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通过了《麦卡伦-沃尔特移民法》，夏威夷人纷纷奔走相庆，因为这部新的法律允许在东方出生的人取得美国公民身份。随后，各种学校纷纷开张，上了年纪的华侨和日侨在里面学习有关美国政府的各种知识。在那个年代，看到那些在农田里劳动了一辈子的老爷爷固执地背诵“立法、行政、司法”实在是司空见惯。

1953年，几百东方人为取得美国居民身份提出了申请——他们被剥夺这种身份已经太久太久了——黑眉毛吉姆・麦克・拉费蒂望着这支未来的民主党投票队伍源源不断地注入美国的政治生活，发表了一番演说，他大声疾呼：“这些人是群岛的创造，却被拒之门外。”

若说很多申请人并不稀罕这种“公民身份”也并不为过，但是从另一方面说，看着那些白发苍苍、饱经风霜的面孔在联邦法官宣读那些庄严的文字时容光焕发，这情形着实令人激动：“此时此刻，你已成为美国公民。”一个安详的商人突然抓住他那日本老母亲的手，把她拉出去，快乐地喊道：“我知道您能做到的，母亲！”这种情形也并不罕见。

在那些令人开怀的日子里，那些曾经抵死不学英语的老人成了真正的英雄。如今他们不得不开始学英语，否则就得放弃美国公民身份。子女们喊着：“爸爸爸爸，我对你说了二十年了，学着说点英语。但是你却不听，你聪明！现在你可当不上美国公民了。”

“但是我为何要当美国公民？”这些老人会问，“反正也没几年活头了。”

每到这时候，孩子们便迸出泪花，抽噎着说：“您一定得学英语，爸爸，因为我一直想让您当上美国公民。”

“对于我来说，一点儿意义也没有，”老人们说，“但是如果这能让你高兴的话，我学。”

“会让我高兴的，爸爸！这样一来，就连最后一点儿不一样也没有了。拜托您学英语吧。”

这些固执的东方老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执著精神走进语言学校的大门。他们在下午学习英语：“我看见了那个男人。”而晚上则一遍遍练习：“立法、行政、司法。”居然有那么多人掌握了这两个复杂的难题——这是他们强大毅力的明证——最终取得了美国的承认后，这些老人便理解了这两个难题的价值。在后来的岁月里，在美国大陆的选举中，只有百分之六十的合法选民愿意花时间投票。而在夏威夷，则有九成有资格者行使这份权利。他们明白民主的含义。

《麦克伦-沃尔特法案》在火奴鲁鲁两个家庭引起的效果恰恰完全相反。酒川五郎和酒川茂雄向固执的老父亲提出要他报名参加英语学校，并拿来一本解释三权分立的书的时候，酒川龟次郎用罕见的标准日语说了一句话：“我不想当美国公民。”儿子们吓了一跳。

五郎抗议道：“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龟次郎继续操着精确的日语说：“五十年前我刚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就应该给我这个身份。”

“爸爸！”茂雄劝他，“如今世道变了，别老想着五十年前了。”

“五十年来，人家一直告诉我们：‘你们这些肮脏的日本佬永远也成不了美国公民。’五十年了，人家一直说：‘滚回日本去。’现在他们又跑来告诉我：‘你是个体面的老人，龟次郎，最后我们愿意让你成为美国人。’你们知道我怎么说吗？‘你们来迟了五十年。’”

儿子们惊讶地发现父亲竟怀着如此强烈的感情，于是他们转向母亲，竭力劝说她，但她还没来得及对他们的逼迫做出反应，老龟次郎就冷冷地说：“顺子，不许你去参加考试。咱们当了一辈子顺民、良民，不需要一张纸来证明自己。”

接着，茂雄说出一个理由，引申出一个崭新的角度。他首先说：“爸爸，上次我几乎输掉了竞选，就是因为有人提起石井先生和他那面疯疯癫癫的日本国旗。人家说他是我姐夫，说我也许跟他有同样的想法。如今如果你又拒绝加入美国国籍的话，他们就又该叫嚣：‘说得没错吧！那该死的一家人全是亲日派！’”

老龟次郎想了一会儿，茂雄看出父亲不再是铁板一块了。在日裔老人中，没有哪个比龟次郎在上一次竞选中更扬眉吐气。他在自己的铺子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盯着儿子的巨幅海报，怎么也看不够。“咱们儿子！”他骄傲地对妻子说，“让人们全都给他投票。”茂雄赢得竞选之后，老人在卡卡阿克大街上胜利地走来走去，跑到所有的日裔家庭通知这个消息，让他们放心，说最后总算有人在伊奥拉妮王宫里保护他们了。

这鱼钩被龟次郎吞了下去，在嘴里转了一圈又吐出之后，茂雄又放出了另一个更加具有诱惑力的诱饵：“爸爸，如果你和妈妈成了美国公民，到了1954年，你们就能到投票站去，说‘把我们的选票给我儿子’，然后大摇大摆地走进去给我投上两票。”现在，茂雄看出父亲憧憬着选举那天，自己昂首阔步地来到投票站，妻子跟在四英尺之后。老人最喜欢风光排场，热衷于日常生活的繁文缛节，茂雄想起早年父亲曾穿着伊藤将军的军服站在演讲者身边，浑身洋溢着骄傲之情。那个时刻是龟次郎生命之中的巅峰时刻，能够与之媲美的只有二战中四个儿子朝着战场开拔的那个时刻。因此，接下来发生的事让茂雄猝不及防。

“我不入籍。”老人坚决地说，“如果这让你难过，茂雄，我很抱歉。如果我和你妈让你输掉了竞选，我很抱歉。但是，就跟吃凤梨的道理一样，有个时机问题，时机一过，凤梨吃在嘴里味道就是苦的。五十年来，我一直是夏威夷最出色的公民之一。我的儿子们一个闯祸的也没有。我本人也没有逃过一次税。所以，现在我没几天活头了，可美国却告诉我，我可以拥有美国身份，这简直是侮辱我的人格。让美国见鬼去吧。”

在这件事情上，龟次郎再也不愿意多说什么了。有一次，茂雄和五郎走到父亲身边，告诉他移民局有了一条新规矩：“在岛上住了很长时间的人可以不用参加英语考试。这就是说，爸爸，你和妈现在根本用不着去语言学校，也可以成为美国公民。”

“侮辱人格。”龟次郎说，孩子们便走开了。

茂雄与麦克・拉费蒂讨论过这个问题，他的合伙人说：“见鬼，你的老父亲说得没错。就好像告诉我们马萨诸塞州的人民一样：‘我们把你们踢出天主教长达两代人之久。现在你们全都可以当新教徒，并且可以竞选公职。’正如你父亲所说，这真是侮辱人格。”

“我不认为这两件事有什么可比性。”茂雄冷冷地说。

“也许你说得没错，”爱尔兰人赞同道，“如果对方不是那么较真的话，也许听上去还不错。”

“我下一次竞选可能会受到影响。”茂雄谨慎地说。

麦克・拉费蒂用低沉的声音说：“茂雄，如果你们家老头子不总是他现在的样子，那你也不会成为今天这样的人。如果你不是现在这样的人，我就不会想做你的合伙人。谁也夺不走他所赋予你的东西。”

“没错，但现在他在这件事情上反应太强烈，他说他要回到日本去住。”

“他不会习惯的。”麦克・拉费蒂预言。

“如果真是这样，下一次竞选我不就会受到影响了？”茂雄追问。

“我父亲说，”麦克・拉费蒂说，“有点小道消息不但无害，反而有益。这会让竞选的人感觉，候选人有时候也是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所以我当时才警告你，不要在打官司的时候揭发一个目击证人有情妇的事情——或者某个女性自己作证说她是人家的情妇——你的证据绝对会伤及自身，陪审员们会说：‘见鬼，我也有情妇，可我仍然是个清清白白的人。’所以，如果你家老头子不依不饶，茂雄，这对你也没什么坏处，至少不会影响到那些我们想要争取的选票，因为他们自己的老头子也是不依不饶。”这样一来，酒川龟次郎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的事，就正式宣告结束了。

玉珍的情况完全不同。自从八十八年前，玉珍来到火奴鲁鲁的那一天起，她就永远地抛弃了中国那个饥寒交迫的小村庄，决心成为夏威夷的永久居民。当年美利坚合众国将夏威夷群岛合并进来的时候，她就竭力寻求美国居民身份，但最终无功而返。从她那瘦弱的身体中延续出七百多名美国公民，而且其中无一违法乱纪之徒。她仍然将缴税证明藏在一只上锁的箱子里，长达将近一个世纪之久。现在玉珍听说自己有机会成为美国公民，她真心实意地觉得自己得偿所愿了。

因此，玉珍让哈佛大学学成归来的曾孙子艾迪・姬仔细研读新法律，并不断地缠着移民局追问，直到他们透彻地了解了每一个细节。语言学校第一个班级的学生到齐时，玉珍赫然在列，虽然已经超过了百岁高龄，玉珍仍然逼着自己的脑子转起来，坐在夜校的课堂里听着英语广播。然而，华人固有的思维方式太根深蒂固了，有一天晚上，玉珍不得不认输。她对香港说：“我现在已经学不会这种语言了。好多年前，为什么没有人逼着我学呢？现在我再也当不成美国公民了。”她悲伤地看着自己的孙子。

然而过了一阵子，艾迪带回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说某些上了年纪的东方人用自己的语言参加考试也可以入籍，只要不是文盲就可以，听到这个消息，玉珍垂下衰老的眼睛，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来，眼睛里闪着开心的光芒，说：“我得学写字。”

香港雇了一位先生，教老太太学这种世界上最难的语言。过了一段时间，显而易见的是，到了她这个年纪，已经学不动了，于是艾迪来到移民局坦率地说：“我的曾祖母已经一百零六岁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她更想成为一名美国公民。但是她不会说英语……”

“没关系！”测试官说，“现在她可以用中文参加测试。”

“但是她也不会读写中文。”艾迪接着说。

“这样啊！”测试官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走进后面的办公室，过了一会儿，一位华盛顿派来的官员布雷穆斯泰德先生走出来提了一个问题：“你说，这位老太太已经一百零六岁了？”

“是的，先生。”

“她有家庭吗？”

“也许是夏威夷最大的家族。”

“好极了！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具有如此传奇性质的案例。我们可以把这种照片送到亚洲进行宣传。你把全家人集合起来。我亲自对她进行测试，就不要求能读会写了。等一下。她能不能回答问题？我是说，她的脑子还清楚吧？”

“五洲姨娘的脑子清楚得很。”玉珍的曾孙子让他放心。

“因为我提的问题不能含糊。你知道的：立法、行政、司法。”

“我能陪在她身边，给她鼓鼓劲儿吗？”

“当然可以，但她的回答由我们的翻译转告，答案一定要正确。”

于是艾迪给曾祖母上了一长串填鸭式的课程，用客家话教她很多美国政府里复杂的规定，这一次，美国居民的身份像一颗银荔枝果一样挂在她面前。她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把一整本小册子背熟了。

“我们的国父是？”艾迪大声问。

“乔治・华盛顿。”

“是谁解放了黑奴？”香港继续问。

“亚伯拉罕・林肯。”小个子老奶奶答道。

艾迪说：“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她来到夏威夷的那年正是林肯去世的那一年。”

考试那天，移民局召集了几位摄影记者和穿着白色外套的官员，还有姬氏会差不多两百名成员。移民局告诉他们，老奶奶乘坐香港的别克车到达后要欢呼。玉珍走下汽车，推开艾迪的胳膊，她的身体已经缩成一点点，体重还不到九十磅，穿着过时的中式黑大褂。玉珍的头发已经剩不下几根了，她的眼窝深深下陷，充满传奇色彩的皱纹堆成一脸热切的笑容。玉珍并没有对一大家子人说话，她在心里默念着一句句对年迈的华人来说十分陌生的天书：“阿拉巴马州的州府是蒙哥马利；亚利桑那州是菲尼克斯；阿肯色州是小石头城；加利福尼亚州是萨克拉门托。”

几台照相机摆在测试室，一位主持人轻声说：“现在我们即将旁听的场景，每天都在美国大地的各个角落重复出现。一位德高望重的华人老奶奶——姬太太——在美国生活了九十年，她现在想要通过公民身份考试。姬太太，祝您好运！”

玉珍听到人家以这样的方式提起自己的名字并没反应过来，她看看摄像机，曾孙子急急说道：“看这边。这里才是测试官布雷穆斯泰德先生。”一位主持人宣布了华盛顿来的贵客的身份。灯光调整了一下，玉珍紧张得冒了汗：第一次在镜头前亮相的布雷穆斯泰德先生是个拙劣的演员，他用矫揉造作、故作亲切的语气问道：“现在，告诉我们，姬太太，我们国家的国父是谁？”

移民局的翻译把问题用客家话抛给老太太，香港和艾迪都把握十足地笑了，五洲姨娘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然而一阵沉默。摄像机纷纷停止拍摄，布雷穆斯泰德先生有些发窘，客家语翻译耸了耸肩。

“五洲姨娘！”艾迪用沙哑的声音轻声地说，“您知道答案。咱们的国父！”

“不许作弊！”布雷穆斯泰德不悦地说，“本次考试必须诚实。”

“我没有作弊。”艾迪辩解。

“他什么也没说。”客家话翻译用英语说。

“好了！”布雷穆斯泰德没好气地说，“不许作弊。这个问题是，姬太太，”他的声音突然又变得嗲声嗲气的，“我们的国父是谁？”翻译又用客家话翻译了一遍，玉珍还是没有回答。香港痛苦万状地瞪着祖母，手指头放在嘴边开合了几下，提示说：“看在上帝的份上，说话呀。”

对于苍老的玉珍来说，这个动作夸张到令她无法理解。她的一生都在追随别人：最初是英勇神武、头颅被挂在村里台子上的父亲；然后是那看不起自己有一双大脚的原住民丈夫；再接下来是怕她得了麻风病的孩子们；然后是拒不接受包括她在内的一切东方人的美利坚合众国。现在，玉珍要什么有什么，可她却偏偏说不出话来。她听不见人家问的问题，看不清身旁的人，她的一切感觉都麻木了。然而她的内心却体验着某种神圣的感觉，某个转瞬即逝的机会正在悄悄溜走，于是她抬起头，带着无声的焦虑看着周围的人。

她看见笑眯眯的布雷穆斯泰德，他已经紧张得快要尿裤子了，巴望着玉珍好歹能说点什么，好让自己出现在随后的镜头里。她看见年轻有为的艾迪正在给她传答案。她看见坚定的香港，香港现在肯定在为自己祈祷，祈祷她能够拯救家族的荣誉。接下来，玉珍越过香港的肩膀，看见一幅蚀刻画，画中人是一位早已死去的英雄，有着坚毅的下巴，戴着三角帽，这时，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客家语翻译最后一次焦急的提问：“姬太太，告诉他，谁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创始人？”仿佛是感情的堤坝打开了闸口，玉珍站起身来，指着乔治・华盛顿的蚀刻画，用尽力气大声说：“是那个人！”

她一开口便停不下来了：“阿拉巴马州的州府是蒙哥马利；亚利桑那州是菲尼克斯；阿肯色州是小石头城；加利福尼亚州是萨克拉门托……”

“告诉她够了！”布雷穆斯泰德喊道，“我还没问呢。”

“摄像机不要停。”拍摄导演也大声说。

“你！”香港朝翻译喊道，“接着翻译。”

“立法机构通过法律，”玉珍大声说，“行政机构负责执行，司法机构裁决它们是否违反宪法。”

“够了！”布雷穆斯泰德喊道，“告诉她，别着急。”

“《权利法案》规定人有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玉珍接着说，“军队不得搜查我的房屋。任何人不能以粗鲁的方式对待我。”她决心一点不漏地说下去，以防止别人做出对自己不利的决定，“国会为两院制，”她固执地说下去，“分别为参议院和众……”

她离开移民局大楼的时候，手里拿着美国公民的身份证明，等在外面的姬家人一片欢腾，她开心地从他们中间走过，跟每个人打着招呼，问：“你叫什么名字？”他们回答后，玉珍便知道他们谁是谁了。她把庞大的家族中的成员一一对号入座之后，才觉得他们其实既不是客家人也不是原住民，因为在夏威夷，这些古老的名字已经烟消云散了，所有乘坐“迦太基人”号来到这里的人们都被重新改造成一个新的群体。她想得没错，姬家人甚至不能算作华人：他们是美国人，现在玉珍自己也是美国人了。她站在香港的汽车旁边，口中喃喃道：“有了公民身份，这世道看起来都不一样了。”

但这些美好的词语并没有把焦虑的心情从香港的记忆中抹去，当时在测试室，他的五洲姨娘一言不发地呆坐着，像个中国的农村老太太。现在，香港低头看着玉珍的美国公民文件，方才的烦躁又浮现在心头，香港有些性急地说：“哦，五洲姨娘！你拿的这份文件根本不对。”他从她手中拿过那份文件，给她看那上面写着的陌生名字：查玉珍。但是当他把这个名字大声读给她听的时候，玉珍却十分镇静执拗地说：“我告诉那个好心人：‘既然我是美国人，你就得在文件上写上我的真实姓名。’”她一头钻进汽车，俨然一位完成了伟大旅途的小老太太。

入夜，为了公民身份折腾了一天的玉珍疲惫至极，她点燃油灯，脱光衣服，仔细检查自己身上有没有麻风病症状。手臂上没有肿块；手指完好无损；脸没有变形；双腿干干净净。她舒了口气，把油灯放在地上，好检查自己的一双大脚，天亮时，香港就是在那里发现了玉珍，枯瘦赤裸的尸体只剩了一把骨头，旁边放着一盏噼啪作响的油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