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联系了西蒙斯，并且在两天后拜访了他。我是在约翰·凯勒给我的材料里面找到他的住址的。西蒙斯住在普林斯顿警察局附近，我下午3点左右到了那里，正逢几片乌云倾泻下来的雨打在他们的窝棚顶上。

见面之前我努力回想了一下他的长相，但是并没有想起来。我查案的时候他有四十出头，所以我预料这个人如今已经垂垂老矣了。我想错了——如果你忽略他脸上深深的皱纹和白发，他的面目其实年轻得多。

我自我介绍了之后，他说他还依稀还记得我——一个长得更像牧师的警察。我向他询问了利昂诺拉·菲利斯——我在凯勒的笔记里读到的那位女士，她去哪里了？西蒙斯说她去了路易斯安那，照顾她刚做了手术的母亲。

我来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他给我端来一杯有肉桂味的咖啡。这是他和利昂诺拉学的手艺，他解释说，是路易斯安那法国移民的绝活。说着，他也给自己做了一杯，并且点上一根烟，拉过来一个已经塞满了烟头的烟灰缸。

“如果我在大街上遇见你，估计认不出来。”他说，“实话说，我想把整件事都忘掉，就像它没发生过。你知道吗，几个月前还有个记者来问我这件事？”

“是的，我也和他谈过。”

我把弗兰克·斯波尔的故事给他讲了一遍。和从前办案的时候一样，我有个记事本，专门用来整理我获得的所有信息，参照这个本子，我就能把斯波尔的事复述出来。他专注地听我讲，没有插一句话，不时抿一口咖啡，不过烟一根接一根没有间断。

我讲完之后他未予置评，只是问我还要不要咖啡了。烟灰缸里面塞了那么多烟蒂，几乎要洒到红木桌子上了。

“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要找你谈谈了吧？”我问。

“不明白，”他平静地说，“快30年了，没人问我任何问题，但现在好像每个人都兴趣大发。我不明白，懂吗？我一点儿也不想讲那时发生的事。教授是我唯一的朋友。”

“德雷克，你记得当时你的证词是怎么说的吗？而不久之前你和那个记者又是怎么讲的？”

“当然记得。”

“你说的和斯波尔告诉我的并不吻合。他声称在案发当晚藏在后院里。按你说的，晚上9点，同一时间，你也躲在那里。你们怎么就没看见对方呢？你说教授和劳拉·贝恩斯、理查德·弗林在一起，弗林和教授吵了起来，然后劳拉离开了，不过后来你看见她的车停在附近。但是斯波尔根本没提劳拉·贝恩斯的事。他说教授一直只和理查德·弗林在一起，而且没看到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分歧。”

两个版本的故事之间的龃龉，我都逐条写在笔记本上了。

“那又怎样？”他说，好像一点儿也不感兴趣的样子，“可能是那伙计记错了，也可能他在说谎。为什么你相信他而不相信我？你到底想要我怎样？”

“这又不难猜，”我回答说，“你们之中有一个人没有说实话，而且现在我觉得你更有这个可能。我感兴趣的就是你为什么没有说实话。”

他笑了笑，不过一点儿开心的意思也没有。

“可能我也没有说谎，我只是记不准那晚的事情了。我老了，一老就健忘，这不是很正常吗？”

“我指的不仅仅是几个月之前你跟凯勒讲的，还有20多年前凶案发生后不久，你跟警察讲的。”我说，“两次的供词实际上一模一样。而且你告诉凯勒，韦德和劳拉有染，还记得吗？”

“可能他们就是有事。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有？”

“那时，你是唯一一个声称劳拉·贝恩斯是教授情人的证人。而且因为弗林爱劳拉，这就给了警方一个理由去怀疑弗林：他可能正是出于嫉妒杀死了韦德。”

“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她和教授是情人。而且我仍然认为，那晚弗林只是装作离开，但是后来又回去杀死了教授，懂吗？至于她和教授的关系，可能是你当时没有问对人吧。”

“那晚你没有藏在屋子后面，是吧，德雷克？为什么你要陷害弗林？”

他突然被激怒了。

“我没想陷害任何人，老兄！发生的是什么，我就说什么：我确实在那儿，他们三个都在客厅里。”

“也就是说你在雪地里站了将近两个小时？那你穿的是什么？”

“我他妈怎么记得？忘记了。”

“为什么斯波尔没有看见你，你也没有看见他？”

“可能他说了谎，他当时不在那里；也可能他把时间记错了。我哪儿知道？”

“你为什么说劳拉·贝恩斯在那里？”

“因为我看见她了，而且她的车停在附近。我是不是还要和你重复一百遍，像一只鹦鹉一样，老兄！”

他突然站了起来。

“很抱歉，我答应了一个客户，今晚之前要修好他的车。车在车库里，我得走了。无意冒犯，但我不喜欢和你谈话，不喜欢你的口音。现在该开球了！谢谢您的配合。”

“你说什么？”

“纽约扬基队对巴尔的摩金莺队，那场球我去看了，解说员就说了这句话，当时那个接球手——瑟曼·李·曼森，已死于一场空难。另外，顺便说一句，以后除非来者拿着执法证，否则我是不会再和任何人说韦德的事情的。”

于是我告辞离开了。感觉近乎不可思议，就像一个玩侦探游戏的孩子，从一个“嫌疑人”家里被踢了出来。我曾经当过警察，但那些年月已经恍若隔世。现在，我只是一个四处犯糊涂的老头，手里没有盾牌，腰带上没有枪。我坐进车里，把笔记本丢进装手套的盒子里。

我开上山谷路的时候，雨刷已经应付不了倾盆大雨了。这整个故事该怎么进展下去呢？我自问。几乎可以肯定，德雷克说的不是真话，在案发之后他的证词也是假的，但是我对此毫无办法。马特告诉我，斯波尔的律师努力想让法庭重审他的案子，但并没有成功。而我只是一个无足轻重、年老昏聩的退休警察，在哪儿都不受欢迎。

***

后来的几天，我修了家里的房顶，粉刷了房间，同时琢磨着案子的事。

那周六我清理了后院，周日我过河到纽约拜访了一个老同事，吉姆·福斯特，他刚熬过了一次心脏病突发，几周前才出院。天气很好，我们去散了步，然后在拉法叶街的一家餐馆吃午餐。正在他跟我讲他的饮食要求是如何如何严格时，我问他记不记得约瑟夫·韦德的案子，他稍稍吃了一惊，说这名字他没什么印象了。

“他曾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1987年12月在自己的家中被杀害。密苏里州波托西监狱的一个死刑犯，声称自己杀了他。那家伙的名字叫弗兰克·斯波尔，当时只有22岁。那时我参与了这个案子。”

“我从来不喜欢‘弗兰克’这个名字，”他说，两眼盯着我盘子里的意大利香肠，“小时候我读《飘》，里面有一个人就叫弗兰克，他呼出来的气都是臭的。嗨，不知怎么，这个细节一直在我脑中挥之不去，一提到这个名字，我就能想起这个。对了，你为什么仍对那件事感兴趣？”

“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让你心里一直放不下的案子？即使过了很多年还是记得？”

“有很多，罗伊。”

“是啊，我知道，但韦德这个案子过了这么多年，我才意识到它仍然在困扰我。我是说，我感觉在表象下面还蛰伏着别的什么东西，某种重要的东西，正在等着我，明白吗？我说的不是《法律与秩序》[1] 电视剧里的那些破玩意儿，而是关于正义的，关于一种感觉：如果我最终失败了，就再也无法挽回了。”

他沉思了一阵子。

“我想我懂你的意思……九十年代我调到纽约市警察局后，在缉毒科工作过一阵子。那个时候，我们和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合作，和‘地狱厨房’的西部仔[2] 还有戈提的小弟们[3] 战斗。你根本没有时间觉得无聊。有一个爱尔兰老大的前妻，是一位叫麦拉的年轻女士，说只要我们为她提供保护，就告诉我们点儿内情。我安排她在西43街一家叫‘满月’的酒吧里与我们见面。我是和一个叫肯·芬利的同事一起去的，他一年之后在和一群尼加拉瓜匪徒的枪战中牺牲了。那个女人来后，我们点了酒，开始谈证人保护程序的事情，如果她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话，我们将会启动这个程序。然后她说她要去一趟厕所，那我就等着呗。我和同事等了10分钟，就觉得不对劲了。我找了一个女招待，让她去女厕所看看，但她已经不在那里了。最后我通知了经理，我们把全店都找遍了，一无所获。厕所没有窗户，想出去的话只能钻下水道，或者爬通风管——只有两岁小孩才爬得过去。我们真想不通这是怎么搞的：我们的桌子就在厕所门口，她要是溜走的话我们一定会看到的。而且店里当时基本是空的，那段时间没有别的人进出过厕所。”

“这叫什么事……你们后来查出来是怎么回事了吗？”

他摇了摇头。

“可能是我不愿意再想这件事。甚至直到现在，我一想起它来还是汗毛倒竖。她就好像消失在空气中了一样，就在我身边几米远的地方，而我完全不知所措。我们再也没有找到她，她始终生死未卜。多少年来，我都在绞尽脑汁地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可能每个警察背上都有几只像这样挠不掉的虱子吧，罗伊。所以你也不必太在意你那些悬案。”

走路把吉姆送回家以后，我回到停车场取车。开车经过麦克纳利·约翰逊书店时，我看到门口贴着一张小海报，说劳拉·韦思莱克博士周三下午要在这里办一场讲座。周三就是三天以后。我虽然不敢私下接近她，但我想，在拿书找她签名之后和她聊上几句，倒是未尝不可。看到这张海报对我来说是一个兆头，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

海报上没有照片，所以当晚我就去网上搜索她的照片。我隐约记得她的样子——当初找她问话时，她是一个又高又瘦、非常自信的姑娘，镇定地回答我的每一个问题——但是我回忆不起来她的脸。我找到了几张她最近的照片，仔细端详了一会儿，发现她的前额较高，目光冷峻，嘴唇边露出的表情也很严厉。从很多角度来讲，她并不漂亮，但是我明白为什么理查德·弗林会那么疯狂地爱上她。

***

三个月前，我应约翰·凯勒的要求，去西温莎镇警局的档案室复印了一些韦德案件的资料。现在，轮到我去普林斯顿警察局打听西蒙斯被控杀妻的案子了。在书稿中，这个案子只被理查德·弗林顺带一提，讲的都是从劳拉·贝恩斯那里听来的细节。来看看档案不会有什么不妥。这次谋杀发生在1982年，那是我调到西温莎警局的第二年。

我和布洛卡多警长通了电话。我很早以前就认识他，我们一起工作过。他没问多少问题，就允许我查看有关的档案。前台的一个伙计给了我一个访客胸章，然后我就去了地下室，那里有档案室和存放证物的房间。

从档案的布局摆放来看，这个地方和我离开那会儿相比没有什么变化。一个老警官，瓦勒·明斯基，也是我的熟人，塞给我一个旧纸箱，把我领到了一间临时的办公室。屋里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盏台灯、一台旧复印机，还有一些什么都没放的架子。他让我别着急，拿来的材料慢慢看，并且叮嘱我不能吸烟。然后他就离开了，留下我一个人做自己的事。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读了相关的文件，发现弗林在书稿中的描述虽然简单，但还是准确的。

德雷克·西蒙斯没有承认杀人，而且法官遵照约瑟夫·韦德的诊断结论，考虑到被告患有精神疾病，判决他无罪。西蒙斯被捕后，先是关在新泽西州立监狱，然后转入特伦顿精神病医院，在那里他遭遇意外，导致记忆丧失。

一年后，西蒙斯的外伤好了，转入了马尔波罗精神病医院，两年之后他从那里出院。法官把他转院到马尔波罗，后来同意释放他，都是因为约瑟夫·韦德写的专家评估意见。等西蒙斯被释放并接受监视以后，档案里面只有一份文件：1994年，法官遵照专家鉴定，下令取消对他的监视。

我记下了另两位专家的名字，1983年他们和韦德一道，在那份使西蒙斯得以出狱的精神鉴定报告上签了字。他们的名字是琳赛·格拉夫和约翰·T·库利。

接着我看到了一张电话号码表。

西蒙斯并不是在案发后当即被捕的，而是在他妻子死亡8天后。这张电话号码单，列出了从案发前直到德雷克被捕的这些天中，他家里接到和拨打过的电话。我把这张表格复印了一份，放在我的手提箱里。

处理西蒙斯案的警官尼古拉斯·奎因是我的同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死于心脏病突发。调查此案的另一个人可能是在我离开之后才进入警局的，名叫伊恩·克里斯托都罗斯。

我把纸箱还给明斯基警官。他问我有没有找到想要的东西。

“还不能确定，”我说，“你认识克里斯托都罗斯警探吗？他是调查这桩案子的警官。我认识此案的另一个调查人，奎因，但是他15年前就死了。”

“我当然认识他。5年前他调去了纽约警察局。”

“你知道怎么联系他吗？”

“嗯，稍等一下。”

“多谢了，瓦勒。”

“老朋友，客气什么。”

明斯基打了几个电话，和对方讲了些老婆出轨、老娘喝醉之类的笑话，一边讲还一边像抽风一样朝我挤眼睛。最后，他笑了，潮红的脸上显出胜利的神色。他在一张报事贴上写了个手机号码，递给我。

“显然，他还没有退休呢。他在布鲁克林的第67辖区，施耐德大道上。这是他的电话。”

我把克里斯托都罗斯的电话存进手机里，谢过明斯基，然后告辞了。

***

我和伊恩·克里斯托都罗斯约定，下午在展望公园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见面。同时，我也努力查询西蒙斯案另外两位精神专家的下落。

在网上一通搜索之后，我发现了一位叫琳赛·格拉夫的精神病医生，就在纽约东56街上开了一家诊所。诊所还有一个网站，我从中找到了格拉夫女士的简历。这个人百分之九十九就是我要找的人——1981年到1985年间，琳赛·格拉夫在州医学鉴定办公室工作，之后又在纽约大学教了6年书，1998年她和两个同事合开了那家诊所。

我给诊所打了电话，想做个预约，但是接电话的助理告诉我，格拉夫医生11月中旬之前都不在。我说我有一个特殊的问题，所以想和格拉夫医生在电话里谈一谈。我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她答应一定把话传到。

我没有查到约翰·T·库利的下落，但是已经到了和克里斯托都罗斯见面的时间。这个男人身材矮小结实，黑色头发，他的大胡子似乎刮掉之后一个小时就能长回原来的模样。此后的一个小时中，他用一种不很友善的语气，给我讲了他能回忆起来的西蒙斯的案子。

“那是我的第一个重大案件，”他说，“那之前，我刚到局里一年半的时间，处理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案子发生以后，我请求奎因让我当他的搭档。你懂的，你忘不了你的第一桩杀人案，就像你忘不了自己的初恋一样。但是那个杂碎，西蒙斯，侥幸逃脱了。”

他说他从来没有怀疑过，是德雷克·西蒙斯亲手杀了他的妻子，动机就是她有外遇。西蒙斯看上去是理智的，而又十分精明，所以当精神评估结果出来以后，整个警局的人都恶心坏了。

“铁证如山，如果上法庭，毫无疑问会判他终身监禁，不得假释，但是我们都无可奈何。这就是法律——专家的鉴定结果没人可以否决。他们把他送进了医院，过了几年他就又逍遥法外了。但我想老天还算有眼，因为疯人院里有人给他头上来了一下，于是他就真成神经病了。这是我听说的。仅仅一年之后，1984年，他们就把这条法律改了——有个人图谋刺杀里根总统，却因为精神问题被判无罪，于是国会就通过了精神疾病辩护改革法案。”

别过克里斯托都罗斯回家以后，我继续查找库利的下落，但还是一无所获。琳赛·格拉夫也没有给我回电话，但我对此也没抱太大希望。

晚上10点左右，正当我在看一集老电视剧《好汉两个半》时，戴安娜打来了电话。

我们已经有两三个星期没有联系了。互相客套了一番之后，她说:“你答应过我要帮个忙的。”

我想起来她说的是什么了：她让我帮她在很多年前她工作过的一家公司开张工作证明，她要申请退休用。我嘟囔了一句借口，答应第二天就去办。

“我就是问一下，”她说，“并不是那么着急。过几天我也可以自己飞过去，待上一个多星期，把事情办了。你还好吧？”

每次听到她声音的时候，我总感觉我们是几天之前才离婚的。“我挺好的，”我说，“还是我来办证明吧，我只是一时忘记了，刚刚才想起来。”这时，我才明白过来她打电话的真正意图，于是问:“是不是马特给你打电话了？”

有那么几秒钟，她没说话。

“这个大嘴巴，他没资格——”

“罗伊，这是真的吗？确定无疑了？有没有再问问别的医生的意见？我可以帮你什么吗？”

我感觉十分尴尬，就好像让戴安娜发现了我的什么丑事似的。我告诉她，我可能再也不想接受她的同情了。让她和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记得的僵尸共度余生，我想这对她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

“戴，我不想谈这个。现在不想，以后也不想。”

“我想过去和你待几天。除了这个该死的退休申请，我也没有别的事做。申请的事也不着急。”

“还是别了。”

“求你了，罗伊。”

“我和别人一起住了，戴。”

“你之前从来没有说过啊。”

“她上周才搬来的。我们是两个月前认识的，她叫利昂诺拉·菲利斯，印第安纳人。”

“印第安纳的利昂诺拉·菲利斯……你怎么不说她是迪士尼的米妮[4] 呢？我不信，罗伊。我们分开以后你一直一个人生活。”

“戴，我是认真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罗伊？”

“我得挂电话了，对不起。我会给你弄来证明的，我保证。”

“罗伊，我会去你那里的。”

“别来，戴，别来。”

我挂断了电话，瘫在沙发上，使劲挤着眼睛，直到挤得眼睛发疼，流下泪来。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黑人和白人的婚姻还不多见。我还记得我们俩走进酒吧的时候，人们看我们的眼神，有人敌视，有人愤怒，也有些是心照不宣的眼神，就好像我和戴安娜相爱是为了证明什么种族平等的观点。我们必须面对这些，而我至少不用去马萨诸塞州和她娘家人一起过圣诞，这让我得到一点点安慰。但是，后来我迷上喝酒以后，就失去了一切。当我喝醉酒的时候，我不仅仅是粗鲁，我是真的尖酸刻薄。我会执意冒犯她，把一切都怪罪到她头上，把最能伤害她的事情都说出来。甚至过了这么些年，当我想起来自己当时的嘴脸，胃里还是会感一阵恶心。

忘记这些事，这是我的病能带给我的唯一好处了——那样我就不会再纠结于这些事情了，因为我甚至不会记得这些日子曾经存在过。

离婚三年后，我参加过嗜酒者互诫协会，在奥尔巴尼[5] 的一家诊所做过治疗，终于戒掉了酒瘾。中间酒瘾复发过两次，让我费尽力气克服掉了。但是我知道，我内心深处还是个酒鬼，并且以后将一直都是。我知道，当我走进一家酒吧，点了一杯冰酒或者“杰克丹尼”，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有时候我会非常想重新抱起酒瓶，尤其是刚刚退休时，那时我一度觉得不再有什么是不可辜负的了。但是每一次我都告诫自己，嗜酒是死法最难看的自杀方式了；相比之下，别的方法都更快、更干净。

我穿好衣服，去公园里散了会儿步。公园就在距离我家100米的地方。它在一座小山上，中间有一片林中空地，我喜欢坐在空地的长椅上。那里，我可以看到城市里的灯光——这让我感觉犹如漂浮在一层层波浪般的屋脊上。

我在那里坐了大概半个小时，看着熙熙攘攘的行人：遛狗的，抄近路去山下车站的。然后，在悠然回家的路上，我心想，当我告诉戴安娜别来看我的时候，是不是做了世间最蠢的事。

[1] 《法律与秩序》：以纽约为背景的一部法律、破案主题的电视剧。——译者注

[2] 西部仔（Westies）：纽约曼哈顿的一个爱尔兰裔人黑帮。——译者注

[3] 这里指纽约的一个黑帮组织“甘比诺家族”，该组织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直活跃至今。“戈提”指约翰·戈提，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该黑帮的头目。——译者注

[4] 米妮：米老鼠的女朋友。——译者注

[5] 奥尔巴尼：纽约州首府。——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