去，所以我用最快的速度逃跑了，头也没有回。我以为我只是胖揍了他一顿。周围有不少吸毒的，所以警察可能会把这当作一次入室盗窃。我想，有人被打了一顿不会是件大事，而且那时候我已经走远了。但是他死了，这样一切就都不一样了，是吧？”

“你是不是不知道门外可能有不止一个人？”

他摇了摇头。“抱歉，知道的我都告诉你了。”

“韦德并没有当场死亡，而是两个小时以后才死的。”我说，“如果有人确实在午夜的时候去了他家，那么那人应该叫救护车才对。但是救护车并没有来。也可能你觉得自己听见有人进来，但其实只是强风吹动了门锁而已。”

“不，”他决然地说，“有人打开了门，走进了屋子。”

“那么那个人就让韦德躺在地板上等死？”

他蹙着眉，盯着我看了很长一会儿，像一只困惑的猴子。

“那我就不知道了……所以说，他没有被当场打死？”

“没有。这个身份不明的人本可以叫来救护车救他一命。可是直到第二天早上，那个修理工才拨了急救电话，那时已经太晚了，韦德已经死去几个小时了。”

“所以你想知道是谁去了他家？”

“是的。在你攻击他的时候，他有没有说什么？有没有呼救，问你是谁，或者说了别的什么？他有没有叫唤什么人的名字？”

“没有，他没有呼救。可能他低吼了什么话，我记不得了。开始他想防御，但是倒下以后他只是努力护住自己的头。不过他没有喊，我确定。反正喊了周围也没有人会听见。”

那两个带枪的警官走进来，其中一个示意我时间到了。我正要对斯波尔说“再见”，就马上意识到那将是句笨拙的玩笑：再过8个星期这家伙就要死了。我再一次感谢他同意和我见面。我们站起来，他动了一下，好像要握手似的，但是接着就转过身去，夹在两位警官中间，拖着脚镣磕磕绊绊地走了。

***

我又是一个人待在屋子里了。我把烟从包里取出来，拿在手里，怕出门时忘了交给警官。

那天午夜时到教授家去的人，看到他瘫在地上却没有叫救护车，这个人是谁？他没有按门铃，没有敲门，而是用钥匙开门进屋——如果斯波尔没有记错的话。过了这么多年，人的记忆确实会出岔子。但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斯波尔和我说的，与德雷克·西蒙斯当时的证言不相吻合。约翰·凯勒几个月之前又重新确证了一遍，但西蒙斯的证言还是没有改变。

在约翰·凯勒的调查最后，他总结了所有收集到的信息，还拿给了我一份。他怀疑在谋杀发生的时候，劳拉·贝恩斯就在现场，并且偷走了教授刚刚写好、要交给出版社的书稿。凯勒猜测劳拉和理查德是同谋，因为劳拉在体力上不具备独自杀死韦德的能力。他相信理查德最有可能是挥棒的那个，但是劳拉·贝恩斯是谋杀案道德上的主犯，整桩案子的主谋，并且是唯一一个从中获益的人。

但是如果斯波尔说的是事实，那么劳拉·贝恩斯就不需要弗林做谋杀的帮凶。她恰好在袭击之后到了那里，看到教授躺在地板上，她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偷走书稿，关上斯波尔从中逃跑的那扇玻璃门，并在走之前关上了大门。德雷克·西蒙斯说过，早上他来到教授的别墅时，发现所有的窗户和门都是关着的。

接着我想起了另一个在医学检查报告中提到的重要细节。验尸官一直困惑于一件事情：韦德遭受的所有击打中，只有一击是致命的。那很可能是最后一击，打在左边太阳穴上，当时受害人也许已经倒在地板上，深陷于昏迷中。斯波尔说他用毛巾包住了球棒，一根用毛巾包起来的球棒不应该是杀伤力很大的武器。但是如果杀死韦德的那最后一击，是出自另一个人之手呢？

***

过了几分钟，马特回来了，我们按原路走出监狱。在大门口，我把香烟留给了弗兰克·斯波尔，然后向停车场走去。天空已经放晴，伸向远方，笼罩着整个草原，找不到一片云彩。一只鹰远远地在天上盘旋，不时发出尖利的长啸。

“你还好吗，兄弟？”马特问，“你脸色像死人一样煞白。”

“我没事，可能是不习惯那里的气氛吧。你知道附近有什么好一点儿的饭店吗？”

“有个叫‘比尔厨房’的地方，在I-55公路上，离这里大概5公里远。想去吗？”

“说好了我要请你吃午饭吧？我的航班还有4个小时才起飞。”

我们驱车前往他说的地方，一路无话，我继续咀嚼着斯波尔的故事。

他的供词和德雷克·西蒙斯的证词不相符，这很奇怪。西蒙斯说当时他也藏在后院里，如果这是真的，那他和斯波尔不可能没有看见对方。后院很大，但是想躲起来不被屋里人看见，同时又能透过窗户看到客厅里面的情况，那只能待在左边的一片地域，和湖相对。当时那里有几棵用作装饰的矮松树，不到三米高，还有一株玉兰花。

“你在琢磨那个人的话，对吧？”我们在饭馆对面停车时，马特问。

我点了点头。

“你甚至无法确定这整个故事是不是他编出来的。那种人渣能为了几根香烟扯出一个弥天大谎。也许他虚构出来这一套谎话只是想得到一点儿注意，或者希望如果法庭重审韦德案，他的死刑就能被推迟一段时间。谋杀发生在另一个州，所以他可能希望被送到新泽西去，在那里受审，这就意味着法庭要再审好几年，更多的税款被白白丢到河里漂走。他的律师已经试过类似手段，但是没有什么成果。这也是件好事，如果要我说。”

“但是如果他没有说谎呢？”

我们下了车。马特摘下他的棒球帽，捋了捋他的白发，又把帽子戴上。

“要知道，我一直在想那个加利福尼亚来的、写那本关于谋杀案的书的作家。我一辈子都生活在罪犯中间。起先我是送他们进监狱，后来是努力让他们待在那儿，直到法官或陪审团确定的期限为止。我很了解他们，关于他们的事情也乏善可陈:有的人生来就注定是罪犯，就像有人生来就有打篮球或者画画的天分一样。当然，他们都有各自的悲惨故事可说，但是我才管不了那么多呢。”

我们走进饭店，点了午餐。席间我们聊了各种事情，但就是没有提斯波尔。饭后，他问我:“话说回来，是什么让你卷入这些事里的？你就没有更有意思的事可做吗？”

我决定对他实话实说。不应该对马特这样的人撒谎，我确信他应该不会用那种我忍受不了的悲悯表情看我。

“大约6个月之前，我去看了医生。”我说，“我的记性开始不济了，尤其记不住街道的名字，从前我的记忆力一直不错的。我开始努力锻炼:哪个演员是在哪个电影里的，谁唱了哪首歌，哪场球赛的比分是多少，以及类似的事情。我发现我也记不清人名了，所以去看了医生。他测试了我一番，问了各种问题，两周之后他告诉了我一个重大消息。”

“别告诉我是——”

“好的，我不会告诉你的。”

他白了我一眼，所以我继续往下说。

“是的，阿尔茨海默病[2] 。只是早期症状，我还没有忘记怎么上厕所，或者昨晚吃了什么。医生建议我保持大脑活跃，多做练习，还给了我一些有帮助的书和录像。但是我想起了那个对韦德案感兴趣的记者，之前我去警局的档案室帮他找过一些材料。他把他的调查发现都告诉我了，所以我心想，拿这种事锻炼一下大脑，这主意还是不错的，比记住那些无关痛痒的球赛比分更有意思，也更有意义。我觉得当年是我办砸了这桩案子，因为那时我是个烦人的酒鬼。所以，那之后我就联系你，到这儿来了。”

“查案子这份工作，我也不知道是好是坏，会不会惊扰死者，我说话不中听你可别在意。我没想到你是因为这个病来找我的，真的很遗憾——”

“这对我来讲很重要，那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怎么就让凶手溜走了呢？可能再过一两年，顶多三年，我就不知道韦德是谁了，甚至连自己当过警察的事也记不得了。我想尽力把我留下的烂摊子收拾干净，各种因我而起的糗事儿，我至今还在为其中的大多数付出代价。”

“我觉得你可能对自己太严苛了，”他说着，让服务员又上了一杯咖啡，“我们都有坦途和低谷。我不记得你有什么玩忽职守的时候。我们都敬重你，罗伊，而且认为你是个好人。没错，我们都知道你喜欢喝点儿酒，但是我们周围发生着那么多事情，总要给自己一些保护，不是吗？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从现在开始照顾好你自己。”

他停了一会儿，接着问：“他给你提供了什么治疗方法吗？我是说医生。有没有给你吃什么药？”

“吃了一些药。医生说的我都照做了，但是我也不抱太大希望。我一直在网上读阿尔茨海默病的资料，所以我知道这病没得治，只是时间问题。等到我不能自理了，我就找一家养老院。”

“你真的不想在这儿多待一晚上？我们可以多聊一会儿。”

“现在再改签机票就得赔钱了，但是我可能过一段时间会再回来。我也没什么别的事情做。”

“任何时候来都欢迎，这还用我说吗？但是别再去监狱了。”

“一定。”

***

他开车送我到机场。我有种奇怪的感觉，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了。不过我们一路上都在聊天，他走回航站楼入口时我目送着他，看他穿过人群，好像一艘在一群小船之间破浪而去的巡洋舰，直到消失在海的那一边。

三小时之后飞机降落在纽瓦克[3] ，我叫了辆出租车回家。路上，司机放着一张克里登斯清水复兴合唱团[4] 的旧唱片，我听着，努力回想着初识戴安娜的日子：我们是如何在一次野餐上相遇；我又是如何弄丢了她的电话号码，然后又在和朋友从电影院出来的时候偶然与她再次相逢；我们如何在新泽西海岸边的一家汽车旅馆里第一次做爱。奇怪的是，那些记忆似乎比刚刚在波托西的经历更加鲜活。

我很早就注意到了，当你沉溺于某件事情时，你大脑的某一部分会反复地咀嚼着它，即使你表面上在想别的事。当我付好车钱，开门进屋的时候，我认定斯波尔所供认的他杀韦德的事是真的——必须是真的，他已经穷途末路，没有什么可保留了，而且出于某种原因，30年前问讯时德雷克对我说了假话。现在，我要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

[1] 宿营公园：指停放房车、活动房屋的大片空地，通常位于郊区、乡村，其中居住者多为生活贫困、以车为家的人。——编者注

[2] 阿尔茨海默病：即老年痴呆症。——译者注

[3] 纽瓦克：纽约的一个卫星城市。——译者注

[4] 克里登斯清水复兴合唱团（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支极受欢迎的摇滚乐队。——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