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迪没有上第一班大巴，而是来到圣安东尼奥市的街道上，对那些移动着的模糊身影和噪声也渐渐习惯了。那些大厦比他记忆中的更高，女孩们的裙子更短了，人们普遍比以前胖了，手机变得更小，各种东西的颜色也更暗了。人们不再有目光接触，匆匆擦肩而过，似乎急着赶去什么地方：推婴儿车的妈妈、生意人、小白领、逛街的行人、导游、小学生、快递司机、售货员和秘书，都是如此。每个人似乎都在努力去往什么地方，或者离开什么地方。

奥迪注意到一栋办公楼上挂着一个广告牌，上面并排印着两幅图：第一幅是一个穿西装戴眼镜的女性，头发往后束着，正在电脑前认真工作；第二幅仍旧是她，但是穿着比基尼，站在一片白色的沙滩上，碧蓝的眼睛映着大海的颜色。两幅图的下面写着一行字：“到安提瓜岛来迷失自己。”

奥迪喜欢那些小岛。他可以想象自己躺在沙滩上，一边慢慢晒黑，一边帮某个美女往肩膀上涂防晒油，任油滴顺着美女的脊背淌过她身上的沟壑。有多久了？整整十一年，他没有碰过一个女人。一个都没有。

每次奥迪决心登上一辆大巴，总会有什么东西分散他的注意力。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他买了一顶帽子和一副墨镜，还有一套换洗衣服、一双跑鞋、一块廉价手表、一条宽松腿的裤子和一个剪发器。在一家出售电话的小店，一个店员向他推销一种玻璃和塑料做成的光滑的长方形物体，还一个劲地说什么应用程序、数据包和4G之类的东西。

“我只想要一个能打电话的。”奥迪说。

除了手机，奥迪还买了四张先充钱才能使用的SIM卡，然后把他刚刚购置的这些东西塞进一个小帆布背包的口袋里。随后，他走进了灰狗大巴车站对面的一个酒吧，坐下来，看着来来往往的身影。有穿着军装、提着行囊的士兵从得克萨斯这个地区散布着的军事基地入驻或移出，他们当中有些人会跟从附近汽车旅馆里出来拉客的站街女搭话。

奥迪一边研究新买的手机，一边想着要不要给他妈妈打个电话。她现在应该已经知道他越狱的消息了。警察应该已经去过她家，说不定正在监听她的电话，或监控整座房子。奥迪的父亲去世以后，她就搬去休斯敦和她姐姐艾娃一起住。那里是她长大的地方，也是她曾经迫不及待想要逃离的地方，现在她又回到了原点。

奥迪的思绪飘远了。他还记得自己六岁的时候曾经悄悄从沃尔夫烟酒店的窗户挤进去，偷了几包香烟和口香糖。他哥哥卡尔负责把他举到窗口，之后等他跳出来的时候再把他接住。卡尔那时十四岁，在奥迪眼中是世界上最酷的哥哥，虽然他有时候很凶，很多小朋友都很怕他。卡尔的微笑是那种你一辈子也看不见几次的笑容。在某一瞬间，这微笑让人觉得可爱又可亲，那一瞬间过后，这个微笑就消失了，他看上去就像变了个人。

卡尔第一次坐牢的时候，奥迪每周都会给他写信。他并没有收到多少回信，但他知道那是因为卡尔不喜欢看书或写字。后来，当别人跟奥迪说起卡尔的事情的时候，奥迪也尽量不去相信他们。他想记住那个作为他偶像的哥哥，那个会带他去逛得州集会还给他买漫画的哥哥。

他们还会去特里尼蒂河边钓鱼，但是不能吃自己钓到的任何东西，因为那儿的河水受到了多氯联苯和其他化学物质的污染。大多数时候，他们钓上来的都是购物车或废弃轮胎。卡尔会一边吸大麻一边跟奥迪讲一些土里埋尸的故事。

“他们会用水泥让尸体沉到水底，”卡尔语气平淡地说，“这些尸体现在还在那儿，埋在泥里。”

他还跟奥迪讲了一些有名的黑手党和杀人犯的故事，比如克莱德·巴罗和邦妮·帕克[20] 小时候就生活在距离奥迪的出生地不到一英里的地方。邦妮上的是水门汀城高中，但是到了奥迪上学的时候，这所高中已经改名了。奥迪坐在邦妮坐过的教室里，外面的工厂虽然变了，但房子还是那些房子。

“邦妮和克莱德在一起生活了不到两年，”卡尔说，“但是他们把每一分钟都过得像最后一分钟。这真是个爱情故事。”

“我不想听你说他们接吻的事。”奥迪说。

“有一天你会愿意听的。”卡尔笑着回答。

卡尔往前探过身，开始讲述他们最后被围捕的情景，仿佛是在篝火边讲鬼故事。奥迪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在路易斯安那州赛勒斯市区外一条孤单的小路上，天还没亮，警察和得克萨斯游骑兵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开枪围捕了这对情侣。邦妮·帕克当时才二十三岁。她死后被葬在菲什特拉普公墓，距离奥迪和卡尔长大的地方只有不到一百米远（人们后来又把她的尸体移到了冠山公墓，和她的祖父母埋葬在一起）。克莱德则葬在一英里外的西高地公墓，直到现在还有人去那儿祭拜。

卡尔第一次进监狱是因为邮件诈骗和取款机诈骗，但真正毁掉他的是毒品。他在布朗斯维尔的得克萨斯州立监狱里染上了毒瘾，从此再也没能摆脱。他出狱的时候奥迪十九岁，正在读大学。奥迪开车到布朗斯维尔去接他。卡尔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穿着一件绿色条纹的衬衣和一条聚酯纤维裤子，身上披着一件就当时的天气来说过于厚重的皮夹克。

“你穿那个不热吗？”

“我宁愿穿着也不想拿在手上。”卡尔说。

奥迪那段时间还仍然坚持打棒球，也坚持去健身房。

“你看起来气色不错，小伙子。”

“你也是。”奥迪说，但那不是真的。卡尔看上去疲惫不堪、枯瘦憔悴、充满愤怒，仿佛渴望着某种他无法企及的东西。人们都说奥迪是他们家最聪明的——说得好像智力是由联邦快递送来的，而你那天必须在家迎接，否则就会被退回去一样。然而这一切跟头脑并没有什么关系，只关乎勇气、经验、欲望和其他一些东西。

奥迪载着卡尔在他们以前住的街区兜了一圈。那儿比卡尔记忆中的繁华，但是仍然有低档的沿街零售店、连锁店、烂尾楼、毒窟和辛格尔顿大街上从车里拉客的妓女。

在一家7-11便利店，卡尔盯着两个进来买思乐冰饮料的高中女生。她们穿着毛边牛仔短裤和紧身T恤，她们认识奥迪，朝他笑，还跟他打情骂俏。卡尔在旁边说了一句什么，那两个女孩瞬间止住了笑容。奥迪惊讶地凝视着他哥哥，从他身上看出了一些新的东西：一种刻骨的、几乎让人恐惧的自我厌恶。

他们买了半打啤酒，来到特里尼蒂河边的铁路桥下，坐了下来。火车在他们头上疾驰而过，朝着联合车站开去。奥迪想问卡尔在监狱里的情况。里面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那些故事有一半是真的吗？然而卡尔问他身上有没有大麻。

“你现在可是在假释期间。”

“它们能帮我放松。”

兄弟俩静静地坐着，看着棕色的河水打着旋涡流淌而过。

“你真的相信河底埋着尸体吗？”奥迪说。

“我相信。”卡尔回答。

奥迪告诉卡尔，他申请到了休斯敦莱斯大学的奖学金，可以拿来支付学费，但是他得自己挣生活费，所以他在保龄球馆打了两份工。

卡尔一直喜欢拿奥迪是“这个家里最有脑子的人”打趣，但是奥迪觉得哥哥私下其实很为他骄傲。

“你今后打算干什么？”奥迪问道。

卡尔耸了耸肩，把手里的啤酒罐捏扁了。

“老爸说他可以在建筑工地上给你找个活儿。”

卡尔没应声。

后来，当他们终于开车回到家，卡尔和家人的团聚自然少不了拥抱和眼泪。他们的母亲不停地从后面抓住卡尔，好像他会逃走似的。他们的父亲也一改平日的习惯早早从修车场回了家。虽然他没说多少话，但是奥迪看得出来，他非常开心。

一个月后，奥迪在休斯敦开始了大学第二学年的学习，直到圣诞节才回了一趟达拉斯。那时，卡尔已经躲在一间高地上的房子里做着各种不知名的杂活儿。他和之前那个女朋友也早已分道扬镳，骑着一辆他“帮一个朋友照看”的摩托车。他看起来很不安分，有点神经质。

“我们来玩牌吧。”卡尔提议。

“我在努力存钱呢。”

“说不定你可以赢些钱。”

卡尔最终还是说动了奥迪，只是在玩的过程中老是改变游戏规则，说他们在监狱里就是这么玩的，所有的改动似乎都有利于卡尔。最后，奥迪把他为上大学存的钱都输光了。卡尔出去买了几瓶啤酒，还有一些冰毒。他想一醉方休，他不理解为什么奥迪会选择回家。

接下来那个夏天，奥迪在保龄球馆和修车场打了两份工。卡尔有时会来找他，问他借钱。他们的姐姐贝尔纳黛特开始跟一个在市区银行工作的男生约会。那个男生有一辆新车，平时也都衣着光鲜，卡尔对此不以为然。

“他以为他是谁？”

“他没做错什么啊。”奥迪说。

“他自以为比我们厉害。”

“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看得出来，他总是显出高人一等的样子。”

卡尔不想听任何人跟他说什么有人是通过努力工作住进大房子或开上好车的。他更倾向于怨恨他们的成功，就像站在别人举办派对的屋外，鼻子贴在窗户上，看着屋子里旋转摇摆的裙子和随音乐起舞的女孩们。他的注视不仅带着嫉妒，还有质疑、愤懑和饥渴。

又过了一阵，一天晚上十点左右奥迪接到一通电话。卡尔说他正在东达拉斯的一家酒吧里，他的摩托车坏了，想找人接他回家。

“我不会去接你。”

“我被人抢了，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于是奥迪开车穿过小城，停在酒吧门口。那家酒吧有一个迪克西啤酒形状的霓虹灯招牌，地板上满是烟头灼痕，像是被人踩扁的蟑螂。酒吧里还有摩托车手在打台球，母球撞击的声音就像有人在抽鞭子。酒吧里唯一的女人看上去四十多岁，穿得却像个十几岁的少女，在点唱机前胡乱跳着舞，一帮男人在旁边看着她跳。

“喝杯酒再走吧。”卡尔说。

“你不是说你没钱了吗？”

“我赢了些钱，”卡尔指了指台球桌，“你想喝什么？”

“什么都不想喝。”

“来瓶七喜吧。”

“我要回家了。”

说完，奥迪开始往外走。卡尔跟着他来到停车场，对于弟弟在他新朋友面前对他甩脸的行为很是不满。他的瞳孔有些散开，两次想去抓车门把手都没抓到。回家的路上奥迪一直开着车窗，免得卡尔想吐。他们一路无话，奥迪一度还以为卡尔睡着了。后来卡尔开口了，声音听起来像一个走丢的小孩。

“没有人会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

“耐心点。”奥迪对他说。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滋味，”卡尔在车里直了直身，“我现在只需要干一票大的，那样我就可以安心了。我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到别的地方重新开始，那里没有人会戴着有色眼镜看我。”

奥迪不太懂他的意思。

“帮我抢一家银行。”卡尔说，语气仿佛这事再应该不过了。

“什么？”

“我可以分你五分之一，你只要帮我开车就行，不用进银行，就待在车上。”

奥迪笑了：“我才不会帮你抢银行。”

“你只要开车就行。”

“如果你想挣钱，那就去找份工作。”

“你说得容易。”

“这话什么意思？”

“你是咱们家的骄傲，宠儿。我也不介意做那个浪子——只要早点把我应得的那份财产给我，你这辈子都不用再见到我了。”

“家里没什么财产。”

“那是因为好事全都被你占了。”

他们回到父母家。卡尔睡在自己以前的房间。奥迪半夜渴醒了，起来找水喝。黑暗中，借着半开的冰箱透出的那缕光线，他发现卡尔正坐在厨房里，光映在他脸上。

“你吃了什么？”

“只是一点帮我入睡的东西。”

奥迪洗了一只杯子，转身打算离开。

“我很抱歉。”卡尔说。

“为什么这么说？”

卡尔没有回答。

“全世界闹饥荒、全球变暖、生物进化，你为哪样道歉？”

“我让你们失望了。”

奥迪回到莱斯大学，第二年，他就已经成了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他每天在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面包店值晚班，第二天再带着满身面粉去上课。一个看着像啦啦队队长、走路像T台模特的女孩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面团男孩”，这外号后来还流传开了。

接下来那个圣诞节，奥迪回家后发现自己的车不见了。卡尔借走了，还没来得及还。另外，卡尔也不在家里住了，而是在汤姆朗德里高速路旁的一家汽车旅馆和一个看起来像妓女的人住在一起，还生了个小孩。奥迪找到他的时候，卡尔正坐在游泳池边，穿着那件他离开布朗斯维尔时穿的皮夹克，目光有些呆滞，椅子下面散落着压扁的啤酒罐。

“我需要我的车钥匙。”

“我待会儿给你送过去。”

“不，我现在就要。”

“车没油了。”

奥迪并不相信他的话。他坐上驾驶座，转动钥匙，引擎响了两声又熄火了。他把钥匙扔回给卡尔，坐大巴回家了。然后，奥迪抓起棒球棍，走进球场，连击八十个投球才消了气。

直到后来，奥迪才琢磨出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离开汽车旅馆之后，卡尔给车加满了油，开到哈利海恩斯大街上的一家烟酒店。他从冰箱里拿了一包六听装的啤酒，又拿了几袋玉米片和几包口香糖。售货员是一个来自中国的老头，穿着一件带名牌的制服，只是谁也不认识那上面刻的到底是什么名字。

店里当时除了卡尔只有一个顾客。那人远远地蹲在货架另一头，正为他怀孕的太太找着某种特殊口味的多力多滋玉米片。这个人名叫皮特·阿罗约，是个警察，他刚下了班，太太黛比就等在门外，吃着冰激凌，因为她特别想吃又香又甜的东西。

卡尔朝售货员走过去，从外套里掏出一把布朗宁点二十二自动手枪，抵在老头的头上，让他把收银机里的钱都取出来。老人用中文说了很多求情的话，但卡尔一句也听不懂。

皮特·阿罗约应该是从过道上方悬挂的圆形凹面镜里看到了卡尔。他悄悄地向卡尔靠近，同时从身后掏出配枪，弓着身子，把枪口对准了卡尔，然后让他把手举到空中。就在这时，黛比推门走了进来，她的肚子已经大得像万圣节的南瓜灯。她看到了手枪，开始尖叫。

皮特没有开枪，但卡尔开了。警官倒了下去，同时射出了一串子弹。卡尔朝门外停着的汽车跑去，背上挨了一枪，但最终还是爬上车开走了。医务人员对皮特·阿罗约抢救了四十分钟，但他还是在去往医院的路上去世了。那个时候，目击者已经向警方描述了枪击者的外貌，说他车上可能有同伙专门负责开车。